保姆与雇主的法律关系不宜认定为雇佣法律关系

第一篇：保姆与雇主的法律关系不宜认定为雇佣法律关系

保姆与雇主的法律关系不宜认定为雇佣法律关系

最近，上海徐汇法院审理了一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案件中，A请了个保姆B来照顾她脑瘫的儿子，一天，A夫妇上班去了，家里只有保姆和她的儿子，有人敲门，保姆打开了房门，进来的是一个入室抢劫的歹徒，歹徒把上前阻拦的保姆杀害。因歹徒已被执行了死刑，保姆的家人状告A请求其赔偿，法院审理后判决A赔偿16万余元。

本案争议的焦点就是雇主与保姆之间的法律关系到底是雇佣合同关系还是服务合同关系？因为雇佣合同关系适用无过错原则，服务合同关系适用公平原则。

根据王泽鉴先生观点，雇佣合同，“即受雇人于一定或不一定之期限内，为雇佣人服劳务，雇佣人负担给付报酬的契约”。实际上，在雇佣关系中，雇主与雇员之间具有特定的人身关系，即雇员在受雇期间，其行为受雇主意志的支配和约束，同时，雇主与雇员之间有着特定的利益关系，即雇员在受雇期间所实施的行为，直接为雇主创造经济利益和其他物质利益，雇主承受这种利益，雇员据此得到报酬。正是因为雇员与雇主之间的特定关系，决定了雇佣关系具有区别于其它关系的显著特点：１、雇员的义务不能转移，必须亲自履行；２、雇员对雇主有着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雇员没有自主工作的权利，雇主随时可以改变雇员的工作内容，雇员的工作处于雇主的监督之下，当雇员工作失误或违反雇主的工作纪律时，雇主还可以对雇员进行处分；３、雇员的劳动力已商品化，雇主可以从雇员的劳务中获取利益；４、雇员享有受劳动保护的权利。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雇佣关系区别于其它关系的基础，这也是雇主对雇员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基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选择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本案法院就是以此做出上述判决的。

然而，虽然保姆是家庭雇工的一种，但其所实施的行为属于家政服务行为。保姆向雇主提供的服务行为，与雇佣关系存在明显的区别：雇佣关系中雇员提供的是劳力，雇主支付雇员的仅仅是劳力的价格，雇主可以从雇员生产的商品或所做的行为中，取得一定收益，该收益一般应高于劳动力的价格。而在家政服务中，保姆所从事的服务行为，并不能使接受服务的雇主从服务中取得其它收益。雇佣关系成立后，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而保姆与雇主的地位却是平等的，不受雇主的控制和支配。保姆的工作实现都是约定好的，一般不能依雇主的意愿为转移，其在按约完成一定的服务后，并不受雇主的其它管理。而且家庭雇工从事的劳务一般而言比较安全、简单，如因家庭雇工在工作中受到损伤而要求雇主承担属于严格责任的无过错责任，则对雇主显失公平。难怪本案原告说“我没听说谁家请保姆还得给保姆配个保安”。

因此，雇主与保姆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宜认定为雇佣合同关系，而应认定为服务合同关系。

第二篇：劳动法律关系与雇佣法律关系的区别

具体要看你们的合同是怎么签订的，也可能是平等的主体之间签订，那就不属于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我觉得更多是雇佣关系。

一、劳动法律关系

劳动法中所称的劳动关系，包括劳动合同关系和事实劳动关系。劳动合同关系应是指机关、企业、事业、社会团体、个体经济组织（统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依照劳动法的规定，签订劳动合同，使劳动者成为用人单位的成员，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从事用人单位指定的工作，并获取劳动报酬和劳动保护所产生的法律关系。事实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虽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双方实际履行了劳动法所规定的劳动权利义务而形成的劳动关系。

1：它的主体双方具有平等性和隶属性的双重性质。劳动法律关系主体一方是劳动者，另一方是用人单位。在劳动法律关系建立前，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是平等的主体，双方是否建立劳动关系以及建立劳动关系的条件由其按照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依法确定。劳动法律关系建立后，劳动者是用人单位的职工，处于提供劳动力的被领导地位；用人单位则成为劳动力使用者，处于管理劳动者的领导地位，双方形成领导与被领导的隶属关系。

2：劳动法律关系具有国家意志为主导、当事人意志为主体的属性。劳动法律关系是按照劳动法律规范规定和劳动合同约定形式形成的，既体现了国家意志，又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共同意志。劳动法律关系具有较强的国家干预性质，当事人双方的意志虽为劳动法律关系体现的主体意志，但它必须符合国家意志并以国家意志为指导，国家意志居于主导地位，起统帅地位。

3：它具有在社会劳动过程中形成和实现的特征。劳动法律关系的基础是劳动关系。只有劳动者同用人单位提供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实现社会劳动过程中，才能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劳动法律关系。实现社会劳动过程，也就是劳动法律关系得以实现的过程。

二、雇佣法律关系

雇佣关系是指受雇人与雇佣人约定，由受雇人为雇佣人提供劳务，雇佣人支付报酬而发生的社会关系。实际生活中常见的雇佣形式有：家庭雇佣保姆，私人之间的雇佣（如车主雇人开车），雇请钟点工，聘用离退休人员，不具有招工资格的单位（如法人内部机构）招用临时工，等等。

1：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雇佣关系是以提供活劳动而不是劳动成果为目的，这一关系是在劳动过程中而非流通领域中产生的。

2：受雇人与雇佣人是劳动力使用权的让渡者和受让者之间的关系。也即受雇人是使用雇佣人提供的生产资料来实现劳动的过程，这时的劳动力所有权与使用权是相分离的。

3：雇佣关系双方为一方出卖劳动力商品，一方支付劳动力价格（工资）的对价关系，故具有财产性；劳动行为的提供与受让为专属行为，故又具有人身性。所谓“专属性”，是指雇佣人非经受雇人同意，不得将其劳动力请求权让与他人；受雇人非经雇佣人同意，不得使他人代为提供劳动力。劳动行为这种必须“亲自履行”、不能转让及不适

用委托代理的特点，是由劳动力商品直接依附于劳动者人体、与劳动者人身须臾不能分离的本性所决定的。

4：雇佣关系当事人间为劳动力使用权自由出让与受让之协议关系，故具有平等性；雇佣关系成立后，雇佣双方之间遂建立起一种指挥与服从的内部管理关系，故又具有隶属性。法律关系

三、劳动法律关系与雇佣法律关系的区别

1：从主体范围来看，雇佣关系主体范围相当广泛，凡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均可形成雇佣关系，而劳动关系主体具有单一性，即一方只能是劳动者个人，另一方面只能是用工单位。

2：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是否具有行政隶属关系。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有行政隶属关系，有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劳动者必须在高层服务以用人单位的情形下进行；在雇佣关系中，尽管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也要接受用人单位的监督，管理和支配，用人单位的各项概率制度对劳动者通常不具有约束力。但人身的依附程度及有前者这般强烈，劳动者在实际工作中有时也具有相对独立的一面。

3：用工单位对劳动力是否享有支配权。劳动关系中用工单位享有劳动力支配权，小工在为用人单位服务的同时，一般不能再为其他单位服务，而雇佣关系中劳动者可身兼数职，今天为这个厂搬运，明天可为那个厂挑货。

4：从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来看，雇佣关系中，雇工一般占有生产资料，而劳动关系中，用工一方是生产资料的代表者或所有者，劳动者本身不占有生产资料。

5：从权利义务实现途径来看，雇佣关系强调成果之给付，而劳动关系则强调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劳动过程。如木工受他人雇佣制作家具，菜贩按时向饭店供货等，虽然也与劳动相联系，但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只决定于劳动的成果，并不涉及实现劳动过程问题，权利和义务的发生与劳动过程无关。

6：劳动人员是否连续稳定地从事工作。一般来说，劳动关系中劳动者有长期、持续、稳定在用工单位工作的主观意图。例如鞋厂招做鞋底长工，一般让小工准备长做，招用临时撤资工就不同，临时搬货工今天做了明天就有可能不做，就不能算形成劳动关系，雇佣关系中劳务人员具有临时性。

四、劳动法律关系和雇佣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

1、法律关系性质不同，导致解决纠纷所适用的法律程序不同。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因劳动法律关系而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必须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即劳动仲裁程序是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前置程序；雇佣法律关系发生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2、二种法律关系所适用的时效期间不同。劳动关系发生争议，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六十日内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雇佣法律关系发生争议，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人诉讼时效期间2年，且存在中止、中断的延长的情况，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当事人仅失去胜诉权。

3、二者所适用的法律不同。当事人因履行劳动法律关系而引发的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方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雇佣法律关系在履行中所发生的争议，主要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纵横法律网 魏瑞彪律师

第三篇：保姆与雇主服务合同关系非雇佣关系

保姆与雇主服务合同关系非雇佣关系

煤气中毒，保姆与主人双双死亡

摘要：在雇佣关系中，雇主与雇员之间具有特定的人身关系，即雇员在受雇期间，其行为受雇主意志的支配和约束，同时，雇主与雇员之间有着特定的利益关系，即雇员在受雇期间所实施的行为，直接为雇主创造经济利益和其他物质利益，雇主承受这种利益，雇员据此得到报酬。正是因为雇员与雇主之间的特定关系，决定了雇佣关系具有区别于其它关系的显著特点：１、雇员的义务不能转移，必须亲自履行；２、雇员对雇主有着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雇员没有自主工作的权利，雇主随时可以改变雇员的工作内容，雇员的工作处于雇主的监督之下，当雇员工作失误或违反雇主的工作纪律时，雇主还可以对雇员进行处分；３、雇员的劳动力已商品化，雇主可以从雇员的劳务中获取利益；４、雇员享有受劳动保护的权利。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雇佣关系区别于其它关系的基础，这也是雇主对雇员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基础。

刘法官说，本案中王珍所从事的保姆是家庭雇工的一种，其所实施的行为属于家政服务行为。保姆向雇主提供的服务行为，与雇佣关系存在明显的区别：雇佣关系中雇员提供的是劳力，雇主支付雇员的仅仅是劳力的价格，雇主可以从雇员生产的商品或所做的行为中，取得一定收益，该收益一般应高于劳动力的价格。而在家政服务中，保姆所从事的服务行为，并不能使接受服务的雇主从服务中取得其它收益。雇佣关系成立后，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而保姆与雇主的地位却是平等的。保姆在按约完成一定的服务后，并不受雇主的其它管理。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４日夜，南京市民朱虹放心不下患有哮喘病的８０多岁的老母亲，就打电话给母亲李英问安。然而电话响了很久，就是无人接听，朱虹心中顿生一股不祥之兆，急忙赶往母亲的居住处———南京市玄武区同仁新寓小区，打开母亲的家门，只见屋内煤气弥漫，母亲伏在封闭阳台的书桌上，手按着报纸，很安详，像是睡着了一般。１０天前刚招聘回来的６０岁的保姆王珍，倒在厨房门口，脸部朝上。

警方排除了他杀和自杀的可能，认定两人系煤气泄漏造成的意外死亡。

李英死前是一位退休教师，几年前，她患上了哮喘病，生活起居由朱虹和朱庆轮流照顾，但朱虹已经５６岁了，患有严重的高血压，朱庆也有５３岁，患有糖尿病，姐弟俩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只能从母亲的退休工资中拿出些钱，聘请一个保姆。

２００５年３月６日，朱虹以每月４００元的工资，从职介所聘请了来南京打工的安徽省来安县的王珍，为李英提供保姆服务。王珍主要是照应李英的日常生活，帮助烧饭、洗衣、打扫卫生等日常工作。

”鞠肭敫霰Ｄ罚好让母亲安度晚年，没料到保姆进门不到１０天，母亲却死于非命。朱虹和弟弟倍感伤心，认为保姆王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王珍长期生活在农村，又不识字，没有使用过煤气灶具，一进家门，朱虹就再三向她交代，要注意电、煤气的安全使用，没料到最后还是出了重大祸端。

然而，王珍的丈夫、儿女得知王珍来南京打工走上不归路后，立即从老家来了２０多人讨“说法”，对朱氏姐弟兴师问罪。他们认为，朱氏姐弟没有为王珍提供安全保障，负有很大责任。这些人情绪非常激动，见东西就要砸，见到朱氏姐弟就要打。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地方派出所及时介入。在派出所的主持调解下，双方签定了协议：朱虹、朱庆补偿王珍家人６０００元，王珍家人不再追究，并约定本次事故一次性了断。

自认雇佣关系，保姆的亲属索赔５万元

今年４月中旬的一天，正在家里休息的朱虹，突然接到南京市玄武区法院发来的传票。原来，王珍的丈夫和４个子女将朱虹、朱庆姐弟俩告上了法院，要求两名被告再赔偿原告因王珍死亡造成的损失５万元。

“不是谈好一次性了断了吗？怎么又冒出官司来了？”姐弟俩从没有打过官司，对法律了解不多，于是就委托杨继军律师代理此案。

今年５月２６日，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上，原告、被告围绕焦点问题激辩，双方各不相让，并都拒绝法院调解。

第一个焦点是，朱虹、朱庆与王珍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

原告认为，王珍是由两名被告从就业市场直接雇佣的，并以自己的劳动完成两被告安排的工作，其工作环境、条件均由两被告提供，其报酬支付为按月支付，是典型的用工。两被告与王珍之间是雇佣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桓娴穆墒θ衔，王珍作为家政服务人员，与接受服务者之间形成的是服务合同关系，此种关系与原告所主张的雇佣关系有严格的区别，不能适用雇主责任。如果接受服务者提供的工作环境、条件并无不当，其对服务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受到的损害，不负赔偿责任。

双方辩论的第二个焦点是，如果本案中雇佣关系成立，雇主是谁？

原告认为，在雇佣关系中，雇主是本案的两被告。主要理由是，王珍是朱虹到劳务市场所请，朱庆知道并认可朱虹对王珍的雇用，李英是被照料对象，且两被告是义务人，王珍被雇用完成两被告的义务，所以两被告是雇主。此外，事故发生后，两被告支付并分担６０００元的行为，是他们对王珍雇佣关系的再次确认。

朱虹、朱庆均提出，本案中真正雇请王珍的是两被告之母李英，保姆的工资实际是由李英支付。

双方辩论的第三个焦点，王珍家属与被告在公安机关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否有效。

原告王珍的丈夫认为，公安机关主持的调解其本人未曾参与，并且调解协议中补偿的是后事处理费用，对赔偿没有提及。原告王珍的４个子女则提出，当时念及死者入土为安，遂先接受了这６０００元，而且与两被告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在重大误解情况下签的字，当时认为这６０００元是善后处理费用，不是死亡赔偿金。

朱氏姐弟和他们的代理律师指出，此事已在公安机关主持下，双方签定了调解协议，王珍的丈夫虽然没有在调解书上签字，但自始至终参与调解。被告出于同情，同时为了息事宁人，同意负担王珍后事处理费用，并约定一次性了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１年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规定：一般人身损害赔偿，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在公安机关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后„„其不能证明在订立协议时具有无效或者可撤销情形的，应认定协议有效。

法庭上，朱虹、朱庆认为，为母亲请保姆，是为了照顾好母亲，没料到保姆失职，导致母亲死亡，不排除向原告反诉。

原告针锋相对地说，当时很有可能是两被告的母亲李英没有将煤气灶关紧，导致王珍煤气中毒。

因为两人同时死亡，死人不能开口讲话，煤气中毒死亡，到底责任在谁？双方把这一难题交给了审判法官，都请求法官要公正裁定。

法院认定服务合同关系，判定雇主无须担责

２００５年７月５日，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宣判，认为双方雇佣关系不成立，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审判此案的刘法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阐述了其判定的理由。

法院认为，在雇佣关系中，雇主与雇员之间具有特定的人身关系，即雇员在受雇期间，其行为受雇主意志的支配和约束，同时，雇主与雇员之间有着特定的利益关系，即雇员在受雇期间所实施的行为，直接为雇主创造经济利益和其他物质利益，雇主承受这种利益，雇员据此得到报酬。正是因为雇员与雇主之间的特定关系，决定了雇佣关系具有区别于其它关系的显著特点：１、雇员的义务不能转移，必须亲自履行；２、雇员对雇主有着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雇员没有自主工作的权利，雇主随时可以改变雇员的工作内容，雇员的工作处于雇主的监督之下，当雇员工作失误或违反雇主的工作纪律时，雇主还可以对雇员进行处分；３、雇员的劳动力已商品化，雇主可以从雇员的劳务中获取利益；４、雇员享有受劳动保护的权利。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雇佣关系区别于其它关系的基础，这也是雇主对雇员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基础。

刘法官说，本案中王珍所从事的保姆是家庭雇工的一种，其所实施的行为属于家政服务行为。保姆向雇主提供的服务行为，与雇佣关系存在明显的区别：雇佣关系中雇员提供的是劳力，雇主支付雇员的仅仅是劳力的价格，雇主可以从雇员生产的商品或所做的行为中，取得一定收益，该收益一般应高于劳动力的价格。而在家政服务中，保姆所从事的服务行为，并不能使接受服务的雇主从服务中取得其它收益。雇佣关系成立后，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而保姆与雇主的地位却是平等的。保姆在按约完成一定的服务后，并不受雇主的其它管理。

因此，法院裁定认为，作为保姆的王珍，虽受雇于雇主并向雇主提供家政服务，但其家庭雇工的性质与雇佣关系中的雇员并不相同，其与雇主之间所形成的关系亦有别于雇佣关系，而是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就雇用家庭雇工的雇主而言，其性质亦不同于雇佣关系中的雇主，并不从家庭雇工的劳动中直接获得收益。而家庭雇工从事的劳务一般而言比较安全、简单，如因家庭雇工在工作中受到损伤而要求雇主承担属于严格责任的雇主责任，则对雇主有失公平。因此，雇主责任在本案中并不适用。

关于原告主张本案两被告系王珍的雇主。法院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朱虹经中介机构介绍，雇请王珍作为李英的保姆，因此认定，作为家庭雇工的保姆王珍，其相对的雇主应是被告朱虹。即便如此，因朱虹与王珍之间形成的是服务合同关系而非雇佣关系，而且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为王珍所提供的工作环境、条件不当并致使王珍在工作过程中受到损害以致死亡，所以被告对王珍的死亡不负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在公安机关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并已实际履行，原告关于调解协议有失公正的主张与事实不符。

南京大学一位民法专家指出，尽管２００４年５月１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了“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没有具体规定保姆与主人之间的关系是雇佣关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１年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对从事家政服务的人员与接受服务者之间的关系作了进一步明确，而且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不冲突，所以，南京市玄武区法院作出的以上判决是正确的。

第四篇：有关母公司与子公司法律关系的案例

 有关母公司与子公司法律关系的案例

 案情介绍: A 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设立B有限责任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又设立C分公司。甲厂分别与B,C签订买卖合同，向它们供货，价款各为60万。但B,C收货后迟迟不付款，甲久催未果，遂以A公司为被告向法院起诉。 请问： A公司是否承担法律责任？

评析：本案包括两种情况。A公司承担的法律责任有所不同，第一，对B与甲订立的合同A公司不承担责任。B虽然是A公司投资建立的子公司，但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子公司与母公司民事责任相互独立，B拖欠的货款应由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第二，对C与甲签订的合同，A公司承担法律责任。C公司作为分公司，虽可进行经营活动，但不具有法人资格，无独立财产，无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

 有关公司董事，经理义务的案例

 案情介绍：A为甲服装公司董事。A与公司外人员B设立乙制衣有限责任公司，其产品与甲公司产品相同。为设立该公司，A以甲有限公司的资产为C个人的债务进行担保。在该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期间，A共得收入20万。 请问：A得行为在哪些方面违反了《公司法》？应如何处理？

 评析：根据《公司法》规定，董事，经理有忠实得义务，竞业禁止得义务，具体体现为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或从事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活动；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做担保，A为公司董事，与他人共同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生产与本公司相同产品的行为违反了相关规定。以公司资产为C做担保也违反了规定。

 甲有限公司可要求将A从事上述经营活动的收入20万收归公司所有。担保行为，可以请求法院宣告担保行为无效。另外，甲公司可以给A相应的处分，包括解除其董事职务。如造成损失，可以追究其赔偿责任。

 例：某公司的股本总额为100万元，其中80万元为普通股，20万元为优先股，其固定股息为15%。如果公司年终决算的结果除提存公积金及其他开支外，尚有套利30万元，可作为红利进行分配，其计算过程：

 可分红的金额为30万元

 分派给优先股的数额为30×15%=4.5万元  可分派给普通股的数额为30－4.5=25.5万元

 该年普通股所分得的股利率为25.5万元÷80万元=31.875% 

优先股：15% 

普通股：31.88%  为吸引投资者认购优先股，发行参与优先股



参与优先股——指股东除优先按规定的股利率领取股利外，还有权与普通股的股东一起以平等的比例分配其余的盈利，即可以取得双重的分红权

 案情介绍：1995年10月，中国的A,B,C三家企业与公民D协商，决定共同投资设立一以批发商品为主的有限责任公司，三企业各出资10万元，D以劳务出资，公司注册资本为40万元，四方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公司还设置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并以董事会为公司权利机构，公司还准备在批准设立后向当地公开发行股票，各方委托A企业于同年11月向当地政府部门办理报批手续。 请问：该公司能否成立？其在设立过程中有哪些违法事项？

 评析：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以劳务出资，D以劳务出资违反了规定；公司的资本必须达到法定最低资本额，中国公司法规定从事生产经营，商品批发的公司最低资本额为50万元人民币，40万元不能满足最低资本的要求；股东会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最高权利机构，不能以董事会为最高权利机构；有限责任公司不能对外公开募集资本，所以不能发行股票。基于以上几点，该公司不能成立。 有关合伙企业事务执行的案例

 案情介绍：某合伙起也共有6名合伙人。合伙协议约定由甲执行合伙企业事务，对外代表合伙企业，甲须一年向起他合伙人报告两次事务执行情况以及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甲在两年多时间内没有着开合伙人会议，报告合伙企业情况，并自行聘请了合伙人之外的第三者做经理。甲还自行以合伙企业的名义为他人担保，后因债务人丧失清偿能里，导致合伙企业被追究担保责任。 请问：甲的行为违反了哪些法律规定？应承担什么法定责任？

 评析：甲的行为在以下几个方面违反了法律规定。第一，不遵守合伙协议。根据《合伙企业法》规定，不参加执行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事务的合伙人，检查其执行合伙业务的情况。甲未按合伙协议约定一年两次报告企业事务的执行情况，侵犯了起他合伙人的知情权与监督权。《合伙企业法》规定，被委托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不按照合伙协议或者全体合伙人的决定执行事务的，起他合伙人可以决定撤销该委托。所一起他合伙人可以决定撤销对甲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委托。第二，违反法律规定，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擅自聘任了合伙人以外的人担任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该行为无效。第三，违反法律规定，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擅自以合伙人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甲对因此给企业及起他人造成的损失，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鉴于甲的行为属于《合伙企业法》规定的“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企业造成损失”的情况，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决议将其除名。

原告王波、被告吴应国经过协商同意，合伙经营一家商店。双方约定，由被告负责采购进货，原告负责商品销售及管理。经营数月，被告因未得到利润分红，且无现金进货，提出对商店进货、销售及资金余额状况进行清算。算帐后发现经营期间存在一些问题，双方产生分歧并一致同意终止合伙。经清点后被告吴应国接手并继续经营。此后双方就合伙期间的帐目反复清算，对于盈亏情况，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引起诉讼。原告王波诉称由于被告不管商店事务，导致双方产生矛盾，不能继续经营。经请人算帐，算出的亏损但被告不予承认。并在外造谣说原告贪污了钱。被告吴应国辩称其间由被告负责进货，原告负责货物销售及管理。然而大半年后，所进货物销售大半，销售额达6万元，除去正常开支，未见正常利润和资金余额，导致商店资金无法周转。为此，双方提出拆伙。拆伙后，按照投资份额、经营状况等进行核算，原告应补被告投资差额。

 分析：原、被告之间订立合伙协议(口头)之后，双方均应遵守约定，各自履行应尽职责，在合伙期间，双方应当共享经营利润，共担亏损风险。经过清算及审计，查实双方经营亏损，双方对该结果应当分担。本案中，由于原告经营管理不善，且提前抽回其大部分投资，造成商店资金周转困难，所以其对合伙亏损应负主要责任；被告未能及时组织货源上山，亦影响商店正常经营，其对亏损应负次要责任。因为商店一直由原告负责经营，所以对于商店现有债权债务，应由原告处理，并且承担被告垫付的货款及3月份上半月商店的部分开支。商店原来承租房现由被告使用，因此，被告应当退还原告房屋转让费及库存商品运费。

 2000年2月，原告何宏平、李俊林与被告刘长松合伙开办了清水坪料石场，后又开办了多宝寺料石场，专门加工料石用于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公路段维修王渔油路和高家岭至三口堰的路段。在原、被告三人合伙期间，由被告刘长松负责与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公路段联系业务、办理帐项结算手续；由原告何宏平、李俊林负责租用场地、组织施工等管理、协调工作，其中原告李俊林还负责管理内部帐务。此后，因王渔油路维修停止、陆龙公路改建完工，原、被告三人于2001年1月16日就合伙经营期间的投入、支出、收入、往来帐项等进行了清算，经清算，合伙经营期间共亏损14800元，三人各承担了4930元的亏损额。2001年10月19日，被告刘长松在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公路段领取了王渔油路遗留款40000元。之后，被告刘长松未将领取的王渔油路遗留款分给原告何宏平、李俊林，故引起诉争。

 三人是否是合伙关系？遗留款应该如何分配？

 分析：原告何宏平、李俊林与被告刘长松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原告提供的大量证据证明了三人合伙经营料石场的事实，且三人在清算时对经营期间的亏损是平均承担的，因此确认原告何宏平、李俊林与被告刘长松之间的合伙关系成立。，被告刘长松领取的遗留款，依法应认定为三人合伙经营所得，该笔款项应按照清算时三人平均承担亏损的比例进行平均分割。

1999年3月26日，“闽东渔2489”船在某渔区进行拖网作业，黄某负责起网，因该船左右两舷的起网机起网进度不同，为使两起网机进度一致，黄刹住右舷起网机，当重新启动右舷起网机时，黄的衣服被钢缆卷住，因无法及时脱开，连人一并卷入起网机，当场死亡。死者生前系被告陈某所属“闽东渔2489”船之船员，无固定工资，其收入从每次出海生产所得按比例抽取；渔船出海生产等有关事宜均由陈决定。因双方当事人对赔偿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死者遗属遂向厦门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认为黄系受雇于陈，黄在工作期间死亡，应按照《福建省劳动安全卫生条例》关于因工死亡的规定对黄的遗属进行赔偿。而被告认为，死者生前以其劳动力入股，无固定工资，并按一定比例从“闽东渔2489”船出海生产所得中提取劳动报酬，黄系“闽东渔2489”船的合伙人，并非其雇工，不应按《福建省劳动安全卫生条例》规定的标准进行赔偿，是否以《福建省劳动安全卫生条例》为赔偿依据，直接涉及赔偿数额的高低，且数额相差悬殊，故如何认定黄与陈之间的关系是处理本案的关键与焦点。

 案情介绍：甲、乙、丙三人于1999年4月达成合伙协议，共同设立一合伙企业。其中甲出资3万元，乙出资4万元，丙出资6万元。三人约定按出资比例分享赢利、分摊亏损。2000年1月，甲退伙。年终结算，合伙企业严重亏损。乙、丙决定解散合伙企业，双方各分得价值1.5万元得商品，但对合伙企业债务未做清算。2001年初，债权人A公司获悉合伙企业解散得消息，要求甲清偿合伙企业1999年10月所欠贷款6万元。甲认为自己早已退出合伙企业，对合伙债务不应负责。A公司找到乙，乙认为其之能按照协议承担债务得相应比例。A公司找到丙，丙认为还债三人都有份，别人不还，我也不还。为此，A公司向人民法院起诉。

 请问：对于A公司得债务，甲、乙、丙应如何承担法律责任？为什么？

 评析：根据法律规定，合伙企业解散，必须进行清算。在还清合伙企业债务之前，不得分配财产。据此，乙、标兵在解散合伙企业时，未经清算就分走得价值3万元得合伙企业财产应当退还，用于清偿合伙企业所欠A公司得6万元债务。对合伙企业财产不足清偿的3万元债务，甲、乙、丙作为合伙人均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即每个人均应承担全部清偿责任。甲虽已退伙，但该项债务发生在其退伙之前，根据法律规定，退伙人在其退伙前发生的债务也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在合伙人内部，由甲、乙、丙三人按照合伙协议约定，依其出资比例分担责任。合伙人对超过承担自己份额的清偿部分，有权向其他未足额清偿的合伙人追偿。 有关优先权的案例 

 案情介绍： 国外A服装公司于1998年4月2日向本国商标主管部门申请商标注册，其生产的服装使用“樱花”商标。同年6月5日，该公司又向中国国家商标局提出同样申请，并提出其本国属于《巴黎公约》成员国，要求行使优先权。1998年4月25日，中国的一家B服装厂也就“樱花”商标提出注册申请。 请问：本案中商标应授予谁？

 评析：本案涉及的是商标申请注册时的优先权问题。根据《巴黎公约》的规定，申请人在一个成员国提出商标注册申请，在6个月内又向其他成员国提出申请的，享有优先权，即将第一次申请的日期视为后一个申请的日期。本案中，国外服装公司在本国第一次申请的日期为4月2日，在中国申请的日期为6月5日，即是在第一次申请后的6个月内提出的，按照优先权原则，其在中国申请的日期应确定为4月2日，而中国B服装厂的申请日期为4月25日，根据中国商标法所采取的先申请原则，该商标应授予国外A公司。

有关专利权纠纷的案例

 案情介绍：安徽合肥调味厂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营业的工厂，从1993年开始，它生产一种叫“maltol”的调味添加剂。而生产该maltol调味添加剂的方法与美国Pfizer公司与1990年8月在美国境内申请并被批准获发明专利的方法相同。1994年1月，安徽公司将maltol卖给另一家公司。由该公司再转卖给美国一家叫F&S的公司。后来，美国Pfizer公司向纽约南区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告安徽公司和美国F&S公司侵犯其专利权。

 请问：1 安徽公司在中国境内生产maltol调味添加剂是否侵犯美国Pfizer公司的专利权？

美国F&S公司是否侵犯Pfizer公司专利权？

 评析：本案涉及的是商标申请注册时的优先权问题。根据《巴黎公约》的规定，申请人在一个成员国提出商标注册申请，在6个月内又向其他成员国提出申请的，享有优先权，即将第一次申请的日期视为后一个申请的日期。本案中，国外服装公司在本国第一次申请的日期为4月2日，在中国申请的日期为6月5日，即是在第一次申请后的6个月内提出的，按照优先权原则，其在中国申请的日期应确定为4月2日，而中国B服装厂的申请日期为4月25日，根据中国商标法所采取的先申请原则，该商标应授予国外A公司。 一．单项选择题

 l．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是指（）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买卖合同。 A．登记地处于不同地区的 

B．国籍属不同国家的 C．营业地处于不同国家的 

D．行为地在不同国家的

 2．中国某公司从法国的马赛港装运一批货物到达中国上海港，经海关人员检查发现部分货 物因受雨淋已霉变，另外还严重短量。该运输公司中注明投保的是水渍险。此种情况保险公 司应（） A．拒绝赔偿

 B．只赔偿霉变部分

 C．只赔短量部分

 D．全部赔偿



二、多项选择题  1．、委内瑞拉公司向香港公司签订石油出口合同一批，价格条款为CIF巴拿马，合同订有不可抗力条款。合同订立后因国际上油价受石油输出国组织原油集体减产的影响大幅上扬，委内瑞拉公司于是要求提高油价，并称如协商不成将依据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条款解除合同。此时，下列那种选择是正确的？

A.油价上涨构成合同基础的变更，卖方有权要求重新定价  B.油价上涨只是普通的商业风险，应由合同各方自己承担  C.国际石油价格上涨构成不可抗力

 D.如委内瑞拉公司拒绝交货，香港公司可终止履行合同，从他方购进替代石油并由委内瑞拉公司支付差价。

 案例：我国某纺织品公司与日本株式会社签订了一份服装买卖合同，条件为大阪，约定分三期交货。公司交付第一批货物后，日方根据销售情况建议中方对式样进行修改，并指定中方使用日方在日本注册的商标。中方据此制作加工第二批货物，日方见销售情况仍不见好转，遂要求中方第三批货物目的地为韩国汉城。在中方第三批货物运抵汉城时，韩国某公司以服装的商标与自己的商标相似为由申请海关扣押。中方向日方紧急通知上述情况，日方以货物的风险尚未发生转移为由拒付全部货款。问：

1、对于案中的分期交货合同，付款是否能够分期进行？ 

2、对于韩方的扣押行为，中方是否承担责任？



3、日方以风险尚未发生转移为由拒付货款，是否成立？ 有关卖方违约的案例

 案情介绍： 中国A进出口公司与外国B贸易公司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合同中规定，B公司向A 公司提供8000只计算器，价格条件为CIF广州。B公司依合同规定的时间将合同项下的货物运抵广州。经广州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对计算器进行品质检验，证明计算器存在严重质量问题，A公司遂与B公司达成索赔协议，要求B公司在2个月期限内将质量合格的计算器发运给中国A公司。但B公司叫来的货物仍不符合合同规定，中国A公司经再三考虑，要求解除该合同，并要求B公司赔偿损失，B公司不同意解除合同，认为合同签订了双方都应履行，合同不得解除。 请问：A公司是否可以要求解除合同？

 评析：A公司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B公司赔偿损失。理由是：本案中，B公司所提交的计算器存在严重质量缺陷，已严重损害了A公司所期待的经济利益，在被允许推迟履行合理期限内仍未准确履行合同义务，显然属于根本违反合同。根据《公约》的规定，中国A公司享有的救济权利有：一是卖方实际履行；二是减少价金；三是解除合同；四是损害赔偿。所以A公司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

有关货物风险转移的案例

 1能[解题思路] 题中的分批交货之间是可分割的，付款显然可以分开，各批买卖视为独立的交易，互不影响。

[相关法条]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73 条

 2不应该[解题思路] 随着高科技产品的日益增加，卖方的知识产权担保义务的重要性日益显现。《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42 条专门对此进行了规定，本题主要涉及卖方责任的除外规定。

[相关法条]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42条

[干扰项解析]

日方根据销售情况建议中方对式样进行修改，并指定中方使用日方在日本注册的商标。中方据此制作加工第二批货物，日方见销售情况仍不见好转，遂要求中方第三批货物目的地为韩国汉城。所以中方不应该负责。

3.不成立[解题思路] 参考〈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67条，69条。中方有义务把货物运到汉成，但是由于日方的原因，使得货物在汉成被扣，中方的义务已经完成，风险自然转移到日方。日方应该履行他的付款义务。[相关法条]《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67条，69条。

 买方中国某公司与卖方英国某公司于1992年5月14日签订了2项合同，规定英方向中方供应某货8000吨，交货期为1992年7一12月按月份分批交货，装货口岸为汉堡、鹿特丹、安特卫普，由 英方选择。成交以后，中方于1992年6月7日主动提前开出了信用证。此后，中方由1992年6一11月七次电函催促英方发货。英方在其四次答复中提到其供货人未能交货并对迟延发出通知表示歉意。1992年II月13日 英方致函买方，以英镑贬值为由，要求提高合同价格，中方末接受这一要求。合同终于1993年4月、5月部分履行；英方仍希望中方提高合同价格，中方末同意。1994年II月16日我方函告英方，声明收到该函告后45天内如果再不履行交货义务，即提请仲裁，要求赔偿损失。英方复函，由于中方1992年6月7日开立的信用证已过期，后来又末开立新的信用证，因此解除了英方的交货义务。

中方于1995年5月20日向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书，要求英方赔偿买方的损失，即按照1993年6月29日市场价格与合同价格的差价计算共748000英镑，并要求英方承担仲裁的一切 费用。

[问题] 买方中国某公司的请求是否正当？

 中国公司的要求完全符合《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对卖方违约时，买方可采取救济方式的规定。

 [解析] 提交货物和转移与货物有关的单据是国际货物买卖中卖方的一项主要义务。卖方应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和地点移交货物和单据，否则就要负违约责任。本案中英国公司在与中国公司签订合同后，未能按合同规定的交货期分批交货，先是迟延交货，后是拒绝交货，应承担违反合同的责任。至于英方辩称，买方开立的信用证过期，那完全是卖方的违约行为造成的。中国公司在合同订立后，实际履行期到来之前开出了信用证，已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是符合合同规定和国际惯例的。后由于英国公司没有履行通知对方交货时间的义务，导致了中国公司开立的信用证过期，也不可能开立新的信用证，货物买卖合同是双务有偿合同，根据同时履行抗辩权的法理，一方的违约，必然导致另一方的不能正确履行合同，但违约方不能以此为由，认为对方违约，从而免除自己的责任。

 1993年II月，美国S公司与北京A公司签订了购迸“100吨钼铁的买卖合同，交货条件是天津FOB每吨3000美金，于1994年2月前交货。合同签订后，A公司立即与各生产厂家联系，但由于当时钼铁市场需求量很大，各厂家供货成问题，A公亩向S公司要求推迟交货期，遭到S公司拒绝。1994年开始，国际市场钼铁价格暴涨，A公司要求S公司抬高合同价格，也遭到拒绝。2月前，A公司未能履行交货义务，4月份，国际市场钼铁价格已涨到合同签订时的近2倍。6月5日，S公司根据合同中仲裁条款向中国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要求A公司赔偿S公司于6月初补进的100吨钼铁与合同价格的差额货款。”

[问题].S公司的要求是否合法？应由哪家公司对末能及时补进货物而产生的额外损失负责。

 S公司的请求不合法，应由S公司自行承担因末能及时补进货物而产生的额外损失。[解析]

本案主要涉及国际货物买卖合同违约后的损害赔偿问题。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规定，损害赔偿是一种主要的救济方法。当一方违反合同时，另一方有权利要求赔偿损失，而且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并不因已采取其他救济方法而丧失。本案中买方美国S公司明知卖方不能按时履行合同，买方有义务自行及早购买合同标的的替代物，却不及时采取措施减轻损失，致使损失扩大。所以买方S公司应该自行承担扩大的损失。

 英国A公司从中国B公司进口一批冻火鸡供应圣诞节市场。合同规定中国B公司应当在9月底以前装船。但是中国B公司违反合同，推迟至10月7日才装船，因此A公司拒收货物，并主张撤销合同。同样是A公司从中国C公司进口一批普通冻肉鸡，合同规定卖方应在9月底以前装船。但是卖方推迟到10月才装船。货到英国后，A公司同样拒绝收货并主张撤销合同，双方发生争议。事后查明，英国肉鸡市场价格在9、10、11月份保持平稳，无大变化。

 [问题] 1 A公司能否拒收B公司货物并主张撤销合同? 2 A公司能否拒收C公司货物并主张撤销合同？

 1 B公司交货的时间虽然只比合同规定的晚了7天，但却使这批火鸡 赶不上节日市场供应，将给买方带来严重后果，使买方订立合同时所期待的利益全部丧失。因此，B公司的违约构成了根本违约，A公司有权拒收货物并要求撤销合同。

 2 C公司供应的是普通冻肉鸡，这是常年供应的商品，不含有供应圣诞节的火鸡含有的节日消费因素。C公司虽然也延迟交货，但因此而造成的买方的损失较之B公司的违约所造成的损失要轻微很多。事后的调查证明，英国肉鸡市场的价格在9、10、11三月中并无大的变化，也就是说，C公司的违约尚不构成根本违约，因此，对于C公司的违约行为，A公司只能要求损害赔偿，却不能拒收货物。

 [小结]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只有当卖方购成根本违约时，买方才有权拒收货物并要求撤销合同；未构成根本违约，合同不能撤销，买方不能拒收货物，只能要求损害赔偿。

 1996年7月27日我国某公司应荷兰 公司的请求，报出某初级产品100吨，每吨鹿特丹到岸价格（CIF）人民币3900元即期装运的实盘。对方接收到我方报盘后，再三请求我方增加数量，降低价格一并延长要约有效期。我方曾将数量增至300吨，价格每吨鹿特丹GIF减至人民币3800元，并两次延长了要约的有效期，最后延至8月30日。荷兰于8月26日来电接受该盘。我方公司在接到对方承诺电报时，发现巴西因受旱灾而影响到该产品的产量，国际市场价格暴涨，从而我方拒绝成交，并复电称：由于世界市场价格变化，货物在接到承诺电报前已售出。但荷方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承诺是在要约有效期内作出，因而是有效的，坚持要求我方按要约的条件履行合同，并提出，要么执行合同，要么赔偿对方差价损失40余万元人民币，否则将提起诉讼。

 [问题]（1）如果荷兰公司对我国的这家公司提起诉讼，有无正当理由？

（2）双方间的买卖合同是否成立？

.[参考答案]（1）A商号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因为我国的公司违约在先，A商号可以通过起诉的方式进行救济

（2）双方间的买卖合同已经成立。 在本案中，卖方在发盘后，经3次延长有效期后，合同中的实质性条款完整、肯定、明 确，而且规定了有效期为9月25日，由此看出卖方发出的是有确定意义的发盘，因此；此 发盘为实盘，而非虚盘。

 按照约定必须信守原则，阿方发出的实盘，受盘人在有效期限内作出接受的意思表示，即承诺后，双方合同关系即告成立，就应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本案中，发盘方向受盘方 提出有效期是9月25日，而受盘方9月20日就发电表示接受，发盘方也于9月20日接到 受盘方的电函，因此，在9月20日，此货物销售合同已经成立，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了 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一方违反合同规定的条款即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因此，本案中的销售合同在9月20日已成立。（补）发盘分为实盘和虚盘。实盘是指含有确定意思的发盘。实盘有两个主要特点：（1）必须 提出完整、明确、肯定的交易条件；（2）必须规定有效期限。所谓虚盘。是指不含明确意义 的报价，也就是发盘人有保留他愿意按一定条件达成交易的一种表示。实盘对发盘人来说，具有法律拘束力，如果受盘人在有效期限内表示接受，合同即告成立。虚盘对发盘人没有法 律拘束力，发盘人可以随时撤回或修改虚盘的内容。即使受盘人对虚盘表示接受，仍须经过 发盘人的最后确认，才能成立一项对双方都有拘束力的合同。虚盘的特点有：（1）在发盘中 附有保留条件；（2）在发盘中不规定有效期。

 1998年3月5日，上海工业公司(进口方)与荷兰碧海有限公司(出口方)签订一份进口机床的合同。合同约定：由出口方在1998年12月7日前交付进口方机床100台，总价值为5万美元，货到3日内付清全部货款。当年7月7日 出口方来函说：“因机床价格上涨，全年供不应求，除非进口方同意付6万美元，否则 出口方将不会交付100台机术。”但进口方反对，坚持要求出口方按照合同规定的价格交货。进口方曾于7月7日询问另一家供应商，拟寻找替代物，新供应商可在12月7日交付100台机床，但要求支付56000美元，但 进口方当时未立即补进。一直到12月7日，进口方才以当时的价格61000美元，向另一家供应商补进100台机床。进口方工业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出口方荷兰碧海公司赔偿其损失。 问：

(1)如果合同规定的履行期限为1998年8月7日至1998年12月7日，则出口方的拒交货物行为为哪种违约行为?进口方此时可以采取哪些救济措施?(2)此案例中，进口方有权请求的差价损失费为多少元?为什么?

(1)如果合同规定的履行期限为1998年12月7日，则卖方于7月7日拒交货物的行为构成预期违约。预期违约是一方在合同履行期到来之前以某种方式表明届时他将不履行合同或不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本案中，如果卖方预期违约，则买方可以宣告解除合同，并有权要求卖方赔偿损失。

(2)由分析可知，本案中，买方未及时采取适当措施，无权就扩大的5000美元损失要求赔偿，而只能向卖方索赔6000+3000美元

[案例]：李某系安徽某县农民，1995年春节后到浙江打工。因为不懂技术，又没有打工的经验，长时间找不到工作。4月3日，李某来到建安建筑公司的建筑工地上，提出到工地上打工，只要包吃包住，工资少些也没有关系。工地的负责人见他可怜，就答应他，但是同时对他说明他没有建筑经验，每天在工地上上下下很危险，公司对他以后的一切伤亡事故概不负责，由李某自己负责。李某当时写下字据，保证伤亡由自己负责，不给公司带来任何麻烦。于是李某在工地上打工。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6月21日李某不慎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经过多家医院抢救，保佐了腿脚，却留下右腿残疾，右腿肌肉严重萎缩，要靠拐杖才能行走，还有轻微的脑震荡。这次事故中，李家花的医疗费和住院费40400多元，李家亲属到杭州探病、照顾李某所花的车费、生活费共4000多元。

出院后，公司不让李某回到工地去，也不再发工资。李某回到家里，不能干农活，还要继续吃药养伤，李家欠下一大笔债务。李家觉得非常不公平，到建安建筑公司要求赔偿。建安建筑公司拒绝了这个要求，认为公司没有聘用李某，李某是自愿到工地干活，公司是照顾李某才让他到工地干活的，而且李某自己保证伤亡由自己负责。李家多次索赔都没有成功。在1996年2月，李某在家属和某律师事务所的免费帮助下到法院起诉。

[案情焦点]：建安建筑公司让李某写的书面保证是否有法律效力? [审理结果]： 法庭认为李某与建安建筑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成立，李某的书面保证无效。建安建筑公司应支付李某的医疗费、伤残补助费、营养费、家属因到医院照顾探病所花的旅差费、误工费等全部费用。

有关要约终止的案例

 案情介绍：法国公司甲向中国公司乙发出要约：“供应50台拖拉机，100马力，每台CIF北京4000美元，合同订立后3个月装船，不可撤销即期信用证付款。请电复。”乙答复：“接受你的要约，在订立合同后即装船。”  请问：双方的合同是否成立？为什么？

 评析：不成立。因为公司乙的承诺与公司甲发出的要约不一致，导致对公司甲要约的拒绝，只是公司甲要约失效而本合同不成立。

[案情]： 在1994年1月中,某化肥厂业务员郭某出差时在火车上碰巧遇到某农资公司的经理匡某及其秘书李某,双方在火车上就开始谈论生意。郭某介绍了厂里的主要产品及其价格,匡某对该化肥厂的钾肥感兴趣,表示可以考虑买人一批.下了火车后，双方都看过对方的有关证件后,郭某拿出已经盖了合同专用章的合同文本,填写了有关事项,签名,递给匡某签名，匡某说不需要自己亲自签名,让秘书李某签名就行。李某按照匡某的意思签了名。签完名才想到没有合同专用章。郭某说不要紧，只要双方有意做生意就行。双方可以先签好合同,一式两份,等匡某和李某回到公司后再益章,然后传真绘郭某,当做最后文件。匡某同意.合同上约定, 化肥厂在3月15日之前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李某与匡某回到公司后,因为忙于年终收尾工作,把与郭某的合同一事忘记了。郭某回到厂里却通知销售部，准备在3月15日之前发货并且送到农资公司。

在3月12日，化肥厂把货送到农资公司时，农资公司拒绝收货，说不知道与化肥厂有购销合同，已经从别的厂采购了相同的化肥。匡某才想起与郭某的合同。但是为了维护公司的利益，随即说明签的只是合同草稿，没有盖章，合同还没有成立。后来又说该草稿是李某签的，李某不是法定代表人，又不是业务员，签字无效。化肥厂把化肥卸下堆在农资公司门口，用油布遮好，声明对方必须接收并如数付款。双方僵持不下。化肥厂到法院起诉，要求认定双方合同关系成立，判决对方履行合同。

[分析]：

《合同法》第33条 “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

本案在审理时，农资公司的经理矢口否认他让秘书李某签字，否定自己当时在场，声称自己不知道这回事。化肥厂却到郭某曾经与匡某和李某住过的宾馆取证，找到了匡某与李某的住房登记记录，宾馆开具有关证明。匡某承认自己在那里住过，但还是否认知道这件事。法庭认为匡理由不足，认定李某的签名是合法的代理，签名有效。

法庭认为该合同具备合同的基本条款，双方的意思表示也是一致，其他方面也符合法律的规定，应该认定从郭某和李某签字时成立。法律并没有规定合同要有合同专用章才有效。农资公司的规定只有对内的效力，不能抗辩对方当事人。

法庭最后判决该合同是有效的合同，农资公司应该履行合同，接收货物，支付款项。

有关非实质性变更要约内容仍是有效承诺的案例

 案情介绍：2001年3月4日，中国A企业向日本B公司发出要约，销售大豆，要约中写明了货物的数量及价格，同时说明用麻袋包装。要求日方在15日内作出答复。3月11日，日方来电表示同意购买，但是要求采用新麻袋包装。A企业收到电报后，遂积极备货。4月份，A企业按合同约定时间交货时，恰逢市场行情发生变化，大豆价格下跌，日方B公司拒收货物，理由时日方对A企业的要约作出答复时，要求改用新麻袋包装，已改变了要约的内容，因而不是有效的承诺，双方并未成立合同，当然也不用履行合同。

 请问：日本B公司的承诺是否生效？中国A企业与日方之间是否具有合同关系？  评析：根据《联合国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及中国的《合同法》的规定，对要约表示承诺，但载有添加货不同条件的答复，如果所载的添加或不同条件在实质上并不变更该项要约的条件，仍可作为承诺，合同仍然有效成立，除非要约人在不过分迟延期间以口头或书面方式提出异议。实质性变更指价格，数量、质量等重大内容的变更。B公司不能拒收货物，如拒收，就是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

有关限制行为能力人订立合同的案例

 案情介绍：中国某中学初三学生张某（14岁）瞒着家长将家中瑞士名牌金表以低价卖给本校高三学生李某（18岁），言明决不后悔。不久，张父发现此事，找李某原价赎回金表，李某不还，为此张父起诉到法院。

 请问：张某与李某的买卖关系是否生效？本案应如何处理？为什么？

 评析：因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张某14岁，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从事与其年龄、智力状况不相适应的活动时，应征得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或事后经其法定代理人追认方为有效，本案张某的家长不追认该行为，故不生效。

第五篇：“包工头”与施工企业之间是什么法律关系？

“包工头”与施工企业之间是什么法律关系？ 2009年2月6日，某建筑公司与包工头杨某签定了一份《施工合同书》，合同约定将其承包的某公司综合楼工程发包给杨某，由杨某组织民工施工。承包方式为包工不包料，工程款按建筑面积9000平方米计算一次包死，单价为每平方米86.90元，工程款总计78万余元，工程竣工后预留7%的保修金，其余工程款于2009年年底前一次性支付完毕。截止2009年11月6日，杨某组织民工完成合同了约定的工程量。经结算，某建筑公司应支付杨某工程款共计82.5万元(含合同外部分工程量)。截止2010年1月10日，某建筑公司共支付杨某工程款50余万元，尚欠32万余元，杨某要求某建筑公司按合同约定立即支付工程款。但某建筑公司认为，双方签定的《施工合同书》实质上是工程分包合同，而杨某不具备建筑施工企业应该具备的从业资格，双方签定的施工合同是无效合同；根据双方签定的补充协议，该工程应在2009年10月1日竣工，而杨某却延期1个月零5天，应赔偿其损失10万元。问：

1、双方签定的合同是否有效？

2、杨某应否承担工期、质量等工程责任？ 首先，双方签定的合同为有效合同。

尽管本案双方签定的合同名称为《施工合同书》，但我们不能仅凭合同的名称来判定该合同的性质，从该合同所反映的内容来看，该合同实际上属于劳务合同。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工程分包合同是指工程承包单位将其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程发包给分包单位，分包合同的客体是工程(当然包括劳务)，即分包单位要独立完成合同约定的工程，并对其完成的工程向承包单位负责。而本案中双方签定的施工合同，从其包工不包料的承包方式、工程款单价、杨某在施工组织、技术、工程质量等方面完全接受某建筑公司的领导、以及某建筑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下达的一系列指令等因素综合考虑，该合同实质上就是单纯的劳务合同而非工程分包合同，也不是劳务分包合同。该合同既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未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应认定为有效合同。

第二，杨某不应承担工期、质量等工程责任。

质量、工期、价款是工程施工合同的三要素，也是承、发包双方确定的最主要的合同目标，承包单位必须按合同约定的质量、工期向发包单位负责且自行承担责任。但如上所述，本案的杨某并不是工程分包单位(亦非劳务分包)，其与某建筑公司仅仅存在于劳务合同关系，即使确实存在因杨某的原因而导致工期延误或质量缺陷，那也是某建筑公司未尽管理职责所致，因此杨某不应对工期延误和工程质量承担责任。

本案是一起简单的劳务纠纷案件，但它反映的问题却是普遍存在的，值得我们深思。首先，关于施工企业与包工头之间的法律关系，我国《建筑法》及其相关行政法规、规章都未作规定。按法律规定，民工直接受雇于施工企业，与施工企业是劳动关系，但实际情况是，施工企业很少与民工直接发生关系，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包工头与施工企业签定劳务合同(实践中多数叫施工合同)，再由包工头与民工签定劳务合同(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为口头协议)。

由于施工企业与包工头之间的这种关系法律并没有明确禁止，同时也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因此，除确属工程承包、转包等法律禁止性的行为外，应按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处理。

其次，由于施工企业与包工头之间是劳务合同关系，而非工程分包合同关系或劳务分包关系，因此施工企业不能将质量、安全、工期等工程责任转嫁给包工头。尽管包工头负有部分管理职责，但仅限于对民工的日常管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