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的国外舆论新动向及其评析

第一篇：中国发展的国外舆论新动向及其评析

中国发展的国外舆论新动向及其评析

陈安杰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国外舆论围绕中国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势，在“中国威胁论”、“中国机遇论”、“中国崩溃论”等原有论调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中国责任论”、“G2论”、“中美国论”、“发达国家论”、“中国不确定论”、“中国时代论”、“国家资本主义论”等新论调。深入研究和正确评析这些观点，有利于把握当前国外舆论动向，对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一、近年来有关中国发展的舆论新动向

（一）“中国责任论”

国外对“中国责任”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95年时任克林顿政府国防部长的佩里在美国西雅图发表演说时就讲到，“不得不承认，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一个主要大国。我们确信接触是最佳战略，可确保在中国实力增强之时，它是作为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成员这样做的。”时隔十年，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的演讲中提出，“要促使中国成为这个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的参与者。”该演讲强调，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应承担更大的责任，责任的内容非常广泛，不仅涉及到中国内政，还涉及到中国外交等多个方面。

欧盟理事会于2006年发表了关于“欧中战略伙伴关系”的结论，明确表示支持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同时呼吁中国在贸易、知识产权保护、人权、援助政策、气候变化、地区安全等领域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同年，欧盟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欧盟与中国：更密切的伙伴、增长的责任》的对华政策文件，指出“一种更密切、更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符合欧盟与中国的利益，与之而来的是增长的责任和开放的需要，这要求双方采取一致的行动”。

达沃斯2007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德国总理默克尔强调，希望中国在对非援助和经贸领域加强和欧盟的协商，通过限定条件促进非洲国家的人权、减少腐败和提高治理能力，以此促进非洲的可持续发展。日本以联合国现有会费分配比例不能反映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及其在联合国的地位和责任为由，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联合国会费缴纳份额，为常任理事国缴纳会费设置下限，并谋求降低日本缴纳的联合国会费份额。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一些学者甚至还认为世界上出现的诸如环境污染、资源破坏、地球变暖等现象，主要是中国发展造成的，中国应该承担责任。

（二）“G2论”

G2是近年来西方学者相对于G8和G20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意思就是由中美两国组成“两国集团”，携手合作共同解决世界经济问题。华盛顿知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被认为是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学者，他认为，中国经过30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现在已经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超级大国，美国应该成全中国，使中国与其新角色相匹配。尽管他在2004年就提出了对G2的构想，但一直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直到2008年，他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后，才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他指出,“美国应寻求同中国发展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以实现对全球经济事务的共同领导。”

对于“G2论”，一些西方学者持肯定态度。美国知名学者布热津斯基认为，“我们需要建立非正式的美中两国集团(G2)。美中关系必须成为广泛的合作关系，就像我们与欧洲和日本的关系那样。”英国外交大臣戴维•米利班德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将成为21世纪“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未来的几十年间，中国将与美国一道，成为两支“关键力量”，成为“世界两强”。美国专栏作家威廉•佩塞克认为，面对全球经济的持续低迷，美中两国应该联手帮助全球经济，要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现在真正能起作用的是美国和中国组成的两国集团（G2）”。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也认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取决于G2。

自从“G2论”抛出后，国外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华盛顿邮报》的文章指出，若“美国与中国组成新的G2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将伤害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日本《每日新闻》的文章则认为，G2只不过是美国在自身危机条件下“捧杀”中国的权宜之计而已，因为，美国曾经用类似的形式“捧杀”过日本。俄罗斯前总理祖布科夫认为，G2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来说，都将引发盟友的反感，不会带来任何额外的好处。欧洲的一些知名学者，比如，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汉斯•马腾斯、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季北慈都认为目前讨论G2还为时尚早。

（三）“中美国论”

首先提出“中美国”概念的当属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他于2007年代创造性地把China(中国)与Americe(美国)合成一个新词Chimerice（中美国），意在强调中美关系的紧密性。弗格森对他创造的新词津津乐道，认为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储蓄国和最大的消费国已经构成了利益共同体，应该合成一个国家，那就是“中美国”。弗格森认为，“世界经济一直是由我们将其称为„中美国‟（Chimerice）的独特的地域经济体系所主导，即在世界超级大国美国与其未来对手中国的经济联姻基础下，中国出口导向性经济发展模式和美国过度消费模式的合二为一，形成了世界经济秩序。”他认为中美两国联姻是天作之合。

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对弗格森的观点表示怀疑，他在《中美共管世界是白日梦》的文章中指出，“在当今日趋融合的世界，中美经济相互依存是联系两国的关系之一，但中美不同的政治利益，以及很多其他的联系和责任使华盛顿和北京无法形成“共管世界”的局面。”俄罗斯学者瓦西里•卡申认为，中美两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分歧将会随着危机的不断加深而逐步暴露，中美不可能建立同盟，美国人的真正目的是想利用中国来遏制俄罗斯。

（四）“发达国家论”

把中国贴上“发达国家”的标签，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国外舆论认为中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高速增长，并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钢材等多项指标均居世界首位，中国已经不属于发展中国家了，用发达国家来看待中国也许更为妥当。

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于2003年在名为《和金砖四国一同畅想：走向2050》的书中预言，中国在2039年就会赶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时隔8年，他改变了自己的预期，在其新书《成长地图：金砖四国的经济机遇》中指出，中国赶上美国不需等那么久了，他认为到2027年这一切就将会实现，如果中国经济发展比预计更快，或许不用等到2027年。

实际上，随着中国崛起步伐的加速以及经济总量排名的不断刷新，中国赶超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国际不同机构的预测层出不穷。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报告称，按照市场价值方法计算，中国将在2035年超过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福格尔预测说，204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规模的份额将绝对性压倒美国，成为第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有望在2016年，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这也被看做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次宣布“美国时代”的终结。英国《经济学家》称，中美差距能以多快速度缩小依赖于三个因素：中美实际经济增速的差距、两国通胀率的差距、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化。文章称，基于对这三个因素合理推测，中国会在未来10年赶超美国。

（五）“中国不确定论”

国外舆论在肯定中国崛起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担心，就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持续性产生了怀疑，对于发展强大起来的中国可能带给现有世界体系的冲击和挑战存有疑虑。英国专栏作家伊恩•米尔斯认为，中国的必然崛起将成为一种主流立场。不过，在中国的前进道路上存在着一系列诸如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这将成为重大障碍。他认为中国要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美国普林斯顿历史和国家关系教授哈罗德•詹姆斯在《土耳其周刊》上刊登文章指出，“中国领导人所面对的真正挑战，其实是要提出一套条理分明清晰易懂的世界观，以消除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疑虑。”

西方世界接纳中国进入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认为只要中国进入了这个体系，就能够改变中国的行为，但现在他们越来越感觉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行为是很难根据西方的期望而得到改变的，同时他们对这个体系能否有效地制衡中国也感到不确定。在政治和战略上，西方世界对中国存在的“中国不确定性”更为担心。就政治方面说，西方世界原本期望中国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政治制度也将随之变化，但显然没有实现他们的期望。更让西方感觉最不确定的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战略后果。

（六）“中国时代论”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时代论”也应运而生。法国《世界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没有觉醒而是苏醒》的文章认为，“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文章指出中国经济让世界吃惊的高速发展，只是继续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在世界经济领域领先的道路而已。中国的崛起具有强烈的震慑力，哪怕用长篇文章也叙述不完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将在日本之后崛起，亚洲将成为世界经济的第一大力量。亚洲尤其是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将会深深刺激西方的骄傲，因为西方人一直坚信西方文明是优越的，西方的经济制度有效性是不可超越的。亚洲在二战后开始重新起步，日本首先领头，接着30年以来越来越快由中国带动。中国展现了两百年禁食以后经济尖锥般高速发展的饥渴。

巴黎政治大学学者克洛德梅耶撰写的《中国或日本，谁将是亚洲的领袖》一文指出，19世纪是欧洲的，20世纪是美洲的，21世纪毫无疑问将是亚洲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亚洲回到她一直占据只是在19世纪时丢失的世界第一的位置上。亚洲重又领先虽是漫长的历史过程，然而却是简单的回归。这一研究结论让欧美人气得咬牙切齿，但却在亚洲和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丁•雅克在最近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中指出，“中国绝不会走上西方民主化的道路，只会选择一条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崛起将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经济格局，还将彻底动摇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

（七）“国家资本主义论”

2012年1月21日出版的最新一期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登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崛起》的封面文章提出，国家资本主义在西方正在萎缩，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却方兴未艾，在中国国有企业并非是通往自由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而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保障，这种模式得到了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认可。但文章同时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将会对整个世界造成危害，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应该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控制。

英国学者威尔•赫顿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非常独特，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对待资本主义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充分融合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原理，“它从没有把资本主义当成目标,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时刻牢记必须提高数以亿计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否则它的合法性就面临危机”。

法国著名左翼学者托尼•安德烈阿尼，通过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得出结论“中国经济与„中国模式‟不可分离，如果离开涉及各个领域的强大的国家干预，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实现连续的惊人增长”。他认为在中国国有部门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原因是国有部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或地方的政府部门，而决定权仍由这些政府部门掌握。他进一步指出，新自由主义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模式是截然相反的，相互之间甚至会构成威胁。

政治风险专家伊恩•布里默(Ian Bremmer)在他所著的《自由市场的终结：谁将在政府与企业的战争中胜出》一书中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集权国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控制了全球大量的自然资源，中国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心国家，甚至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领导者，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威胁。

二、对国外舆论新动向的评析

近年来出现的“中国责任论”实际上是“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延伸和发展，逐渐成为西方社会针对中国的主流话语。面对“中国责任论”，“中国要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在承担国际责任时恪守道义、量力而行。中国应走科学发展与和平发展道路，承担应尽的国际责任。”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中国责任论”的高调背后，既有国际社会期望中国发挥更大国际责任的正当期待，也有某些心怀叵测的人企图给正在崛起、尚未完全崛起的中国“做套”的精心盘算。其实质就是要以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让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改变中国的发展方向，遏制中国崛起。尽管这一切表现出西方国家的傲慢和不羁，但与“中国威胁论”相比，“中国责任论”在某种程度上释放出西方国家趋向合作的意愿和尊重现实的姿态。中国要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乘势而上，塑造中国责任大国的形象，既不妄自菲薄，也不高傲自大，结合自身实力，实现和平发展，造福人类。

针对“G2论”和“中美国论”的观点，我们要权衡利弊、冷静认知。不管是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还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其对世界的影响力有目共睹，但“中美国论”却言过其实。实际上，“中美关系的现实定位，并非某些名人的主观期待或想象所能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国际格局和双边关系的客观基础。”显然，“无论是由美国还是由中国来单独承担这个领导作用，从能力和愿望来看都未必合适，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各国力量的均匀化趋势在迅速发展，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就更不能担当如此重任。”坦率地说“中美国论”和“G2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只不过是后者的翻版而已。表面上看，美国承认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并实现了由正面遏制、对抗向侧面接触、鼓励的态度转换，实质上是想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体系之中，利用中国为美国的过度消费“买单”，同时，也暗含美国的“良苦用心”——挑拨中国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关系，破坏中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声誉。

当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实摆在西方国家面前的时候，西方学者又抛出了“发达国家论”的论调，并且列举了一些数字来进行论证。如果仅仅看这些光鲜的数字和令人振奋的预测结果，确实会让国人欣喜，也会让美国人沮丧，但我们务必保持冷静。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中国仍然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并且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仍为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没有变，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致于被国外一些舆论“忽悠”；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二位，但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均占有量仍然较低，况且中国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按2011年提高后的贫困标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300元人民币/年)。所以，给中国扣上“发达国家”的帽子，是不适合当代中国的，也是中国不能接受的。

国外一些人总是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不确定的，担心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是否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是否会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2013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了演讲，回应了国际上一些人的担心。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国际上有一种对中国的担心，我认为这种担心有的是别有用心，总的讲，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也是毫无根据的”，“13亿多人口的中国发展起来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相反中国如果是积贫积弱，这才是世界真正的麻烦，这才是真正值得世界担心的事情。”习近平主席的回答言简意赅、形象生动，有力地回应了国际上一些人对中国发展的担心和忧虑。

“中国时代论”的提出，“反映了当今世界对于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和改变的强烈感受，也反映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日趋多极化的客观趋势。”“尽管中国是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而崛起的，今后也会继续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深刻影响世界的未来”，但中国的发展仍没有置身于现有国际秩序之外，这一秩序仍由西方国家主导，短时间内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难以撼动的。基于此，我们决不能小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当今世界舞台上的强势影响力。由此观之，西方国家盛赞中国取得的骄人成绩，把中国置身于世界主宰者的位置，断言世界进入中国主导的世界，实质是寻找“捧杀”中国的借口而已，中国必须高度警觉。

“国家资本主义论”其实质就是旨在批判中国搞“国家资本主义”，损害西方国家的利益，威胁到西方社会精心经营的“自由资本主义”。从这些观点不难看出，国外舆论、西方学者仍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把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程式化，认为西方社会主导的发展模式就是唯一的现代化的“样板”，应该在世界各地推广，而与之相左的发展模式就是“怪胎”，压根就不应该存在，这实际上是国外舆论、西方学者的主观偏见。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是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所以，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社会的眼光审视中国的发展，世界是多样的，发展模式也应丰富多样，这样整个世界才会精彩纷呈。

三、坚持中国立场展开中国式思考

由于东西方在价值观、文化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特别是意识形态之争，国外舆论对中国发展的认知和评价存在偏差，甚至敌视。“西方中心主义”一直是国外舆论的基本立场和研究的基本视角，在这种立场和研究视角下形成的研究范式，在解释东西方发展问题时，就成为一种带有偏见的思维架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美籍华人李成就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研究中国问题的视角要受到美国社会科学和美国主流舆论的影响。”显然，这种研究视角和范式由于处处以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使近代以来中国的一切变化都与西方的“冲击”密不可分，甚至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在西方的“帮助”下完成的，没有西方，中国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这些论调都是错误的。

国外舆论对中国存在偏见和敌视，从本质而言，是对其本国利益和国际战略服务的，是别有用心的，国际社会一切公正正义的人们都必然坚决反对。我们应清楚地看到，国外舆论在中国发展问题上并不公正、准确，甚至一部分人长期以来总是戴着“有色眼镜”来审视和看待中国的发展变化，时不时给中国戴上“妖魔的面罩”，这必然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影响到国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解。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立场，展开中国式思考，对国外错误的舆论进行坚决的批判，利用我国外宣媒介和一切合法国际交往场所，宣传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话语权，树立良好的中国国际形象。

国外舆论及其学者之所以在理解中国发展的问题上存在局限性，很大程度上是囿于他们对中国国情缺乏实质性的深入了解。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要想弄清事情的真相，必须进行调查研究。事实上，国外舆论及其学者在对中国发展的认知上，是缺乏“调查研究”的，或者说他们只重视了“研究”，而“调查”不足。尽管国外办了一些有一定影响的学术刊物，如英国的《中国季刊》和《近代中国》，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中国时事杂志》和《中国研究》，美国的《亚洲研究》和《中国述评》，除此之外，还有俄罗斯的《远东问题》，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印度的《中国报道》以及韩国的《亚洲视角》等等，但它们调查的深入度是有限的。

随着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主流价值的解构，西方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范式也在进行反思。在中国问题的研究方面，逐渐向“中国中心主义”范式转变。保罗•科恩（Paul Cohen）呼吁美国学者“应当从囚禁在自己的近代经验的狭隘牢笼中解放出来，放弃近代化理论的整套术语，寻找另外一种西方中心较少的方法，来描绘中国的历史进程。”然而，西方的研究视角和范式仍然摆脱不了西方学者的思维定势，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仍存在着按西方模式发展的先在预定，实际上仍没有脱离西方范式的窠臼。

中国选择的是一条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将为“世界和其他国家带来新的机会”。中国的发展是“把不以扩张主义为出发点也不以霸权主义为必然归宿的发展前景启示给人类向着未来的历史筹划”。全面阐释中国发展问题，将有助于消解西方舆论的偏见和敌视，使之站在更加公允的立场上看待中国发展问题。对此，中国学者要主动克服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发展问题上的不足，立足现实，面向海外，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指导下，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断扩大空间场域的交流平台，正确把握和认知在当今世界大变革大发展中的中国发展问题。一方面，中国学者要重视调查研究。既要做深入的调查，又要做细致的研究，只调查不研究，不能把握事物的共性，也就不能了解事物的真正的本质；只研究不调查，只强调事物的共性，而个性的真伪是不确定的，这样研究的结果可信度就不强。因此，这里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就是通过调查研究获得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这样在阐述中国发展问题时就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另一方面，中国学者要善于“宣传中国”。对于中国发展问题要站在中国的立场进行阐释和解读，用中国学者主人翁的态度进行全面审视，要以主动、平等、自信的心态与国外学者加强对话交流。对于片面、歪曲理解中国发展的论调或观点要进行主动的批判和分析，要善于拿起“批判的武器”。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因为他们的成果和观点凝结了对中国发展的独到的洞察和见解，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学者在视域上的局限。

要言之，研究中国发展问题，需要登高望远，站在世界发展大格局的高度，在当今时代发展变化的历史潮流中去认知和把握，既要对国外舆论进行批判与评析，又要勇于批判和吸收国外学者的一些合理见解，拓宽理论视野，借鉴积极成果，在中国发展和中国国际形象问题上掌握我们的国际话语权。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观察与思考》2014年第2期）

第二篇：国外隐身材料发展新动向

国外隐身材料发展新动向

国外隐身技术及材料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起源于德国，发展于美国并扩展到英国、法国、俄罗斯及日本等发达国家。美国目前拥有隐身飞行器装备部队，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俄罗斯、德、法、英、瑞典、加拿大、日本等国家也都在竞相发展隐身技术，并在新一代作战飞机中广泛应用。

20世纪50年代，美国开始研究隐身技术，70年代中期美国制定的综合应用多种隐身技术研制隐身飞机的“黑计划”和研制过程一直处于严格的保密状态，直到80年代美国军方才相继公布了F－117A隐身战斗机和B－2隐身轰炸机的外观。迄今为止，美国已研制出10余种准隐身飞机、8种隐身飞机、12种无人驾驶隐身飞机、7种准隐身垂直/短距离起落飞机和直升机、多种准隐身巡航导弹和其它类型导弹以及数种中、小型舰艇。其杰出代表是F－117A隐身战斗机、B－2隐身轰炸机、F－22先进战术隐身战斗机和A－12先进战术战斗机，均采用了不同类型的隐身材料。

F－117A是第一种按低可探测技术设计的实用型单座亚音速隐身攻击战斗机，具有很好的雷达、红外和目视隐身能力。F－117A以铝合金结构为主，机体表面几乎全部涂覆了黑色的雷达吸波材料。部分结构件，如翼梁、翼肋、大梁、机翼前缘、发动机舱、前机身、蒙皮及某些机内部件被涂覆了铁氧体涂料。一份报告指出，有6种不同种类的雷达吸波涂层用在F－117A上。

目前，美国空军正着手对F－117A进行改型，将在全天候对地攻击能力和应用F－22飞机隐身涂层技术两方面进行改进，改进后的型号为F－117MLU。

B－2于1989年开始试飞，1993年交付美国空军使用，其900平方米外表面的95％涂覆一种具有不同厚度的韧性隐身涂层。B－2每次飞行后，都需要对其表面进行掉屑、划伤和腐蚀等方面的检查，且在两次飞行之间必须对损坏的蒙皮进行修理。另外，这种韧性隐身涂层每五年要更换一次，在B－2的整个寿命期内，大约要更换4次，以保证它的隐身特性。

A－12又称舰载隐身攻击机，将有可能成为美国海军今后10年唯一的一种全新飞机。它具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战争环境要求的低可探测性和纵深遮断能力，将取代A－6E舰载攻击机、S－3B反潜机和E－2C早期预警机。

YF－22A和YF－23A先进战术战斗机于1990年分别试飞成功。其中，YF－22A被美国空军认定为21世纪初主力重型战斗机，代号为F－22，用于替代现役的F－15战斗机。F－22综合平衡了隐身性能、超音速巡航、敏捷性、可靠性和维护性的不同要求，其雷达反射截面积（RCS）为0.01～0.1平方米，且可像普通战斗机一样在任何天气下使用和维护。

F－22采用了更先进、更成熟的隐身材料：大量采用了复合材料结构，复合材料占整个结构重量的26％；在重点部位（如进气道和机翼前后缘）采用了将吸波涂层涂覆于吸波结构材料表面的方法，高频雷达信号被表面吸波涂层吸收，低频雷达信号则被吸波结构材料吸收；发动机舱外蒙皮以复合材料取代钛合金，既减轻结构质量，又提高隐身性能；发动机的推力换向和反推力喷管以及发动机周围的构件可能采用了陶瓷基复合材料，以提高对红外和雷达波的吸收能力。另外，座舱盖采用新开发的铟锡氧化物陶瓷镀膜，透光率达到85％。F－22将于2005年投入使用。

美国研制的最新一代联合攻击战斗机JSF的隐身特性与F－117A、B－

2、F－22大致相同。据称，要保持JSF的隐身特征将比前一代飞机所需工作量和费用均减少90％。JSF的RCS为0.001平方米，相当于高尔夫球大小。

欧洲战斗机（EFA）于1988年开始研制，1991年在德国首飞。EFA在进气道中涂覆雷达吸波涂料以及使用了能散射雷达波的金沉积镀层的座舱盖，RCS为2平方米。

俄罗斯米格和莫斯科飞机生产联合企业于1999年1月12日公布了最新一代（俄罗斯第五代）多用途军用歼击机1.44，据称其隐身性能与美国F－22相当，RCS为2～3平方米。

日本三菱公司的SX－3战斗机（F－16改进型）的翼面为全复合材料，翼展加大的机翼前缘涂覆了雷达吸波涂料。

瑞典将隐身技术应用于战舰，新一代隐身战舰YS2000是世界上RCS最小的战舰。

目前，世界上正在研制的第四代超音速歼击机，机体结构采用复合材料、翼身融合体和吸波涂层，使其真正具有了隐身功能，而电磁波吸收涂料和电磁、屏蔽涂料已开始在隐身飞机上涂装。美国、俄罗斯等国家新一代空对地、地对空导弹的隐身正朝着轻质、宽频带吸波、可喷涂、具有空气动力学和热稳定性良好的隐身材料方向发展。《中国化工报》2002.11.12 文/朱航飞

第三篇：美国农业合作社发展新动向

美国农业合作社发展新动向

摘要：农业合作社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经营的重要载体，本文审视了美国农业合作社发展历史和新动向，从组织结构、经营效果等方面探究了合作社的发展状况及演变态势，发现美国合作社与会员数量在下降，经营规模在不断上升，合作社治理规则在变化，巨型合作社以及合作社相互间投资等特征。最后，提出了壮大合作社规模和品牌经营、进行政策支持、创新合作社发展机制等对中国农业合作社发展的启示建议。

关键词：美国农业合作社；新特征；政策支持；启示

一、美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历史

美国农业合作社发展是美国合作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810 年在康涅狄格州由奶牛农场主组建起来的奶酪合作社是第一个有记载的合作社，随后在一些地方成立其他农产品合作社，但存在时间很短。19 世纪由于西部开发，土地大量开垦导致农产品过剩，对农场主造成了不利影响，如农产品价格低，市场价差大，高运费和高利率等问题，农场主开始组建营销合作社来应对这些问题。世纪后期美国成立了农业保护者协会，也称做“格兰其”，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格兰其”（Grange）以反对中间商的盘剥、以保护农民利益为宗旨，将农场主和制造商，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联系起来。1875 年，“格兰其”采用罗虚代尔原则，它在合作社方面的努力促进了成百上千的农业营销和采购合作社以及消费品合作商店的形成。到1875年，美国中西部各农业州已经建立了约3 万个“格兰其”，成员发展到250 万人，成为当时国家政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格兰其”在19 世纪80 年代开始衰落。世纪初美国成立全国农场主联盟，通过向新合作社提供技术援助，并游说州和联邦政府通过有利于合作社的法案，成为促进农业合作社发展的重要力量，几个最大的现代农业合作社的成长就是这些组织努力的结果。1909 年在马萨诸塞州通过了第一个《信用合作社法案》。1916 年美国合作社联盟（CLUSA）成立，促进合作社的发展。1922 年《凯伯—沃尔斯塔德法案》（Capper-Volstead Act）的通过，把合作社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限制中豁免出来，而按照反托拉斯法，农业合作社是违法的，因为农场主共同设定他们生产的农产品价格。联邦政府采用各种方法来支持农业合作社的发展。1914 年的《史密斯—雷弗尔法》（Smith-Lever Act）创造了由美国农业部和土地基金大学共同资助形成的合作社推广体系，该项目把大学为基础的关于农业、食物、自然资源研究转化到实践中，通过这套体系的研究推广服务产生了一批新的合作社。1926 年的《合作营销法案》拓宽了美国农业部对农场主合作社的支持。

大萧条时期带来的挑战使政府给予合作社更大的扶持。1933 年的《农场信贷法案》建立了生产信贷协会向农场主提供生产贷款，并且建立了一套银行体系为农业合作社提供服务。1934 年的《联邦信用合作社法案》，使得州一级信用合作社得到许可。1937 年《农村电气化法案》促进农场主很快建立了农村电力合作社来向农村供应电力，给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农业购买型合作社持续增长和繁荣，不仅提供肥料和饲料，还扩大到石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并提供保险和信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销量的增加以及农业部门对合作社依赖的增加。虽然合作社的整合使得较大规模的合作社数量变少。但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农业合作社成为更加广泛的加工增值企业。世纪60 年代中期和70 年代初期食品消费合作社兴起，这主要是由于消费者缺少购买天然和有机食品的途径所推动。虽然很多食品消费合作社最终失败，那些存活下来的合作社对有机和天然食品市场的增长和发展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合作社发展至今，已具备一定的数量与规模。2012 年全国共有2 238 个农业合作社，平均每个合作社有938 名会员，平均营业额约为10 492 万美元（表1）。

从表1 可以看出，美国农业合作社数量与会员数量经历了不断增加，而后不断下降的过程，但营业额一直在上升，2012 年总营业额是2 348 亿美元。

从农业合作社历史发展看，在美国经济大萧条阶段，合作社数量增长到历史的最高点，1929 年是12 000 个；而从会员数量看，20 世纪60 年代达到高峰，以后一直在不断减少，2012 年降至210 万。但平均单个合作社的营业额则是在不断上升，从1913年的10 万美元，增长到1960 年的177 万美元，再到2012 年的10 492 万美元。

二、美国农业合作社的结构类型

美国农业合作社有不同类型，划分的标准和考察角度不同，类型也不一样。

（一）从功能角度分

根据农业合作社主要功能，可分为3 种类型，分别是销售型合作社、供应型合作社、服务型合作社。美国农业部一直以来把农业合作社划分为这样3 种类型进行统计分类。据2012 年的美国农业合作社统计，共有2 238 个合作社，其中1 206 个是销售型合作社，911 个是供应型合作社，121 个是服务型合作社。而从参加的会员来看，销售型合作社有会员65.54 万名，供应型合作社是142.07 万名，服务型合作社是3.65 万名。

1.销售型合作社 主要经营收入来自销售其会员的农产品。它一般是专门销售一种产品,或几种产品。有的合作社把会员产品进行深加工，能够提高产品价格和市场需求。2.供应型合作社 主要功能是向会员提供各种农用物资和商品，供应收入占其营业额的50%以上，其中饲料、石油、农用化学品、种子等占供应物资总额的80%左右。

3.服务型合作社 美国农业部关于这类合作社界定较窄，包括农产品运输、存储、农作物烘干、人工授精、牲畜运输和影响农产品的形状、质量或位置的相似服务，并不包括其他各类农村服务项目，如信贷、电力、电话，或其他不直接相关的市场营销或服务供应活动。很多合作社同时发挥着多种功能，既销售会员的农产品，也向他们供应生产资料，还提供金融方面的服务。通常情况下，则根据他们发挥的主要功能来归类。从这3 类农业合作社数量看，也是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见图1。

（二）按组织的会员结构分

合作社分为集中型、联邦型、混合型3 类合作社。在2012 年的2 238 个合作社中，2 181 个是集中型组织，集中型合作社通常由当地的农场主、牧场主、渔业主个人作为会员构成。这类合作社一般服务当地或社区，或县或几个县。大部分合作社行使销售功能。一些区域性集中型合作社在多个州之间经营，提供垂直一体化服务，如加工产品或饲料生产。联邦型合作社有38 个，由两个或以上的协会组织起来销售产品，购买生产资料或行使议价，会员一般是当地的合作社。混合型合作社是中央型和联邦型的合成体，2012 年共有19 个是这一类型，既有个人会员，又有合作社会员，他们服务较大区域范围，拥有很多州的会员，提供多种一体化服务。

（三）按合作社从事商品领域分

合作社有粮油合作社、果蔬类、粮油、畜产品等合作社。合作社从事农产品比较广泛，但一个合作社通常经营一类商品或一种商品。销售类型有棉花、粮油、果蔬类、畜产品等合作社。从其会员数量看，烟草、棉花单个合作社平均会员数量都超过1 000名，烟草是3 133 名（表2）。

三、美国农业合作社目前经营效果状况

（一）总销售经营业绩

1.总经营额据 美国农业部统计，美国农业合作社合计总营业额（包括合作社内部营业额）在2012 年是2 348 亿美元，净营业额（不包括跨合作业务）为2 016 亿美元，净收入总额为61 亿美元，从1979 年以来的经营业绩看，基本处于波动增长态势，2008 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对合作社业绩也有负面影响（图2）。

2.主要地区营业额 农业合作社分布非常广泛，几乎所有州都有各类农业合作社，其中拥有合作社数量最多的明尼苏达州，有199 个合作社。加利福尼亚、伊利诺伊、北达科他等州拥有超过100 个以上合作社。以上各州合作社的营业额大多在100 亿美元以上，见表3。

从各类产品合作社来看，有相对集中的区域。如棉花合作社，主要在得克萨斯州，全国共12 家，4 家在这一州，营业额6.5亿美元，合作社总营业额26.6 亿美元；鱼类合作社共39 家，15 家在缅因州。坚果合作社主要在加利福尼亚州，共19 家中有11家在这一州，营业额10.18 亿美元，坚果合作社总营业额11.05 亿美元。

（二）经营规模分布状况

从目前农业合作社的数量、营业额以及会员的分布情况看，美国农业合作社呈现向大合作社集中的趋势明显，规模集中度非常高。销售额高于2 亿美元的合作社，约占合作社总数的11%，但其营业额占到总数的近79%。销售额低于500 万美元的合作社，为749 家，但总营业额只占0.5%（表4）。

而从会员数量看，也呈现向大合作社集中的趋势。销售额在10 亿美元以上合作社的会员数量最多，约47 万会员，占会员总数的22.5%；但从合作社的数量分布状况看，少于500 万销售额的数量最多，有749 家，占合作社总数的33.5%。销售额在1 000 万美元以下的合作社数量占45.8%，将近合作社总数的一半。换句话说，超过1 000 万美元销售额的合作社数量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规模状况是一般发展中国家规模偏小的合作社难以比较的。

（三）各类合作社经营相对重要性

一是在销售型合作社中，营业额最大的首先是粮油合作社，占总营业额的46.2%，其次是奶和奶制品合作社，占30.4%，果蔬5.8%，糖类占4.6%，畜产品2.9%，棉花占2.3%，大米占1.2%，禽肉占1.1%。二是供应型合作社中，其中经营石油供应占38.1%，经营肥料占19.3%，经营饲料占16.3%，经营杀虫剂占12.1%，经营种子占6.0%。

（四）就业机会

合作社的经济活动影响的一个方面体现在就业方面，就近年的数据观察，2012 年合作社聘用129 000 名全职雇员和56 000名兼职和季节性员工，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就业贡献。与2011 年相比，全职雇员人数下降了1 600 个，而兼职和季节性上升了3 000 个（表5）。

四、美国农业合作社发展新特征

（一）合作社数量与会员数量在下降，营业规模在上升

无论是长期趋势和短期变化来看，合作社数量在进一步下降。尽管农场主和合作社的数量一直在下降，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国际化的进程中，合作社内部和外部的经营环境不断发生变化，合作社通过购并、联合、合资以及内部扩张，经营收入或营业额不断扩大。

从各类销售型合作社2005—2012 年的数据变化上可以发现，除了畜产品合作社从59 家增加到88家以及坚果类合作社从17 家增加到19 家外，其他各种类合作社数量或多或少在减少，见表6。其中，粮油类合作社减少最多，减少了190 家，奶类减少了60家，果蔬类减少了45 家，糖类减少了21 家。

（二）合作社的治理规则在变迁

总体上美国农业合作社坚持合作社使用者所有、使用者控制、使用者受益3 个基本原则同时，针对合作社现实一些困境，进一步放宽合作社的一些条件。如在过去20 年左右的时间中，一种被称之为“新一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的新型合作社在美国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傅晨，2003）。“新一代合作社”的会员资格是受限制的，并不是所有愿意加入的人都能够加入，而且是封闭的。但是，会员个人的交易权可以转让和买卖，其他人也可以通过交易权的买卖和转让而成为会员。

美国合作社法律各州有差异，一些州已经放宽会员、股金分配、民主投票等传统合作社的要求和条件。在资金融通上，合作社可以接受外部非会员的资金；在盈余分配上，不是单一的按会员交易数量返还，甚至资本的股金分配超过交易份额；会员进入和退出方面，有的可用封闭会员制来代替开放；在合作社投票权方面，赋予非合作社用户的投资者投票权。

一个比较激进的合作社法律的变化是怀俄明州《加工合作社法》，该法在2001 年7 月1 日起开始生效，该法律与传统观念的销售合作社很大不同，合作社可以有“无限制的非惠顾会员”的投资者，他们不需要与做合作社有业务关系，但有投票权，并根据他们的投资进行收益分享，惠顾会员限于一人一票，而非惠顾会员可能有无限的投票数。该法也引起很大争议，尤其是与合作社3个基本原则不符。一是非惠顾会员的外部投资者可以拥有合作社的大部分，挑战了“使用者所有”的原则；二是非外部投资者可控制多达85％的会员投票，在董事会有高达50％的投票权力，这挑战了“使用者控制”的原则；三是外部投资者可以进行高达85％的投资收益分配，直接挑战了“使用者受益”的原则。此外，为改善合作社治理结构，提高合作社决策水平和能力。一些合作社引进外部董事的做法。通过引入相应的专家来加强合作社董事会的决策水平和能力。

（三）合作社市场环境在变化，形成了行业性巨型合作社 当代美国农产品市场非常集中，一些大企业在整个市场以及特别商品中占据很大比例，如肉类行业有很高集中度，即使集中度最低的火鸡生产、加工，前4 大企业也控制着35%的份额。而牛肉和羊肉屠宰行业，前4 家分别占到72%和70%。最大的4 个肉鸡生产和加工企业有46％的市场份额，最大的4 个猪肉屠宰企业有45％的市场份额，牛肉最大的4 个饲养场有50％的市场份额。ConAgra 涉及以上6 种肉类生产活动，Cargill 则有3 种。

大多数农业合作社不能与这些大型综合跨国公司进行直接的竞争，但经济全球化促使合作社和国内国际大跨国公司进行竞争。这些竞争发生在市场细分和价格歧视，产品差异化，品牌，广告，以及在研究和能力扩张方面的投资，通过产品链的建设和控制整合各种实现利润的机制等方面。而合作社主要还是处于为农场主会员提供低级的加工、物资供应和服务。在规模、资源和市场份额等非价格领域的竞争机会，只有少数合作社才有，如美国最大的农业合作社CHS，在美国纳斯达克拥有上市公司，经营涉及能源、谷物、食品等领域，也是财富100强企业之一。

（四）合作社之间的相互投资

合作社相互间的投资较为普遍，但投资金额所占经营资产份额的比重较小，且从近10 年数据来看，有较明显的波动下降趋势。2003 年该比例为8.8%，2004 年是10.8%，2012 年则降为5.7%。

（五）国际会员现象、国际化经营

美国农业合作社也吸纳一些国际会员，进行国际化经营和扩张，这是美国农业合作社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对美国2009 年农业合作社统计整理发现，所有3 类农业合作社中共有1 800 名国际会员，国外营业额是74.88 亿美元，约占合作社总营业额的4.4%。其中销售型合作社中，有500 名国外会员，国外销售额65.51 亿美元，占销售型合作社营业的额6.4%。其中果蔬类合作社国外会员有200个，在国外营业额2.2 亿美元。粮油类全国合作社营业额444.4 亿美元，其中，国外营业额60.84 亿美元。2009 年供应型合作社中，总计会员1 391 900名，国际会员有1 400 名，国外营业额9.37 亿美元，占供应型合作社营业额631.58 亿美元的1.5%。

五、美国农业合作社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1.农业合作社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经过近200年左右的发展，农业合作社依然是美国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一个重要组织力量，展现出农业合作社强大的生命力。虽然农业合作社数量在减少，但合作社的经营收入在不断增加，合作社的规模化趋势日益突出。这说明将分散的农户联合起来的合作社组织及机制在农业领域始终有其存在的空间和发展的余地。而那种认为合作社是弱者联合，在市场经济缺乏效率，势必被其他组织替代的看法是错误的。为此，中国发展农业合作社要增强信心，加强各类农产品组织建设，健全农业合作社的生产、销售以及农业生产资料购买、服务过程中的功能。

2.加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化和品牌化经营合作社要形成百年老店，要持续壮大发展，要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与其他组织进行竞争，必须经历合作社的规模化经营。美国的合作社数量在减少，主要是合作社间的联合与并购增加，因而单个合作社规模在不断提高，合作社的影响力也在提升。在一些农产品领域，已形成为数量少但相对稳定的合作社。同时合作社需要品牌化经营，通过品牌整合各地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如美国的新骑士，原名是“南加州水果与农产品合作社”，成立1893 年，由加利福尼亚州与亚利桑那州6 000 多名柑橘种植者共同拥有；他们大部分都是小型的个体果农，其中约有2 000 名种植柠檬。新奇士果农把新奇士柳橙、柠檬、葡萄柚和其他产品统一品牌进行加工包装销售，以统一新奇士商标在世界各地销售产品年超过12 亿美元，该合作社成为世界上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柑橘营销机构。相比较起来，中国农业合作社正处在新的发展时期，应该借鉴美国农业合作社的规模化和品牌化经营的经验，加强战略谋划，才能做大做强各地合作社。

3.合作社发展需要政府有力的支持美国合作社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从合作社历史发展可以看到，美国在1922 年《凯伯—沃尔斯塔德法案》（Capper-Volstead Act）的通过，把合作社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限制中豁免出来，此外《史密斯—雷弗尔法（Smith-Lever Act）》、《合作营销法案》以及合作社税收等相关法律都提供了对合作社的支持。当代，一些州为了增强合作社的灵活性，修改合作社条例，放宽会员、股金分配、民主投票等传统合作社原则，有利于新型合作社更加灵活的发展。中国农业合作社要得到健康发展，也需要对中国相应法律政策进行进一步完善，并加大金融、财政等方面支持，以满足农业合作社长期发展需要。

4.进一步创新合作社发展机制美国农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不少问题，如合作社资金积累能力弱，会员需要多元化和多样化，总经理能力，董事会效率，国际会员等问题。有些问题是合作社本身机制问题，有些是组织建设问题。中国农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也会面临其中一些问题，应该鼓励各地合作社进行各项机制创新，加强组织内部建设，解决好合作社发展的人、财、物等问题，促进中国农业合作社又好又快地发展。

第四篇：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建设中国现代农业

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建设中国现代农业

 摘要：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发展现代农业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现代

农业在发达国家率先兴起，并取得了长足发展。他们发展现代农业的主要经验，可以为中国所借鉴。本文在总结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主要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中国现代农业的对策建议，即根据中国农业资源的特点，因地制宜地选择农业技术进步路线；开发农业的多种功能，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农业产业化；建立农业技术培训和职业教育体系，提高农民素质。

现代农业在发达国家率先兴起，并在发达国家得到长足发展。尽管各个国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条件等方面存在差异，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和特点也不尽相同，但在发展现代农业的进程中，也存在一些共同的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

一、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主要经验

1．选择适宜本国国情的农业技术进步道路农业技术进步的路径一般分为4钟类型：以机械技术为特征的劳动节约型，以生物化学技术为特征的土地节约型，以灌溉技术为特征的节水型现代及综合性技术进步。许多发达国家在建设农业的进程中，都根据本国社会经济条件和农业的进程中，都根据本国社会经济条件和农业资源禀赋特点，选择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农业技术进步道路，从而取得了现代农业建设的成功。依其自然、经济、社会、科技和经营管理特点，可划分为4类：（1）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地广人稀，工业发达，劳动力不足，其技术进步的方式大都从农业机械化起步，主要是通过机械技术的推广和使用来 实现对劳动的替代，使单位面积土地上的劳动使用量减少，以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这些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较高，有些农产品主要面向国际市场。（2）日本、荷兰、比利时等国，人多地少、资源相对贫乏，更多地选择多用劳动型的技术和节省土地型的生物技术，即发展资本技术密集的精致农业，提高土地生产率。多数农户实行兼业经营，亦工亦农，其产品主要面向国内市场。

第五篇：《中国舆论新闻史》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中国新闻舆论史》

本书作者林语堂，是我国现代文坛的巨子，影响中外。作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由主义者，政治上崇奉西方民主主义，非常赞赏孙中山的国民革命纲领，对中国共产党当时也持有好态度。1936年8月，他携眷赴美，并在那之后写下了这部书。本书由英文写成，是一部激励民众为新闻自由，为公民权利而战的论著。

从题目来看，这本书既是“新闻史”，又是“舆论史”。但实质上，本书是舆论史，而非新闻史。有关新闻史的内容总体上是为服务于舆论史而存在的。本书之所以特别看重新闻史，是因为“报刊业是公众的耳目喉舌”，和舆论史有特别密切的关系，也就是与新闻自由的关系。这本书一开头就明白的说：“泛泛谈论报业问题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我们能悬新闻自由之理想为鹄的，并以之为衡量新闻事业成败的标准，把新闻自由看做民主的真正基石：首先，它运用明智、公正的新闻选择、编辑、发布手段，向民众提供准确的消息；其次，它使社会舆论得以自由而不受限制地表达。”又说：“我所感兴趣的，是作为民意与专制斗争史的中国新闻史。”基于这种观念，本书中对中国古代报纸描述很少，因为它“主要刊登官员的任免、升迁消息，一般只在官员中流通。因此它远未能成为公众的‘耳目喉舌’，也不是舆论的载体。”所以在古代时期这部分，极大篇幅写的是舆论史，除一处有“邸报”一词外，全然不提古代报纸。另外也有很小篇幅写新闻史，主要是介绍中古代报纸发展概况方面的知识。

本书大体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也就是第一编，写的是我国古代时期的舆论发展过程。在古代舆论方面，作者所提到的古代歌谣，在秦汉甚至是更早之前就出现了，并一直沿用下来。比如诗经中的“国风”部分，兼具风工之音与讽喻教化之义，里面大多数是讽刺诗。而在民间，更多的则是口口相传的歌谣，用以批评统治者。而到了汉代，舆论和皇权之间第一次出现了有组织的对抗。在士人与腐败势力的殊死搏斗中，舆论得到了一次极为罕见，令人怜悯而崇敬运用，引发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太学生运动”。而汉朝之后公元3-4世纪的魏晋时期，公共批评进入了最低潮。到了南宋时期“太学生运动”又一次被发起。这次运动充分的验证了一句话：每逢国家存亡之秋，公共批评总会应时而起。同样也是在宋朝，随着政府势力的发展

“邸报”应运而生，这也是作者在古代时期所提到的唯一一份报纸。即使在古代，舆论与报刊之内在制约关系仍会存在并展现其固有关系。宋朝小报的出现，和当时舆论斗争有着密切关系。到了明朝，作者便主要写到了明朝的宦官、御史和东林党人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而明代邸报对东林党的斗争则有着重要的关系。至此，本书的古代部分便已经结束了。

后半部分，也就是第二编，讲的是现代报纸的发展过程及新闻舆论发展的的过程。从这一编可以看出，本书对于现代新闻事业的关注远远超过古代。这部分写得几乎都是新闻事业的活动。而这些新闻事业活动在总体上是为反映公众舆论与政府专制的斗争而出现的。传统中国的议政（政治批评）精神，在适当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会再度开花结果，作为当代新闻事业中真正的民主力量而出现。而中文报刊的发展，大概可以划分为3个时期：现代报刊的开创时期（1815-1895），辛亥革命的新闻事业（1895-1911），辛亥革命后的新闻事业（1912至今）。中国的所谓现代新闻事业，即其编辑与出版均以公众利益为目的的新闻事业，肇始于19世纪初，在早期传教士的努力下，得到很大发展。1895年，北洋水师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受高涨的爱国热潮的激发，中国报刊史上的新时代到来了，自此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这段时期，堪称中国新闻史上的黄金时代。然而在随后到来的民国时代，由于政府力量的日渐强大，当代的报业便又开始倒退。由此可见，政府越“强大”，报业就越弱小，反之亦然。·

本书生动流畅，平易近人笔锋常富感情，别具魅力。在本书中，作者常为古代那些身处官场逆境，只求自保的士人辩解。说他们也是人，“所以我们可以原谅他们只求自保；但因为是人，所以他们的玩世不恭，只不过是掩盖内心的痛苦罢了。”又称：“理解万岁——在没有宪法保护的情况下，仅仅对士人和批评家说一句‘不要怕，奋勇向前’，他们是不会对政治采取积极态度的，没有人会拿生命危险去冒犯政治者的。”讲的是古人，实际上是自己心态的表述。

同时，作者对国民党政府的舆论专制深恶痛绝，号召公众为争取新闻自由和公民权利不懈战斗。尤为发人深省的是，作者还把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并以之与国民党政府的舆论专制政策进行斗争，作为写作本书的用意所在。这不仅在多处时有流露，而且还坦率陈词，向读者明白讲清楚。如在“宋朝学生请愿”这部分中，作者宣称：“我们之所以对这一时期特别感兴趣，是因当时的政局、士人的运动和舆情，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今天的局面。这就是历史研究的价值，它教我们以史为鉴，从过去中看到现在。”在本书的结尾部分，作者还专作说明，强调他之所以写这部书，是非常“希望能有助于读者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当前的局势，理解舆论繁荣和衰败之因”，敦促“今天，我们必须为新闻自由的宪法原则而战”。语重情长，传达了自己的心声。

理论上，无论在什么时候、在哪个国家，舆论与当权者总是有冲突的。然而这一点并非总能为人所认识。任何讲现实、明事理的政治哲学，都要把承认如下事实作为原则：治理一个国家，不管他是民主制、有限君主制还是绝对君主制，在制人者和制于人者之间，总是有着潜在的敌意。双方的这种敌对状态如同在拔河：如果政府赢了，那人民肯定要输，反之亦然。若非如此，那么民主政治，连同他那一套既妨碍了自由，也妨碍了权威的繁琐程序的说辞，根本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绝对的君主政体，市政府只允许他自己拉住绳子的一端，而禁止人民去拉另一端的治理形式，其中的潜在的敌意并没有因此消失。因此，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拔河游戏中，总是有公共批评的，不管是哪种政体。而舆论是否影响或实际主导政府的决策，是民主政治的最根本性的试金石。

《中国舆论史》这部书是我国第一部舆论史，也是第一部关于言论出版自由斗争的史书。其写作体裁是历史，可使其立足点却在当代，着眼于史鉴作用。它把我国历代舆论斗争的历史，看做一个具有内在联系、前后相承的统一体。一方面讲明不同朝代所呈现的差异性，但更着意的是揭示这些差异的共同性，即所为同中见异，异中求同，把探求客观运行规律放在第一位。这种共性，即规律性的表述，方方面面，泛见于全书，还常将其化解为多样精辟的箴言，以昭示后人。虽然它的写作时间距今已有七八十年之久，其时代局限和作者个人思想局限在所难免。书中确实有某些偏颇不周的表现。但瑕不掩瑜，不影响本书的价值。

学生：李奕霖班级：新闻三班

学号：20110203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