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委员会是否具备行政诉讼主体资

第一篇：村民委员会是否具备行政诉讼主体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的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是在本案中，村民委员会不符合行政诉讼被告的条件。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1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村民委员会在性质上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十条、第十四条的规定，村民委员会对集体土地的管理是基于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而非法律、法规授予的行政职权，因此，村民委员会也不属于《解释》中的“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组织”；第三，村民委员会对集体土地的管理只是一种事务执行权，而非决定权，这种管理代表的是村民大会的意志，不同于代表国家意志的行政管理。也就是说，法律法规没有将土地承包事项的决定权授予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也无法对外独立承担行政法律责任。

村民委员会具备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可以作为行政诉讼被告。

首先，关于村民委员会的性质。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乡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可以看出，村民委员会与村民之间是一种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并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这种管理关系体现在全体村民的利益与个体村民之间的一种利益的调整或者说是再分配，是一种公共职能。它在进行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时以实现其“公共职能”为直接目的的行为是一种行政行为，所以村民委员会进行这些管理行为，特别是经过法律法规等授权的行为时，其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主体资格是适格的。其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的规定“有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因此，从法律规定上确定了授权组织的被告地位。众所周知，行政职权的取得根据其来源分两种，即固有职权和授予职权，故有职权是指已经成立根据组织法的规定就拥有相应的行政职权，很显然村民委员会不属于这种情况，它只能是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主体。所谓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制的是依据具体的法律、法规的授权而行使特定职能的非国家机关组织，即授权行政主体。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授权情况大致可以分为：社会团体、事业及企业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有关的技术检验、鉴定机构。这里所说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就是指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授权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业等。

村民委员会具备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可以作为行政诉讼被告。

首先，关于村民委员会的性质。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乡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可以看出，村民委员会与村民之间是一种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并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这种管理关系体现在全体村民的利益与个体村民之间的一种利益的调整或者说是再分配，是一种公共职能。它在进行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时以实现其“公共职能”为直接目的的行为是一种行政行为，所以村民委员会进行这些管理行为，特别是经过法律法规等授权的行为时，其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主体资格是适格的。其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的规定“有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因此，从法律规定上确定了授权组织的被告地位。众所周知，行政职权的取得根据其来源分两种，即固有职权和授予职权，故有职权是指已经成立根据组织法的规定就拥有相应的行政职权，很显然村民委员会不属于这种情况，它只能是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主体。所谓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制的是依据具体的法律、法规的授权而行使特定职能的非国家机关组织，即授权行政主体。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授权情况大致可以分为：社会团体、事业及企业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有关的技术检验、鉴定机构。这里所说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就是指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授权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业等。

其次，关于被授权组织的法律地位。被授权组织的法律地位主要体现在：第一、被授权的组织在行使法律法规所授职能时，是行政主体，具有与行政机关相同的法律地位。第二被授权组织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法律、法规所授职能，并由其本身就行使所授职能的行为对外承担法律责任。第三被授权组织在非行使行政职能的场合，不享有行政权，不具有行政主体地位。就本案来说村民委员会对集体土地和其他所有财产的管理权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第三款也规定了村民委员会对集体土地和其他财产的管理权，本案中村民委员会与村民之间并不是一种平等的主体关系，而是一种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是一种公法上的关系。村民委员会对集体土地的管理权是依据法律授权进行的，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职能，属于法律授权的行为。

第三，村民委员会的行政诉讼主体资格的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第三款的规定：“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村民委员会对本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的管理是法律授权的，即为法律授权性行政行为，而本案是由于原告认为被告没有为其分得作为该村村民该有口粮补助费而诉至法院引起的，因此，该村村民委员会可以成为本案的被告。

因此，村民委员会作为本案的被告无论从理论还是法律法规的规定上并无不当。

第一种观点认为：村民小组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应当以村委会为被告。理由为村民小组没有健全的组织和人员,没有资金核算账目，没有固定的场所，没有公章。故不具备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由于存在以上的情况，故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七条对法人的要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对其他组织的要求。所以村民小组也不具有诉讼权利能力和诉讼行为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由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故村民小组无权对外签订公共事务、公益事业性的合同。由于村民小组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不具有诉讼权利能力和诉讼行为能力，不具有签订公共事务、公益事业性合同的权利，所以它不能成为本案的诉讼主体，适格的被告应当是村委会。

第二种观点认为：村民小组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起诉时应当以村民小组的全体村民为共同被告。理由为“国家土地局1992年6月13 日对山东类似问题答复：村民小组不具备集体经济的组织条件,不拥有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权由村委会经营管理。”故村民小组不能称为诉讼的主体。而村民小组共同修建公路的结果是，村民小组全体成员共同收益。故应将这种共同行为认定为个人合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7条规定个人合伙的全体合伙人在诉讼中为共同诉讼人。故本案件的适格被告应当是全体村民小组的村民。

第三种观点认为村民小组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可以成为本案件的适格被告。其理由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0条确认了其存在的合法性。《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21条规定“生产队范围内土地归队所有”。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意见》第二条明确规定进行土地调整时,严禁改变权属关系,不能将已经属于组级(生产队)所有土地归村所有。《土地法》第十条规定“农民所有土地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管理，已经分别属于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由村内的各农村集体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据此可以认为村民小组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土地所有权、使用权,能够以此财产承担一定的民事后果，故具备了诉讼主体需要满足的条件。应将其归类到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主体第三类当事人中，既其他组织。

第二篇：村民委员会行政诉讼被告主体资格

村民委员会行政诉讼被告主体资格

村民委员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案例频频见诸报端，以村民委员会为被告的行政案件在法院行政诉讼收案中也占有相当比例。村民委员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案件常见的有：与户籍等有关的管理行为、土地发包行为及其他与村内公益事业有关的建设和管理行为。如：

1、某地受理的某幼童诉其母所在村委会户口登记案。该幼童之母嫁往城镇，但户口仍留在原籍未迁出。该幼童出生后，其母欲将该幼童户口落在本村。该村不同意，该幼童以其母户口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为行政诉讼被告提起行政诉讼；

2、某汉族木匠在一以回民为主的村庄长期从事木工，后在该村落户、分地、建房。但在新近一次土地承包过程中，该村不再给其分配承包地，其起诉所在村民委员会的行政诉讼案件；

3、某村以收取的荒地承包费修建已被乡教育组决定停办的小学，引起村内部分村民异议。村内部分村民起诉所在村民委员会的案件。

村民委员会是否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村民委员会符合哪些条件才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这一问题在理论及实务界均存在争议，上级法院在对下级法院的业务指导上也往往意见不一。认为村民委员会可以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理由主要有：

1、《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赋予村民委员会对本村的土地及其他事务有“管理权”，村民委员会对本村事务的管理是一种“法定权利”，村民委员会应视为法律法规职权的组织，因此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发放救济款物、土地经营管理和宅基地管理过程中的行为为“公务行为”，并且规定村基层组织人员在从事上述行为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构成犯罪的，适用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的规定”。--由此可见，村民委员会的成员已“视同为”国家工作人员，村民委员会从事的土地管理、宅基地管理已为法律规定为“公务行为”，所以村民委员会可以像其他国家行政机关一样，在公务活动中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

3、行政审判受案范围有扩大的趋势，目前理论和实务界均积极主张行政审判的受案范围应向一切具有公共行政权力的领域扩张，以尽可能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村民委员会的行为具有较强的“强制性”，因此，从“保护村民利益的角度出发”，应当将村民委员会的行为纳入行政审判范围；

4、报载案例证明村民委员会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

笔者认为，上述认为村民委员会可以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理由均不能成立。理由为：

1、《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村民委员会的“管理”职能，虽然是一种法定职能，但法定职能不等于行政职能，法律法规对于权利的规定，也并不都是对于“行政权力”的授权。国家对仲裁机构制定了《仲裁法》、对公证机构制定了《公证暂行条例》、对律师事务所制定了《律师法》，《土地管理法》对村内村民小组也规定了其对土地有经营管理职能。仲裁机构的仲裁行为、公证机构的公证行为、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服务行为、村内村民小组对土地的经营管理职能均是法定职能，但仲裁行为、公证行为、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服务行为并不纳入行政审判范围，村民小组也未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被提起过行政诉讼。由此可见，以“法定职权”和“法律法规的授权”来论证村民委员会可以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理由不能成立；

2、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其规定的是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工作的情况。既然是“协助”，那么在此类工作中，从事该工作的显然“主要”是人民政府，而不是村民委员会。在“协助”人民政府工作的情况下，村民委员会的职权体现为政府职权，所以，国家对此时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行为视同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并以贪污受贿罪对其定罪。在逻辑上，不能以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中对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成员在“协助”人民政府工作中的身份定位，来推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成员在所有村务活动中有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也不能以此推定村民委员会有了类似国家行政机关的地位，这在逻辑上推导不出。村民委员会在独立工作而不是“协助”人民政府工作的情况下，其行为显然与政府公务行为无关，其组成人员此时的“贪、贿行为”，不能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进行定罪。因此，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为依据认为村民委员会可以作行政诉讼被告的理由也不能成立；

3、理论、实务界及普通公众确实有要求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扩大的呼声，他们不满足于行政诉讼仅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不满足于行政诉讼的现实受案范围，而是要求行政诉讼对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及其它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所有宪法权利有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因行政权力先天有扩张的趋势，新型行政行为肯定层出不穷，所以，主张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扩大是正确的。但主张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扩大一定要注意到“行政权力的行使”这一问题，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扩大绝不是（也不能）盲目扩张。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扩大思潮中，主张应将村民委员会的行为纳入行政审判范围的，除受《土地管理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影响之外，另一重要的原因是“看中”了村民委员会行为的“强行性”，即其对村民权利的影响是巨大的，近乎于“强行”，没有审判的介入几乎没有任何最终的和有效的途径保护村民的合法权利。但村民委员会行为虽表面具有“强行性”，其对村民权利的影响也可谓巨大，但不要忘记，村民委员会行使的“权力”并不是“行政权力”，其对村民权利的影响不是靠国家强制力；村民委员会的管理模式是民主决策的民主管理模式，村民委员会只是民主决策事务的组织者及执行者，其本身不享有任何权力。现实中村民委员会行为的“强行性”，一般其权力来源为“拳头”再加上乡镇人民政府的“支持”，其权力来源在本质上是不正确的，此正是基层民主要纠正的地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大不能往审查村民委员会行为的方向上扩大，此只会进一步提高村民委员会的地位，加大村民委员会与普通村民的实力对比，使村民委员会的行为更具“强行性”，使村民的利益更得不到保障；

4、虽然有报载案例证明村民委员会在某些案件中作过行政诉讼被告，但其他案例也证明某些村民与村民委员会的纠纷是作为民事案件立案的（如土地承包案件）。要想找到权威的案例支持某种观点，笔者认为，应当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作为参照。笔者从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公布的案例库中经检索“村民委员会”，找到14个与村民委员会有关的案例。其中，民商事案件7个，7个中村委会做被告的3个，均是民事案件；刑事案件1个，国家赔偿案件1个，行政案件5个，均不是以村委会为被告的。由此可见，从最高人民法院编选的案例中找不到支持村民委员会作行政诉讼被告的案例。在《曾菊英等诉长沙市雨花区黎托乡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案》(《最高人民法院案例选》二○○一年第三辑(总第37辑))中，对于村民委员会可否作行政诉讼被告的问题，还从正反两方面对此作了系统分析，结论否认了村民委员会在该案中作行政诉讼被告的可能。

笔者认为，村民委员会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应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理由为：

1、国家设立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追究国家在行政行为过程中的责任，即只有对代表国家的主体的行政行为国家才承担责任，只有对此种行为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国家从事行政行为的方式有：（1）、行政机关亲自作为；（2）国家以法律法规授权某些非行政机关的组织作为；（3）、行政机关委托其他组织作为。在此三种方式下，第（1）、（3）均是以行政机关为被告，此两种行为实质上都是国家行政机关的行为；在第（2）种情况下，法律法规的授权实质上也是一种国家行为，国家当然也承担责任。而村民委员会，国家显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为其行为承担国家责任。那种因村民委员会具有“法定职权”而将其视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看法是绝对错误的，“法定职权”不是行政职权，理由前已述及；

2、国家承担国家责任的主要方式是国家赔偿。《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赔偿费用，从各级财政列支。”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各级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一定数额的国家赔偿费用，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在任何情况下，国家不会把村民委员会的赔偿问题列入国家预算。村民委员会作行政诉讼被告的案件，在确认村民委员会的行为违法后，如果涉及赔偿问题，其赔偿资金表面上由村民委员会负担，但实质上该赔偿资金是由全体村民承担的。这种赔偿一方面造成责任主体与承担责任的主体的不统一，另一方面这种赔偿显然不是国家赔偿，那么对此进行的诉讼怎么能够称为行政诉讼及行政赔偿诉讼呢？

3、村民委员会的行为不应赋予其“强制性”。行政行为的强制性是一种国家强权，正因其是国家强权，国家才设立行政诉讼制度；指导性行政行为不具有强制性，正因其不具有强制性，所以国家把它排除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村民委员会的行为，绝不具有国家强制性，假如其行为不能得到实施，其应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起诉村民，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确认该村民是否负有某种义务。那种认为村民委员会的行为具有强制性的观点，是被村民委员会“强权政治”的表面现象迷惑，是对村民委员会“强权政治”无耐和无助的表现。事实上，村民委员会的行为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查是最合乎现实和情理的。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的审查，使原、被告双方首先意识到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减少了村委会平素自以为高高在上的“官本位”意识；同时，村委会作为民事诉讼被告也不受行政诉讼被告在十日内举证的限制，这从村委会的诉讼能力本身来说也是公平的；

4、《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属于宪法性法律，其地位远远高于《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其立法目的和主要精神就在于“保障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群众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在民主自治体制下，村民会议是村内事务的决定者，村民委员会是村民会议决定事项的执行者。从民主体制的运行上说，村委会没有任何强行性的权力，民主管理与行政管理绝对不可能相容。对于村内重大事项，无村民会议的决议，村民委员会便没有任何权力。村民委员会实质上是几个村民个人的集合。有时，村委会的行为是全体村委会成员的行为，而有些情况下，所谓村委会的行为实质上只是村委会主任个人的行为。在全体村民这一熟人社会中，村委会成员与其他村民的地位始终应当是平等，其未通过村民会议而自行决定的事项应当自行承担责任，而不应当由全体村民为其承担责任（如诉讼费用和赔偿费用的承担）。惟有如此，才能使村委会成员真正在村民自治的精神下，在平等的基础上为村民服务；不然，就会造成村委会成员只知任意行使“权力”，而不用顾忌会承担任何责任的现象（现实也正是如此的）。当然，村委会成员在紧急情况下，对村务的处理，或对村内较小事务的处理，可以适用民事代理的法律规定，区分其在行使“权力”时的恶意、善意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处理。

第三篇：关于行政诉讼是否审查抽象行政行为

关于行政诉讼是否审查抽象行政行为，你有何观点？

答：在我国，抽象行政行为是一个学理概念，是批行政机关针对非特定主体制定对后发生法律效力并具有反复适用效力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按照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相对人对抽象行政行为不得提起诉讼。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随着抽象行政行为的数量逐渐增多，违法实施抽象行政行为的问题日趋严重，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说其必要主要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1、是抽象行政行为本身的需要。因为具体行政行为毕竟是针对个别人的，即使违法，对相对人造成的损失也是局部的。但抽象行政行为则不同，它是针对普遍对象作出的，适用的效力不止一次，具有反复性，加之层次多、范围广，因而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具体行政行为。一旦违法，将会给众多人造成损失，如果人民法院不能受理对违法抽象行政行为提起的予以撤销，就有可能导致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造成的侵害在一定范围内连续发生，使更多的相对人蒙受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说，抽象行政行为比具体行政行为更具有危险性和破坏力，因此更有理由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

2、是改变抽象行政行为违法现状的需要。由于现行《行政诉讼法》排除了对抽象行政行为的诉讼监督，其他监督机制又跟不上，致使抽象行政行为违法问题日益严重，随意通过抽象行政行为扩张本地区、本部门的权限屡见不鲜，导致规章打架、冲突、重复和管理失控。要改变这一现状，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诉讼范围是首要条件。

3、是依法行政原则的要求。我国的行政机关权力十分广泛、无处不在，如果不加以约束，极易造成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侵犯。行政机关在制定行政规范时就应遵守法律优先的要求，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制定规范、实施立法活动等抽象行政行为。而现实是很多行政机关违法乱纪的问题就出在行政机关自己的“红头文件”上，它已不是某个具体工作人员的违法，而是整个部门的违法，是一级政府的违法，其违法造成的损失并不是单个的相对人的损失，而是整个管辖范围内的行政相对人的损失。所以，行政机关在抽象行政行为的制定过程中必须做到依法行政，符合法律优先的要求。

4、司法机关的性质决定了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应当是全面监督。司法机关是裁决所有法律争议的国家机关，由于抽象行政行为同样可能导致争议，所以，法院裁决抽象行政行为引发的争议是实施司法职能的必然结果，也是解决此类争议的必要途径。现行《行政诉讼法》禁止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事实上只能放纵违法和不当的抽象行政为，只能增加受到侵害的当事人纠正违法抽象行政行为的成本。只有将所有抽象行政行为全都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并且赋予法院撤销、确认违法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力，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抽象行政行为违法，损害大众利益的混乱局，才能维护法制统一、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说其可行，是因为：

1、作为解决行政争议的行政机关内部程序，行政复议制度的实践为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积累了经验，为今后诉讼审查抽象行政行为奠定了基础；

2、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3、国外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第四篇：股票配资是否合法[模版]

股票配资合法吗

进行股票融资，最关心的可能也是融资炒股究竟合不合法？做过股票融资的朋友也都知道，融资炒股所签署的合同是个人对个人所签署的。在整个合同上股票融资配资是不出现股票配资公司的任何字眼。合同的签署人一般都是那些股票融资配资公司的负责人。其实股票配资所签署的合同，属于一种民间借贷。作为民间借贷是合法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借贷，历来有之，不违法。

真正做股票融资配资的公司或者个人是不存在卷款跑的这种情况的，一般都是收取一定的月息，按照这个月息来计算，那些股票融资公司的年化收益是高于客户的自有资金的，（例如，以月3%收益来算，客户1万自有资金，配资4万，每月的费用是1200元，一年既是14400，超过客户自由资金的1万的数额）而且股票配资不会发生传统借贷的坏账风险，没必要杀鸡取卵、触犯法律。)

是否合规，首先从配资协议上谈起。目前常见的股票、期货配资协议范本，有直接称之为“借贷合同”的，有“资金合作协议”的。但不论形式如何，其本质，或者说其依据的法律范畴是“民间借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成为民间借贷。作为明间借贷是合法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借贷（或公司与个人直接借贷）历来有之，不违法。什么是民间借贷？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原则。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属于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资金，禁止吸收他人资金转手放贷。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国家规定，即不超过同期银行利息的四倍，同时，《民法通则》直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的是第90条的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对于景跃投资来说，股票、期货配资的主体是资金的持有方和需求方，且都是自然人，资金的用途是投资于股票或者期货交易，我们提供的是账户风险监控服务，因此收取的是账户管理费。我们有完善的股票、期货风控条款和服务准则，所以景跃投资有能力为客户做好配资服务。然而，在目前众多良莠不齐的配资公司中，如何使自己的资金更有保障，如何降低自己的资金使用成本就颇为关键了。有的公司打“配资”为旗号，行违法占用之实，应受到法律的严惩；有的公司虽然未将配资合作款挪作他用，但却用各种花样来迷惑配资客户（壳公司，高利息，不合理合作期，混乱风控等等），使其付出远高于正常合作水平的成本，令配资客户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严重扰乱正常的配资合作往来。所以，配资客户在选择这类配资公司的时候一定要尽量那些口碑好，专业强，实力雄厚的配资公司并亲身实地考察后再做定夺

第五篇：关于村民委员会诉讼主体地位的思考

关于村民委员会诉讼主体地位的思考

内容摘要：村民委员会作为我国政体下特殊的组织形式依法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利。由于其独立于我国的行政层级系统及其性质的特殊性，因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日趋繁复的法律关系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这主要体现在村民委员会的具体行为性质的界定以及其行为所引起的后果的责任承担上。具体而言，即是村民委员会的诉讼主体地位的确定问题。本文将通过对村民委员会性质、职权的论述并结合行政、民事及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其诉讼主体资格的适用来全面展开对村民委员会诉讼主体地位的探讨。

关键字：村民委员会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村务管理行为 行政诉讼主体 民事诉讼主体 刑事诉讼主体

1998年10月1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历经20年的农村改革的成就作出了精辟的论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突破计划经济模式，初步构筑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新经济体制框架。这个根本性改革，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带来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巨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大幅度增长，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带动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革和小城镇发展，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道路；农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全国农村总体上进入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的阶段；农民的思想观念顺应时代要求发生着深刻变化，农村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明显进步。”

在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方兴未艾的同时，构建与之相适应、相协调的农村职能管理体制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充分考虑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社会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以及我国9亿农村人口这一庞大而又特殊的群体的基础上，以村民自治为本位的极富中国特色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应运而生。

然而，村委会作为一个本土化的区域自治管理单元，在享有区别于其他基层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组织的特殊权能的同时，却鲜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其权能行使的法律责任、侵权行为的后果以及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司法救济等问题作出详尽的规定。具体说来，村委会诉讼主体地位的不明确是上述问题的症结所在，也就直接导致了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日趋繁复的法律关系中责任主体地位的缺失，如村委会基于村内公共事务管理的行为侵害村民自身利益的诉讼主体地位，与其他企业法人、社会团体关于合同纠纷的诉讼主体地位以及村委会在单位犯罪中的主体适格等问题。

以下，笔者将根据我国相应的法律法规并结合村委会的现实运转情况，从村委会自身的职权设定结构出发，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对其诉讼主体地位进行多方面的探讨

一、村民委员会的性质、职权与诉讼主体资格的适用

关于村委会的性质，在学界争议不大。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各地城乡居民便已建立了农会、贫农团、居民小组、片儿会和各种委员会等初期的自治性群众组织。在五、六十年代的人民公社体制时期，作为村委会前身的生产大队则明显的带有经济生产组织的色彩，又兼具着村务管理的职能，在行政层级关系上从属于人民公社，体现了国家行政机构向乡村的延伸.「1」随着公社体制的解体、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政社分开的体制改革的进行，1981年，在广西宜山，罗城一带群众自发组织了我国首批村民委员会。随后在1982年颁布的宪法中，首次将村委会定性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经过试点和推广，在农村普遍地建立起来。1987年11月24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直到1998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组法》”）才将村委会最终定性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按《村组法》的规定来看：首先，村委会是一类组织。是在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下以某种目的成立的，依法享有一定职权并能够有系统、有秩序的运转的集体。这是对村委会性质最粗略也是最本质的理解，但是在这种理解下，即便是作为一个最为原始的社会单元，也同样应该得到其他社会单元的承认并具备一个社会关系参与者的资格。其次，村委会是一类自治性质的组织。自治是村委会这一制度建构的核心，可以理解为自我治理，具体而言即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一个享有自治权的组织便表明了其具有独立性，它可以通过设立自治机关、订立自治行为规范等来行使其自治权并可以对抗来自另一层级系统的行政干扰，这一点在《村组法》第四条中得以印证：“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此外，对于自治的内涵，即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在《村组法》中均作了相应的诠释。「2」值得注意的是，自治组织的自治性和独立性并不影响其参加一定的社会关系活动，它可以很自如的与其他社会实体发生作用，甚至发生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可见，自治组织的社会主体地位勿庸置疑。再次，村委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群众性是自治组织中自治主体的表现，群众即人民，表明人民群众在群众性自治组织中行使自治权，而对于村委会来说，其自治主体则限定在了农村村民的范畴之内。另外，由于群众性还带有整体性、大众性的特征，不论按《村组法》的规定，还是从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实践经验来看，法律所保护的村民自治，实质上是保护以自然村为基础的村民集体行使自治权，而村民个人是无法行使自治权的，这体现在村民会议、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等组织形式的设置上。由于村委会是根据村民居住状况、人口多少，并按照便于群众自治原则所设立的，由有选举权的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因而它是作为全村村民的代表机构来行使对内对外的事务管理，是以村的名义对外开展人格化的交往。最后，村委会还是基层性质的群众性自治组织。这里，村委会自治的地域范围被限定在了村，即与村民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农村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位。这也成为了村民自治与民族区域自治最为明显的区别，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充分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以及国家坚持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但二者均可以相互发生一定的关系，甚至各自对外为或不为一定行为并独立的承担其行为的后果。

在《村组法》中并没有对村委会的职权进行系统、具体的列举，而是代之以概括性、间接性的规定散见于整部法律之中。笔者结合村委会的法定职权与现实的执行情况，认为其实际职权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农村公共事务的管理以及公共秩序的维护。这在《宪法》一百一十一条和《村组法》第二条已有明确的规定，因此便为村委会的职权范围赋予了极为丰富内涵。由于公共事务便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所以公共事务的范围涵盖甚广，就村委会来说，组织实施本村建设规划、兴修水利、道路、学校等基础设施，指导村民建设住宅，妥善运用公共资源，管理公共卫生「3」，召集村民会议并向其报告工作等均属于其管理范围之内。而公共秩序则主要涉及公共安全以及全村村民生活秩序等方面，如调节民间纠纷「4」、消防安全管理「5」，维护村内治安等。为了有效的行使上述职权，《村组法》还规定村民委员会可根据需要设立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专门负责相应工作的开展。可见，村委会作为全村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在相关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范围内行使相应的职权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行政性。由于村委会村务管理效果终将作用于每一位村民的身上，与村民的利益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作为村委会职权行为相对方的村民必然会基于自身权益的实现和保障程度与公共权力的行使发生冲突。此时，村委会作为村务的管理者则不得不出面对此进行调节，而考虑到其管理职能与公权力的内在关联性，村委会往往会对后者带有一定程度的倾向性。那么村委会和村民之间则形成了一种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无论是对公权还是私权均会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法律关系，村委会在某种行政资源的优势下必然相对于村民处于一种强势地位，在这种双方地位不对等的法律关系中，村委会完全可以独立地、以自己的名义实现权利和义务，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应当在诉讼活动中成为适格的诉讼主体。

第二，集体财产的经营与管理，即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的财产权和其他合法的权利和利益「6」。由于农民的生产收益与土地具有天然的关联性，故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便成为村委会的重点经营和管理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第五十七条规定：“土地使用者应当根据土地权属，与有关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签订临时使用土地合同，并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临时使用土地补偿费。”除土地外，村委会的财政管理权能还涉及村内经济项目的立项及其他集体财产的收缴与发放。《村组法》第十九条和第二十二条规定了村委会有条件的享有相应的职权，如：村提留的收缴，水电费的收缴，村内享受误工补贴人数及标准的确定，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村民承包经营方案的实施以及救灾救济款物的发放等等。这里所指的“条件”是指上述涉及村民利益的财政职权的行使需要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并要做到村务公开，接受村民的监督。可见，《村组法》关于村委会财产性职权行使的规定是相当谨慎的，但在对村民实行经济管理的模式下，村民集体对财产所享有的所有权与村委会基于村民授权所行使的代表管理权之间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于是便会出现村委会与村民之间关于集体财产的运用、收益分配等方面的纠纷。此外，由于村委会是村民意志的执行机关，其在依法经营和管理村内集体财产的同时，又有权按照村民的意思表示，代表本村以自治实体这一独立的主体资格对外参加涉及一定经济利益的民事法律关系，可以基于财产权益的纠纷，对外主张权利或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三，协助基层政府开展工作。《村组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可见，这里所指的基层政府是指村委会所在的行政区划范围内的乡、镇人民政府。由于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并不是一种行政从属关系，而在《村组法》中被明确定位为指导、支持与帮助的关系，因此，在乡、镇政府的指导和帮助下，村委会也必须协助基层政府实施一定的会对本村发生行政效果的行政行为以及落实和贯彻相应的国家政策。这主要体现在征收公粮、税款、乡镇统筹等费用，审批宅基地，开具婚姻登记所需证明，「7」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其他国家的政策并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等方面。在我国，村民虽然是村民自治实体的自治主体，但是作为我国公民仍然需要受到中央及地方人民政府的管治，但鉴于村民自治权的执行机关-村委会的存在，基层政府的某些会对村民产生行政效果的行政行为往往会委托村委会代为执行。这样，村委会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基层政府的行政职权受委托人，在宣传国家法律法规和落实相应国家政策的方面相对于村内也扮演着国家代理人的角色「8」。

从村委会上述的三类职权看来，村委会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均应成为适格的诉讼主体。在我国，虽然三大诉讼法律体系对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各不相同，但均承认了诉讼主体参加诉讼活动，享有一定诉讼权利并能够独立承担诉讼结果责任的特征。而村委会在三大诉讼法律关系中基于其性质及职权的本质属性，均能够享有一定的诉讼权利和承担相应的诉讼义务，进而在不同程度上具备诉讼主体的资格。笔者将分别在三大诉讼法律关系中对村委会的诉讼主体地位进行更为具体、深入的探讨。

二、村委会在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的诉讼主体地位

关于村委会行政诉讼主体地位的确认，由于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并未予以明确的规定，因此不仅在学界存在长期的争议，在司法实践的操作上也十分混乱。随着2003年6月全国首例村民行政诉讼状告村委会案，即南昌市青云谱区施饶村村民诉村委会行政不作为案的开庭审理，并以村委会不具备行政诉讼主体资格为由判决驳回起诉而告终，村委会行政诉讼主体地位的认定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在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如村民维权、村委会村务管理行为的性质及其侵权责任的承担等问题再次成为学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

要解决村委会行政诉讼主体的适格问题，首先应当明确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对诉讼主体的界定。所谓行政诉讼主体，是指在行政诉讼中，一切享有诉讼权利、承担诉讼义务的人。按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理解，这里的人并不仅指自然人个体，而是应当作扩大解释，包括国家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等其他组织。行政诉讼主体可以分为人民法院和诉讼参与人，而诉讼参与人又可以分为诉讼参加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诉讼参加人中，原告、被告和第三人均可成为行政诉讼的当事人。「9」这里，行政诉讼参加人是指参加行政诉讼活动并与诉讼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及代理其参加诉讼的人。「10」可见，行政诉讼参加人的范围相当广泛，只要具有参加行政诉讼活动的行为能力以及双方是在具体行政行为中存在利害冲突的任何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均可认定为行政诉讼参加人，村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自然归于其列。那么，村委会是否具有当事人能力呢？基于其自治权的享有及法定的村务管理职权，村委会作为独立的自治实体，不可避免的会在对内、对外的职权活动中参加到行政法律关系中去，因此基于该行政法律关系所发生的诉讼纠纷必然要求村委会具有能够享有诉讼权利和承担诉讼义务的能力。

在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的原、被告具有相对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原、被告的特定性。行政诉讼中的原告是指，基于自身合法权益遭受具体行政行为的侵犯，经依法定程序提起行政复议后，对复议决定仍然不服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予以撤销或者变更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出于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将原告的范围概括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这就几乎将社会生活中所有的主体都囊括其中。但是也并不是任何社会主体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成为行政诉讼中的原告，只有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11」可见，村委会作为我国社会主体中的一类组织，当然符合行政诉讼原告的基本标准。此外，由于村委会并不属于我国行政机关的层级系统，在其所进行的日常职权管理活动中，不可避免的与其所在区划范围内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发生冲突。虽然，《村组法》将基层行政机关与村委会间的关系界定为指导、支持、帮助的关系，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乡村关系并非如此单纯。乡政对村治的影响既有制度化的组织渠道，也有非制度化的人情往来；既有直接的行政命令，也有间接的指导和帮助；既有政治上、政策上的指导和支持，也有行政上的参与和协助。如此一来，当基层行政机关所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对村民或村民集体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性后果或者对依法属于村民自治事项进行了行政干涉，村委会可以代表本村村民以行政诉讼原告的地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村委会同样也可以基于与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所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在司法实践中，村委会也确实可以以原告身份参加行政诉讼活动，如佛山市南海区水头村村民委员会镇东村民小组诉南海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大庆市龙凤区久青村村民委员会因不服大庆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让胡路大队暂扣证照及请求赔偿案等。

相对于原告，行政诉讼被告的范围则仅限于部分行政主体。具体而言，是指被原告依法起诉指控其实施了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而由人民法院通知应诉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12」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行政诉讼被告仅限于作出与原告具有利害关系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而其后的司法解释「13」却对行政诉讼被告的范围作出了扩充，即从行政机关发展为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实现了以国家行政职权为标准来确定行政诉讼中的被告。很明显，村委会由于不具备对国家内政外交事务和社会事务进行组织管理的权能，也不是国家权力的直接执行机关，故其并非行政机关。那么村委会是否属于能够为一定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呢？所谓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是指，依法定授权而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行使一定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以外的社会组织。「14」可见，只要是依法成立，能够独立地承担因行为而引起的法律后果并在法律、法规明确授权的范围内以自己的名义从事行政管理活动的主体均可成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被授权组织具体应当包括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企业组织、技术检验、鉴定机构以及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委会基于《村组法》第二条明确授予的农村公共事务的管理以及公共秩序的维护的职能，明显带有公共管理的行政属性。实质上，村委会是在代表村民的前提下，以一种出自行政管理目的的意思表示，通过权力方式管理村内外事务，而村民自然会在这种权力与权利的作用中受到行政效果的影响，因此，村委会在《村组法》授权范围内的职权管理行为应当属于行政管理行为。按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故当村委会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与村民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利害关系时，其可以作为行政诉讼被告参加行政诉讼活动。如先前所述的全国首例村民诉村委会行政不作为案，无论最终判决结果如何，法院认定村委会为本案的被告便在事实上承认了村委会的行政诉讼主体地位。

由于村委会与基层行政机关之间法定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关系，故村委会具有协助基层政府开展工作的职能。如前所述，村委会此项辅助性的职能是基于基层政府的委托所享有的，是以基层政府的名义来对本村村民产生国家行政权力的影响。因此，在这种行政法律关系中，村委会是以受委托组织的身份出现的。所谓受委托组织，是指接受行政机关的委托而行使某项行政职权或从事某些行政事务管理的组织。「15」对于村委会来说，由于其是依法成立的有独立组织机构、章程和固定的办公场所并具有公益性质的正式群众性自治组织，故符合受委托组织的成立条件。由于受委托组织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不具备独立的法律人格，在基于其委托权限范围内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不具备被告的主体资格。但是在行政诉讼中，对于原告提起的行政诉讼，认为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16」受委托组织虽不能作为行政诉讼被告参加诉讼，但其显然与其受委托权限内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因此受委托组织，包括村委会，应当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诉讼。

三、村委会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的诉讼主体地位

与其他律关系相比较而言，民事法律关系最为显着的特性在于其是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基于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所形成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这也就决定了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一切诉讼参加人均应当平等的享有诉讼权利和承担诉讼义务。民事诉讼中的诉讼参加人是民事诉讼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这里的当事人应当作广义的解释，即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章第一节的规定，应当包括原告、被告、共同诉讼人、第三人和诉讼代表人「17」。

此外，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还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可见，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诉讼主体的涵盖面极其广泛，任何基于相互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提起民事诉讼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应具有民事诉讼权利能力。

就村委会而言，基于其法定职权与村民之间所形成的村内公共事务管理关系不可能构成一种民事法律关系。首先，在现实情况中由于村委会具有行政资源上的优势，如其职权管理权力的效力先定性和强制性、与基层政府的联系较为密切等，均造成了村委会与村民之前诉讼主体地位的不平等；其次，村委会的权力来源于村民集体的授权，因此它仅能基于村民集体的意思表示，以村民公共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代表全村进行公共事务管理活动。可见，作为村民民意执行机关的村委会与本村村民的利益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二者的意志内容不可能存在根本上的对立；再次，村委会与村民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如村委会组成人员的选举、村内公益事业的筹建等方面的事项均不属于双方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范畴。最后，在对村委会法律责任的承担和村民权益的保障上，不仅适用补偿性措施还适用惩罚性措施。《村组法》第十六条规定：“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可以要求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第二十二条第三款：“村民委员会不及时公布应当公布的事项或者公布的事项不真实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反映，有关政府机关应当负责调查核实，责令公布；经查正确有违法行为的，有关人员应当依法承担责任。”既然《村组法》对村委会行为责任的承担采取了一定的惩罚性，故与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地位的平等性相违背。可见，村委会基于其职权的性质以及在村内事务中的管理地位，其与村民就村内公共事务的纠纷并不能通过民事诉讼来加以解决。

然而，村委会在对内保障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或其他经济项目的承包以及未成年人的监护方面存在着例外。根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可由使用该土地的村委会发包，且若村委会侵害了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则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这里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当然包括村委会。此外，我国《民法通则》第十六条还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如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需经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委会、村委会同意。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委会、村委会在近亲属中指定。在一定条件下未成年人住所地的村委会还可担任监护人。”基于此所产生的权利义务纠纷应当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

村委会在对外的民事诉讼过程中却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村委会以村民集体意志为意思表示，代表全村以独立、完整的自治实体的形式平等的与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发生权利义务关系，而基于此所产生的民事权利义务纠纷则要求村委会在对外事务上享有民事诉讼权利能力。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当事人的规定是指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而作为平等主体的一方，村委会当然可以遵循公平自愿的原则享有与另一方当事人设立、变更和终止合同的权利并承担合同生效后的履行义务（这里不包括行政合同）。如基于村内基础性公共设施建设的需要，与原材料供应商所订立的买卖合同；出于兴办村内公益事业资金筹集的需要向银行贷款所订立的借款合同等。此外，按照我国《担保法》的规定，村委会也同样可以在借贷、买卖、货物运输、加工承揽等经济活动中成为保证债务的履行或者承担相应责任的保证人。可见，村委会在基于上述民事法律关系中所出现的纠纷均应受到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而村委会作为原告、被告或第三人对诉讼程序和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发生、发展和终结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四、村委会在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的诉讼主体地位

我国刑法中的犯罪主体分为自然人犯罪主体及单位犯罪主体。村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当然不可能如自然人犯罪主体般具备刑事责任能力，那么村委会是否能够成为适格的单位犯罪主体呢？根据我国刑法典第三十条的规定，单位犯罪是指由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危害社会的行为「18」，可见其主体已被列举为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团体，这里所指的团体包括社会团体和人民团体。而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实体并不属于上述列举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在我国现行刑事法律规范中，村委会并不具备犯罪主体的资格，因而其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未有相关刑事法律规范予以规制，也难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这里，有必要对村委会组织成员利用职权之便所实施的自然人犯罪行为进行论述。虽然村委会目前并不能以整体的组织形式实施犯罪行为，但其内部组成人员基于其在村委会中所享有的职权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则需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村委会主要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共三到七人组成，按照《村组法》的规定，凡是直接涉及到村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均需经过村民会议的讨论决定，然而，这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村委会的严格执行，村务公开制度也是形同虚设。此外，就不属于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村委会则拥有决定权和执行权，而这一部分权力的行使主要是由村委会组成人员实施，这便为相关人员进行职务犯罪创造了很大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村委会成员与村委会存在一种必然的职务执行关系，但并不代表其所实施的一切影响到村委会利益或意思表示的行为的法律效力都应当得到村委会的承认。若是村委会成员基于私利或以个人的名义，利用职务之便所为的违法犯罪行为则不应以单位犯罪论处，而应直接追究其个人的刑事责任，如村委会成员所实施的贪污罪「19」、挪用公款罪「20」、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等。

虽然村委会不能成为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的单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但却可以成为单位被害人或是原告。这是因为村委会是能够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自治组织，有一定的财产和经费，在侵犯财产等刑事案件中可能遭受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成为被害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按照本法第十三条规定的管辖范围，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提出控告和检举。”由此可见，村委会在其物质、财产利益等受到损害的情况下可以在刑事诉讼中成为被害人、自诉人或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依法享有自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申诉、请求人民检查院提出抗诉以及撤诉等广泛的诉讼权利。

注释

「1」彭勃：《乡村治理-国家介入与体制选择》，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2」自我管理：见《村组法》第二条第二款：“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自我教育：见《村组法》第六条：“村民委员会应当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维护村民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促进村和村之间的团结、互助，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第七条：“多民族村民居住的村，村民委员会应当教育和引导村民加强民族团、互相尊重、互相帮助。”

自我服务：见《村组法》第五条第一款：“村民委员会应当支持和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3」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九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组织居民、村民参与社区、农村的传染病预防与控制活动。”

「4」《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三条：“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

「5」公安部《关于加强农村消防工作的通知》：“各地村民委员会和驻村企业及各种经济组织要成立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配备专（兼）职防火人员。主要职责和任务是：将消防安全管理要求纳入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组建义务消防组织，落实消防安全措施，开展消防宣传教育，组织消防安全检查、巡查，消除火灾隐患，提高自防自救能力。”

「6」《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第二款。

「7」章永乐、杨旭：《村民自治与个体权利救济-论村民委员会在行政诉讼中的被告地位》，《行政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8」章永乐、杨旭：《村民自治与个体权利救济-论村民委员会在行政诉讼中的被告地位》，《行政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9」林莉红：《行政诉讼法学》，修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第38页。

「10」黄学贤，杨海坤：《新编行政诉讼法学》，中国人事出版社，第131页。

「1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

「12」黄学贤，杨海坤：《新编行政诉讼法学》，中国人事出版社，第131页。

「1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14」杨解君：《行政法学》，中国方正出版社，第147页。

「15」杨解君：《行政法学》，中国方正出版社，第150页。

「16」《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

「17」江伟：《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6页。

「18」高铭暄、马克昌主编，赵秉志执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03页。

「19」见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

「20」如村委会成员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