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探讨（精选五篇）

第一篇：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探讨

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探讨

李佃来

在国内学者从不同方面积极讨论哈贝马斯思想的同时，市民社会问题却没有完全进入学者的 视野。这并不意味着该问题之于哈贝马斯思想来说无关紧要。实际情况恰恰是，它构成我们打

通哈贝马斯前期和后期理论、从而系统把握其思想体系的中心概念。对于当下全球范围内方兴

未艾的市民社会理论研究来说，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思想也不可绕开，它已成为一些西方市民

社会论者据以引证的理论资源和他们加以论述与评判的重要对象。因此，对哈贝马斯的市民社

会理论作出辨析梳理与准确定位，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总体上看，哈贝马斯对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着重 从历史角度分析市民社会特别是公共领域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后果，其思想集中体现在《公共

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年）以及《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7年）、《合法化 危机》（1973年）等较早著作中；第二个阶段则主要是从“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这个规

范的角度规约市民社会，从而强调对“理想的生活世界”的建构，这个阶段的思想重点集中在

《交往行为理论》（1981年）以及《在事实与规范之间》（1992年）等后期的著作中。一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是我们把握哈贝马斯第一阶段市民社会思想的最重要作品。在这部 著作中，哈贝马斯主要是通过理想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结构以及功能问题而讨论市民

社会问题。哈贝马斯指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 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

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

权力机关展开讨论。”（哈贝马斯,1999年，第32页）公共领域产生于公共管理与私人自律的 紧张关系地带，它一开始就针对王权，与之展开讨论甚至加以批判，目的在于捍卫商品交换和

社会劳动领域的私人化。因此，它与公共权力领域相分离、相对立，本质上与市场领域一样，属于私人的自主领域。这样，整个社会结构就被区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包括市场领域和公共领

域在内的私人自主领域，一是以政治国家的身份而存在的公共权力领域。在该书的整个语境中，前一部分便是哈贝马斯所认定的市民社会。于是，我们便获得了哈贝马斯第一阶段市民社会

概念的完整理解：它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形成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私人自主领

域。它本身又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以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市场体系，包括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及其控制机制；二是由私人所组成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公共领域，它

是一个社会文化体系，“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了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织等”（哈贝马斯，1999年，第29页）。其中，第一部分的内容构成了第二部分内容的基础，即“对

于这种‘成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来说，其社会前提条件在于市场不断获得自由，尽力使社

会再生产领域的交换成为私人相互之间的事务，最终实现市民社会的私人化。”（同上，第8 4页）易言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无论就其产生还是就其存在来说，都必须以商品交换和社会

劳动领域的自主化，即不受政治权威的干涉为基本条件。但第二部分的内容即公共领域却又构

成了市民社会的主体，它“实际承担了市民社会从重商主义乃至专制主义控制之下获得政治解

放的语境当中的一切功能”（同上，第59-60页）。具体来说，私人构成公众以组建公共领域，“不仅意味着公共机构失去权力，变得威信扫地，同时也意味着经济依赖关系在原则上不容

许继续存在”（同上，第41页）。亦即通过反对公共机关，公共领域承担起巩固资产阶级私人 的经济地位、使之免受政治权力任意干预的重要角色。就此而言，公共领域实际上是市民社会

中与政治国家发生关系的部分，亦即公共参与的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进入国家公共权力机关，从而得以与之展开讨论、辩论乃至批判，因此公共领域成了市民社会派出的“全权代表”。这不仅丝毫不减损它的私人属性和批判力度，而且是对此的维护。哈贝马斯同时指出，市民社会之公共领域的搭建，还为资产阶级政治提供合法性基础和依据。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法律、民主还是议会活动，要获得广泛的认可或同意即合法性支持，不能

以某种先定的观念为基点，而是必须在自由沟通和相互交涉的制度机制下，引入公共领域之公

众讨论，通过公众舆论的方式来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功能主要是通过约束

资产阶级国家法律的制定、民主的建制以及议会和政党的活动，“将政治权力转化为‘理性的

’权力”（哈贝马斯，1998年，第129页），从而使市民社会之商品自由交换的一般利益——

这是用以评估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标准——得到保障。在哈贝马斯这种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中，可以明显看到两种市民社会理论传统的影响。其一 为由黑格尔和马克思所开创的、强调经济意义的近代市民社会理论传统，其二为由葛兰西所开

创的、强调文化意义的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传统。就前者而言，市民社会主要被界定为区别于政

治国家的、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领域，它“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黑格尔，第197页），实质上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条件下个人的社会生活，因此“市民社会” 在这里和“资本主义社会”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涵义；就后者而言，市民社会主要被界定为实施

“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的各种民间组织的总和，包括政党、工会、学校、教 会以及新闻机构等，它以文化的形式和意识形态的力量统合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与行使强制

性权力的政治社会相呼应，构成了统治阶级强大的在野帮手。实际上，哈贝马斯所指市民社会 的第一部分基本上与黑格尔和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所指涉的范围相重合，而第二部分则是沿着

葛兰西所开创的市民社会考察路向加以讨论的内容。

哈贝马斯的这种市民社会概念，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相互分离的基础之上的，即他所说的“ 对于我们的讨论来说，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是一条基本路线，它同样也使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区

别了开来”（哈贝马斯，1999年，第35页）。可是，这种情况只存在于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因为只有在这个时期，私人才能以独立于公共权力机关的身份从事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

内的一切事务（这是国家与社会分离的根本表现）。到了晚期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这种情况发

生了根本改变。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垄断政策和福利政策的大规模推行，过去是私人的事务现在

成了国家的事务，反过来，过去是国家的事务现在亦成了私人的事务，由此出现了“国家的社

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过程。如此一来，国家与社会就由分离走向了融合，市民社会结构

由此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公共领域也由此走向了崩溃，这使得表面上繁荣的资本主义隐藏

了重重危机，最突出的就是合法化危机，即资本主义国家再也不可能获得维持其生存所必不可

少的来自于公共领域的理性力量和来自于群众的忠心。基于这种认识，哈贝马斯不得不改变自

己的理论建构，转而将公共领域概念植根于一种新的范式之中，市民社会概念也随之发生了改

变，从而过渡到第二阶段。二

在第二阶段的市民社会讨论中，哈贝马斯通过普遍语用学的改造和交往范式的引入，将“公 共领域”概念与“生活世界”概念联系起来，由此向我们呈示出一个新的市民社会概念。在后

期重要著作《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哈贝马斯明确指出：“今天称为'市民社会的，不再像 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那里包括根据私法构成的、通过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之导控 的经济。相反，构成其建制核心的，是一些非政府的、非经济的联系和自愿联合，它们使公共

领域的交往结构扎根于生活世界的社会成分之中。组成市民社会的是那些或多或少自发地出现 的社团、组织和运动，它们对私人生活领域中形成共鸣的那些问题加以感受、选择、浓缩，并

经过放大以后引入公共领域。旨在讨论并解决公众普遍关切之问题的那些商谈，需要在有组织

公共领域的框架中加以建制化，而实现这种建制化的那些联合体，就构成了市民社会的核心。”（哈贝马斯，2003年，第453-454页）很显然，哈贝马斯在这里将第一阶段中包含的私人经

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剔除出去，使市民社会成为既独立于政治体系又独立于经济体系的纯粹社

会文化体系，即生活世界的组织与机制。作为理性的领域和由话语交往织构的空间，市民社会

以非政治和非经济的规则进行自我调整和再生产，从而“维系并重新界定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界 限”（参见哈贝马斯，1999年，“1999年版序言”第29－30页）。与早期分析不同，哈贝马斯现在认为，整个社会体系看上去由三个子体系所构成，即政治体 系、经济体系和社会文化体系。其中，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走向了融合，并结为一体，构成了

力量强大的系统（system）；而社会文化体系则作为系统的对立与批判力量而构成了生活世界

（lifeworld），即市民社会的部分。

因此，如果说第一阶段架构的是一种政治国家（公共权力领域）-市民社会（经济领域＋公共

领域）的分析模式，那么，第二阶段则架构的是一种系统（政治＋经济）-市民社会（生活世

界）的分析模式。根据第二种分析模式，社会整体结构实际被区分为两大领域：一是以权力和

货币为媒介的政治、经济领域，二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化交往领域。前者植根于科层制的官僚

机构和经济组织中，后者则扎根于人们日常的以理解、沟通和价值获取为目标的活动中；前者

对应着目的–工具理性行为，而后者则对应着交往行为；前者发挥着系统整合（系统一体化）的功能，而后者则发挥着社会整合（社会一体化）的功能。

以系统-生活世界的市民社会分析模式来判断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哈贝马斯发现其危机

主要表现为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交往理性的侵蚀和吞噬，以及由此而造成的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colonization of the lifeworld）。因此，抵御政治和经济体系的

工具理性，重建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就成为修复或重构理想市民社会结构的必要前提。当然，以“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形式出现的危机，同时亦体现为政治的合法性危机。这些危机征候

在哈贝马斯看来，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语境中生成的社会结构的根本性错位，是那些

深受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浸润的思想家所一再批判的现代极权主义对公共空间的毁灭，它压抑了

人们对内心自由的向往和对生存价值的渴求。因此，它实际上是一些现代性的危机，人们对它 的批判也就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批判。如此一来，市民社会问题又在哈贝马斯这里过渡为一个现

代性问题，对市民社会结构的修复与重构又体现为对现代性之理性的重建。这是哈贝马斯第二

阶段市民社会理论所衍生的新含义。三

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概念虽然明显存在这样两个阶段，但并不表明前后阶段截然分开、毫无 干系。恰恰相反，前一阶段蕴含了后一阶段的核心观点，后一阶段的观点则构成了对前一阶段

遗留问题的解决和对前一阶段思想的发展。并且，在市民社会的合法性功能论证上，它们之间

是一致的。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第二阶段的市民社会概念将第一阶段市民社会概念中的

经济部分剔除出去，并将它归属于市民社会的对立力量之列。

这一区别同时表明，在第一阶段，除了葛兰西市民社会概念的影响之外，哈贝马斯还明显受 到黑格尔和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影响，因而不单在文化维度上规约市民社会，同时也在经济

维度上界定市民社会。而在第二阶段，则明显看不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影响，即完全在葛兰西

市民社会概念脉络中把握市民社会问题，所以只是在文化的一维向度内定义市民社会。从中，我们又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哈贝马斯总体上是在葛兰西所开创的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传统中讨

论市民社会问题，从而十分注重挖掘市民社会的文化意义。

但是，哈贝马斯与葛兰西市民社会概念之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其一，葛兰西把市民社 会界定为国家的组成部分，即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部分，它构成了政治国家实施文化和意识形

态统治的重要力量；而哈贝马斯则认为市民社会是独立于政治国家的领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

构成了后者的对立与批判力量。其二，哈贝马斯与葛兰西都把市民社会看作是政治国家获取合

法性依据的主要基地，但在葛兰西那里，市民社会对于政治国家来说，其合法性的获致表现为

一个主动的过程，即政治国家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而取得人们的同意；而哈贝马斯由于把市民

社会视为某种程度上与政治国家相对立的力量，因此政治国家之合法性的获致表现为一个被动 的过程，即政治国家根据公众舆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而建立统治原则，以维护其合法性。其三，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是立足于对现有制度的破坏和改造，并寄希

望于重新建立一个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相和谐统一的未来社会制度；而哈贝马斯则是立足于对

现有制度的批判，并试图通过对市民社会的重建来一方面提升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另

一方面为人们提供更加合理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方式。四

市民社会概念何以会在哈贝马斯那里发生前后变化，从而被区分为两个阶段？这一问题又涉 及到另一个涵盖面更广的问题，即市民社会理论在思想史上为什么会有不同规定？对这两个问

题的准确回答，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市民社会理论发展的特质。其实，两个问题的答案是相通 的。这就是，人们对市民社会的思考总是基于自己所面对的现实历史，因而，每一时代思想家 的市民社会概念都是对其所面对的时代之现实的理论抽象。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古罗马的西塞罗以及中世纪的理论家，在政治意义上将市民社会界定 为城邦国家或政治共同体，根本原因是，在欧洲的古代社会和中世纪，政治国家和社会没有发

生分离，社会本质上依附于国家，政治领域之外不存在独立自治的私人空间，因而人们就很难

在政治意义之外定义市民社会。

黑格尔和马克思从经济的角度看待市民社会，把它规定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进行经济交往 的领域，这是对近代历史即自由资本主义历史的反映。早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育和市场交

换体系的形成，使得因商品交换关系而联结起来的私人领域成为一个整体，它要求摆脱封建独

裁统治，划定它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界限，以为市场经济的发展鸣锣开道。这里，新生的资产阶

级无疑是把私人财产权作为最重要的一项权利，把建立在私人财产所有权基础之上的商品生产 和商品交换体系的发育程度看作是衡量资产阶级摆脱封建权威和与之相对抗程度的基本标准。这样，能够在政治国家之外获得独立生命品格和自身发展逻辑的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产生了，它自然指的是不受政治权威管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个一个的私人

自主领域。因而，如何保证这样的私人自主领域不受政治权力的干预就成为市民社会能否获得

健康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黑格尔和马克思才得以将市民社会与政治

国家在学理上进行分野，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才得以形成。这也正是哈贝马斯第一阶段

市民社会概念形成的现实背景。讨论的出发点恰好是自由资本主义的鼎盛时代。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思想家所谓完全自由的市场交换领域，绝非完全真实的历史存在，它只是一种思想 的抽象物，是早期资产阶级为摆脱封建特权控制而提出的一种理想性的集体要求；即使在自由

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市场交换的私人自主领域也未曾获致其纯粹形态。而早期资产阶级所极

为看重的、寄予希望极高的私人财产所有权制度，对私人自主领域也只能发挥极为有限的保护 作用。私人财产所有权虽然被普遍认定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但政治国家仍然可以经常地

干预私人的经济生活领域。因而，对于私人自主领域来说，需要组建一个代表自己利益的“公 共领域”，使它作为自己的“全权代表”，“出使”政治国家，以此抵制与消解政治国家的干 预活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哈贝马斯又将公共领域这一文化活动的部分指认为市民社会的部 分。

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垄断的形成和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强，一方面政治权力覆盖到私 人经济领域之上，形成国家的社会化；另一方面私人经济活动亦要求获得政治权力，形成社会 的国家化和私人经济活动的“再政治化”。这使市场社会的总体结构和运作方式发生了重大变

化：一方面，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时代已经基本结束，经济领域中的一系列问题逐渐消沉，而

上层建筑领域，尤其是社会文化领域中的各种问题日渐突出；另一方面，社会的总体结构也发

生了根本性改变，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使政治权力领域与私人经济领域由分离走向了

融合，并开始结为一体，构成了目的-工具理性的双重体系，共同侵损着社会的文化领域，特

别是生活世界的交往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市民社会就不再是一个主要由商品交换关系而构成 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经济交往领域，而成为一个主要由人们的文化交往而构成的社会文化领域

。也就是说，随着平等公民权的扩展，原来仅仅由有产者的私人所构成的市民社会，逐渐被由

平等的大众所构成的市民社会所取代，这种市民社会的私人自律基础发生了根本改变，即私人

自律的基础由私人财产所有权变成了平等个人在公共领域中的文化交往权利。易言之，保障市

民社会独立性的力量已经主要不是建立在商品交换基础上的私人财产所有权，而是建立在人们 的文化交往基础上的文化创生与抵制能力。因而，各种文化组织及其活动，便顺理成章地成为

市民社会的主要内容。这也便是哈贝马斯第一阶段市民社会概念发生变化并过渡到第二阶段市

民社会概念的真实原因，因为，与第一阶段市民社会概念不同，第二阶段市民社会概念直接面

对的是社会结构发生改变了的晚期资本主义，是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理论把握，同时也是包

括葛兰西、帕森斯（当然也有哈贝马斯）等在内的一大批当代市民社会论者在文化意义上界定

市民社会的真实背景。因此可知，人们对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对现实社会结构的总体

把握：当人们认识到原有的市民社会概念不能概括新的社会结构时，必然作出新的界定，以适

应变化了的情况。这使市民社会概念成为一个始终随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变化的概念，也使它获

得了广阔的理论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哈贝马斯，1998年：《公共领域》，载汪晖等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9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 等译，学林出版社。2003年：《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 译，三联书店。黑格尔，1982年：《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 译，商务印书馆。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系)责任编辑：刘奔

编后语这篇文章根据哈贝马斯的原著，将他的市民社会理论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来研究，并 注意到理论的发展变化与现实的联系。这种研究可能有助于完整准确地把握哈氏的市民社会理

论。不过，文章似乎也留下某种疑点。例如，按照文中所述，哈氏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市民社会 的独立性已经主要不是建立在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私人财产所有权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以人

们的文化交往为基础的文化创生与抵制能力的基础上。这其中自然产生一个疑问：既然商品交

换被“剔除”出市民社会，不再是文化交往的基础，那么作为市民社会独立性基础的文化交往

又以什么为基础呢？在这一点上哈氏的理论是否无懈可击呢？这也许是应该从对当代资本主义

现实的准确把握出发加以探究的问题。·中国哲学史研究·（《哲学研究》2004年第6期）

第二篇：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的行动理论是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和社会学传统与米德符号互动理论以及当代语言哲学与批判理论的综合。这种综合的目的是克服现代世界中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分裂。而建立在生活世界概念基础上的普通语用学，在哈贝马斯看来，是现代人走向自由的必要手段。

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最负盛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在当代思想家中，像哈贝马斯那样致力于庞大的理论构建、在那么多领域作出深刻思考的人，几乎没有了。哈贝马斯的影响遍及社会学、哲学、法学、历史学等各个领域。90年代在国际汉学界引起广泛讨论的“中国市民社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动力之一就是来自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学说的特点，一是它的系统性，在西方社会理论界，在帕森斯以后，他可能是唯一致力于大理论构造的人；二是它的“对话性”，哈贝马斯的所有作品都是在与近代和当代著名学者的对话中展开的。他的最主要的“对话”伙伴除了韦伯与马克思外，还有德国的伽达默尔，法国的列维•施特劳斯和德里达，美国的整个社会学派和当代实用主义哲学（分析哲学）学派。

两卷本的《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行动的合理性，德文版1981年；第二卷：功能主义理性批判，德文版1984年。中文版：洪佩郁、蔺青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是哈贝马斯思想的最系统的表达，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内在思想逻辑的框架。在本书中，“ 哈贝马斯以理论建设与对经典思想家的思想进行历史重建相结合的方式”〔1 〕展开自己的思想。这本书对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米德、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和帕森斯的著作进行了分析，实现他自己思想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一、行动的概念

在《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中，哈贝马斯先比较简单地对行动与合理性概念进行规定，然后在对韦伯与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析中详细展开了他的关于行动与合理性的思想。他区分出四种行动类型。〔2〕

第一种是目的性行动，又称作工具性行动。这是一种目标取向的行动，在比较、权衡各种手段以后，行动者选择一种最理想的达到目的的手段。哈贝马斯认为，在韦伯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中，所谓合理的行动，主要指这种行动。但这种对理性的规定太过狭窄，并且把批判理论导入一个概念陷井：如果手段—目的的合理性行为是使现代社会得以发展的力量（韦伯），那么当它对人类处于压抑状态时，还能否提供另一个合理性方案呢？因此应该对合理性概念进行扩展。

第二种是规范调节的行动，即一个群体的受共同价值约束的行动。规范控制行动严格遵守那些由个体组织起来的群体所具有的价值期望。第三种是戏剧式行动，它指行动者在一个观众或社会面前有意识地表现自己主观性的行动。这种行动重在自我表现，通过自我表达达到吸引观众、听众的目的。“行动者在观众面前，以一定方式进行自我表述，……想让观众看到并接受自己。”〔3〕

第四种是交往行动，它是行动者个人之间的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行动者使用语言或非语言符号作为理解其相互状态和各自行动计划的工具，以期在行动上达成一致。相互理解是交往行动的核心，而语言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四种行为侧重于世界的不同方面。工具性（目的论的）行动主要考虑客观的或外在的世界；规范控制的行动对应于社会世界。这个世界从本体论上说虽由行动者个人组成，但规范关系才是最重要的；戏剧行动与主观及外部世界相适应；在交往行动模式中，行动者“从他们自己所解释的生活世界的视野”，“同时涉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事物，以研究共同的状况规定。”〔4〕因此，交往行动比其它行动在本质上更具合理性，因为它考虑了所有这三个世界。交往行动组成的世界也是由日常语言支撑的世界。这个世界哈贝马斯有一个专门的概念，即生活世界。

交往行动也是一种言谈行动。言谈行动又分为三种有效的断言（陈述）：在“命题内容”或涉及外部或主观世界方面，陈述是真实的；在关于现存的规范关系或社会界方面，陈述是正确的；在表明经验者的意图与其主观感受方面，陈述是真诚的。在现实的交往活动过程中，这三种有效断言能被提出、接受或被反驳，说明了交往行为比其它行为更合理。

哈贝马斯在文化与理解之间建立了联系。他说，理解过程“发生在文化上根深蒂固的预先理解之背景中。这一背景毫无疑问是作为整体延续的；知识储备中只有行为参与者在特定时间里使用和陈述的那一部分才被检验。在由参与者自己所作的环境定义内，这个生活世界中的（被检验的）陈述部分是由参与者们以对自我更新的环境定义的协调来处理的。”〔5〕

因而，在通过交谈活动而获得有效性要求的过程中，行为者使用现存的环境定义或创造一个新的、规定其社会关系之秩序的定义。这种定义既成为它们生活世界中知识储备的一部分，又成为据此提出、接受或反驳有效断言的标准。由此，在通过交往活动所 达到的理解过程中，生活世界用来判定有关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的有效断言的一个参照点。这样，在哈贝马斯看来，真正的交往互动过程比工具型行动中包含着更多的合理性。他说：“我们有以下四个概念总结了达到理解过程的合理的结构特征，第一，行动者的三个世界关系和相应的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概念；第二，命题真实、规范正确和真诚可靠的断言；第三，在合理的动机之上达成的共识，……第四，达到理解的概念，即认为理解是对环境之共同定义的合作性协商的概念。”〔6〕

二、互动生活世界与系统过程

哈贝马斯首先继承德国社会学与哲学传统，他认为，交往概念没有确立，是近代德国学术史的一个局限。理解是德国哲学（解释学传统）与社会学（韦伯的行动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中心概念，但是，韦伯的四种行动的理论，行动主体始终是孤立的个体，即使在其社会行动理论中，也不例外。而德国的理性主义哲学，从黑格尔到伽达默尔，都将理解视为片面的，抽象的个体过程。理论的局限导致了对现代世界的不同展望，例如，韦伯与法兰克福学派对物化的理解，导致了对现代资本主义无能为力的悲观主义。因此，必须建立一种在理论上更加合理的，可以把现代人从悲观主义中解放出来的交往理论，就必须在理论上重溯源头。这个源头来是米德的符号互动学派。在哈贝马斯看来，由于米德把理解视为一种面对面的、相互理解的互动过程，从而在行为理论中实现“从孤独的合目的性向社会互动的视角的转变”；由于米德否认理性范式为孤立的意识，因此他比任何一个当代学者更进一步把理性范式设计为交往行动，并阐述它在人的解放过程中的作用，也因此，他的思想必然被包括在任何一种社会重建的方案中。

哈贝马斯特别注意到米德理论的两个方面。第一，米德强调了作为个体的人与高踞于其上的社会和社区价值（理想、理性）的互动关系，而不像韦伯，把这种关系仅视为一种体现或实现的因此本质上是被动的关系。米德说：“我所一直尝试做的是使合理性回到某种行为类型上来，这种行为类型中，个体使自己置身于他所属的整个社区态度之中。这意味着整个群体都介入了某种有组织的活动，”个人的行动需要其他有机体的参与。当一个有机体对所涉及的其他有机体的态度作出自己的反应时，我们称为理性的东西产生了……当他这样做时，我们就称之为“合理性的”，从历史观点来看，理性根于社区之中，它一出现，就会转变社区生活本身。因为按照米德的说法：当进化过程在社会控制下完成时，它不仅变成了自我意识，而且变成了自我批判的。〔7 〕也就是说，理性重新评价各种价值，合理地解决社会冲突，而且尽力改进它的从中产生的整个社会秩序：“对冲突的合理解决需要重建各种习惯与价值，而这包含着对社区的超越，……社区成员们在特定的时空中可以置自己于社区现存的各种价值之外，并且同意已经变更的行为习惯，和对各种价值的重新表述。因此，合理化秩序建立一种思想在其中起作用的秩序，它的要求就是理性的要求。它是一种把任何合理性都包含在内的社会秩序…… ”

第二，米德用符号互动理论强调语言在人类活动中的作用。在哈贝马斯看来，符号互动者们已详细探讨过使人类的同一性得以形成的各种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因而扩展了我们对生活世界的交往基础的理解。

生活世界与系统过程是《交往行动理论》的第二个重要概念。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有三种解释模式，分别是关于文化或符号系统的、关于社会或社会制度的、个性导向或自我本体的。关于第一方面，行为者内在地具有和共享有关文化传统、价值、信仰、语言结构及其在互动过程中运用的知识库。关于第二方面，行动者知道如何组织社会关系，知道哪些协调互动的方式或模式是正确的和适当的。关于第三方面，行动者理解人们想要什么，人们如何行动，什么是正常与异常的行动。

三种模式对应于社会的三种功能需要：通过交往行为达到理解以实现传播、维护以及更新文化知识的目的；互动的交往行为的协调以满足社会整合和群体团结的需要；交往行动的社会化以形成个人认同。因此，生活世界的三个组成部分，即文化、社会、个性，通过交往行动的三个方面，即寻求理解、协调互动和社会化来满足社会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和个性成长的需要。他说：“为了达到人对其环境的理解，交往行动的参与者置身于一种他们既运用又更新的文化传统之中；在通过对有效断言的主观认识来协调其行动，他们依赖于自己在群体中的成员资格并加强他们之间的合作；通过与能力者的互动，他们发展了童年所内化的价值取向并获得一般化的行动能力。”

在现实的社会中，生活世界与系统过程是相互联系的。经济、政治、家庭及其他制度联系中的活动依赖于生活世界的各个方面：文化、社会与个性，不过进化的趋势是，生活世界分化为各自分离的文化，社会与个性的知识库，而系统分离为彼此区别的制度群，如经济、国家与法律，这种分化产生了将系统与生活世界再平衡再整合问题，正是在这些问题中，存在着现代社会的危机。

三、对现代社会的批判

继承德国哲学传统，哈贝马斯认为，理性化或社会合理化的进程，或人类的进步历程不是线性的，而是充满矛盾的。如何看待这些矛盾，如何构想出解决方案，是哈贝马斯不同于他的大多数德国先驱者的地方。在他看来，韦伯虽然首先引进意义概念作为行动理论的基础概念，“但他不是根据语言意义的模式来说明意义，而是根据一个最初幻想地想象出来的主动主体意见的意图来说明意义的。这种软弱的立场使韦伯远离交往的行为理论……不是以通过语言理解的、至少两个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个人内部关系作为基础，而是把一个孤立的行动主体的目的活动作为基础。”〔8 〕由于韦伯把工具性理性作为理性的全部，而不像哈贝马斯那样，把工具理性作为四种理性之一，所以，当工具理性过于发达，金钱和政治干涉人的主观世界，动摇人的意义感时，韦伯对整个理性化过程也失去信心，成了悲观主义者。韦伯的悲观主义影响到整整第一代批判理论。哈贝马斯作了两点努力。第一，他把理性概念扩充为四种，而把交往理性远远置于其它理性之上；第二，他认为应该在现实的交往过程中寻找出路。这点同样受符号互动理论的影响。

哈贝马斯的基于其交往理论的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其整个理论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在他看来，官僚化、法律化、中介化等等，是合理化的另一面。由于受制于资本主义市场的种种律令，合理化进程产生的消弱交往的合理性基础，消弱了公众话语，引起了社会的系统障碍。由于每一价值领域都按其自身的逻辑演化，所以变得孤立隔绝，从不考虑其他领域的价值，结果：技术问题与道德脱节，伦理要求与表达要求分离，个人进程与社会进程相冲突。他说：“如今，讨论作为一种„事务‟已经形式化了；论证与反驳必须服从某种预定的法则：关于公共事务的共识差不多成了多余……。”〔9〕按照哈贝马斯，问题不是现代性和理性化本身，而是破碎的现代性和片面的理性化；走出困境，必须打破使各个价值领域分离的壁垒而又不破坏每个价值领域所特有的洞见。也就是说，问题在于如何“证明道德批判和审美批判的观点而又不威胁到真理问题的首要地位。”〔10〕如果这能够做到，那么就可以通过公众话语，尽力弥补潜在于我们交往之中的有效性要求，遵循普通语用学所阐明的种种规则。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或“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入”是哈贝马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著名批判。交往行动理论的最终目标可以理解为对生活世界的拯救或重建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是通过语言组织起来的，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能在由语言表达的文化同一性意义上实现自我认同。这种文化同一性既包括小规模的家庭、面对面的群体，又包括一些公众领域。在公众领域，我们可以通过公众言论互相参与和交换看法，以便在地区、国家和全球水平上产生一致意见。哈贝马斯所说的系统，主要是现代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它们与生活世界之区别，首先在于它们不是靠日常语言组织起来的，而是靠货币与权力的中介组织起来的。本来，货币与权力应该为生活世界服务，即使人们能更有效地获得物品以支撑生活世界。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避免对生活世界造成控制和侵犯以及由此而引出的生活世界非理性互动的种种后果，哈贝马斯指出我们必须做到使系统重新定位安居于生活世界之中。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造成法律与道德的强制手段，使市场与权力服从于人们的需求，而不是支配人们的需求。

四、普通语用学

怎样使系统再服务于生活世界呢？受符号互动论的影响，哈贝马斯提出了他有名的商谈伦理学。货币与政治权力无所不在，意义感的丧失，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的生活状况。现代的大多数社会理论家也都在考虑如何从公众的公共行动的角度，改善这种状况。在哈贝马斯看来，企图从政治行动上解决问题，那是就系统解决系统。解决问题的根源应该是生活世界，即用交谈组织起来的世界。换句话说，哈贝马斯提出的是一个关于人类生活状况之改变的话语、言谈途径。让所有处于某一个情境中而对情境不满的人，自由地进入讨论这个问题的言谈之中，从而可以得出一致的结论，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共识是关键，这就是“普通语用学”。

首先，普通语用学是关于理想的话语环境的学说，在理想的话语情境中：“所有参与者无保留地追求加强语义的语言目标，以便达成共识，为各人所追求的行动计划能一致协调奠定基础。”〔11〕共识的范围越宽，合理性就越大。商谈伦理学要求那些参与合理话语的人应该以“说服普通听众并取得对一般言论的普遍赞同的意向”为目标。〔10〕那些拒绝参与正在形成的合理共识的人，无视在自由的交谈中表现出来的有效证据的人，以及不尽力陈述自己的观点并说服所有其他人最大限度地接受自己观点的人，都破坏了商谈伦理学的规范。第二，普通语用学是“普通的”话语学说。哈贝马斯头脑中的语用学是“普遍的”，它的目标是揭示在人类话语中支配合理性交往的最一般标准。通过批判韦伯的理论，哈贝马斯分离出三种最基本的话语形式或价值形式，这些形式在历史的合理化进程中逐渐变得自主。这三个领域是：理论领域——科学领域、道德领域——实践领域、表现领域——审美领域。在这三个领域中，交往都围绕着一个特定的有效性要求运转：理论话语涉及我们命题的真实性，实践话语与我们行动的公正性相关，而审美的话语着重在我们能真诚地表达我们的情感。从分析的角度，可以把人类的交往形式归结为这三种话语，但是，哈贝马斯补充道，在现实的人类交往活动中，这三种话语是交织在一起的，真实性要求虽然是科学话语中起决定作用的要求，它在道德、审美的领域也是存在的，同样的道理也应用于其它两个领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按常规断言事实，诉诸规范，表达真挚，也就是说，我们提出并一再确定我们关于真理、正义和坦诚的有效性要求，通过这样做不断复制、延续着我们的规范的、文化的、私人的世界。这三个世界是我们意义的根源，也是科学、道德、法律、艺术的母体。

在说明这些有效性要求时，哈贝马斯认为，它们都是未主题化的。要使它们主题化，与其说要通过理性和论证，倒不如说要通过策略性行为并求助于习惯。对这些非反思的要求提出质问并且用合理的方式解决它们，就是普通语用学的任务。普通语用学阐明了“合理性的程序概念”、“论证的实用逻辑”，从而达到“理解的过程的合理性”。普通语用学的基本前题是：任何以达到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行动都包括潜在的、不受语境制约的、要求迫切的社会标准；要想交往行为完全合理，必须达到这些标准。它们是：

第一，理想的语言情境向每一个感兴趣的主体开放，使之可以参与话语并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第二，它能摆脱强制、统治、权力游戏等纯粹工具性和策略性的动机；

第三，它能把那些潜在于我们的断言中的认知性的、规范性的、表现性的三种有效性要求区分出来，并且仅仅通过辩论达到这种区分；

第四，它能使人们自由地就民主意志之形成、政策连续的基础达成共识；

第五，它的结果是一项合理的同意，这项同意可以根据进一步的协商进行修正。

哈贝马斯认为，普通语用学所假定的标准，其有效性并不是先验的，而是经验的，可由个体体验到和经历到的具体的过程。普通语用学是“重建性的理论”个案。通过迪尔凯姆论灵魂，皮亚杰、科尔贝格对道德增长的研究的分析，哈贝马斯总结说，走向交往合理性的运动，既是从神圣、超验（迪尔凯姆）走向实际的道德推理能力逐渐增长的个体发生学过程（皮亚杰），也是一个体现在个体道德能力之增长的个体发生倾向。而且，处于现代性中心的社会合理化趋向，它的明显特征是“以争论的重要性”代替“传统的重要性”，以“理论态度”代替“对权威的忠诚态度”，正是这种不懈的过程，把社会从“以合法化的神圣物为基础”推向以共同意志为基础，“这种基础是在现实的交往过程中实现的，并在政治性公众领域中靠辩论而一再得到确立。〔12〕这个过程在西方历史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的过程，显示出人类的进步与解放：人权、独立的司法制度，理论理性（认知要求）与政治实践（权力要求）的分离、自愿结社、以及其它种种标志走向合理的合法的交往形式的发展与进步。

注释：

〔1〕T.麦卡锡：《交往行动理论》英译本序言。

〔2〕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121页。

〔3〕〔4〕〔5〕《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第128、135、141页。

〔6〕《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第188页。

〔7〕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34 年版，第340页。

〔8〕《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354—355页。

〔9〕哈贝马斯：《公众领域的结构变革》，麻省MIT出版社，1989年版，第164页。

〔10〕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第398页。

〔11〕〔10〕《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第295—296页、第26页。

〔12〕《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第81页。

第三篇：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马 克 思 文 论 作 业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学院：文学院

专业班级：B11汉语言文学四班

姓名：X X 学号：XXXXXXXXXXXXX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摘要：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由对当代西方社会问题的诊断而提出其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重建交往理性，实现社会合理化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目标。生活世界是构成宏观社会理论的基础，是交往行为理论的重要补充。尽管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带有一定的乌托邦倾向，但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迪性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

交往理性

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生于杜塞尔多夫，曾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55年进入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同阿多诺一道工作。1961年任海德堡大学教授，1964～1971年在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并协助阿多诺指导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83年，哈贝马斯重返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威尔比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 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当今世界上依旧十分活跃的著名思想家。他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十分微妙，一方名，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传人，在学派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新的研究范式的探究和确立，他又一直同霍克海默、阿多诺等老一代法兰克福派的代表人物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甚至发生很大的分歧和冲突。站在新世纪的开端来审视上一个世纪的这一学术事件，我们应当明确一点：哈贝马斯的确修正、深化和丰富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如果没有他不断进行理论探究，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就应当彻底画上一个句号。更为重要的是，不仅哈贝马斯的理论探究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一种特殊贡献，他也是一位对当代世界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家。[1] 哈贝马斯著作颇丰，理论涵盖面极广，其学术思想涉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美学和文化理论。他秉承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批判精神，创立了一个庞大的交往理论体系。哈贝马斯毕生致力于交往行为理论的建构，他在1981年出版的《交往行动理论》一书中证明了现代是社会进化不可避免的阶段，探讨了现代西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批判了社会日益严重的弊病，并提出了一种旨在克服这些弊病的方案，力图使西方民主社会获得稳固的基础向更为民主、自由和公正的方向发展。深入地分析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本质意义，对了解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性和借鉴意义。

一、交往行为的概述

交往行为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基本概念。受行为主义的影响，哈贝马斯把交往称之为“交往行为”。哈贝马斯认为这一概念是由三个论题构成的一个复合体，一个是交往合理性概念，一个是与“生活世界”和“系统”概念相关的社会概念，一个是关于现代性的社会进化理论。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石是哈贝马斯的理性理论。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化的发展就是理性化的发展，理性化是一个复杂的多样发展过程。哈贝马斯是以言语行为作为他的交往行为的分析原型的，他认为交往理性蕴含于以语言为媒介的相互理解的交往结构中。人际交往最基本、最核心的形式是语言，哈贝马斯认为惟有通过语言交往，单独的人才能组合为社会。重建交往理性，实现社会合理化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目标。哈贝马斯所强调的交往行动主要是基于语言行为而建立起来的主体间的理解和认同的活动，因此建立合理交往模式的首要任务是确立言语的有效性基础。在交往行为理论中，一般理论是普遍语用学，这也是重建交往理性，实现社会合理化的基本前提。

哈贝马斯认为，与交往的、断言性的、自我表达的以及规范调节等四种言语行为相适应，社会行为也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目的行为。它是工具行为或策略行为，表现为目的合理性的确定，或工具理性的选择，或是二者的结合，它遵循的是以经验知识为基础的技术规则。第二，规范调节行为。它是社会群体成员遵循共同价值规范为取向的行为。第三，戏剧行为。它是行为主体在观众或社会面前有意识地表现自己，以便在公众中形成自己的观点和印象的行为。第四，交往行为。它是至少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通过语言媒介所达到的相互理解和协调一致的行为。[2] 哈贝马斯指出，在人类运用语言进行沟通的过程中，说话者要遵循三种有效性要求：真理的有效性要求、正确的有效性要求、真诚的有效性要求。这三种有效性要求分别指涉三个世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

二、生活世界的建构

哈贝马斯的众多理论中，其核心理论是交往行为理论，而生活世界理论是这一核心理论的重要补充或社会哲学维度。同时，哈贝马斯特别强调交往理性首先是生活世界的交往合理性，交往行为是运作于生活世界境域内的行为，对交往理性的考察是不能离开对生活世界的考察的。“生活世界”是一种“文化传播和语言组织起来的解释性范式的贮存”。对哈贝马斯来说，“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人类能够交往并制定出协调行为的准则，主要是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拥有一系列庞大的背景知识作为人类交往的指引，哈贝马斯把这些背景知识命名为“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由文化、社会和个性三部分所构成的。“生活世界”包括三种不同的解释性范式：第一，关于文化或符号系统方面的解释范式，“文化”指的是“知识储存”，行动者内在地拥有和共享有关文化传统、价值、信仰、语言结构及其在互动过程中运用的知识库。它能够起到在生活世界传播、保存和更新文化知识的作用。第二，关于社会或社会制度方面的解释范式，“社会”指的是“合法的秩序”。它能使行动者知道如何通过协调互动来满足社会整合和群体团结的需要。第三，关于个性人格或自我及其存在方面的解释范式，“个性”指的是“使一个主体在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方面具有的权限”。它是生活世界通过交往行动的社会化形成个体认同来满足个体成长的需求。由此可见，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是以交往行动为基础，同时又以其作为交往行为的背景的、前逻辑性、前根据性的、非确定的本体论世界，它本质上是由知识构成的，这种知识借助语言而符号化、客观化，从而成为人们的共同的财富，并通过交往行为的三个方面，即寻求理解、协调互动和社会化来满足文化再生产、社会一体化和个性成长的需要。[3]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概念也是在交往理性下建构起来的。他指出,日常交往实践无法脱离的基本背景就是生活世界,同时日常交往实践又在建构生活世界。人们以生活世界为背景进行交往,这种交往是主体间通过理解达到共识的实践过程。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在生活世界中发生的,生活世界就是人们在交往中达到相互理解所必需的共同背景知识。

三、交往行为理论的启示

哈贝马斯试图通过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话语伦理的贯彻来实现话语的民主、平等和自由，创造一种屏弃一切强制、取消一切差异的所谓“理想的话语状态”，从而使“生活世界”全面合理化，以此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克服资本主义的危机，这一设想显然具有一种社会改良的乌托邦性质。但是，哈贝马斯在完成社会批判理论内部由意识的批判到语言的批判的过程中提出的三种有效性要求对于揭示交往行为的运行过程、建立共同的道德规范有重要意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以交往理性为起点对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及资本主义文化缺陷的批判，对深化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以一种跨文化的角度思考中国的文化现代性问题具有建设性意义。同时，交往行为理论强调通过对话达成共识，通过共识的建立挽救晚期资本主义所存在的弊病和危机，使西方法治的根基建立在和谐共容的对话机制之上，这对于转型时期中国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哈贝马斯主张人们应该以真诚的对话来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让人们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构建社会的和谐。由此，在全球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应在不放弃自我的前提下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这样才有利于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际，有利于构建理想化的合理性的社会，也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P216—P217 [2]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洪佩郁，蔺青译．重庆出版社，1994．P.14—21，119—120 [3]韩红．《交往的合理化与现代性的重建》．人民出版社，2005．P.152—155

第四篇：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意义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意义

【内容提要】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他关于市民社会是“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的论断，是对市民社会本质的深刻揭示，是对市场经济社会中全部物质交往关系的总体把握。在马克思那里，市场经济社会中的经济交往关系只是全部社会物质关系的本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却遭到不同立场研究者们的误解。只有消除这些误解，才能发现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中蕴含的巨大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 键 词】马克思/市民社会/物质交往关系/市场经济

【 正 文 】

近20年来，市民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研究课题。在不同的文化区域和社会背景下，人们纷纷用“市民社会”这一术语表达着不尽相同的理论诉求和现实关切。有西方学者认为，关于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已经在当代的政治哲学中形成了一个所谓“市民社会的话语体系”。鉴于这场讨论的复杂性，这个话语体系是声音混杂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混杂的“话语体系”中，所谓“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声音格外响亮。一些自称为马克思继承者的思想家，例如哈贝马斯、柯亨和阿拉托等人，着眼于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将市民社会视为存在于政治国家之外的文化批判领域，认为只有通过对这一“公共领域”的建设，才能抵抗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对人和社会所实施的新异化。他们的观点在西方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

“市民社会”是一个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出现频率相当高的概念。那么，这一概念与当今人们所使用的同一概念是一致的吗？哈贝马斯等人的观点是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性拓展吗？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对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现实的社会实践所迫切需要的。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和深化

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市民社会是指由相互需要的契约关系而将人们联系起来的市场交往体系及其保障机制。黑格尔认为，这是一个区别于家庭和国家的社会领域。它虽然独立但是却不自足、不完善，需要通过国家的强制统合才能达到人与人真正的联合。因此，黑格尔认为，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上，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国家为市民社会提供最终的伦理根据。

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的考察，在他整个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早期的马克思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他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过程，就是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完成的。马克思主要是在批判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市民社会概念及其全部理论。因此，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最大特点：一方面，它继承并深化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基本规定；另一方面，他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颠倒了过来。

首先，马克思继承并深化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黑格尔之前的思想家，如洛克、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人已经看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必然趋势，但是，他们却主要是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来论证这一趋势的。他们认为，社会之所以独立于国家，是由人的自然本性决定的。人在本性上是自由的，这种自由的权利是“天赋的”，国家只是人们对自己天赋的自然权利让渡的结果，是人们之间订立契约的结果。根据这种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而阐述的社会政治理论，社会是人类联合的本然状态，政治国家只是为它服务的工具。与传统的君权神授论相比，这种社会政治理论的结论是革命性的，直至今天它仍然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原理之一。但是，这种社会政治哲学的论证方法却是非历史的、抽象的，近代以后一直遭到各方面的批判。黑格尔的巨大历史功绩就在于批判了这种非历史的和抽象的社会政治 哲学的基础，从历史本身出发说明了历史的发展，说明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继承，首先在于他对黑格尔这一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继承。当代美国学者赛里格曼指出：“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反对任何18世纪思想家关于市民社会起源的„神秘的和幻想的‟理论。”（注：亚当·赛里格曼：《市民社会的观念》，纽约，1992年，第52页。）不过，马克思并没有像黑格尔那样将历史的发展归于精神的自我运动，而是从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中寻求对市民社会的说明。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页。）。这样一来，马克思就不仅将黑格尔的“伦理关系”转换为“社会物质关系”，摒弃了他的神秘主义，而且将黑格尔对“社会关系”的认识深化为“经济关系”，从社会关系的本质（经济关系）上说明了社会关系。

比之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马克思的这一理解是对市民社会本质更为深刻的把握。第一，由于马克思是从现实的历史运动出发，而不是从理念的自我运动出发考察市民社会与国家及其附属物的关系，因而，就避免了黑格尔为市民社会设立一个伦理指向的目的论的结局。也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被看做自我完善的精神运动，在马克思这里被看做是人们自己活动的过程，因此，良好社会秩序的形成（在马克思那里是指国家的消亡和未来的“自由人的联合”）只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人自己不断活动的结果。第二，作为对市场经济社会的把握，马克思把市民社会规定为“物质交往”的关系（其本质是经济交往关系），不仅比黑格尔将其规定为“需要的体系”更为深刻，也比它更为全面。一方面，“物质交往”关系概念，不仅把握了“需要的体系”的本质，而且也揭示了人们在“需要的体系”中实现需要的方式——即通过物质的交往实现需要；另一方面，“物质交往”关系概念，更为全面地把握了市民社会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指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包含了那些直接由物质需要决定的关系，也包含了那些不是直接由物质需要决定的关系。这就避免了将市民社会看做仅仅由经济交往的“需要的体系”而构成的弊端。

其次，马克思纠正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黑格尔的社会历史哲学曾对马克思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之前，马克思还只是依据黑格尔的发展学说，认识到普鲁士王国并非绝对理性的体现，而是有待于发展和完善的。但是，在《莱茵报》工作期间，他逐步看清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与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看到经济利益、等级地位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并从这里出发转向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期间，在关于书报检查制度的辩论中，马克思分析了莱茵省议会辩论中诸侯等级、贵族等级、城市等级和农民等级的代表对待出版自由的不同态度，对妨碍人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专制国家制度的反动本质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说明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人们在思想观点、政治态度上的对立是同等级地位的对立分不开的。在就林木盗伐案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生活的状况同官方进行辩论的过程中，马克思进一步把等级地位的对立与不同的社会集团和阶级在物质利益上的对立联系起来，这说明他已经开始用物质利益关系解释社会生活。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从市民社会本身解释社会历史，而这正是他整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最初确立。从学理上看，这一重要原则的确立是通过对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理论批判完成的。马克思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可是在黑格尔看来却刚好相反，它们是由现实的理念产生的……，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1～252页。）又说：“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何等荒谬。”（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页。）恩格斯也曾指出：“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7页。）马克思早期所确立的这一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它确立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基本关系，是理解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通过对黑格尔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理论的批判，马克思确立了自己的市民社会观念。在他看来，所谓的市民社会就是指：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以直接从生产和生活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如同业工会等）为形式，以整个的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为内容，体现着人们特定的物质交往关系，独立于并决定着建立在其上的政治国家及其附属物的社会生 活的领域，特别是经济活动的领域。

二、需要澄清的两个问题

在我国学界存在着两种极为流行的观点，妨碍人们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正确理解，是必须加以澄清的。

第一种需要澄清的观点是：“市民社会”一词是马克思早期从黑格尔哲学中借用过来的概念，在他的思想走向成熟之后，他就用“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代替了早期这一模糊的说法。依照这一观点，一个合理的逻辑推论是：在马克思那里，只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没有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理论。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观点。自从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被当做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纲领性文献以来，这一观点就一直内含于一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体系之中。最近，我国已有学者指出，“市民社会”并不仅仅是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使用的概念，而是见于他各个时期的著作。在他晚期的《资本论》等著作中，他还经常将“市民社会”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并列使用。这说明“市民社会”并不是一个被马克思在晚期发现了“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范畴之后弃而不用的“不成熟”的概念（注：参见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王兆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新思考》，载《哲学动态》1998年第7期。）。当然，我们关注的是更为深入的问题，即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为什么会忽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究竟具有怎样的地位？其实，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中，“市民社会”这一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全部理论的被忽视具有必然性。因为在这种解释模式中，社会历史的发展被高度地概括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因而，马克思所说的“全部的物质关系”也就被简化为“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政治关系”也就被简化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这样一来，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复杂内容就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化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同时，很自然地，市民社会也就被它的抽象本质——经济基础所替代，政治国家也就被它的抽象本质——上层建筑所替代。

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是指整个市场经济社会中的私人生活，而“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只是这一私人生活的本质形式。马克思认为，作为“一切物质交往”的私人生活及其领域是与公共权力及其领域相对的，前者是市民社会，后者是政治国家；经济基础或生产关系所构成的领域，只是指私人生活中的市场交往活动及其所构成的经济领域，尽管它是全部物质交往关系的基础性领域。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剥削本质时，当然会侧重于对私人生活本质关系的剖析，但是，私人生活的本质和基础并不是它的全部，经济交往关系并不是全部的物质交往关系。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私人生活的领域，固然以经济交往活动为基本内容，但同时也包含着丰富多彩的其他社会交往活动；政治国家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固然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工具，但同样也是维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利益的活动领域。只有全面地理解市民社会这一私人生活领域及其与政治国家的关系，才能避免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学说解释为他坚决反对的纯粹的经济决定论。

第二种需要澄清的观点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是一个普适的分析性概念，它不只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人生活领域，而是指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内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私人生活领域。这是近些年关于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中出现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曾多次使用市民社会的概念来论述前市场经济社会，如：“中世纪的市民社会”、“旧日的市民社会”、“先前的市民社会”、“封建社会和行会市民社会”，因此，马克思是认为市民社会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的。这种观点认为，根据马克思的历史观，自从国家产生以后，社会就分裂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在市场经济出现之前市民社会就已经存在，只是完全被淹没在政治国家之中而未能独立。那时的市民社会并不是现实的，而只是一种逻辑的存在。只有到了现代的市场经济社会，市民社会才与政治国家真正分离，才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存在（注：参见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的确，马克思常常用“市民社会”一词指涉欧洲中世纪的私人领域和私人交往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也不意味着马克思认为可以将它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无差别地运用于所有社会的社会关系之中。

在理解这一问题时，必须注意市民社会在西方最初出现的历史条件，正是由于对这一历史条件的忽视或不了解，才使人们误解了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欧洲的商品经济最初是在晚期中世纪独立的自治城市中发展起来 的，这些自治城市产生了最早的市民社会。欧洲中世纪的晚期具有非常独特的历史条件，在当时，诸侯纷争、群雄割据，整个社会处于极度分裂的局面。城市市民阶层受到领主权的极大压迫和盘剥。他们除了有服劳役或军役的义务外，还要向领主交纳实物、货币和各种苛捐杂税。因此城市在兴起以后，市民们往往以公开的或隐蔽的形式与领主进行斗争。在市民阶层与领主的斗争中，有的城市通过向领主缴纳赎买金的方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形成了欧洲中世纪独有的“自治城市”。有些自治城市甚至被允许拥有独立的司法审判权和选举市政官员的权利。一般地说，城市的自治权是经过教俗领主和国王特许的，后者还要向前者颁发特权证书，这种自治权是总体的专制社会中特许的自治。也正是在这时，西欧的城市里形成了最早的同业工会。这种手工业行会和商人公会（基尔特）在11至12世纪的西欧极为兴盛。它们便是黑格尔所谓既非家庭又非国家的自由人的联合组织——市民社会的最初形式。这种形式的市民社会无疑是后来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雏形和前身。这种形式的市民社会不仅不可能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也不可能再现于其他民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同样发展水平上，而只能是一种特有的西欧现象。以马克思对这种市民社会的肯定为依据，断定封建社会乃至奴隶社会中也存在着市民社会显然是失当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种形式的市民社会不是市民社会。我们所要强调的只是：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市民社会”只能是商品经济关系高度发展的产物，而不可能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马克思从来没有认为市民社会可以是非商品经济社会的社会组织形式，无论它是逻辑上的还是现实中的。在中世纪，尽管商品经济关系在整个社会中还不够发达，在自治城市中却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因而形成特定形式的市民社会是非常自然的。应当说，马克思将它们称做“先前的”、“旧日的”、“中世纪的”市民社会，这本身就表明马克思对它们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民社会的区别是十分清楚的，表明马克思只是把它们看做一种特殊的市民社会。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才会说：“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是外在的必然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页。）

关键的问题在于，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黑格尔都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是由市场经济“需要的体系”的形成所导致的。它只能建立在“整个的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因而，它也只能是一种现代现象。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有过很多非常明确的论述，如马克思说：“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的必要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关系的独立的人，即自己营业的奴隶，自己以及别人的私欲的奴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45页。）他又说：“在古代国家中，政治国家就是国家的内容，其他的领域都不包含在内，而现代的国家则是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相适应。”（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3页。）所谓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相适应，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完成了政治生活同市民社会分离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44页。）。可见，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是与现代的市场经济社会紧密相联的，不可能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就会像有些人那样从“乡村自治”的传统中去寻求所谓的市民社会，这也就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市民社会问题所包含的巨大的现代价值。

三、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意义

在西方市民社会观念的演变中，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具有重要的地位，无论站在什么立场上，当代西方思想家们对这一点都是公认的。例如，当代研究市民社会问题的著名学者查尔斯·泰勒认为，马克思从经济关系上规定市民社会的本质，为他之后所有的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确立了基本的坐标。他说：“马克思援用了黑格尔的概念，并把它几乎完全地化约为经济领域；而且，从某种角度讲，正是由于马克思这种化约观点的影响，„市民社会‟才一直被人们从纯粹经济的层面加以界定。”（注：查尔斯·泰勒：《市民社会的模式》，见邓正来等编译《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再如，赛里格曼在考察了近代市民社会观念的演变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是古典市民社会观念的终结者和当代市民社会观念的开启者。又说：“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证明了以往各种市民社会模式在19世纪中的延续。”他说：在马克思那里，“古典的市民社会观念走向了终结。不过，它仍然存在于20世纪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的背景之中。”（注：赛里格曼：《市民社会的观念》，第56、57页。）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 思想，把市民社会看做是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物质交往关系和由这种交往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生活领域。这一观点切入了市民社会的本质，从而深化了黑格尔所确立的市民社会的基本观念。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这一概括，可以说是近代以降这一问题讨论的总结。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他从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关系入手，剖析了市场经济社会的本质，这才使他的理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无疑，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当今的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市民社会理论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些发展都是在业已确立的市民社会观念的基础上的发展。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看做是特定社会“一切物质关系”的观点，为后来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确立了一种崭新的方法和认识路径。不过，必须注意的是，马克思从市场经济中人们“全部的物质交往关系”出发把握市民社会，并将它的本质规定为“经济交往关系”，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将现实的市民社会等同于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交换领域，等同于黑格尔所谓“需要的体系”。

马克思从经济的角度看待市民社会，把它规定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经济交换关系及其所构成的经济交往领域，这无疑抓住了市民社会的本质。因为正是由于市场交往关系体系的形成，才使独立于国家的私人领域形成了一个因契约关系而联结的整体社会，才使人类社会的活动以现代的交往方式进行。市场交往中的契约活动是市民社会中个人最基本的活动，是人们进行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因而制约着其他一切活动的进行；在市场交往中形成的契约关系也因而成为塑造市民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如果离开了市场中的经济交往和契约关系，就不可能有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现代分离，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民社会。但是，单纯的、不受制约的经济交往领域，只是最原始的私人自律领域，它是建立在私人财产所有权之上的“孤立的”商品交换领域，是绝对原子化的市场关系。这一领域的确是整个市民社会的基础，可是，从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它的纯粹形态只存在于商品经济发育的早期。这种典型的“经济市民社会”只是市民社会的一种过去时态，它只存在于普遍的民主和个人平等极为缺乏的特定历史时期。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市民社会的私人自律单纯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私人自律的市民社会仅仅由有产的资产阶级来代表。这种市民社会已经不可能再出现，即使是对在现代社会中刚刚开始建立市场经济的社会来说，也已经不再可能，因为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已经消失，不可能再现。换言之，那种纯粹的“经济市民社会”是一种原发性的市民社会，只能存在于原发的市场经济社会的形成时期，因为在这一时期里，国家对经济的渗透能力尚未形成；它也只存在于民主制度尚未充分确立的时期，因为只有在这一时期，自由的经济交往才由对私人财产进行保护的私法而不是由民主而获得保障。马克思是坚决反对仅仅从经济的角度理解社会历史的，他也绝没有这样理解市民社会及其与政治国家的关系，虽然他并没有像后来的哈贝马斯等人那样明确强调文化批判领域在市民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也不意味着他就否定它可以成为市民社会的一个部分。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反对将他们的社会历史理论“化约为”单纯的经济决定论，还是遭到了继承者和反对者们的双重误解。泰勒所谓马克思将市民社会“几乎完全化约为经济领域”的说法代表了当代西方思想家们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基本看法，但这却是一种深刻的误解。这种误解并非毫无缘由，如前所述，它是斯大林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体系所导致的。这种解释体系同样是一种误解，而且是一种系统的误解，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不能等同于“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而且，正是由于它包含了比后者更为丰富的社会关系和生活内容，才成为一个有独立价值的范畴。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来说，市民社会理论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长期以来，正是由于对这一问题的忽视和回避，才使得我们无法有力地回应所谓“非经济决定论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和攻击。当代一些“后马克思主义者”，如葛兰西、哈贝马斯等人，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出发，将独立于政治国家的文化批判领域看做是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社会的新形式，并试图以此拓展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这些努力虽然还有待深入，却无疑表明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是一种具有巨大活力和理论合理性的社会历史理论。当然，当代的市场经济社会已经极大地区别于马克思时代的市场经济社会，如何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现实研究市民社会的新发展，无疑是当前理论工作者新的历史任务。

这也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市民社会并不是西方文化的特殊产物，而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虽然有不少学者对此持有异议或怀疑的态度，但是，只要我们看一看那些不具有西方文化传统的民族在取向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之后社会关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注意到 在它们的社会中迅速崛起的非政府力量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就不会再局限于文化主义的立场而看不到经济关系的决定性作用。既然“市民社会”并非只是某种文化的“特殊语式”，那么，当我们今天也取向于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时，我们就必须正确地面对和解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正确地把握市民社会和国家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以便在变化了的经济关系和全部生活关系上建构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这也许就是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所具有的最大的现实意义。

第五篇：浅析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论文

在1963年的《理论与实践》和1968年的《认识与兴趣》中，哈贝马斯开始关注与海德格尔弗莱堡时期的“实际生活经验”思想相关的“生活世界”概念，并开始了对海德格尔的批判。1981年的《交往行为理论》和1985年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讨论“生活世界”这个主题，同时对海德格尔的批判也得到了强化和深化。本文试图以“动荡”和“前理论”这两个基本特征和要素为参照点，考察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与海德格尔的“实际生活经验”思想之间的一些深刻差异，辨析前者在理论上存在的问题，并以此更好地理解“生活世界”。

一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的形式语用学分析，目的在于通过理论反思获得生活世界之不变的一般的结构。（参见哈贝马斯，1994年，第165页；20xx年，第18页）它涉及到的“不是具有一定历史特征的具体的生活世界”，而是一种绝对的有效性（参见哈贝马斯，20xx年b，第350、375页），它所提供的形式主义的道德理论最终也是普遍主义的。所以，虽然他也使用了燜aktizitat（实际性、事实）和Geltung（有效、规范）这两个词，但是与将后者回溯到前者的海德格尔相反，他的最终目的在于后者，而理由是：Faktizitat是经验性的，Geltung是普遍的、先验的。

二对于哈贝马斯来说，“生活世界表现为自我理解力或不可动摇的信念的储蓄库”，它是“由一种向来已经知道的文化知识储存组成的”（哈贝马斯，1994年，第171、173页），“生活世界当中潜在的资源有一部分进人了交往行为，使得人们熟悉语境，它们构成了交往实践知识的主干”，这是一个“由符号构成的世界”。（哈贝马斯，20xx年，第82、21页）可见，他所谓的“生活世界”作为行为主体的共同背景或视野，实质上是一个观念的储存库，意指“‘神秘’的知识共同性”。在这个意义上它乃是一个“观念的世界”，本质上是由知识构成的。如果说在作为背景的生活世界与作为信念储存库的生活世界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也只不过是隐含的知识与明确的知识、不严格的知识与严格的知识、不完善的知识与完善的知识、非主题的知识与主题性的知识、常识与专家知识之间的区别。而且，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的合理性也是在“严格认知的意义上”来讲的，其根本标志是可以论证和可以检验。（参见哈贝马斯，20xx年a，第10、16页）就此而言，他并没有彻底地坚持前理论的立场和方法，而是依然坚持认识论、甚至是意识哲学的理路，依然试图“从概念、理论出发建构理论”。

三哈贝马斯将生活世界划分为三大结构要素——文化、社会和个性。其中，文化被称为知识储存，社会被称为合法的秩序，个性被理解为使一个主体在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具有的`权限。这三个要素被称作生活世界的象征性结构。从内在方面来讲，这个结构具有三个方面的功能：在理解的职能方面，交往行动服务于文化知识的传统和更新；在行动合作方面，交往行动服务于社会统一和联合的形成；在社会化方面’交往行动服务于个人同一性的形成。从外在方面来讲’这个结构使得交往行动者的表达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主观世界相协调。哈贝马斯还把社会看作系统加生活世界，从而包括文化、政治、经济三个子系统，而系统的环境包括内在自然、外部自然和其它社会组织。在现实生活中，生活世界与系统总是处在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系统又可再分为经济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其中，前者的功能是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其主要整合媒介是货币；而后者的功能则是协调生产关系，管理公众社会，其主要整合媒介是权力。生活世界则主要解决人的意义与价值问题，人们能在语言表达的文化同一性意义上实现自我认同，所以，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冲突和社会问题的解决的关键在于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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