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和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中理性的改造和批判

第一篇：福柯和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中理性的改造和批判

福柯和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中理性的改造和批判

无可否认，法国当代哲学家米歇尔•福柯（1926-1984）可以说得上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大师哈贝马斯则毫不吝啬地赞美福柯“在我这一代对我们的时代进行诊断的哲学家圈子里，福柯是对时代精神影响最持久的”。福柯于1984年因艾滋病在法国病逝。

在福柯所处的那个年代，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这三大思潮在欧洲风起云涌。福柯受到了当时活跃在西方各种思潮的影响，但又脱离与它们作出了思考，运用并批判各种思潮的核心观点以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与体系。福柯通过对“身体”、“规训”、“性”、“非理性”等进行探究，从这些范畴出发，思考了人类自身、人类知识以及，提出了知识是被权力所产生的、身体是被规训的，公共领域对私人领域的侵入等，从而以一种力求平衡理性与非理性，打破西方现代性的牢笼。福柯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性经验史》等。

福柯认为生活也是艺术，因此生活是被创造的，如同艺术品一样是创造者所创造的。而创造者就是生活的主体——人，人的本质应该是自由地创造生活。然而福柯认为可悲的是人的本质长期以来是在一种规训被确定的。在近代，现代性的“理性”拥有了一种劳动动物的话语，人在如此规训下必须处于时刻的劳动中，人也成了会劳动的动物。福柯认为要复归人的本质，就必须打破“理性”的牢笼，把人从规训中解放出来。他认为人应该改变自我，创造自我。福柯认为这种艺术的生活是与快乐、死亡、性与非理性相联的。“对我来说，那种纯粹的完全的快乐是通死亡联系在一起的”这是福柯所认为的快乐的本质。福柯更把性的快乐和死亡联系在一起，“服饰的契约的诱惑已由性的安排注入我们的体内。现在的服饰的契约是这样的：用全部生命换取性爱，换取性爱的真理和统治权，为性爱而死，死得其所”。最终这位“疯子”哲人最终浪漫地死于艾滋病，而其艾滋病的得来与其沉淀于美国加州旧金山卡斯楚街那些形形色色的“性爱现代实验场”不无关系。福柯实质上是在运用生活美学的观点提出了对现代性下“理性”的批判。他认为人的生活应该是酒神狄俄尼索斯与日神阿波罗之间的平衡，也就是说是一种非理性与理性间的平衡。基督教会已经让欧洲人憎恶身体抛弃非理性的活力，然而现代国家对个人身体的控制更加之细微，福柯担心人身上所拥有的酒神狄俄尼索斯被彻底地驱逐。因此他对理性提出了质疑，提倡一种非理性的复归。而非理性恰恰来源于已被规训的身体，为此福柯的哲学关注点落在了身体，强调一种身体体验下的哲学。毫无疑问，这是对于一直以来各种理性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在当代众多的思想家之中,哈贝玛斯以他对现代性的肯定态度著称。哈贝玛斯的大部分著作都表述了他对现代性的基本态度。他主张保存和发扬现代性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因素,而对现代性带有压迫性的成分则加以批判。他对现代性的讨论大致在以下四种范围内进行:

一、社会科学方法讨论;

二、社会理性;

三、当代伦理和道德哲学;

四、自由民主国家的合理性。在这里，主要就社会理性方面来进行阐述。

哈贝玛斯的政治文化话语理论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如何从交际(communication)来认识理性和行动。在哈贝玛斯那里,从交际来认识理论和行动有着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厘清现代性的一些正面价值和作用,并且批判现代性的一些负面表现和影响。哈贝玛斯对现代性的二个方面作了重要的区分。一是文化

现代性所包含的理性价值,二是现代性社会过程中对理性的偏面运用。这二个方面不能混为一谈。我们不应当用第二个方面的偏误来否定第一个方面的积极意义。恰恰相反,我们应当以现代文化的理性价值作为认识西方现代性某些负面作用的批判基点。哈贝玛斯指出,现代文化之所以可贵,全在于它有助于形成“理性生活世界”。

什么是“理性生活世界”呢?哈贝玛斯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在人们交际时使用的话语所包含的“正确性主张”(validity claims)中去寻找。一个人对他人表述自己的见解,他的话语之所以能被对方接受,必然是因为其中包含某种可以得到证明的理由(redeemable validity claims)。这些理由必须是可辨认的,同时也必须是可兑现的。在哈贝玛斯那里,“交际”并不仅仅是让某人相信某事(即“说服”),交际是与某人共同享有对某事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又必须理解为一种相当脆弱的人际间相互承认关系。人们在谋求对某事的共同理解时,不仅要提出主张,更需要澄清隐含在主张后面的前题。只有一方的前题被另一方认可,共同理解的通道才会打开。打开这一通道靠的不是强迫,而是理性的裁决。“交际理性”的关键是“交际自由”。交际理性指的是存在于交际行为言语之外的胶合力量。而交际自由则是对他人言语行为说“是”或“不”的基本“权利”。

哈贝玛斯看到,现代理性世界有正负两种不同的发展。正的方面是,随着理性世界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互动领域摆脱了传统或权威的摆布操纵,而通过理智协议来取得共识。负的方面是,由于社会越来越理性化,社会也越来越偏向从功能运作追求理性发展。这种偏面的理性发展表现在某些社会亚系统(如金钱或行政权力)的极度膨胀并侵入其它社会领域。哈贝玛斯认为,现代性的病理在于其不平衡的发展,而不在于它的基本理性价值。这种不平衡的发展造成了某些领域(如政治权力和商品经济)对其它领域(如文化、舆论、教育)的“殖民”,并且成为现代生活意义危机和自由萎缩的主要原因。

哈贝玛斯认为否定现代理性并非解决现代社会目前问题的办法。他认为否定现代理性会带来严重的理论和政治后果。他主张改造而不是拒绝现代理性。哈贝玛斯坚持把工具行为同交际行为区分开来。工具行为在考虑手段和目的、技术和目标间的关系时不在乎目的和目标本身的理性和正当性。工具行为是人主体控制自然(或其他人主体)的作用关系,是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交际行为则是主体与主体间的关系。它的目的不是控制,而是共同享有理解和达成协议;不是利用,而是增进社会团结和充分发挥语言的理想潜力。哈贝玛斯很自信地认为,他自己的交际行为理论第一次使得哲学家得以把主体理性改造为主体间理性。经过这样的改造,理性便不再是自我封闭的主体对自然的控制手段,而成为一种克服偏见,向其它主体敞开的交际通道。

哈贝玛斯对现代理性的重构所针对的是韦伯(MAX WEBER)对现代性的悲观评估。韦伯把现代性看成由工具理性膨胀而成为一座坚固无比的控制铁笼,在这座铁笼之中,因科层理性的发展,意义已经完全破碎,而自由则已完全丧失。哈贝玛斯认为,卢卡契(G.LUKACS)、霍克海默(M.HORKHEIMER)、阿多诺(T.ADORNO)和其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从韦伯那里汲取批判的灵感,这一批判更为日后福柯(M.FOUCAULT)剖析理性与现代性的内在联系打下了伏笔。

第二篇：《实践理性批判》读书笔记

《实践理性批判》读书笔记

定理二主要阐述了幸福原则。虽然幸福原则不是康德所认为的普遍适用于每个理性存在者的实践法则，但是康德看不否认幸福的作用，并且认为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本性。康德花了大篇幅论述幸福原则、幸福与德行的关系以及幸福之所以不能成为实践法则的理由。

1幸福原则：一切质料的实践原则本身皆为同一种类，并且从属于自爱或个人幸福的普遍原则。即一切物质的、主观的实践原则都是从属于对幸福的欲求这股基本的原则。出自一个事物实存的表象的快乐，在它应当是对这个事物的欲求的决定根据范围内，是以主体的接受性为基础的，因为它依赖于一个对象的此在。即人们的快乐(幸福)它是由人对所希望得到的对象而确定的它是人们的主观愿望、主观感觉决定的，是依赖于人的愿望的那个对象而存在的，倘若人们想要的那个东西没有得到，那么这种幸福便不复存在了。从而它属于感觉(情感)，而不属于知性，后者依照概念表达表象与一个客体的关系，而不依照情感表达表象与主体的关系。即幸福是之于主体(人)的一种感觉，它不是依赖客观实在而是依赖主体的感觉。于是，只有在主题期待于对象现实性的那种愉悦感觉决定欲求能力的范围之内，这种快乐才是实践的。但是，想在一个理性存在者有关贯穿他整个此在的人生整个此生的人生愉悦的意识就是幸福，而使幸福成为意志的最高决定依据的那个原则，正是自爱原则。于是，一切质料得原则既然将意愿的决定依据置于从任何一个对象的现实性那里感受到的快乐与不快乐之中，便在它们一并属于自爱原则或个人幸福的范围以内。即这种原则就人们的行动是以是否获得了幸福快乐为依据的。

2幸福与德行的关系：尽管康德把德行看做人之所能得到的最高的东西，尽管他把先天理性和感性经验对立起来，但他并不排斥幸福原则。相反，他认为幸福是一个完善的道德所不可缺少的因素幸福虽然和德行相关联，但它既不是德行的附属品，也不是德行的派生物，如斯多亚派所主张的那样:幸福就是对德行的认识。在康德看来，一个有德行的人，还不是一个道德完善的人。道德虽然是最高的善，但不是唯一的善也不是完全的善。一个有德行的人还应该得到幸福，最理想的情况是所得的幸福和他所有的德行在程度上相一致。不应得的幸福是无价值的，得不到报偿的德行本身虽然可贵。而伴随着应得幸福的德行却最为理想。德行是幸福的条件，其本身必须是无条件得善。所以，康德的德行论并不否认幸福为完满的道德生活所必须。他所着重的不是幸福，而是去研究怎样才值得幸福才配得上去享受幸福，研究幸福的条件是什么，以及这种条件是从哪里来的。

3幸福之所以不能成为实践法则的理由：由对幸福原则的论述可知，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是不同的，只有自己期待的对象得到了，才算的上幸福，而每个人的对幸福的欲求是不同的，因此，幸福是不可能适用于每一个人的普遍法则。

整体来说，康德对于幸福的阐述是基于道德法则基础上的，是辩证论述的，因此，很有说服力。

第三篇：医改的理性批判

医改的“理性批判”

2009年4月9日，备受关注的新医改方案正式出台，这也标志着中国的医改进程迈入了一个新的台阶。8500亿元的投资将要投向何方，政府的大动作到底能否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实际问题，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做一回医改的理性批判。

一．政府还是市场？

自由市场里公共物品需要政府提供保障，那么作为具有一定私人性特征的医疗卫生保障是更应该靠政府管理还是靠市场引导呢？有学者认为，中国应由政府拨款，建立以“广覆盖、低成本”为原则的全民健康保障体系。还有人强调，卫生医疗领域要强化政府责任，包括强化政府的筹资和分配功能以及政府全面干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的功能。与之相对立，一些学者主张以市场为主导，认为医疗改革的最佳模式应是由政府负责筹措基金，而医疗服务的提供则应尽量由管理有序的市场竞争来完成。

实际上，综合各种意见，无非是从辩证的角度将政府与市场的责任理性的分开，各司其职方能提高效率。

中国医改按范畴可分为四个领域：公共卫生、医疗服务、药品生产流通以及医疗保障。可以按照不同领域所提供服务的性质及各自发展的规律，合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科学确定不同领域的政策导向，在公共卫生领域，政府理所当然要承担主要责任，应该采取公共体制，由财政来筹集资金，由政府来主导；在医疗领域，不管从现实条件来看（我们有国有医院，也有非国有医院），还是从国际经验来看（国外也分营利医院和非营利医院），都应该采取混合体制，既要有政府筹资兴办的医疗机构，也要有非政府筹资的医疗机构；在药品生产流通领域，药品的生产和流通应该主要交由市场来解决，而政府主要对准入资格、价格和质量标准等进行监管；在医疗保障领域，可区分不同层次，医疗救助、社会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分别由政府承担、国家集体个人分担、个人承担市场运作。如此一来，政府与市场的争端便可以随之化解。

二．城乡一体化还是城乡二元化？

我国在卫生医疗服务和药品供应方面，城乡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至少管理机构是统一的；而在医疗保障领域，则是典型的城乡分割。目前集中讨论的关于城乡一体化还是城乡二元化的问题，主要是指城乡是否要统一管理医疗保障及如何建立统一制度的问题。资深医院管理专家、卫生部医政司原司长于宗河表示，医疗卫生费用不能分灶吃饭，而是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医疗保障体制，由中央财政统一管理；应该公平地满足每个公民的医疗卫生需要，克服和缩小地区差别[18]。但也有很多学者认为，我国城乡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在短期内实现城乡一体化医疗保障制度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中国现实国情。

所以，我们需要从事物发展规律的普遍适用规则出发，将各种不确定因素加以结合深究，提出“二元、三梯、六维”的新办法。

首先，应该承认，现在总体来看存在城市和农村两大经济板块，城乡差距依然存在。其次，应该看到，现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中部、西部这种梯度发展的态势很明显；在东部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城乡已经融为一体；在中西部地区，城乡差距依然显著，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依然比较落后。再次，在“二元三梯”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六维”，有东部的城市和农村，有中部的城市和农村，还有西部的城市和农村。据此，我们建议在东部可以实行城乡一体化，鼓励扶持东部有条件的地区将农村和城镇的居民统筹考虑；承认中西部地区城乡的差别，允许中西部城乡之间医保有所差别；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作出调整，最终实现医疗保障乃至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一体化。

三．采取英国模式还是采取美国模式

我国的医改有很大一部分措施是参照西方的医改经验提出的，那么有些人就会有这样的疑问，那我们究竟是要参考英国模式呢，还是才用美国模式。

我认为参考哪种模式并不是需要讨论的重点，哲学上说要突出主要矛盾，并把精力用在解决主要矛盾上，而这个问题正是偏离了医改的主线，进入了一个误区。因为我们在具体出台措施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位照搬某种模式便会把该模式的弊端也不加思考的引入，这会对医改造成很大的负面效应。

英国的医疗保障模式是在福利国家的基础上建立的。向居民提供全面的免费医疗，需要财政政策上的高税收、医疗服务体系上的守门人制度以及发达的社区卫生组织来支撑，当然还有一整套对非营利性医院的治理结构，对医生的考核、绩效评估以及薪酬体制等等。很显然，目前中国不具备实施这种模式的条件。美国是一个崇尚市场、崇拜市场的国家，因此，政府在医疗保障方面仅负责穷人和老人的部分项目，其他的全部交由市场来运作。这与美国的文化传统、社会意识有很大关系，这种模式我国也不能照搬。但在具体的管理方式上这两种模式都有可借鉴之处，尤其是在发展社区卫生组织方面，英美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是通过立法强制实施，一个是通过医疗保险签约首诊医生的经济手段实现，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四．医生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如何建立？

医生管理问题也是医改中的一个重点问题。国务院教科文卫司副司长宋瑞霖指出，“无法调动医生积极性的任何改革方案都会有失败的重大风险。”有学者提出，医生的行为在药品价格决定中占主导地位，确立良好的医风不能仅仅冀望于他律，自律也许比他律更为重要。也有学者提出，应让医生得到和他的投入相适应的经济回报，这需要有一个制度上的安排；医生的待遇应比照公务员，类似于公务员待遇。

激励是可以提高效率，然而不加约束的激励又会将激励引入歧途，怎样平衡二者的关系呢，答案还是辩证法。针对医生的激励和约束，首先要全面建立医生的执业记录和评价系统，充分发挥医师组织的行业自律作用，弥补现有重经济指标、轻服务指标，重准入资格和职称管理而轻医疗行为管理的倾向，建立医疗机构之外的社会评价系统。同时，要给予科学的激励，针对现在医生工资偏低的情况，建议参照社会同类人员的工资水平，结合技术等级、从业年限及服务质量等确定医生工资报酬标准，医务人员工资实行全行业管理，这样的标准体系是现有社会条件下形成的，能够比较合理地反映医生的社会地位和应有的收入水平，也只有这样才能化解这个矛盾，做到效率与公平的双向兼顾。

五．重点发展公立还是非公立医疗机构

发展公立还是非公立医院问题是医疗服务市场发展的方向性问题，也是治理医疗服务市场的策略性问题，发展公立或非公立医院之间的选择会对未来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医疗机构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有学者认为，公立医院是医疗市场的主体力量，公立医院的发展关系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虽然目前面临许多问题，但不能因此放慢公立医院的发展步伐。另有学者提出，应大力促进非公立医院的发展，认为现在“看病贵”并非是市场竞争过度，而是市场竞争不足，所以要引入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参与医疗市场竞争，提高效率，降低价格。

实际上，作为两种医疗机构在不同的背景与状况下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理性的分割它 们的优势与劣势，综合二者的长处方能做到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发挥改革的重要意义。改革公立医院的同时，也要同步改革非公立医院，建立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如果没有一个规范的、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也就无法通过改制将公立医院推向市场。改革是手段，不是目的，形成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与营利性医疗机构的良性竞争关系，通过竞争达到资源优化配置和提高效率才是目的。应当通过制定医疗机构发展的产业政策，鼓励非公有制医疗机构进行集团化、规模化和连锁化经营，引导社会投资，弥补财政对医疗系统投入的不足，促进非公有制医疗机构发展，满足不同层次群体的医疗和健康需求，为国有医疗机构继续转制创造条件。

综上所述，用辩证的角度理性的分析各种复杂矛盾方能让我们在迷雾中看到真理的曙光，医改需要如此，其它的难题不也是正缺少了这样的方法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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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有必要建立中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吗?[EB/OL].搜狐网

马克思原理 第七小组： 组长：孙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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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反思对审计理性的启示

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反思对审计理性的启示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审计活动是一个理性思维的过程。审计理性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审计的思维方式、思考内容、价值判断等的综合表述。本文借助黑格尔的精神分析，以理性为切入点，通过梳理现代化与现代性，提出审计理性的发展应对现代性充分反思，实现从前理性到成熟理性的转变，进而从制度层面的关注逐步走向价值层面的思考。

我们先对现代化与现代性进行辨析。现代化是一个以工业文明为核心的特定时代的概念，其实质是以达到高度社会化、工业化水平的生产力为目标，实现社会自身全面协调和综合平衡。而所谓现代性，是理性从中世纪末到启蒙时期孕育出来的时代精神，主要是科学、人文、法治精神和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论述了意识的形式和发展史，简化为三段：前理性、理性、精神理性。对理性的三个阶段作应用性、工具性与积累性、纯粹性的分析，可以发现：前理性是现代化的思想渊源，现代化思想，是现代性的初级阶段，其精神源泉主要来自于理性的应用功能；现代性，则是成熟理性展开的形态，其理念来自于理性的纯粹积累性。

历史来看，现代化的建设往往显示为物质性、利益性的增长上，即集中于“增长”的追求上。现代性的精神形态，突出表现在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上，对个人、精神文化价值的肯定上，即集中于对“进步”的诉求。从我国的近现代史看，现代性实践多次被现代化的工具理性追求所取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虽然进行了一系列体制变革，但同时也出现了类西方历史的人的异化等诸多社会病态。

新中国审计迄今已走过二十多年的历程，从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到国有资产的安全，再到民主、法治的工具，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通过对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反思，我们认识到，审计的理性反思要防止审计理性的现代性异化，必须经由前理性到成熟理性的转变，必须要完成从工具理性到纯粹理性的转化，必须要实现从制度层面的关注逐步走向价值层面的思考。

启示一：审计理性的认知发展阶段

我们借用黑格尔的精神分析对审计理性的发展进行梳理。审计通过对审计对象的深入调查，在大量事实、数据的基础上，发现倾向性、普遍性的问题，总结出审计对象有关问题的规律以及审计思路、方法的规律。到这里，我们的意识已通过抽象能力达到从个别到共性的认识，实现了对审计对象从知觉形式的存在进入到对规律的知性认识，处于审计理性的前理性阶段。

当我们总结出规律后，需要对规律进行判断。在具体工作中体现为，运用既有的法律法规、案例等对审计结果做出定性判断。这些判断不仅只是与审计对象以及审计涉及相关领域的利害判断，还有是否符合所使用概念、范畴等的理念要求的深层判断，而这些理念往往具有时代性、阶层代表性，更多具有广义功利性。

在理性的第三阶段即精神理性阶段，我们运用科学、人文、法治、伦理等纯粹理性对知性进行价值判断。审计理性的独立判断突出体现在以超脱的地位和标准对审计对象给予评价，并且这种评价反映了人的更为超越的精神诉求，体现了人的终极关怀。

启示二：现代性反思扩展了审计理性的维度

领域维度拒绝单向发展，强调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现代化主要体现为经济的发展、物质的充裕，协调社会内部利益冲突的机制不断完善，人的知识理性逐渐丰富。但与此同时，“现代人”自身发展以及其发展的制度保障往往被忽视。对于审计而言，树立科学的发展理念，认识到社会作为一个系统，其发展是综合和全面的。经济增长并非发展的全部内涵。经济发展是基础与前提，政治民主、社会平等、文化进步为经济增长提供社会保障和精神动力。只有树立系统的、科学的发展理念，审计才能全面认识变革的社会。

理念维度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在现代性价值理念中，人是发展的核心；而发展需要物质资本的投入和现代制度的创设，更需要人力资本的投入以及具有现代人格和现代品质的人的生成。人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对于审计而言，重申人的价值与理念具有重要意义。既有的法律法规是参考的依据之一，但最终的评价仍然应是对人的发展的影响。作为政府职能部门之一的审计部门，民本思想、民生意识应该始终作为我们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操作维度拒绝物化指标，强调评价现代化进程指标的和谐。以财富、经济指标来标识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据和认识论根源。这必然导致“人的现代化”和“以人为本”发展观相对立，与可持续发展观相悖，是一种地道的“物的崇拜”思维。同时物化指标也是对现代化整体的一种破坏和解构，对社会全面进步事业的忽视甚至排斥，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审计对于现代化进程各类事件、人、物的评价指标不仅要放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去思考，即考虑国内和国际的和谐，也要立足于本国的实际，不单纯追求某个方面的指标，真正体现现代性的是各个指标的协调发展。

启示三：理代性反思丰富了审计理性的价值取向

现代性的精神实质是科学精神、人文精神、法治精神和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审计理性要实现从前理性向成熟理性的升华，就必须在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提出自身的价值判断，将以上精神与理念贯穿于经济、制度、文化、生态、价值等多个维度层面。审计理性不仅以科学的发展理念指导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以人文的价值理念考察经济发展的历程与结果；审计不仅要以制度、规范作为行为标准，而且要以公平、效率、民主、法治作为制度创设、改革和完善的价值取向与评价尺度。

国家审计既是民主与法治的工具，也是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民主与法治的工具”是从现代化进程的角度，从制度层面对审计本质的阐述；“免疫系统”则是从现代性国家的角度，从价值层面对审计本质的定位。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审计作为国家政治制度内生的“民主与法治的工具”，其工作使命将是内生制度的修缮，其理性发展将是从前理性升华为理性。作为“免疫系统”的国家审计，其内生的超越性决定其工作使命将是制度与制度目的的反思；其将从更为宏大视野、更为深刻的维度，将工具理性与纯粹理性结合起来，将制度思考与价值反思结合起来。因此，审计作为独立判断的第三者，在社会发展的制度层面，不仅要着眼于制度的完善，更应该超越既有制度，在价值层面上对制度作出独立的反思。

第五篇：温馨的回忆,理性的批判 ——读《朝花夕拾》有感

温馨的回忆，理性的批判

——读《朝花夕拾》有感

众所周知，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以笔代戈，被誉为“民族魂”。《朝花夕拾》则是鲁迅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同样也是他唯一一部回忆性的散文集，其中包含了鲁迅先生对儿时那温馨的回忆和对那丑陋社会现象的理性批判。

《朝花夕拾》讲述了鲁迅先生从幼年到青年经历的善与恶，真实与虚伪。其中的藤野先生他显得黑瘦，八字胡挂在嘴上眼镜戴在高高的鼻梁上，总是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说话虽然缓慢但是很有顿挫。他待人真诚，主动关心鲁迅先生的学习和解剖实习，丝毫没有对民族偏见，没有因为他是来自弱国的人而另眼相看。因为这些让鲁迅先生对这位老师格外的尊敬，那极为朴素的形象也在鲁迅先生的心中却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狗·猫·鼠》中鲁迅先生通过对于猫和鼠的本性和行为，让那些所谓“正人君子”虚伪、丑陋的灵魂暴露在阳光之下。《二十四孝图》中那些“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的愚蠢做法不仅没有尽到孝道，还“污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琐记》描写了鲁迅先生外出求学的经历中各种学堂的种种弊端，不顾老辈的反对，如饥似渴的阅读，表达了鲁迅先生对于冲破束缚，翱翔于知识天空的渴望。《父亲的病》中父亲生了病，身为儿子的他为父亲请医生，可庸医害人，失去了父亲，导致了家境衰败。

鲁迅先生擅于通过对生活中那些细微的描写，以小见大，写出当时封建社会的黑暗，对于孩子天真，渴望自由天性的抑制。那些没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留学生、那些打着“公理”，“正直”旗号的“君子”，还不如那无常，还有那些技术不精的庸医害人。因为这些他明白了：要想拯救国人，不是拯救他们的肉体，而是拯救他们的精神。所以他弃医从文，奋笔疾书，写出很多著作，成就一代大文豪。一篇篇文章感染着人们，激励着人们，使得我们的国家日益强大。

《朝花夕拾》乃是记录鲁迅先生早年真实生活，朴素又平淡的语言之间透露出鲁迅先生对于封建社会的憎恶和理性的批判，对于儿时美好生活的温馨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