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理性看待疫苗中的抗生素残留
理性看待疫苗中的抗生素残留
分类:预防接种安全 | 标签: 抗生素 疫苗 庆大霉素
青霉素 接种
2012-10-29 11:23 阅读(1367)评论(5)
本文于2012-06-14 12:41:34 原发于新浪博客。
前几日,在预防接种讨论的QQ群中,有接种门诊医生询问抗生素过敏是不是预防接种的禁忌症?我认为这个问题最能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医学概念——关键在于剂量。
抗生素不是疫苗中的必须成分,但在一些疫苗的制备过程中,为了防止细菌污染,所以要添加一些抗生素。在最终成品前,还要尽量去除抗生素。
我国在2010版药典中规定:疫苗中如果添加了抗生素,那么最终成品中所有抗生素累计残留量不得超过50纳克/剂。为了使网友对“纳克”这个重量单位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我必须把重量单位的换算关系列出来:1克=1000毫克=1000000微克=1000000000纳克。
现在疫苗中添加的抗生素一般是新霉素和庆大霉素,其中以庆大霉素最受关注,因为除了过敏之外,庆大霉素在临床上如果用于婴幼儿,可以造成永久性的神经性耳聋(耳毒性)。据说,春晚节目《千手观音》的残疾人演员中,半数以上与使用庆大霉素类抗生素造成的失聪有关。1999年我国制订了《常用耳毒性药物临床使用规范》,公布了30种容易导致耳聋的药物。规范中指出:新霉素和庆大霉素均属于排名第一位的致神经性耳聋的氨基糖甙类抗生素,并规定:6岁以下儿童禁止使用氨基糖甙类抗生素。
那么对庆大霉素或新霉素过敏者接种含这两种抗生素的疫苗是否会引起过敏?或是敏感者接种含这两种抗生素的疫苗是否会引起神经性耳聋?
我认为上述两个问题的一般回答是“不会”;科学回答是“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会发生这样的不良反应”;原因就在于疫苗中抗生素残留量极低。
一般而言,庆大霉素的不良反应均指在临床使用剂量水平下的不良反应。我搜索了一下庆大霉素的临床使用剂量:成人80毫克/次,小儿3~5毫克/公斤体重/天。以5公斤体重的婴幼儿为例,其每天的治疗剂量至少是20毫克。也就是说,那些包括神经性耳聋(还有肾毒性)的不良反应,至少是在使用20毫克(20000000纳克)后发生的。某疫苗中的庆大霉素含量以平均40纳克/剂计算(略低于规定残留量),接种1剂该疫苗后进入体内的庆大霉素剂量只是最低临床使用剂量的2/100万。实践中也没有过因为接种含有新霉素或庆大霉素疫苗导致神经性耳聋的可靠证据。
再说说过敏。很多人都知道青霉素过敏后果很严重,所以临床上使用青霉素之前要做皮试。可是皮试使用的皮试液也还是青霉素,只是稀释多倍后的青霉素溶液而已。我搜索了一下青霉素皮试液的配置方法,是将80万单位青霉素做1次溶解和2次稀释后,最终得到浓度为500单位/ml的皮试液。注射到人体皮内的皮试液是0.1ml,即真正进入体内的青霉素剂量只有50单位。青霉素50单位的皮试剂量,只是临床最低使用剂量的63/100万。如果庆大霉素过敏者使用的皮试液也按青霉素的要求配置,那么接种疫苗摄入的庆大霉素剂量比使用其皮试液摄入的剂量还要低31倍。也就是说,按常规的过敏皮试液配置和使用规范,过敏皮试过程时进入机体的抗生素量比接种时进入的量要高得多。
目前,含抗生素疫苗的说明书中都将“对抗生素过敏”写入禁忌症。我个人认为这种定性不定量的条款不够科学。受种者往往会疑问,那我没有用过这种抗生素,不知道是否过敏,是不是应该先做皮试后接种呢?
我的回答是:①如果不知道是否对抗生素过敏,那么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当作不过敏来处理;②就算知道对抗生素过敏,那么受种者应该知道疫苗中的抗生素残留量极低,比皮试液的用量还要低30倍以上,一般不认为这个极低的抗生素量能够引发过敏。我仍然建议抗生素过敏者(曾休克或喉头水肿的过敏者需要谨慎)接种疫苗。在接种后注意观察,如有过敏,对症治疗。
后记: ①关于抗生素滥用:2007年,肖永红教授与同事做了一个调查显示: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原料大约21万吨,出口约3万吨,在国内使用18万吨,人均年消费量在138克左右。可能一般人不觉得自己用了那么多抗生素,但中国养殖业使用了大量抗生素,即使你不因病使用抗生素,但日常饮食中不知不觉中吃进肚子里的抗生素也有几十克之多。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我国2010版药典要求单剂疫苗抗生素残留量低于50纳克,表明了卫生部对抗生素问题的重视程度。不过,在我们每个人每年都不得不吃进超过10000000000纳克(10克)抗生素的情况下,制订50纳克/剂这个严苛的标准,是否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 ②举一反三:本文虽然说的是抗生素,其实疫苗中许多其他杂质的残留量也极低,多数是纳克或微克级别,远比大家想像的低,安全性还是很有把握的(比如我认为鸡蛋过敏者其实能够接种含卵清蛋白成分的流感疫苗)。
第二篇:食品中抗生素残留危害及检测方法
食品中抗生素残留危害及检测方法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为广大消费者所关注,特别是农药和抗生素等药物残留问题更是广大消费者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在食品安全这个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上,如何快速、准确地检测食品安全的问题已成为重中之重。要检测抗生素在食品中的残留,必须选择特异性强、灵敏度高、高效快速的检测方法。因此,研究各种抗生素类残留检测的方法,提高其灵敏度与选择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抗生素具有哪些危害
人们吃了有抗生素残留的肉、蛋、奶等食物后,会造成抗生素在人体内蓄积,使人产生对抗生素的抗性,引起各种组织器官病变,甚至癌变。
对人类健康的危害
对人体肠道菌群的影响
人体肠道菌群是一个平衡的生态系统,对保持人体健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人们长期摄入含有抗生素的食品后,会使敏感菌群被杀灭或抑制,而耐药菌群却大量繁殖,从而打破原来的平衡状态造成菌群失调,这就可能会导致长期腹泻或营养不良,严重时还可造成耐药菌感染,给临床治疗带来困难。
引起过敏和变态反应 青霉素、四环素、磺胺类及某些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能使部分人群发生过敏反应和变态反应,氯霉素可破坏机体造血功能,诱发再生障碍性贫血。经常食用含抗生素的动物性食品,轻者出现皮肤瘙痒、荨麻疹、关节肿痛,重者导致血管性水肿、休克、甚至死亡。
导致细菌耐药性增加
目前,由于抗生素的广泛使用,使得细菌的耐药性不断增加,食用含抗生素残留的动物性食品后,人体内细菌的耐药性增加。同时,动物体内的耐药性菌株的耐药性也可能转移到人体细菌中,从而对人类产生极大的危害。
其他毒害作用
动物性食品中残留的链霉素进入人体后可引起肾损害和听神经受损。长期摄入氨基糖苷类抗生素残留严重超标的动物性食品,可损害第8 对脑神经,出现头晕、头痛、耳鸣、耳聋、恶心、呕吐等症状。四环素会引起肝损伤,与骨骼或牙齿中的钙质结合后,使骨骼及牙齿黄染,还可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邻氯青霉素、头孢菌素等可引起人类免疫性疾病;氯霉素会损害人的造血功能,抑制蛋白质
摘要:文章综述了抗生素残留的来源与途径, 介绍了抗生素残留对人类健康、乳制品生产、环境及其他方面造成的危害,分析了检测抗生素残留的方法,包括微生物检测法、仪器检验法、免疫学分析法等,并指出了这些检测方法的研究现状与发展前景。
对乳制品生产工艺的危害
由于含有抗生素的奶无法制成酸奶、奶酪等一些高质量牛奶产品,容易造成大量原料奶的浪费,给乳品企业造成经济损失。另一方面,一些不法奶户在高温季节为防止鲜乳的酸败,往往向牛乳中掺杂各种抗生素,从而造成乳中抗生素残留,对人体也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对环境的危害
一些性质稳定的药物被排泄到环境中仍能稳定存在很长时间,从而造成环境中的药物残留。链霉素、土霉素在环境中不易降解;螺旋霉素低浓度降解很快,但浓度高时需6 个月才能降解完;杆菌肽锌在有氧的条件下完全降解需3~4个月,在无氧环境中降解所需要的时间更长。据报道,动物养殖场污水处理池中红霉素、复红霉素、磺胺甲唑质量浓度可达69g/L,这些药物的排放污染了环境,破坏了生态平衡。
抗生素残留量的检测方法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对抗生素残留的日益重视,在客观上就要求改进传统的检测方法。引进先进的检测仪器,寻求一种快速、精确的检测方法,使得检测结果更加准确、可靠。
微生物检测方法
微生物检测方法的主要原理是根据抗微生物药对特异微生物的抑制作用,来定性或定量检测受检样品中残留的抗微生物药。微生物检测法应用较为广泛,是抗生素残留检测的传统方法,但测定时间长,结果误差较大,操作复杂。其优点是费用低,一般实验室都能操作。
氯化三苯四氮唑法(TTC)
这是目前我国食品卫生标准中用来检查牛乳中抗生素残留的检测方法。如果牛乳中有抗生素存在,当乳中加入菌种(嗜热链球菌)经培养后,菌种不增殖。此时,加入的TTC 指示剂不发生还原反应,所以仍呈无色状态。如果没有抗生素存在,则加入菌种就可增殖,TTC 还原变成红色,使样品染成红色。
棉拭法或纸片法
这是检测胴体内可疑抗生素残留的现场试验方法,简便而又有一定准确性,被世界普遍采用,具有广域的灵敏性。它是用棉拭插入待检部位浸润20min取出,放入有枯草杆菌的培养基中培养18h~24 h,或用圆滤纸从肾脏或乳取样,与含有枯草杆菌等细菌的营养琼脂贴合培养,通过观察棉拭周围有无抑菌圈或根据其大小判定有无抗菌物质存在。该法的特点是能够确定抗生素的种类,提高检出率和准确率。如,氯霉素最低检出限量为0.01mg/kg、土霉素为0.05mg/kg等。
杯蝶法
样品经处理后,注入牛津杯中,与含菌液的检定平板贴合。培养后,根据抑菌圈的有无及大小判定结果。采用不同的试验菌种,可检测不同的抗生素。如检测肉中四环素类抗生素用蜡样芽孢杆菌;检测青霉素用金黄色葡萄球菌;检测链霉素或双氢链霉素用枯草杆菌。
电泳生物检测法
该法灵敏度较高。Fusac(1989)应用电泳和微生物自显影技术测定动物组织中残留的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如,双氢链霉素、卡那霉素等),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琼脂扩散法
Korkela 以猪肾为样品采用琼脂扩散法对几种抗生素残留检测进行了比较。能检测出土霉素和链霉素的残留。Untermann(1986)报道,采用枯草杆菌进行琼脂扩散法检测出了牛、猪及山羊的肌肉中和肾脏内抗生素的残留。
仪器检验方法
仪器检验方法是利用抗生素分子中的基团所具有的特殊反应或性质来测定其含量,进行定性定量
和药剂鉴定。其敏感性较高,但有的检测程序较复杂或检测费用较高。
液相色谱法(LC)
德国Russel 报道了液相色谱法检测氯霉素残留,检测限为10μg/kg,回收率为63%~79%。Jefery等(1994)报道了用LC法测定沙拉沙星在海峡鲇鱼肌肉中的残留,沙拉沙星的检测限为1.4ng/g,回收率为85.4%~104%。
气相色谱法(GC)
该法有许多高灵敏、通用性或专一性强的检测器供选用。Plomp和Maes报道了在血液和羊水中甲砜霉素的快速气相色谱检测方法,检测限为0.1μg/mL,甲砜霉素血清的回收率为91.3%,羊水的回收率为90.3%。
薄层色谱法(TLC)
该法经常作为样品筛选方法。其优点是速度快,有利于现场应用,且已在饲料、组织和体液等的分析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Bossuyt 等(1976)报道用TLC 法测定牛奶中新霉素的残留。但新霉素的检测限为15μg/g,远高于牛奶中的新霉素残留限量。
高效薄层色谱法(HPTLC)
该法现已成为仅次于HPLC的残留分析法。HPTLC在兽药残留的快速筛选检测方面应用广泛。测定组织样品时需在样品展开后喷以硫酸-高氯酸试液,灵敏度可提高10倍,检测限达10μg/kg。
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
这是目前广泛应用的一种理化检测方法。该法对抗生素残留的检测具有较高的灵敏性。Anadan等(1995)报道了用HPLC法测定鸡脂肪、肝脏、肾脏、肺脏及皮肤中恩诺沙星及代谢产物环丙沙星浓度,检测限为0.003 μg/g,在各种组织中提取回收率均大于70%。Rolinski 等(1997)用HPLC 法检测了肉鸡组织和鸡蛋中诺氟沙星残留,检测限为0.0025μg/g。
超临界流体色谱法(SFC)
该法可弥补GC和HPLC法的不足,但不可能取代二者。SFC 最大优点是可以方便地连接各种灵敏的检测器。Pensabene 等将鸡蛋样品进行超临界流体萃取后进行磺胺类药物的残留分析,检测限为25 μg/kg,回收率为81%~101%。
毛细管电泳法(CE)Ackermans 等将猪肉样品加乙腈提取,离心后上清液过滤膜后直接进行毛细管区带电泳分析。测出肉样中15 种磺胺类药物的检测限在2 mg/kg~9mg/kg 的范围内。
联用技术
联用技术可扬长避短,一般兼分离、定量和定性(分子结构信息)于一体,因而特别适用于确证性分析。常见的联用技术有薄层色谱-质谱(TLC-MS)、气相色谱-质谱(GC-MS)、液相色谱-质谱(LC-MS)等。色谱和质谱联用由于实现了高效层析分离和检测联机,可用微电脑控制层析条件、程序和数据处理,其特异性、灵敏度和重复性均好,并可一次同时完成同一样本中多种药物及其代谢物的检测。
免疫分析法
免疫分析法主要有放射免疫分析(RIA)、酶免疫分析(EIA)、荧光免疫分析(FIA)和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与常规的理化分析技术相比,免疫分析技术最突出的优点是操作简单、容量大、速度快、仪器化程度低且分析成本低,分析效率则为HPLC 或GC 的几十倍以上。免疫分析法能与其他技术联用。
放射免疫分析(RIA)
Mahon 等曾将卡那霉素与人血清白蛋白直接连接制备结合抗原,并建立了血清样品的放射免疫测定法,检测限为10 ng/mL。1984 年Arnold 等即建立了氯霉素的放射免疫测定法,其检测限为0.21μg/kg。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
Prithipal Singh 等(1989)建立了检测猪血中磺胺二甲嘧啶的ELISA 方法,其检测范围为10ng/mL~1 000 ng/mL。国内刘智宏等(1998)建立了检测血清中磺胺二甲基嘧啶的ELISA 方法,其检测限为50 ng/mL。杨红(1999)建立了测定牛奶、猪血浆等样本的ELISA 检测方法,其检测限约0.025 ng/mL。
第三篇:从中日关系中看待理性爱国
爱国热情与理性爱国—正确看待中日关系的发展
考点:(1)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2)1937-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3)中日台湾问题;(4)战后日本经常援助中国(如汶川地震);(5)2011年日本9级地震引发海啸、核泄漏事件。
理性爱国: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特别是2010年9月7日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船在钓鱼岛海域发生相撞以来,人们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走向格外的关注。想了不少老问题:例如,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
从近年来的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来看,新世纪中日关系的发展,不仅受到中日两国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因素的制约,而且也会受到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因素的影响。日向认为,影响新世纪中日关系的发展因素很多,但简单说——既有许多有利因素,也有不容忽视的不利因素。
从有利因素方面看: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历史表明,尽管两国关系在发展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是对立,但友好合作始终是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主流。世纪之交的中日关系,应从两国关系存在的有利条件中去寻找双方相互依存的可能性,在当前维护和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关系。其有利因素有:
第一,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冷战的结束使国际形势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苏联解体,两极体制崩溃,世界正处于新旧体制转变的过渡时期。国际形势演变的明显特征是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和发展经济成为各国和国际关系中的重点,同时,包括中国、东盟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不断崛起。虽说美国成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但由于世界多极化、大国间实力差距的缩小和相互制约作用的增强,其干预国际事务的能力正趋于下降。随着时代的变化,亚太地区的关系和格局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中国、韩国、东亚各国已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前内部混乱、软弱可欺的状态,中俄之间相互接近,日俄关系有所改善,中韩建交,整个亚洲出现了政治相对稳定、经济高速发展的局面,也为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
第二,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依然将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上世纪90 年代以来,中日经济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两国之间经济关系由原来的贸易为主,发展为由贸易和直接投资为主的经 济关系。“在经济合作领域,我们两国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进入新世纪后,两国贸易量每年以百亿或数百亿美元的增幅递升,这样高的双边贸易增长幅度在国际上是罕见的。到2006年底,中国一直仅次于美国,是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国,日中贸易占到日本外贸总额的17.2%,仅比日美贸易额少0.2个百分点。到2007年3月底,日中贸易额超过日美贸易额,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日相互投资亦稳定增加。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到2006年底,日本对华累计实际直接投资达580亿美元,直接和间接地为中国创造了920万个就业机会。中国对日本的投资从无到有,逐年增加。到2005年底,中国对日本的投资为11.8亿美元。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对日投资将稳步增长(尹承德:中日经济关系的新变化[N].中国经济时报,2007-08-27)。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充分说明,中日经济关系既是互利的关系,也是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
第三,政治、历史和文化上的相通为中日关系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从政治方面看:中日两国经历了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政冷经热”阶段后,又经历了“破冰——融冰——迎春——暖春”的首脑外交,确立了第四个政治文件所规范的“战略互惠关系”,这不仅是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政治共识,更是两大民族根本和长远利益的需要。从历史方面看:中日两国历史渊源相通,两国人民在传统文化领域有着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共同点,双方的文化交流过去、现在和今后都是两国关系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日本都是东亚区域内的重要国家,两国一衣带水,自古就有交往的历史,在语言、文字、文化传统、宗教、习俗等方面的相互影响比较大,正是由于两国间文化的深刻影响,使中日民众之间形成了无法割断的历史联系。从文化方面看: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过程中,有很多留学生在各个领域运用自己留学的经验和所学到的知识,为两国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随着两国人民相互理解的加深,文化上的相通必将更加成为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有利因素,必将对新世纪中日关系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中日经历了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政冷经热”阶段后,又经历了“破冰——融冰——迎春——暖春”的首脑外交,确立了第四个政治文件所规范的“战略互惠关系”,这不仅是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政治共识,更是两大民族根本和长远利益的需要。
从不利因素方面看: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日本内部政局的变化,中日之间存在的分歧和摩擦也日趋表面化,特别是对日本侵华历史的认识问题、台湾问题及钓鱼岛争端等问题上的分歧尤为突出。这些问题虽不是主流,但对中日关系在新世纪能否健康、稳定地发展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第一,历史认识问题。这个问题既是困扰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 问题。“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正确认识和对待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的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尤其是近年来,日本国内少数人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言行越演越烈,使历史问题在今天仍然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这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二是政府要员参拜靖国神社。关于日本历史教科书的问题由来已久,早在二三十年前就曾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直接影响了日本同周边国家,特别是同中国关系的发展。但近年来,日本右翼学者在向政府提交修改教科书纲要后,日本文部科技省仍保留所谓“符合历史事实”的内容。对此,中国外交部言人曾表示,中国要求日本采取有效措施,阻止任何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的出台,以维护中日关系大局。而新上台的小泉纯一郎对教科书问题到目前为止仍然不同意再次进行修改。关于日本政府要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早在 1972 年日本田中首相访华时就对战争责任问题表示: “在过去的战争中日本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对这一点我们痛感责任,并深刻反省”。在此之后,历任日本首相和外相在正式场合也基本沿袭这一立场,特别是1992 年和 1993 年宫泽喜一和细川护熙首相的讲话在承认侵略事实和表明反省的两点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但近年来,在日本国内抹煞侵略历史、推卸战争责任的事件屡见不鲜。特别是一些政界要员一再否定侵略和美化侵略战争,更有甚者,小泉纯一郎作为首相带头参拜供有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这不仅助长了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的气焰,同时也严重伤害了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对于这两个问题,日本只有正确认识历史,吸取历史教训,才能抚平中国人民乃至亚洲各国人民的创伤,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中日两国互相信赖的关系。
第二,关于台湾问题。这既是关系到中国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重大问题,也是中日关系发展中的敏感问题。台湾问题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现在乃至未来都将是左右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涉及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虽说日本政府曾多次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的态度,但是近年来,日本国内支持台独或“一中一台”的亲台势力的活动日趋活跃。一些亲台议员与台湾政界、财界等保持密切往来,企图扩大对台交流、使对台关系升格,完全忽视《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则立场,这对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第三,关于钓鱼岛主权争端问题。这是影响中日系发展的又一个不利因素,自 70 年代以来,中国与日本围绕着钓鱼岛主权归属的争端时起时伏,近年来的分歧和摩擦更加表面化。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国际法上看,中国对钓鱼岛都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因此,1972 年两国关系正常化时,双方政府都表示愿意从中日友好这个大局出发,将领土问题暂时搁置,待日后 解决,这是两国政府的明智之举。1978 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时,两国领导人又达成了搁置争端、共同开发的共识。邓小平认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实践证明,以上述方式处理这个敏感问题是正确的,这样做不仅为钓鱼岛周边海域带来了长期和平稳定的环境,而且,也为中日关系的顺利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但是,1996年以来,日本一些右翼分子接连多次登上钓鱼岛,建立灯塔、竖立木制太阳旗等,不断制造事端,特别是1997 年当两国政府和人民均在为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营造友好气氛的时候,仍有个别的日本国会议员和“日本青年社”成员再次登岛升旗、修灯塔,蓄意破坏中日关系。尤其是2010年,又发生了日本巡逻船钓鱼岛冲撞中国渔船事件。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如果这种举动继续发展下去,势必给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带来阴影。
总的来说,新世纪的中日关系前景广阔又不容乐观,从长远看,友好发展是主流,但从当前看,问题很大、麻烦也很多,其发展道路是不会一帆风顺的,两国间的友好与摩擦、协调与矛盾、合作与竞争将同时并存。不过,只要我们从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看,其前景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2011年日本地震事件(可考日本地貌、地形、历史)
时间:北京时间2011年3月11日13时46分3月11日 震级:9.0级(日本地震厅)3月11日
震中:日本本州岛仙台港以东130公里处3月11日 伤亡:遇难失踪人数升至27475人3月15日
核电站事故:福岛第一核电站冷却系统失灵,导致放射性物质泄漏3月11日 余震:4月7日晚,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7.1级强烈余震4月8日
第四篇:乳制品中抗生素残留现状及其检测方法的思
乳制品中抗生素残留现状及其检测方法探究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8-11-17 10:17:00 ]
作者:冯建成 张容鹄
编辑:cw2112549
摘 要:综述了乳制品中抗生素残留现状和危害,以及各种抗生素残留的检测方法,为加强我国乳制品中的抗生素监测,解决目前乳品工业发展中面临的难题提供参考。 关键词:乳制品;抗生素残留;检测方法
乳及乳制品是老少皆宜的营养品,在我国,乳制品及乳制品工业发展迅速,同时畜牧业也发展迅猛,β-内酰胺类、氨基糖苷类、四环素类、大环内酯类等抗生素在乳畜饲养业中广泛应用,造成乳及乳制品中抗生素残留,给消费者健康带来了潜在威胁,因而提高抗生素残留的检测技术显得尤其重要,尽快开发或引进先进的抗生素检测技术以解决我国当前乳和乳制品行业面临的难题已成为当务之急。
抗生素残留现状
我国乳制品中抗生素的残留现状不容乐观,2006年的一份对北京、天津、石家庄5个零售点的77个牛奶样品进行β-内酰胺酶的残留检测,63.6%的样品检测为阳性。一项对我国几个大城市如西宁、南宁、广州、杭州、泉州、北京等城市乳制品质量的检测调查结果显示,在近八百份乳品采样中,抗生素残留超标居不合格项目第一位。抗生素残留的来源及其危害
乳和乳制品中抗生素残留的来源要追寻到原料生产及其流通过程。首先,使用抗生素防治动物疫病。对患病奶牛用药不当及不遵守停药期是造成牛奶中抗生素残留的重要因素。其次,抗生素类饲料添加剂的使用。第三,饲养户和经营商为了保鲜,将抗生素人为添加到畜产品中,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防止牛奶酸败变质,也是造成抗生素残留超标的重要因素。
从乳制品加工的角度来看,原料乳中抗生素残留物严重干扰发酵乳制品的生产,抗生素残留可严重影响干酪、黄油、发酵乳的起酵和后期风味的形成。长期服用含低剂量抗生素残留的乳制品,日积月累会危害人体健康。主要危害表现在:其一,毒性作用,如长期摄入氨基糖苷类抗生素严重超标的乳产品可导致肾毒性和耳毒性。其二,过敏反应。其三,病原菌耐药性增加。其四,破坏人体胃肠道微生物菌群的动态平衡。其五,妨碍我国畜产品的国际贸易。抗生素残留检测方法的研究进展
目前抗生素残留检测的方法很多,基本上可以分为四大类型:一是经典的微生物检测方法;二是现代仪器分析方法;三是生化免疫分析法;四是专一试剂盒法。
3.1 经典微生物检测法
其测定原理基于抗生素对微生物的生理机能、代谢的抑制作检测用,因而与临床应用的要求一致,但其测定时间长且结果误差较大。如TTC法、戴尔沃检测(Delvotest SP)法、BY法等。
3.1.1 TTC法
TTC法是国际上较早通用的标准测定法,也是我国鲜奶中抗生素残留量检验标准(GB4689.27-94)规定的检测法。如果牛奶中含有抗生素,则加入菌种(嗜热链球菌)经培育2.5-3h后,加入TTC指示剂(三苯基四氮唑)不发生还原反应,所以样品呈无色状态;如果牛奶中不含抗生素,则样品呈红色。TTC法检测的各种抗生素灵敏度如下:青霉素为0.004单位、链霉素0.5单位、庆大霉素0.4单位、卡那霉素5单位。TTC法主要对于青霉素类和氯霉素药物敏感,但对链霉素不太敏感,对新霉素根本不敏感,并且消毒剂可干扰TTC试验。TTC法检测抗生素残留虽然费用较低,但检测方法消耗时间也相对较长,因此应用受到一定限制。
3.1.2 戴尔沃检测(Delvotest SP)法
是由荷兰其试剂是由荷兰DSM公司生产并由AOAC认证。原理是利用微生物——嗜热芽胞菌在64℃条件下培养2.5~3h后会产酸,酸引起指示剂BCP(溴甲酚紫)变为黄色;若牛奶样品中不含抗生素,培养后样品呈黄色,如样品中含有抗生素, 嗜热芽胞菌生长受到抑制而无法产酸,指示剂将不变色。可检测到β-内酰胺类抗生素在内的更多抗生素,如磺胺类、四环素类等,其中对青霉素和磺胺类抗生素特别灵敏。Delvotest SP 法操作方便,严格实用,容易判断,结果可靠,费用适中等优点;但也易出现假阳性,此方法适用于农场、企业、实验室及政府监测部门。
3.1.3 BY法
BY法,也称蓝黄检测法,是一种广谱的微生物抑制法,能在较短的时间里检测到乳制品中抗生素的残留,通过颜色的对比判断阳性、阴性和可疑样品。B•Linage等通过这种方法对β-内酰胺类、大环内酯类、四环素类等25种抗生素进行了检测,其残留的检测限与欧盟规定的检测限很接近。此方法耗时短,操从简单,检测抗生素种类较多,但误差较大,容易误检。
3.2 现代仪器分析方法
是利用抗生素分子中的基团所具有的特殊反应或理化特性,借助现代仪器对抗生素残留进行精确分析的一种方法。如色谱法、荧光法、毛细管电泳、色谱质谱联用技术等。
色谱法有气相色谱(GS)、高效液相色谱(HPLC)法、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等。检测的过程运用了色谱理论,通过高灵敏度的检测器,分离速度快、效率高和操作自动化。一般要经过样品的提取、脱蛋白、离心、层析柱净化、衍生化等步骤,能检测抗生素的具体含量。蔡颖用反相HPLC法测定乳制品中土霉素、四环素和金霉素残留量。检测限为:土霉素为15.0μg/kg、四环素为20.0μg/kg、金霉素为18.0μg/kg。Jian Wang等运用超高效液相色谱和飞行质谱联用(UPLC/Q-Tof MS)和LC/MS/MS测定牛奶中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的残留量,其检测限为:红霉素40ug/kg,泰乐菌素50ug/kg,替米考星50ug/kg,能满足各国对这六种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最低检出要求。
仪器分析方法分离速度快、效率高和自动化程度高,能检测抗生素的具体含量,敏感性较高,结果准确,但待检样品需经一系列的预处理,繁琐费时,还必须有相应的价格昂贵的仪器设备。一般在大型实验室使用,适合于精确测定。
3.3 生化免疫法
目前应用的生化免疫分析技术,是以抗原与抗体的特异性、可逆性结合反应为基础的分析技术。其基本原理是抗原抗体的竞争性结合。可分为酶联免疫测定法(ELISA)、荧光免疫测定法(FIA)、免疫分析技术与常规理化分析技术联用的方法等。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以待测抗原(或抗体)与酶标抗体(或抗原)的特异结合反应为基础,通过酶活力测定来确定抗原(或抗体)含量。因为结合了免疫反应和酶催化反应,所以是一种特异而又敏感的技术。YONG JIN运用酶联免疫法(ELISA)对庆大霉素的检测限度为0.5 ng/mL。Bucknal等运用免疫检测法测定了在牛奶中几种喹诺酮药物的残留量。酶联免疫法测定,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好,检测的灵敏度以普遍使用的β-内酰胺类计:青霉素为5ppb,阿莫西林为10ppb,氨苄西林为10ppb,头孢西林为8ppb。其检测结果快速准确,9分钟内即可检测出牛奶中β-内酰胺类、四环素类、磺胺类等抗生素的残留含量,可监控牧场用药的情况。
荧光免疫测定(FIA)法原理是应用一对单克隆抗体的夹心法。底物用磷酸-4-甲基伞形酮,检测产物发出的荧光,荧光强度与抗原抗体复合物(Mb)浓度呈正比,可在8min内得出结果。结果以Mb每小时释放的速率表示(△Mb)表示。Huth 已经用荧光免疫法测定了牛奶中的6种β-内酰胺类抗生素,得到它们的最低检测限为:青霉素G3.2μg/kg、氨苄青霉素2.9μg/kg、羟氨苄青霉素3.6μg/kg、头孢匹林16.3μg/kg;该法重复性好,具有快速、敏感、准确的特点。
生化免疫法测定抗生素残留灵敏度极高,达到ng级水平;检测快速、专一性强。由于此法的高度专一性,每检测一种抗生素就要制备或购买相应的抗原或抗体,导致检测费用较高。因此生化免疫检测法不可能取代色谱或光谱等常规分析方法,只能作为其重要的补充。
专一试剂盒法
ECLIPSE试剂盒的原理是含有芽孢杆菌的琼脂培养基和pH指示剂,当在(65±1)℃下培养时,孢子发育生长,降低培养基pH值,在pH指示剂的作用下,蓝(紫)色变为绿-黄色。生鲜牛乳中的抗生素残留使微生物生长和酸的产生受到抑制,由于没有酸生成,颜色将不会改变。
ECLIPSE试剂盒有ECLIPSE50和ECLIPSE100两种试剂盒。ECLIPSE50的精确度虽然没有ECLIPSE100的高,但其检测限都符合欧盟标准,弥补了快速方法只能单一检测某类抗生素的缺陷,同时提高了检测的广谱性和高灵敏度,同时也可以同欧盟等国家的先进检测技术和标准接轨我国的牛奶事业提供非常有效和准确的抗生素残留检测方法。且操作简单,灵活性强,无需对样品进行任何的处理,只需严格按照说明书上规定的方法进行操作,就能获得理想的效果,且不易出现假阳性现象,被检样品的需要量少,且费用低,越来越被广泛应用。
乳制品抗生素残留的检测方法很多,有的操作烦琐,有的实验条件要求高,有的检验时间太长;这些不仅会给乳制品生产企业造成经济上和时间上的损失,而且检测结果常常会被原辅材料和人为操作等因素所影响。牛奶中抗生素残留是涉及人类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开发出越来越准确、快速,误差越来越小的检测方法,方便地检出乳和乳制品中抗生素残留,净化消费环璄,就能为居民的身心健康提供保障,促进中国乳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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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理性看待日本核泄漏
理性看待日本核泄漏
在发生300年一遇的地震之后,日本在混乱中保持冷静,组织大规模的救援行动,总体上赢得了世界的尊重。真希望美国的反应也能如此。在美国,日本核反应堆遇到的麻烦引发了对现代生活和技术潜在风险的过度反应。问题的部分症结在于媒体对灾难本身的报道力度不够。此次地震和海啸已经造成了近千人甚至可能上万人死亡,损失达数百亿美元。地震释放的能量相当于大约3.36亿吨TNT炸药的威力,比去年智利大地震还多出1亿多吨,强度堪比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几千倍。惨烈程度史无前例。
日本核反应堆在地震中遇到的麻烦引发了过度反应,人们应该从日本核危机中吸取教训,而不是使之造成核能问题上的政治恐慌。
然而美国媒体的绝大部分报道却集中在到目前为止破坏仍控制在核电站所在地的一起核事故上。仅就人类而言,地球和海洋受到的自然破坏远远超过人为的错误。
鉴于新闻报道不全面,我们不可能断定这次核事故的后果会糟糕到什么程度。与前苏联对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处理不同,日本采取了合理的预防措施,比如撤离核电站附近民众和发放并不一定用得上的碘药片。这些预防措施加剧了公众的不安,但即使事后证明多此一举也还是应当采取的。
我们会有充足的时间剖析这次核反应堆事件和今后应吸取的安全教训。核问题专家威廉·塔克介绍了一些有用的相关背景,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反应堆的安全壳壁似乎未毁坏。这些安全壳壁是为承受地震与爆炸冲击而设计的,如果它们真的承受住了,那是好事。危机似乎起因于在反应堆停止运转后为冷却系统供电的柴油发电机出现故障。塔克解释说,这一缺陷在新的核电站设计中已经得到纠正。
我们没有特殊理由认为核能优于其他能源。每一种能源都有其风险和经济外部性,有的会产生噪音和危害鸟类(风能),有的会占用大量土地(太阳能),有的会发生油井爆炸和油轮泄漏(石油),还有的会带来矿井事故(煤炭)。
但核电站比其他能源形式更多地因人为的政治阻碍和拖延而增加成本。美国自1979年三哩岛核灾难后就没有再建造新的核电站,尽管过去建造的核电站仍供应着全国20%的用电量。经过多年的努力,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再过一两年将在沃茨巴建成一个核电站。
其实更重要的并不在于核能,而在于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如何应对无法避免的灾难,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我们并没有因为一架飞机失事就停止飞行,并没有因为墨西哥湾的油井爆炸就停止(至少不应该停止)钻探石油,也并没有因为“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就停止航天飞行。我们应该从日本核危机中吸取教训,而不是使之造成核能问题上的政治恐慌。
物质和技术进步的悖论是,它们越让我们安全,我们似乎就越害怕风险。我们的生活越舒适,就越不想冒险,但风险是通往未来进步的唯一道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之所以能在这次灾难性事件中幸存,就是因为其拥有显著的物质发展成果和社会财富。
现代文明每一天都在评估和减少风险,但文明的进步要求我们继续冒险。如果美国人从日本的悲剧中领悟到的是我们应该追求消除一切风险这一虚幻而适得其反的目标,则将是更大的悲剧。
(来源:美国《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