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监察制度的启示

第一篇：古代监察制度的启示

借鉴中国古代监察完善当今检察制度

行政管理082班 刘耀 5302108074 [摘 要]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历史悠久，随同封建制度的产生而萌发，伴随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而诞生，又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而发展、完备。它对完善我国当今检察制度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古代监察制度 当今检察制度 完善 改革

中国古代御使监察制度是封建王朝为监察政府官员，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设立的制度，是封建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职责是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的统一，纠举不法官员，参与并监督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理活动等。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维护纲纪，保持官员廉洁性，精心制定了一套完备而又严密的监察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改善了吏治。我国古代御使监察制度在职能上类似于现今的检察制度，古代御使监察制度中的某些制度和规定，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经验与智慧，很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基本概况。

第一阶段，先秦时期，是监察制度的萌芽阶段。在夏商周三代的国家事务中已有监察因素和监察活动。春秋战国时的御史即兼有监察的使命。但这个时期尚未产生专职的监察机构，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监察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第二阶段，秦汉时期，是监察制度的形成阶段。秦创建御史大夫府为中央监察机构，在地方设置监郡御史。汉承秦制，在中央设御史府的同时，增设丞相司直和司隶校尉为中央监察官，在地方设立十三部剌史，监察地方二千石长吏，并制定了第一个专门性的地方监察法规，给事中与谏议大夫等言官也已问世。第三阶段，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监察制度的建立阶段。秦始皇一统天下，置御史大夫。汉设御史台，归属办理宫中内务的少府，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专门的监察机构。汉武帝时期将天下分为十三部监察区，由刺史代表皇帝对地方实行监察。京师长安附近七郡为司隶校尉部，司隶校尉除三公之外对朝廷百官都可弹劾。第四阶段，隋唐时期，是监察制度完善的阶段。隋唐两代，特别是唐代，“以法理大下，尤重宪官”，将御史台分为三院，各司其责：台院“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殿院“掌殿廷供奉之仪式”；察院“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使监察制度更趋完善。第五阶段，宋元明清时期，是监察制度畸形发展的阶段。宋代监察制度的变化主要是在地方设立通判，兼掌对地方官的监察，成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元代尤重监察御史，御史台与出令的中书省互不统属；御史大夫有权直接选任台官，因而大大提高了监察官员的地位。明清两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虽有左右都御史掌院，但各道监察御史的活动则直接受皇帝节制，不受都御史统辖，同时扩大并加强了监察御史的活动范围及权力。纵观整个封建社会监察制度的发展变革，可以看出监察制度最根本是为了强化皇权政治的需要。

二、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特点。

一部封建监察制度史，从某种意义上看，可以说是一部维护皇权独裁史。历代统治者均在弱化对自己监督的同时，必然加强对中央和地方官吏的监察，历代监察制度的变化，新的运行机制的建立总原则就是有利于皇权的强化。西汉武帝时创立的“刺史制度”，便是证明。无论中国那一个朝代，监察制度都有一个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对京师百官的监察重于对地方官吏的监察。这无论从官职高低的设置，赋予权力的大小，或是从组织系统上来看，均是如此。监察京师的官员，官高位显，巡查地方的监御史则官低位末。在组织机构上，“中央”派驻地方的监察御史往往只设于省级，将机构设到府一级的朝代很少，府以下的县乃至县以下的行政组织，则几乎没有。专司监察的官员，绝大多数是府县长官或副手兼领，或“自纠”。大概他们认为最直接危及王朝存亡的威胁主要来自朝廷中的显贵大臣。史实也确实如此，很多王朝皇位的更迭往往是官廷政变所致，对那些手握各种大权的“三公九卿”们自然是放心不下，于是察监的重点便放到他们身上，而形成“强干弱枝”的监察模式。

三、借鉴中国古代御史监察制度，如何完善当今检察事业。

1、借鉴中国古代御史监察的身份保障，完善当今检察官的监督身份特权。

中国古代御史监察都是依附于皇权,官员在行使职权时有充分的身份保障。对于现今中国检察官的监督权力，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受到很大的限制，很多职能不能发挥，对此，我们有必要借鉴我国古代监察的身份保障来完善当今检察事业的监督权。首先可探索实行检察官终身制，检察官一经任用，一般不得违反检察官个人的意愿将其罢免、转职、停职、减薪或调换工作，只有依照法定条件，才能予以弹劾，撤职，调离或令其提前退休，而在职务上受到不利变动，从而能够保持公正独立的地位，并依法处理案件。其次是保障检察官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赋予检察官与其特殊责任相适应的某些特权，增强检察官的社会威望，增强社会对检察官执法的认同感。

2、借鉴中国古代御史监察机构垂直管理，完善检察机关管理体系。中国古代御史监察机构都是从上到下垂直管理。自魏晋御史台脱离少府后，中央监察主体机构与行政机关分离，组成独立的监察机关。地方监察机构和监察机关一般也不隶属于地方衙门。这种监察体制有利于监察机构独立行使监察权，排除同级或上级行政长官的干扰。而现今检察机关实行的是与司法规律格格不入的双重领导体制，而且在实践中更偏重受制于横向的权力体系，地方化和行政化倾向严重。因此，应改革双重领导体制为垂直管理体制。应加强和改善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将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权交由中央统一行使，最高人民检察院党委成员由党中央选配和管理；省级检察院党委成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党委主管，基层人民检察院党委成员由省检察院党委主管。地方各级人大对同级人民检察院党组实行监督。加强检察机关的独立性，建立自成一体，完全独立的检察机构。改变目前检察官以及地方各级检察机关的检察长的任免程序和方式，将地方检察机关的检察官由地方权力机关选举和任免改为由国家元首或者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根据一定的程序任命。

3、借鉴中国古代御史监察机构对中央地方的控制，保障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特权。中国古代御史监察机构的设置与行政机构的设置不一致，很重视“中央”集权，对地方的制约起到了有效的作用。现行检察机关双重领导体制，按行政区划，设立不同级别的检察机关，为地方保护主义滋生制造了条件。造成了就国家而言，检察官只知有地方，不知有中央；就地方而言，检察官只知服从地方利益的大局，而不知服从宪法和法律这个大局。改革检察机关按行政区域设置的现状，重新划分司法管辖区，不与行政辖区重合一致。打破检察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设立不与行政辖区重合的检察机关，创制出一套适合国情的可使检察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影响的设置体系。这样有利于防止地方势力的干扰，保证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监督权。

4、借鉴中国古代御史监察体制，对御史监察官的选任严格完备的制度，完善检察官的执法能力和综合素质。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重监察官的遴选，即要求监察官有刚正不阿的品质，又要求监察官有丰富的为官经验和优异的治绩，还要求监察官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再者对监察官的考核实行“凭实绩黜陟“，即根据实绩对监察官进行考核，并采取了一些定量化的方法，这样就可促使监察官尽职尽责、积极上进，减少察与不察一个样的虚监现象。现今检察机关人员整体素质偏低，不能很好地适应检察工作的发展，很有必要参酌这一制度，建立一套检察官职业准入和选任制度。在检察官的选任方面，除了借鉴古代监察官选任的条件外，还要求被选任的检察官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立场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在选任的过程中要加强上级检察机关的决定权，弱化行政机关的决定权。在考核、升降方面，要严格以其实绩为根据，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定期考核和不定期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充分地掌握检察人员的实绩，进而决定其奖惩、升降。同样，在这一方面要加强上级检察机关的决定权，弱化行政机关的决定权。虽然 2001年6月30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对检察官法进行修改，提高了检察官任职条件中的学历条件，规定从2002年开始，我国检察官任职的学历条件必须达到本科毕业以上。但这一规定还是极大忽视了检察职业的特殊性要求，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再次修改检察官法，将检察官任职的学历条件进一步提高到法律专业本科毕业。规范检察官选任程序，统一检察官选任标准。改变检察官的选任的行政化，按照检察工作规律要求，从传统行政模式向新型司法模式转变。建立从律师或法学教师中选任检察官的制度。逐步实行上级检察院的检察官主要从下级检察院检察官中择优选任，形成检察官自下而上有序流动的机制。

5、借鉴中国古代御史监察机构内部监督制度，制定完善的内部检察监督机制。现今的检察机构上下级之间的业务领导比较薄弱，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上命下从的纵向指挥有力、横向协作紧密的一体化工作机制。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都制定了不同类型的监察法规,如汉代的《刺史六条》、宋代的《监司互监法》、元代的《宪台格例》、明代的《宪纲条例》、清代的《钦定台规》等。监察法的制定有助于御史正确地行使职权,同时也对监察官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约束作用，因此有必要加强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督察、同级检察院之间相互监督的机制，逐步建成全国各级检察机关之间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协调、互相监督的工作机制。在各级检察院内部完善索检委会工作新机制，强化检委会的监督制约作用，设立案件督察部门，建立办案质量督察机制，加强各相关内设机构之间的诉讼程序的监督。

[参考文献]

1、《宋史·刑法志》。

2、《明史》卷73《职官志二》。

3、《日知录》卷9《部刺史》

4、《中国监察制度史》邱永明，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2年。

5、《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略》王汉昌等，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6、《唐大诏令集》卷100《令御史录奏内外官职事诏》。

第二篇：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起源及评析

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起源及评析

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监察制度是反腐倡廉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设计，对维护政治秩序的运行、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阶级关系的调整，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延续，特别是后2000多年封建政治文明的传承延续，与监察制度的形成与完善密不可分。但监察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本文就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起源、形成诸问题谈一些认识。

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萌芽

监察是特定时期的国家统治阶级通过在其政权内部设立的职官或机构，对国家公共权力掌握者权力行使的监督，以防止其失职、渎职和权力滥用，从而提高行政效率，维护政治秩序，调整社会阶级关系。人们熟知的监察部门对贪污受贿的查处，其实只是监察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在人类文明史上，由于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发展道路不一样，政权组织形式不一样，阶级利益不一样，监察制度的形式也各有差异。监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性、阶级性和阶段性，是我们看待分析监察制度形成与演变的基本前提。

在迄今为止的阶级社会里，任何时期，国家公共权力行使都出现过失职、渎职和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我国也不例外。据《史记》记载，早在传说中的尧时代，其政权中担任“工师”一职的“共工”这个人就很“淫辟”，后被流放到幽陵之地。在舜的时代，长期担任“缙云”官职的家族中，出现了“贪于饮食，冒于货贿”的“饕餮”之徒。在进入阶级社会后的夏商周奴隶制时代，腐败更是汹涌如潮水。夏王朝的第二代国君太康“盘于游田，不恤民事”，以至丧失王位。夏王朝的最后一个国君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是大家熟知的暴君。商代纣王也是一个“好酒淫乐”的暴君。西周幽王任用“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的虢石父，引起社会动荡，以致西周灭亡。可见滥用权力、失职渎职、受贿谋私、贪婪奢靡等腐败现象早在奴隶制时代就已出现。春秋时期，腐败以及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情况，在《左传》、《国语》、《史记》等文献记载中更是俯拾即是，不胜枚举。鲁国大夫臧文仲由此还得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兴衰规律。

任何统治阶级都不会容忍无所顾忌的贪婪。有文献记载了自传说时代到商周时期惩处腐败的许多事例，如尧舜时代将所谓“四凶”“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春秋晋国司寇羊舌鲋（字叔鱼）因贪渎而被其兄叔向判处死刑，叔向因此被孔子称为“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左传》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西周有《吕刑》，春秋时有《刑书》、《刑鼎》，其中都有涉及腐败惩处的内容。但是，腐败的出现以及对腐败现象的惩处并不意味着监察制度产生。由于奴隶制时代缺乏统一的中央集权，缺乏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化管理队伍，因此有政治监督而无行政监察，有道德劝谏而无制度监督措施，监察制度非常粗疏。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这是十分正确的。那时，作为政治权力的监察制度既无产生的政治基础，也无社会经济基础。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形成

监察是针对行政的一种监督措施。监察的产生及其制度化必须建立在一种社会分化、政治分化较高的基础之上，即在中央集权官僚制形成以后。战国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支撑宗法血缘等级分封政体的井田制彻底瓦解，地主制经济蓬勃兴起。新兴的地主阶级在政治上迫切需要建立一套能够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政治体制。由于中国地主阶级的生产方式不同于西方的领主制，政权的组织形式必须从单个地主那里游离出来，形成集中代表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治组织。因此，以中央集权官僚制替代宗法血缘等级分封的世卿世禄制，以法治替代礼制，是一种有效而合理的方式。战国时代各国大都选择了这种国家治理方式，建立了区域性的中央集权，以郡县制替代了分封制，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官吏任用选拔方式。

这种管理形式下，地方是中央行政的一个区域，地方服从中央，严格执行中央政令，全国统一在同一个法律体系范围内，而不能各自为政。执行政令的是各级官僚，官僚的选拔不再依靠人的血缘身份而是依靠才能，各级主要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命，代表国家行使管理权力，从国家获得俸禄，权力及身而止。这种国家治理的行政方式必然要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保证这支官僚队伍能够有效执行中央政令，如何保证被赋予官吏身上的行政权力不被滥用。

战国时代官僚制产生初期，种种腐败问题就颇为严重。一是权力腐败。《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了西门豹治邺的黑色幽默故事。“西门豹为鄴令，清克洁欲，秋毫之端无私利也，而甚简左右。左右因相与比周而恶之。居期年，上计，君收其玺。豹自请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原请玺复以治鄴。不当，请伏斧锧之罪。’文候不忍而复与之。豹因重敛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计，文候迎而拜之。豹对曰：‘往年臣为君治鄴，而君夺臣玺；今臣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纳玺而去。文候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愿子勉为寡人治之。’遂不受。”这个黑色幽默说明贪污腐败在魏国的盛行。商人吕不韦以金钱贿赂的方式将子楚扶上秦国王位。秦在统一过程中，通过贿赂六国重臣而亡其国。这些都是典型事例。二是极端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战国官僚主要出身于游士和军功，怀有强烈的功利主义情感。他们奉行“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的从政观，信奉“……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的生活理念，鼓吹“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的价值观，形成了当时官场上“父兄大臣上请爵禄于上，而下卖之以收财利及以树私党。故财利多者买官以为贵，有左右之交者请谒以成重。功劳之臣不论，官职之迁失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弃事而亲财。是以贤者懈怠而不劝，有功者隳而简其业”的亡国之风。

这种价值观下，官吏失职、渎职、怠政、贪污腐败等利己主义作风必为常态。此形势下，无论是君主专制还是中央集权，都必须强化监察以维护权威。因此，战国时期的监察从加强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两个方向发展起来。首先是以加强君主专制为中心的监察。申子、韩非等一些法家从人性恶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君主要以“术”来监察官僚是否执行政令，是否存在失职、渎职等行政不作为和腐败。这种强化君主个人以权术方式来监察的法家思想出现，实际上是当时官僚制兴起，而监察制度又不完善的表现。其次是以加强中央集权为核心的制度性监察。战国时期，对官僚制下官吏行政的道德素质也有要求，如湖北云梦秦简的《为吏之道》；对官僚行政不作为的“上计”考核制度出现，如秦国、齐国等。

但是，这些还不能说是完善的监察制度。完善的监察制度是伴随着统一的中央集权产生而在秦汉时期出现的。秦汉的监察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制度内涵。

首先，完整监察系统的出现。秦汉在中央设有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职相参，总领百官，上下相监临”。其主要职责是监察。不仅中央有了主要监察官，在地方也形成了以刺史、督邮、廷掾为中心的州郡县监察体系，涵盖了中央监察、区域监察和层级监察多项内容。

第二，监察从君主的“术”中分离出来，从行政管理中分离出来。秦汉监察的理性化发展程度提升，监察虽然仍是在君主专制控制之下，但与战国不同，君主一般不再以“术”的方式直接插手对官僚的监察，而由专门的监察系统监察。从汉代开始，监察与行政不再合署办公，甚至不在一地办公，监察的独立化程度明显加强。汉代行政过程中，监察的介入程度已较深入。汉武帝时，巡视监察制度创立，是我国历史上监察制度的一大创新，也是一大特色。

第三，监察制度与监察内容的完善。汉初惠帝时，形成了《御史九条》和“监者二岁更，常以中月奏事也”的监察条例和监察管理方式。汉武帝时期，进一步形成了《六条问事》的监察法规，确立了不得干预行政的指向性监察内容法规。与此同时，汉代在监察官的选任、任职回避、政治待遇以及监察内容、时间和处理方式上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制度规定。

综上所述，秦汉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形成时期，后来的监察制度是在此基础上的完善与调整。

对古代监察制度起源的认识

相较于其他古代文明，我国历史上的监察制度起源早、设计严密，体现了政治文明的高度发达。

第一，监察制度起源的决定性因素是行政管理方式的转变，而行政管理方式的转变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对社会政治职能的需求。我国监察制度起源并形成于战国秦汉时期，正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产生与确立时期。这个事实说明，历史上的监察制度虽然严厉惩处腐败，但其产生与腐败现象的出现并不同步，监察与行政还有更为深刻广泛的联系。

第二，监察制度本质上是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要求，是一定社会阶级关系在政治体制设计上的反映，不是超然于社会之上。我国古代监察制度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整体政治利益，通过对封建官僚队伍的监察，以达到控制和压迫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被剥削阶级的一种政体设计。因此，仅仅把古代监察制度看做对封建官僚的管控是不全面的。

第三，以权钱交易、用人不公、贪婪奢靡、正气不张、失职渎职等为代表的腐败现象长期存在于封建时代各个王朝。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在肃清吏治、缓和社会矛盾、调整阶级关系、权力制衡以维护封建政治秩序运行上发挥出重要功能。我国封建政治体制之所以能够存在2000多年，某些王朝能够延续数百年，历史上之所以能够出现若干文明发展高峰，与监察制度的整体较完善，与某些王朝对监察制度的高度重视密不可分。

第四，我国历史上的监察制度在监察形式、监察内容上多所创设，形成了我国古代独具特色的监察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崇尚刚直高节，鄙视贪婪丑恶，是我国历史廉政文化、廉洁文化形成的重要政治因素。因此，古代监察制度的方式、监察文化的内涵，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内容。我们应当充分吸取古代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为推进当下廉政建设提供历史智慧。（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卜宪群）

第三篇：我国古代选人用人制度的变迁和启示

我国古代选人用人制度的变迁和启示

2010-01-28 10:40:04 来源： 《组织人事学研究》

郭智强

选官制度是古代的选人用人制度，对于国家或政权正常运行是重要的支撑。从我国的历史变迁看，在不同的时期对选用官吏的原则和方式进行了许多探索和实践，留下的遗产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一、我国古代选人用人制度的变迁

我国古代选人用人制度就官员选拔的形式而言，主要有先秦时期的世袭制、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隋唐以来的科举制，以及历朝均在推行的学校选官等。

以“世卿世禄”为核心的世袭制是我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爵位世代相传的制度，主要盛行于春秋以前的夏、商、周三代，突出体现了王权和族权高度统一的制度结构。与王朝最高统治者血缘的近疏决定了官爵的大小和等级，王公贵族凭借血统和宗法，子孙世袭官爵。这一官爵世袭罔替的局面在诸侯割据的战国时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诸侯国为了称雄称霸，纷纷打破身份界限，吸纳血缘和本国之外的人才以图强国富民。

察举制在秦汉取代了世袭制，为秦汉两朝的选官拓宽了途径和范围。察举制史称“四科取士”，从西汉开始实行一直延续到东汉。这一制度的核心，是由三公九卿和地方长官负责考察并向上推荐优秀人才，其察举的科目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明经”、“明法”等，包括道德品行、文化修养、办事才能等诸多方面。察举制对官员的素质起到了一定的保证作用，但弊端也不少。

随后的魏晋南北朝，其选官的主导制度是九品中正制。这一选官制度由朝廷在州郡设置的中正官负责对地方人士的品格、行为、能力进行测定，分九品即九个等级，朝廷依照品级依次授官。与这一“九品官人法”相衔接的政治基础是门阀士族统治，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

科举制在隋唐出现并得以延续1500多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科举就是分科考试以取士，其关键不在于分科考试，而是普通士人从此获得了通过考试而参与竞争、入仕的权利，这是与以前的选官制度的最大区别。科举制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门第、年龄、地域与民族的界限，以严密的制度规范努力避免长官意志、任人唯亲等弊端，设立负责考试的专门机构和负责中第者官职任用的专门机构，并将选官权利从地方收归中央政权，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官员选拔与政权意志的统一。公元589年隋文帝下令开科取士，随后的隋炀帝对此做了很大改进和完善，并增设进士科，遂标志着科举制度正式形成。唐代继续完善隋朝的科举制并使之成为一种固定的选官常制。武则天时，大量增加科举取士的人数，并创立武举和殿试。唐代科举有常科和制科两类，常科每年举行，在进士科外，还设置有秀才、明经、明法、明字、明算等。参加考试者以进士、明经两科为最多。与常科取士相对应的还有偶尔为之的类似天子“恩科”的制科选官，题目一般由皇帝临时拟定。鉴于唐代科举存在的弊端，宋代经过数十年的实践，建立了一套比较严密的科举考试条例：明令禁止考生和主考官结成座主、门生、恩师之类的关系；建立考卷糊名和誊录制度，以防考生姓名、籍贯、字迹等信息泄露；临时任命主考官，一经任命即被隔离，整个考试期间与外界断绝联系；主试官、地方长官等官员子弟、亲属乃至门客参加科考，须另派主试官设别的考场进行考试，等等。元代曾一度废科举和学校，后恢复这一制度。明朝科举程序分三级：乡试、会试、殿试。乡试取中者为举人，有资格参加由礼部主持的全国性大考即会试，即使不中也具备做官资格，地位很高。清代基本延续了明代的科举制，但由于自明代规定的专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的八股文考试日益走向僵化，严重地禁锢了文人士子的思想，科举制遂被清末风云变幻的社会现实所淘汰，于1905年彻底废除。此外，还有一种选官制度值得一提，这就是自西周到晚清直接经学校考试或考核选官的制度。

二、我国古代选人用人制度的启示

我国古代选人用人制度的核心是为了巩固封建帝王统治，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性，历代选官制度在其创设和执行的前期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其后期逐渐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甚至走向僵化等。尽管如此，从比较的视野看，我国古代选人用人制度还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第一，重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官员。从世袭制到科举制这一变迁历程，包含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这一官员考录制度的探索过程，目的是通过考试选拔优秀人才以确保官员的素质能适应复杂的工作。

第二，实行任官回避和任期制等制度。作为回避制度的开端，汉代规定：官员不得在原籍做官，有姻亲关系者不得互相监临，兄弟子侄和姻亲关系者不得在同一部门或地区任职。此后，回避制度不但回避原籍、亲属，而且回避师生、同乡、寄籍等。宋代有避亲法、避嫌法、避籍法，并对回避的范围和内容作了比较细致而严格的规定。清代规定：官员不得在原籍五百里以内任官，有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者，不得在同一部门或者有直接隶属关系的部门、互为监察的部门任职等。在汉代以前的官员基本是“常任制”。而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选官带来了官员任期制的产生，因为官员三年评一次等级，随着等级的变更，官职也随之发生改变。此后，虽然官员的任期不同，但任期制和相应的考绩制遂成定制。

第三，注重任官见习（试职）制度的探索。明代是科举制的鼎盛时期，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观政进士制度和庶吉士制度。观政进士制度是科举殿试后，除一甲3名进士分别授予翰林院官职外，二、三甲没有经过世事磨练、不谙政体的新科进士先到各衙门锻炼、熟悉政务，之后根据表现再分别授以实职。庶吉士制度，即二、三甲进士参加翰林院“馆选”考试被选中者称为“庶吉士”，庶吉士须在馆学习三年，散馆后就是翰林，成绩优异者留在翰林院做编修、检讨，次一等者派出为御史等官职。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科举选官的不足。明代还创设了监生历事制度，其核心是：从中央官学国子监中选取生员到政府各个部门实习（历事），经过考核，确实具备从政能力者直接委以官职。监生历事的时间长短不等，有三月、一年、三年。

第四，严格官员功绩考核及晋升。在我国传统文官制度中，考绩也被称为考课。西周时代的官员考绩主要通过“国君巡行”、“上计”（地方官吏于岁末年终将一年的政绩汇报给国君或上级官员）、“使者察访”三种形式来完成，并以此结果作为奖惩官员的依据。从战国到隋唐，“上计”成为考课奖惩官员的主要依据。唐代吏部专设考功司，并制定了“四善二十七最”的考核标准，包括了官员的德行、清廉、公平、恪勤职守以及不同岗位职责的履职情况等。明代的考绩分为“考满”和“考察”两种，前者对官员任职以来的情况分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给予全面考察，后者又称“大计”，考核内容包括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等项目。清代考核京官为“京察”，考核外官为“大计”，并有与考核结果相对应的奖惩措施及细则。

此外，我国古代的选人用人制度还制定了比较严格的监察和廉政制度、薪酬制度、升任制度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文官制度的正常运行。这些对我们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作者单位：甘肃省委组织部）

第四篇：古代中国选官制度检讨与启示

古代中国选官制度检讨与启示

【摘要】：自三代至明清, 古代中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选官制度体系, 大致分为世官制、察举制和科举制三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都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通过对古代中国选官制度的检讨, 总结其参考价值和历史教训, 对我国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征途中选人用人有所启示。

【关键词】：古代中国选官制度参考价值历史教训

选官制度亦曰仕进制度, 乃国家选拔官吏之程序规章。中兴以人才为本, “得人者昌, 失贤者亡” , 故历代对官吏的选拔考核极为重视。自三代至明清, 古代中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选官制度体系。检讨审视, 认真总结, 探经验, 寻教训, 悟启示, 当是今人该做的事情。

一、古代中国选官制度概览

选官自有国家始, 苏东坡说:“三代以上出于学, 战国至秦出于客, 汉以后出于郡县吏, 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 隋唐至今出于科举。”概述了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几个发展阶段。我国古代选官制度, 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 军事民主制”时期的禅让制, 正式形成则是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选官制度的发展, 大致可分三个大阶段, 即世官制、察举制和科举制三个时代。

1、三代: 世卿世禄制。夏、商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建立和初步发展时期。据《礼记礼运篇》记载, 当时诸侯传位和官吏任用, 均是“ 世及以为礼”, 即实行世卿世禄制, 又名世官制。在这种制度下, 公门有公, 卿门有卿, 贱有常辱, 贵有常荣,赏不能劝其努力, 罚亦不能戒其怠惰。西周时世官制与当时推行的宗法制、分封制紧密结合, 受封的各级封君按嫡长子继承制原则代代相袭, 既占有封地, 也世袭官职。这种世卿世禄制, 与后代的选贤任能有本质上的差别。尽管当时也有选贤任能的现象, 比如商汤重用伊尹、文王起用姜尚等等, 但未能从根本上打破世卿世禄制的基本原则,仅是个别“破格”现象而已。

2、春秋: 选贤任能渐成风尚。春秋时, 社会开始大变革, 出于争霸斗争的需要, 一些大国突破世官制的框架重用贤能。如齐桓公重用与他有一箭之仇的管仲, 秦穆公重用五张羊皮换来的百里奚,楚庄王任用“ 鄙人”孙叔敖, 吴王阖闾重用楚国亡臣伍子胥, 越王勾践重用范蠡文种等等。整个春秋时期, 选贤任能不绝于书。但仍属“ 伯乐相马”式的人治方式, 仅对世卿世禄制形成了一些冲击,并未规范化、制度化。

3、战国: 广泛推行军功制和养士制。战国乃“古今一大变革之会” , 社会变革剧烈, 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确立, 唯功唯贤的新选官制度逐步建立起来, 因军功授和“ 以客出仕”是战国最风行的仕进途径。

军功制是以功选官。魏李悝变法, 规定“ 食有劳而禄有功”。秦商鞅设二十等爵以赏军功, 明确规定:“宗族非有功, 论不得为属籍” , “利禄官爵未出于兵, 无有异施也。”

养士制即豢养一批具有特殊知识或技能的士人, 以为己用。“士”在战国时期已经成为在政治上具有重大影响和作为的社会群体, 是当时新型职业官员的重要来源。“齐有孟尝, 赵有平原, 楚有春申, 魏有信陵。此四君者, 皆明智而

忠信, 宽厚而爱人, 尊贤而重士”, 即属个人养士。亦有政府直接建立的养士机构, 如齐之稷下学宫即为一例。

4、汉代: 察举制。从汉文帝到汉武帝, 建立了察举制, 此后, 察举制就成为汉代最重要的选官制度。具体做法,就是根据国家的不同需要, 由中央政府的三公九卿和地方政府的郡国守相向皇帝推荐能够担任官职的人才。就两汉来看, 察举有两大类: 一是定期常举, 一般每年一次, 在年终随着“上计”进行, 具体科目有孝廉、茂才等;一是不定期特举, 由皇帝根据实际需要随时下诏指定科目和人选要求, 具体科目有贤良方正、贤良文学等。两汉之察举, 以孝廉最多, 故亦有以“举孝廉”指代整个察举制之说。察举孝廉的标准有四: 一是德行高妙, 志节清白;二是学通行修, 熟知经书;三是明习法令, 善于决狱;四是头脑清楚, 才干出众。凡是地方举荐上来的孝廉, 一般先在中央担任郎官, 经过官场上的见习和初步锻炼, 再根据对其实际能力的考察任命实职。

5、魏晋南北朝: 九品中正制。东汉末, 由于天下丧乱, 人士流移, 考详无地, 魏王曹丕纳陈群之谏实行九品中正制。这实际上是一种发展了的察举制, 它规定在地方州郡分别设立大小中正, 负责以九个等级品评本地区的士人, 依此授官、升降。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 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和才能并重, 但自曹魏末年之后, 中正官一般由士族出身的官员担任, 发展到西晋主要看门第和家世,以至出现了“ 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势族”的现象。因其堕落为世家大族垄断官吏选拔、培养私家势力、维系政治特权的工具, 故必然随着士族门阀制度的衰落而消亡。

6、隋唐至明清: 科举制。科举制是我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选官制度, 始创于隋, 完善于唐, 发展于北宋, 衰落于明清。

隋唐之际科举制创立完善, 意义非凡。一是改变了前代选官制度中权力下移之弊, 适应中央集权需要, 把官吏选拔彻底收归中央。所以唐太宗有“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之说。二是扩展了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 为中小地主乃至平民开辟了入仕的途径。“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 的希望, 吸引了莘莘学子的毕生精力, 使之“老死于文场而无所恨”。三是将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结合为一, 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官僚队伍的知识化, 从文化层次上保证了社会思想与统治思想的高度融合。四是促进了文学特别是唐诗的繁荣。

世官制是奴隶社会具有标志意义的选官制度, 察举制和科举制分别是封建社会前期和中后期具有标志意义的选官制度。当然, 标志意义的选官制度并不等于唯一的选官制度, 特别是随着国家机器的日益复杂, 官僚机构的日益完善, 统治者总是采取多种途径来选用官吏, 以达到政治上的平衡。在世官制时代, 大夫以上的高级官员实行世族世官, 而大夫以下的低级官吏皆出自“乡举里选”。在察举制时代, 察举固然是选官制度的主体, 但除此之外, 比较典型的仕途还有征辟、太学生、任子等。科举制时代, 科举无疑是最重要的选官途径, 但科举之外, 还有学校试、封荫、吏道、荐擢等多种选官途径。

二、古代中国选官制度的启示与参考价值

回溯可知, 自三代到明清, 选官制度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显然独具特色, 其系统、完整、严密与历史悠久, 堪称世界之最, 有很多启示和参考价值可供今人借鉴,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考选。“ 考选”即通过考试选拔人才, 这是人类经过长期摸索探求之后

做出的最佳选择。考选制度, 应该是也必须是包含着这几种基本精神:公开平等、竞争择优、量才使用、内行管理。我国科举时代的考试, 基本上体现了这些原则——尽管存在着极大的不彻底性。由此带来的重大社会效应之一, 便是产生了所谓的社会流动——主要指社会下层人物进入统治阶层。这种社会流动有利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有利于扩大封建统治基础。同时, 科举制时代的考试又是多层次的, 这不仅对于保证选取人才的可靠性、正确性与客观性起着积极作用, 而且对于“ 任人唯亲”的用人路线也有一种抑制作用。此外, 实行考选, 对提高封建官员的素质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2、多途选拔。我国古代选拔官吏, 无论察举、科举, 其选用人才的途径都是多种多样的。即使在世官制时代, 亦有“ 乡举里选”作为世官的补充。古代选官之所以要多渠道, 目的在于保持社会各种势力的政治平衡。每一个时代的各种仕途, 又有主次之分, 有一种仕途居主导地位, 其它多种仕途与主导仕途共同构成该时代选官制度的总体。具体地说, 世官制时代, 主导仕途为世官, 其它仕途主要是乡举里选;察举制时代, 主导仕途为察举, 其它仕途有任子、军功、辟除、荐举、征召、太学生、吏道等;科举制时代, 主导仕途为科举, 其它仕途有学校试、荐举、补荫、吏道等。这种多渠道、分主次的选官模式, 有利于调动社会各层次的积极性, 做到多方参与、人尽其才。

3、德才兼备。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存在各种选用人才的标准—— 或以血统、或以军功、或以赀财、或以德行、或以才干, 但其总趋势则是倾向于德才兼备。仅以表面上看起来纯粹以才学取人的科举而言, 实际上德行的因素无处不有,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科举制度对应试人有一定的限制条件, 凡娼、优、隶皂、罪户子弟, 均不得参加考试。换言之, 只有封建统治者认为符合德行条件的人才能应试。二是科举考试全被封建道德说教所充斥, 它制约应试者不能不就范于封建统治者的德行要求。尽管“德才兼备”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 与当今所讲的德才兼备有本质区别。但从原则上着眼, 古今之理是相通的。

4、保密。我国古代科举考试保密制度的全面建立, 始于北宋。具体做法有三: 一是锁院制度。即一经任命为知贡举(即考官)的官员必须立即锁宿, 在大约五十天左右的锁院期间, 不得回家, 不准见亲友或与院外臣僚交往。后来, 负责各类发解试的考官也需与知贡举一样锁宿。这实际是采用隔离法达到保密的目的。二是封弥制度。“ 封弥”又作“ 弥封”, 亦称“ 糊名”, 即把试卷封起来,糊去举子试卷上的姓名、乡贯以及初考官所定的等级。大凡封弥官不评卷, 评卷官不知姓名。三是誉录制度。所谓“誊录”, 就是抄写试卷。举子的亲笔试卷称真卷, 誉录后送归封弥官存档;誉录的卷子称草卷, 送给考官评阅。誊录与封弥合称弥封誊录制。这些保密制度在后世的科举考试中, 一直沿用下来, 至今有些重要考试中仍予采用。

三、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中应汲取的历史教训

我国古代选官制度不仅有着许多宝贵的参考价值, 而且从中亦可吸取不少有益的历史教训。

1、要扭转读书做官论的一元价值观。选官制度给中国古代社会带来的最大影响, 莫过于由它所造成的畸形发展的读书做官论和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我国历史上, 把读书和做官相连结的思想出现很早。“ 学古入官, 议事以制, 政乃不迷”, “学而优则仕”是这方面的集大成性的总结。世官制以后的各种占主导地位的选官制度,基本上都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制定, 并为实现这一思想而服务,而科举制对这一思想的贯彻是最全面最彻底的。科举制下读书的目的更加一元化,那就是做官。社会上一切以官为中心, 以官为转移, 有官便有一切, 失官便失一切。随着科举制向成熟阶段的发展, 读书做官的道路日益凝固, 与之同时俱来的官本位思想也日益严重化。这是一条沉重的历史教训。

2、要克服知行不

一、学用脱节的弊端。中国古代的统治者, 为了维持皇权的“万世一系”和宗法等级社会的长治久安, 特别重视以明人伦为核心的道德伦常教育, 并使之与选官制度相结合, 而儒家的经典, 则是实施这种教育的基本教材。诚然, 在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 为适应不同的政治需要, 治才教育的重点有所变化, 内容也有所增益, 但不管如何变化、增益, 这种教育总体上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知行不

一、学用脱节, 重才学轻实际能力。由于治才教育与选官制度紧密相关, 所以古代的官吏选拔也就不能不具有这一弱点。明清两代, 由于科举制、八股文的强化, 知行不

一、学用脱节的距离被扩展到了极致, 轻视实际能力的弊端, 亦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一历史教训, 值得我们认真记取。

3、要建立既重选拔更重管理的规范化机制。古代中国不惟重选官, 在官吏管理上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如夏时“三载考功, 五年政定” , 商汤创设“三有宅考绩法”, 西周“以八法治官府”、“以六计课群吏”, 周王采取巡守、述职、派员监督、不定期派员到地方巡访等, 战国实行“ 上计”制度, 汉代进行考课, 唐朝制定考课法对各级官吏实行全面考课, 宋代有磨戡、历纸、京察、大计, 明清有考满、考察制度, 等等。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重选拔轻管理的流弊, 以致钻营请托、结党营私、弄虚作假之风盛行, 科场舞弊、请托监临、官场腐败现象日益滋生, 吟诗作文尚可、为民解忧乏才的庸官、懒官史不绝书。因此, 建立一种既重选拔更重管理的规范化机制乃吏治建设中要常抓不懈的一项重大课题！

4、要建立科学、民主、严格的选官监督机制。没有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 很有可能为“合法”滥用权力创造条件和依据。所以, 尽管古代选官有较为完善的防弊措施, 但还是出现了相当多的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贪污贿赂等现象,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缺乏科学、民主、严格的监督机制。为公平、公正、合理计, 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计, 科学、民主、严格的选官监督制约机制必须建立, 否则很可能再次步入历史上人治的窠臼。

【参考文献】

[1]李观.李元宾文集项籍故里碑铭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2]王夫之.读通鉴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3]张廷玉, 等.明史 选举志[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第五篇：古代礼乐制度

古代礼乐制度6篇

古代礼乐制度1

礼乐文明中“礼”的要义有数端。其一，“礼”是人性的基础。《礼记曲礼》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把“礼”作为区别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的标准，所以“礼”是人类文明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其二，“礼”的重要作用在于规范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关系。礼使人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懂得尊敬和谦让;使人区别事物或行为的是非，懂得什么是该做和不该做的。“礼”作为一种行为规范，维护了社会的秩序和正义。

其三，“礼”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向善和自律。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因此，礼乐文明更强调通过礼教，使社会规则内化为人的内心尺度。其四，通过知礼、守礼，达到社会和谐的境界。《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既强调了“和为贵”的愿望，又指出“和”不能单纯为和而和，不能是无原则的和，这个原则就是守礼。在彼此遵守社会秩序的情况下达到和谐，才是最美的境界。

礼乐文明中“乐”的要义也有数端。其一，“乐”的社会作用重在和谐精神。《礼记乐记》曰：“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所不能免也。”指出“乐”是协调世间万物的纲纪，它的作用是使人们各安其位，和谐相处。

其二，“乐”注重有秩序的协调。《乐记》说：“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chì)之音矣。”其用五音比喻各种人物，说明要有序协调，才能奏出和谐之乐。

其三，“乐”也有陶冶情操，移风易俗的功用。《乐记》曰：“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孝经》也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乐教有陶冶心性，使人快乐安宁，生命长久之功。因此，孔子要求人们要听雅乐，远淫音。

总的来说，礼的本质是差异，也就是说贵与贱，尊与卑，长与幼，亲与疏的各种人之间，必须遵守各自的行为规范，绝对不可混肴。这种有差异的秩序叫“礼”，不可僭越。所以孔子曰：“非礼忽视，非礼忽听，非礼忽言，非礼忽动”。但是社会只讲差异，不讲大同，社会就不会和谐。因而周公“制礼”的同时又“作乐“。乐讲和同，乐当然是指音乐，但已超越了音乐，以音乐激起人们相同的共鸣的喜怒哀乐的情绪。

礼和乐不可偏废，“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礼乐文明是国家和谐的基础。孔子主张“仁爱”，“克己复礼为仁”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准则;“节用爱人，伺使民于时”,是对执政的要求。在孔子看来，仁是礼的基础，礼是贵浅有序，乐是对礼的调度。礼乐不僭越，就会形成和谐社会。所以，一个有文化的人要以“格物·致远·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最高理想。

孔子在对周朝礼乐制度有所损益的基础上，对礼乐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形成儒家独特的礼乐精神。在道德伦理、修身治国、构建融洽的社会关系方面都有生动的阐述，在解决人自身矛盾，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大矛盾方面俱有值得今人继承和借鉴的宝贵品质。

礼乐文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可以说是国家和民族保持永久魅力和活力，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内在要求。用礼乐文明的秩序与和谐理念，用礼乐内在的道德修养，生发“礼尚往来”、以“诚”相待、以“信”相许、以“义”相重的情操，造就孝亲睦邻、敬业乐群、尊师敬长、礼贤下士、温良谦恭、平和中正的君子风范，也只有当礼乐精神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成为中国人的社会意识和文化精神，才能实现主体与外界的和谐，群体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只有社会有礼，人心和乐，才能成就新时代的“礼仪之邦”!

古代礼乐制度2

历史的长河总是滚滚向前进的，在13世纪曾经雄霸天下，傲视群雄的蒙元帝国，终于在14世纪滚滚的农民起义当中，进入了自己的暮年，而随着蒙元帝国的势力从中原大地上退去之后，以布衣天子著称的朱元璋所建立的大明王朝，就像一颗冉冉升起的启明星一般，人们都知道，它将会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朱元璋和他的大明王朝浮雕

自打洪武皇帝开国之后，朱元璋一直试图纠正前朝的弊端。自古天朝的封建王朝的弊端非常多，但朱元璋看来，前代的话，也就是元朝的弊端尤其多。最为明显与致命的弊端就是关于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

元朝的统治者的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深重程度丝毫不比元朝统治下的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逊色多少，在元朝不足百年的历史当中，多次涌现出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权臣，数量之多，危害之大，远胜于历朝历代。且对皇帝来讲，手底下有这么些个权臣在侧，实在是一个不好的体验。

蒙元帝国的浮雕

其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比较简单。因为元初统治者并没有意识到宋朝的中央官制乃至唐朝的中央官制其实是比较合理的。合理在什么地方呢?合理就合理在将相权分割成无数块，使其相互牵制，彼此制约，将裁决大权交给皇帝，皇权得到加强。道理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不过元朝人，特别是元朝初年的那些统治者，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选择废弃以往的中央官制的成功经验，而去另辟一条新的道路——废除三省，保留中书。

传统的中枢权力结构

自唐朝以来的三省制度就到此结束，曾经三省长官彼此牵制，互相制约的情况的确不复返，彼时唐宋中书决策、门下审议、尚书执行的大好局面就此终结。仅仅只有一个中书省便直接等于给予了宰相一家独大的好机会。

有鉴于前朝，所以朱元璋想要加强皇权，加强君主专制。朱元璋对自己的这个新的王朝有一个新的希望，那就是要让自己和自己的子孙以后不要像元朝末年这些统治者，被宰相操纵成一个可怜的橡皮图章。朱元璋的办法是一劳永逸的将宰相制度废除，胡惟庸则作为最后一任宰相，用自己的鲜血和性命，替这个传承上千年的制度划上了句号。

诛杀胡惟庸，废除宰相制度

杀了胡惟庸，废了宰相，朱元璋还立下祖训：以后但凡再有人敢说恢复宰相制度的，在座各位都可以直接以谋反罪当场诛杀这位奸臣。

明朝的皇权在朱元璋的手上，得到了巩固和加强，朱元璋用自己强而有力的手腕，以及非常血腥的政策，用无数条人命，贯彻落实了自己加强君主专制的决心和意志，但凡是敢阻拦这一目标的，立斩不饶。

朱元璋执政时期，朝臣们更像是他的奴仆们。对于奴仆，没必要给予好脸色和好待遇，他们之间的关系贴近私人隶属，嫌弃大臣上的奏章字数太多，听烦了，皇帝甚至能操起案板，直接打碎大臣的牙齿。在这种情况下，中枢大臣不过是君主的家臣或奴婢，看着不可一世，实际上就是皇帝眼里的蚂蚁。

为奴为婢的大臣

唯唯诺诺的大臣与杀伐果断的君主，是这一时期，洪武年间朝堂上的常态。更不要说洪武皇帝朱元璋为了进一步的限制奴仆般的臣下，还试图侵入他们的私密空间，获取臣下他们最隐私的消息——皇帝派遣的密探能够蹲在房梁上，将这个大臣吃的.菜肴，都画得清清楚楚。朱元璋重视皇权，不能容忍有人敢把手伸到皇权上，自己说一不二，是真正的皇权独尊。

大明的永乐皇帝作为朱元璋的亲生儿子，在这一点上基本上是照搬了老爹的那一套做法。虽然说造了的是侄子的反，但对于老爹和侄子的做法，他表示强烈支持。在他眼里皇权独尊地位也是非常必要的、削弱藩王也是必要的。

明成祖朱棣的画像

所以永乐皇帝不但恢复了老爹曾经的锦衣卫坐探，而且还特别新设了东厂，皇帝对朝臣们依旧是像对待奴婢一样。以身犯险亲征蒙古全然不曾有朝臣胆敢阻拦，这还是他父亲朱元璋那一套的皇权独尊的做法。但此时已然有一些变化：与父亲朱元璋不一样，永乐皇帝，并没有朱元璋那种勤政的活力，很多时候，既要忙着打蒙古，又要忙着处理任务，他觉得很烦。

影视作品当中的内阁官员

于是他始开内阁于文渊阁，延揽大学士入内阁，内阁制正式形成。内阁制随后就像一头怪兽一样，极速发展，仅仅十数年之后，就开始在民间有“权比宰辅”的说法，不过对此内阁成员们倒没有哪个不开眼到直接奏请皇帝恢复宰相制度，他们低调的行使着自己的顾问权力——唤作“票拟权”。

古画当中的大明官员

时移岁走，到了明朝嘉靖年间的时候，内阁的“阁老”们虽无宰相之名，却都大有宰相之实，皇帝反而成为了“垂拱而治”的模范圣君，本该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六部，越来越多地被内阁班子明里暗里把控着。而如果翻阅从永乐正式启用内阁制度到嘉靖年间的历代大明皇帝的列表的话，会发觉一个极为诡异的情况正在发生：除了永乐与嘉靖，中间的皇帝竟然一个赛一个的短。

历代大明皇帝一个赛一个的短命

暴毙的皇帝有，抑郁而崩的皇帝有，偶感风寒而死的皇帝有，落水而亡的皇帝也有，甚至就连嘉靖皇帝本人，如果仔细看他的两次鬼门关遭遇：皇帝所处的卧室突然起火，怪异的是，皇宫侍卫宫娥宦官若干人，竟然无人敢救驾，最后还是发小去救的人;一帮宫女打算刺杀皇帝，皇帝和妃子的寝宫附近居然没有一个人值守，居然得手了(因为宫女打了死结并没有成功，但是用簪子插了皇帝一身血)...

再根据内阁制的发展轨迹——永乐以后，内阁职权渐重有目共睹，虽不至于立刻就可以兼管六部尚书，也始终不曾成为中央一级的法定行政机构和决策机构，但是从最初只是皇帝顾问秘书性质的机构，一跃而成为权比宰辅的存在，仅仅花了两代人不到：大明宣德朝就有三杨辅政，距离永乐设置内阁仅仅过去十多年。

而大明正统、成化、弘治朝之际，内阁阁老们的任命方式再度发生较大变化：永乐时的阁臣都是皇帝特简任命的，仁宣时期，阁臣也大多数由皇帝特简任命，在正统以后，越来越多的阁臣都不是皇帝直接特简任命的，而是被其他文官共同推举的德高望重之人，这无疑助长了文官集团的力量。而到了孝宗朝，这种无视皇帝中旨的情况更是干脆就形成了定制。

所谓“弘治乙卯以前，内阁大臣皆特简，不从廷推”。

自有了渐渐形成定制的廷推选任后，曾经的那种以特简入阁的方式也就逐渐为士大夫们非议，且为舆论所不容，接受特简的大臣，基本都会遭受朝臣的鄙视，鲜能久安于位。这背后反应的其实就是皇权的衰变，如果对照此时明帝国君王孝宗的奇葩死亡：“孝宗偶感风寒，太医们不诊视就开药，致使孝宗误服药物，鼻血不止而死。”，不难看出，在文官集团的飞速膨胀下，当年朱元璋绞尽脑汁斩杀的宰辅结构再次有死灰复燃的趋势，皇权的衰变已经是不可阻挡之势了。

古画当中的内阁官员

明朝中后期的文官制度架空了皇帝，君权的空虚其实就是皇权的衰变。教科书当中说的有明一代的君主专制得到了加强，这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与明朝中后期皇权的衰变并不矛盾，因为君主专制的深度和皇权集中的程度较之前代，确实因为宰相制度的废除而变得有极大的改善，然而这种高度的集中却并没有持续多久，到了晚明的时候，天启皇帝落水死亡，崇祯皇帝则为财政所困，背后反应的都是大明皇权的衰败。

历史上的事情从来都是这么奇特，引用一段《明朝那些事儿》的原话：

是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限制大臣的权力，然而明朝的内阁比以往的任何丞相都更专权。朱元璋规定老百姓不得四处流动，然而明朝中后期流民成风，四处游荡，丝毫不受束。朱元璋颁布了抑制商业发展的条令，并规定商人不得穿着绸沙等贵重衣物，然而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正是从明朝开始，而那些本应该是社会最底层的商人却穿金戴银，甚至登堂入室，为官经商。朱元璋严令太监不得干政，可是明朝的阉宦却个个都是重量级的(这与他废除相权有关)朱元璋给他的所有子孙都准备了爵位和俸禄，然而一百多年后，他的很多后代都家道中落，穷困潦倒。

古代礼乐制度3

在西周用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为典章制度，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释名》曰：“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礼器》曰：“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故《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

西周乐的定义在西周，以五声八音为乐，五声为音阶，即宫、商、角、征、羽。八音为器乐之分类，即埙、笙、鼓、管、弦、磐、钟、柷等。

西周的礼乐制度就是等级制度西周春秋时代所讲究的“礼”，是贵族根据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制阶段的风俗习惯加以发展和改造，用作统治人民和巩固贵族内部关系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于维护其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具有维护贵族的世袭制、等级制和加强统治的作用。当时许多经济和政治上的典章制度，常常贯串在各种礼的举行中，依靠各种礼的举行来加以确立和维护。到春秋后期，就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这些卿大夫在夺取国君权力的同时，不但僭用诸侯之礼，甚至僭用天子之礼。按礼，天子的舞用“八俏”（“佾”是“列”的意思，每列八人，八佾六十四人），这时季孙氏也用“八佾舞于庭”，孔丘斥责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按礼，天子祭祖唱《雍》诗来撤除祭品，这时鲁的三家都“以《雍》撤”，孔丘认为这种事不该出于“三家之堂”。按礼，只有天子可以“旅”（祭祀）于泰山，这时季孙氏“旅于泰山”，孔丘又指责他不懂礼（《论语·八佾篇》）。卿大夫这样“僭礼”，实质上就是夺取政治权力的一种表现。礼乐制度主要用来维护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荀子·礼论篇》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族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所说“礼之三本”，天地代表神权，先祖代表族权，君师代表君权。后来统治者以天、地、君、亲、师作为礼拜的主要对象，就是根据这个理论。西周春秋时代贵族讲究的礼是比较多的，有籍礼、冠礼、大搜礼、乡饮酒礼、乡射礼、朝礼、聘礼、祭礼、婚礼、丧礼等等。籍礼是用来监督平民在“籍田”上从事无偿的集体劳动，以维护称为“籍”的办法的。冠礼是授予成年贵族种种特权，以维护贵族的利益和巩固贵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大搜礼具有军事检阅和军事演习性质，起着整编军队、检阅兵力和加强统治的作用。乡饮酒礼在于维护一乡之内贵族的宗法制度和统治秩序。乡射礼具有以乡为单位的军事训练和军事学习的性质。朝礼在于尊重国君的权力和地位。聘礼在于维护贵族内部的等级和秩序。祭祀天地和祖先在于维护神权和尊重族权。婚礼和丧礼在于维护宗法制度和族权。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农田制度的变革，“籍”的方法废除不用，这时籍礼只是统治者用来表示关心农业生产的礼仪。由于军队成分和战斗方式的改变，原来的大搜礼就失去作用。由于地方组织的改变，乡饮酒礼和乡射礼的性质也不同了。这时由于中央集权政体的建立，执政者统治的需要，重视的是即位礼、朝礼、祭礼和丧礼。《荀子》的《礼论篇》着重讲究祭礼和丧礼，对丧礼讲得特别详细，就是为当时的礼乐制度制造理论根据的。

古代礼乐制度4

礼乐始自夏商，到周朝初期周公“制礼作乐”形成独有文化体系，后经孔子和孟子承前启后，聚合前人的精髓创建以礼乐仁义为核心的儒学文化系统，从而得以传承发展至今，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礼乐文化”，奠定了中国成为“礼乐之邦”，也被称之为“礼仪之邦”。

为了彻底搞清楚礼乐及礼乐制度的相关问题，小编拜读了项阳老师的《中国礼乐制度四阶段论纲》，和大家分享一下。

何为礼乐

学界认为礼乐生成于夏商，确立于周公制礼作乐。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国家首要大事祭祀仪式中所用的乐当然是为礼乐，而且祭祀仪式中所用礼乐是礼乐整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样讲还是因为除了祭祀仪式之外，在“国之小事”等多种礼仪场合所用的乐也是礼乐。这些礼不是国之大事之礼，然而，不管国之大事还是国之小事，既然都纳入国家礼制系统，则应视之为

礼制体系的整体，凡在国家礼制规定性中所用的乐，都应称之为礼乐，国家礼乐显现出丰富性的内涵。

礼乐制度的确定期

如果说，中国礼乐制度确立之后有着三千载的贯穿，而不是随着战国的结束而消亡，那么，就应该审视礼乐制度有着怎样的起伏变化，厘清其发展演化的脉络。

在这种意义上，项阳老师将两周定为礼乐制度的确立期。虽然周公制礼作乐使礼乐制度彰显，经历了八百年又由于所谓“礼崩乐坏”似乎使礼乐制度消解，其实这只不过是显示了礼乐制度第一个“周期”的变化，诸侯以降各等级所偕越的是“周之礼”，坏掉的是“周之乐”，但国家必有礼乐之观念已经是根深蒂固，非但没有降解，而是被后世统治者不断加人新的理解与诠释，并有制度和音乐本体实践上加以保障，因此，从整体意义上讲，礼乐制度其实是经历了一次转型。

这种转型包括理念上的变化，诸如国家祭祀中所用的礼乐“六代乐舞”不再相沿、也不相传，是随朝代更替而改变，所谓“秦、汉、魏、晋代有加减……有帝王为治，礼乐不相沿。”（《魏书》）

从乐队组合上也显示这种转型的意义。两周时期由于金石乐悬作为制度下重器，在士以上阶层中虽然依制排列的方位有异、数量多寡不同、却可以普遍拥有，所谓“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辨其声”，这就造成乐悬拥有者无论哪一种样式的礼乐、甚至俗乐都会使用这样的乐队组合形式。

礼乐制度的演化期

项阳老师将秦汉到南北朝时期定为礼乐制度的演化期，这样讲是因为这一时期有转型的特征，没有定型而为后世全盘接受和效法的整体把握。秦汉到南北朝时期，宫廷太常系统实际上一直在对礼制加以改造，如此具有“合并同类项”的意义，在反复与游移中逐渐向五礼归拢，换言之，即是将两周时期所用更多礼的类型归至五礼类下。（以祭祀之事为吉礼、丧葬之事为凶礼，军旅之事为军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冠婚之事为嘉礼，合称五礼。）

从用乐的角度讲来，更是可以显现这一时期处于演化的过程之中，这一时期与两周最大的差异在于鼓吹乐的出现。以及，秦汉以降那种金石乐悬作为士以上社会人士普遍拥有的制度规定性不再，这大概是那些视拥有乐悬为礼乐标志物的研究者认为礼乐制度消解的一个动因。然而，这种“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的乐队组合并非不存在，只不过不再具有两周时期被广泛运用的普适性意义，这种乐队组合更多用于宫廷和王府一级，这就显得越来越小众化，虽然至高无上，却有些“不食人间烟火”，马王堆、南越王、洛庄等汉墓中出土的乐悬可以明确反映这一点，这是我们所讲从乐本体上认知礼制变化处于演化期的道理。

礼乐制度的定型期

从乐的视角认知并从礼制上综合考量，项阳老师认为隋唐可视为礼乐制度的定型期，亦可称之为成熟期。这样认知出于以下考量。我们看到，《隋书》记载时人理念对礼乐之定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先是隋人在承继南朝旧乐时认定了“华夏正声”的存在，敏锐地提到了清商曲为“汉来旧曲”，无论乐曲还是乐器都是为“华夏正声”。这种理念的出现对后世无论乐调的承继、乐曲的创制以及乐器的使用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隋书》中提出的另外一个重要理念“雅乐为国乐”。究竟礼乐与雅乐的概念哪一个为大呢？显然应该是礼乐概念为大，即礼乐涵盖了雅乐，雅乐是为礼乐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们之所以将礼乐与雅乐的概念混用，更多还在于讲话与认知时的语境，即在某种本来就是礼的场合，独有雅乐在场，如此说法不为错，但从整体说来，辨清礼乐与雅乐的关系还是非常必要。

《隋书》中的认定使得一个上千载没有说清楚的概念得以明晰，这是文献中首次出现“国乐”的概念。所谓国乐，应该是在国家重要的仪式场合代表国家形象而以乐的形式存在者，诸如我们现在的国歌具有同样的含义。

有了汉魏南北朝之演化，隋代之新认知，从理念上对于“华夏正声”和“国乐以雅为称”有精到的把握，进人唐代又有百年之探索实践，最终形成《大唐开元礼》中的用乐样态：专门为此设置乐署归之两种不同乐队组合并负责管理演练，以及创制相关礼仪中所用乐曲，使之服务于国家所需功能性礼仪的状况。至此，五礼及其用乐的理念、形式得以定型，这是我们将隋唐时期视为礼乐定型阶段的根本理由。

古代礼乐制度5

礼乐制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是周公。

武王伐纣后不久，周武王去世传位于周成王，因成王年幼，命周公——周武王之弟辅政。之后N多历史证明，相对战争善后工作而言，战争本身反而是简单的。周武王立下不世之功便撒手人寰，把烫手的山芋一脚踢给了自己的弟弟。当时，摆在周公面前有两大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如何向天下解释周王朝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而是如何避免周人重蹈商人的覆辙，保证天下长治久安，政权千秋万代的问题。周公创造性地设立一整套的理论体系和意识形态，将两大难题合二为一，一并解决。这就是“礼乐制度”，也是儒家思想的前身。

周公的理论从讲故事开始，故事大概是这样。

上有天，下有地，天圆地方。圆的天犹如锅盖扣在方的地上，所漏四角为四海，所以整个世界称为“天下”，也可称为“四海之内”。世界的中心在今天河南登封市，登封的地下有一块巨石称为“地胆”，与天上的“天星”遥相呼应。据说周公亲自做过试验，从地胆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走到天边的距离完全一样。哈哈...，小朋友，你们相信吗?不管你信不信，当时的人们可都相信了。

接下来，天下是谁的?天的。咦，被商人统治多年的民众貌似比较容易接受这个说法，看来周公也是投其所好。天能够直接统治和管理天下吗?不能，因为天是高高在上的，是神秘莫测的。那么天下由谁来统治和管理呢?天子——天的嫡长子。天授权自己的嫡长子代为行使天下的管理权，称为“天命”。所谓“天命难违”，就是你不想干也得干，感觉好像周人得了天下，周武王和成王成为天下至尊，多大不情愿似的。那天命是不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呢?不是，难道你没有看到原来的天子商纣王，就被天收回了授权、革除了天命吗?革除天命简称“革命”，这个词一直沿用到今天。商纣王为什么被革命了呢?因为他“失德”，就是失去德行，比如贪图享乐不顾百姓死活，践踏生命大搞人牲和人殉等，都是失德的行为。商纣王失德被革命，让有德的周武王取而代之。周王朝政权合法性的问题就得到圆满的回答和解决。

接着来，天为何要把天命授予天子——天的嫡长子，而不是授予别的儿子?周公创造“一夫一妻多妾制”、“嫡长子继承制”“父权制”一整套理论支撑他的说法。贵族男人只能有一名正式的妻子，但可以有多名侧室——称为“妾”。正妻所生第一个儿子为嫡长子，其他儿子为次子，妾所生的儿子为庶子。例如，无论从相貌、学问、能力各方面，袁绍都要比袁术出色，年龄也要大一些，但袁术却十分瞧不起袁绍，就因为袁术是嫡子，而袁绍是庶子，地位高下立判。嫡长子具有权力和财富的继承权，然后再将这一切传给自己的嫡长子，以此类推形成的系统，就叫“嫡系”。今天依然将最亲密的、最忠诚的队伍叫做“嫡系部队”，就是源自于此。当然，之前所讲都是建立在男性掌握社会主导权的前提之下。

天授予嫡长子天命后，天的次子和庶子怎么办呢?封为诸侯。所谓“诸侯”，就是诸多的侯。因为嫡长子只有一个，次子和庶子则可能有一大堆。根据这套理论，诸侯再分封士大夫。于是天子拥有天下，诸侯建国，士大夫立家，都拥有自己的领地，也都享有领地的所有权和管辖权。直到士大夫往下已无土地可分，便形成了贵族中最末阶层——士族阶层。士族阶层作为贵族中唯一的无产阶级，没有土地和其他资产可以管理，只能修炼完善自身。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从此而来。这样以来，相邻的国或者相邻的家，其所有人和统治者都是哥们弟兄或父子叔侄，一来相互之间相安无事，二来一旦有外敌入侵，便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

这就是周公的伟大创举——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是周公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主要体现“礼”的部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创建了社会体系、明确了社会阶层、分配了社会资源，将权力层层分包下去，落了个皆大欢喜。

可是，在封建分封制的体制下，大家都各有自己的小圈子，过自己的小日子，整个天下岂不成了一盘散沙?

靠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乐。

周人之前的商人是崇拜鬼神的，认为世界被一种冥冥的力量所控制。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则看破此事，你商人对上天和鬼神毕恭毕敬，请了那么多大餐(参照之前《细说“牺牲”》)，上天还不是让我们周人取而代之了吗?可见上天是靠不住的!上天靠不住，鬼神不可信，是不是就不必进行祭祀活动了?不是。祭祀活动作为一种集体活动，发挥着聚集人心、统一思想、规范行为等重要的作用。所以，周人虽然对鬼神嗤之以鼻，却并不反对祭祀活动。而在祭祀活动中，音乐是必不可少的，后来发展到几乎任何活动都得配以相应的音乐。在包括但不限于祭祀的各种活动中，人们按照礼法制的要求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再配上或庄严肃穆、或轻松欢快的音乐，气势雄伟而不失格调，尊卑有序而不失尊严。不同阶层的人享受同样的音乐，同样的音乐又给人同样的快乐。拉近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心理距离，位居高位也不高人一等，身居下层也不低人一头。不平等的社会又好像无比的和谐。

这就是“乐”的作用。“礼”将权力分下去，“乐”将人心聚集起来，二者对立又统一。“礼”是思想、是制度、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乐”是形式、是表现、是可以亲身感受的东西，二者相辅又相成。

伟大的周公，用这套理论维护了周朝近8的统治，也为后来震古铄今的儒家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看上去严丝合缝、间不容发的理论，到了春秋时期怎么就轰然坍塌、支离破碎了呢?

请关注明天《何为“礼坏乐崩”?》

古代礼乐制度6

礼乐制度的解体或消亡时期

宋至清近千年，是为礼乐制度的持续发展直至随封建社会解体而或称消亡、或称被民间礼俗变化接衍的时期。

首先，从宋至清一直延续的是隋唐定型之后的五礼及其用乐制度，而且不断有人对此进行新的诊释，诸如《五礼通考》等著述的存在，显示对既有理念的认同。

第二点是为鼓吹乐在发展中的变化，即唐代在太常寺属下鼓吹署管理的鼓吹乐，在宋代曾一度归至教坊，一段时间之后又将教坊回归太常管理，这是管理机构所产生的变化，但最终还是回到太常，则说明对于鼓吹乐的性质还是被认同为礼乐者。

第三点是关于鼓吹乐自身的变化，宋金时期，从西域传人一种新的吹奏乐器开始广泛应用于鼓吹乐队中，这就是在史书中被称之为“金口角”、“苏尔奈”、“喇叭”的唢呐。这种乐器的出，丰富了鼓吹乐队领奏乐器，在既有笙管笛组合的基础上延展出唢呐、笙、笛领衔之乐队多种样态与其并列。王磐的《朝天子·咏喇叭》云：“喇叭，锁那，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您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什么真共假？眼见得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得水尽鹅飞罢！”这是对唢呐进人鼓吹乐队主流的生动写照。

持续发展中的第四点亦非常重要，那就是从明代《太常续考》中我们能够比较全面地把握吉礼用乐的乐曲全貌，以乐谱记录的形式而存在，这在既有礼书中如此全面记录吉礼乐曲尚属首次。

随着大清帝国的解体，历经三千余载、中国传统社会的礼乐制度在国家意义上得以寿终正寝。这种礼制下的礼乐经历了确立、演化、定型、持续发展直至消解四个阶段，在成就了礼乐文明作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同时，也见证了传统中华文明的兴衰演化，但不管怎样讲，毕竟礼乐文明的丰富内涵已经深深融人中华文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