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赔偿如何以公正的方式告慰人心

第一篇：冤案赔偿如何以公正的方式告慰人心

冤案赔偿，如何以公正的方式告慰人心

毛立新 《 中国青年报 》（2014年12月19日 02 版）

备受关注的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流氓罪一案有了再审结果，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宣判，呼格吉勒图无罪。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案符合申请国家赔偿的条件，待呼格吉勒图父母提出申请后，法院将立即启动国家赔偿程序。

呼格吉勒图的父母能够获得多少国家赔偿？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赔偿大致包括以下几项：一是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2013年为52379元）的20倍，约为104万余元；二是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即呼格吉勒图的父母，还应当支付生活费，给付至其死亡时止，支付标准参照其户籍所在地或者居所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三是精神抚慰金。前两项比较明确，数额也相对确定，需要关注的是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块，呼格吉勒图本人已死亡，其父母能否获得、获得多少精神抚慰金？

关于国家赔偿范围中是否包括精神损害赔偿，我国立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1994年颁布、1995年起实施《国家赔偿法》，仅规定对侵害公民人身自由、生命健康权、财产权的国家侵权行为予以赔偿，并未就精神损害赔偿作出具体规定。2010年修订《国家赔偿法》，其中一个重大进步，就是增加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国家赔偿制度。

修订后的《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也就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人身权的各种情形，包括违法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死亡的情形。由此把国家赔偿的范围扩大到精神损害赔偿，此后平反的一系列冤错案件，众多当事人获得了数额不等的精神抚慰金。

但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不同法院对适用条件和前提理解不一，赔偿金额也千差万别，从几千元到上百万元不等。为统一法律适用，2014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了“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认定方法，规定了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确定原则和上限下限，即原则上不超过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所确定的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35%，最低不少于1000元。

根据上述规定，呼格吉勒图案可能获得的精神抚慰金数额最低为1000元，最多为36万余元。但仍有一个问题需要探讨：与浙江“张氏叔侄案”等案件的国家赔偿不同，本案受害公民已死亡，谁有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首先，根据法理，人身权利具有专有性，在受害人死亡的情况下，精神损害赔偿已经不能达到对受害人本人的精神抚慰、补偿目的，受害人的赔偿请求权因此而消灭。

接下来的问题是，死者的继承人和其他有抚养关系的亲属，是否有权申请精神损害赔偿？从法条看，《国家赔偿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受害的公民死亡的，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抚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结合第三十五条关于国家赔偿范围的规定，可以得出结论，受害公民死亡的，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抚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对于这种请求权的来源和性质，学理上有不同理解。有观点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在其本质上乃是属于债权，并且具有财产性质，应当同其他财产一视同仁，得为继承之标的，即亲属的这种权利来源于继承。也有人持“继承否定说”，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具有“人身专属性”，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系其固有的权利，而非继承而来。

后一种理解更为合理。因为，根据精神损害赔偿的原理，精神损害赔偿权不能让与和继承，在受害公民死亡的情况下，其亲属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应理解为他们所固有的一种权利。这是因为，国家侵权行为不仅仅给受害公民带来精神痛苦和损失，也会给其亲属带来极大的精神痛苦，特别是受害公民已经被执行死刑的案件。这种精神损失和痛苦独立存在，不应该被忽视或抹杀。

人死不能复生，虽然再多的赔偿，都无法唤醒不可重生的生命，难以抚平死者亲属所遭受的痛苦。但我们仍然希望，法院能够依法、尽快、足额地给予呼格吉勒图的父母以赔偿，这不仅是对死者和生者的一种告慰，也体现出国家及司法机关对冤狱应有的态度和担当。

第二篇：以公开透明告慰“迟到的正义”

以公开透明告慰“迟到的正义”

近日，在河南林州“民警摔女婴”案件中，摔婴民警郭增喜已在8月17日晚被林州警方以涉嫌故意伤害罪依法刑拘并异地关押，同时，林州市市委表示，林州市公安局及林州市卫生局将陪同受伤婴儿赴北京检查。19日上午，记者从河南警方处了解到，河南林州民警摔伤女婴一事有了最新进展：林州市公安局局长、政委、副书记三名主要领导停止执行职务，接受组织调查。

河南林州“民警摔女婴”之所以激起民意强烈反弹，无非在于以下两个朴素的道理：一者，警察本是服务人民的公职人员，如此悖谬残蛮，无论饮酒与否，行为令人发指；二者，事发月余，地方部门讳莫如深，甚至涉嫌“以纪代法”，如此知法犯法的“私了”，令人对司法的公平与正义多有猜忌。好在事件被媒体“捅出来”后，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办公室官方微博就表态说：“公安部始终要求依法治警、从严治警，对公安民警涉嫌违法犯罪的，必须坚决依法从严惩处。感谢媒体和网友的监督！”而今，“林州市公安局局长、政委、副书记三名主要领导停止执行职务”，这固然是监督程序的部分之一，但总算是接近正义的一步。

英国有句法谚，“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这是对司法程序正义的特别强调。换言之，最大的司法正义理应是司法制度的正义，即基于保障人权和限制权力的普遍道义而形成的司法制度，在正义的司法制度基础上才能产生真正的司法公正。民意对林州“民警摔女婴”事件的纠结，既是对涉事主体责任的关注，更是对相关制度的拷问。眼下，只有公开透明，才能告慰这“迟到的正义”。

这公开透明当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事件真相尚待继续抽丝剥茧。如果只是处理几个人，或者以停职的姿态跟民意“玩太极”，将“带薪休假”般的复出作为公共事件的润滑剂，那么，眼下的“秉公处理”，不会重塑地方司法系统的公信。对公众来说，除了关心具体领导该担负怎样的责任，更关心的是——在“遮掩”与“变通”的链条上，诸多环节与程序的失守，究竟还牵涉到哪些部门、哪些人？出事儿了，责任就该“一对一”，不能让领导“代表”担责。

二是面对舆论监督及群众监督，地方行政的公开与透明。正如《人民日报》报道，在举国关注的“第一时间”，林州关于“事发原因”、“1月过去为何没有依法追责”等基本事实仍无回复，也未向公众发布女婴具体伤情和救治情况。一味强调“及时救治，已出院，即日赴京检查”；一味强调地方部门“迅速成立纪检、政法、检察、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这样的危机公关，以规避重点的姿态、以官

话、套话，再次对民意造成了“二次伤害”。

好在中国在法治社会的进程中，步子越来越踏实、越来越稳固，那些零星的真相，才终不会在时间的汪洋中沉没。河南林州“民警摔女婴”事件，虽是个案，却也值得追问与深思：唯有公开透明的司法与行政机制，才能真正捍卫“比太阳还要光辉”的公平正义。

第三篇：保险学-比例赔偿方式

比例赔偿方式

指按照保险金额和出险时财产实际价值的比例来进行赔偿。这种赔偿方式在计算赔款时，如果保险金额与保险财产实际价值一致，按照保险财产实际损失赔偿；如果保险金额低于保险财产实际价值，其差额视作被保险人自保，应按照保险金额与财产实际价值比例赔偿。至于保险金额超过保险财产实际价值的部分，应视作无效保险，保险人不予负责。

实际应用

对于不定值保险在实际理赔中，保险公司普遍采用比例赔偿方式进行理赔。不定值保险单因为在投保时，只列明保险金额作为赔偿的最高限额，而不是列明保险财产的实际价值。到出险时，如果保险金额低于损失发生时财产的实际价值，就构成了不足额保险。在不足额保险下发生部分损失，保险公司按保险金额与出险时保险财产实际价值的比例来计算赔偿金额，计算公示为：

保险赔款＝损失金额×（保险金额÷出险时保险财产的实际价值）

具体计算

某保户投保财产保险，保险金额为15万元，发生保险事故损失12万元，出险时财产的实际价值为20万元，其赔偿金额为： 保险赔款＝12万损失金额 ×（15万保险金额 ÷ 20万出险时保险财产的实际价值）＝ 9万

注：对于被保险人在损失发生时对表现标的进行施救而指出的合理而必要的施救费用，按相同的比例计算其赔偿额

限额赔偿方式

限额赔偿方式是指保险人在保险财产损失超过一定限度时才负赔偿责任或只对不超过一度的损失才负赔偿责任的一种计算赔偿方式。它有两种形式：

1.超过一定限额赔偿。免责限度赔偿，即保险人规定免除责任的限额，限额内的损失，保险人不予赔偿；超过限额的损失，保险人负责赔偿； 免责限额分为绝对免责限度和相对免责限度。绝对免赔率的计算根据合同一般有两种：

以保险金额为基础：赔偿金额=保险金额X（损失率-免赔率）=损失额-免赔额

以赔偿金额为基础：实际赔偿金额=符合合同约定的赔偿金额X（1-免赔率）

2.超过一定限额不赔偿，限额责任赔偿，即保险人规定赔款的最高限额，限额内的损失，保险人负责赔偿；超过限额的损失，保险人不予赔偿。

第四篇：以什么方式普法

以什么方式普法

2013-10-28 第01版：国家大局 作者：封丽霞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1816

普法，即普及法律知识的活动，以一种政府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方式进行了近30年。从1985年起，我们有了“一五普法”“二五普法”直至当前的“六五”普法。在“送法下乡”“送法进村”以及“法律进学校”“法律进企业”“法律进社区”的豪言壮语之下，普法行动开展得声势浩大，几乎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在农村，遇有法制宣传日时，常常会看到法律知识“流动宣传车”走村串户，随车带的高音喇叭不辞辛苦、重复播放着法律条文的录音。农民们三三两两聚集在周围，似懂非懂地聆听这类似于“上级命令”似的法律宣讲。此时的普法，与其说是普及法律知识，倒不如说是带有浓厚“威慑”“恐吓”色彩的公开“说教”和“训话”。

在城市，我们经常看到的普法场面是，在人流攒动的闹市区，“普法办”的同志挂上“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深入开展×五普法，全面提高公民法律素质”等印有类似标语的横幅。为了制造声势，可能还会悬挂几个彩色气球、锣鼓喧天、放个鞭炮什么的。通常还要摆上一溜桌子，法律工作者们坐在桌旁静候路人来咨询。还有一些工作人员站在路边，向来往的行人分发印有法律知识的花花绿绿的传单、手册，或是一些法律法规的单行本。这种“摆摊设点”式普法，尽管看上去比“高音喇叭式”普法显得文雅、温和一些，但给人的感觉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

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几十年如一日的普法方式。普法轰轰烈烈搞了这么多年，要想真正有成效，务必要思考如下问题：“普法”应该普什么“法”？应该向“谁”普法？普法的价值目标和功能定位是什么？我们要采取哪些科学有效的方式？

“普法”应该“普”什么呢？现实当中，我们向百姓普及的法律知识是“泛化”的，输出方式是灌输、填鸭式的。老百姓是“被”普法了，而普法者大多是为了普法而普法，只在意过程而不太考虑其实际效果。所以，面对高音喇叭放出的惊天动地的法律宣讲，很多农民的表情是麻木的；面对铺天盖地的法律传单，路人的眼神常常是漠然的。普法，应关注受众的主体需求和自主选择。唯此，法律知识才能转化为具体法律行为，才能深植人心。

真正需要普法的人到底是“谁”？显然，我们一直是把普通百姓作为普法的对象。强调普法的目的是要让每个公民知法守法，帮助他们养成学法用法的好习惯。这里，实际上存在一个普法对象的“误区”。依据现代法治的内涵要求，执掌国家公权力的各级执法者、司法者应是普法对象的重中之重。这是因为，如果他们不知法、不懂法、不守法，对社会秩序造成的危害远远甚于普通民众不知法、不守法所带来的后果。

在普法的目标定位上，我们亦不能将之简单等同于法律知识的普及，更紧要的是增强公民对法治精神的感悟和体认，是教化公民养成一种尊重法律、敬畏法律、认同法律价值的生活方式。民众对于法律的信任与尊重，远比知法懂法更重要。法律知识的获得并不难，难的是法治信仰的养成。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同理，普法也应以培育公民的法治信仰为依归。

如果社会成员缺乏对法律应有的尊重和信仰，那么学法、知法、懂法不仅无助于他们实际遵守法律，反而可能增添其规避法律的知识和能力。现实当中，有些群众对法律了如指掌，但法律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盛行。他们只寻找对自己有利的法律依据，而对有关自己责任义务的法律规定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成为熟谙全部法律知识的专业人士。即使是专门的法律职业者，他也可能只对他工作所涉及的法律知识比较熟悉和精通。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也许更重要的是，当他们遇有纠纷争端时，学会去找律师或其他法律职业者咨询、请教，而并不要求他本人去掌握具体法律知识。就像一个人生病了，他只要去看医生就行了，而并不要求他成为精通医学的医生。

法治观念和知识的普及，其实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普法，应渗透于生活的各个细节，应是一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隐性教育”，一种日常化、生活化的，融家庭、学校、社会于一体的全方位教化。

真正有效的普法，是通过公民亲身体悟的生活经验以及他所观察的法律实践得来。“行胜于言”，一个个活生生的案例其实就是最好的普法素材。一个经典案例可以增添民众对于司法的信心、树立法治的权威，甚至可以影响几代人对法律的认知和态度。一次公正的司法审判所起的普法效果甚至要比背一百遍法律条文的作用还要大。这就是“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深刻意蕴。一个公平正义的执法或司法行为，其实就是最具感染力、说服力、最深入人心的一次普法。

第五篇：阳信县人民医院以优质服务暖人心

阳信县人民医院以优质服务暖人心

“多亏单医生、程护士长热情周到的服务，我的病才恢复得这么快，她们真是我们患者的亲人。”2月12日，正在我院内二科住院的范大爷告诉记者，他们被医务人员的热情服务和敬业精神征服了。2月5日，72岁的范大爷因脑血管病住进了内二科。住院一周来的所见所闻让范大爷对医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病房里打吊针时，有什么问题按一下按铃，护士马上就会来到你的身旁；觉得头痒时护士就及时给洗头；护士随时叮嘱要注意生活起居及饮食方面的问题，更学会了很多健康知识„„“虽然都是些细微的小事情，但让我们感觉到了医院对患者无微不至的关爱。”

能得到群众如此好的评价，是我院开展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活动的结果。去年10月份以来，率先在内、外科启动了优质护理服务示范活动，按照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为患者提供集治疗、护理、心理咨询、健康指导为一体的综合服务，真正做到把基础护理做实，把专科护理做精。医院投入资金把原有的白色床单被套更换成更为人性化的蓝色，为病人提供温馨的住院环境。在护理中，要求医护人员做到对病人来有迎声，问有答声，走有送声，全力打造一个具有强大亲和力的优质护理平台。要求责任护士要热情接待病人，主动向病人或者家属介绍病区环境、作息时间、规章制度及主治医师等，及时发放护患联系卡，了解病人入院后的心理状态与需求。其次要交待特殊用药、饮食种类及各种检查注意事项、手术目的、手术大致经过、安慰鼓励病人，做好健康指导和心理护理；病人服药时做到送药到手，看服入口，服后再走。在住院期间，护士要主动给病人洗脸、洗头、梳头、剪指甲、协助更换卧位、协助更衣等基础护理服务项目。坚持每日向病人发放费用清单，让患者明白消费，对于不清楚的问题，及时给予满意解答。

通过这些细致的亲情化护理服务工作，医护人员以爱心、细心、耐心和责任心服务于患者，使患者感受到了医院护理服务的改善，拉近了护患距离，也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病人生理、心理需求，在无形中有效预防了差错事故的发生。据护理部司主任介绍，示范活动开展3个多月来，已有1300余名病人接受了优质护理服务，病人满意度达98%以上，医院已收到各类感谢信或锦旗30余次。（方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