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海安方言与文化的关系

第一篇：浅谈海安方言与文化的关系

浅谈海安方言与文化的关系

我的家乡——海安。

海安县位于江苏省东部的苏中地区，隶属于江苏省南通市，位于南通、盐城、泰州三大市交界处；东临黄海，与如东接壤，西与泰州的姜堰区为邻，南和如皋、泰兴相连，北与东台毗邻；海安南接沪浙，北依江淮，西靠扬泰，东望黄海之滨的如东洋口大港。

海安的方言是江淮官话泰如片——

江淮官话通泰片，又称泰如片，为即通泰方言圈所使用的地方话，为下江官话（也称江淮官话）的一个亚区。如泰话流行于江苏省的泰兴、如皋、海陵、高港、姜堰、崇川、港闸、通州、兴化、海安、如东、扬中、东台、大丰等县市（区）以及常州沿江的孟河、春江，江都东部，盐都南部，江阴利港沿江，张家港段山沿江，高邮东南角，覆盖了扬州、泰州、南通、盐城、常州、无锡、苏州等地级市沿江地区。江淮官话如泰片分布在江苏中部核心地区，其地理位置是东面大海，南临长江，北望淮河，西接扬州，以江淮官话泰如片为母语的总人口约1200万。

一、海安方言的历史文化

海安县位于江苏省东部的苏中地区，隶属于江苏省南通市，位于南通、盐城、泰州三大市交界处；东临黄海，与如东接壤，西与泰州的姜堰区为邻，南和如皋、泰兴相连，北与东台毗邻；海安南接沪浙，北依江淮，西靠扬泰，东望黄海之滨的如东洋口大港。

海安历史悠久，是南通江海文化的源头。南莫境内青墩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表明，早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海安县西部地区就有人类居住。

春秋《左传》记载的“秋，公会卫侯、宋皇瑗于郧”中的“郧”，即是今天海安的立发桥。吴侯会卫侯、宋皇瑗于海安立发，说明当时海安已成为吴国与中原诸国密切交往的要冲之地。而海安人的语言从那时起就既受吴语的影响，又受中原华夏文化的灌输。到了战国时期，楚国的中心开始东移，楚语对江淮地区的语言影响就更大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全国处于分裂状态，战争频繁加上北方游牧民族南侵，中原士民纷纷避乱南迁，江淮和江南地区受到中原汉语的冲击，以致江淮之间逐步演变为江淮方言，甚至扩大到南京、镇江一带。再后来，南京先后多次成为全国的都城，其语言在北方洛阳人南迁南京的基础上逐渐演变成类似洛阳话的通语，即后来的官话。到了明代，南京又成为帝王京邑，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南京话就因之取得官话的地位。而江淮地区与南京紧密相连，因此江淮方言也就受官话的影响而形成上江官话与下江官话。海安地处长江之尾，在江淮方言区扬淮片、南京片、通泰片中隶属通泰片。

1960年出版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一书将海安方言归入第三区；1978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中，海安方言归入江淮方言泰如片；1998年出版的《江苏省志·方言志》把海安方言归入第三区通泰片。不管怎么说，海安方言始终与江淮方言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有人说，海安人从北京坐火车到扬州，一上火车就像到了家一样，因为海安话与扬州话本质上是一致的，海安人与扬州人、泰州人语言上交流没有障碍。

二、海安方言的特色词汇

海安方言既然隶属江淮方言，并且是下江官话，其语言自然大多可用书面文字表述；而其语言特质也就更接近于官方话，有的在古汉语中就可以找到依据。海安方言有些词语，外乡人一听，云里雾里，不知何意。但若仔细推敲一下便会发现，原来它们是不折不扣的古语。时至今日，海安方言中还保留了许多较为古老的上古、中古的语言、词汇。例如：

杲（gǎo）昃（zī）。杲昃可以说是海安方言中最具特色的一个词语，它的意思是指“东西”。古代称日出之处为“杲”，日落之处为“昃”。《文心雕龙·物色》曰：“杲杲为日出之容。”而《说文》则曰：“昃，日在西方时侧也。”因此太阳东升西落，喻为“杲昃”相连，可借指东西方位，再引申为物事意义的“东西”。所以海安人说“什的杲昃”就是“什么东西”，并不土。

再如“釜冠”。海安城乡所有老百姓都称锅盖为“釜冠”。古汉语中“釜”是指锅子，冠是指“帽子”，由“帽子”引申为“顶”或“盖”，因此锅子的“帽子”就是“釜冠”了。海安方言的深厚文化底蕴，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海安方言中还有一些特殊称谓，也可以看出悠久的文化色彩，比如：

妈妈：在海安方言中，“妈妈”读作“māmā”，指的是母亲；如读作“màmà”，则指的是伯母（伯母与母亲平辈）；如果读音儿化，读作“mǎmer”，则是丈夫对妻子的呢称；若后面再带点尾声，读作“mǎmergǎ”，那就是对女人的蔑称了。

爹爹：爹爹在海安方言里不读diē而读diā，辈份则增加一辈，用以称呼祖父辈的人。

细、大：海安方言中通常将最小的称为“细”，如“细姐”（最小的姐姐）、“细哥”（最小的哥哥）、“细舅”（最小的舅舅）；也称最大的为“大”（tòu），即不读“dà”而读“tòu”，如“大（tòu）爹”，用以指排行第一的中老年男人„„

三、海安方言的内部差异

当然，海安境内的方言也略有差异。总体上是操下江官话，但实际上因地理位置的不同，还是可以分为四类，即海安话、东路话、南乡话和下河话。东路话中又因李堡、角斜历史上有启海移民而操吴语，进而形成当地人能说两种话的现象。海安县城居民大多说海安话，并以县城为中心，向东、向西辐射15公里左右的扇形区域构成方言小区。其他方言有向海安话靠拢、再向普通话贴近的趋势。下河话受海安话影响较明显，南乡话次之；东路话较稳定，向海安话靠拢的速度相对比较慢。

海安方言虽有特殊称谓的差异，但总体上语言、词汇仍沿袭江淮方言区的语言特质，因此与扬泰方言非常融洽。这就是今人捧读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常可以读到类似海安话句式的缘故，而许多外地人真正接触听懂了海安方言也觉得不土的根本原因。

四、海安方言的发音

海安的方言属于江淮官话通泰片，所以发音的特点和通泰片一样。除了保留了独立的入声之外，通泰片保留了很多的古音特征，比如：

古全浊声母遇塞音、塞擦不分平仄一律送气。而普通话是逢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比如在古汉语里面同音不同调的“瓶”“病”和“同”“动”两组字，“瓶”和“同”是平声，普通话就念成“ping”、“tong”，“病”和“动”是去声（属于仄声），普通话就念“bing”、“dong”，和“并（合并的并）”、“冻”同音。但是在通泰口音理，他们仍然是同音不同调，“病”和“动”也是念成“ping”、“tong”，和“并”“冻”不混。同理，“舅”“就”念成qieu，“毒”念成“toq”，“袋”念成“tae”等等。这可以说是通泰最明显的特征。

通泰片的声调，通泰片的声调有6～7个，海安话、如皋话、泰州话、姜堰话、东台话、大丰话、泰兴话，江都东部的话，扬中的话，靖江西南的话属于第六调。六调区的声调为阴平（含阳去），阳平，上声，阴去，阳去，阴入，阳入。

五、海安方言的发展状况

要说海安方言的发展状况，可从从大的方面即江淮官话的发展状况来说。江淮官话人群尤其是新派的语音、词汇及语法向普通话迅速靠拢，误读、异读层出不穷，地方文化特色词汇的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普通话词汇：新派常以“选”代替“拣”、以“撞”代替“牨”、以“按”代替“揿”等。究其原因，年轻人大多认为地方语言是土语，不好用文字来表达，更不要说进入书面语。但实际上恰恰相反，淮语的大多数方言字在历朝历代国家编纂的字典里都有收录，是很正宗的汉语词汇。

第二篇：汉语方言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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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方言与文化--吴语之台州方言

时光荏苒，历史变迁，自古以来，语言是人类交际的桥梁，是传递文明的媒介。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域辽阔的国家，更拥有56个民族，语言丰富特色鲜明。我的家乡台州位于浙江沿海中部地区，当地的话称为台州方言，属于吴语。

吴语又称吴越语、江南话、江浙话，是一支派生于汉藏语系中上古汉语的语言集和吴语是中国境内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其形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吴语与吴越文化、江南文化血脉相连，“醉里吴音相媚好”。江南人的方言，有它独特的娇柔，而台州方言却存在一股大雅之气。

台州方言属于吴方言的一种，有关资料显示，台州方言大部分来自古语，故有“古语活化石”之称。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普通话普及，我们年轻人对方言的接触却是越来越少，只有难得回家一次，才能和家人说说方言，但事实上很多方言也都是讲不出来了。台州话其实很有味道，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的时候，最爱看的就是《阿福讲白搭》，方言新闻节目，他们用地道的台州方言讲述台州市发生的大事小事，亲切近人，十分有趣。身在异乡，说方言是一种奢侈。偶尔在路上听见有人在用方言打电话，便忍不住驻足感慨，大概是同乡吧，油然而生亲切感。乡音--对于孤身在外的孩子是不可多得的渴求，回想高三那年，每晚伏案用功到深夜，妈妈总会过来提醒“好困高吆”，而今往往忙到凌晨却再也没有亲切的关怀。

提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台州的专属本土方言，在台州，你叫尔，他叫渠；明天叫天亮，早晨叫枯星头/枯星，上午叫早界头/早界，中午叫日昼头/日昼，下午叫晏界头/晏界，傍晚叫黄昏头/黄昏；年轻人叫后生头，姑娘叫豆娘头，男孩叫细佬头，女孩叫囡儿头，师傅叫老司头，婴儿叫 毛头娃；耳环叫丁香，手镯叫手鑨。这些话，你们的方言里有吗？

下面我就来谈一谈台州片的语言特点

台州方言约形成于秦汉间，由于台州地处海隅，故较多地保留了古越及吴语音。其在语音和词汇、语法等方面和都与普通话有较大差别。其中语音方面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台州话辅音总共有34个，分为清音不送气音、清音送气音、全浊音、次浊音。

一、声母 没有舌尖后音：zh、ch、sh。通常将[zh]发为[z]或[j]。2 舌尖后浊擦音[r]也不存在，一般发成[n]的音：“小孩”——小宁（由“小人”而来）、“日子”——捏子、“每天”——每捏（每日）、“认真”——宁jin，还有上面提过的“猪肉”。、普通话中只有m、n、l、r四个声母是浊音，但台州方言中浊音声母比较多，如b、d、g、j、s一般都发为浊音。4 舌面音[j]一般读成舌根不送气清塞音[g]。5舌根音[h]读成零声母[w]。6零声母[w]读成双唇浊鼻音[m]。7舌面清擦音[x]读成零声母[y]。8双唇送气清塞音[p]读成[b]，双唇发音时没有一股较强的气流。9“万”与“饭”，在台州方言里一律同音，声母皆读为[v](个别词汇有白读音除 外)。10“基”和“资”，在台州方言里一律不同音，前者为舌面音，后者为舌尖音。

二、韵母

台州方言是以单韵母为主体的方言，元音韵尾比较少。

1、[ai]一般读成[a]。

2、[ie]一般读成[ia]或者[a]。

3、[ia]一般读成国际音标中[o]。

三、发音

1、中平调是台州方言的主流调。临海、黄岩、椒江的部分地方有略微的中降现象。它的变调类型以”前变型“为主，其连读变调的形式和类型非常复杂。如：你这人怎么这样——你咯人咋嗯恁（悌）咯、挺厉害的——蛮杀甲咯。

2、齿音较少，鼻音一般不经过鼻子，而从喉管发出。

3、台州方言常用入声，阴平与上声比较少见。发音干脆、急促，这也是台州话不太好听的一个原因，少了份南方方言的婉转，多的是北方方言中的豪气，或者说硬气和掷地有声。

4、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地区特有的语尾助词，台州话当然也不例外。就像北京话和杭州话名词词尾有明显儿化音，虽然说两者在重音位置上有明显区别。台州方言中有：嘎、矣、唔、哦等。

文化之美在于个性，一个有方言的城市大多是有故事的城市，方言的变迁其背后是文化的变迁，也因为此，传统语境中，方言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乡情的代名词。我们提倡留住方言，并不是有意排斥普通话。确实，在语言的工具性越来越剥夺其他属性的今天，如果依然固守方言，那只会犹如一只仿制的古董让人掩鼻。但如果放弃方言，则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是一把火把祖上留下来的老宅子烧光的“昏蛋”。在文化交流、交锋、交融加剧的今天，我们提倡留住方言，其目的只是为了给城市留住根，让我们的城市保持传承，让我们的历史不至割裂。我们提倡留住方言，更不是为了和普通话抢市场，我们应该鼓励人人练好普通话，人人学好外语，以进一步扩大对外交往交流。但也应该给方言留一丝空间。

我很感激这门汉语方言与文化，能让我静下心来去了解关于家乡的一些方言，回忆起小时候的那些美好记忆。对我们个人而言，方言的最大意义莫过于此。

第三篇：方言与地域文化

方言与地域文化

按照中国的习惯，方言是在一定地域通行的、同共通语有所差异的话。就一般情况来说，在一定的地域形成了方言，同时也形成了地域文化。作为文化的载体，方言和地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说：“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语言反映民族文化，方言反映地域文化，其中的规律是一样的，前者是整体，后者是分体，二者之间是大同和小异的关系。

因此，研究语言，不了解民族文化就不能有真切的理解，研究方言也必须关注地域文化；换一个角度看，要了解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透过语言和方言这个载体便是一条便捷的途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成就正是许多交叉学科相互渗透、共同努力的结果。本文讨论方眼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希望学语言学的扩充文化的思路，学人文社会科学的也来留意自己的方言母语，共同作些考察和交流。

一、方言与地方历史

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现存的方言的许多特征只有联系地方史料才能正确理解。闽方言的语音以保存上古音多而著称，滂读同庞，展读同典，就是“古无轻唇、古无舌上”的留存。为什么全国方言中唯独闽方言保留这两个上古音的特点呢？这就要从闽语的形成时代以及后来偏安一角、又逐渐走出海洋向外发展的历史去寻找解释。东南方言的单音词多、音节界线分明，应该同古百越语及后来的壮侗、苗瑶诸语言的共处有关；北方汉语的翘舌音多以及轻声、儿化等现象，可能与阿尔泰语言的影响有关，这是民族共处和融合对语言的作用。桌子在东南方言中叫枱（上海、广州）、床（潮州、海南）、盘（邵武）。这是古来桌子的制作史的记录，先秦席地而坐，以盘为桌，汉唐的床和几一样矮，可卧可坐，可写字办公，以后有了长腿才叫卓（桌是后起字）,卓就是高的意思。称为“枱”，可能反映的是倚墙所制的固定的桌子。至今普通话的“琴床”、山西长治说的“盘床”、浙江绍兴说的“桌床”也还都保留了“床”的旧制或旧义。

从潮州到海南，那里的人都自称祖上来自福建莆田，然而在正史、野史中都难以找到具体记载，但是一些方言词汇却明白反映了潮州、雷州、琼州的闽南话是和莆田、仙游一致、而和漳泉不一致的事实：除桌子称床之外，还有白肉（肥肉）、地生（花生）、沸水（开水）等。原来莆田也属于闽南话，宋以后才同泉州分立，而潮州、琼州各地闽南话连早期莆仙话的特点也保留下来了。可见，口口相传的方言词有时比地下文物和史籍更能说明历史。

北京市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中可以发现100多条与森林和动物有关的地名（榆林、梨园、黑枣沟、鹿叫、豹峪），说明早期的京畿是林木繁茂、虎豹出没的地方。广东中部则有许多像白鹤洞、鹤边、鹤州、鹤溪、鹤田等地名，有的学者以为与粤中古俗“鸡卜”“鸟田助耕”的传说有关。这说明方言地名往往是当地历史事实的见证。

二、方言与地理环境

人类各种群落的社会生活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展开的，语言和文化的形成和演变打上了这种环境的深刻烙印。不同的环境决定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反映在方言中则有不同词汇手段的称述。随着环境的变化、社会生活的变迁，方言词汇有的相应地更替了，有的则固执地传承下来。不论是不同地理环境造成的方言差异，或者是不同时代的环境因素造成的语言变迁，对于方言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就文化史的方面说，从方言词汇也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由于气候的不同，南方种水稻、牛拉犁、吃大米，有关水稻耕作的各种名物、农事、主副食品各称及其制作方法等，各地有同有异，名目繁多。北方以麦类为主，驴马赶脚，吃面食，所用方言词是另外一套，而且同是官话区内又有各种不同。在日常生活里也有许多类似的反映。北方说洗澡、抹澡，“澡”的本义只是洗手而已，从吴语而南，说洗浴、汰浴、洗身、洗汤，“浴”的本义才是洗身；到了回归线以南就说冲凉了。与此相关，南方不见冰雪，管冰叫霜（厦门），或叫雪（广州），哪怕是后起的新词也要按照原来的套路创造，广州话还说雪条（冰棍儿）、雪糕（冰淇淋）、雪柜（冰箱）、雪藏（冰镇）、雪屐（冰鞋）、雪茸（刨冰）；而在哈尔滨，各种不同形状的冰雪的名称不下数十种：冰渣儿、冰脑子、冰流子、冰层，雪糁子、鹅毛雪、冒烟儿雪、大片雪、小清雪等等。在居处方面，北方的窑洞和火炕、窝棚、瓦房、大院，南方的木屋、石枋厝、草寮，以及与此相关的建筑材料、构造方式，都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和说法。

三、方言与地方习俗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和广大农村的小农经济的历史背景之下，我国各地形成了许多有同有异的习俗。各种习俗在不同方言中都有不同的名堂。从命名称谓、红白大事、四时节庆到民间信仰、地方神祗、行业褒贬，名目之多，难以计数。清明上坟或称扫墓、醮地、拜山、挂纸、献纸、祀地；七月十五的祀鬼，或称鬼节、七月半、普渡（在闽南，也许是因为出洋而葬身大海的人多，有初普、重普、水普、陆普各种说法，各村约定一日，轮流祭祀，邻里之间相互走访、宴请，活动十分隆重）。端午节单是节日名称就有端阳、重午、五月节、五日节、五月初五等说法。闽台共祀的地方神祗单是妈祖就有“天妃、祖妈、圣母、湄洲妈、姑 妈、娘妈、开台妈、崇福夫人”等名称；吴真人则有“吴真君、医神、真人仙师、吴公真仙、医灵真人、大道公、帝君公、紫微帝君”等等。

自古以来，为了趋吉避凶，人们创造了不少语言避讳现象。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不同的避讳。在以姓氏聚居的地方，村里人都是同姓族亲，姓氏常避同音讳。如长汀陈姓在过渡时只能自称姓浮（陈、沉同音），闽南卖苦瓜的到许厝村只能喊“卖红洋”（许音同苦），到洪姓村庄则要喊“卖苦瓜”（洪、红同音）。病、死是大家都不喜欢的，普遍有避讳的说法。病说不舒服、不安逸、艰苦、难受、吃亏，连喝药也改说喝茶。死则说老了、去了、走了、过面了、没了，在福州连小动物死了也改说“生去了”。火灭了不说熄、灭，二说“暗去、继去”。不过也不尽然，在避諱上也有因地而异的情况。闽南话连钟停了都说成死。潮州话形容词后面常常带上“死绝”作补语，表示程度很深。在广州话里，不但可说“热到死”（热死了）、“话死都唔听”，还可以说“死人！”（糟了！），死气气（丧气）、死咁做（拼命）、死桥（绝招）。

客家人入住赣、闽、粤之后，为了在客地立足，便造围屋，聚姓而居，特别讲究家族的内聚力，同宗都是“自家人”，族亲之间祖辈称公婆，父辈称伯、叔、[弥女](上下结构)，平辈则称哥、嫂，不论长幼一概不容僭越。故有“白头哥、坐地叔”的说法（白了头的是侄，地上爬的是叔）。家族之内尊奉的信条是“手指向内弯，拳头向外打”、“瓜爱连藤，人爱寻根。”

四、方言与文化心态

这里说的文化心态指的是在一定地域里被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这种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当然有许多是同全民族相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在本地社会生活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

广州作为对外开放的南大门不自今日始。早在唐代，广州就是一个对外贸易的港口。那里的商业运作早已十分惯练，商品经济意识可谓广泛地深入人心，粤语口语中的一些说法就是它的表现，并且成为培育这种意识的教材。“利市”意为发红包，给红包在其他地区通常理解为送人情，在这里是希图带来更多的市场上的赢利。“着数”是对上了账，这账并不是中性的、客观的，而是有利于自己的，用普通话来解读就是“合算”。“发”、“发达”在广州话只指“发财”，看来，发财为大，其余都是次要的派生的。“卖广告”就是登广告，明明是拿钱付出的，只要有人看了、买了，广告便有了赢利的效应，粤语的这个说法是充满商业意识的。“揾钱”是找钱，这说明商业经营最重要的是找到门路，获得市场要求的信息，而不能守株待兔、坐等获利。这类方言词还有很多：“帮衬”意为光顾，“唔聚财”意为看不顺眼，“断市”是脱销，“发市”就是成交、买卖兴隆，“发钱寒”是财迷心窍，“吉屋”是空屋（空、凶同音避讳）。“交吉”是交付新房，“猪利”是猪肝（南昌话说招财，客家话说猪口赚），“走宝”是失去利益和机会。看来，生意场上是有运气的，广府人不怕死，却怕衰。在广东话，衰的本义是运气不好、倒霉，也引申为糟糕、缺德、下贱，并常用来骂人：衰人、衰公、衰

仔、衰婆、衰女、衰神都是骂人话。

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喜欢研究地域文化、分析不同城市及其市民的性格，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北京人的大气，上海人的精明，广州人的奔波，已经很有名气，厦门和成都人的闲适，也很容易理解，一说成都话谁都知道“安逸”这个多义词，和“上茶馆、吃火锅、摆龙门阵” 这几个常用词。厦门话则见面就说：请坐、泡茶、化古、仙公（闲聊）。看来，联系方言研究地域文化、体察乡情，确是一条便捷的路。

五、方言文化类型及其历史背景

所谓方言的文化类型是对于方言的文化属性的归类。方言的文化属性是从文化的视角看方言的外部特征，也可说是它的社会性格。考察方言的文化属性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

1、从方言成分的结构关系考察方言的整合力。

任何方言都是历史上多来源、多层次形成的，在形成的过程中，有的整合力强，因而内部结构规律就比较严整，这种方言可称为单纯型方言。有的整合力弱，内部结构就松散而杂乱，这种方言是驳杂型方言。凡是形成过程中某一阶段人口多、势力大、文化高，其结构依此而定型，则成为单纯型方言，如粤语是两宋时期的移民在珠江三角洲独占优势时最后定型的，粤语的主流也以此为准，是单纯型方言。若是历史上变动大，层次复杂或周边方言影响多，则方言结构可能杂乱，这是驳杂型的，比如徽州方言，它以吴语为基础，在皖南定型后，受到下江官话及赣语的影响，就变得驳杂。

2、从方言区的内部关系考察方言的聚合力。方言分布于或大或小的区域，必由许多小方言组成一个区。区内的小方言之间有的彼此比较接近，有一种权威口音，有的则分歧大而缺乏权威方言。前者可称为向心型方言，后者是离心型方言。就其历史背景而言，凡是区内的方言单纯，又有历史久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便容易成为向心型方言，如粤东的客家话，因有嘉应州的历史文化影响，各地口音和用语并无重大差异，彼此很容易通话；而粤北土话的周围，除客话之外尚有来自赣语的、粤语的以及少数民族的语言，区内又无历史文化名城，粤北土话就成了离心型方言。

3、从方言间的接触考察方言的竞争力。

近代以来，社会生活变动大，不同方言之间接触多，相互影响也大，在接触中，强势方言在社会生活里十分活跃和能产，对别的方言影响也多，是扩展型方言；弱势方言则呈现萎缩状态，受别方言的影响也大，是萎缩型方言。方言的强弱势取决于该分布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和文化的影响力，也与分布地域大小、人口多少、以及交通状况有关。珠江三角洲方言 由于历来处于经济发达地区，政治文化势力也强大，对粤西粤语、粤北土话乃至粤东的客家话、潮州话都有明显的优势和影响。在湖南和广西，湘南土话，桂北平话都属于弱势方言，就抵挡不住当地的强势方言西南官话及粤语的影响，它们的竞争力就不强，因而处于萎缩之中。

六、联系方言状况看福建的文化类型区

为大大小小的地域文化分区，概括其文化特点，虽然可以从方言文化类型、表现地方风物的方言词汇尤其是当地的民间谚语中得到许多启发，但是还必须联系该地区的历史发展过程、地理环境因素及文化的表征进行考察，也要着重考察该地区的经济主体、择业取向、崇尚的精神及人际关系等因素。这里以福建境内的几个文化类型区作一简略介绍。

闽东方言区是江城文化。闽江下游的“十邑”是闽东方言的主体，这里的数百万人口居住在闽江口上，靠闽江上溯二十多个县，沟通近半个省，加以福州古城是千年府城，旧福州靠闽江飘下的木排盖楼，在江岸、江洲种粮种果；有文化的往往占据许多肥缺（除在衙门任职之外还有海关、银行、邮电三行业）；劳动者则靠手艺营生（理发刀、厨刀、剪刀号称“三把刀”），生活可谓安稳。因此，本地人并不爱离开自己的家乡。谚语说：“七溜八溜不离福州”，五口通商之后，从福州港北上宁波、上海，南下厦门、广州，虽无太大商业运作，也曾繁荣一时。

闽南方言区（含早期属于闽南话的莆仙方言）是海洋文化。这里从宋代起就有精耕细作的农业，人口繁衍迅速，很快就显得人多地少，资源短缺。宋元泉州港培育了造船业和航海业。惠安人谢履的《泉南歌》说：“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就是这种情况的最好写照。一千年来，从泉州港到漳州月港、厦门港出发，闽南人的足迹不但遍及粤、琼、台三省沿海，还远涉东南亚各国，在那里繁衍了数千万人。远渡重洋谋生是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的，无数的灾难形成了闽南人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在这种剧烈竞争的过程中，也养成了团结互助的江湖义气。中华文化传统和乡土情缘又使他们开拓、发达之后不忘回归。漳泉厦的千万华侨历来都十分注重和家乡的联系，用外面挣来的钱带动本乡和周边的农村的建设，被人为是好汉们干的风光的事。

多闽北人的人生哲学。闽西客家山村是移垦文化。这些中原流民的后裔在那里定居后，向土著学会了刀耕火种，环境越来越差，只好不断迁徙，俗谚说，“命长唔怕路远”，这是对客家移垦文化的最好的注脚。身处客地，为了立足，他们必须崇尚正统的中原文化以增强自己的信心，以耕读为本，重农轻商、重义轻利，以维系良好的地缘；固守亲缘，坚持丧葬祭祀诸礼，以维系大小家族的团结。坚持说客家话，固守语缘，来维系族群的向心力。这许多鲜明的客家传统也正是由许多褒贬义十足的语词和俗谚来传承和固守的。“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宁卖身，不卖音”就是客家地区常有的说法。

第四篇：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

普通话也是方言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和北方方言为基础，这里的北京语音并不包括北京的土音，北方方言也并不包括北方的土语；这里的北方的含义是广义的，包括我们江淮一带。这样，普通话的词语中，扬州方言也占有一定的比重。扬州方言是江淮官话（俗称下江官话）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属于北方方言。当然，普通话中也不包含扬州方言中的土音土语。普通话是提炼多种方言后的结晶，是方言的升华。方言的形成

方言起源于部落语和部族语，是汉语的地方变体。方言的形成是不发达地域之间缺少沟通的结果。现在，越是不发达的地区，方言的种类往往越多。世界上大约有3500种语言，其中非洲就有1140种。方言的价值

方言本身确实也是一种文化，还是一种情结。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方言能继续发挥增进乡情、亲情的作用；在艺术领域，有继续发挥繁荣民俗文化的作用。试想若用普通话演唱苏州评弹或说扬州评话，那就不成其为地方艺术了。方言具有相当的使用价值。

但普通话毕竟是在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要高于方言。普通话的音素更为齐全，且用四声调配，节奏感、音乐性强；普通话的词汇和习语空前丰富，更富于表达功能。如果用普通话和方言分别唱歌，或朗诵散文、诗歌，或宣读政府声明，感染力与效果就明显有别。方言终将消亡

目前世界上的语种尽管有三、四千之多，但被各国定为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的也就65种左右。由于共同语的建立，各种语言的方言都在逐渐衰退，方言的作用日益缩小。

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也是相互影响的。普通话的逐步普及，必然会对方言语音逐渐产生影响，吴语中的王黄两姓不分，扬州话中牛刘读音无别，林凌、苏舒等读音相同的现象终究会要变化的。方言也必然会从普通话中吸收大量词汇，同时摈弃一些只有读音而无相应文字或已明显不合时宜的词语。但这种变化并不是方言的退化，而应看着是方言的进步。当然，普通话也会不断地吸收从方言中流传开来的词汇。随着我国经济、科技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各地的方言必然会趋同，将逐步统一在普通话的旗下。

当然，方言的消亡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就像资本主义必定会消亡一样，谁也说不出会是在什么时候。从目前发达国家来看，尽管他们的民族语早已普及，但方言仍然普遍存在。英国英语以牛津音为标准音。但如你去伦敦旅游，街上能不难听到当地土音及带苏格兰或威尔士腔的非正宗英语

就我国目前情况看，方言远未进入消亡阶段。有些地区由于经济的发达和扩张，当地的方言还处于发展阶段，甚至有外溢现象。说“世界上每年都有语言在消亡”，甚至说“每天都有一两种方言消亡”，是言过其实，是不可能举出实例来的。

方言无须保护

方言的产生，发展，衰退与消亡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的必然。方言无法保护，也保护不了。语言是人们进行思想交流的工具。是工具就得不断改进、更新，以至扔掉落后的，用上更先进的。鼓励同一方言地区的人群总是使用方言是办不到的。随着人们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文明水平、生活质量的提高，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甚至是中老年人也喜欢说一两句普通话了。

由于普通话的学习和使用同接受教育，对外交往密切相关，年轻人爱说普通话往往能借以标榜自己的文化档次。有时候，一个人说话的发音、用语和语调确实可以成为这个人的文化高低和气质雅俗的一个标志。开设地区语言课也是行不通的。以扬州方言为例。很多方言词语只有语音而写不出文字来。有些词语口头说说时并不在意，但一旦写了出来却发现难登大雅之堂。比如江苏里下河地区的“屙尿”（小便）、“晓不得”（不知道）等。发达的语言的特点之一是特别富于同义词，中古时期的英语往往就能有三个同义词表达同一个概念。三个词当中，一个来自古英语，一个来自法语，还有一个来自拉丁语。而江苏苏北里下河地区方言中的“兜”字，一个词却能表达无数意义。如“曾兜了没有?”（吃饭了没有?）“我兜（打）了他两下。”“我兜（骂）了他两句。”“我兜（睡）了一觉。”“我兜（买）了两斤”等。要开设方言课还得有教材，课本的内容得从大量的用方言写作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去选择。要学好方言还要有较高水准的词典来规范方言的字形、读音和用法。目前，这些条件好像都难以具备。

总之，我们认为普通话一定要大力推广。但目前应该是“双语”的语境，在正式场合要坚持说普通话。在日常生活中可让方言继续发挥增进乡情亲情的作用，在艺术领域中提倡用方言来继续发挥繁荣民俗文化的作用。

第五篇：山西方言与山西文化

山西方言与山西文化

在中华方言大花园中，山西方言是最有价值、最为珍贵的一个品种。山西人说的山西话，即是山西方言。可以说，没有山西方言也就没有山西文化。

放之历史长河，山西方言与山西文化密不可分，山西方言与山西文化的关系确实源远流长。而以发展的眼光看，山西文化既靠文字传承，也靠语言（即方言）传承。可以肯定，没有语言的传承，山西文化是流传不到现在的。山西方言中的古音

对照许多北方方言看，山西方言是最接近文言的方言，而文言是沟通现代人和古代人的桥梁和纽带，是高雅的语言！可以说，现在太原人、晋中人说的方言，就是当时唐朝人甚至是更久远的祖先说的话。在中华方言大花园中，山西方言是最有价值、最为珍贵的一个品种。

时代在变化，语言在变化，方言也在变化。而正是由于山西山川阻隔，地域封闭，经济自给自足，语言的变化相对较慢。因此，山西方言中保留古语音较多，古文化的含量较高，这是语言学界公认的事实。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对山西方言与古文字、古语音的对应关系，对山西方言中的古文化含量，认识还很肤浅。

彭真同志的家乡，曲沃县垤（dié）上村，今已属侯马市。垤就是个古音。还有一个古字，咥（dié），吃的意思。这个字，可能除了山西人在用，别的地方人已经不用了。晋中、太原方言中常用这个字。如，今天咥了一碗拉面，咥了个过油肉。咥字本意是吃，长期使用中产生延伸变异。还有“咥便宜”的说法。如某公买了二斤豆腐，顺手拿了根葱，回来告老婆说，“咥了个便宜。” 山西方言与古诗词

山西历史上出过许多大诗人，如白居易、柳宗元、王之涣、王维等。当时这些唐代诗人肯定不会说当今的普通话，用普通话去朗读唐代山西诗人的作品，许多韵味出不来。有时心里不免嘀咕，白居易的诗不押韵呀！但又不敢说，怕人家笑话自己没文化，白居易是历代公认的大诗人嘛！

实际上，这些唐代大诗人当时都是说的山西话，山西方言。目前汉语各方言区中，只有山西方言、江浙方言中含有大量入声字，尤其是晋中、太原一带方言中含入声字较多，诗词中许多是用入声字作韵脚的，储存了许多远古的文化信息。如柳宗元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用普通话读和用太原话读，韵味是完全不同的。

入声字确实很独特、很奇特。它的特点是发音短促、有力，尾声似乎被吃掉了，像爆炒豆子，叭叭作响。而普通话尾音较长。如山西话：公安局、一桌饭、杀割啦、改革开放。语言学界专家曾多次去晋中考察，让一些中小学老师用方言读白居易、王维等人的诗，入声字使这些古诗词大放异彩。

需要说明的是，语言学的晋语区中不包括晋南二十七县市区及广灵县，因为它们的方言中没有入声字。山西方言与音乐

山西是民歌的海洋，这是世人皆知的。山西民歌由于其地域性特点鲜明，山西韵味十足，非常优美动听，流传很广，深受全国人民喜爱。

山西方言非常有特色，很有音律感、韵律感，山西民歌只有用方言演唱才有味道，至少也要普通话里夹杂山西方言，关键字、词要用山西方言，如果用纯普通话演唱，会韵味全无。

北京一个歌唱家演唱 “交城山”，有一句“一辈子也没啦坐过外好车马”。山西韵味应该是“一（ye）辈子也没（me）啦坐过外（wai）好车马”。歌唱家唱成“一（yi）辈子也没(mei)啦坐过那好车马”韵味全无，听着不舒服。

还有一个歌唱家演唱“亲圪蛋下河洗衣裳”，把“双圪顶”跪在石头上，改成“双膝盖”跪在石头上，本意是想用全国人民都听懂的语言推广山西民歌，这一改，使得生动的左权民歌变得索然无味。

而民歌大王石占明演绎了许多山西民歌，除左权民歌外，其他民歌也是唱得有滋有味。他满口左权话，在京城闯荡几年，是略带京腔的左权话。他的歌有味又听得懂，在全国各地舞台上大受欢迎。山西方言与戏曲

山西是戏曲大省，剧种繁多，剧目丰富多彩，各剧种名家辈出。各剧种之所以深受群众欢迎，与浓郁的地方特色分不开。首先，剧情大多与山西有关，如“打金枝”“下河东”等等；其次，音乐曲牌是当地的音调；第三，道白用的是方言。尤其是方言的运用，使得地方戏剧妙趣横生，大受欢迎。曾经有一段搞戏曲改革，音乐朝歌剧方向走，道白用京腔，弄得不伦不类，丢失了大批观众，已经引为教训。

山西的地方戏曲大都是用方言区来命名的剧种，如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蒲州梆子，正是体现了方言与地方戏之间的密切关系。下面以北路梆子为例，说明方言与戏曲的关系。北路梆子即雁剧，以晋北方言为基础，汲取了晋北方言的精粹，这是北路梆子集地方性、艺术性于一体的精华所在。1.词汇方面

从唱词和道白中，可以看到大量晋北方言词汇。如名词：在《舁（yú）桥》剧中的“山窝”（山里面）、“光景”（日子）、“莜面山药”“莜面推窝窝”“凉拌山药丝丝”“骨拐”“旱船”。在《血手印》剧中的“这边厢”“那边厢”。如动词、形容词：在《三堂会审》剧中，“打量我命难保全”（打量：估计、约摸)；《醉陈桥》中“手扳着垛口往下瞧”（扳着：压着、按着）；“帅字旗不住空中飘”（不住：不停地)；《天剑除》中的“我心想做生意褪褪穷毛”（褪褪穷毛：即脱贫致富）；《舁桥》中的“倒灶倒灶真倒灶”（倒灶：倒霉）。这些方言词语在剧中的运用，叫人听来亲切自然，贴近人民生活。2.叠音词的运用

山西方言尤其是太原晋中方言中用叠音词较多。如冰糖蛋蛋、花生豆豆、电线杆杆、花袄袄、板凳凳。《舁桥》中的“阴沉沉”“血淋淋”“哗啦啦”“雾茫茫”；《访白袍》中的“清风飘飘，细雨霏霏”；《打代州》中的“黑压压”；《血手印》中的“悲风呼呼响，胡天叫地两茫茫”。这些叠音唱词在剧中起到了烘托气氛，渲染场景的作用，给人生动形象的感觉。3.谚语、俗语的运用

北路梆子的道白、唱腔，不仅大量运用方言土语，还用了方言中的俗语、谚语。《舁桥》，中的“饿得前心贴后背”“好你老婆子，和老咸菜一样——黑心”增加了幽默、诙谐的艺术效果；“这老婆子不够数——一定是个二百五”用顺口溜来刻画人物，更加生动。

我省各剧种在运用方言中大致如此，因此也紧紧吸引当地群众，使之流传久远。方言是地方戏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没有方言就没有地方戏。幽默生动妙趣横生的山西方言

山西方言充满了幽默感，说起来使人的表达更加生动、形象、准确。以前人们打煤糕时要去煤场买煤，常听人们说：“有面子的没面子，没面子的尽面子”，讥讽走后门、拉关系。反动军阀阎锡山搞三自传训时说的一句话：“没有关系找关系，找下关系没关系。”意思是要说你不是“共党”，就找关系来证明，找来证人就没事，找不来就按“共党”处置。这种一语双关的表达使人一听就明白，记忆深刻。

山西方言中对“二”的运用，简直妙不可言，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如“二流子”“二癞子”“二百五”“二不楞”“二愣子”“二傻子”“二姑娘”“二闺女”“二杆子”“二鬼子”“二五眼”“二饼子”（眼镜）、“二道贩子”“二把刀”“二球货”。山西方言中“二”打头的词多为贬义词，为什么不用一、三，一定要用二，说不清。现在又有发展，如“那人不行，有点二”。过去惯用语中有“起二心”，“忠心不二”。

山西方言中语汇确实丰富生动。在太原地区，一个“头”字，有三种说法：太原城里人叫“得老”，小店一带叫“得老蛋子”，柴村一带叫“骷髅”。晋中一带说的“谝打”“倒歇”就比“聊天”生动、亲切得多。“溜舔”就比“拍马屁”更为形象、生动。类似的语汇较多，与普通话相比，山西方言更为丰富多彩。如：黑眯洼眼、球眯性眼、死眯处眼、死皮赖脸、圪出打蛋、黑操烂

五、假迷三道、肉头性脑、光眉俊眼。语音辨异、乡音出彩

说山西话十里不同音，确实不为过。山川阻隔，封闭自足的经济文化圈，造成了五花八门的地方口音。方言除了用文字记录、表达外，重要是靠语音来表达意图、交流信息，传递感情。在山西方言众多的支系中，我认为最具幽默感、最具代表性的当数五台话（包括定襄话）和平遥话了。五台定襄话的基本特征是把所有发ang的音，统统发为an，这就是打开五台、定襄话秘密的钥匙。如钢（gan）铁公司、阳（yan）光(guan)灿烂。而平遥话的特点是把an的音发为ang。如平遥人说展览（zhanglang）。而与平遥相邻的介休，又是把发ang的音发为an。有一句笑话，介休人说，张（zhan）部长(zhan)，我（e）上（shan）了你的当（dan）了。刚调来的张部长听罢，气得晕过去。人家听成，“张部长，我骟了你的蛋了！” 山西方言与移民的关系

历朝历代，由于屯垦戍边、开发新区，大规模移民是常有的事。移民一方面造成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又使不同地域的文化发生交流，产生新的文化。人口的迁徙在促进文化发展的同时，也使方言随着迁徙人群大跨度地转移。几个相隔千里之外的地域人群，几乎操着相同的方言，可能是移民带来的语言现象。比如长治方言区、黎城方言区，人们说肉为（yòu），说人为（yin）。这与辽东方言、胶东方言是一致的。究竟谁是源、谁是流，尚不清楚。但推测，山西为中原腹地，辽东、胶东较为偏远，山西应为源，辽东、胶东应为流。运城许多地方说街（jie）为（gāi），赶集为“赶街（gāi）”。这与云、贵、川、湘、鄂的方言是一样的。运城一带在汉唐时是京畿之地，出去做官、经商的人多，把当地语言带出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而当时云、贵、川一带尚属蛮夷之地。源流关系应该是清楚的。山西境内古交、娄烦、静乐与沁源的口音有着惊人的一致，以至于经常错把静乐人当成沁源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大跨度的方言相近现象，尚待专家考察论证。

山西方言是山西文化的载体，如果没有了载体，文化传之不远。为此，我们有必要像研究山西文化那样研究山西方言，像保护山西文化那样保护山西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