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巴蜀方言与文化
10.31 一．方言在语法方面表现出更强的地域性，在语言系统中受到社会因素影响最直接的也最能反映该语言所使用的地域、社会、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及其变迁过程的是词汇。巴蜀汉语方言说“清早起来三道快，猴子老虎与妖怪”。巴蜀汉语方言也不例外，迷信的人特别忌讳说凶猛的动物和鬼怪，尤其是早晨。旧时巴蜀人尤其忌讳说老虎。主要原因与清初巴蜀闹虎患有关。只要沾了与“虎”同音的字，往往说成“猫儿”。“栽秧的女婿，打谷的舅子”。第一：巴蜀习俗：主人盛情款待栽秧人，每日吃五顿，有酒肉之类。第二：打谷时伙食相对差些，但饭管饱，菜品较简单。第三：因平时善待女婿，一般比款待舅子好。固有此谚语。二．“喂年饭”
1.旧时腊月三十晚上吃完年夜饭后给果树喂年饭，也说“挨刀饭”
2.一般是家庭主妇右手拿刀，左手端一碗汤菜饭，带上两三个小孩走进自家院子的果树，大人问：“结不结？”小孩答：“结。”大人又问：“结好多？”小孩答：“千是千，万是万。”大家同唱“砍两刀，抹点饭”俗以为以后果子会丰收。三．语言与历史文化的关系
学术界早有论述，罗常培不仅指出了语言学的研究要扩大范围，要联系其他社会现象和意识，阐扬语言学的原理，而且还写作了国内将语言与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第一部专著《语言与文化》 四．今天在巴蜀地区汉语方言的主体是官话方言。其中有两个主要的分支：一支分布在成都，重庆，等广大地区；另一支沿岷江而下，分布在岷江以西及以南区域。这两支分别是：湖广话和南路话 11.13 一．巴蜀地名
1.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们给自然、地理、实体、人群聚居地以及后来的行政区划所起的别称。
2.巴蜀的地名是巴蜀人在生产活动、社会交往中用来为区域内某个具体地点进行指称的专有名称。与巴蜀自然和人文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也是巴蜀历史和巴蜀地区的人们生活的忠实记录者。
3.巴蜀地名的形成：有两个主要的途径：①是历朝统治者的命名；②是巴蜀老百姓在生产生活中的约定俗成。巴蜀地名的形成和变化不仅反映了巴蜀社会历史的发展，民族的兴衰，而且更真实地记录了巴蜀人的生产生活状况。通过地名可以了解巴蜀的地形，地貌特征，森林植被，人口分布，风俗民情，宗教信仰，历史文化以及动物繁衍等情况。二．巴蜀汉语方言
1.作为巴蜀地区全民通用的交际工具，巴蜀汉语方言是一个完整、自足、相对独立的体系。2.只由巴蜀汉语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等诸要素构成的语言系统。
3.包括各个子系统中与共同语不同的部分，也包括其中与共同语相同的部分。4.“盖不到脚背”
①指做事情有头无尾，要别人来收拾残局。应与丧俗有关。在双流、巴县等地人死后有“盖铺盖”的习俗，即闭殓前夕将亲友特制的丧被盖在上面。被子一定要上齐胸部，下一直盖到脚趾尖处
②这是死者入殓前的最后一道程序，做的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对故去者的态度及在生后辈行事的准则，份量级重；如果没有盖住脚背则对死者大不敬。
③用于骂人的话。语意就相当重了，意思是：将或死了，寿被将脚背都盖不到。④此同后衍生出前后矛盾之意。今巴中、重庆方言仍存。
5.巴蜀汉语方言不仅能体现当地的风俗民情还能显示出当地人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审美心态、文化旨趣。
巴蜀得天独厚，江河纵横，水源充沛，沃野千里，号称“天府之国”。所以发展烹饪的物质基础十分雄厚。11.21 一．按照黄雪贞对西南官话的分区，巴蜀境内的官话主要属于西南官话的成渝片区，少数点属于灌赤片区，个别点属于贵昆片区和黔北片区。二．贵州遵义方言和重庆两地方言之间的关系 1.贵州遵义与重庆比邻，两地方言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遵义方言不管是语音，词汇还是语法，都不得不让我们将其归入巴蜀汉语方言。
2.这应该与遵义在行政区划上曾缔属于四川同时也与遵义历史上为巴蜀等地移民南下的重要通道有关。移民也将自己家乡的语言带到了遵义并且完整地保留了下来。3.我们在遵义县，绥阳县本地调查所获族谱墓碑铭文与方言材料即为明证。比如“尾巴根儿”——尾巴；“棺材”——木头；“细娃儿”小孩；“遇缘”——碰巧了；“搞灯儿”——做什么。等的用法。表示“怎样，如何”的——“啷革，那样”等的保留则与今天川东的典型方言词汇相媲美。
三．川西成都东山客家方言岛
1.巴蜀境内最大的客家方言岛，位于成都市东、北方向的浅山和近山地带。
2.在地理上连续分布，涉及成都市龙泉驿区及其接壤的成华区，锦江区，新都区，青白江区，金堂县等地的二十六个乡镇。
3.成都的客家人的祖籍主要是粤东的王华，梅县，兴宁一带。当地人把客家人称为“广东人”或称“土广东”。把客家方言称为广东话，把巴蜀汉语方言称为湖广话。四．巴蜀人有吃九大碗的习俗
1.九大碗本指宴席上的九道菜。其做法随时代发展分为新式和旧式两种。巴蜀人遇红喜事一般要举办九大碗，宴请客人。2.之所以将赴宴称为“吃九大碗”，因为巴蜀民间视“九”为吉数，一、三、六都与九有关，3+6得9,3x6得18,18又是9的倍数。
3.巴蜀民间举办喜宴时菜肴的总数一般要取9或3、6、9的倍数并且宴席上的不少菜名要暗含3、6、9。比如“红烧三鲜”、“韭菜肉丝”。11.28 一．巴蜀汉语方言
具有三个特征：①基于多民族共居与移民文化所开放性特征。②基于盆地环境和农耕社会的传承性特征。
③基于地域文化、心态和审美意识的幽默，诙谐性特征。二．五更鸡
1．因古诗“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2.也称“焐羹箕”。类似小煤油炉的小型炊具。
3.多以竹，篾，或锡制成，内制油壳加上棉线芯子点燃，以煨羹，粥，热汤药等。三．姓氏隐语
1.巴蜀汉语方言姓氏隐语非常丰富，俗传是因为从前绿林豪杰犯了法防止官府逮捕，故意以谐音字来隐姓埋名。
2.巴蜀姓氏隐语一般带有词缀。一类是以前缀为“老”构成的姓氏隐语，一类是带“子”，“巴”或“里”的姓氏隐语。
3.有时一个姓不止有一种隐语。一种隐语也不止表示一个姓。例：姓“黄”——老耙，姓“陈”“程”“成”——老漂，老浮。四．巴蜀方言的词语的产生和流行与历史文化的关系
1.汉语方言是汉语在历史发展中的地方变种。造成这种与共同语不同的外部条件最重要的就是地域、历史文化因素。
2．巴蜀汉语方言的词语的产生与流行与历史文化的关系紧紧相连。3.巴蜀汉语方言词语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突出。不少词语的产生和流行实际上是历史文化在语言、词汇上的沉积。历史文化直接导致了一部分巴蜀汉语方言词语的产生。
4.巴蜀汉语方言词语是历史上形成的，其语义系统表现出鲜明的巴蜀历史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和发展方向深受巴蜀文化的制约，因此联系巴蜀历史文化研究巴蜀汉语方言词语是十分必要的。
5.元、明之际长期的战乱以及自然灾害使得巴蜀的人口急剧下降，大批湖广人避乱入蜀或避兵入蜀，外省大举向巴蜀移民。12.12.一．巴蜀汉语方言词汇的范围
1.方言词汇的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巴蜀汉语方言词汇指巴蜀汉语方言中词和固定短语的总汇，包括巴蜀汉语方言所使用的全部的词和固定的短语。既包括与共同语言不同的词，也包括与共同语言相同的词。
2.狭义的巴蜀汉语方言词汇主要是指历史上传下来的方言固有词汇。站在现代汉语共同语词汇和方言词汇的角度来分析，这类词汇大致可分为两类。
3.一类是巴蜀汉语方言词汇古已有之，从而历史上继承下来同时又与普通话说法一致的词汇；另一类是人们常常会遇到语言态度转变的问题。二．语言态度的转变是巴蜀客家方言变化的内在动因 1.巴蜀各地的客家人基本上都操双方言，在双方言区，人们常常会遇到语言态度转变的问题。2.长期以来，巴蜀客家人仍然恪守着“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卖了祖宗言，三代不团圆”的祖训。至今仍保留着他们的语言和风格。3.近年来，“不卖祖宗言”的祖训却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语言态度变化的结果，是渐渐放弃了原来对本族方言的忠诚，让别的方言随意渗透，最后导致本族方言在别的方言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异。有的甚至主动放弃了对本族方言的使用。
4.近年来，巴蜀客家人会说客家话的比例成直线下降趋势。以前娶进门的媳妇不说客家话往往会遭到责骂，现在，大家认为无所谓。
5．于是，在一个普通的客家人的家庭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老年人坚持讲客家话，青少年满口官话，中年人对内说客家话，对外说客家话。由此可见，语言态度的转变是巴蜀客家方言变化的内在动因。
三．与巴蜀客家地区把客家人冠以“广东”的称谓相应，巴蜀客家方言在各地也多冠以广东省名或称为“广东话”或称为“广东腔”。四．巴蜀汉语方言无入声区内古入声区的消失，大体上是分别整体归并到舒声中的某一调类中，巴蜀客家人读书的时候，往往使用当地官话方言，而说话是则使用客家方言。这是一种特殊的文理土白现象。五．丑扮灯儿
1.川北灯戏，多以丑为省美焦点。特别是丑扮灯儿。2.川北谚语说：“无丑不成灯儿，有丑好扮灯儿”。3.此词此后喻指扮丑脚。六．新词的产生
在任何时代都是词汇发展的变化的普遍现象，巴蜀汉语方言也不例外。如民国初年将行为端正，而有些迂腐固执的人称为“方先生”——走方格格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却称为“操正步的”。
“头戴帽子三尺高，白布衫儿身上穿，手拿一把阴阳伞，嘴含一根长烟杆”——形容抓魂二鬼。
七．川菜中蒸菜出笼上桌前有一“翻碗”习俗
1.川菜中蒸菜通常的做法是：把主菜铺在蒸碗的底部，辅料盖上，再上蒸笼蒸熟，辅料的味道便能充分的进入主菜。
2.上桌前，需有“翻碗”这个程序。即将菜扣翻入盘中，主角便展示出来，并且外形美观。3.如川菜中的烧白：咸烧白用上单独上不得台面的洋芋，芋头，红苕，南瓜和着不能单独上席的芽菜，把肥瘦相间的五花肉衬在上面；甜烧白则软，糯，黏，糍。想的糯米饭和着晶莹剔透微见紫光的夹沙肉，养眼，养心。12.19 一．巴蜀方志中的语言资料
1.利用巴蜀方言中的语言资料可以研究巴蜀方言中的历史音韵，词汇，语法，乃至巴蜀的地理环境。
2.巴蜀方志所录方言材料存在较大缺陷，缺乏精确性和系统性，许多巴蜀方言词汇和语音并不能准确描述。
3.我们在利用巴蜀方志中的语言资料研究巴蜀方言的时候，要注意根据“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将这些语言材料很语言学的有关理论紧密结合。同时还要结合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认真分析，深入探究，实事求是，力求得出可靠的结论。
二．巴蜀客家人认为大地为一条巨大的鳌鱼背负着，一但鳌鱼稍有眨眼之类的细小的动作就会发生地震，因此，巴蜀客家俗话说：“鳌鱼眨眼地翻身”。
三．新词的使用导致了巴蜀汉语方言中新词语逐渐取代旧词语，并且加速旧词语的消亡。1.《蜀语》《西蜀方言》《成都通览》以及清代民国年间巴蜀各地的方志都记录了当时巴蜀汉语方言的很多词语。近现代作家用巴蜀汉语方言写成的文学作品《死水微澜》（李劼人）、《南巡记》（艾芜）、《在其香居茶馆里》（沙汀）、《春潮急》（克非），以及民间用书《耗子告猫》、《八字斗虫》、《盗扇骂牛》和巴蜀各地的山歌、民谣、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也收入了当时的大量的方言土语、词语。
2.如果把今天的汉语方言词语同一百年以前的巴蜀汉语方言词语对比，甚至通更近一些的巴蜀乡土作家李劼人、沙汀、艾芜等的作品中的方言词语相比较，就会发现，旧词语的消亡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正在加速进行。
3.巴蜀汉语方言词汇的演变呈现想着普通话靠拢的趋势，而各地的方言又向成都官话，重庆官话靠拢。
新词的广泛使用，导致新词语逐渐取代旧词语并加速旧词语的消亡。
四．巴蜀地区的饭店卖饭，把平平两碗饭扣在一个碗里，将这满满的一碗饭称为“帽儿头”
“酿豆腐”
1.这是一道四川客家名菜，2.做法为：将豆腐切成四方块，中间挖空，将洗净泡软的香菇，榨菜剁碎，加入调料和匀，放入豆腐中心蒸熟淋上酱油和香油后食用。
3.这道菜在成都隆昌、仪陇的等地的客家均已不见，唯有西昌客家地区至今盛行。五．在旧时的巴县有一句俗谚：“柑子龙，童子龙，求子人家开门迎”。民间以为每年都有“柑子菩萨”和“童子菩萨”的生日，这一天，人们用柑子茶香扎制成龙，由无子人家挑选聪明伶俐的男孩子舞动，有“送子，得子”寓意。
第二篇：巴蜀文化
巴蜀文化是华夏文化的一个分支。中国四川盆地中成都的蜀和重庆的巴所代表的文化。蜀文化以成都为中心，包括盆地西部及陕南、滇北一带。传说，早建有地方政权，至公元前316年为秦所灭。考古发现，商至西周时，蜀人与黄河流域民族即有文化交流。出土商代后期陶器如深腹豆形器、高柄豆、小平底钵等，虽具地方特色，但铜镞、铜戈、铜矛却为黄河流域常见器形。出土的西周至春秋的玉石礼器与中原所出者一致。巴文化最早源于湖北西南的清江流域，后活动于盆地东部及附近地区。西周时，建有巴国，受蜀影响，始有较高水平的农业。蜀文化以成都为中心，包括盆地西部及陕南、滇北一带。传说，早建有地方政权，至公元前316年为秦所灭。考古发现，商至西周时，蜀人与黄河流域民族即有文化交流。出土商代后期陶器如深腹豆形器、高柄豆、小平
巴蜀文化
底钵等，虽具地方特色，但铜镞、铜戈、铜矛却为黄河流域常见器形。出土的西周至春秋的玉石礼器与中原所出者一致。巴文化最早源于湖北西南的清江流域，后活动于盆地东部及附近地区。西周时，建有巴国，受蜀影响，始有较高水平的农业。后与蜀同时为秦所灭。代表巴文化特征的有出土战国时的圆刃折腰钺，短骹式弓耳矛及甑、釜、鍪配套的铜容器
文化特点
1、总体上，巴蜀文化绵长久远、神秘而灿烂，可坐享天成，亦可以行卒而生；可无为逍遥，更因刀剑而存。
2、文化上兼容儒释道，以道，注川人风骨；以儒，举川人仕进；以释，去川人彷徨；进退之间，死生契阔。
3、蜀人从容，却含惰性；巴人明快，失之浅薄；瑰宝陆离，多附鬼气；人文荟萃，最是诗人。
4、巴蜀之地向来称为四塞之国，不可谓不封闭，然则多川汇流，昂然出三峡，成大江东去之势，尖锐，奔腾，苍茫，颇让人喟然感叹。
5、蜀中自古多才俊，蜀中自古少大将，多少豪情，多少志气，都削成丝丝缕缕花絮，化作点点滴滴闲情，粘满着春花秋雨，汇入大江大河，消失于无影无踪。
巴蜀文化是源远流长、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一支奇葩，在中华民族文化谱系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对于川渝地区各族同胞而言，巴蜀文化就是我们世代生存之根、流淌之脉、发展之魂。巴蜀文化有许多独具的特色和辉煌的亮点，足以令我们对先辈的创造感恩和自豪。三星堆、金沙等文化遗址的惊世发现，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这里是长江上游的文明起源中心，改写着中华文明的历史，并显示出古蜀文化具有永恒的魅力。周秦以来，中华思想文化素以儒学、道学为主干，佛教传入后，更以儒释道交融互补为特色，而蜀地既是仙道的发源地，也是天师道的创教地；儒学自西汉起就在此代代传承，有“蜀学比于齐鲁”的评价；其后佛教西来，巴蜀又出了许多高僧大德尤其是禅学大师。蜀学有哲思传统和文史之长，“易学在蜀”、“史学莫隆于蜀”、“文宗自古出巴蜀”、“自古诗人例到蜀”等评语，无不彰显巴蜀文化的璀璨夺目、成就非凡。巴蜀的音乐、舞蹈、碑刻、石窟、绘画、刺绣等享有盛誉，成都有全国最早的国家画院和著名画派。巴蜀是我国的人类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密集的聚宝盆，文化旅游的品味很高，成都并成为“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的固定举办地。巴蜀在水利、天然气开采、钻井术、印刷术、天文、数学等科技领域都曾独占鳌头，引领潮流。巴蜀地区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大的移民区域，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互动，导致巴蜀文化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包容性、创新性和辐射性。巴蜀同源、同囿，是同中有异的复合型文化共同体，蜀人喜文好乐、精敏轻捷、诙谐幽默、富于想象力，巴人天生勤勇、敦重厚义、豁达豪爽、刻苦耐劳，所谓“巴人出将，蜀人入相”，大致道出了两者文化性格的差异。几千年来，尤其是百多年来向现代转型时期，巴蜀文化哺育和造就了众多的杰出人物和文化精英，他们的道德、功业和文章永远值得后辈怀念和弘扬。在遭遇汶川大地震的抗灾和重建过程中，四川人民表现出的英勇、睿智、大爱、感恩，也都凝聚着巴蜀文化长期浸润、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人文世界进入了史无前例的大接触大交融时代，国际范围内的竞争不仅是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的竞争，还更加深刻地表现为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我们一定要高度的文化自觉，十分珍视本土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不能轻率否定，妄自菲薄。要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立大志愿，用大手笔来传承、整合、弘扬巴蜀文化，致力于培根、延脉、固本，使传统文化更加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在提高全民素质，推进文化强者，共建美好精神家园的进程中发挥巨大的力量。
立大志愿，用大手笔传承、整合和弘扬巴蜀文化，要抓牵头的东西，抓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和很大带动性的项目，这就是已故省老领导杨超、杨析综两同志（生前均兼任四川省中华文化学会会长）在十年前就提出的《巴蜀文化通史》和《巴蜀全书》这两项文化工程。可以告慰两位首倡者的是，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重视和领导下，在众多学者专家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下，这两个文化工程不仅都已先后立项，并且都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巴蜀文化通史》是省委批准，在2006年启动的西部文化强省建设重点项目，由省委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协调小组领导，依托省社科院，组织川渝两地学者共同完成。《巴蜀全书》不仅是省的重点项目，更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支持的重大项目，已在2010年正式启动，由四川大学担纲，组织校内外学者专家分工承担。这里我侧重说一下《巴蜀文化通史》的进展情况。
《巴蜀文化通史》经过反复推敲，采用了“通论＋专题卷＋大事记”这样一种新的综合体裁，共22卷，即：通论卷，农业水利文化卷，工商文化卷，城市文化卷，建筑文化卷，交通文化卷，民族文化卷，移民文化卷，宗族会社卷，宗教文化卷，教育卷，哲学思想卷，史学卷，科技卷，巴蜀方言卷，文学卷，艺术卷，传播文化卷，民俗文化卷，文献要览卷，大事记，研究论著索引。这里包括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行为习俗文化等相互关联的层面，要求在对巴蜀文化相关资料深度挖掘、力求全面占有的基础上，在纵通、横通和会通上下功夫，对几千年来的巴蜀文化作出全过程、全方位的回顾和总结，盘点其辉煌成就，展示其众多亮点，找出其特色和规律，既集前人研究之大成，又对尚存的若干难点与谜团努力作
出有理有据的阐释，探索传统的巴蜀文化如何与现代化契合来进行选择和创新，使它在新的时代大放异彩。完成这样一部继往开来，具有开拓创新意义的高质量学术著作，实践中碰到的困难很多，从每卷书的提纲到文稿，都经过反复推敲、修改，今年进入了定稿阶段，力争在2014年全部出版。
巴蜀是“文化旧邦”，文化典籍极其丰富。《巴蜀文化通史》多卷本里，有文献要览卷，这为编纂《巴蜀全书》作了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学术研究性的《巴蜀文化通史》共约900万字，而收集和整理巴蜀历代文献的《巴蜀全书》，总字数将以亿计。这两个项目相互配套，相得益彰，面世之后，将对巴蜀文化几千年来的发展和巴蜀文化概念提出七十多年来的研究工作起到集其大成和构建新的研究平台的作用；对于建设文化强省、构建和谐四川尽可能发挥出立其大本、凝聚人心、导向助推的作用；对于研究中华文明尤其是长江上游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起到提供翔实资料和学术见解的作用；对巴蜀文化的各个层面、各个专题领域，起到总结规律，开拓视野，引领研究，带动发展的作用；对于巴蜀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尤其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和坚实的学术依据，起到启发思路、激发灵感、挖掘和利用潜在文化力的作用。同时，这两项文化工程的实施，有利于改变大学、科研机构力量分散、各自为战的状况，将会加强文化研究力量和人才培养，起到整合、团结、壮大老中青结合的社科研究队伍的作用。《巴蜀文化通史》和《巴蜀全书》的编纂出版，将会缩小我们同地域文化研究走在前列的省市之间的明显差距，提升我们对巴蜀文化研究、应用的层次和水平，有利于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有助于争得本土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平等对话的话语权，增强我们的文化竞争力和软实力。这些，就是完成两项工程的重大文化价值和深远战略意义之所在。
第三篇：汉语方言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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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方言与文化--吴语之台州方言
时光荏苒，历史变迁，自古以来，语言是人类交际的桥梁，是传递文明的媒介。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域辽阔的国家，更拥有56个民族，语言丰富特色鲜明。我的家乡台州位于浙江沿海中部地区，当地的话称为台州方言，属于吴语。
吴语又称吴越语、江南话、江浙话，是一支派生于汉藏语系中上古汉语的语言集和吴语是中国境内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其形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吴语与吴越文化、江南文化血脉相连，“醉里吴音相媚好”。江南人的方言，有它独特的娇柔，而台州方言却存在一股大雅之气。
台州方言属于吴方言的一种，有关资料显示，台州方言大部分来自古语，故有“古语活化石”之称。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普通话普及，我们年轻人对方言的接触却是越来越少，只有难得回家一次，才能和家人说说方言，但事实上很多方言也都是讲不出来了。台州话其实很有味道，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的时候，最爱看的就是《阿福讲白搭》，方言新闻节目，他们用地道的台州方言讲述台州市发生的大事小事，亲切近人，十分有趣。身在异乡，说方言是一种奢侈。偶尔在路上听见有人在用方言打电话，便忍不住驻足感慨，大概是同乡吧，油然而生亲切感。乡音--对于孤身在外的孩子是不可多得的渴求，回想高三那年，每晚伏案用功到深夜，妈妈总会过来提醒“好困高吆”，而今往往忙到凌晨却再也没有亲切的关怀。
提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台州的专属本土方言，在台州，你叫尔，他叫渠；明天叫天亮，早晨叫枯星头/枯星，上午叫早界头/早界，中午叫日昼头/日昼，下午叫晏界头/晏界，傍晚叫黄昏头/黄昏；年轻人叫后生头，姑娘叫豆娘头，男孩叫细佬头，女孩叫囡儿头，师傅叫老司头，婴儿叫 毛头娃；耳环叫丁香，手镯叫手鑨。这些话，你们的方言里有吗？
下面我就来谈一谈台州片的语言特点
台州方言约形成于秦汉间，由于台州地处海隅，故较多地保留了古越及吴语音。其在语音和词汇、语法等方面和都与普通话有较大差别。其中语音方面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台州话辅音总共有34个，分为清音不送气音、清音送气音、全浊音、次浊音。
一、声母 没有舌尖后音：zh、ch、sh。通常将[zh]发为[z]或[j]。2 舌尖后浊擦音[r]也不存在，一般发成[n]的音：“小孩”——小宁（由“小人”而来）、“日子”——捏子、“每天”——每捏（每日）、“认真”——宁jin，还有上面提过的“猪肉”。、普通话中只有m、n、l、r四个声母是浊音，但台州方言中浊音声母比较多，如b、d、g、j、s一般都发为浊音。4 舌面音[j]一般读成舌根不送气清塞音[g]。5舌根音[h]读成零声母[w]。6零声母[w]读成双唇浊鼻音[m]。7舌面清擦音[x]读成零声母[y]。8双唇送气清塞音[p]读成[b]，双唇发音时没有一股较强的气流。9“万”与“饭”，在台州方言里一律同音，声母皆读为[v](个别词汇有白读音除 外)。10“基”和“资”，在台州方言里一律不同音，前者为舌面音，后者为舌尖音。
二、韵母
台州方言是以单韵母为主体的方言，元音韵尾比较少。
1、[ai]一般读成[a]。
2、[ie]一般读成[ia]或者[a]。
3、[ia]一般读成国际音标中[o]。
三、发音
1、中平调是台州方言的主流调。临海、黄岩、椒江的部分地方有略微的中降现象。它的变调类型以”前变型“为主，其连读变调的形式和类型非常复杂。如：你这人怎么这样——你咯人咋嗯恁（悌）咯、挺厉害的——蛮杀甲咯。
2、齿音较少，鼻音一般不经过鼻子，而从喉管发出。
3、台州方言常用入声，阴平与上声比较少见。发音干脆、急促，这也是台州话不太好听的一个原因，少了份南方方言的婉转，多的是北方方言中的豪气，或者说硬气和掷地有声。
4、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地区特有的语尾助词，台州话当然也不例外。就像北京话和杭州话名词词尾有明显儿化音，虽然说两者在重音位置上有明显区别。台州方言中有：嘎、矣、唔、哦等。
文化之美在于个性，一个有方言的城市大多是有故事的城市，方言的变迁其背后是文化的变迁，也因为此，传统语境中，方言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乡情的代名词。我们提倡留住方言，并不是有意排斥普通话。确实，在语言的工具性越来越剥夺其他属性的今天，如果依然固守方言，那只会犹如一只仿制的古董让人掩鼻。但如果放弃方言，则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是一把火把祖上留下来的老宅子烧光的“昏蛋”。在文化交流、交锋、交融加剧的今天，我们提倡留住方言，其目的只是为了给城市留住根，让我们的城市保持传承，让我们的历史不至割裂。我们提倡留住方言，更不是为了和普通话抢市场，我们应该鼓励人人练好普通话，人人学好外语，以进一步扩大对外交往交流。但也应该给方言留一丝空间。
我很感激这门汉语方言与文化，能让我静下心来去了解关于家乡的一些方言，回忆起小时候的那些美好记忆。对我们个人而言，方言的最大意义莫过于此。
第四篇：方言与地域文化
方言与地域文化
按照中国的习惯，方言是在一定地域通行的、同共通语有所差异的话。就一般情况来说，在一定的地域形成了方言，同时也形成了地域文化。作为文化的载体，方言和地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说：“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语言反映民族文化，方言反映地域文化，其中的规律是一样的，前者是整体，后者是分体，二者之间是大同和小异的关系。
因此，研究语言，不了解民族文化就不能有真切的理解，研究方言也必须关注地域文化；换一个角度看，要了解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透过语言和方言这个载体便是一条便捷的途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成就正是许多交叉学科相互渗透、共同努力的结果。本文讨论方眼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希望学语言学的扩充文化的思路，学人文社会科学的也来留意自己的方言母语，共同作些考察和交流。
一、方言与地方历史
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现存的方言的许多特征只有联系地方史料才能正确理解。闽方言的语音以保存上古音多而著称，滂读同庞，展读同典，就是“古无轻唇、古无舌上”的留存。为什么全国方言中唯独闽方言保留这两个上古音的特点呢？这就要从闽语的形成时代以及后来偏安一角、又逐渐走出海洋向外发展的历史去寻找解释。东南方言的单音词多、音节界线分明，应该同古百越语及后来的壮侗、苗瑶诸语言的共处有关；北方汉语的翘舌音多以及轻声、儿化等现象，可能与阿尔泰语言的影响有关，这是民族共处和融合对语言的作用。桌子在东南方言中叫枱（上海、广州）、床（潮州、海南）、盘（邵武）。这是古来桌子的制作史的记录，先秦席地而坐，以盘为桌，汉唐的床和几一样矮，可卧可坐，可写字办公，以后有了长腿才叫卓（桌是后起字）,卓就是高的意思。称为“枱”，可能反映的是倚墙所制的固定的桌子。至今普通话的“琴床”、山西长治说的“盘床”、浙江绍兴说的“桌床”也还都保留了“床”的旧制或旧义。
从潮州到海南，那里的人都自称祖上来自福建莆田，然而在正史、野史中都难以找到具体记载，但是一些方言词汇却明白反映了潮州、雷州、琼州的闽南话是和莆田、仙游一致、而和漳泉不一致的事实：除桌子称床之外，还有白肉（肥肉）、地生（花生）、沸水（开水）等。原来莆田也属于闽南话，宋以后才同泉州分立，而潮州、琼州各地闽南话连早期莆仙话的特点也保留下来了。可见，口口相传的方言词有时比地下文物和史籍更能说明历史。
北京市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中可以发现100多条与森林和动物有关的地名（榆林、梨园、黑枣沟、鹿叫、豹峪），说明早期的京畿是林木繁茂、虎豹出没的地方。广东中部则有许多像白鹤洞、鹤边、鹤州、鹤溪、鹤田等地名，有的学者以为与粤中古俗“鸡卜”“鸟田助耕”的传说有关。这说明方言地名往往是当地历史事实的见证。
二、方言与地理环境
人类各种群落的社会生活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展开的，语言和文化的形成和演变打上了这种环境的深刻烙印。不同的环境决定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反映在方言中则有不同词汇手段的称述。随着环境的变化、社会生活的变迁，方言词汇有的相应地更替了，有的则固执地传承下来。不论是不同地理环境造成的方言差异，或者是不同时代的环境因素造成的语言变迁，对于方言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就文化史的方面说，从方言词汇也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由于气候的不同，南方种水稻、牛拉犁、吃大米，有关水稻耕作的各种名物、农事、主副食品各称及其制作方法等，各地有同有异，名目繁多。北方以麦类为主，驴马赶脚，吃面食，所用方言词是另外一套，而且同是官话区内又有各种不同。在日常生活里也有许多类似的反映。北方说洗澡、抹澡，“澡”的本义只是洗手而已，从吴语而南，说洗浴、汰浴、洗身、洗汤，“浴”的本义才是洗身；到了回归线以南就说冲凉了。与此相关，南方不见冰雪，管冰叫霜（厦门），或叫雪（广州），哪怕是后起的新词也要按照原来的套路创造，广州话还说雪条（冰棍儿）、雪糕（冰淇淋）、雪柜（冰箱）、雪藏（冰镇）、雪屐（冰鞋）、雪茸（刨冰）；而在哈尔滨，各种不同形状的冰雪的名称不下数十种：冰渣儿、冰脑子、冰流子、冰层，雪糁子、鹅毛雪、冒烟儿雪、大片雪、小清雪等等。在居处方面，北方的窑洞和火炕、窝棚、瓦房、大院，南方的木屋、石枋厝、草寮，以及与此相关的建筑材料、构造方式，都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和说法。
三、方言与地方习俗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和广大农村的小农经济的历史背景之下，我国各地形成了许多有同有异的习俗。各种习俗在不同方言中都有不同的名堂。从命名称谓、红白大事、四时节庆到民间信仰、地方神祗、行业褒贬，名目之多，难以计数。清明上坟或称扫墓、醮地、拜山、挂纸、献纸、祀地；七月十五的祀鬼，或称鬼节、七月半、普渡（在闽南，也许是因为出洋而葬身大海的人多，有初普、重普、水普、陆普各种说法，各村约定一日，轮流祭祀，邻里之间相互走访、宴请，活动十分隆重）。端午节单是节日名称就有端阳、重午、五月节、五日节、五月初五等说法。闽台共祀的地方神祗单是妈祖就有“天妃、祖妈、圣母、湄洲妈、姑 妈、娘妈、开台妈、崇福夫人”等名称；吴真人则有“吴真君、医神、真人仙师、吴公真仙、医灵真人、大道公、帝君公、紫微帝君”等等。
自古以来，为了趋吉避凶，人们创造了不少语言避讳现象。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不同的避讳。在以姓氏聚居的地方，村里人都是同姓族亲，姓氏常避同音讳。如长汀陈姓在过渡时只能自称姓浮（陈、沉同音），闽南卖苦瓜的到许厝村只能喊“卖红洋”（许音同苦），到洪姓村庄则要喊“卖苦瓜”（洪、红同音）。病、死是大家都不喜欢的，普遍有避讳的说法。病说不舒服、不安逸、艰苦、难受、吃亏，连喝药也改说喝茶。死则说老了、去了、走了、过面了、没了，在福州连小动物死了也改说“生去了”。火灭了不说熄、灭，二说“暗去、继去”。不过也不尽然，在避諱上也有因地而异的情况。闽南话连钟停了都说成死。潮州话形容词后面常常带上“死绝”作补语，表示程度很深。在广州话里，不但可说“热到死”（热死了）、“话死都唔听”，还可以说“死人！”（糟了！），死气气（丧气）、死咁做（拼命）、死桥（绝招）。
客家人入住赣、闽、粤之后，为了在客地立足，便造围屋，聚姓而居，特别讲究家族的内聚力，同宗都是“自家人”，族亲之间祖辈称公婆，父辈称伯、叔、[弥女](上下结构)，平辈则称哥、嫂，不论长幼一概不容僭越。故有“白头哥、坐地叔”的说法（白了头的是侄，地上爬的是叔）。家族之内尊奉的信条是“手指向内弯，拳头向外打”、“瓜爱连藤，人爱寻根。”
四、方言与文化心态
这里说的文化心态指的是在一定地域里被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这种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当然有许多是同全民族相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在本地社会生活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
广州作为对外开放的南大门不自今日始。早在唐代，广州就是一个对外贸易的港口。那里的商业运作早已十分惯练，商品经济意识可谓广泛地深入人心，粤语口语中的一些说法就是它的表现，并且成为培育这种意识的教材。“利市”意为发红包，给红包在其他地区通常理解为送人情，在这里是希图带来更多的市场上的赢利。“着数”是对上了账，这账并不是中性的、客观的，而是有利于自己的，用普通话来解读就是“合算”。“发”、“发达”在广州话只指“发财”，看来，发财为大，其余都是次要的派生的。“卖广告”就是登广告，明明是拿钱付出的，只要有人看了、买了，广告便有了赢利的效应，粤语的这个说法是充满商业意识的。“揾钱”是找钱，这说明商业经营最重要的是找到门路，获得市场要求的信息，而不能守株待兔、坐等获利。这类方言词还有很多：“帮衬”意为光顾，“唔聚财”意为看不顺眼，“断市”是脱销，“发市”就是成交、买卖兴隆，“发钱寒”是财迷心窍，“吉屋”是空屋（空、凶同音避讳）。“交吉”是交付新房，“猪利”是猪肝（南昌话说招财，客家话说猪口赚），“走宝”是失去利益和机会。看来，生意场上是有运气的，广府人不怕死，却怕衰。在广东话，衰的本义是运气不好、倒霉，也引申为糟糕、缺德、下贱，并常用来骂人：衰人、衰公、衰
仔、衰婆、衰女、衰神都是骂人话。
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喜欢研究地域文化、分析不同城市及其市民的性格，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北京人的大气，上海人的精明，广州人的奔波，已经很有名气，厦门和成都人的闲适，也很容易理解，一说成都话谁都知道“安逸”这个多义词，和“上茶馆、吃火锅、摆龙门阵” 这几个常用词。厦门话则见面就说：请坐、泡茶、化古、仙公（闲聊）。看来，联系方言研究地域文化、体察乡情，确是一条便捷的路。
五、方言文化类型及其历史背景
所谓方言的文化类型是对于方言的文化属性的归类。方言的文化属性是从文化的视角看方言的外部特征，也可说是它的社会性格。考察方言的文化属性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
1、从方言成分的结构关系考察方言的整合力。
任何方言都是历史上多来源、多层次形成的，在形成的过程中，有的整合力强，因而内部结构规律就比较严整，这种方言可称为单纯型方言。有的整合力弱，内部结构就松散而杂乱，这种方言是驳杂型方言。凡是形成过程中某一阶段人口多、势力大、文化高，其结构依此而定型，则成为单纯型方言，如粤语是两宋时期的移民在珠江三角洲独占优势时最后定型的，粤语的主流也以此为准，是单纯型方言。若是历史上变动大，层次复杂或周边方言影响多，则方言结构可能杂乱，这是驳杂型的，比如徽州方言，它以吴语为基础，在皖南定型后，受到下江官话及赣语的影响，就变得驳杂。
2、从方言区的内部关系考察方言的聚合力。方言分布于或大或小的区域，必由许多小方言组成一个区。区内的小方言之间有的彼此比较接近，有一种权威口音，有的则分歧大而缺乏权威方言。前者可称为向心型方言，后者是离心型方言。就其历史背景而言，凡是区内的方言单纯，又有历史久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便容易成为向心型方言，如粤东的客家话，因有嘉应州的历史文化影响，各地口音和用语并无重大差异，彼此很容易通话；而粤北土话的周围，除客话之外尚有来自赣语的、粤语的以及少数民族的语言，区内又无历史文化名城，粤北土话就成了离心型方言。
3、从方言间的接触考察方言的竞争力。
近代以来，社会生活变动大，不同方言之间接触多，相互影响也大，在接触中，强势方言在社会生活里十分活跃和能产，对别的方言影响也多，是扩展型方言；弱势方言则呈现萎缩状态，受别方言的影响也大，是萎缩型方言。方言的强弱势取决于该分布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和文化的影响力，也与分布地域大小、人口多少、以及交通状况有关。珠江三角洲方言 由于历来处于经济发达地区，政治文化势力也强大，对粤西粤语、粤北土话乃至粤东的客家话、潮州话都有明显的优势和影响。在湖南和广西，湘南土话，桂北平话都属于弱势方言，就抵挡不住当地的强势方言西南官话及粤语的影响，它们的竞争力就不强，因而处于萎缩之中。
六、联系方言状况看福建的文化类型区
为大大小小的地域文化分区，概括其文化特点，虽然可以从方言文化类型、表现地方风物的方言词汇尤其是当地的民间谚语中得到许多启发，但是还必须联系该地区的历史发展过程、地理环境因素及文化的表征进行考察，也要着重考察该地区的经济主体、择业取向、崇尚的精神及人际关系等因素。这里以福建境内的几个文化类型区作一简略介绍。
闽东方言区是江城文化。闽江下游的“十邑”是闽东方言的主体，这里的数百万人口居住在闽江口上，靠闽江上溯二十多个县，沟通近半个省，加以福州古城是千年府城，旧福州靠闽江飘下的木排盖楼，在江岸、江洲种粮种果；有文化的往往占据许多肥缺（除在衙门任职之外还有海关、银行、邮电三行业）；劳动者则靠手艺营生（理发刀、厨刀、剪刀号称“三把刀”），生活可谓安稳。因此，本地人并不爱离开自己的家乡。谚语说：“七溜八溜不离福州”，五口通商之后，从福州港北上宁波、上海，南下厦门、广州，虽无太大商业运作，也曾繁荣一时。
闽南方言区（含早期属于闽南话的莆仙方言）是海洋文化。这里从宋代起就有精耕细作的农业，人口繁衍迅速，很快就显得人多地少，资源短缺。宋元泉州港培育了造船业和航海业。惠安人谢履的《泉南歌》说：“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就是这种情况的最好写照。一千年来，从泉州港到漳州月港、厦门港出发，闽南人的足迹不但遍及粤、琼、台三省沿海，还远涉东南亚各国，在那里繁衍了数千万人。远渡重洋谋生是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的，无数的灾难形成了闽南人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在这种剧烈竞争的过程中，也养成了团结互助的江湖义气。中华文化传统和乡土情缘又使他们开拓、发达之后不忘回归。漳泉厦的千万华侨历来都十分注重和家乡的联系，用外面挣来的钱带动本乡和周边的农村的建设，被人为是好汉们干的风光的事。
多闽北人的人生哲学。闽西客家山村是移垦文化。这些中原流民的后裔在那里定居后，向土著学会了刀耕火种，环境越来越差，只好不断迁徙，俗谚说，“命长唔怕路远”，这是对客家移垦文化的最好的注脚。身处客地，为了立足，他们必须崇尚正统的中原文化以增强自己的信心，以耕读为本，重农轻商、重义轻利，以维系良好的地缘；固守亲缘，坚持丧葬祭祀诸礼，以维系大小家族的团结。坚持说客家话，固守语缘，来维系族群的向心力。这许多鲜明的客家传统也正是由许多褒贬义十足的语词和俗谚来传承和固守的。“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宁卖身，不卖音”就是客家地区常有的说法。
第五篇：《三国演义》与巴蜀文化
《三国演义》与巴蜀文化
沈伯俊
我曾经多次说过，在中国小说史上，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拥有六个“第一”，其中一项是：“论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影响，它无疑也是第一。”是的，《三国演义》与中华民族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而在广阔的中华大地的诸多区域中，《三国演义》与巴蜀的关系又特别密切。这里拈出三个问题，略加论述。
一、《三国志》与《三国演义》
要说《三国演义》与巴蜀的关系，首先就应该说到巴蜀古代著名史学家陈寿的《三国志》。
陈寿(233—297)，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人。其父曾为蜀汉将领，任马谡参军；诸葛亮首次北伐时，马谡违背军令，败军街亭，损兵折将，被诸葛亮斩首，其父亦受处罚。陈寿本人生活在蜀汉后期和西晋前期。当他两岁时，蜀汉贤相诸葛亮已经去世。他曾师事同郡著名学者谯周，担任过蜀汉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当时，宦官黄皓操纵权柄，许多朝臣都去巴结逢迎，陈寿却正直不屈，因而屡遭贬黜。炎兴元年(263)，蜀汉被曹魏所灭。此时陈寿三十一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两年以后，司马炎取代曹魏政权，建立晋朝。陈寿家居数年后，因司空张华欣赏其才华，举为孝廉，历任著作郎、平阳侯相、治书侍御史等职，曾于晋武帝泰始十年(274年)编成《诸葛亮集》二十四篇。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统一全国。四十八岁的陈寿开始系统搜集魏、蜀、吴三国史料，经过大约十年的努力，撰成《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
《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史书。陈寿身为西晋朝臣，而西晋政权是由曹魏政权禅代而来，为了维护其合法性，陈寿不得不以魏国为“正统”，书中魏国君主皆为《纪》，而蜀汉、孙吴的君主则低一个规格，立为《传》。然而，仅从《三国志》的书名就可以看出，陈寿实际上是把魏、蜀、吴三国视为平行的并立政权的，并没有故意抬高曹魏而贬低蜀、吴。从总体上看，陈寿在记载魏、蜀、吴三国的历史时，态度比较公允持平，基本上能秉笔直书。如对多次攻伐曹魏，又处罚过自己父亲的诸葛亮，他既不以成败论英雄，也不挟私嫌而用曲笔，而是在《诸葛亮传》中如实记载了诸葛亮一生的显赫功绩和崇高品德，并且满怀仰慕之情，“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这种公正求实的态度，加之取材谨严，文笔简洁，使《三国志》享有“良史”的美名，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这位巴蜀历史上的优秀史学家，赢得了后人深深的敬意。
陈寿的《三国志》也有不足之处，主要缺点是记载过于简略，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有的语焉不详，有的甚至遗漏。例如，关于对三国历史影响极大的赤壁之战，陈寿的记载就不够完整全面，有关材料分散于《魏书·武帝纪》、《蜀书·先主传》、《诸葛亮传》、《吴书·吴主传》、《周瑜传》、《鲁肃传》等不同人物的《纪》、《传》中，每一篇的记载都不够完整具体(《周瑜传》稍好一些)，当时人的若干记载，他都未能采用。这就使读者难以充分了解赤壁之战的全貌，给后人留下一些遗憾乃至疑问。到了南朝刘宋时期，史学家裴松之(372—451)广泛搜集资料，于元嘉六年(429)写成《三国志注》(简称“裴注”)。裴注引书多达二百余种，主要是补充缺漏，记载异说，矫正谬误，辨明是非，并对有关史家和著作予以评论，极大地弥补了《三国志》之不足。由于裴注所引之书绝大部分都已亡佚，这些注文便弥足珍贵。从此，《三国志》与裴注就形成一个整体，成为后人了解三国历史的最主要的依据。
元末明初的杰出作家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这部文学名著时，就是以《三国志》(包括裴注)为取材基础的。现存最早的《三国演义》版本是明代嘉靖壬午(1522)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嘉靖元年本”)，共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回(后来的《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合并为一百二十回，经清初毛纶、毛宗岗评改本《三国演义》加工而定型)，其卷首题署为：“晋平阳侯(相)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这清楚地表明了罗贯中对陈寿的敬慕和对《三国志》的倚重。作为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具有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的特点：尽管它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艺术虚构，可以带上作者的强烈的爱憎感情和褒贬倾向；然而，它反映历史生活的基本框架却应该大致符合历史发展的脉络，它描写历史上实有的人物时(虚构的人物是另一码事)，其主要情节也应该大体上与人物的性格一致(或是曾有的史实，或是特定条件下可能有的言行)。正是这条基本规律，使罗贯中在创作时不能不“据正史，采小说”(明·高儒：《百川书志》)，使《三国演义》在内容上受到《三国志》的很大影响。
通观《三国演义》全书，真实而具体地描写了灵帝失政、黄巾起义、天下大乱、董卓弄权、军阀混战、曹操当政、官渡之战、赤壁鏖兵、荆州之争、夷陵之战、平定南中、孔明北伐、邓艾灭蜀、司马代魏、王濬灭吴等汉末至西晋统一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情节发展的基本线索与《三国志》记载的史实大致吻合(有的情节取材于《后汉书》和《晋书》)。同时，书中大多数重要人物的主要言行业绩，也往往可以在《三国志》(包括裴注)中找到根据或影子。试以深受读者喜爱的赵云形象为例。嘉靖元年本描写赵云的主要情节有：卷二第13回《赵 子龙磐河大战》，写赵云第一次出场，救了被袁绍大将文丑杀败而险些丧命的公孙瓒，表明心迹道：“方今天下滔滔，民有倒悬之危。云愿从仁义之主，以安天下，非特背袁氏以投明主。”这取材于《三国志·蜀书·赵云传》裴注引《赵云别传》。卷九第82回《长阪坡赵云救主》，写赵云在长阪坡曹军重重围困之中，先后救出甘夫人和阿斗。这取材于《赵云传》。卷十一第104回《赵子龙智取桂阳》，写赵云夺取桂阳后，太守赵范欲以寡嫂樊氏改嫁，赵云愤然拒绝。这取材于《赵云别传》。卷十三第121回《赵云截江夺幼主》，写孙夫人返东吴，欲将阿斗带走，被赵云赶上，夺回阿斗。这取材于《赵云别传》。卷十三第130回《刘玄德平定益州》，写刘备夺取益州后，欲将成都有名田宅分赐诸官，被赵云谏阻。这取材于 《赵云别传》。卷十五第142回《赵子龙汉水大战》，写赵云先后救出黄忠、张著，又匹马单枪立于营门之外，使追来的曹兵惊疑退走，被刘备称赞为“浑身都是胆”，号为“虎威将军”。这也取材于《赵云别传》。卷十七第161回《范强张达刺张飞》，写刘备为替关羽报仇，欲伐东吴，赵云挺身加以谏阻。这同样取材于《赵云别传》。卷二十第191回《孔明挥泪斩马谡》，写失街亭后，蜀军撤退，唯赵云所部不曾损失一人一骑，诸葛亮欲加赏赐，赵云谢绝，希望留待冬天赏赐诸军。这仍然取材于《赵云别传》。这就雄辩地说明，《三国演义》中那个勇武善战、深明大义、公忠体国、谦虚谨慎的赵云形象，正是在《三国志》(包括裴注)提供的史料的基础上塑造出来的。
当然，《三国演义》毕竟是小说，毕竟离不开想象和虚构。书中大部分情节，都不同程度地带有虚构成分；而且，最生动传神的情节，往往也是虚构成分最多乃至纯然虚构的。同时，它的故事来源，除了《三国志》之外，还有《后汉书》、《资治通鉴》等有关史籍，还有宋、金、元的通俗艺术“说三分”、三国题材戏曲和众多的民间三国传说。在此基础上，再加上罗贯中的天才创造，才成就了这部不朽的作品。但是，无论如何，《三国志》终究为《三国演义》提供了最基本的骨架(《三国演义》在叙事结构上受到《资治通鉴》的明显影响，但《通鉴》有关三国的史料也主要取自《三国志》和裴注)。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陈寿的《三国志》，就不可能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对此，四川人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自豪。
二、《三国演义》中的益州人士 《三国演义》以蜀汉兴亡为主线，不仅成功地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光彩照人的主角，塑造了刘关张、赵云等典型形象，而且以生动传神的文笔，描写了许多益州人士。
刘备集团大体上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刘备进入益州之前的旧部，另一部分则是刘备在夺取益州的过程中和占领益州之后逐步吸收的巴蜀人士。前者是刘备东征西讨二十几年才积聚起来的一点本钱，自然是蜀汉王朝的开国元勋；后者虽然归附刘备较晚，但在帮助刘备夺取和治理益州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蜀汉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所说的“益州人士”（或曰“巴蜀人士”），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籍贯在其他州郡，早年来到益州的，如法正、董允、费祎、邓芝、李严等；另一类则是土生土长的益州本地人，如秦宓、谯周、严颜、王平、马忠、张翼、张嶷、彭羕、杨洪、费诗、李恢、吕凯、李福等。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描写了其中好些人的文才武略和音容笑貌，为今天的巴蜀广大人民留下了一幅幅各具风采的先贤画像。
让我们信手拈出几个人物来看一看吧。
1．法正（176—220）字孝直，扶风郿（今陕西眉县）人。建安初年，天下饥荒，二十余岁的法正与同郡孟达来到蜀中，依附刘璋。由于刘璋暗弱，不能知人善任，年轻而才高的法正很不得志，郁郁寡欢，思得明主。建安十四年（209），因为益州别驾张松的推荐，刘璋派法正到荆州结好刘备。法正见刘备雄才大略，谦恭下士，正是自己理想中的明君，回去后便与张松图谋归附刘备。建安十六年（211），刘璋又派法正去请刘备来助守益州，法正趁机向刘备献夺取益州之策。由于法正的积极谋划，刘备比较顺利地夺得了益州，所以马上“以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三国志·蜀书·法正传》）建安二十二年（217），法正又建议刘备夺取汉中，以为持久之计。刘备采纳了这一重要谋略，在法正辅佐下亲率大军出征汉中，夺得了这块战略要地，既为益州建立了屏障，又为以后的北伐准备了前进基地。刘备称汉中王后，即以法正为尚书令、护军将军。这几次决策的成功，对于蜀汉的建国起了重大作用，充分表现了法正的远见卓识和多谋善断。可以说，法正和诸葛亮堪称刘备的左右手：刘备出征，法正总是随军出谋划策，诸葛亮则“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可惜法正天年不永，建安二十五年（220）就去世了，年仅四十五岁。刘备痛失股肱，“为之流涕者累日。”（《法正传》）法正的智术谋略，连诸葛亮也常常为之惊叹，这使他深受刘备的器重，说话也特别有分量。章武二年（222），刘备在夷陵之战中遭到惨败，诸葛亮为此叹息道：“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法正传》）
罗贯中在描写《三国演义》中的法正时，大体上采用了《三国志·蜀书·法正传》的材料，突出了这样几点：一是他一见到刘备，便慨然以“马逢伯乐而嘶，人遇知己而死”相许，劝刘备抓住良机，夺取益州，这样就表现了他与刘备的君臣遇合之情。二是在黄忠、严颜打败张郃之后，他竭力主张趁势夺取汉中，表现了他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三是他与黄忠一同领兵去打定军山，他先设“反客为主”之计，步步为营，再设“以逸待劳”之计，使黄忠斩了曹军大将夏侯渊，夺得定军山，表现了他善于出奇制胜的才能。这样就塑造了一个刘备重要谋士的形象。不过，为了集中突出诸葛亮，罗贯中对法正在刘备集团中的重要地位又有意识地予以削弱，这似乎就不那么必要了。
2．秦宓（？—226）字子敕，广汉绵竹（今四川德阳市北）人。他少有才学，长于文辞，州郡多次征辟，他都称病不就，藏器待时。刘备平定益州之后，他先后被任命为广汉郡师友祭洒、益州从事祭洒。刘备准备征伐东吴时，他极力谏阻，被“下狱幽闭”。但诸葛亮却很器重他。建兴二年（224），诸葛亮领益州牧，选迎秦宓为益州别驾，不久又拜为左中郎将、长水校尉，一直升到大司农。当蜀、吴恢复联盟关系，东吴派张温聘蜀时，秦宓同他展开过一场充满机锋的舌战，大谈天有头、有耳、有足、有姓之类的玄理，真是辩才无碍，对答如流，使傲慢的张温不得不大为敬服（《三国志·蜀书·秦宓传》）。这个有名的“秦宓论天”的故事，在历史上一直传为美谈。
在《三国演义》中，秦宓出场次数很少，但几乎每一次出场都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秦宓第一次“亮相”是在刘璋准备投降刘备之时，刘备派简雍先入成都，简雍“坐车中，傲睨自若。”秦宓见此情形，按捺不住不平之气，“掣剑大喝曰：„小辈得志，傍若无人！汝敢藐视吾蜀都人物耶！‟”（据嘉靖元年本，毛本作“蜀中人物”）这一声大喝，打掉了简雍的骄矜之气，使他赶快下车，改容相见。这一个小小的插曲，使我们一下子就感受到秦宓的刚直不阿和作为“蜀都人物”的自尊自豪。秦宓第二次得到正面描写是在刘备决定伐吴之时，虽然许多大臣不赞成此举，但只有他敢于犯颜直谏，断言“陛下不从，必有大败”。大怒的刘备要将他斩首，他却“面不改色，回顾先主而笑曰：„臣死无恨，免见蜀民之涂炭也！‟”为了不让“蜀民涂炭”，他不惜一死；而“必有大败”一语，也不幸而言中。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秦宓可贵的胆识和操守。秦宓最后一次出场是在东吴派张温到蜀国答礼的时候。由于后主和诸葛亮对张温都很客气，张温十分得意，不禁有些飘飘然。就在诸葛亮设宴为张温饯行，众官奉陪，殷勤劝洒之际，秦宓乘醉而入，昂然就座。这使张温老大不高兴，于是引起一场唇枪舌战。罗贯中在这里几乎照抄了《三国志·蜀书·秦宓传》中的那段问答，这还不算，他又写秦宓反过来向张温提出一连串问题，使得“张温似醉如痴，无言可答，乃避席而谢孔明曰：„不意蜀中多出俊杰。恰闻讲论，使仆顿开茅塞也。‟”这一段精彩的描写，充分表现了秦宓渊博的学识和强劲的辩才，真可使蜀中俊杰扬眉吐气！《三国演义》对秦宓的描写，比《三国志》生动得多，丰满得多，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一个风流潇洒、倜傥不群、正直耿介、满腹经纶的学者可敬而又可爱的艺术形象。
3．王平（？—248）字子均，巴西宕渠（今四川渠县）人。他从小由外祖何家抚养，便跟着姓何，后来才复姓王，所以史籍有时又称他为“何平”。他早年到洛阳，任校尉，在随曹操征汉中时归降刘备。建兴六年（228），诸葛亮一出祁山，王平随马谡去守街亭。马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他一再规谏，马谡都不听从，结果大败。在这倾危之时，“众皆星散，惟平所领千人，鸣鼓自持，魏将张郃疑其伏兵，不敢逼也。”事后诸葛亮赏功罚罪，赏王平，“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从此，王平成为蜀汉后期的重要将领。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病逝五丈原，蜀军在丞相长史杨仪指挥下撤退。大将魏延因对杨仪不满，抢先南归，邀击杨仪。杨仪派王平抵御魏延，王平义正词严地谴责魏延不顾大局，使魏延部众一哄而散，一场内乱迅速平定。此后，王平长期镇守汉中，进封安汉侯，拜前监军、镇北大将军，与镇守蜀汉东部的车骑将军邓芝、镇守南中的镇南大将军马忠齐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平“手不能书，其所识不过十字”，但他却能抓紧时间刻苦学习，经常叫人给他读《史记》、《汉书》，并能正确地掌握大意。由于他严于律己，遵守法度，尽瘁国事，因而成为蜀汉的优秀将领（《三国志·蜀书·王平传》）。
《三国演义》中的王平，在众多的武将形象中虽然不算最突出，但给读者的印象却相当鲜明。《演义》主要写了王平三件事：首先是对王平归降刘备作了渲染。在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时，命大将徐晃为先锋，王平为副先锋。徐晃不听王平谏阻，领兵渡过汉水，被打得大败，反而责怪王平不去救援，要杀王平。王平当夜就投奔了刘备，并尽言汉中地利。刘备大喜，说道：“孤得王子均，取汉中无疑矣！”这样，王平一开始就给人留下了思虑周密而有决断的印象。《演义》对王平用笔较多的第二件事是，诸葛亮南征时，命王平与张翼为副将，在武将中仅次于赵云和魏延。在七擒孟获的过程中，王平或冲锋陷阵，或出奇设伏，历经艰险，屡建功勋。这些虚构的情节，有力地表现了王平的忠勇。当然，《演义》写王平最突出之处还是第三件事——街亭之战。当王平与马谡去守街亭时，马谡不顾诸葛亮的嘱咐，要在路旁的山上安营。王平极力劝阻，指出：“今观此山，乃绝地也。若魏兵断我汲水之道，军士不战自乱矣。”由于马谡固执己见，王平只得分兵五千，离山十里下寨，并将驻扎情况连夜报告诸葛亮。正象王平警告的那样，马谡第二天就失了街亭。王平虽然兵少，仍奋勇冲杀十余次，试图救援马谡；后来又在重围中救出魏延和高翔。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情节中，王平老成持重的性格表现得相当充分。从此，读者再也不会忘记这位不以武艺出众，而以谨慎见长的将军了。
除了上述几人之外，《三国演义》中还有一些巴蜀人士使我们难以忘怀：
——那位“身短不满五尺，言语有若铜钟”，过目不忘，雄辩滔滔，难杨修，讽曹操，宣称“吾蜀中无谄佞之人也”的张松〔蜀郡（治今四川成都）人〕；
——那位一再劝刘璋不要结好刘备，以免失去益州地盘，甚至倒悬城门，以死相谏的王累〔广汉新都（今四川新都）人〕；
——那位与黄忠颇为相似，“善开硬弓，使大刀，有万夫不当之勇”，被俘后大叫“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的老将严颜〔巴郡临江（今重庆忠县）人〕；
——那位“极有胆略”，在刘璋部将中出类拔萃，被刘备俘获后至死不降的张任（蜀郡人）；
——那位刚直耿介，以大义说服目中无人，轻视黄忠，声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的关羽，使之欣然接受“五虎将”称号的费诗〔犍为南安（今四川乐山）人〕；
当然，还有恤军爱民的张翼〔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人〕，威镇南方的马忠〔巴西阆中（今四川阆中）人〕，忠勇奋发的张嶷〔巴郡南充国（今四川南充北）人〕，傲骨嶙峋的彭羕〔广汉（治今四川广汉北）人〕……
附带说一下，《三国演义》中还有一个巴蜀名人，虽然既不属于刘璋集团，也不属于刘备集团，但却名震一时，并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东吴大将甘宁。甘宁是巴郡临江（今重庆忠县）人。他不仅作战骁勇，而且目光远大，实为难得的将才。应该感谢罗贯中，尽管他似乎不曾到过巴蜀，也无意专写巴蜀，却使巴蜀的千百万读者为自己历史上的先贤英杰们油然而生绵绵情思…… 三、三国文化对巴蜀的影响 在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三国文化是最有活力，最具有雅俗共赏特色的“亚文化”之一。
若干年来，人们常常谈到“三国文化”，但对其含义的理解却往往有所不同，这里有必要略加阐释。我认为，人们对“三国文化”的理解和诠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历史学的“三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就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精神文化。第二个层次是历史文化学的“三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就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第三个层次是大文化的“三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并不仅仅指、并不等同于“三国时期的文化”，而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和三国精神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这三个层次的“三国文化”观，都有充分的理由自立，都有自身的内涵和外延。它们并非对立的概念，而是如同一组同心圆，围绕着三国时期的文化的基本内核，层递扩大其范畴，共同承担着阐说和研究三国文化的任务。在大部分情况下，人们实际上使用的是广义的“三国文化”观。
长期以来，三国文化对巴蜀地区产生了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其一，三国遗迹巴蜀多。在广袤的巴蜀大地，三国遗迹数不胜数。如果以成都为观察点，向周围幅射的话，我们首先会想到成都的别名“锦里”、“锦官城”、“锦城”，它们都得名于蜀锦织造业发达的三国时期。这里有闻名全国的武侯祠，有刘备称帝即位处的武担山、诸葛亮送费祎出使东吴饯行处的万里桥、诸葛亮治水所筑的九里堤，还有营门口的黄忠墓、弥牟镇的八阵图遗址、新都的马超墓等等。由成都往北，有广汉的雒城遗址、金雁桥（相传为诸葛亮擒张任处），罗江的庞统祠墓，绵竹的双忠祠（纪念诸葛瞻、诸葛尚父子），绵阳的富乐山（刘备入蜀时与刘璋聚会宴饮处）、蒋琬墓，梓潼的七曲山关帝庙、卧龙山、魏延祠、邓芝墓、演武铺，由梓潼到剑阁的“翠云廊”（大量柏树夹道的古驿道），阆中的张飞墓、瓦口关，剑阁的剑门关、姜维墓、邓艾墓，广元的葭萌关、费祎墓、阴平道、白水关、筹笔驿（诸葛亮北上伐魏时运筹谋划处）等等。由成都往东，到重庆，再顺江而下，有云阳张飞庙、奉节白帝城、八阵图遗址等等。由成都往南，有夹江的诸葛点将台，金沙江畔的五月渡沪处，西昌的孟获城等等。众多的三国遗迹，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少量由三国时期遗留至今的古迹，如成都武侯祠内的刘备墓。第二类，虽然源于三国历史，或与史实大致相符，却多少渗入了《三国演义》、三国戏和民间三国传说的内容。比如大名鼎鼎的武侯祠，算得上是全国最有影响的三国遗迹，但它并非三国时期的遗存，而是始建于公元四世纪的成汉时期的纪念性祠庙，只能说是源于三国历史，以后历代又迭经兴革补充；祠中人物固然基本上是三国时期实有的人物，但若干人物的造型（如关羽的面如重枣，张飞的豹头环眼，庞统的面黑而丑），以及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张飞的丈八蛇矛之类，却明显受到《三国演义》和传统三国戏的影响。这类遗迹，在全部三国遗迹中占了很大比重。第三类，虽有一点三国历史的由头，却因《三国演义》和民间三国传说的影响而与史实大相径庭，甚至面目全非。例如广元的“鲍三娘墓”，经考古鉴定，确系东汉晚期墓葬，但鲍三娘及其丈夫关索却是民间三国传说虚构的人物，这种“张冠李戴”的现象，很有代表性。第四类，出自对三国史实的附会，或者纯系《三国演义》和民间三国传说的产物。比如梓潼的“古瓦口关”，即由《三国演义》第70回所写张飞由“梓潼山小路”抄到瓦口关背后这一情节附会而来。翠云廊中的“阿斗柏”、许多地方的“点将台”之类，显然来自民间传说。这类遗迹，为数甚多。由此可见，我们今天所说的“三国遗迹”，大部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三国时期的遗迹”，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与三国有关的名胜古迹”。尽管它们不能与三国历史划等号，但却寄托了巴蜀历代人民对三国史事和三国人物的追慕和缅怀，表现了人们的爱憎、理想和愿望；它们的形成演变本身，也已成为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巴蜀人民心灵变迁的历程。
其二，三国传说缀满巴山蜀水。早在魏晋时期，在陈寿的正史《三国志》问世前后，就已出现了一些关于汉末三国的野史传说。自西晋末年到南北朝的数百年间，人们对三国史事越来越关注，有关的逸闻轶事和民间传说也越来越多。从唐代起，三国时期成为人们最感兴趣的一段历史，三国故事则成为通俗文艺最重要的创作素材。到了宋代，“说话”艺术十分兴盛，“说三分”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支，民间三国传说也更加丰富，并已形成“尊刘贬曹”的主导倾向。应当强调指出的是，这种“尊刘贬曹”倾向，主要寄托了广大民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民族感情，反映了他们按照“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标准对封建政治和封建政治家的选择；对此不应作片面的理解，更不应简单地斥之为“封建正统思想”（刘表、刘璋也是汉室宗亲，而且家世比刘备显赫得多，却每每遭到嘲笑；汉桓帝、汉灵帝这两个姓刘的皇帝，更是老百姓鞭挞的对象）。巴蜀地区作为蜀汉的主要疆域，有关蜀汉人物，尤其是诸葛亮的传说故事，自然就特别丰富。今天能够听到的三国传说，绝大多数产生于《三国演义》成书之后，或多或少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而又超出《三国演义》的故事情节之外，纵横腾挪，大胆发挥。其中有的追本溯源，介绍小说没有写到的人物过去的生平事迹；有的打破砂锅问到底，补充小说没有交代的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的结局；有的横生枝蔓，描写小说语焉不详或根本没有涉及的人物和故事；有的别出心裁，编织与《三国演义》情节相反的故事……还有大量的传说，则是解释和说明生活中许多事物和现象的来历。例如：成都流传的《刘备墓传奇》，说曾有一伙贼人去盗刘备墓，刘备正在里面下棋，赏给他们每人一杯琼浆，一条玉带；贼人慌慌张张爬出墓后，琼浆变成胶，粘住了他们的嘴，玉带变成巨蛇，缠住了他们的腰，而墓穴已经自动封好；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去盗刘备墓了。这就解释了刘备墓为何保存完好的原因。又如：梓潼、剑阁流传的《张飞柏》，说张飞镇守巴西郡（治所在阆中）时，为了及时向诸葛亮报告军情，亲自带领士兵，在阆中、剑阁到梓潼的几百里山路上“植柏表道”，柏树长得很快，“早上栽树，下午遮荫”，给后人带来许多实惠，人们便把那些巨大的古柏叫作“张飞柏”。再如：剑阁流传的《孔明杖、腊肉和豆腐的故事》，把剑阁特产的手杖、腊肉和豆腐的来历，归因于诸葛亮北伐和姜维镇守剑门关。再如：许多地方流传的《四川人头上的白帕》，说深受人们爱戴的诸葛亮去世后，老百姓极为悲痛，人人为他戴孝，丧期过后，大家也不愿把头上的白帕取下来，仍然戴着它干活，久而久之，头上包白帕，便成了四川农村世世代代的习惯……丰富多采的传说，充满着劳动人民的智慧，洋溢着生活的气息，新鲜生动，情趣盎然，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心灵的启迪。可以说，巴蜀人民的机智与幽默，贯注于三国传说之中；而三国传说又培育了更多的机智幽默的巴蜀人。
其三，三国文化对巴蜀地区的社会生活和民众心理也产生了巨大而深广的影响。这个问题十分复杂，这里只能略举数例。例一，巴蜀地区的主要剧种川剧，其大量剧目中，数量最多的便是三国戏，仅现存的就有160出左右。四川艺人说的是：“唐三千，宋八百，演不完的三列国。”例二，巴蜀地区的各种曲艺门类，如评书、清音、竹琴、金钱板等，都有许多有关三国的曲目。在没有广播、电视、电影，文盲占人口大多数的漫长岁月里，这些三国戏、三国曲艺，不仅是广大民众消闲娱乐的重要方式，而且是他们认识生活，了解历史的重要途径。例三，巴蜀人重情义、讲信用、勇敢顽强、吃苦耐劳、诙谐灵巧的品格，与三国文化的熏陶也颇有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三国文化决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现象，直到今天，它仍然富有活力，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现实生活，流淌于我们的血脉之中。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将伴随我们走向未来，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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