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法系的特点_等级制度

第一篇：中华法系的特点_等级制度

中华法系的特点-等级特权制度 2007~2008学年 学期测验论文 姓名：薛豪

学号：2007102834 专业：法律硕士研究生

中华法系的特点-等级特权制度 前言

我国古代东周时期，由于铁器等生产工具普遍使用，经済型态进入转变阶段，生产力水平得到提升，同时教育逐渐普及，形成诸子百家争呜的现象，国家、人民思想开始解放。此时，做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尤其在战国时期法律制度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奴隶制法律转变为封建制法律。法律体现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

长达四、五千年攸久历史的中华文明，以及逐步形成的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创新与反思，开拓了许多令人赞叹不已的智慧结晶与光辉成就。本文将就中华法系的特点之一：等级特权制度，延续学生在课堂报告时所做之课题，进一步展开，做相关文献汇整及个人阅后心得整理的短篇论述。

在中华法系中有许多的特点，它与世界上其法系既有相似、累同之处，但又有本质上与内容上的区别，以下是其特点的实质内容及相关案例论证。等级特权的法律起源

曹魏《新律》正式将“八议”定入法典，与此同时还有“官当”制度出现，确立了维护贵族官员的特权制度。“八议”是指对八种权贵人物若触犯法律、做出犯罪行为以后，在审判上给予特殊照顾，所谓“大者必议，小者必赦”，官府不得随意专断，必须上奏朝廷论处的一种特殊对待。而《晋律》在沿用“八议”的同时，规定“除名比三岁刑”、“免比三岁刑”。虽不能确定晋代以“除名”、“免”抵罪，但这种相比的做法，实为以后“官当”之制的滥觞。八种权贵人物分别是“亲”（皇帝宗室亲戚）、“故”（皇帝故旧）、“贤”（朝廷认为有大德行的贤人君子）、“能”（政治、军事等方面有大才能者）、“功”（对国家有大功勋者）、“贵”（有一定级别的官爵）、“勤”（为国家服务卓著有大勤劳者）、“宾”（前朝皇帝及后裔）。“八议”之说源于《周礼》“八辟”。周有“刑不上大夫”，汉有“先请”之制，但未形成完整体系。曹魏总结前代经验，制定魏律时，使“八议”成为封建法典的主要内容之一。“八议”入律，使贵族官僚地主阶级享有特权，驾于一般法律制裁之上，为统治阶级中的不法份子大开方便之门，以及统治阶级利益的保障起到重要作用。

举例来说，东晋成帝时，庐陵太守羊聃为非作歹，滥施刑杀，一次错杀无辜190人，“有司奏聃当死”，但因景献皇后是他的祖姑，属“议亲”之列，免于处死。南梁武帝时，“王侯皆长而骄蹇不法”，“或白日杀人于都街；劫贼亡命，咸于王家首匿”。晋时傅玄就曾指出：“八议”是“纵封豕于境内，放长干左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多行“九品中正制”，朝廷用人以家世门第为标准，为保证世族地主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进一步扩大了官僚在法律上的特权，“官当”制度应运而生，继晋之后的梁，在官身犯，只处罚金。官品从一阶当刑二年；免官者，三年以后照原官阶降一级叙用。《陈律》则正式使用“官当”一词，规定品官犯罪判五年、四年徒刑的，准用官职抵二年刑，余刑居作外，属公罪过误，可处罚金；判二年徒刑的，可用赎刑。

随着法律典章、制度的逐渐完善，等级特权制度在唐代时期达到顶峰、日臻完备，形成中华法系的特点之一。及至明、清始为加强官吏控制而取消某些贵族官僚阶级的特权，例如“官当”，但如“罚俸”、“降级”仍可为特权使用。等级特权的实质内容 秦汉时期

形成维护特权的制度，在法律上保护特权阶级的一定利益，主要是指对贵族、官员中的犯罪者减免处罚。例如《具律》规定，“公士、公士妻及„年七十以上，若年不盈十七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又规定，“上造、上造妻以上，及内公孙、外公孙、内公正耳玄孙有罪，其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耐以为鬼薪白粲。”有的学者指出，“律文『有罪当刑』之『刑』乃为肉刑，与『完』相对，『完』指不施加致伤肌肤之肉刑。张家山汉简所见有爵者之减免刑罚仅涉及肉刑与徒刑，不包括死刑。另外，贵族、官员的法律特权还表现在对侵犯者的加重处罚一。例如《贼律》规定，“其毋伤也，下爵殴上爵，罚金四两。殴同死（列）以下，罚金二两。”受害者的爵位高于加害者，就从重处罚加害者。《贼律》又规定，“以县官事殴若詈吏，耐。所殴詈有秩以上，及吏以县官事殴詈五大夫以上，皆黥为城旦舂。”这是说因公事殴打谩骂低级官吏，被判处耐刑（剃鬓须），而殴打谩骂有秩以上官员和五大夫以上爵位者，则被判处黥为城旦舂（最重的徒刑附加黥刑）。受侵害官职与爵位的高低决定了加害者受刑的轻重，可见法律对贵族官员之特权的保护相当细致周到。唐代时期 八议制度

议亲：皇帝袒免以上亲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缌麻以上亲，皇后小功以上亲。简言之，就是皇帝及后妃的近亲属。

议故：故旧。疏议曰，宿得侍见，特蒙接遇历久者。皇帝故人旧友，关系久而甚深者。议贤：有大德行。疏议曰，谓贤人君子，言行可为法则者。

议能：有大才艺。能整军旅，莅政事，盐梅帝道，师范人伦者。曾显示才能出众的官员。议功：有大功勋。疏议曰，能斩将搴旗，摧锋万里；或率众归化，宁済一时，匡救艰，铭功太常者。即为国家建立过显赫功勋而在太常寺有记录的人。

议贵：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即国家高官或有国公以上爵位者。议勤：有大勤劳。疏议曰，大将攻恪居官次，夙夜在公；若远使绝域，经涉险难者。即勤于公务，久有“苦劳”之人。

议宾：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也就是前两个王朝皇帝的嫡系传爵后裔，所谓“天子不臣”而视为国家宾客者。

八议之人获得什么样的特殊对待呢？《唐律疏议》说：“礼云刑不上大夫，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也。其应议之人„若犯死罪，议定奏裁，皆须取决宸衷，曹司不敢与夺。此所谓重亲贤、敦故旧、尊宾贵、尚功能也。以此八议之人犯死罪，皆先奏请，议其所犯，故曰八议。”这些特殊待遇，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项：

八议之人犯罪，法司不得直审判；只能将其罪状、身份等奏报朝廷议处，这就叫做“条录所坐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

尚书令在办公大厅主持会议商定处理方案，奏请皇帝圣裁，叫做“都堂集议，议定奏裁”。《唐律疏议》说，“议者，原情议罪，称定刑之律而不正决之。”《狱官令》规定，诸狱囚应入议请者，皆申刑部，集诸司七品以上于都座议之“。不知“都堂”和“都座”是否一回事。皇帝一般会下旨减轻处罚，赦死刑为流刑。即使仍为死刑，一般赐死于家。流罪以下则例减一等。

“犯十恶者不用此（八议）律之罪”。这是从北齐律“重罪十条”的“不在八议论赎之限”而来的。总之，“八议”之制，作为官僚贵族特权制度，重在“议”和“减”二字。前者是程序特权，后者是实体特权。上请制度

所谓上请制度，就是一定范围的官僚贵族犯死罪时，法司进行审理后，列举罪状，拟出判决，并开列其应该享受“奏请”特权的理由，不通过宰相，直接奏请皇帝裁决。《唐律•名例律》规定，“诸皇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应议者期以上亲及孙、若官爵五品以上，犯死罪者，上请。”《疏议》说：所谓上请，就是“条其所犯及应请之状，正其罪名，别奏请。”所谓“别奏”就是“不缘门下，别录奏请，听敕”。简言之，对于皇太子妃、八议之人的近亲属及五品以上高官，在其犯死罪时，可以依法审判，初拟判决后，报皇帝圣裁；这种奏请，无须像平常奏请一样经过门下省（中枢行政机构），可以越过宰相机构直接上奏皇帝；最后“听敕”即以皇帝的敕令为真正判决。“上请”特权适用者的范围要大于“八议”，其身份也低于“八议”。因此，当“上请”者的实际特权比“八议”者小，只是“上请圣裁”，没有“都堂集议”的程序。可以说，广义上的“上请”包括“八议”之人，“八议”之人当然有“上请”特权；但狭义的“上请”之人只是皇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到五品以上这一部分人，他们没有被“议”之特权。

除“上请”特权之外，应“请”之人犯流刑以下罪，当然减刑一等，这也是一个显着特权。但是，如果他们犯的是“反逆缘坐”（因亲属犯谋反、谋叛、谋大逆之罪而应连坐者）、杀人，监守内奸、盗、略人、受财枉法等罪者，不适用“上请”。例减制度

狭义上讲，就是对于一定范围的官僚贵族犯流刑以下之罪，照例减刑一等。这个范围，大约是两种人：一是七品以上官员，二是应“上请”之人的近亲属（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所谓例减一等，就是流刑减为徒刑，徒刑则可以从徒三年减为徒二年半。不过，广义的“例减”还应包括：(1)应“八议”之人流罪以下例减一等；(2)应“上请”之人流罪以下例减一等。

法律规定有些情形不得减刑：应减之人若犯应处加役流之罪、反逆缘坐应处流刑之罪、过失采伤父母祖父母之罪应流、犯不孝罪应流，以及依法逢大赦仍应流放之人，“各不得减赎调除名配流如法”。对于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犯过失杀伤罪应处徒刑者，故意殴伤他人致残应流放者，男人犯盗罪应处徒刑以上者，妇女犯奸罪者，均不得减刑或收赎。

法律还规定，一人兼有议、请、减三特权者，唯得以一高者减之，不得累减。但是若系从坐应减、自首应减、故失应减、公坐相承应减，同时又有议请减待遇者，可以累减。赎刑制度

《唐律》规定的赎刑制度，是指一定范围的官僚贵族犯流刑以下罪时，依法可以以缴纳资财代刑。这些官僚贵族主要指三种人：一是应该“八议”、“上请”、“官当”之人，二是九品以上官员，三是应“例减”之官员的近亲属。此外还包括“五品以上妾犯非十恶者，流罪以下听以赎论”。

赎刑的金额标准，法律有明文规定，例如流刑是铜80斤到100斤，徒刑是铜20斤到60斤，杖刑是铜6斤到10斤；笞刑是铜1斤至5斤。死刑在皇帝特旨赦免时也可以赎，赎金是铜120斤。

《唐律》也规定有些情形不得赎刑：加役流、反逆缘坐流、子孙犯过失流、不孝流、会赦犹流等五种情形不得赎刑；对于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犯过失杀伤之罪应处徒刑者不得赎刑；故意殴伤他人致残应流刑者不得赎刑；男人犯盗罪应处徒刑以上，妇女犯奸罪者，不得赎刑。

除作为特权的赎刑外，还有“疑罪从赎”的赎刑。官当制度

所谓官当，是指一定范围的官员和有爵者犯罪，依法可以官或爵抵当徒刑。

《唐律》规定，官员以官爵当徒刑时，若系私罪，五品以上官可以抵当二年徒刑，九品以上官可以抵当一年徒刑；若系公罪，可以各加当一年，即五品以上官当三年徒刑，九品以上官当二年徒刑。

流刑也可以官当，三等流刑都视同徒刑四年，用官爵当之。如果官爵和刑罚之间有“差额”怎么办，唐律规定，“罪轻不尽其官，留官收赎；官少不尽其罪，余罪收赎”。官当者并非永远丢官，而是“期年以后，降先品一等叙”。《唐律》还规定，有职事官（含散官、卫官）、勋官两种官职者，先以职事官职中的高品级职务来当，然后再以勋官来当。“若有余罪及更犯者，听以历任之官当”，就是用两种官职当完以后还有罪没有当尽，或官职当完以后力犯新罪，可以用过去“历任之官”抵当。关于免官、免所居官、除名

从前人们一般把免官、免所居官、除名也视为唐律中独立的特权制度，其实不妥。这几个制度，实际上只是对享受议、请、减、赎、当特权者的“配套处罚”。就是说，在受到议、请、减、赎、当优待后的替代处罚的同时，还是要配套有一些行政处分，免掉官职或者除名。所谓“免官”，不概是以下三重含义：(1)对象。凡官员，犯奸盗略人及受财而不枉法之罪，犯流徒之罪狱成（已判决）逃走者，祖父母、父母犯死罪被囚禁而作乐及婚娶者；(2)内容。二官并免，即既免除职事官（含散官、卫官），又免除勋官；(3)附加待遇。“三载之后，降先品二等叙。”简言之，这些犯罪不可能仅以“免官”来抵刑，只能是在依法处其它刑罚之后再配套“免官”。这样规定，大概是为了显示对公务员犯上述几类罪行（在依法应予特权同时）加以行政处分以肃官纪之意。所谓“免所居官”，大概是三重含义：(1)对象。凡官员，其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者，其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侍委亲之官者，在父母丧期生子及娶妾者，兄弟别籍异财者，冒哀求任者，奸淫监临（管辖）所属杂户、官户、部曲及婢者；(2)内容。“免所居之一官”，就是免除其实际任事的官职；若兼带勋官者，免其职事官。简言之，就是免除其最实际有权力的官职。这一处罚比“二官并免”的“免官”要轻。免所居官，也是种配套处分。例如《唐律•职制律》规定，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讳、委亲之官等行为，徒一年半。那么这里的“免所居官”显然是与“徒一年半”配套的处分。(3)附加待遇。“期年以后，降先品一等叙”。一年以后可以降一级叙用。所谓“除名”，大概是三重含义：(1)对象。凡官员，一恶、故杀之罪，或因亲属犯谋反谋逆而应缘坐，已判决而逢大赦者；监守内奸、盗略人、受财枉法者；杂犯死罪者；犯死罪在禁身死者；免死别配者；背死罪逃亡者。(2)内容。“除名者，官爵悉除，课役从本色”，就是彻底免除官和爵，贬为庶民，依法承担赋税徭投义务。这也是在依法应受其它刑罚的同时作出的配套行政处分。(3)附加待遇。“六载之后哳叙，依出身法”。就是六年之后可以比照秀才、明经之类出身的标准重新做官。例如“三品以上，奏闻听敕；正四品，于从七品下叙；从四品，于正八品上叙”等。

这三者作为对官员们的配套行政处分，是有轻重等级之分的。除名最重，免官次之，免所居官最轻。如果考虑到这三者是与其它特权制度配套适用，考虑到这三者有“重新叙用”等附加待遇，则将三者视为配套特权也未尝不可。至于“免所居官比徒一年，除名者比徒三年，免官者比徒二年”之规定，是为“诬告反坐”而设，并非以免官、除名抵当徒刑。其它优惠待遇

唐代律令规定的官僚贵族法律特权远远不止以上几条。例如其它法律优遇尚有：(1)不得擅自拘禁和审问。《狱官令》规定，“诸职事官五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犯罪合禁，在京者皆先奏；若犯死罪及在外者，先禁后奏。其职事官及散官三品以上，敕令（收）禁推（问）者，所推之司皆覆奏，然后禁推”。即使是皇帝下旨特令收禁审讯的官员，承审官还须“覆奏”即再次向皇帝奏报后才可以拘审；(2)允许“责保参对”。《狱官令》规定，“诸应议请减者，犯„公坐流、私坐徒，责保参对。其九品以上及无官应赎者，犯徒以上„款定，皆听在外参对”。所谓“责保参对”，大约相当于今日取保候审；(3)不得拷讯。《狱官令》规定，“诸应议、请、减者„并不合拷讯”；(4)散禁、锁禁而不必戴枷杻。《狱官令》规定，“诸应议、请减者，犯流罪以上，若除、免、官当者，并锁禁„„其九品以上即无官应赎者，犯徒以上，若除、免、官当者枷禁，公罪徒并散禁，不脱巾带”。案例分析-裴景仙乞赃案 案件史料

武强令裴景仙犯乞取赃积五千匹，事发逃走。上大怒，令集众杀之。朝隐执奏曰：“裴景仙缘是乞赃，犯不至死。又景仙曾祖故司空寂，往属缔构，首预元勋。载初年中，家陷非罪，凡有兄弟皆被诛死。又景仙独存，今见承嫡。据赃未当死坐，准犯犹入请条。十代宥贤，功实宜录；一门绝祀，情或可哀。愿宽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则旧勋斯允。”手诏不许，朝隐又奏曰：有断自天，处之极法。生杀之柄，人主合专；轻重有条，臣下当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匹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为赃，数千匹止当流坐。今若乞取得罪，便处斩刑，后有枉法当科，欲如何辟？所以为国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随人，曲矜仙命„又景仙曾祖寂，草昧忠节，定为元勋，位至台司，恩倍常数。载初之际，被枉破家，诸子各犯非辜，唯仙今见承嫡。若寂勋都弃，仙罪特加，则叔向之贤何足称者，若敖之鬼不其餧而？舍罪念功，乞垂天听„伏乞采臣之议，致仙于法。古乃下制曰：“罪不在大，本乎情；罚在必行，不在重。朕垂范作训，庶动植咸若，岂严刑逞戮，使手足无措者哉？裴景仙幸藉绪余，超升令宰，轻我宪法，蠹我风猷，不慎畏知之金，讵识无贪之宝，家盈黩货，身乃逃亡。殊不知天孽可违，自愆逭，所以不从本法，加以殊刑，冀惩贪暴之流，以塞侵渔之路。然以其祖父昔预经纶，佐命有功，缔构斯重，缅怀赏延之义，俾协政宽之坎，宜舍其极法，以窜遐荒。仍决杖一百，流岭南恶处。案情今译

武强令裴景仙索政钱财，累计达五千匹，事发后是罪逃走。皇帝大怒，召集百官，欲将其当众处斩。李朝隐进奏道：“裴景仙仂因索取贿赂，罪不至死。而且裴景仙曾祖父司空裴寂（唐朝开国功臣、唐高祖旧臣）为开国元勋。武则天初年，裴氏家中被陷害，兄弟都被株连，剩下裴景仙独存。根据法律，其索取钱财不应当判处列刑，而且其可以适用有关’请’的规定。鉴于裴景仙祖辈忠贤；而且一门绝祀，于情可怜。希望能够免除死刑，将其投之荒远，方为公平。”皇帝下诏不允许。李朝隐又进奏道：生杀之柄，为人主所专；然而定罪轻重，法律有条文，臣下应当恪守。贪赃枉法的行为，属于违背天理而得财，赃物满十五匹处以列刑；索取钱财的，因为是索取所得，赃物数量达数千匹也只是应当处以流刑。现在如果因为索取钱财犯罪就要处斩，以后如果有贪赃枉法的，应当怎么处理呢？所以治理国家要尊重法律，恪守律文，不能因人用法。„而且裴景仙曾祖父裴寂，为忠良之臣，国家元勋，官至台司，备受皇恩。武则天初年，被陷害而家破人亡，子孙死于非命，只剩裴景仙传承血脉。如果不顾裴寂功勋，加重裴景仙的刑罚，岂不是有违贤明？„请求采纳我的建议，依法处理裴景仙之案。”皇帝于是称：“定罪不是根本，在乎本于人情；刑罚贵在必行，而不在重。朕垂范作训，岂是为了严刑峻法，屠戮生灵，使人手足无措？裴景仙轻伤法律，败坏风俗，取财无道，犯罪逃亡。殊不知天孽可违，自身难保，所以没有严格依据法律而处以重刑，本是希望惩治贪暴之流，以绝贪赃之路。然而祖父曾经辅佐有功，鉴于功赏，如能适用政宽之典，则可以不用处以极刑，而将他发配边荒。于是处以杖一百，流放岭南荒蛮之地。” 法律评析

案例涉及贪赃的处罚，也涉及了唐律中官吏的特权制度 唐律中规定有“六赃”，即强盗、窃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其中坐赃指官吏或一般人不是由于收受贿赂或盗窃的原因，而是为公或为私收取不应收取的财物 唐律对坐赃之罪规定处罚较轻，律条规定：一尺笞二十，一匹加一等；十匹徒一年，十匹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同时规定，如果官员或强豪倚势向他人乞索得赃者，其处罚比“坐赃”罪减一等，就是说，满一以笞十，满一匹笞二十，二十匹徒一年，三十匹徒一年半，六十匹徒三年。而且罪亦止于徒三年

本案中，裴景仙为武强县县令，虽累计获赃数量巨大，但是属于“挟势乞索”，应当按照“坐赃”罪减一等论处，依律最高只能判处三年徒刑，而不应当判处死刑。皇帝出于法律的威慑性考虑，加重裴景仙的处罚，欲判处其死刑，属于以“情”破“法” 裴景仙未被判处死刑，主要是出于三点原因：

裴景仙为裴寂唯一的后代，就我国传统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言，处死裴景仙有违伦常。因为在此情况下，统治者一般者会考虑从轻，正因为如此，唐朝才有“权养留亲”之规定

唐律中有关于“请”的规定。在唐朝，“请”实现了制度化、法制化。“请”亦称为“上请”，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保护贵族、官僚特权的一种司法制度。在国家律令中，明确规定某些贵族和官僚犯罪审判官无权判决，只能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奏请皇帝裁决，而皇帝往往不依法而减免刑罚。《唐律疏议•名例律》第9条“请章”规定：“诸皇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应议者期以上亲及孙若官爵五品以上，犯死罪者，上请，流罪以下，减一等。”同样，《唐律疏议•名例律》第9条“请章”亦对于不适用的范围作了明确规定：“其犯十恶，反逆缘坐杀人，监内奸，盗，略人。受财枉法者，不用此律。”即将涉及危害皇权统治秩序与经済利益等行为排斥于“请”之特权之外。裴景仙曾祖为开国元勋，可以适用“八议”中的“议功”，因此其可以适用“请”。同时，其所犯为“坐赃”，不在“请”的例外之列，所以可以从轻处罚 李朝隐认为，法律的权威是不能被破坏的，既然法律规定“坐赃”最高刑罚为“徒三年”，则不能超越法律的界限。法律不能因人而异。这个案子发生在唐朝玄宗开元十年，在唐朝发展前期，法律的统一性还是能够得以坚持的 结论

综合上述所言，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强调“于礼以为出入”，即用儒家伦常礼教作为治世的根本原则，指导吏治。同时吏治在德礼指导下给予相应的特权保障，如此才能符合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保护，并取得到治国治吏的良好成效。

统治阶级的特权源于《周礼》的“八议”，确立于曹魏时的《魏律》，逐渐发展与补充，在唐朝达到制度完善与法律完整的辉煌时期，将封建礼教的传统观念，同行政管理与法律作用有机结合，构造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基本模式，对封建后世产生深刻的影响及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而此一法律体系方面的特点，也反映当时治国经验的丰富与成就。

等级特权应该是中西法律制度中的共同特征，但中华法系以“八议”为中心而展开的多项实质特权内容，才是我国古代中华法系的重要特点之一。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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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后宫等级制度

后宫等级制度

尊一品：太后【一名】

尊从品：太妃【二名】

———自称本宫———

正一品：皇后【一名，加封号】（掌凤印，总揽后宫大权）

次一品；侧后【一名，加封号】（有权升降二品以下嫔妃）

以上不可再升级

从一品：皇贵妃【2名，加封号】

庶一品：贵妃【2名，加封号】

正二品：惠妃，德妃，贤妃，淑妃【各一名】

———以下自称本妃———

从二品：封号+夫人

庶二品：封号+妃

————以上八斗一升————

—————以上妃嫔有权升降等级比自己低的妃嫔————————以下自称本+自己的等级———

正三品：昭仪，昭媛，昭容，昭华【以昭仪为大，以此类推】【除昭仪一名外，其余各两名】

从三品：淑仪，淑媛，淑容，淑华【以淑仪为大，以此类推】【各两名】

庶三品：修仪，修容，修媛，修华【以修仪为大，以此类推】【各两名】

正四品：贵嫔

从四品：贵仪，贵姬，贵媛【以贵姬为大，以此类推】【各三名】

庶四品：婕妤

正五品：婕华，婕仪，婕容【以婕华为大，以此类推】【各三名】

————以上六斗一升————

从五品：容华

庶五品：容仪，容媛，容姬，容婕【以容仪为大，以此类推】

正六品：婉华，婉仪，婉媛，婉容，婉婕【以婉华为大，以此类推】

从六品：丽仪，德仪，华仪，芳仪【以丽仪为大，以此类推】

庶六品：惠嫔，淑嫔，宸嫔，贤嫔，德嫔【以惠嫔为大，以此类推】【各一名】

正七品：封号+嫔————以上五斗一升————

从七品：小仪，良仪，柔仪，和仪，静仪

庶七品：小媛，良媛，柔媛，和媛，静媛

正八品：舒华，舒仪，舒媛，舒容，舒婕，舒常【以舒华为大，以此类推】

从八品：顺华，顺仪，顺媛，顺容，顺婕，顺常【以顺华为大，以此类推】

庶八品：昭训【以韵华为大，以此类推】

————以上四斗一升————

正九品：贵人

从九品：才人

庶九品：常在————以上三斗一升————

无品：秀女

第三篇：婚姻等级制度

浅谈婚姻登记制度

摘 要：婚姻登记制度自1950年确立以来，伴随着三次修改，也一直处在发展完善之中，但任然存在诸如管辖规定与当事人需求存在差异；当事人签字声明书的真实性难以把握；审查和认证工作缺乏相应的技术支持，且缺少审查期、公示性不强；婚姻登记员上岗资格门坎过低、培训大多流于形式等缺陷。我国应扩大婚姻登记的管辖范围，内地居民也可以到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建立结婚公告制度、增设审查期、提高审查技术科技含量；实行婚姻登记员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制度等等。

关键词：婚姻登记；婚姻法；现行制度弊端；重建；完善

家庭是构成社会的重要单位，也是人类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个人来说，家庭是一个人生活和精神归属，家庭的稳定和快乐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乃至全人类都是至关重要，失去稳定或者是破碎的家庭往往会带给个人和社会以灾难的破坏。而家庭的基础则是婚姻，每个家庭都以婚姻作为基础，没有婚姻就没有家庭，因此维护和完善婚姻登记的制度是永远不过时的话题。然而，现行立法尚存诸多不尽合理之处，因此，对我国结婚登记制度立法的弊漏进行理论上的反思与检讨，提出重构建议，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现行结婚登记制度的弊端

（一）结婚登记管辖规定与当事人需求存在差异

在婚姻登记实践中，许多长期在外工作和生活的人员回常住户口所在地办理结婚登记非常不方便。而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婚姻登记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双方均为外国人，要求在内地办理结婚登记的，如果当事人能够出具《婚姻登记条例》规定的相应证件和证明材料以及当事人本国承认其居民在国外办理结婚登记效力的证明，当事人工作或生活所在地具有办理涉外婚姻登记权限的登记机关应予受理。”为何双方均为外国人的结婚登记可以由当事人工作或生活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而双方均为内地居民的结婚登记就只能由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这种政策对内地居民来讲，有失公正，显失公平。

（二）当事人签字声明书的真实性难以把握

法律对于人性的过于信任和理想化，会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内，无法防止违法婚姻的产生。登记实践中并不是每个公民都能本着诚信的态度，如实告知自己的情况。当事人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向登记机关作虚假声明，隐瞒真实情况，虚构事实，欺骗对方当事人、欺骗婚姻登记机关的情况时有发生；同时，过去我国长期实行的是人工登记，因有单位出具的证明作保证，各登记机关之间基本上不需要互相联系。既存婚姻的档案，不要说不能全国共享，即使是全县共享也很难做到。由于政府监管措施客观条件的不成熟，在一定时期内还不能通过结婚登记，达到有效防范违法婚姻产生的目的，这是立法上的一大疏漏。

（三）审查和认证工作缺乏相应的技术支持，且缺少审查期，公示性不强

结婚实质要件的认定是整个结婚登记程序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在结婚登记实践中普遍的做法是：婚姻登记机关以当事人提交的户口本、身份证、合影照片等证件、证明材料以及双方当事人本人是否到场来确定当事人是否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婚姻登记员从接受当事人双方的结婚申请，到经审查后予以登记，最多不过一个小时，少的十几分钟即可办完。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办理完结婚登记存在着以下弊端：一是婚姻登记员只能从表面上、形式上对当事人的结婚申请及相关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对当事人的真实情况以及是否具备结婚的实质要件很难查清。况且目前婚姻登记机关的审查手段陈旧落后、缺乏科技含量，是最原始的眼看、手摸，婚姻登记员无法准确认定证件、证明材料的真伪。二是从接受双方当事人申请，到办理完结婚登记，整个结婚登记程序全由婚姻登记员一人操办，缺乏相关人员的协助和监督，纵使婚姻登记员的水平再高，技术再熟炼，也难免有疏漏之时。在我国，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公示方法均是登记。虽然登记能起到一定的公示作用，但公示范围太过狭窄。同时结婚登记只在当事人和婚姻登记机关之间进行，当事人登记结婚后如未告知其他人，那么谁也不知道其已经结婚。对当事人的婚姻状况，只能查询婚姻档案。根据现有的条件，婚姻登记档案尚不能向公众开放查询，如何获知当事人是否有配偶尚有一定难度。由于现行结婚登记制度缺少审查期、公示性不强，且缺乏应有的群众监督，这就可能使一些不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违法婚姻获得结婚登记，这是无法杜绝重婚、冒名顶替、弄虚作假、不能有效地预防和及时发现违法婚姻的根本原因，也是与设立结婚登记制度的宗旨相背离的。

（四）婚姻登记员的上岗资格门坎过低、培训大多流于形式

婚姻登记员应当由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进行业务培训，经考试合格，取得婚姻登记员资格证书，方可办理婚姻登记”的规定，婚姻登记员的资格条件包括以下两点：一是婚姻登记员的上岗资格。婚姻登记作为政府行为应当由政府公务员来履行职责，《婚姻登记条例》明确了民政部门对本辖区婚姻登记工作的管理职责，婚姻登记员应当是民政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公务员。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多年来婚姻登记管理工作，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全国除个别地方外，婚姻登记工作必须的机构、人员编制和工作经费等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使得很多地方在公务员编制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争取了一些全额、差额或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人员，有的甚至招聘了一些临时人员从事婚姻登记工作。这些婚姻登记员的上岗资格实在难以保证。二是婚姻登记员必须经过业务培训。婚姻登记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政策性、原则性、社会性、服务性都很强的工作，客观上要求登记员应当具有较强的政治、业务素质。同时婚姻登记又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结婚登记就是在民事法律关系上建立人身关系，离婚登记就是在民事法律关系上解除人身关系。人身关系的建立和解除涉及财产关系的变更，但又不同于财产关系的变更，比财产关系更加复杂。婚姻登记工作一旦出现失误，处理起来难度往往很大。婚姻登记员只有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审查和办理结婚登记，才能保证婚姻登记工作的质量。婚姻登记员进行婚姻登记是依法行政的行为，具有法律效力。这就要求婚姻登记人员必须通晓业务，严格执法。无论是公务员还是其他人员，在办理婚姻登记前，都必须接受婚姻登记业务培训，并考试合格。业务培训和考核由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组织进行。

目前婚姻登记员的培训内容，全国各地极不统一，有的民政部门主要培训有关婚姻登记的法律法规；有的民政部门主要培训以依法行政、规范操作为主旨的婚姻登记规范化实务；有的民政部门主要培训以注重礼仪规范、提高修养为核心的沟通交流技巧；有的民政部门主要组织观看《婚姻登记机关规范化建设辅导》光盘。婚姻登记员的培训时间长短不一，多者三天，少者仅一天，其中还包括半天的考试时间。目前尚无全国婚姻登记员资格统一考试制度，各地的考试方式，均由各省民政厅或市民政局统一命题、统一组织人员监考，有的闭卷考试，有的开卷考试。考试内容也是大相径庭，且对参考人员的专业、学历亦无任何限制。考试成绩及格率达100%，所有参训婚姻登记员都能够取得资格证书。

二、结婚登记制度之完善

（一）扩大婚姻登记的管辖范围

鉴于前述的方便当事人措施还不到位的缺陷，建议把《婚姻登记条例》第4条改为：内地居民结婚，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据此，内地居民结婚，男女双方既可以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也可以共同到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这就可以大大降低流动人口结婚的经济成本。在非常住户口所在地工作和生活的内地居民，可以持《婚姻登记条例》规定的相应证件和证明材料，及本人要求在工作地办理婚姻登记的书面说明，到工作和生活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婚姻登记。这更符合婚姻登记的便民原则，从而使婚姻登记制度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建立结婚公告制度、增设审查期、提高审查技术科技含量

所谓结婚登记公告制度，是指当事人向婚姻登记机关提出结婚申请后，婚姻登记机关经过初步审查，对形式上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申请，以公告的方式公布，公告期限届满，如无人提出异议，则认可当事人符合结婚实质要件而给予登记，发给结婚证；如有人提出异议，则待进一步审查后再做出是否给予结婚登记决定的制度。结婚登记公告制度，早在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法中即有规定，而且现在世界上仍有不少国家都采用，如意大利民法典规定：举行婚姻仪式之前，应由人口动态统计官作出预告。未婚夫妻应向一方住所地之地区人口动态统计官员作出预告申请，并在夫妻居住的地区进行公告。在公告期间，一切熟悉结婚当事人的人都可以对婚姻存在的障碍进行监督，提出异议和告发，这有助于防止违法婚姻的发生。由于接受了社会监督，并且有充分的时间保证，因此公告结婚登记比婚姻登记员一人独立、即时完成的婚姻登记，更有利于对即将成立的婚姻进行监督，更有利于保证婚姻的真实性和质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违法婚姻的产生。

在我国现阶段，建立结婚公告制度、增设审查期将具有如下意义：一是可以在公告期内，敦促当事人对是否应该结婚作认真、充分的考虑，避免草率结婚。二是可以将当事人的结婚意愿及结婚条件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便于及时发现当事人所存在的婚姻障碍。三是有利于婚姻登记机关在充分的时间里，对当事人是否符合结婚实质要件作充分的审查和监督，避免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结婚申请的审查流于形式。四是可以认真审核区际婚姻和涉外婚姻的合法性，增强结婚审查的效力。

另外，婚姻登记机关应设立身份证、户口本读卡机，提高审查技术的科技含量，以防止有的当事人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向登记机关提供假身份证、假户口本，隐瞒真实情况，欺骗对方当事人及婚姻登记机关情况的发生。

三、结束语

婚姻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但也有人利用结婚登记制度上的漏洞去做违法的事情，除此之外，许多结婚的法律上的禁止事项也应该在结婚之前有所注意，这一切只有当制度上有所完善才能使所有的婚姻都是符合法律的。一个国家的婚姻制度的完善将会使一个国家不会陷于过多的家庭悲剧，因此可以说，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健康的家庭将会使国家更加富有力量。我国结婚登记制度立法的弊漏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要对其加以完善，规范结婚登记工作，同时体现以人为本、强化权利及责任意识的民法理念。

第四篇：法律文化：中华法系封闭性的社会条件浅析

一、封闭性法制概述

传统意味着许多事物。就其最明显、最基本的意义来看，它的含义是世代相传的东西，即一种前近代社会文化成果的总和，具有相对稳定、内部和谐一致的系统的特质。而探究法律制度传统，意味着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时间性概念，其不仅存在于古代社会，而且存在于现存社会，是“由传统法律生长和演化而来的对现实社会仍发生作用和影响的未曾间断、不断延伸的法律文化和精神”。作为中华法系的主脉，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制体系随着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而逐步解体，但是传统法律制度下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依旧在今日发挥着不可小视的作用。在传统社会还未土崩瓦解之时，法律制度与其紧密相连，而在社会形态发生异化之后，法律制度随之瓦解，但法制传统作为稳态意识退离法律建筑层面。故而，今日来看中华法系传统的意义，更多的则是涉足于法社会学领域。在这个连绵千年缓步发展的法系构架中，其封闭性的特征当引起关注。

本文所指封闭性，指的是某个事物没有或缺乏与外界同类或异质事物相互联系、交流的机能，这种机能是由该事物的内在机制所决定的结构而表现出来的，它具有稳定、保守和排异的性能。

二、封闭性法制：特有的社会条件浅析

法律既是一种政治上层建筑，同时也属于文化上层建筑。在法律的角度背后，更多的掩藏有造成传统社会法制封闭性的社会条件。

首先，封闭性古代法有其经济根源。源远流长的中华农业文明发端于黄河流域，而后扩展开来形成广大的疆土。总体而言，中国文明依托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缘环境，复杂的地形天然成为中国与别国的边界。此种特殊地缘的稳态农业文明以土地为对象，农民牢牢附着于土地，自给自足，重视并坚守自然规律，安身立命，固守家园。民众的生活需求可以通过自身的劳作得以满足，而较少与外界交流，“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即此谓。简单商品经济足以维系狭小市场的供求关系。农业社会孕育出一种内敛的静态文化，使之对外部事务产生极端的排斥感。同时历朝统治者推行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社会经济政策，大商业资本的发展总是伴随着社会肌体腐化因素的滋长，封建士大夫和百姓也对商人进入政界嗤之以鼻。商人为主导的商品经济和资本聚积不能影响社会而成为社会骨干经济结构，相反商人聚积财富大多用于购置田宅，从而蜕变为地主阶层。农业经济始终是不可撼动的社会经济基础。经济上的封闭特点表现在政治法律层面，造就了封闭特点的古代法。

其次，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意识根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农业经济的保守稳定易于造成思想上的唯我独尊性和中心意识。在东周时代中国社会呈现出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可以算得上是空前绝后，因为在后来千余年的历史中，国人的思想遭受了严厉的禁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确立，“出礼而入刑”模式的礼法合治治国思维在为大一统找到理论依据和统治利器的同时，也形成了政治文化专制主义：国人奉行国家至上主义、君主至上主义，漠视私人的利益，其促成了人们缺乏理性的麻木盲从意识和封闭、内向的民族性格，法律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皇权神圣不可侵犯，引导国人只能单向性予以遵守和维护完善，而不能突破保守加以革新扬弃；另一方面其也导致了人们盲目自大、藐视和抵制外来文化的心理。封建统治者将对外交往当成天朝对外邦蛮族的恩赐，缺乏关于对外互易的正确认识。随着此种意识根源的加固和深化，封建社会末期，上至统治集团闭关锁国的严厉国策，下到民众不齿西学的普遍蔑外意识，都极大阻碍了法律制度在这个自在系统中的向外开放。

再次，宗法制家族结构也是封闭性法制的重要缔造者。宗法血缘关系是把人组织在一起的天然纽带，氏族、部落组织的大小有其天然界限，有着难以扩展的坚硬外壳。一旦宗法氏族关系成为人与人间主要组织纽带时，那就必然对组织广大地域性国家构成巨大障碍。在外国历史上，宗法组织和国家组织一般说来是互相对立的。而传统中国社会不但承袭了宗法观念，且随着国家一体化的不断完善，宗法制度不但没有减弱，反而不断强化，到宋明以后则

愈加巩固。孔子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是君仁、臣忠、民顺的国家社会关系的一个缩影。家庭成为组织国家的基本单元，是国家的同构体，俨然一个微型的社会。法律往往要借助于宗法组织力量来管束个人的行为，家族有着一定的执法权，对家族乃至长辈利益的损害，法律予以严厉的惩罚。法律的使用与约束沾染上农业社会伦理的味道，家族本位优越性排斥了个人利益本位的法律保护。由宗室伦理把持的家设“法庭”，由于地域差异存在着道德习惯上的差别，产生具有侧重性的“家族法”。并且封建统治者逐步找寻到了加强专制主义集权的有效途径，使得家族宗室力量不断压缩的同时，必须依附于中央集权。虽然这种权力压缩更多表现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家族习惯仍然在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国家法和家族法所针对的规范范畴不尽相同，加之权力自身的依赖性，决定了伦理主导的家族法不会跳出统治者预设的法律制度层面产生新的普适认可法律形态。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权力分配上的冲突，家族习惯和国家法始终处于近乎平行的状态，家族宗室在稳态下提不出新的权力要求，对于整个法律系统来说也难有破坏性因素滋生。

古代中国法，正是在中国特有的农业经济结构、儒学正统的政治文化专制以及强大的伦理宗法制度下催生而成的。这个封闭自在的系统，辅佐封建制国家，产生了特有的法律形态。

第五篇：中华饮食文化的形成和特点

中华饮食文化的形成与特点

关键词：中华饮食文化

种类

形成特点

摘要：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发展、演变和积累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饮食习俗，最终创造除了具有独特风味的中国饮食文化。在本篇论文中，将会详细探究中华饮食文化自古至今的形成历史与不同菜系的特点。

中华饮食文化的形成

石磨的普及

从新石器时代直到殷商时期，对谷物的加工一直比较原始简单。先民们通过碾盘、碾棒、杵臼等对谷物进行粗加工，难以提供大量去壳净米。到了周代，石岂的出现，是谷物初加工方法的一次飞跃。石岂，即石磨。谷物的初加工，由以碾舂为主变为以磨为主。随着石磨的普及，周人的饮食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肉类开始加工

与谷物加工相比，周代的肉类加工更为考究。而且，作为对肉类初加工的选割，与后期烹制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尤其是周王室贵族在祭祀、宴会时所享用的各种肉类，其选割及烹制，由专设的官署“内饔”与“外饔”执掌。周人已完全懂得选择无病、无特殊腥臊异味而又健壮的畜禽，并辨别畜禽各部位，然后施行宰割。在进食时，各式各样的菜肴都有固定的位置，取食也按一定程序进行，这些都是由肉类所切割成不同形状所决定的。八珍的出现

周代“八珍”的出现，标志着烹饪形成为一门重要的艺术，显示了周人的精湛技艺和食饮的科学性。以炮豚为例，首先将小猪洗剥干净，腹中实枣，包以湿泥，烤干，剥泥取出小猪，再以米粉糊遍涂猪身，用油炸透，切成片状，配好作料，然后再置于小鼎内，把小鼎又放在大镬鼎中，用文火连续炖三天三夜，起锅后用酱醋调味食用。这一道菜先后采用了烤、炸、炖等三种烹饪方法，而工序竟多达十余道。“八珍”开创了用多种烹饪方法制作菜肴的先例，后世令人眼花撩乱的各种菜肴，均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甚至在菜名上也袭用“八珍”，至今还有“八珍糕”、“八珍面”、“八宝粥”之类。四大菜系诞生

春秋战国时期，各个民族的互相融合，在饮食文化上逐渐形成了南北两大风味。在北方，古齐鲁饮食文化历史悠久，烹饪技术比较发达，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地方风味菜——鲁菜的雏形。

在南方，楚人统一了东南半壁江山，占有今天的“鱼米之乡”。“春有刀鲚，夏有鲥，秋有肥鸭，冬有蔬”。一年四季，水产畜禽菜蔬联蹁上市，为烹饪技术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由于又融汇了南方很多民族的民风、民俗和饮食习惯，逐渐形成了今天苏菜的雏形。

在西边，秦国占领了古代的巴国、蜀国，接着派李冰将水患之乡改造成“天府之国”，加之有大批汉中移民的到来，结合当地的气候、风俗以及古代巴国、蜀国的传统饮食，产生了至今影响巨大的川菜的前身。

秦国的统一大业进行到后期，秦末发兵兼并桂林、南海和象三郡，建立南越国。汉高祖十一年受封为南越王。利用广州地处东南沿海，珠江三角洲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可供食用的动植物品种繁多，水陆交通四通八达的优势，建立了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饮食比较发达，目前广东的饮食文化，其实就是由赵佗将中原地区先进的烹饪艺术和器具引入岭，结合当地的饮食资源，使“飞、潜、动、植”皆为佳肴，并流传至今，形兼收并蓄的饮食风尚，产生了粤菜。

至此，后称“四大菜系”的鲁菜（包括京津等北方地区的风味菜）、苏菜（包括江、浙、皖地区的风味菜）、粤菜（包括闽、台、潮、琼地区的风味菜）、川菜（包括湘、鄂、黔、滇地区的风味菜）雏形已经初成。吃在汉唐

随着中国统一局面的完全诞生，汉朝皇帝拥有当时全国最为完备的食物管理系统。负责皇帝日常事物的少府所属职官中，与饮食活动有关的有太官，汤官和导官，它们分别“主膳食”、“主饼饵”和“主择米”。这是一个人员庞大的官吏系统。为皇帝和后宫膳食开支相等于汉代中等水平百姓二万户的家产。

在此时期中国饮食文化的对外传播加剧了。张骞等人除了从西域引进了胡瓜、胡桃、胡荽、胡麻、胡萝卜、石榴等物产外，也把中原的桃、李、杏、梨、姜、茶叶等物产以及饮食文化传到了西域。今天在原西域地区的汉墓出土文物中，就有来自中原的木制筷子。我国传统烧烤技术中有一种啖炙法，也很早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亚和西亚，最终在当地形成了人们喜欢吃的烤羊肉串。

唐代的长安是当时世界文化的中心，为各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便利。胡族和汉族传统的饮食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食肉饮酪”开始成为汉唐时期整个北方和西北地区胡汉各族的共同饮食特色。

今天日常吃的蔬菜，大约有160多种。但在比较常见的百余种蔬菜中，汉地原产和从域外引入的大约各占一半。在汉唐时期，中原内地通过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流，引入了许多蔬菜和水果品种，如蔬菜有苜蓿、菠菜、芸苔、胡瓜、胡豆、胡蒜、胡荽等，水果有葡萄、扁桃、西瓜、安石榴等，调味品有胡椒、沙糖等。与此同时，西域的烹饪方法也传入中原。

在汉代传入的诸种胡族食品到魏晋南北朝时，已逐渐在黄河流域普及开来，受到广大汉族人民的青睐，其中尤以煮或涮羊、烤全羊最为典型。汉唐时期也是中国传统饮食方式逐渐发生变化的时期。东汉以后，胡床作为一种坐具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渐被普遍使用。由于坐胡床必须两脚垂地，这就改变了汉族传统跪坐的姿式。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家具新变化，到隋唐时期也走向高潮。这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床榻几案的高度继续增高；另一方面是新式的高足家具品种增多，椅子、桌子等都已开始使用。桌椅出现以后，人们围坐一桌进餐也就是自然之事了。

唐朝与域外饮食文化的交流非常多，人们的物质生活都有一种崇尚西域的风气，饮食风味、服饰装束都以西域各国为美，崇外成为一股不小的潮流。当时的长安，胡人开的酒店也较多，并伴有花枝招展的胡姬相陪，李白等文人学士常入这些酒店，唐诗中有不少诗篇提到这些酒店和胡姬。酒家胡与胡姬已成为唐代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茶食在辽金

随着茶叶的交易，茶食也深入到辽金民族的日常生活中。金人在人生重大的婚姻典礼中，都以摆上茶食为正规。而所谓茶食，只不过是先进一种像汉民族常食用的“寒具”，即炸麻花之类的大软脂、小软脂的食物，次进一盘蜜糕。只有待整个宴会结束，对待来参加婚礼的上客，才端上“建茗”。茶叶成了只有富者才能啜之的饮料，而粗者只能喝乳酪。忽必烈的涮羊肉

到了元朝，帝国的疆域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广大，也带来了饮食文化的广阔发展。这一时期，涮羊肉在忽必烈的推捧下诞生；月饼，已经成为中秋不可少的一道点心；元大都成为有史可考的第一家烤鸭店的发源地；产生了至今众人都愿意品尝的名菜——烤全羊。

而蒙古人西征以及元朝时期以各种身份从波斯、中亚细亚和阿拉伯等地大批签发或自愿东来的各族穆斯林，与当地民族融合成为了元朝的一个新的民族——回族，并与其他穆斯林民族创造和发展了中国的清真饮食文化。

明代的宫廷饮食奢靡无度。宫中的菜蔬有滇南的鸡枞，五台山的天花羊肚菜，东海的石花海白菜、龙须、海带、鹿角、紫菜等海中植物；江南的蒿笋、糟笋等，辽东的松子，蓟北的黄花、金针，中都的山药、土豆，南都的苔菜，武当的莺嘴笋、黄精、黑精。北山的核桃、枣、木兰菜、蔓青、蕨菜等，其他各种菜蔬和干鲜果品，土特产等，应有尽有。

中国的饮食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各种菜系。

中华饮食文化的特点

一、饮食结构

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多样，气候条件丰富，动植物品类繁多，这都为我国的饮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的祖先们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不断选育和创造了丰富多样的食物资源，使得我国的食物来源异常广博。从先秦开始，中国人的膳食结构就是以粮、豆、蔬、果、谷类等植物性食料为基础，主、副食界线分明。主食是五谷，副食是蔬菜，外加少量的肉食。据《武林旧事》记载的一次盛宴便列举菜肴有200多道，其中，以猪、鸭、鱼、虾等物经烤、煮等诸多工艺制作成的有41道，有42道果品和蜜饯，有20道多类蔬菜，有29道各类鱼干，有17种饮料，还有59道点心等。所涉及的食物种类繁多，天上地下水生陆长和各种生物几乎无所不食，形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饮食构成。可见，在南宋时期中国的饮食文化趋于成熟。据调查，中国人吃的菜蔬有600多种，比西方多六倍。实际上，在中国人的菜肴里，素菜是平常食品。我国的主食以稻米和小麦为主，另外小米、玉米、麦荞、土豆、红薯和各种苕类也占有一席之地。除了米线之外，各种面食，如馒头、面条、油条以及各种粥类、饼类和变化万千的小吃类使得人们的餐桌丰富多彩。

可见我国的饮食风味多样，食材丰富。

二、食物制作

中国传统菜肴对于烹调方法极为讲究，常见的方法有：煮、蒸、烧、炖、烤、烹、煎、炒、炸、烩、爆、溜、卤、扒、酥、焖、拌等。而且长期以来，由于物产和风俗的差异，各地的饮食习惯和品味爱好迥然不同，源远流长的烹调技术经过历代人民的创造，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方菜系，如闽菜、川菜、粤菜、京菜、鲁菜、苏菜、湘菜、徽菜、沪菜、鄂菜、辽菜、豫菜等。各菜系在制作方法上更是各有特色：如湖北菜的煨、滑，京菜的涮、烤等，更有四川菜以味多、味广、味厚、味道多变而著称，素有“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佳话。

中国饮食之所以有其独特的魅力，关键就在于它的口味精美。而美味的产生，主要在于五味调和。同时，追求色、香、味、形、艺的有机统一。在色的配制上，以辅助的色彩来衬托、突出、点缀和适应主料，形成菜肴色彩的均匀柔和、主次分明、浓淡相宜、相映成趣、和谐悦目。在口味的配合上，强调香气，突出主味，并辅佐调料，使之增香增味。在形的配制上，注重造型艺术，运用点缀、嵌酿等手法，融雕刻和菜肴于一体，形成和谐美观的造型。中国饮食将色，形，香，味，滋，养六者融于一体，使人们得到了视觉，触觉，味觉的综合享受，构成了以美味为核心，以养身为目的的中国烹饪特色。它选料谨慎，刀工精细，造型逼真，色彩鲜艳，拼配巧妙，有着无可争辩的历史地位。

可见，我国饮食制作复杂，提倡色香味全。

三、食物器皿

饮食用具的多样性也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特别用竹筷进食，运用自如，经济方便，被欧美人士赞为是艺术的创造。中国饮食用具从用途上来分，有豆、罐、鬲、杯、盆、碗、盒、瓮、壶、甑、盘等等；从材料上来分，有陶制品、瓷制品、金属制品和竹木制品等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类生活水平的不断进步，饮食用具在材料、质量、形态等诸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从隋唐开始，已大量使用了金银等贵金属所制的饮食用具，在民间，陶瓷用具大量使用，到了唐宋时期，中国瓷器享誉海外。直到现代，陶瓷食具美不胜收，灿烂辉煌，成为中国饮食文化中的一个亮点和特色。

可见，我国在饮食过程中除了注重事物本身的质量以外，还注重情趣品味。

四、营养保健

以谷物为主，注重饮食保健。就是以谷物为主，肉少粮多，辅以菜蔬，这就是典型的饭菜结构。其中饭是主食，而菜则是为了下饭，即助饭下咽。中国人很注重饮食的营养保健，主张营养成份合理搭配，平衡饮食，通过调配食用五谷、五果、五畜、五菜等气味、功用各不相同的食品，以达到阴阳平衡、脏腑协调、补精益气、养身健体的目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提出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饮食观，同时还概括了十条“不食”以及注重卫生，遵守时节，讲究营养，有节制不过量的科学饮食法则。

可见，我国饮食讲究医食结合，注重食疗保健。

五、饮食审美

中国饮食在不断的发展中形成了“十美风格”：讲究味、色、香、质、形、序、器、适、境、趣的和谐统一。中国的烹饪，不仅技术精湛，而且讲究菜肴的美感，注意食物的色、香、味、形、器的协调一致。对菜肴美感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无论是个红萝卜，还是一个白菜心，都可以雕 出各种造型，独树一帜，达到色、香、味、形、美的和谐统一，给人以精神和物质高度统一的特殊享受。

可见，我国饮食讲究精美，注重视觉效果。

如上所述，华夏民族的饮食生活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特性，尽管有些特性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不可理解、或者说不太科学（近百年来，“科学”二字在中国几乎成为宗教信仰，它只是衡量一切领域是非的一把尺子，而它本身却不能受到质疑），但饮食生活难道仅仅是“科学”二字所能说尽的吗？如果我们再关注一下“文化”，那么研究中国人的饮食生活不仅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必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

目前，饮食文化还是个模糊概念。有的研究者笼统地说，它包括吃什么、怎么做、怎么吃这三方面的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饮食文化学孕育出六门科学，即烹调学、食品制造学、食疗学、饮食民俗学、饮食文艺学、食品制造学；有的研究者还主张加上饮食美学、饮食商业学、饮食用具学等等。本人才疏学浅，对于这么多学科未能涉猎。我所理解的饮食文化主要指饮食与人、人群的关系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意义。所以我们在课题讨论中虽然也讨论食物、肴馔、食品加工、烹饪、饮食习俗乃至进餐环境、食具、餐具等等，但都围绕着它们与人、人群的关系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意义等方面加以介绍和评介，至于与人关系不大的纯工艺过程、除了必要的知识介绍外，大多略去，意在突出饮食生活给人们带来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享受，以及中国饮食文化在这两方面的刻意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