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生的症结

第一篇：中国大学生的症结

中国大学生的症结 今天和亚南院的韩乾老师聊天，韩老师说当年他在康奈尔大学读博士的时候，每天夜里一点从读书馆回来，就能看到康奈尔的本科生拿着被子去图书馆，康奈尔17个图书馆，每个都是通宵开放，中国人误认为美国的孩子不努力，其实那是他们的高中，到大学以后，他们非常努力，头两到三年受通识教育，而后发现自己的兴趣爱好，确立专业。

我突然领悟到，人的学习能力也是一种资源，善于开发它，它就用之不尽，竭泽而渔，必然殃及后日。学习能力是个综合指标，包括传统观点认识到的智商、学习方法因素，当然也包括学习的愿望。学习本来是让人进步的，可为什么我们总说“学生苦，苦学生”呢？那是因为学习是一种在单调中创造精彩的过程，知识不是感性的知觉、浮躁的大脑可以把握的，人需要让心沉下去，凝于所格之物，一段时间后才有所领悟。学生时代我们一方面接受事物很快，另一方面又充满青春和躁动。所以这个时期，让心静下来的时光是最宝贵的。

可是，心静不能靠压抑，正如防洪不能靠堵，一个年轻人，如果不能发现自己内心由衷感兴趣的事物，是很难单靠意志力将心凝住的，即使真的这样做到了，也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但凡违背规律的事，大自然一定会找回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一个学生，长时间的被逼迫去学自己不愿意学习的东西，青春能量的累积肯定是要释放的，因为青春本来就充满着对丰富性的诉求，本来就该是激荡的河流，而不是水龙管子里被控制了流速的自来水。

可惜的是，没有潜心研究一件事物，就很可能看不到它的真颜，也无法确定自己是不是喜欢它。中国学生在高中肆无忌惮的透支着自己的“静心力”，重复化、模板化、灌输式让我们搞不清楚喜欢还是不喜欢了，甚至，即使是本来喜欢也变得讨厌了到了大学，好多学生的“静心力”已经透支殆尽，需要去闯荡、去折腾来为生命注入新的丰富性，这样才能补充新的“静心力”。然而大学时代一个青年理性意识萌醒，渐渐具备了对问题的独立思考能力，可以用自己的认知重新理解、构架他所处的时代和世界，正该是好好读书，涉猎各种知识的黄金时期。

大学生不爱学习，静不下心来学习，怀疑学习有没有用，觉得在自习室里坐久了很压抑，考试前预习、学习加复习，考试后不知所云，男生成绩普遍不如女生，保研男丁稀少。这些问题，我以前看来都觉得错在我们学生没有尽自己的本分，错在青春的荷尔蒙分泌太多了，今天对比美国学生的状况，我不禁怀疑：美国的孩子为什么大学里能静心学习，是他们比我们更乖吗？是他们荷尔蒙分泌的比我们少吗？显然不是。有些问题出现了，我们不要急着找出“罪魁祸首”，不要忙于拿“不努力”这样的态度性的词汇来定性，问题没有这么简单，背后是有深刻的根源的。

童年、少年的时代本来就该是用来玩的，理性梦醒之前，自然的意志充盈着少年的心灵，教育要做什么呢？教育就是要让孩子们把自然的意志充分的舒展开。一个16、7岁的少年，生命中就不该有什么big deal，他可以勇敢地承接内心的感受，并把感受翻译成行为。着急懂事吗？为什么要着急呢，该懂事的时候自然就懂了。

大自然是守恒的，今天你将压力前置，明天必然会有后置的释放，今天你透支了“静心力”，可以每天持续地学习，明天就是一批批大学生，在理性萌醒的时候感受不到运用理性探求真知的愉悦。你想获得超额收益，结果错置了时间，获得的效果更差。所谓“少壮太努力，老大更伤悲”，不是劝学子不要努力，而是说努力也要遵循着一个自然规律。

中国很多大学生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学伤了”，不是说这群人丧失了学习能力，至少大学时代，这个本应该最适合学习的时代，不适用于这群人。这个群体需要为生命注入丰富性的元素才能恢复“静心力”，从而恢复学习能力。

事已至此，已经丧失“静心力”的我们该怎么做呢？毕业工作是个好选择，读研也可以，不过应该换个学习的方式。前阵子和杨威学长聊天，他说自己是确定了那个研究生项目只有半年时间在学习，其余时间都在做项目、外出交流才决定读研的。“知道这个项目学习时间少，所以选择这个项目”，这乍一听很别扭，实则是适应我们之间的生活经历的。

学制、老师、学生，构成大学的三大元素都没有做好演绎一个“大”大学的准备，三者的结合就形成了“变型的大学”，西方大学的每件事，我们也都做了，但是做的每一招每一式都差了微妙的一点。处在这个时点的中国大学生，当重新思考我们的大学实然的是什么样子。

应试教育的训练让我们善于“和病态共存”，我们渐渐缺少了对病态的不适感，生活应该是我来选择做那道题、不做哪道题，可我们有时习惯了生活出了哪道题，我要快点把它给搞定了，我们忘了：虽然我们不能绕开所有的题，我们是有权利选择不做一些题的

第二篇：中国科研经费症结

中国科研经费症结

本文来源《财经》杂志 2013-12-29

科研经费分配改革千头万绪，关联甚广，科技主管部门只能通过不断探索、试错，找到既符合国际科学界的普遍规律，又适合中国科研环境的路

科技部部长万钢连用两个“愤怒”表达他“无法容忍”科研经费贪腐的心情。2013年10月11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万钢通报了近期两起科研贪腐案。11天之后，财政部披露数据，全国财政科技支出从2006年到2012年，年均增长22.73％，七年累计2.42万亿元，占到同期全国财政支出的4.37％。

科研经费增长迅速，使用过程却不乏寻租，致使大量经费未能发挥效能。《财经》记者收集了近十年判决的科研领域较典型的15个案例分析，被告有财务人员、行政管理人员，亦有学术带头人。典型犯罪手法包括伪造签字、盖章等支取科研经费；签订虚假合同，或以劳务费、差旅费的名义骗取经费等。案例多以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在量刑上，十年及以上有期徒刑的6例，其中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下称基金委）卞中被判死缓。

2014年已近，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原院长陈英旭因科研经费腐败问题，还在等待一审宣判结果。陈英旭案使中国环境领域投入最大的科研项目——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蒙尘。

当前财政收支矛盾突出，2014年科技预算从严从紧的信号已初显。只有从源头上制度革新，才能使科研投入用于正途，既提升国家创新力，亦使科研人员远离犯罪。

划拨：行政化协调弊病

卞中，原基金委财务局经费管理处的会计。他是《财经》记者收集案例中量刑最重的一名被告人。1992年，29岁的卞中进入基金委工作。从1995年至2003年间，他采用虚构拨款事实、偷盖印鉴、伪造进账单、削减拨款金额等手段，贪污基金拨款达1262.37万元之多，此外还挪用了2亿多元公款。

因贪污、挪用公款两罪，2004年其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基金委成立于1986年，是国务院直属的事业单位，资金主要来自中央财政拨款。其所管理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仿效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模式，主要资助科学家在基础科学方面的自由探索，由科研人员自由提出选题并申请，基金委组织专家评审，选题通过后，可获得小额经费资助。

中国的国家科技经费，主要掌握在科技部手中，次之是中科院，第三是基金委，教育部排在第四位。

科技部掌管国家主体科技计划，由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及科技支撑计划构成。除“973”计划面向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外，其余两个计划也面向内资或内资控股企业。国家主体科技计划的项目堪称“巨无霸”，由中央财政拨款。2011年，科技部实际支出的中央财政科技项目经费达到275.1亿元。

国家主体科技计划申报程序与基金委不同，它是由科技部明确设定研究方向、范围、领域、性质、规模等；研究机构、大学根据科技部的指南，提出项目申请，编报预算；科技部组织立项评审与预算评估；通过后报经财政部批复，之后下达课题预算。

中央用于科技的财政拨款连年增长。2011年，基金委所发生的科研项目支出达到科技部半余——146.1亿元。基金委一直坚持给予科研人员更大的研究空间，主管的自然科学基金也是国家层面自由选题研究的唯一渠道。可惜的是，这一赢得科研人员普遍好评的基金资助机构，爆出了这起贪污、挪用巨额科研经费案件，震惊科研界。

基金委庞大的经费曾一度掌握在三个人手中——副处长吴锋、会计卞中与另一名出纳。至2003年案发前，基金委一直采用“以拨代收”的方式管理经费，也就是基金会将课题经费拨出后，收到银行回单和银行对账单，即视为课题承担单位收到款项，并不要求对方提供收据，而且，由于人手缺乏，会计和出纳混岗，卞中正是利用这些财务管理缺漏，以退汇重拨和伪造进账单等手段贪污和挪用科研经费。

卞中案后，基金委对财务管理进行了整改。对每一笔拨款都事先下发通知书，并要求受资助单位核对金额后寄回收据作为入账凭证。

不过，除了财务纰漏，此案还暴露出一个更匪夷所思的情况：在长达八年时间里，因卞中的行为，有将近200家单位没有拿到所承担的课题经费，或者只拿到了一部分，却无人对此提出质疑。

科研经费拨款普遍滞后，在科技界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据了解，年初启动项目，年中甚至年末经费才到账的现象经常发生。中科院化学研究所一位副研究员介绍，课题申报获批并与科技主管部门签订合同后，研究所的财务处一般就可以给课题组开设专用账号，财政部门划拨的经费到账前，研究所往往用自有经费先行垫支，供项目启动使用，经费到账后进行冲抵。由于划拨经费滞后是常态，科研人员和申请单位大多不会主动去催划拨经费。

实际上，有受资助单位打电话催款，卞中以尚未收到相关手续来搪塞，被催紧了，就腾挪其他项目的经费救急。

科研经费划拨迟滞这一怪现象，源于一个项目时常牵涉多部门、多单位，“立项”和“经费划拨”由不同部门掌管，各部门之间协调、衔接时有脱节（参见图表）。这些项目也十分庞大，下设多个子课题、数个研究机构参加。

“财政部门每年在短期内要处理几万个项目的预算审核、划拨经费，同时又缺乏具有较强专业能力的中间组织的支持，还不能粗枝大叶，导致经费划拨时间漫长。”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说，这反映出的是长久以来存在的行政化协调弊病。

对于拨款迟延问题，科技部和财政部开始按照科技人员的需求，每年加快拨款速度，要求每年90％的拨款任务在4月底完成。财政部专门印发通知，要求2011年立项的民口重大专项项目预算于2010年7月30日前报送，以保证经费及时到位。然而，截至2010年9月底，没有一个专项报送2011年预算。从2008年的数据看，当年1月－9月，科技部所属科技计划项目的预算执行率只有75.24％，基金委只有33％。

课题负责人：科研管理一手抓

中国多数高校、科研院所在科研项目管理责任的设置上，都是采用“课题组负责制”。

课题立项后，项目承担单位的财务部门设立单独账号，实现经费的独立核算，以确保专款专用，而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课题负责人享有科研经费的有限使用权和有限审批权，对每一笔支出的真实、合理、合法负责。

所谓有限是指支出额度和使用范围。如中科院一些研究所规定：3000元以内的经费支出，课题负责人签字即可报销；3000元－1万元的支出，需要由实验室主任审核签字；1万－5万元的支出，则要由主管副所长签字；5万元以上的支出，必须由所长签字才有效。

尽管如此，课题负责人通过化整为零等方式，对所承担课题的经费具有更大的支配权。

原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段振豪事发时，担任地球深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和课题负责人，按规定他可以做主1万元以内的报销。自2002年至2011年间，段振豪承担项目资助经费约计1081万元。这些经费的使用基本由他本人和秘书车春兰掌握。两人以报销科研项目经费为由，使用虚假票据报销差旅费、复印装订费，骗取科研经费共计124万余元，车春兰得到少量好处费。另外，车春兰独自用虚假票据报销租车费、劳务费、差旅费共计17.85万元。

2011年5月间，段振豪又利用科研经费设立虚假子项目，套取现金。此案证人证明，其曾帮助段振豪以网站制作名义串过现金，合同数额为5.85万元。2013年元旦前，段因贪污罪被判有期徒刑13年。

段的作案手法，在财政部、科技部等部委多项规定中均严令禁止。《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财政科技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中规定，严禁违反规定自行调整预算和挤占挪用科研项目经费，严禁各项支出超出规定的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严禁层层转拨科研项目经费和违反规定将科研任务外包。但这些作案手法在科研圈已不鲜见。

与中国课题组制相似的英国，项目经费拨款后，也是由所在学校管理，由校财务设立项目账户。“课题负责人不直接管钱，且对经费使用非常自律。”一名在英国高等研究机构服务的研究员说。

课题负责人将科研经费视为自家“小金库”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约有80％的科研经费需要通过竞争获取。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为鼓励科研人员争取科研经费，自行制定内部政策，允许从课题经费中提成作为科研人员的奖励。

美国东华盛顿大学商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宁分析，收入与课题数量挂钩，这是变相鼓励科研人员多申请课题，而不是根据自身能力和学科发展需要量力而行。

项目执行: 管理和财务脱节

涉及科研经费的犯罪案例与经费管理方式密切相关。中国课题经费不乏使用过程的财务监督，但未能起到效用。

国家主体科技计划项目，程序十分严格:课题承担方每要填写财务决算报告，讲明课题经费管理和使用情况，报送科技部后，才能获得下一继续拨款。项目还需做中期评估，由科技部组织专家或委托中介机构，会同财务部进行专项财务检查或评估。在课题完成后，课题负责人还要协助课题承担单位向科技部提出课题财务验收申请。

问题主要发生于课题承担单位财务与科研两部门的脱节。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科技拨款体制的若干问题与对策研究》（下称《科技拨款研究》）分析，科研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为两个互不相干的独立部门，导致科研部门只重视争取项目，而经费使用是否合理有效，不在其评估和职权范围内；财务部门又对科研管理规定不熟悉，只能判断经费使用是否符合财务规定，无法判断是否合理。

按理说，财务部门对项目经费拥有审核权、核算权和监督权。比如，在申报课题预算时，规定要求课题负责人会同财务部门制定预算，但实际操作中，“财务只是履行表格上的签字盖章，很难对课题经费有发言权”。《科技拨款研究》课题负责人汝鹏称，“清华财务部门管理已经很严格，即使支出经费买书，财务人员都要求看小票，检查是否与课题相关，但因专业偏差，财务很难监管到位。”

这就使一些经费执行人员有隙可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下称北航数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孟江涛案颇为典型。程序上，北航数学院的经费支出，需经大学、学院及项目负责人三层财务监督。然而，由于财务人员对课题经费使用没有行使权力，孟江涛得以通过伪造领导签字这一简单手法，多次作案。他伪造副校长、院长签字，虚开会议通知，虚构会议支出和办公用品等，多次挪用项目经费共计237万余元。

北航副校长郑志明在数学院承担了多项科研课题。依据他的说法，在项目执行实施阶段，如招投标、采购、召开会议等，主要由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负责，负责人便是孟江涛。直到孟案发时，郑志明查了自己的课题经费，才发现原本100多万元的经费只剩下4000多元。而案情的最终败露，并非财务人员对项目使用的合理性质疑，而是北航数学院的一名行政秘书偶然发现，孟江涛经办的几笔经费报销单上，领导签名的笔迹与以往不同。

经费使用：侵占“潜规则”

课题经费使用通常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前者系课题研究过程中直接计入成本的费用，包括人员费、设备费和其他研究经费等。间接费用又称管理费，是因实施课题而发生又难以直接计入课题成本的费用。

这在具体执行中为课题承担方制造了寻租空间。在所有案发的科研经费贪腐中，都存在科研单位工作人员巧立名目，通过报销形式非法支取或占有科研经费的直接费用的现象。

课题组一般由研究人员、辅助人员和临时聘用人员组成。依相关规定，由科技主管部门拨款的课题，劳务费应在项目申请书及项目任务书中有预算，且劳务费只能发放给临时聘用人员，以及参与课题没有工资性收入的相关人员。

虚发劳务费是公开的“潜规则”。2012年，“中科院以项目名义发近亿元福利”的报道沸沸扬扬，中科院新闻办公室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也承认，根据审计署的审计，该院所属九个单位在部分科研项目执行过程中，确实存在扩大人员经费开支范围的问题，其中绝大部分用于职工工资，极少量用于科研项目聘用人员的社保费等。事后，中科院将科研经费归还原渠道，并调整了会计账目。

科研人员对此亦有无奈情绪。汝鹏就表示，“该花的人工钱，项目经费无法列支。比如，一个项目请博士后就不能够列支劳务费用，研究员在项目上的劳动付出也没有回报。按科研经费中的劳务费规定，只能够去请一些对项目意义不大的学生，这不利于项目的进行。”

国外的科研经费也有很大比例用于人工费支出，是依据市场定价的基础，付给课题组长以外的博士后等人员。比如，美国大学的教授，如果是9个月岗位，其申请的项目经费可以用来支付自己另外3个月的工资，必须以其现有工资为参照，而且必须在项目申请的预算里明确列出；如果是12个月的岗位，则教授不允许从科研经费中支取劳务费。

“在中国，课题组长们从科研经费中提成最多，这是不合国际惯例的。”美国东华盛顿大学商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宁表示。

《科技拨款研究》以英国的草原及环境研究所为例，展示了这家研究所2003年－2005年的财报数据，显示三年中员工成本稳定保持在项目经费总支出成本的52％－54％之间。“这保障了英国科研人员的收入，使得他们不会因小钱而去贪污挪用科研资金”。一位英国研究人员表示。

中科院新闻办称，政府有关部门正在研究科技资源配置制度的深化改革。近年来，国家部分科技计划已经允许在科研项目经费中按一定比例开支必要的人员经费。

审计：堵漏晚矣

一个科研课题结题时必须通过财务审计验收，事实上因审计而发现问题的案例多属意外。

中科院自动化所生物测评中心原主任助理何杰因国家审计署的专项审计而案发。案发之际正值其新婚，这个“被带走的新郎”令经办该案的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检察二处副处长张小兵记忆犹新。他告诉《财经》记者：“当时审计署审计发现有一个公司总是收到科研经费，但没有产生产品，去工商局调取该单位法人照片，恰巧审计过程中有相关人员是搞人脸识别技术的，一眼就看出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就是何杰本人，他用的是高中时候的照片。”

这完全是审计署的偶然发现。“何杰的案发属于延伸审计，而一般不进行延伸审计。”张小兵称。

检方指控，2005年至2006年，何杰以自动化所名义，与北京蓝盾信安科技公司签订两份虚假协议，并使用蓝盾公司出具的发票，在自动化所报销71万元。该公司是其伪造“刘长利”虚假身份证明注册的。此外，何杰还利用职务之便，截留7.2万元测试认证费。最终，何杰因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以国家主体科技计划项目为例，按照程序，结题时，专项经费1000万元或以下的课题，由课题承担单位在科技部认定的会计师事务所范围内，自行选择一家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结题财务审计。专项经费1000万元以上的课题，由科技部条财司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广州一位大学教授告诉《财经》记者，“审计相当严格，我有九笔报账清单被要求查看，有研究生补贴、实验经费、交通、内部合作转账等。其中，内部合作转账一项，我的研究生在经办时第一次打错银行卡，于是又转了一次，对此审计提出疑问。按要求，全部审计完后，对有疑问的账目需要课题负责人当面解释说明。”

依据审计报告，课题主管部门再组织财务验收专家组，或者委托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财务验收。验收结束后，课题承担单位需在规定时间内，将课题结余资金按原渠道上缴。

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外部“事后”审计较为严格，但许多贪腐之举此前已经完成。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副局长罗猛对《财经》记者分析，“绝大部分单位对权力运作的事后监督多，预防性的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少。”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监察审计处工作人员薛凯麟的观点是，传统的“事后”监督应转变为，“事前－事中－事后”立体式监督模式，由传统的“项目负责人－项目子部门－经费使用人”的纵向审计，向“学校科研部门－财务部门－项目负责人”的横向审计转变。

此外，目前国内没有“对科研经费的使用情况和效益性相关的责任制度，缺乏对经费使用的有效监督手段”。薛凯麟说。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科技部的一份通知中提出，将逐步建立国家科技计划（基金等）经费的绩效评价制度。

科研经费分配改革千头万绪，关联甚广，科技主管部门只能通过不断探索、试错，找到既符合国际科学界的普遍规律，又适合中国科研环境的路。

第三篇：中国管理软件发展的3大症结（定稿）

中国管理软件发展的3大症结

就像人们把1999年称为网络年一样，很多人把2001年称为软件年，而在我看来中国的2001年是管理软件年。我这里对管理软件的看好并不是完全基于市场的考虑，更是由于我们在产业的角度终于看到了管理软件在中国的方向，看到了属于民族软件产业自己的方向，我们也终于走出了以往ERP等思想框框的藩篱，在互联网的更加广阔的空间里寻找到适合中国企业应用的软件架构。当然，用友、金蝶等领导厂商的成功资本运作也成为印证管理软件年说法的佐证。

管理软件的症结问题，是我很长时间以来的思考，这里的讨论不能说是一种理论，权当一种抛砖引玉。我对于管理软件的思考从ERP，这个业界最敏感的概念开始。说起管理软件很多人把它等同于ERP（企业资源计划）、MRPII（制造资源计划）、MRP（物料需求计划），其实ERP、MRPII、MRP是管理软件在某个阶段的一种核心管理思想的具体体现。虽然ERP是1998年后才被中国的管理者广泛接受的一种管理思想，但与ERP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渊源的MRP、MRPII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被引入中国，随后产生了一批MRPII软件厂商，它们一直致力于利用MRPII推进中国企业管理。

90年代中期，为了推进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寻求更大的企业发展空间，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财务软件公司纷纷转向企业管理软件，大量冠名为某某ERP的软件产品迅速涌现，国际ERP巨头也纷纷抢滩国内市场，国内的老牌MRPII厂商也迅速转向ERP市场。在软件企业的大力推动下，中国企业界开始广泛了解ERP的管理先进性和对企业体制改革的促进机能，不少大、中型ERP项目纷纷论证上马，进入实施阶段。

现在回过头看来，真正成功、成熟的ERP应用案例在中国市场仍然凤毛麟角。与此同时全球管理软件思想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客户关系管理又成为继ERP之后的焦点。

究竟中国管理软件的发展之路应该如何步入健康的轨道？我认为，实际上可以归咎为如下的三个症结所在:

一、管理软件要强调基础管理，深入企业机制创新细节层面

现在一谈ERP就要强调“ERP首先是一种思想”，进而在体制和战略的层面延伸展开。这种指导思想没有错，但却容易忽视ERP的另外一个重要侧面：基础管理。而中国的管理软件现今为中国客户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提高基础管理问题。基础管理是什么？我理解，它的核心是资金和财务。如今我们说从财务软件升级为全面企业管理软件，也可以说是从基础管理升级为全面企业管理软件。而这里的全面又不完全是ERP，ERP没有从基础出发，有没有面向变化和开放的网络世界是ERP遭受前后夹击的两股动力。

中国进行企业改革，一方面是体制的转轨和战略的进步，ERP可以帮助、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则是要在传统的、粗放式的具体经营中强化管理手段，在成本核算、流程控制、物流管理、客户关系、供应链衔接等各个环节上实现量化监督、科学管理。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夯实了，也才谈得上企业长期战略和短期目标的正确实施。否则，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作为企业资源的管理系统，ERP很重要的一项功能就是通过信息技术和产品的应用，打通企业采购、制造、销售、核算、服务等各个环节，用统一的标准和科学的统筹来促进企业内部效率的最大化。这是ERP的细节，也是企业机制创新的微观基础，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如果不重视这一点，仅仅将ERP的作用停留在思想转型的纸上谈兵，那么根本无助于企业应用的实际操作。

所以，要引入ERP首先就要强调企业的基础管理，系统的实施在某种程度上无非是利用技术的手段将管理的制度进行固化，一步一步地将过程控制、资源调配做到位。相反的做法是将ERP神话、将ERP的概念无限扩大化，在上纲上线的鼓吹中误导企业，当系统实施的功效不尽如人意之时，就会产生明显的负面效果，最终前功尽弃。

对于管理软件厂商而言，除了提供优秀而实用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要将服务整合进来，通过产品服务的打包提供，刺激项目实施企业的主观能动性提升，在必要的时候将成为实施企业的借助外力以理顺其内部关系，排除内部管理科学化管理实施中的阻力，打破种种“暗箱操作”和“灰色收入”。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外脑”角色的功能，决不是去教用户学管理，最了解企业问题的只能是用户自己，管理软件厂商需要做的，就是充当“借力打力”中的外力。所以，用友的努力方向是：从产品提供商向集成应用解决方案提供商发展，最终成为一个集方案、产品、咨询实施之大成的服务提供商。站在企业的整体角度看问题，在微观的层面细致推进，是用友的态度和风格。尽管这样看来容易和ERP、CRM概念的热闹产生距离，但实际上却是在扎扎实实地进行着基础性的前期工作，能够真真正正解决现实的问题，实实在在地推进中国企业管理进步。

二、管理软件要强调过程，在分步推进的过程中逐渐完善

管理软件绝不仅仅是具体的产品，更意味着项目实施的过程和解决方案的贯彻，将ERP作为产品宣传的重点和市场炒作的题材，并非一个成熟管理软件厂商的明智做法。用友在最近数年来致力于管理软件领域的市场建设，也经历了一个从幼稚到成熟、从务虚到务实的过程。

在用友看来，用户真正需要的是解决企业在经营管理中遇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从单项产品到整合应用的发展过程。中国企业最初的需求，是财务管理、进销存管理，这些已经在前些年的财务软件发展浪潮中得到普及。中国企业现在的需求，是面对着工业化改革与信息化颠覆的双重革命，需要利用最少的成本代价，将旧的系统迁移到新的平台上，从而适应网络经济和电子商务带来的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等领域的时代变化。中国企业未来的需求，是将企业内外资源的管理纳入到统一的符合中国特色国情的管理平台之上，彻底改造企业管理体制和机制。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寻找定位，中国市场的现实土壤仍处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孕育状态。优秀的管理软件厂商，应该“和企业用户一起成长”，依靠自己的技术产品和努力，帮助用户实现无缝升级和代价的低廉。

再者，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虽然ERP迄今仍然是系统而先进的管理思想，但放到中国这样特定的市场环境中，照搬国外的ERP建设思路对于企业应用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对国外的ERP加以扬弃，创造性地构建管理软件的中国架构---这是包括用友在内的所有企业应用软件开发商的历史使命，也是理想状态的恰当描述。相反，“一步到位”的宣传，要么是对市场认知浅尝辄止，对中国企业管理软件发展规律缺乏深刻认知；要么就是存心误导用户，搅乱市场秩序。

如果我们将ERP抽象为企业管理现代化建设的代名词，那么将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持久战。企业管理的进步并非一日之功，中国管理软件厂商更需要在动态过程中把准管理软件核心思想升级的节奏，依靠系列的、稳定的、高质的软件产品引导用户，培育架构，最终形成基于自主创新理论基础和组件开发的中国企业管理系统。从最早的单项型财务软件，到核算型、管理型财务软件，再到财务与进销寸业务管理一体化的管理软件。今年用友再次隆重推出新世纪（NC）管理软件。从用友软件的发展历史中我们不难看出，企业全面管理软件发展需要一个由小到大的过程。用友NC管理软件是用友为中国企业绘制出一整套系统建设蓝图，囊括了企业动态经营模拟平台、全面预算管理、项目管理（预算与成本管理）、EVA（企业经济增加值评价指标）构建企业的动态经营模拟平台，包含了评价指标体系、管理会计体系和供应链及客户关系管理。用友有信心依靠强大的技术实力，帮助中国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扎扎实实地做好企业管理水平的推进工作。

三、管理软件要强调技术与应用的融合，提升服务的含金量

在当前的管理软件市场中，过分强调技术含金量以突出产品的先进也是一种不良的倾向。事实上，对于管理管理软件领域而言，如果不能将先进的技术和企业用户的应用实际统一起来，再高的技术含金量也只能是事倍功半。

技术与应用的融合，其目的是贯彻一种核心管理思想，帮助企业实现体制机制创新，引入“以人为本”的竞争机制，建设信息交流完备的组织系统，确立供应链管理的核心地位，全面拓展客户关系管理，最终实现电子商务时代的资源整合。技术与应用的融合，必须依仗服务的力量，在用友看来将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方面，是技术、产品表现形式的服务化倾向；另一方面，则是服务本身的技术化、产品化和商业化趋势。

用友董事长王文京就曾不止一次指出，“中高端企业管理软件市场的成功必须要做两个方面的努力。一个方面就是产品，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专业服务。专业化服务包括了对客户的经营和管理的咨询服务，以及系统实施的服务，以及针对客户的高级的培训服务，后续的支持服务，其中，实施服务是中高端管理软件整个业务提供里面相当重要的环节。” 在用友的新世纪（NC）系统中，服务的概念就已经大大区别于传统的财务软件服务。跨越了售后培训、操作使用培训和简单维护的初级服务阶段。用友在中高端管理软件领域的服务体系庞大而精致，特别是其中的增

值服务体现出很高的专业要求。为此用友确立了服务经营的思想和战略，已经在构建全国性的专业化服务体系，包括总部开发的NC服务产品，比如说各种培训和教育的课件，相应的实施和支持工具。在队伍的建设方面，用友今年计划建设150人的咨询专家队伍，并聘请在中国ERP软件实施领域、专业服务领域具有十多年专业经验和很好的组织管理水平的章培林先生，主管服务业务，提升服务的含金量。经历了十年风雨，我们有理由相信，跨入新世纪的中国企业管理软件市场将能更为准确地把握ERP的精髓，扬弃ERP的优劣，解开中国管理软件发展症结，最终推动管理进步，促进整个市场朝着健康、有序和独立的方向蓬勃发展。不要把2001年做成中国管理软件的概念年。

第四篇：扬尘治理的症结

扬尘治理工作不力的症结

---------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工程

1、扬尘治理工作客观上说该工程1千多亩地太空旷，各单体间有大量的空地 要全部覆盖太难，况且该空地覆盖工作不是施工单位责任，协调难度更大。

2、扬尘治理工作主观上也存在人为因素，由于甲方自身的特殊性，加上有问题时不对甲方处罚，甲方没有压力，所以此项工作失去了最好的支持，给该工作带来不力。

3、而施工单位由于个别甲方人员的鼓动，（谁说也别听，听我的）对扬尘治理工作不够重视，给监理管控工作带来了及大的困难。

4、因该工程是市重点工程，要求10月1开业，施工工期压力太大，质安站的停工和整改要求都不起作用，施工该怎样干还怎样干，影响了扬尘治理工作。

5、面对现状监理能做的也就是会议要求、下单子和现场跟班说服教育。但收效不大。

6、市质安站李科长多次说：我都管不了，监理更管不了（公司颜总在场）。事实监理的工作阻力很大。

7、现在工程 扬尘治理情况冷然没有多大改善，如再遇到检查会重演不利于我们的过去，大部分人信心不足。

8、这种现象已经影响到监理人员情绪（张涛已辞职），针对个别人退缩情况，监理项目部通过内部会议和个别交流 来稳定情绪，加强力量，调整分工，努力督促扬尘治理工作向前推进。同时在质量上 重

点抓砼、钢筋等施工环节的监管；在安全上重点突出深基坑、高支模等以及大型机械和安全用电等环节中的监理工作，防止质量、安全 再出问题。

9、市质安站要通报我们的粘土砖问题，市节能办3月20日到现场检查后（因为质安站无此处罚权）已认定是 非粘土砖（公司颜总在场），使用粘土砖问题已不成立。

10、现在虽然以滨河集团名义给市府打了报告，现场扬尘情况依旧。不敢保证再次遇到检查时，不会出问题。恳请公司领导对此评估后给予应对措施，以扭转局面。

谢谢！

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工程 监理部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三日

第五篇：找症结分析会心得体会

抓管理 重在责任

求发展 重在激情

通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局里召开了找症结剖析会，使我深刻体会到局里的会议精神，自己所学的东西只在表面上，没有真正学透、弄懂、领会深刻，没能贯穿到自己的工作实践中。

在抓管理上，责任心不强，只觉得把自己工作干好，限于完成表面任务，没有全局观念，也没有把每项工作落实到责任人，落实到实处。做为管理人员工作怎样抓，目标管理不明确。

通过学习，做为管理人员责任心是关键，首先在工作中，自己平时要多加学习，转变思想观念，全局拧成一股绳，要有大局意识，高素质、严要求，以身作则。抓管理，抓效益，抓高收入项目，创新发展，抓落实，做好专业支撑工作，每周下支局1-2次，支局联动，发展各项业务，掌握支局发展业务情况及存在问题，及时向局里汇报，并做好业务提导、培训工作，促进支局业务发展。

求发展重在激情。鼓励职工积极发展业务，使职工明确奖励政策，并将职工发展业务奖励及时兑现到位。使职工明白只有企业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企业发展职工才有钱花的道理，以局为家，局兴我荣，局衰我耻。

通过局里召开的找症结剖析会，我对群众路线的重要性认识有了很大提高，提高了自己在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的自觉性，为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奠定了更深的理论基础。我将以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为契机，更加深入认真地学习党的理论、思想，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工作水平、思想水平。让我们携起手来，团结协作，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发挥自己的余热，更好的为邮政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