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哥白尼革命

第一篇：康德哥白尼革命

康德哥白尼革命

哥白尼由于把恒星的运动部分归之于观察者的运动从而解释了恒星的表面上的运动一样，康德则通过揭示客体与心灵相符合——在认识中，不是心灵去符合事物，而是事物要符合心灵——而证明了心灵的先天原则如何适用客体。“这种情形正与哥白尼最初的思想的情况相同。哥白尼假设一切天体都围绕观察者旋转，因此不能很好地说明天体的运动。于是，他假定观察者旋转，恒星静止不动，以尝试其是否更易于成功”。——“依据几何学家和物理学家所确立的例证，使形而上学革命化，以改变迄今为止一直流行的形而上学的程序，这种尝试即纯粹思辨理性批判的主要目的”。

康德以前的哲学认为，真理即是知识符合对象，我们的认识能力围绕着事物展开，努力去寻求事物的本质，这在哲学上被称为本体论哲学。

康德则认为，事物的本质不可知，我们所能知的只是事物的现象，只是事物显现在我们面前的样子（这就是所谓的康德的不可知论，其实康德的意思是物自体不可知）。而事物如何在我们面前显现，决定于我们的认识能力，通俗地理解，比如人有色盲，则具此一颜色之物可能显现为彼一颜色。当然，康德其实主要不是表达这种意思。这种意思主要是英国哲学家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观点。但的确有相通之处，而又有很大不同。所以，当时哲学界有人称康德是贝克莱主义，是有些道理的；而康德听了很生气，以为大不同，也是有道理的。康德的主要意思是，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决定于人类先天的认识能力，这种能力包括先天直观形式如时间和空间，包括人类先天的知性结构和范畴，如质、量、关系、模态等四个方面下属的十二种范畴。正是这些具有普遍有效性和客观必然性的先天认识能力，决定了人类知识如何可能，决定了人类知识的普遍有效性和客观必然性。正是康德，让近代哲学发生了转向，即由本体论哲学转向认识论哲学，转向研究人的认识能力。真理不是知识符合对象，而是对象符合知识，正如不是太阳围绕地球转，而是地球围绕太阳转，因此哲学界认为康德的哲学革命意义之重大就如天文学上的哥白尼革命一样。

康德认为一直以来人们认为认识事物就是认识事物本身，我们的感性或理性认识能力围绕着事物展开，就象哥白尼之前，人们认为太阳围绕地球转；实际上人们如何认识事物呢？康德认为事物在进入我们的认识领域时就被我们的认识能力进行了建构，比如说时空概念就是人头脑中本来就有的，所以我们在看到的所有的事物都在时空之中，就象我们的头脑中带了一个时空的眼镜，所以事物呈现什么样子是受我们头脑中有什么认识框架所决定的，即我们认识事物不再是围绕事物转，而是事物围绕我们的认识能力转，也就是哥白尼革命：地球围绕太阳转。

休谟通过对因果关系的诘难证明了一点: 这些关于现实的概念知识的结构形式, 特别是因 果关系形式, 并不存在于知觉中, 而是观念的组合结构的产物,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因果关系与现实有关。

康德受到莱布尼茨的启发进行了又一次认真地思考: 借助于认知者的单子和被认知者的单子之间, 源于上帝的 预定和谐, 潜在的先天性的净化观念是否有可能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之谜。很快地, 康德就认识到, 这种先定和谐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臆测, 不可能证明因而也不可能支持科学的哲学体系。

让世界围绕认识者旋转起来, 人类的知识就既有先天的意识成分, 又有后天经验的成分。如果对象必须依照我们直观能力的性状, 那么我倒是完全有可能想象这种可能性。

先天综合判断

所谓“先天综合判断”就是既具有感觉经验的内容，同时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这样的知识才是科学知识。换言之，如果有科学知识，如果有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那么就意味着我们的知识既有感觉经验的内容，同时具有普遍必然性，这就是衡量一种知识是不是科学知识的标准：先天综合判断。

康德断言﹐一切科学知识都是由这类判断构成的。如数学命题﹕7+5=12。单纯联结7和5的概念﹐根本分析不出12这个谓项﹐只有藉助于直观﹐例如藉助手指的逐一相加﹐然后才得出12这个概念。所以算术命题永远是综合的﹐然而它又是先天的﹐因为7+5=12这个命题具有不是来自经验的普遍必然性。又如几何学命题﹕两点间直线是最短的线﹐主项中“直”的概念不包含量﹐只包含质﹐因此“短”这个量的概念不能从主项分析得出﹐只能由直观加上去﹐但是这个命题又公认为普遍有效的。又如自然科学命题﹐每个发生的事物都有其原因。“原因”指与发生的事物不同的某种东西﹐不包含在主项里﹔但是每个发生的事物又必然有原因﹐这种必然性完全不能从经验得来﹐是以先天知性概念为依据的。只有先天综合判断才能构成科学知识。

先天综合判断的提出﹐表现出康德哲学力图克服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片面性的调和倾向。但康德所强调的是理性的先天性﹐认为没有理性的先天因素﹐经验知识﹑实践道德和审美活动都不可能。

物自体

物自体“只能思之不能知之”。

在那么我们就永远既不能先天认识它, 也不能后天认识它。” 以“自然”为例：

作为物自体的自然是不可知的, 但是, 与人们的意识相联系、作为人们经验对象的自然是可知的, 这一自然就是人们认识所能及的“现象”。

康德在探讨人们如何能认识作为现象的自然时, 提出了不同于他以前唯物主义的、独创性的观点。首先在对认识主体的看法上,亚里士多德和洛克分别提出了“腊块说” 和“ 白板说” , 认为人的感官和心灵是一块白板,在没有认识自然以前, 里面没有任何先天而来的痕迹, 没有任何记号, 没有任何观念。

相反, 康德认为人们在认识作为现象的自然时, 主体先验地具有一套认识形式, 这就是在 感性阶段上 作用于自然的形式一一时间和空间;在 知性阶段上 用以“ 给自然立法” 的范畴—因果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等。

其次, 在主体和对象的关系上, 康德以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认为, 人们对外物的反映是消极被动的, 正如培根所说: “ 存在的真理同知识的真理是一个东西, 两者的差异不过如同实在的光线同反射光线的差异罢了。” 这就把人们的认识看成是镜子似的反映。而康德认为人们在认识作为现象的自然时, 要依靠主体先验具有的时空直观形式和知性范畴, 主体从感觉开始的 对自然的整个认识活动, 从来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过程,相反, 认识的层次愈高, 主体的能动作用就愈强。人从过去受认识对象的制约变成认识对象的主宰者, 人不仅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 更重要的是自然的主人和“ 立法者”。再次, 康德认为主体之所以对自己的认识对象具有能动作用, 关键在于这一认识对象—作为现象的自然, 是主体自己“ 设定” 的, 对象在被我们认识之前, 主体关于对象已有所规定, 主体在直观和思维对象时, 正是运用主体自身的规律对它进行了综合, 从而把散乱杂多的材料综合成一个完整的对象。康德写道: “ 如果理智处于一种给感性立法的地位, 那么它自身必定是一个创造者,他或者是这些感性形式的创造者, 或者是这些感性形式的材料也就是对象的创造者。” 由上可知, 正是作为“ 现象的自然” 学说的提出, 使康德在主体和对象的关系土进行了哥白尼式的革命, 主体的能动性被充分阐发出来, 第一次把“ 自然” 不仅看作是主体反映的对象, 而且是主体活动和改造的对象, 从而批判了他以前唯物主义哲学家消极被动的反映论。

第二篇：探析康德哲学之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

探析康德哲学之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11-08-26 11:45:00 ] 作者：晁传振 编辑：studa090420

论文关键词：先验 超验 验前

论文摘 要：在康德之前，西方形而上学已经走入了死胡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以往的人们普遍认为，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现象，而认识则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这就要求人的认识能力必须符合客体。问题就出在这里，这是我们无法完成的证明。受哥白尼的“地心说”的启发，康德将认识论的方向转变为，对象符合认识，客体符合主体。这一转变取得了重大成就，它既使形而上学的危机消于无形，又为未来形而上学指明了方向。

一、康德哲学的背景

在西方哲学关于认识论的研究中，经验论与唯理论关于真理问题的争论，已经走入了死路，人类理性陷入了危机，高贵的形而上学也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曾经有个时候，形而上学号称为一切科学的女王，„„而现在因为时间的变更，她就只为人所鄙视了；她成了一个孤苦伶仃、流离失所的妇人。”①（P3,Aviii）

康德系统地分析了近代西方哲学之后，他说道：“人类的理性有一种特殊的命运，就是在它的某种知识里为一些问题所苦恼，而这些问题既然是理性的本性所规定的，它就不能置之不理，可是这些问题有超出了它的各种能力的范围，所以它就不能解答它们。”①（P3,Avii）也就是说，一方面，人类理性为它在认识中所规定的问题所困扰，因而必须得到解决。然而，另一方面，这些问题有都超出了理性的能力，理性又不能给以解决。究其原因所在：人类理性在经验的运用中，虽然为经验充分证明了其正当性，但是沿着经验，人类理性必然要追溯到“更高更遥远的条件上”。“不久，它就觉得这样一来问题永无止境，他的工作就绝不能完成了。”以至于，“它不能不使用超出一切可能的经验的范围以外的那些原理”。这样就使得人类理性陷入了两难之境地：一方面，如果在人类经验中使用人类理性，那样，便会形成一个无穷的追溯；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超越经验，“人类理性就陷入黑暗中，陷入种种矛盾之中。”具体说来，之前的怀疑论从经验出发，不考虑理性，就会形成一个无穷的追问，而独断论只从理性出发，不考虑任何经验，其结果往往与人的常识不符。所以，为人类理性寻找一条合理的出路，是康德所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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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

在哥白尼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太阳为绕地球旋转”，而且，这一假定被当作理所当然的真理，因为它与人们的常识完全吻合。而到哥白尼时代，这一假定的局限已暴露无疑，天文学方面，亟待新的理论来解决这次危机。经过长期的思索和分析，哥白尼提出这样三种假定：天体运动，可以假定为观察者不动，而天体在动；也可以假定为观察者在动，而天体不动；还可以假定为二者同时在运动，但速度不同。并最终从“天体不动，观察者在动”这一假定中，得出了著名的“地心学说”。到康德时期，这一假定被当时科学家的观察和实验充分证明了其正确性。而康德的伟大在于，他从中发现了其哲学意义：这一学说已经完全超出了人们的经验之范围，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如果一味要求主体的认识必须符合客观事物，最终必定会否定人类理性在人类认识中的积极作用，继而完全否定认识的可能性。受哥白尼“地心说”的启发，康德认为，如果将认识论的方向转变为，对象符合认识、客观符合主观这一新的原则，由人的认识能力去检验人的认识，也许，我们就可以给予认识的可能性以更为充分而雄辩的说明。他曾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中说道：“人们一向假定，我们的一切知识必须符合与对象，可是，使用概念，在验前建立关于对象的某种东西以扩大我们关于对象的知识，这一切企图，按照上述的假定，都归于失败了„„因此，我们必须尝试一下，如果我们认定对象必须符合于我们的知识我们就恰恰在哥白尼最初的想法（gendanken德文）这条路线上前进。”①（P17,Bxvi）这种思路，被康德自誉为“哥白尼式的革命”。而且，康德认为哥白尼革命的意义，不仅在于认识符合于对象这一假设已经被自然科学的发展证明是错误的，更为重要的是，哥白尼学说指示出了人类知识奠基的崭新的基础。揭示了理性在人的认识中的核心地位。所以，康德的认识论转向最为重要的哲学意义就在于，他为哲学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

三、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的重大意义

这一重大哲学革命，所探讨的主要是对象与知识的关系问题，而其实质归根到底就是普遍必然性的来源问题。经过为理论和经验论的争论，已经说明它不能来源于经验，而只能是先验的（transcendental）。先验的含义是指不源于经验但是又适用于经验。康德认为，之所以以往的哲学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它们的思路出了问题。以往的哲学认为，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是客观的，要求知识普遍地复合对象的客观性。但是，这样的客观性是不可能反映到我们的主观认识能力之中来的，即使我们承认了其可能性，我们也无法先天的（apriori）认识到。康德颠倒了传统的认识原则，明确指出，经验不仅与对象有关，而且还同人的理性能力相连。知识确实来源于经验，但是经验只有通过理性的认识形式才有可能。人类只能认识那些我们先天放入到事物里的东西。科学只能在经验之中才有可能。因此，这一革命不仅消除了经验论对认识的怀疑，而且还批判了唯理论的缺陷，并为人的认识划出了边界。于是，哲学便被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两部分。“康德认为，一切认识只能是经验认识，认识只限于人的经验范围之内，绝不能超越这个范围。在经验之外，就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实践问题。”②（P23）理论哲学是关于经验的哲学，而实践哲学则是超验的（transcendent）哲学。认识和实践这对古老的问题，第一次在哲学上，被康德明确的划分为两个完全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领域。

更为重要的是，康德这一革命，将认识的对象划分为现象（phanomen︱phenomenon）和“物之在其本身”（或译为“自在之物”“物自体”，dinge an sich selbst）两个方面。由于认识只能是对象符合知识，因此我们获得的关于事物的认识只能是“如其所现”（wie sie erscheinen）而不是“如其所是”（wie sie sind）。这也就是说，我们只能以主观的形式来认识事物，而这些主观的形式又必然同经验材料相结合，才能形成知识，那么，我们所认识的事物只能是事物的表现，而不是“事物本身”。所以，一切认识都只能是经验中的认识，绝不能超越经验。然而，由于“事物本身”已经超出了经验的范围，是不可知的，理性就不能把它作为认识的验前条件。但是，“事物本身”又是事物表现的根据，不可或缺。这就彻底终结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因为传统的形而上学一直在认识中追求超验性的对象，一直试图去认识“事物本身”这类终极本体或终极的原因，但是，又完全没有认识到这类本体或原因在认识论上的不可知性，强行使人类理性超越了其职责和能力。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为，康德的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命运，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建立提供了可能，并指示了未来哲学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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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1］纯粹理性批判［德］康德著 韦卓民 译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道德王国的重建 李蜀人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康德 著 李秋零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三篇：论哥白尼革命的影响与意义

哥白尼革命

摘要：哥白尼革命作为科学史上不得不提的一段故事，它到底对我们产生了哪些深远的影响。哥白尼是在什么历史环境下发现了日心说，回顾哥白尼革命的意义。

关键字：日心说 宗教神学 背景 影响

哥白尼革命是近代西方科学史上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它一直是众多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的关注焦点。托马斯·库恩就哥白尼革命撰写有专门论著，展现出科学内史与外史综合研究的基本取向。研究哥白尼革命的相关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哥白尼革命就是以日心地动说为基础的新天文学取代了地心地静说的旧天文学，进而又引出以物理学革命为主干的科学革命。但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我首先想到的是哥白尼是怎样发现日心说的，哥白尼革命所处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日心说和哥白尼革命对当时和如今的社会有何意义及影响？

尼古拉·哥白尼，这位人类思想解放的先驱，1473年生于波兰的托伦城。年轻的哥白尼在波兰克拉科夫大学，正值欧洲文艺复兴思想传入波兰，他亲身经历了人文主义者同其政敌之间近代世界观科学观，同中世纪卫道士之间尖锐的思想斗争，这些都在年轻的哥白尼的心灵深处播下了怀疑的种子。1493年酷爱天文学的哥白尼开始怀疑长久主宰人们思想的托勒密的地心说，他发现被人们视为真理的东西并非想象中那样强大。托勒密的宇宙体系太繁杂，并不符合数学和谐原理，哥白尼在给他的老师蒂诺瓦拉的信中这样写道：“有许多事实与托勒密的体系应当得出的结论并不相符合，因此他们对太阳的月球的认识就很不可靠。”哥白尼日复一日的观测中，计算中，他经历了一个从对地心说不认识到认识，从相信到怀疑，从试图修补到全面彻底改造的过程。他的思想越来越解放，信心越来越坚定。

从1510年开始，哥白尼整整花了20多年的时间，数易其稿，终于写成了6卷天文学巨著天体运行论。日心说的诞生是自然科学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他掀起了天文学史上的一场革命，揭开了近代科学向宗教神学开战的序幕。

中世纪的欧洲，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的势力十分强大；神权胜过君权，成为实际的统治者和反动势力的总代表。按照教义，自然界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并把他们安置在地球上，地球在宇宙中应占有特殊地位.这样，托勒密体系正好为基督教义提供了“科学根据”，它变成了与宗教教义具有同等意义、同样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在“地心说”居于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必然会受到在当时比较完善的“地心说”的攻击。宗教必然不会放任哥白尼的“地心说”。

哥白尼革命改变了人们的宇宙观念，大地由宇宙的中心变成为一颗渺的行星，宇宙也不再是充满生机的生命体，而成为一架按力学规律运行的机器。由于生机论中人与宇宙天然合一的保障被打破，人作为特殊的存在物从机械世界中独立出来，哲学家开始着手探讨人对机械世界的认识问题。与此同时，实验科学作为人定量把握世界的认识方式也从自然哲学中独立出来，并在现代化浪潮中作为真理代言人的身份出现。欧洲人的思想背景由古代目的论转向近代的机械论，并随着科技文明的全球扩张将现代世界的思想背景统一化。可以说现代人类世界是在哥白尼革命之中诞生的。

哥白尼革命的核心“日心说”，否定了上帝把地球置于宇宙中心的宗教教义，建立了科学的宇宙观，从此，自然科学就从神学中解放了出来。哥白尼日心说是天文学的革命，是因为它吹响了科学背叛神学并起来反抗的号角，它号召人们为砸碎神学的枷锁，为科学的生存权利而战。所以日心说的创立标志着科学从神学束缚中的解放，从此自然科学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参考文献：

【1】库恩.哥白尼革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维基百科-尼古拉·哥白尼

第四篇：转变政绩考核方式：哥白尼革命的启示

转变政绩考核方式：哥白尼革命的启示

作者：公安部纪委监察局调研室副主任 孙长忠时间：2011-05-09浏览次数：18 次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指出，转变发展方式最难在两个方面：一是观念，一是创新机制和干部考核的标准。他强调，所谓观念，就是要彻底转变唯GDP的观念，而与它相关的就是干部政绩考核，而干部政绩考核，不仅要看一个地区的经济总量，而且要看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社会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公平正义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如果不彻底从根本上解决这两条，我们制定的规划也是难以实现的。由此可见，贯彻落实“十二五”规划《纲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必须转变政绩考核方式，这是当前十分关键、十分紧迫的一项任务。对于如何转变政绩考核方式，方向是什么，科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可以给我们以深刻启示。

众所周知，哥白尼的日心说是科学史上的一大革命。此前，在整个欧洲中世纪科学黑暗时期居于正统地位的，是经过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注释加工过的托勒密的本轮——均轮宇宙体系。这一体系在假定地球位于宇宙中心并静止不动的基础上，通过本轮和均轮的叠加，有效解释了行星的逆行、亮度的变化；通过引入偏心点，又进一步解释了行星运行速度的不均匀性。但是，随着观测材料的不断增多，为“拯救”这些现象所需要的轮子也不断增多。到了哥白尼时代，轮子数已增加到80多个，使得托勒密体系极为复杂。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托勒密体系中为了与观测相一致所采用的办法，特别是由于引入了偏心等距点，地球实际上并不处在宇宙中心，反而违背了最初的假定。这还只是学理上的矛盾，实践上，哥白尼时代航海事业的大发展，对精确的天文历表的需要日益迫切，但用以编制历表的托勒密体系却越来越繁琐，于是哥白尼日心说应时而出。与地心说相比，日心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最明显的优点都是其简洁性：大小轮子由80多个减少到34个左右，这是连反对者也是承认的。[1]

托勒密体系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是有生命力的。但由于其假定的地心说和地静说是错误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整个体系不可避免地最终走向倒塌。托勒密体系与哥白尼革命虽然只是科学史上的一个片断，但二者关系中蕴含的内在规律，却可以在很多方面给人以深刻启示。近期，美国出版的一本新书叫《自大的终结：全球思想竞争中的美国》，明确提出，美国必须接受“哥白尼式”的现实，就是用这个规律来说明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同样，托勒密体系的发展命运，也可以为我们反思和转变政绩考核方式带来有益启示。

对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成绩作出科学的测量评价，历来都是世界性的难题。在西方发达国家，对绩效考核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历史较长，成效明显，但由于公共管理的复杂性，考核的便捷性、准确性和可操作性仍被公认是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重要课题。需要强调的是，这还只是对政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乃至对作为事务官的普通公务员的工作绩效考核，其复杂性与我国的地方政绩考核相去甚远，甚至可以说没有可比性。“绩效”与“政绩”本身就是不同层次的概念。我们这里的政绩考核，是对一个地方党政领导班子作为政务官特别是作为党政主官，在一段时间内施政成绩的整体考核，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及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而这种施政成绩作为主观努力及其成果，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考核评价时既要考虑主观努力，又要考虑客观条件，既要看“显绩”，又要看“潜绩”，既要看成果，又要看成本，等等，需要考虑诸多方面。如果说许多具体行政管理工作都难以量化，那么，不知要复杂多少倍的整个社会运动，一系列抽象的“考虑”，众多变动不居的动态变化，就更无法量化了，构建完整的、准确的、科学的量化指标体系从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任务。显然，量化考核的前提是假设政绩可以量化，但这一假设同托勒密体系假定地球静止不动一样，都是不成立的。

不过，从一定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看，量化指标也发挥过和发挥着很大作用。在前工

业化特别是前市场经济时期，经济社会运行比较简单，用一两项有代表性的指标基本可以衡量总体发展水平。比如，在农业经济时期，用粮食产量和人口数量两个主要指标基本可以说明问题，杜甫诗对开元盛世就这样描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一度用钢产量来衡量工业化乃至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尽管当时简单用这一个指标也不尽全面和科学，但大体可以说明问题。实行改革开放后，开始进入现代化的市场经济时期，但在物资短缺时期，单纯的经济增长特别是数量扩张是优先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把代表现代经济总量的GDP作为量化考核指标，较好地发挥了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显示了其生命力。但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这种考核指标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特别是“唯GDP主义”、“GDP至上论”等饱受诟病，GDP指标越来越难以胜任考核功能。于是，科学发展观提出后，为克服弊端，针对一个一个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的指标被纳入政绩考核体系，比如，随着信访问题的突出，将信访工作情况纳入考核，针对环境污染问题，提出“绿色GDP”，等等。这样，一方面，GDP指标在考核体系中的比重有所降低，民生、社会、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有所体现，发展的平衡性和包容性有所增强，产生了一定的正面效果。但另一方面，各种问题相互关联、相继凸显，都要解决，各项工作都很重要，都要加强，在考核体系中也都要有所体现，照此发展下去，指标势必越加越多，项目势必越来越细，考核体系势必越来越复杂（笔者曾看过一位专家开展课题研究的成果，仅党风廉政建设一个方面就是一个项目众多、构成复杂的考核分体系），各个项目指标的设置、分值权重的计算，其科学性难免令人生疑，作为本意和初衷的实用性必然越来越受影响，而指标式管理表现在实际工作中，就必然是不下指标不干活，下了指标乱干活。这也正如托勒密体系一样，为了解释日益丰富的观测材料，引入的轮子不断增加，体系日趋复杂，应用越来越繁琐，偏离越来越严重。

更为重要的是，在引入众多指标后，GDP比重虽有所降低，但绝对值和比重仍稳居最高，众多小指标的出现确实有效缓解了一些矛盾，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过于追求GDP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是因为，对于地方党政主官来说，面临如此众多的要求和任务，各项工作纷繁复杂，不可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要“统筹兼顾、重点突出”，实际上也就往往意味着：体现发展是“硬道理”和“第一要务”的GDP被重中之重地“突出”成了一枝独秀，而其他指标，要么“被统筹”在一边，难以“兼顾”，要么略有“兼顾”，能否“兼顾”或“兼顾”多少，端视党政班子特别是一把手的执政理念与执政风格。实际上，正如托勒密体系假定地心说一样，量化考核体系仍内在隐含着GDP中心说的假定，而这一假定，今后显然是越来越不合时宜了。

首先，GDP的重要性正在降低。目前，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并在发展趋势上赶超美国。这种总量上“超日赶美”的“老二”地位，虽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实际上反而构成很大压力。当然，发展是硬道理，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必须的。但问题关键在于，中国发展到现在，已经不缺速度，不缺数量，缺的是质量、效益和结构升级。正是基于这一点，《纲要》提出今后5年GDP年均增长7%，增速要求有所降低。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要求，各地不要层层加码，脱离实际片面追求高速度，盲目捕滩子、上项目，搞重复建设。事实上，由于基数变大且越来越大，就是想继续高速增长也不可能了。如非要刻意强行追求GDP高速增长，恐怕很大程度上要靠“大拆大建”式的折腾或干脆在统计上作文章，结果也只能人为激化已经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加大能源资源环境的紧张程度，破坏经济运行的安全平稳，增进人们对统计真实性乃至党和政府公信力的质疑（不少地方“十二五”规划中的GDP高指标已经引起不少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作为重要指标考核地方GDP，确实意义不大，甚至相当危险。

其次，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需大大弱化。解决考核问题，首先要正本清源，解决政府职

能问题，把政府应该干什么、怎么干理顺了、端正了，才谈得上考核什么、怎么考核的问题。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要转变政府职能，解决政府越位、错位、不到位的问题，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根本问题始终未解决，特别是具体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的主要职能区分，更需再深入、再明确、再攻坚，这也始终是关系很多具体问题能否解决的根本问题。《纲要》对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也首先强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对经济职能要减少微观干预、完善宏观调控，并“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政府工作报告》则进一步明确要求：“各级政府一定要把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些都是总的要求，具体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具体改革方向应是有所区别的。对中央政府，经济职能仍是首要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必须长期坚持，但对地方政府，经济职能应退居其次，社会职能和服务职能应成为主要任务，《纲要》就明确要求“弱化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评价考核，强化对结构优化、民生改善、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的综合评价考核”。一方面，建设和管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且与国际市场互连互通，只能由中央统筹推进（边境地区发展边贸有所特殊），地方再搞难免造成分割、壁垒和保护主义，主要应在本地范围内依法加强市场监管，经济调节方面严格执行中央决策即可，而且也只有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才真正称得上是宏观调控，省一级可搞中观调控，市、县实在谈不上调控，搞起来实际上也是微观干预。另一方面，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在每个地方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具体工作各有特色，都有大量的具体工作要做，都需要大量、长期的投入，更需要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开展，天然是地方政府职能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职能定位上的这种不同，根源无他，只在于二者根本利益一致的同时，又有实质性的角度差别、利益差别。地方政府也实行经济优先，表面上看似与中央保持一致，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实际上由于角度不同、利益不同，结果往往恰恰相反，导致各种全民招商、贪大求洋等各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近年来的实践已经充分表明，中央从全局出发推出的宏观调控举措（特别是房地产领域），到了地方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被化解为无形，甚至产生反弹，使房价越调越涨（最近一些城市出台的房价调控目标就被称为“涨价目标”）；本来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但地方政府建立和运用融资平台大规模举债（抵押的是政府财政和土地升值），又增加了大量的风险；中央反复强调部署的社会职能和服务职能任务，一些地方虽有所落实，有的还主动加大民生、社会方面的保障、建设力度，但总体上落实较难，保障房建设就进展迟缓。总之，经济职能不弱化，地方政府职能难以准确定位；地方GDP分量过重，结构性问题不解决，具体问题就会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所有措施都只能扬汤止沸，难以釜底抽薪，无法从根本上化解。日心说代替地心说，一大优势就是前者的简洁性。化复杂为简单，恰恰可以为我们解决当前的考核难题带来深刻启示。迄今为止，中国对地方政务官的考核，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指标，但方式都是共同的，那就是自上而下进行，地方施政所及的广大民众，其主体作用一直未有充分发挥。各个地方的人民群众，既然是本地公权力的授予者，就也应该是本地执政成绩的评判者。数量指标看似精确，但在社会领域中，人的直观感觉更符合实际；少数人的感觉或有偏差，但多数人不会。从理论和长远上讲，一张选票可能会优于一个体系，一下子就可以化复杂为简单。无论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如何，很多国家实行地方自治（自然包括选举），还是有其共同性、科学性的道理。当然，具体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这又显然太过简单化，但转变政绩考核方式却是当务之急，思路和方向也应该明确，那就是更少的量化指标、更小的GDP分量和更多的自下而上、更大的民意作用：

第一，明确地方政府职能定位。需要强调说明的是，地方政府实行社会职能、服务职能优先，降低GDP要求，并不意味着忽视经济发展。恰恰相反，只有社会健康了，基础扎实了，环境改善了，人们才更有创造活力，经济发展才更有质量、层次和可持续性，才能形成良性循环。而且，经济发展自有其客观规律，其周期并不必然与领导班子任期一致，需要慢

工细活，水到渠成。

第二，增加民意评价的分量。2009年10月，中央印发了《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中央组织部分别制定了地方、部门和3个考核办法，体现了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努力方向。按此精神要求，一些地方也在弱化乃至取消GDP指标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创新。下一步，应总结、推广一些地方的做法，借鉴国际经验，创造性地抓好上述意见和办法的贯彻落实，调整修正现行的政绩考核体系和方式，使之更民主、更便捷、更准确。可通过调查公司、社会组织等方式，利用市场、社会的力量，增加考核的民主性、客观性，同时辅以激励性的量化指标（主要侧重社会职能和服务职能），并保留必要的一票否决，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起来，既坚持党管干部，又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第三，发挥现有制度平台的作用。完善地方人大、政协制度，在地方政权结构内，以制度化的方式，增强人大、政协在考核评价方面的实质性作用。比如，落实、完善《监督法》，将政协正式纳入决策、评价程序等。

第四，推进基层党政领导公推直选。积极试点、稳步扩大，在保持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前提下，改善地方治理，增强地方自主性，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

注释：

[1]：吴国盛：《科学的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185—189页。

第五篇：康德名言

康德名言大全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 1724年4月22日—1804年2月12日）德国哲学家、天 文学家、星云说的创立者之

一、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不可知论者，德国古典 美学的奠定者。他被认为是对现代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启蒙运动最后一位主 要哲学家。

1、诚实比一切智谋更好，因为它是智谋的基本条件。

2、羞怯是大自然的某种秘密，用来抑制放纵的欲望。它顺乎自然的召唤，却永远同善、德行和谐一致。

3、有两样东西，愈是经常和持久地思考它们，对它们日久弥新和不断增长之魅力以及崇敬之情就愈加充实着心灵：我头顶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律。

4、不学会幽默和风趣，人就太苦了。

5、遇到缺德事不立即感到厌恶，遇到美事不立即感到喜悦，谁就没有道德感，这样的人就没有良心。谁做了缺德事而只害怕被判刑，不由于自己行为不轨而责备自己，而是由于想到痛苦的后果才胆战心惊，这种人也没有良心，而只有良心的表面罢了。但是，谁能够意识到行为本身的缺德程度，而不考虑后果如何，却是有良心的。

6、美，是道德上的善的象征。

7、我们越是忙越能强烈地感到我们是活着，越能意识到我们生命的存在。

8、良心是一种根据道德准则来判断自己的本能，它不只是一种能力，它是一种本能。

9、要评判美，就要有一个有修养的心灵。

10、工作是使生活得到快乐的最好方法。（备注：这里的工作是指你所爱好的工作。）

11、没有目标而生活，恰如没有罗盘而航行。

12、想要成就大事业，要在青春的时候着手。

13、活动或运动是人体健康的导师。

14、人不能被判为奴，他只能自认为奴。

15、哲学无法教授，哲学永远是思想者的事业。

16、“我不是教给你们哲学，而是教你们如何进行哲学思考”

17、当爱情需要我的时候，我没有资格去享用它，当我需要爱情的时候它却离我而去。

18、理性一手拿着自己的原理，一手拿来着根据那个原理研究出来和实验，奔赴自然。

19、我是孤独的，我是自由的，我就是自己的帝王。

20、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21、人就是现世上创造的最终目的，因为人乃是世上唯一无二的存在着能够形成目的的概念，是能够从一大堆有目的而形成的东西中，借助于他的理性，而构成目的的一个体系。

22、对孩子的要求，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加以拒绝，就应该给予满足；(xiexiebang.com　www.xiexiebang.com)如果有不答应这种要求的理由，那就不允许他耍赖。一旦拒绝，就不要改变。

23、大海之所以伟大，除了它美丽、壮阔、坦荡外，还有一种自我净化的功能。

24、教育最复杂的任务之一，就是把服从法律的强制性向教育孩子善于动用自己的自由权力结合起来。孩子只要不做有害于自己和他人的事，就应当让他们有行动的自由，不要硬去改变孩子的意愿。要让孩子懂得，他们只有为别人提供达到目的的可能性，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25、道德首先被要求的是支配自己。

26、天才是自创法则的人。

27、道德确实不是指导人们如何使自己幸福的教条，而是指导人们如何配享有幸福的学说。

28、对自然美抱有直接兴趣……永远是心地善良的标志。

29、人，实则一切有理性者，所以存在，是由于自身是个目的，并不是只供这个或那个意志利用的工具。

30、这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人格”观念，一面使我们从头注意到自己的行为同它有欠符合，并因些挫抑了我们的自负心，同时却使我们明白地看出了我们的天性的崇高；这个观念就是在极平常的人类理性方面也是自然发生、显而易见的。凡稍知廉耻的人不是有时会发现，他原来可以撒一次无伤大雅的谎，以便摆脱某种可厌之举。甚或为其可爱可敬的友人求得某种利益，可是他却仅仅因为害怕暗自鄙弃，而毕竟不曾撒谎吗？一个正直的人只要废弃职责，原可摆脱某种惨境，而其所以能够不辞辛苦，坚持下去，不是由于他自觉到这样才可以身作则，维护人的尊严，加以尊崇，才可以内省不疚，不怕良心谴责吗？

31、我们所有的知识都开始于感性，然后进入到知性，最后以理性告终。没有比理性更高的东西了。

32、教育之目的就在于使人成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