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漂泊者们读书笔记
漂泊者们读书笔记
关于远方，很多时候因为缺乏某种潜意识的冲动，所以我们常常会因为生活琐事而将一次又一次游走的时机残忍停搁，然后傻气的编造着类似于来日方长的自我安慰的话语。也正是因为自己的怯弱，从而由衷对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游走废墟的精神钦佩之至，更是在先辈游走四方的旅程经验中从那些已然淡漠出都市的文化中品读出另一番人文风韵与质朴的华丽。
每一个游走在文化世界的人注定背负着漂泊的命运，但每一个漂泊者不一定都是游走在文化世界的人。前者必定因为心存中国历史文化命运未知的责任而身心疲惫，而灵魂的世界却是饱足和慰藉的;后者也许只是因为天灾人祸而身无定所的不断行走，以致于肉体的苦痛与灵魂的空虚并行而难以产生良性的碰撞。正是因为两者之间的大相径庭，所以我们在以同情的心态看待后者的同时，对前者更多的是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敬畏与崇拜。毕竟这样的漂泊者少之又少，亦值得后人瞻仰。
余秋雨在自己的著作《文化苦旅》的序言写道：既然是漂泊旅程，那么，每一次留驻都不会否定新的出发。也许正是作者对自己漂泊苦行的理智审视，才能在平静自己起伏的心境后，在洞彻历史的冷漠与沉重后，将犀利而又慎重的感知诉诸笔端，写下那些不轻易被世人揣摩透的真知灼见，把自古以来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剖析的分外清晰。从字字句句慷慨愤懑的《道士塔》到充满人文关怀的《柳候祠》，从反思世人的《都江堰》到笔墨透彻的《上海人》，从温情脉脉的《江南小镇》再到直面战争叩问历史的《这里真安静》，无不体现着作者渊博的学识、特有的文化感悟力以及敢于直击世事的真性情。这不同于身处在城市森林的现代人天马行空的臆想，更不是走马观花式的随意踱步，而是长久以来依存于信念立足于史实的深刻体味，流泻于纸张上更是字字珠玑句句真情的宏伟史诗。
当然，自古以来行走在人文古迹、漂泊苦行的绝不仅此一人。曾有霞仙居北坨，依然虹影卧南旸的千古奇人徐霞客，游走他乡深入西藏的安妮宝贝，长居撒哈拉沙漠的三毛，以及每一个以虔诚的心奔赴远方的游客们，他们是否真的具有余秋雨先生的人文情怀我们不得而知，单单他们那份游走漂泊的勇气就足以让人无限喟叹。这些游离于世俗的漂泊者们，在他们的旅途中走得庄重，走得超然与洒脱，走得羡煞旁人。
也许，终有一日，我也会毫不顾忌的摒弃尘世的琐碎事务，用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来成全自己内心早已按耐不住的冲动，背上背包向远方的方向出发，带上前人的勇气与豁达，我想我的步伐会走得有力而铿锵!
我抛弃了所有的悲伤与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潮水，因为那永恒的异乡人在召唤我，他正沿着这条路走来。
第二篇：漂泊者们读后感
漂泊者是否都如垂死者拼命抓牢救命稻草一般顾念着早已离去远逝的精神故乡?漂泊者又如何确信自己的旅程不再是新生的行脚而重返故乡会不让自己陷入更深刻的失望乃至绝望?漂泊，是出于无奈的选择还是意志坚强凭着信心开始的?希望不是因为有可料定和可见得着的目标才出现的，希望是在前程一片虚无中才迸射出的心地之光，于无所希望的希望中行路，才真得救。
中国的老人大都沉浸在用旧袋装新酒的双重麻醉和快慰中不愿睁眼，结果酒与袋都得不着，他们老了，死了，就是一堆供人凭吊、抒情的朽骨，他们永远也无法体验《老人与海》中那个生命如基督般始终竖起、坚忍、炽烈、无法击败的老人的魂灵，他的信念带着他伸开双臂拥抱一切困境，慢慢走向新的精神彼岸，他死时，是一种救赎式的涅盘。
第三篇：《漂泊者们》读后感四篇
【篇一：《漂泊者们》读后感】
记忆是春：你好！
你问我读过余秋雨的《漂泊者们》没有，我当时没有印象，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圣训，回答说：“没有。”余秋雨的文章前几年读过不少，他的文集我就有《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霜冷长河》几本。《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看得细一些，后两本只是粗略地浏览了一下。时间一长，印象模糊了，能记得的只有《道士塔》、《夜航船》、《风雨天一阁》、《抱愧山西》、《信客》等篇什，《漂泊者们》确实没有印象。
余秋雨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他的散文意境空灵，充满思辨色彩，蕴涵着浓郁的书卷气，作品畅销，似在情理之中。正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丰厚的版税，不绝于耳的阿谀声，接连不断的约稿信，使余先生寂寞难耐，先是厚积薄发，再是搜肠刮肚，最后是江郎才尽。一个著名的、堪比大师的学者，靠在电视台当评委，故作高深，糊弄一群没有多少文化的青年歌手维持知名度，实在让人感到悲哀。因此他的作品只有早期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可读，后边的作品则充满卖弄、故作高深和王妈臭裹脚似的喋喋不休，使人不忍卒读，完全是市场和出版商催生的、不成熟的作品。就像是施了催熟剂的西红柿，好看是好看，只是没有了原有的品味和营养价值。好了，不说也罢，搞文学评论非我才学所能胜任，再说下去便近于人身攻击、泼妇骂街了。
就说《漂泊者们》吧。与你交流的第二天，我翻看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漂泊者们》。比及看到一个华人攻读了8个博士学位一节时，才发觉过去读过这篇文章，只是对题目和其他内容已经淡忘了。就像余先生自己在《莫高窟》里说的“人世间最有吸引力的，莫过于活得很自在的人发出的生命信号。”余先生作品里最能打动我的，就是那些具体写人的篇什。是那一个个不同常人的人的不平凡的经历打动了我，而不是余先生空泛的议论和华丽的词藻。重读《漂泊者们》，在一个个漂泊者身上，我影影绰绰地看到了自己失魂落魄的灵魂的影子。
我16岁离开胞衣之地，到如今已值壮年，肢体颐养得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与旧时的玩伴除了客气，已没了共同的言语，故园除了年迈的父母和亲情，已没有了能够安葬我灵魂的锥地片瓦，精神颓废、浮躁、势利、敏感、娇气、冷漠，生活奢靡、浪费，在农民眼里，我就像前些年样板戏里唱的，是一个“沾染了资产阶级坏思想”的异己分子。但30年的城市生活，工业的烟尘酸雨，甚至是自来水里的漂*粉，都没能淘洗尽我骨子里的农民意识：木呐、守旧、功利主义，不经常洗澡、对付着过日子。自小生活在城市里的妻子和老朋友经常骂我“老农民”、“农民意识”。我觉得自己是同时被城里人和乡下摒弃的“边缘人”，就像生生拔起的秧苗，被生硬地安插在充满钢筋水泥的板结的、名叫“城市”的这块土壤里，死乞白赖地没有张力地活着。又像沙漠里随风飘转的飞蓬，被时风拔断了既有的根，却未能找到新的能够滋养生命的土壤。身居城乡接合部，灵魂也在城市与乡村的边缘孤独地徘徊、游荡。
一次，与王西凉教授闲聊，教授说他退休后，打算在农园赁几亩土地，莳花务菜，过一种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后来王教授诗集出版，我在《贺<王西凉诗稿>出版口号二首》里曾写下“最是农园归田计，每令余生羡鱼情”的句子，借以表达莫逆于心的心情。王教授著述颇丰，名满关西，算得上一方大儒。退休，不追求三不朽，却在向往田园生活，大约也是一个漂泊者吧！--受职分所限，老了不能叶落归根，于是等而下之，亲近田园，亲近土地，或许也就亲近了他理想中的灵魂的栖息地吧？
如此想来，从一出生就没离开过土地的农民，却是一群精神的安逸者、富足者。在农村，一位面你而来的老者，衣着破旧，蓬头须面，甚至步履蹒跚，但却无法遮掩他发自骨子里的自足与坦然。他们的精神从来没有空虚过，从来没有迷惘过，甚至面对天灾人祸，病痛苦难，他们都能从容面对，很少怨天尤人(我喜欢读余华的《活着》，就是他淋漓尽致地描述了农民的这种精神状态)。冬天，他们就知道春天该干什么，夏、秋该干什么。他们知道自己今天在干什么，明天的归宿又在哪里，因此从不避讳和恐惧死亡。就像我80岁的老母亲，在身康体健的时候，亲手为自己缝好老衣，眼看着工匠们为她做好寿材，平静地向儿孙们交待自己的后事，那语气，安详得就像在叙说陈年的旧事。难怪上古时期的老农要把自己冬天晒太阳的体会献给虞舜。他是在像哲学家、宗教家一样悲天悯人，不忍看到人们痛苦、迷惘、不安地生活。舜帝倘能听从老农民的建议，躺在新翻的犁沟里，感受到冬日阳光的温暖，却无法像老农那样得到内心的宁静与满足。
我经常路过城市广场，见路边花坛围栏上长长地坐一溜“城市老人”，——一群挣扎着如我一样离开故土的漂泊者。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学会像真正的城里人那样跳舞遛鸟、看猫养狗、品茶听戏，安逸地享受城市生活。衣着光鲜，却目光空洞、迷茫，衣食无忧，却恐惧病痛、死亡。一个农民尚知道祖家坟山是自己最后的归宿，居于城市的漂泊者，却不知道自己的躯壳经过丙丁之浴，灵魂爬出火葬场高高的烟囱之后，被风吹向哪里。
余生也晚，庶务缠身，不能似王教授那样洒脱。疏于生计，也不能效陶渊明那样挂冠而去。心欲静而风不止，生命被慢慢地销蚀、风干。想着自己离开胞衣之地，百年之后也像许多“城市老人”一样化作一缕青烟，注定成为孤魂野鬼，继续接受孤独的煎熬。写到这里，不由悲从心来，恰音箱播放的音乐里，古琴砰地一声弹拨出一节低沉的空弦泛音，心头一颤，眼角不觉也湿润了：与归，与归，吾胡与归！
感谢你提起《漂泊者们》，借这个由头，让我有机缘观照自己的灵魂，哭自己的牺惶。谢谢！
【篇二：《漂泊者们》读后感】
你问我读过余秋雨的《漂泊者们》没有，我当时没有印象，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圣训，回答说：“没有。”余秋雨的文章前几年读过不少，他的文集我就有《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霜冷长河》几本。《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看得细一些，后两本只是粗略地浏览了一下。时间一长，印象模糊了，能记得的只有《道士塔》、《夜航船》、《风雨天一阁》、《抱愧山西》、《信客》等篇什，《漂泊者们》确实没有印象。
余秋雨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他的散文意境空灵，充满思辨色彩，蕴涵着浓郁的书卷气，作品畅销，似在情理之中。正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丰厚的版税，不绝于耳的阿谀声，接连不断的约稿信，使余先生寂寞难耐，先是厚积薄发，再是搜肠刮肚，最后是江郎才尽。一个著名的、堪比大师的学者，靠在电视台当评委，故作高深，糊弄一群没有多少文化的青年歌手维持知名度，实在让人感到悲哀。因此他的作品只有早期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可读，后边的作品则充满卖弄、故作高深和王妈臭裹脚似的喋喋不休，使人不忍卒读，完全是市场和出版商催生的、不成熟的作品。就像是施了催熟剂的西红柿，好看是好看，只是没有了原有的品味和营养价值。好了，不说也罢，搞文学评论非我才学所能胜任，再说下去便近于人身攻击、泼妇骂街了。
就说《漂泊者们》吧。与你交流的第二天，我翻看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漂泊者们》。比及看到一个华人攻读了8个博士学位一节时，才发觉过去读过这篇文章，只是对题目和其他内容已经淡忘了。就像余先生自己在《莫高窟》里说的“人世间最有吸引力的，莫过于活得很自在的人发出的生命信号。”余先生作品里最能打动我的，就是那些具体写人的篇什。是那一个个不同常人的人的不平凡的经历打动了我，而不是余先生空泛的议论和华丽的词藻。重读《漂泊者们》，在一个个漂泊者身上，我影影绰绰地看到了自己失魂落魄的灵魂的影子。
我16岁离开胞衣之地，到如今已值壮年，肢体颐养得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与旧时的玩伴除了客气，已没了共同的言语，故园除了年迈的父母和亲情，已没有了能够安葬我灵魂的锥地片瓦，精神颓废、浮躁、势利、敏感、娇气、冷漠，生活奢靡、浪费，在农民眼里，我就像前些年样板戏里唱的，是一个“沾染了资产阶级坏思想”的异己分子。但30年的城市生活，工业的烟尘酸雨，甚至是自来水里的漂*粉，都没能淘洗尽我骨子里的农民意识：木呐、守旧、功利主义，不经常洗澡、对付着过日子。自小生活在城市里的妻子和老朋友经常骂我“老农民”、“农民意识”。我觉得自己是同时被城里人和乡下摒弃的“边缘人”，就像生生拔起的秧苗，被生硬地安插在充满钢筋水泥的板结的、名叫“城市”的这块土壤里，死乞白赖地没有张力地活着。又像沙漠里随风飘转的飞蓬，被时风拔断了既有的根，却未能找到新的能够滋养生命的土壤。身居城乡接合部，灵魂也在城市与乡村的边缘孤独地徘徊、游荡。
一次，与王西凉教授闲聊，教授说他退休后，打算在农园赁几亩土地，莳花务菜，过一种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后来王教授诗集出版，我在《贺<王西凉诗稿>出版口号二首》里曾写下“最是农园归田计，每令余生羡鱼情”的句子，借以表达莫逆于心的心情。王教授著述颇丰，名满关西，算得上一方大儒。退休，不追求三不朽，却在向往田园生活，大约也是一个漂泊者吧！--受职分所限，老了不能叶落归根，于是等而下之，亲近田园，亲近土地，或许也就亲近了他理想中的灵魂的栖息地吧？
如此想来，从一出生就没离开过土地的农民，却是一群精神的安逸者、富足者。在农村，一位面你而来的老者，衣着破旧，蓬头须面，甚至步履蹒跚，但却无法遮掩他发自骨子里的自足与坦然。他们的精神从来没有空虚过，从来没有迷惘过，甚至面对天灾人祸，病痛苦难，他们都能从容面对，很少怨天尤人(我喜欢读余华的《活着》，就是他淋漓尽致地描述了农民的这种精神状态)。冬天，他们就知道春天该干什么，夏、秋该干什么。他们知道自己今天在干什么，明天的归宿又在哪里，因此从不避讳和恐惧死亡。就像我80岁的老母亲，在身康体健的时候，亲手为自己缝好老衣，眼看着工匠们为她做好寿材，平静地向儿孙们交待自己的后事，那语气，安详得就像在叙说陈年的旧事。难怪上古时期的老农要把自己冬天晒太阳的体会献给虞舜。他是在像哲学家、宗教家一样悲天悯人，不忍看到人们痛苦、迷惘、不安地生活。舜帝倘能听从老农民的建议，躺在新翻的犁沟里，感受到冬日阳光的温暖，却无法像老农那样得到内心的宁静与满足。
我经常路过城市广场，见路边花坛围栏上长长地坐一溜“城市老人”，——一群挣扎着如我一样离开故土的漂泊者。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学会像真正的城里人那样跳舞遛鸟、看猫养狗、品茶听戏，安逸地享受城市生活。衣着光鲜，却目光空洞、迷茫，衣食无忧，却恐惧病痛、死亡。一个农民尚知道祖家坟山是自己最后的归宿，居于城市的漂泊者，却不知道自己的躯壳经过丙丁之浴，灵魂爬出火葬场高高的烟囱之后，被风吹向哪里。
余生也晚，庶务缠身，不能似王教授那样洒脱。疏于生计，也不能效陶渊明那样挂冠而去。心欲静而风不止，生命被慢慢地销蚀、风干。想着自己离开胞衣之地，百年之后也像许多“城市老人”一样化作一缕青烟，注定成为孤魂野鬼，继续接受孤独的煎熬。写到这里，不由悲从心来，恰音箱播放的音乐里，古琴砰地一声弹拨出一节低沉的空弦泛音，心头一颤，眼角不觉也湿润了：与归，与归，吾胡与归！
感谢你提起《漂泊者们》，借这个由头，让我有机缘观照自己的灵魂，哭自己的牺惶。谢谢！
【篇三：《漂泊者们》读后感】
说实话，我是不怎么喜欢看写景的散文并且常常忽略它的。因为它总是用一些华丽的或高雅的词藻来描述我不曾感应或不想感应的情境。缺少作者感情和思想倾注的景色，再美，也仅仅是一幅山水画而已。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却完全改变了我对写景抒情散文的偏见。他的散文里，山水风物成了点缀，思想才是要深度挖掘的东西。他的所想所感散发着文艺与哲理的光芒，诠释着文化人格和文化良知。《漂泊者们》便是这苦旅中的一段悲凉的他乡风景。
《漂泊者们》是作者在新加坡时，从一些老华侨们的了解交谈中捕捉到的无奈心酸的汇集。那些老华侨们是曾经脚踏中国厚实的土地并汲取其养分长大的孩子，为着养家糊口或功成名就等目的下了南洋的。这与从小就在国外长大的华人有着很大的区别，前者对于故乡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思。正如文章中写到的“但是，这群世世代代未曾离开过黄土地的轩辕氏后代怎么也舍弃不了心中的土地神，舍弃了，整个儿生命都要失去平衡。”后者也许只是拥有同样颜色的皮肤和头发。
也许独自一人时，经常朝着故乡的方向眺望大海。也许对来自中国的客人像是亲人般的热情。这在老一辈而言，是他们故乡情结的倾诉。以前学过的那首小令“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把游子的心绪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他是功成名就还是默默无闻，对于回中国这件大事还是有些忐忑不安的。“心里有点怕，倒也不怕别的，就怕自己，就像撕那一叠叠的稿纸一样吧，见到什么和感到什么，都要找方位，心里毛毛乱乱的。何况老朋友都不在了，许多事情和景物都变了，像我这样年纪，经不大起了”
而回去了的华侨，就像文中那位老中医一样，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一路转车换船，到达后却发现早已物是人非。“奇怪的是，那些老乡不知怎么回事，拿了礼物掂量着，连声谢谢也不太愿意说，我腆着脸想与他们叙家常，却总也叙不起来。”无数次魂牵梦绕的家乡的山却找不到像样的树了。老中医想要筹款为家乡办一所小学，发现乡亲们对于校舍设计和教室聘用不感兴趣，只喜欢谈钱。这种在中国当今社会如此普遍的现象此时却显得如此尴尬。这故乡梦爱得炙热却惆怅。
眼下，又到了春节这个家人团聚的节日。多少在外的漂泊者们开始了春运的艰难买票，踏上了漫漫的回乡之路。或者不得不留在异地，孤孤单单地过春节。无论是不是仍在漂泊，都希望游子们仍然拥有慰藉着心灵的故乡梦。那梦里，花儿依旧绚烂，山坡依然翠绿，带着亲切乡音的四邻依旧质朴温馨。那样，故乡也许就不远了。
【篇四：《漂泊者们》读后感】
关于远方，很多时候因为缺乏某种潜意识的冲动，所以我们常常会因为生活琐事而将一次又一次游走的时机残忍停搁，然后傻气的编造着类似于来日方长的自我安慰的话语。也正是因为自己的怯弱，从而由衷对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游走废墟”的精神钦佩之至，更是在先辈游走四方的旅程经验中从那些已然淡漠出都市的文化中品读出另一番人文风韵与质朴的华丽。
每一个游走在文化世界的人注定背负着“漂泊”的命运，但每一个漂泊者不一定都是游走在文化世界的人。前者必定因为心存中国历史文化命运未知的责任而身心疲惫，而灵魂的世界却是饱足和慰藉的；后者也许只是因为天灾人祸而身无定所的不断行走，以致于肉体的苦痛与灵魂的空虚并行而难以产生良性的碰撞。正是因为两者之间的大相径庭，所以我们在以同情的心态看待后者的同时，对前者更多的是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敬畏与崇拜。毕竟这样的“漂泊者”少之又少，亦值得后人瞻仰。
余秋雨在自己的著作《文化苦旅》的序言写道：“既然是漂泊旅程，那么，每一次留驻都不会否定新的出发。”也许正是作者对自己漂泊苦行的理智审视，才能在平静自己起伏的心境后，在洞彻历史的冷漠与沉重后，将犀利而又慎重的感知诉诸笔端，写下那些不轻易被世人揣摩透的真知灼见，把自古以来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剖析的分外清晰。从字字句句慷慨愤懑的《道士塔》到充满人文关怀的《柳候祠》，从反思世人的《都江堰》到笔墨透彻的《上海人》，从温情脉脉的《江南小镇》再到直面战争叩问历史的《这里真安静》，无不体现着作者渊博的学识、特有的文化感悟力以及敢于直击世事的真性情。这不同于身处在城市森林的现代人天马行空的臆想，更不是走马观花式的随意踱步，而是长久以来依存于信念立足于史实的深刻体味，流泻于纸张上更是字字珠玑句句真情的宏伟史诗。
当然，自古以来行走在人文古迹、漂泊苦行的绝不仅此一人。“曾有霞仙居北坨，依然虹影卧南旸”的千古奇人徐霞客，游走他乡深入西藏的安妮宝贝，长居撒哈拉沙漠的三毛，以及每一个以虔诚的心奔赴远方的游客们，他们是否真的具有余秋雨先生的人文情怀我们不得而知，单单他们那份游走漂泊的勇气就足以让人无限喟叹。这些游离于世俗的漂泊者们，在他们的旅途中走得庄重，走得超然与洒脱，走得羡煞旁人。
也许，终有一日，我也会毫不顾忌的摒弃尘世的琐碎事务，用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来成全自己内心早已按耐不住的冲动，背上背包向远方的方向出发，带上前人的勇气与豁达，我想我的步伐会走得有力而铿锵！
“我抛弃了所有的悲伤与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潮水，因为那永恒的异乡人在召唤我，他正沿着这条路走来。”——泰戈尔《采果集》
第四篇：少年漂泊者读后感
《少年漂泊者》读后感
在看《少年漂泊者》之前特意找来蒋光慈的传记认真地读过，让我对这位革命作家有了一定的了解，对理解他的作品也有一些帮助。蒋光慈从小就满怀“侠义”之心，好打抱不平，对社会的黑暗深恶痛绝。从他的《少年漂泊者》中也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一点，整部作品就像是一部血泪史，满满的都是无尽的黑暗与悲哀，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当时那个极度扭曲的人间炼狱的强烈控诉。
我们不难发现，这部作品中较多地融入了作者自身的生活经历，比如对乱坟中的平等自由的议论，以及那些学生运动，有些就是作者曾经亲身参与过的，所以有牢固的现实基础，是作家真实情感的流露。但也正因如此，文章过多地掺入作者本身的观点与议论。通观全文，关于漂泊者自身的悲惨经历的叙述中，描写、记叙的比重比较小，更多的是“我”对于这黑暗和悲哀不停绝望悲观的呐喊与咒骂。这样一来文章的感染力定会受到影响，作者并不打算通过对这些黑暗事实的细致描写与再现来唤起读者的共鸣与愤慨，而是用自己的强烈的呐喊来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社会太黑暗不公太丑恶可怕了，漂泊者的命运太悲惨了！然而这样一来虽然结论深深烙在读者脑海里心灵上，但并没唤起最深刻的共鸣与怜悯。我认为如果能更深地从内心打动读者，其引起的震撼一定会更强烈。
另外，文中塑造的“漂泊者”形象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他还仅仅是个“漂泊者”，远没达到“反叛者”的高度。当父母惨遭毒手时，他也只能是在脑海中幻想一幅为父母报仇雪恨的场景，而现实中却无能为力，只能束手无策忍气吞声。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他真的像武侠小说中的孝子似的孤身犯险去复仇，但与蒋光慈小时候的叛逆行为相比的确是软弱了些。蒋小时候会因痛恨地主残酷剥削农户而集结同学将其轿子砸烂，会因觉得教育局长没有礼貌轻视自己而捏泥人砸泥巴羞辱他…而文中的漂泊者更多的是哭泣而不是反叛。也许你会说，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他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去和整个社会反抗？对此我并不否
认，我只是觉得每当遭遇不公与压迫时，我们的这位漂泊者并未真正有反抗的念头，更多的时候他只是逆来顺受，忍辱负重。比如玉梅为了自己卧病在床，并准备以死来守卫自己的爱情时，他所能做的只是一夜的哭泣，然后第二天向主人做无希望的哀求。及至主人因此辞退打发他走时，他也毫无他言，只是在城中隐蔽着打听爱人的消息。而这打听的目的只有两个，“倘若她的病好了，则我可以放心离开H城；倘若她真有不幸，则我也可以到她的墓地痛哭一番，以报答她生前爱我的情意。”对于自己心爱的人，他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境地，没想过或者是没勇气起来和这黑暗做战斗。也许蒋光慈先生写作此文的目的是揭露抨击当时社会的阴暗丑陋，以唤醒民众的不满与反抗意识，但结果却没有指出条如何反抗如何斗争的“明路”，当汪中终于走上革命反抗的道路时，却又英勇牺牲了。
第五篇：领袖们读书笔记
《领袖们》读书笔记
单位：连云港市岗埠中心小学
姓名：李家友 2017年9月18日星期一
索引：《领袖们》是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下野后的著作。在这篇著作里，作者着重记述了周恩来、邱吉尔、戴高乐、麦克阿瑟、吉田茂、阿登纳、赫鲁晓夫、苏加诺、尼赫鲁、梅厄夫人、李光耀等十几位曾经叱咤风云、改变了世界历史的领袖人物。
《领袖们》是2008年5月海南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尼克松。译者：施燕华等。
观点摘要：领袖研究是政治学领域中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以往大多数关于领袖研究的著作,领袖思想与经历没有很好结合起来,往往以领袖思想或领袖成长经历这样单一的视角呈现出来,这样不利于学者或大众对领袖的认识和理解。美国战后总统尼克松所著《领袖们》为领袖研究树立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对诸如领袖领导能力、领袖如何进入“伟人”行列等基本问题都置于领袖个人经历与个性互动当中来讨论,对于完善领袖研究的方法和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领袖 领导能力 伟人
李家友读书心得
尼克松的这本著作还是很吸引人的，因为书中比较客观和平易近人的文风，因为这本著作在探讨做一个领导者或一个领袖的必备素质时发出的独到见解。这种独到见解一方面由于尼克松的博览群书，更为重要的是他特殊的身份，他本身就是个领导者，做过美国的总统。因为这个特殊的身份他和这些书中的领导者有近距离的亲密接触。在这种近距离的接触中他更加能够写出领导者本来的面目，因为他同样是一个领导者，他对领导的本质和技巧有其经验式的独到见解，对有志成为领导者的后来俊彦有着实用的指导意义。尼克松在这本著作中推崇和他意识形态相近的伟大领袖，比如丘吉尔、戴高乐、阿登纳。但是他也详细的描写了赫鲁晓夫、周恩来等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在他看来是一个人格和修养上都非常值得尊敬的完美的人，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执行者，伟大的外交家，伟大的协调者，伟大的总理。评论周恩来不可能不提到毛泽东，作者称周恩来是“身处巨人之下”的“大人物”、“领袖人物”，他一生“小心翼翼地让聚光灯集中在毛泽东的身上”。作者认为：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个人当中，周恩来更有远见卓识”。他称赞“周恩来是一位共产主义革命家，又是一位儒雅的人物；他既是致力于意识形态的人，又是一位精明的现实主义者；既是政治上的斗士，又是最大的调和者。在扮演如此错综复杂的角色的人物中，很少有人能象周恩来一样，在思想上行动上都应付裕如。而周恩来却可以扮演这些角色中的任何一个，或是毫不犹豫地将这些角色揉合在一起。对他来说，这并不是意味着在适当的时机逢场作戏，而是说明这位内心世界十分丰富复杂但又敏锐聪颖的人物具有不同的几个侧面。”他“洞悉权利斗争的现实......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儒雅之士所具有的个人素质，则赋予他以超人的品德，使他成为亿万中国人民的‘敬爱的领袖’；现实主义者的精明，又使他能够准确地估计国内政治和国际外交风云方面的潜在势力。这位政治斗士的韬晦，使他的政策在他身后还得以延续，并延伸到毛泽东以后的时代；调和者的机智和谦逊，又使他在更大的灾难性人物分裂中国时，能够把这个国家维系在一起”。
应该说，作者的观察是独到入微的。周恩来所以能在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历次“路线斗争”中、在毛泽东晚年很不正常的政治控制下、在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环境中不被政治风浪所吞没，保持一个政治家的高尚气节，为国家和人民作出卓越的贡献，除了他崇高的个人品质和人格力量以外，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他“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在与特别重视个人权威的毛泽东共掌国柄的日子里，他“总是退到不显眼的位置”，“小心翼翼地让聚光灯集中在毛泽东身上”。当然，这里边有对毛泽东个人权威的畏惧和忌惮，但更多地是表现了他对领袖中心人物的尊重和维护，也表现了他本人“从未想要争取更大权力”的坦荡胸怀。在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他既是“斗士”，又是“最大的调和者”。他能洞悉政治斗争的细微倾向，在恶势力猖獗之时，他能韬晦以待，“不动声色地行使着权力”，矫正国家形势发展的不正确方向。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上独立支撑，恪尽职守，为国家和人民奉献出毕生的精力。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他尽可能地保护国家发展所必需的一切有价值的精华因素──官员、专家、学者、文物、政权机构、科研院校、经济成果......尽管由于形势恶劣，他自己力不能及，有些未能得到有效保护，使他深为痛疚（如贺龙之死令他伤痛无比，以至要七鞠躬致哀）但他是在中国社会环境非常混乱、自己也非常困难的处境下，做出了特殊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灾难性人物分裂中国时”，他“把这个国家维系在一起”。
周恩来在国际交往方面的才干、气质、风度是令几乎所有与他有过接触的友人甚至敌人都公开表示钦佩的。尼克松称他是“第一流的外交家”，“具有天才的灵活性、对国际权力斗争的原则的熟悉和热切坚定的思想信仰”以及“高瞻远瞩的历史洞察力和极其丰富的经验”。“周恩来的敏捷机智大大超过我所知道的任何一位世界领袖”，他”精力充沛，举止优雅，坦率从容，灵活机智，果断坚毅”，是“重冰覆盖下的一座火山”。就连“难得夸奖一位他从未见过的人物”的基辛格也“不同寻常地称赞周恩来”。正是由于周恩来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所充分表现出来的聪慧、文雅、和蔼、机警、坚毅、自尊、自信而又自警自省的高尚品格，使他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信任，也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崇高的政治荣誉。他的声誉超过在他之前、与他同时直至现今的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可以这样说：周恩来代表了中国的一个时代，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中国。
尼克松虽然没有列专门篇章描写毛泽东，但周恩来与毛泽东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是密不可分的，因而作者把两位伟人作了对比性分析，论述了他们之间合作与协调的关系。尼克松认为：“毛泽东把斗争看作高于一切”，他“具有能够吸引狂热追随者的领袖人物的超人魅力以及藐视巨大困难的意志力”，“无情的一面和狂热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在他身上交替出现”，“任其发展，把他本人推向各个不同的方向”。他“以强迫的方式，经常进行过多过急的改革，反而招致社会动荡”。“毛泽东希望人民点燃起自己的革命热情，但是，只有这种热情符合毛泽东的想法时，他才能够容忍。当他们偏离他的轨道时，他就会用合法的约束和严酷的国家机器来达到他的目的。直到最后，毛泽东似乎还没有领悟到这样的高压统治会产生官僚政治，窒息人民的创造性和挫伤他们的自觉性”。尼克松指出，毛泽东晚年权力倾向不稳定，时而倒向政治派别的这一边，时而倒向那一边。在这种政治摇摆的过程中，给中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最后连他自己也否定了”。相比之下，“周恩来则是一位比较务实的人，他更多地强调要有选择地通过斗争来获得具体的成果”，他是“为了实现建立平等的社会这一远景而斗争的第一代领导人，他也是一位想循序渐进地推行经济现代化的领导人”他“深知要在今后数千年内满足人民最基本的需要和国防方面的需求，就必须实现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他“运用他那卓越的行政管理才能和用之不绝的精力......使毛泽东能够全神贯注地关心自己，对国家领导工作采取超脱的态度”。周恩来“在内战期间，对共产党赢得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1949年胜利以后，周恩来不过是毛泽东所信任的几个助手之一。他想通过循序渐进的经济现代化的方法，把意识形态和实用主义融合在一起，但毛泽东在政策上的摇摆多变，使周恩来的努力屡遭挫败”。他“还试图使„„中国冷酷无情的生活变得温和一些，允许有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讨论”，他“几乎是独力为此而奋斗的，但他的这种努力也失败了”。作者评论道：毛泽东周恩来晚年“共同的苦恼”是“知道他们的日子不多了”，但“在他们最后的年月里......眼界和使命却不相同......也不是向着同一目标前进的”。周恩来由于预料到今后的形势和斗争的发展，“一声不响地把支持他的政策的人尽可能多地安置到重要的岗位上去”。虽然“他们两人都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周恩来的政策在身后得到了继承，毛泽东的继承人却竞相抛弃毛泽东主义”。
作者最后写到：“假如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主义就会缺乏一种神秘感──它不仅吸引了那些征服了中国的狂热的支持者，也鼓舞了世界亿万人民。但是，毛泽东象大多数革命领导人一样，只善于破坏，不善于建设。”
“周恩来也能够进行破坏，但他很有才干。他不是光能管理废墟的人，而是能够进行建设......他既能维护过去留下的最美好的东西，又能为未来建设一个新社会。”
“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则可能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中国革命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并搞得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糟，最终将取决于中共现行领导人的决策，看他们能否象周恩来那样，更多地是作为中国人行事，而不是作为共产党人行事。”
也许人们会说毛泽东主宰新中国，同时也主宰周恩来，但是周恩来的顺从是一种高尚的顺从，是为了大局和人民的顺从。有时候领袖就应该克制自己，不要让野心之火败坏自己的心智和德行。如果有人比你更适合这个位置，你就应该大度的让贤，并且合作共同完成伟大的事业。
领袖必备的素质是我非常注意的。领袖必须看到更远的地方，应该看到未来的方向，所以毛泽东就会只谈哲学问题，而把具体事物的操作交给周恩来去做。领袖必须能够有一个远见卓识来引导自己国家的人民，没有远见卓识，就没有那种长久的领导力。所以领袖必须是深思熟虑的，博览群书的，或者是广泛听取意见的。光是形成一种鼓舞大家引导人民的远见还不行，领袖必须能够有足够坚强的意志和极大的决心勇气去坚持去执行去实现它。意志的锻炼显得非常重要，意志不坚强，就树立不起强有号召力的旗帜。意志不坚强，就不能克服一路上的艰辛和阻力。要知道领导一个国家，领导众多人民，其间有各种阻碍各种意外，一个犹豫的人软弱的人是绝对不能胜任的。
领袖很多时候需要冷静，或者表现的冷酷无情，这是他意志坚强的一个表现。因为他不顾一些人的反对（这些人的数量还不少），因为他可能为了大局的利益而毫不犹豫的牺牲自己或者少数人的利益。你可能会说这是多数人的暴政，领袖很多时候就会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领袖的内心煎熬比任何人都要严重，所以领袖在这种时候必须豁达必须表现的冷酷无情。
这本由20世纪下半夜极具影响力的一位领袖人物去描写同时代的其他领袖们的书，对于任何一位致力于成为领袖人物的人都是必不可少的。由于作者身份的特殊，这本书并不如它文字里所表现的那般易懂。尼克松被认为是自威尔逊、小罗斯福后美国最伟大的战略家。他对领袖的理解不仅仅来源于书本，更来源于他的自身的实践，且这本书是在水门事件之后他下野所著，在一个适合理性思维的环境中，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将他亲身接触的领袖们的风采逐一道来。在对领袖们的深入剖析的过程之中，尼克松阐述了自己的领袖之道。
对于是“历史创造英雄”还是“英雄创造历史”的问题，可谓是众说纷纭。尼克松在第一章就提出了一个领导人跻身伟大领袖的三个要素：“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事件”。从这种角度来说，尼克松是赞成时势造英雄的。领袖人物是为着困难而生的，当他们遭遇极大的困境时，他们往往有种本能的历史感，他们知道自己身处历史的十字路口而心生喜悦。就像1940年5月10日丘吉尔被提议担任首相一职时，他写道：“当我凌晨三时就寝时，觉得有一种深切的宽慰感，我终于取得了在整个舞台上担任导演的权力。我觉得似乎是在与命运一道前进，而过去的全部生活只不过是为了这一时刻，这一考验的到来作准备而已。”
除了拥有可以施展手脚的舞台之外，尼克松也在很多地方阐述了领袖之道。他认为“伟大的领袖需要有伟大的想象力，它能激励领袖，又能使领袖去激励全民族。人民会爱戴也会憎恨伟大的领袖，但他们很少会对他无动于衷。”对于后半句，书中有太多的领袖为其作注解。如因为一个无关紧要的提案未被通过而愤然辞职的戴高乐，例如在战争中领导人民战胜邪恶而随即被民众一脚踢开的丘吉尔，再如一手建立西德繁荣局面却遭后起之秀逼迫而不得不辞职的阿登纳。正如丘吉尔所说，伟大的民族是忘恩负义的。尼克松自己也遭遇了爱戴与憎恨的过山车般的际遇，在写道这句话时，他一定是感慨良多吧。本中第三章，写的是戴高乐，副标题叫做“一个领导者的秘诀”。尼克松对戴高乐的领导风格是极为推崇的。在这章中，他仔仔细细的分析了戴高乐的领导方法与领导观，引用了戴高乐所著《剑锋》中有关领导力的观点。在这里，尼克松仿佛与戴高乐合一了，他表面上阐述着法兰西英雄的领导，实际上表达着自己对领导力的看法。
尼克松认为戴高乐的难以捉摸是他“精心塑造”的结果，他显然是欣赏戴高乐的这种独立于孤峰之上，独立于党派之争而成为政治的仲裁者的角色的。在他自己的执政生涯中，他也一再的采取措施将自己塑造成为那样的人物。戴高乐曾宣称：“最重要的是，没有神秘感就不可能有威信，因为对于一个人太熟悉了就会产生轻蔑之感”。尼克松也希望保持着这种神秘感，他曾和人说，他是多么的希望能够以戴高乐的方式召开新闻发布会啊。在《见证权力》一书中，白宫的工作人员大卫葛根写道，尼克松有时会在白天远离椭圆形办公室，躲进老办公楼，他也厌恶别人打探他的私生活。这一切都源于他对神秘感的追求。
比尔萨菲尔在他的尼克松时期的回忆录《垮台之前》中用了一个比喻描述尼克松。他写道：“你可以把尼克松比作一个蛋糕。外壳是保守派的，严厉、有尊严、行事妥当。”其下的第一层是一位“进步的政客”，再往下是“无益的好斗的人”，再往下是“玩纸牌游戏的人”，又下一层是“阴险的人，常常带着目的的出击”，再往下是一个务实的人，下一层是“有特殊勇气的人”，最后是一个不合群的人。这段话充分的说明了尼克松性格中的多重特点。大卫葛根则以“光明的一面”“黑暗的一面”来简单的概括。其实从尼克松对其他领袖人物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性格中的矛盾点，他们既民主又专制（如麦克阿瑟），既友好又粗暴（如吉田茂），既自信又自卑（如赫鲁晓夫）。伟大往往产生于矛盾处。
从书中的许多细节，我们可以看出尼克松的失败好比麦克阿瑟的失败一样，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是他对媒体的反感。他写道“像丘吉尔和戴高乐这样富于创造精神的伟人们，如果也像今天的政界领袖那样备受新闻界在枝节问题上的不停轰击，不知还能否得以幸存”，抱有这样的想法也不难理解他在水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了。在《福斯特对话尼克松》中，在最后，他明确的表露了自己的观点，当总统去做那些窃听电话的事情的时候，那便不可以被称之为犯罪了。显然，他将自己放在了法律监管的范围之外了。这便成了他的悲剧。在半总统制的法兰西，戴高乐凭借着自己超然的地位有凌驾于政党和法律之上的权威，而在总统制下的美国，尼克松的东施效颦就铸成了大错。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对目的正义性与手段的正义性的辩论。这也一直是争辩的重点。在尼克松看开，如果目的是为了追求正义则可以不顾手段的正义性，也就是说为了追求正义的目的，可以不折手段。在第四章中，他对于麦克阿瑟以专制的手段促成日本民主的正义目的赞赏有加。他写道“麦克阿瑟现实大权独揽，集裕仁天皇的全部实权和精神权威于一身。后来在亲自解决了制定新宪法、实行土地改革等最棘手的难题以后，就逐渐开始把权力一步步移交给日本人民选出的代表吉田茂”。在对伊朗国王巴列维失败的总结中，他甚至说“当危机出现时，如果让不是草率的对敌手作出种种妥协让步，而是及时予以镇压，那才是挽救伊朗免于陷入当前的黑暗与混乱的最好方法。”
乍一看，会觉得这个逻辑没有问题，但是若承认这个逻辑，在年初中东镇压反对派的叙利亚就是合法的。其实，这逻辑最大的缺陷在于逻辑的不可证。在结果出现以前，你没有办法证明结果的正义。举例说，假使巴列维镇压了，这能保证一定带来民主么，如何证明不镇压不能带来更大的自由与民主。再者，对于正义目标的追求而使用非正义手段，这本身就有损于正义目标的达成。就好比，用杀人抢劫的钱来救济穷人，这本身无任何值得推崇的。中华民族的侠义情结，使人们对这种劫富济贫很有好感。其实，孕育在这种文化中的是一种伪道德逻辑。它对于民族思想的毒害是不可估量的。
只要结果正义，就无所谓手段的不正义。这种逻辑的衍生就是为达成目标可以不折手段，而这种思想，恰恰害了尼克松。如此看来，水门事件不过是一个引子，即使不在这件事上跌倒，他也会在其他事件中跌倒的。
最后。如果判断一本书好坏的标准在于是否可以引发读者的思考的话，这本书可以称得上是一本伟大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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