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县调查：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里程碑

第一篇：定县调查：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里程碑

定县调查：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里程碑

李金铮

提要：在民国社会调查中，定县调查时间之长、内容之丰富以及影响之大，皆可谓独树一帜、声誉远播。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县级范围的大规模调查，它以服务定县实验工作为首要，也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寻找出路，还有为实现社会科学本土化而努力的雄心。这一调查遇到的困难超乎想象，但与其他调查相比，又有难得的定县实验区支撑，尤其是人才和经费的优势，从而为调查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具体调查过程中，定县调查既重视和利用了非正式权力资源，也借助了官方的权力资源，更为突出的是采用了先进的现代调查方法，使其成为中国社会调查的里程碑式成果。这一成果既提供了大量客观的社会事实，又提出了富有价值的社会改革意见，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传统文化遗产，构成中国社会学史的重要篇章。其调查内容还可供社会学者、人类学者作为探讨社会变迁的基线，也成为历史学者尤其是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学者最有力的论据之一。

关键词：定县调查 学理与实用 调查方法 成就与影响

实地调查是了解信息、积累资料和推进学术的重要途径，它在中国源远流长，但以科学方法进行的专门调查还是晚近之事。20 世纪初外籍在华教授首开其端，20、30 年代蔚成风气。此一时期，在中国农村社会经济衰败、政治斗争日益激烈和各种新文化启蒙思潮兴起的刺激下，中国社会各界掀起了一股关注农村、调查农村和变革农村的浪潮。这些调查和研究不仅推动了当时的农村建设，也促进了中国学术尤其是社会学、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到今天，又成为当代历史学乃至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研究的珍贵文献。现在的问题是，当我们使用这些历史资料时，是否考虑过这些资料是如何产生的？譬如调查的社会环境如何、调查的基本过程如何、为什么进行调查、如何开展调查、调查成果产生了哪些影响，等等。迄今，已有学者开始关注这一历史现象，然就总体而言，所论尚嫌粗疏，没有回答以上问题。我以为首先应对影响较大的农村调查分别给予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本文所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持的定县农村调查，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检索以往相关论著，主要是从平民教育实验角度切入，① 但对于定县调查的原委，以及调查的宗旨、环境、方法，调查的成就和影响等，尚未给予充分的梳理和深入分析。笔者试图从社会调查视角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

一、由狭及广的县级农村调查

定县调查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举办定县平民教育实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进程随着平教会行政机构和实验范围的变化由小而大，渐次展开。以1929 年为分界点，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小范围的调查。

平教会1923 年8 月成立于北京，晏阳初任总干事长。开始在城市举办平民教育，但很快晏阳初就认识到，中国以农立国，大多数的文盲不在都市，而在农村，故于1924 年9 月在平教会添设乡村教育部，转入乡村平民教育。1926 年秋，在定县翟城村士绅米迪刚的支持下，平教会将定县辟为“华北实验区”，于翟城设办事处，以附近东亭镇为中心的62 村作为实验基地。

社会调查工作也以62 村为中心开始进行。这一范围的调查一直持续到1928 年。当时实验区行政组织较为简单，工作人员不过20 人左右，只设农民教育、农业科学研究和农民生活调查3 个股。负责调查工作的是平教总会生计教育部主任冯锐，为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农学家。冯锐以前曾在广东、江苏、山西、河北等省调查乡村生活，来到定县后，他参照社会调查理论，结合实地调查经验，并与美国社会调查专家甘博尔反复讨论修正，编成《乡村社会调查大纲》。根据这一大纲，做了一些宏观调查，如定县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政府组织，62 村的交通、人口、教育、娱乐、信仰、兵灾、农业、地亩、生活等概况，可谓“艰苦的开轫工作”(晏阳初，1933 ：3)。农民教育股也设有调查组，主要任务是调查风俗、生活、出产、卫生、游戏、歌谣等，但所做实际工作不多，只是对平民学校做过调查。

第二阶段为全县规模的调查。

为了加强实地调查，1928 年6 月，平教会成立了统计调查处，后改为社会调查部。举凡定县历史、地理、政治、教育、家族、人口、宗教、风俗、道德、交通运输以及农产物种类、多寡、种子、肥料、果品、森林、畜牧、蚕业、家庭工业、农场大小、佃租制度、农产买卖，“靡不条分缕析，精密调查”(汤茂如，1932 ：96)。1929 年秋季，平教会总部由北平迁至定县，以全县为实验区，社会调查工作随之扩展到全县。

李景汉被平教会聘为调查处(部)主任。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社会学家，实地调查经验非常丰富，此前曾在北京社会调查社、燕京大学工作和任教，指导调查北京市民生活和郊外乡村，并发表相关论著。但给他带来了极大声誉的是此后的定县调查。国内外许多专家也曾对定县调查给予帮助，如美国学者甘博尔不但从方法上进行指导，在经济上也有支持。

这一阶段的调查先从以翟城村为中心的第一乡村社会区(包括62个村--作者注)开始，继而逐步扩大，推及全县；又按平教会随时之需要，决定调查事项先后缓急。

1928 年初到1929 年初的调查工作，主要是翟城及其附近的两个村庄农家生活费记账调查。

1929 年秋到1930 年，调查先从第一自治区71 村概况开始，包括每村距离县城里数、位置、家数、人数，村长、村副姓名、年龄、职业，学校教员及学生数目，高小、中学、大学毕业人数，可作平民学校的地点、村人职业、种地亩数，主要农产物、集市日期、医生及药铺数目、寺庙及信仰各种宗教人数等项。然后举行71 村详细户口调查，计城内1707 家，三关562 家，71 村6230 家，共8499 家。同时附带举行挨户疾病死亡调查，共5000 家。此外，补充以往不完全的调查，主要有全县赋税调查，包括国税、省税、县地方捐、村捐等项。1930 年的调查还有：全县各村概况调查，共计382 村；土地分配和农产调查，共134 村；家庭手工业和工厂调查，也是134 村；县城及乡村店铺调查，包括城内三关、东亭、清风店的各种店铺数目，每个店铺的资本、赚利、组织、店员待遇等；生活费调查、物价调查，包括物品34 类500 余种。

1931 年的调查有7 项：一是继续调查每村土地分配与农产，共319村；二是继续调查家庭手工业，也是319 村；三是调查123 个农家一周年内的各项收入和支出项目及所需各种物品的数量；四是继续调查34类日常用品的物价；五是高头研究村的详细调查，共120 家；六是南支合、李亲顾、明月店三处中心村的详细调查，共调查住户1365 户、铺户193 户。

1932 年，平教会将定县第一自治区东部、第三自治区西北部作为集中的研究区，开始6 年实验计划，各部处工作以设计为主。社会调查部对研究区的调查设计有12 项，即：田场经营调查，主要农作物及猪鸡羊调查，主要手工业详细调查，集市和商业调查，借贷调查，关于经济的各种会社调查，家庭卫生调查，整理研究区内人口调查材料，整理123家生活费计账，整理全县各区手工业材料，以及整理南支合、李亲顾、明月店三个实施中心村的调查材料等。

1933 年，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成立，以定县为实验县，平教会的乡村建设实验开始纳入县政建设轨道。不过，研究院、实验县与平教会的领导基本上是一套班子。研究院也设调查部，由李景汉兼任主任。平教会偏重整理已有材料，研究院担任实地调查工作。本年度有两个调查设计，一是物价调查，二是出生死亡调查。

1933 年至1935 年初，调查工作有12 项：绘制定县实地测量地图，全县土壤调查，全县农产物产量调查，全县工业品数量和价值调查，全县土产运销调查，定县输入货物调查，集市调查，借贷调查，物价调查，民众负担调查，地方自治调查，全县户口调查等(宋恩荣，1989 ：405-406)。据统计，到1935 年底，已完成的调查涉及23 个方面、232 项(李景汉，1936c)。

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1934 年冬还邀请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合作研究定县地方行政和地方财政，经济所派冯华德、李陵驻扎定县，进行实地调查和档案整理工作，历时8 个月完成。

由上所述，从1926 年起到1936 年，定县调查延续10 年之久，调查范围由小到大，遍及全县。从时间上，与当时其他有影响的农村调查比较，只有卜凯主持的调查可与之媲美，其余调查长不过几年，一般就一两个月，短者仅六七天。

在实地调查基础上，社会调查部整理发表了大量资料。专书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定县农村工业调查》、《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定县秧歌选》、《定县农民教育》等。还发表了大量论文，主要有《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从定县人口总调查所发见之人口调查技术问题》、《农村家庭人口统计的分析》、《五百一十五农村家庭之研究》、《定县大王褥村人口调查》、《定县农村经济现状》、《定县土地调查》、《中国农村土地与农业经营问题》、《定县农村织布工业》、《定县农村纺业调查》、《定县农村的木厂》、《定县大西涨村之家庭手工业调查》、《定县农村借贷调查》、《定县摇会的研究》、《定县民众负担之分析》、《河北省定县之田赋》、《河北省定县之田房契税》、《河北省定县的牙税》、《定县输入各国货物的调查》、《定县农民外出谋生的调查》、《定县的新年娱乐》等。

这些成果所涉内容非常广泛，以《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为例，包括地理、历史、人口、教育、健康与卫生、农民生活费、乡村娱乐、乡村的风俗与价值、信仰、赋税、县财政、农业、工商业、农村借贷、灾荒、兵灾等，有关表格就达314 个之多。每一个方面又分列更为详细的内容，如人口就分为人口总数与分布、人口年龄与性别分配、家庭之大小与亲属关系、婚姻状况、职业、宗族等。总之，定县调查几乎涵盖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

应当说，与实际调查相比，公开发表的仅为少数。一方面固然与来不及整理有关，但有的材料不便发表也是一因，李景汉就说过，许多材料“只供本会主持工作者参考的用处，为的是要免除误会。严格的说，为一个地方实用的社会调查不应随便公开发表，尤其是近代所谓之'个案调查'与私人的地位名誉有关系的”。因此，只能以“妥当无碍的方式”发表一部分事实(李景汉，1936a ：3)。

与实际调查相比，真正遗留到今天的也是少数。曾任平教会文学编辑的堵述初回忆：“定县实验区的档案、各种出版物、挂图、未刊稿件以及参考图书，都在平教会撤离定县实验区前转移到了大后方，最后运到了重庆歇马场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据闻，这批东西在解放不久，全部由重庆人民政府接收了”(堵述初，1983 ：44)。遗憾的是，笔者没有在重庆档案馆发现这批资料，倒是南京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了一个平教会的档案全宗，但主要是会议文件、报告、照片，调查资料有一些但不多。李景汉说，大部分原始资料在“文革”中丧失了。譬如上述193110)。可以肯定，李氏参加定县实验，固然受了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和改造农村社会的感召，而能在县级别范围内进行社会调查，能将所学的现代社会调查方法应用于中国实践，提高学术水平，对一个社会学家来说是十分难得的机会。如果说出身社会学的李景汉有这样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而作为定县实验总负责人的晏阳初也有类似设想，就更为难得了。他的解释更为详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不能依样画葫芦般的抄袭应用。必须先知道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然后始能着手于科学的系统之建设。因此我们希望本会的社会调查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之研究有其贡献，以中国的社会事实一般的学理原则，促立中国化的社会科学”。尤其要“随时研究如何先建设起来中国的社会调查之整套的学术”(晏阳初，1933 ：3)。总之，就是通过定县调查，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促进社会科学的中国化。

定县调查毕竟是定县实验的一个部分，其服务和改造的实用目的更为显著。

晏阳初对此有非常明确的指示：“调查的目的，既是为了了解事实，但事实的了解不是工作的终了，而是工作的开始。所以调查工作不是为调查而调查，必须要着眼于社会的实际的改造”(晏阳初，1933 ：2)。李景汉也强调：“社会调查固然是学理的研究，而主要的目的是实用。

换句话说，不是为调查而调查，乃是为改良社会而调查？？促进或产生认为有益人类的社会行为，阻止或革除认为无益人类的社会行为。这样以人力支配社会情况，不任其自然变化，所以社会调查的结果，能应用到人类实际的生活上”(李景汉，1933c ：122)。譬如为了生计教育部的需要，调查了全县472 村的土地分配和农产品，包括各村土地、地产权、地价、农产品产量及其估价等。为了学校教育部的需要，合作调查了各村教育情况，等等(李景汉，1983 ：73)。1932 年调查定县农村借贷，李景汉也谈到：“调查的目标之一是为开始计划组织信用合作社的参考”(李景汉，1935)。又如张世文主持的定县农村工业调查，目的是“根据调查所得的资料，拟定改进发展定县农村工业之具体方案”(张世文，1991P1936b ：1)。李景汉曾对社会学家陶孟和说，定县的社会调查工作“是为了应付平教总会的需要而调查”(陶孟和，1933 ：2)。虽为谦辞，但的确反映了调查工作的主要事实。

其次，定县调查并不限于为定县实验服务，而是为政府贡献一套更大规模调查的方法和经验，为全国的乡村建设提供参考，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寻找出路。

对定县调查的这一宏大意义，李景汉指出：我们调查定县的各种社会问题“，不是单为定县而研究，乃是为全国而研究的”(李景汉，1933a ：3)。“社会调查能在一村成功，或一区成功，或一县成功，也就是全省的一部分成功，全国的一部分成功，也可以说，一地方的成功可以代表全国成功。若各地方都闻风而起，都举行社会调查就更好了”(李景汉1933c ： 45)。晏阳初也谈到，整理调查的结果“供实际从事农村建设的同志们，与关心农民生活的朋友们参考研究”，“至少根据定县社会调查的经验，也有一套方法，必须切实研究，实地经验。在完成这套实地调查的学术研究之后，政府才能有办法上的一种根据，可以做大规模的全国或全省的调查，才能希望得到社会事实的真相”(晏阳初，1933 ：1-2)。从定县农村手工业调查，就不难发现其为全国经济发展提供方案的指向，张世文认为：“吾国受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大工业无从发展，民生日益穷困；在此严重时期，我国国民至少应有民族经济意识与生产救国的这两种觉悟与责任。研究手工业，不但直接对于手工业的实际情形，可以得到大体的了解；对于计划如何改进与发展手工业，可以得到具体的方案；就是对于认识民族经济意识及生产救国的觉悟与责任的重要上，也能有很大的影响？？现在欧美各国的学者多主张用工业的分散制度来代替工厂的集中制度，因为他们受尽了工厂制度集中的害处。调查定县农村工业，得到具体事实，对于工业分散制度的实行的可能性与办法上，也可以得到一个确切的步骤”(张世文，1991P1936b ：1)。

就此意义而言，定县调查的目的与定县实验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因为平教会所做的定县实验并非完全为了定县，而是为全国农村建设提供一整套可行方案。

总之，定县调查之目的以为本地实际工作服务为首要，与全国乡村建设、与社会科学发展也都有极为密切的关联，可谓一身而三任焉。

三、调查环境之弊与利

定县调查是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摸索进行的，遇到的困难超乎想象。1928 年李景汉到定县后，原计划一年之内完成全县范围的调查，因为各种困难因素的制约，使此后的调查工作延续7年之久。

第一个困难，天灾人祸。

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社会调查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但1926 年秋开始调查至1932 年初，就“经过三次战争，还有地方水灾、瘟疫，以及农村之凋敝”(晏阳初，1933 ：4)，由此调查工作遭受颇多阻碍。

第二个困难，金融和度量衡混乱。

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是社会调查的重要内容，但中国货币金融和度量衡向来紊乱异常，令人无所适从。如货币单位，“制钱的一千文或一百文的实在数目各处不同，而各时代亦不同，差别之大出人意外。各地及各时期铜元兑换数目亦极不一致。银子之成色、行市、纸币之折价，及政府征税时种种不合道理之折价算法，令人极难捉摸”。度量衡也是如此，“尺的种类，有木尺布尺等。斗与石的种类差别很多。斤的种类有肉斤、粮米斤、棉花斤、买物秤、卖物秤等分别。亩有大亩、小亩种种不同”(李景汉，1933c ：3)。农村手工业调查就是明证，定县农家所织土布如大布、庄布、紫花布和花条布，每疋的尺寸差别颇多，就是大布与大布、庄布与庄布，其每疋尺寸亦有分别。定县线的两数，各村大小亦多不相同，有315 两一斤者，有415 两一斤者，还有515 两一斤者，都是按照各村附近线子市所定的每斤线的两数为标准。普通农民纺线都按两说，而两与两的重量又不相等(张世文，1991P1936b ：447 ；杜修昌，1985 ：117 ；张稼夫，1989P1935 ：84、87)！仅从与定县调查有关的几个人的言论，就不难窥见一斑。晏阳初指出：“调查工作若要获得可靠的材料，在进行时非常困难，有的是表面显然的困难，有的是不易看破的困难，因为人民饱受乱世之害，故时有戒心，防备受害，早学会了搪塞支应的技术。民国以来，政府几乎完全丧失人民之信用。苛捐杂税，征兵拉夫，兵匪劫掠，已成家常便饭。上捐时又按每村之户口和地亩数为标准。如此调查人口和地亩时，岂不视为大祸之将至？再者，无论如何，他们不易明白调查的意义和实际的用处。而且有时愈解释愈不明白。因为向来没有这样麻烦的询问。有时他们故意不说实话，很难辨别真伪。况且一般人模模糊糊的习惯和说话的不准确，尤其是对于数目之含糊，都是不易令人得到事实。因此调查时非常费力。例如调查人口本是简单，然而其中复杂情形，真是一言难尽。农民有种种不利于调查的怀疑，包括怕与县政府有关系，怕与捐派捐差有关系，怕与共产党有关系，怕是传教的，怕是无论如何没有便宜的事。此外有似乎与调查有利而其实也是不利的揣测，例如疑为是慈善机关放赈，疑为华洋义赈会又要助款凿井，疑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白叫人读书或看病不要钱。

除去免除这些怀疑以外，在实地调查时又要遇到许多阻碍。例如往往村长敷衍对付，借故延迟，有时给假户口册或地亩册，有时村中分党派，不易接洽。调查富家人口尤其困难，因为避富之故，不肯告知准确人数，不承认小孩识字，房屋地亩就难询问。调查员皆为男子，与家庭中妇女谈话非常不便，易生误会。各家报告人口时，往往将家中未出嫁的姑娘与青年的妇女故意遗漏，或以偏大或偏小之年龄报告，老年人也往往遗漏，以为将死之人没大关系。壮年男子也往往不报，怕征兵派差。

男小孩容易遗漏，怕人知道生日年龄，摆镇物陷害。小女孩无足轻重，亦易忽略过去。我们调查时要知生日属象，但因迷信的缘故，有人不肯说实话。家内为公公的不好意思知道儿妇的年龄生日，假意说不知道。已婚者常瞒尚未娶，如此同时遗漏其妻子和子女。出生死亡难得到确数。调查疾病亦不容易，因为人民不高兴这类不吉利的询问。因此调查时必须费很大的事才能胜过这些困难，得到事实。稍微疏忽一点，就是失败”(宋恩荣，1989 ：31416)。调查对象的惧怕、敷衍，无疑给调查者进入农村造成极大阻碍。

诸如此类的困难，并不是定县一地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普遍现象，这些都使调查者面临严峻的挑战。困难相同，但定县调查却有其他调查比不上的优势，就此而言，它又是幸运的。

一是定县调查的主持者都是一流学者。当时“虽然已经有人觉得这种工作的重要，也实行参加，但真有调查知识的人极少，说到受过训练而又有充分经验的人更少，至于社会调查的专门人才和有经验的老手简直几等于零”(李景汉，1933c ： 29-30)。而定县调查的领导者不仅有深厚的社会学理论素养，还有丰富的实地调查经验以及献身事业的拼命精神，这是当时其他许多调查难以企及的。李景汉是最突出的代表，他在美国求学9 年，专攻社会学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1924 年回国后又先后进行过北平人力车夫调查、手工艺工人行会组织调查、工人生活水平调查、北平郊外乡村调查。这种理论和经验上的准备，无疑为定县调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有定县实验区的整体支撑。倘若平教会不在定县进行乡村建设实验，要开展这样一场时间持久、涉猎范围广泛的农村调查，是很难想象的。

首先是有一定经费和人才的保证。“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钱在严重制约着实证研究。有了钱，对于那些愿意做一点切实的实证研究的学者来说，至少拥有了一种对你希望研究的问题或对象建立起一种支配关系的可能，一种获得某种或真或伪的知识的渠道，一种就此问题的可能的发言权”(苏力，1998)。20、30 年代的调查，当地人没有实力举办，“ 差不多须靠外来的改良社会事业的团体或学术机关来担负完全责任。最高限度本地人只能出些人力，恐怕连经费也是谈不到的”(李景汉，1933c ：49)。相比而言，尽管平教会的经费也属紧张，但毕竟是一个大规模的实验区，有国内外的捐助，因而有一定保障。以人口调查而言，1930 年65 村5225 家的人口调查时，当时平教会的经费较初到定县时增加了20 多倍(李景汉，1936d)。1934 年9 月至1935 年2 月全县范围人口调查，成立调查户口委员会及执行委员会，由编审股、指导股和总务股组成，包括视察员、股员、书记、调查员等共计100 人左右。历时5 个月，投入薪俸、印刷费、办公费、考试费、伙食费、津贴费等共8100多元(李景汉，1937)。定县秧歌调查也说明了经费支持的重要，不仅调查范围达到48 处，更有特色的是还请人来唱，有的歌手被邀来住平教会，每天唱，每天记，按日付酬(陈菊元，1991P1988 ：473)。同样由于经费支持，社会调查部工作人员经常有一二十人，亲赴农村进行实地调查的有十几人，最多时达30 多人，包括调查员、绘图员、统计员等(李景汉，1983 ：73 ；陈菊元，1991P1988 ：472)。

其次，平民教育培养的学生给予定县调查以极大支持。平民教育是定县实验的核心，接受教育的学生恰恰能为定县调查所用。李景汉甚至认为“没有平民学校与许多别种工作，社会调查很难单独进行”(李景汉，1933a ：4)。事实的确如此，正是在创办平民学校、开展平民教育的基础上，调查人员可以充分利用平民学校师生，从而与农民沟通，打消他们的疑虑，保证调查的顺利进行。曾任学校式教育部主任的汤茂如评价说：“我们先同乡民发生师生的关系，在取得相当的信仰后，才能进行调查及农业改进的工作，平民学校的成年学生大都是乡村社会的家长，很可以帮同作调查的工作而且能够得着比较可靠的材料”(汤茂如，1932 ：10)。晏阳初也认为，“我们学校的工作人员和毕业同学会是真实情况的来源。因此，我们在定县的调查，不是由一群面目可疑的，操着一口古怪的方言和行为举止更为古怪的陌生人进行的，而是由我们本村学校的大约五十名老学生、毕业生和老师在我们的认真指导下进行的”(宋恩荣，1989 ：155)。1934 年更谈到，“近一两年来的调查虽然较以往的复杂，但进行时容易多了，因为各村平民学校毕业的学生一天比一天的多了”(宋恩荣，1989 ：315)。

再者，平民教育实验使平教会与定县农民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取得农民的信任是农村调查的关键，而其重要前提是“举行与他们生活真有利益的实际工作？？尤其重要，盖一般人士，尤其是老百姓，好话听得太多了，受骗已经无数次了。单说的天花乱坠，而不真作点实事，是抓不住民众的心的，即或有效力也是部分的、暂时的”(李景汉，1933c ：37)。事实上，定县实验的确为农民做了许多有益之事，如提高文化水平、改良农业品种、建立乡村卫生制度等，诸此无疑获得了农民的尊重和信任(李金铮，2004b)。李景汉就深有体会地指出：“幸而平教会的工作，例如设立平民学校，普及农业科学等事业，已经博得本地人民的同情和信仰。因此认真的实现社会调查，在定县的机会，大概比在中国任何乡村地方都好。作者能得着这一个良好的所在努力寻求真理，可算是非常侥幸了”(李景汉，1930)。美国学者甘博尔也认为，平教会与定县人民的友好关系为完成调查任务，并取得较为真实的数据提供了保证(Gamble，1968 ： Preface，xix)。以1930 年65 村5225 家的人口调查为例，当时“定县人民对于该会的希望、信仰与感情，可谓达到最高点。这项家庭人口调查就是在这种良好的空气之下举行的”(李景汉，1936d)。

以上调查环境的优势，保障了定县调查的成功进行。为此，李景汉自豪地说：“若要举行精密的社会调查，在定县的机会大概比在中国任何地方都好。”“自然各地方，大概极少的地方，也许没有一个其他的地方，有这样的好机会、好环境”(李景汉，1933a ：4，1933c ：47)。这种良好的感觉，是符合实际的。

四、传统社会关系与先进调查方法的结合 农村调查能否取得成效，除了调查环境和条件以外，还取决于具体的调查方法。

首先是如何进入调查现场。

如前所述，农民恐惧调查，这是中国农村调查最头疼但又非解决不可的难题。也就是说，“如何使一般人，尤其是老百姓，接受你的调查，相信你的调查，甚至于欢迎你的调查，而达到积极帮忙合作的程度；反过来讲，就是如何使人们不拒绝，不反对，不怀疑，不讨厌你的调查？？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了，则其余的问题即可应刃而解”(李景汉，1933d ：6)。给农民看得见的实惠当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但这有一个过程，总不能等到这个过程结束了才开始调查，所以还需要其他接近农民的途径。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和社会关系的制约下，接近农民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个是通过官方的许可和支持，自上而下地逐级深入，另一条是启用社会关系网络，两者即所谓正式权力资源和非正式权力资源。20、30 年代的农村调查表明，官方组织的调查大多借助了地方官员的力量，而民间组织或私人调查则更多依靠了传统社会关系网络(费孝通，1986 ：19 ；陈翰笙，1988 ：47 ；陈伯庄，1936 ：4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4a ：66177)。

作为民间团体乡村实验的一部分，定县调查对非正式权力资源即传统社会关系颇为重视。一是尽量使用本地人为调查员，他们对农村情形非常熟悉，与农民接触起来比较容易。汤茂如就指出：“调查员要用本地有声望人士。调查员的选定，在调查的结果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社会，向重人情，讲面子，苟调查员能与被调查者有几分交情，则调查易于进行。因此调查员以熟于本地情形，而为本地人士所推重者为最相宜”(汤茂如，1932 ：97)。二是打通村落各层尤其是村领袖的关系。甘博尔协助定县调查时就采用了这一办法，“为了扫清障碍和得到支持与合作，平教会提前与村长磋商解决调查困难的办法。在许多村子，村长都陪同调查人员走街串户。由于他们对各家情况都熟悉，就会提醒家长一些可能忽略的问题。在一个镇，我们调查的家庭数字比官方多200 户”(Gamble，1968 ： 23)。1930 年李景汉主持的人口调查，更是一个典型例证。对于不大熟悉的村庄，入村后第一步先到村中小学校，到学校有种种便利，学校地点易找，教员为教育界人，容易沟通。村中领袖子弟多为教员的学生，先生有面子，可由彼介绍村长、村副，调查非得村领袖同意帮忙不能进行。谈话的方式有数种，“恭维，戴高帽子，拉近乎，称呼'老哥'，说好听的，解释误会。有的调查员主张，若遇粗野顽固之村长，万不得已时，可用恐吓手段'虎他'，但此种办法忌用”。对于帮忙联络者，甚至给予小恩小惠，调查员携带香烟等物款待领路向导，有时还送小礼物或在小铺请一同吃饭。调查员到各家询问时，最好请村长、村副等一同前往。比如“到某家时村长在前领路，一直进到院内，他就喊道：'张老福或张大哥或张大嫂在家吗？'从屋里面就立刻走出人来回答说：'干什么呀？'他就说：'这是平教会的先生们来咱们这儿打听点事儿，他们都是办好事的，问什么，就说什么，决没有差儿，有错儿找我，朝我说。'随后对调查员说：'写罢'。这就算所有问题整个的解决，一顺百顺，即或有问题也是枝节的”(李景汉，1933b)。以上方法适合中国社会土壤，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与西方社会调查显然是有区别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河北县政研究院和定县实验县成立后，定县调查也借助了官方力量。1934 年9 月至1935 年2 月全县人口调查，就是平教会与县政府合作进行的。调查委员会不仅有平教会、县政建设研究院人员，还包括本县县长、公安局、财政局局长以及各自治区区长、公安分局局长，各区区长即为该区调查队队长，区公安分局局长为副队长，由此加大了调查的官方权威。调查之前的宣传工作就显示了它的威力。对于行将调查乡村，先由自治区区长或助理员到那里召集乡长、副乡长及其他办公人等，举行乡务会议，进行口头宣传，说明此次调查户口的意义，并命令办公人员传知住户，户户晓谕，人人明了(李景汉，1937)。显然这一调查已大大超越了一般民间团体的力量，如果不是此时的平教会与县政府合二为一，是不可能的。

仅仅借助中国传统是不够的，定县调查与传统调查的最大区别，是全面系统地采用了现代先进的调查方法。

一是严格选择和训练调查人员。

由于社会调查专门人材极少，以往的社会调查往往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费孝通所说的“发生在'分工'上。规定概念和解释现象的是一些'专家'，而实地观察的却多是一些没有很深科学训练，甚至对于调查工作本身没有多大兴趣的'雇员'和'学生'。和现实接触的人，没有修改概念的能力和权力，他们的工作是依照表格填写。结果是用死了的表格来说明活的事实。无论统计得如何精细、正确，想籍此材料来说明一个地方社会制度真实的活动情形，至少是很不容易的了”(费孝通，1999P1943 ：31457)。对所选择的调查人员，还要施以必要的技术训练。以1934 年9 月至1935 年2 月全县人口调查为例，调查执行委员会公开招考调查员，加以训练，再分散各区调查。应考资格，以中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及曾在社会服务者为标准。考试分笔试与口试两种，取录标准包括文字通讯，通晓百分比，具有社会经济经验，熟习地方情形，体格强健，容貌朴实，言语流利和能骑自行车等八项。调查员录取后，进行两周的训练，一是智能训练，包括户籍法、地方自治组织大纲、调查须知、简单统计法、户口图绘制法等；另一种是调查实习，由调查经验丰富的人员率领调查员到指定地点练习调查(李景汉，1937)。不仅如此，对被调查者也提供起码的技术训练。譬如调查农民家庭岁入和岁出，要求他们记帐，就先训练他们能写能算。也就是说，他们“帮助你的能力，还须你先替他们培养起来”(晏阳初，1933 ：4)。

通过以上措施，调查人员掌握了基本的调查技术，工作素养明显提高。

二是宣传调查工作的内容和意义。

普通农民乃至村领袖、士绅大半对于社会调查毫无所闻，有的连这个名词也未听说过，故在调查之前必须向他们解释调查工作的内容和意义。李景汉就提醒调查者：“解释社会调查的意义时必须由浅入深，用极普通的话语。根据作者的经验最好是以极简单的比喻，不怕重复的说明社会调查到底是什么，和它实在的用处”。宣传形式可以灵活多样，“有时召集大会向他们一起演讲，有时须分组演讲，有时用谈话的方式向数人或个人分头解释。因此讲话的方法亦须随机应变，因人而异”(李景汉，1933c ：37)。1930 年的人口调查表明，先是请各村村长、村副、学董及小学教员在平教会大礼堂聚会，向他们演讲此次调查的用意和办法。在调查某村前一日晚上在该村开游艺大会，除唱话匣、演电影及各种有兴味的游戏以外，做简短清楚的演讲，说明将要举行的调查，解除他们的怀疑误会，还要请村长、村副等多说几句话。“这种游艺会甚有效力，因为全村男女老幼少有不来参加的，都听到调查的事情。以后在实行调查时，他们就不奇怪”(李景汉，1933b)。1934 年9 月至1935年2 月的全县人口调查，宣传工作更为细致，一种为文字宣传，调查员未出发以前，先在各乡镇张贴布告，告知乡民，包括4 项：调查户口之用意、瞒报户口之弊害、瞒报或故意阻挠之究罚、调查员籍端扰害之控究。

布告后面附以调查户口人民简明须知，包括五项：调查员下乡调查，自备膳食，各乡概无供应；调查员在外如有招摇骚扰情事，准许人民据实指名禀报；调查员只负调查工作，不得干预他事；每一乡调查完毕后，一个月内，村民可请求查阅调查表。如有填注错误之处，准提出证明人二人，向乡公所声请更正；村民如有隐匿户口者，一经查觉或被告发，处以一元以上五元以下罚金(李景汉，1937)。

这一宣传工作，为村民了解和配合调查工作奠定了基础。

三是运用了系统的西方社会学调查手段。

这点最能体现定县调查的现代性，就是以系统的科学方法，调查社会实际情况，主要有普查法、个案法、抽样法，它们也是宏观与微观、粗与细相结合的方法。按李景汉的解释，个案研究法是以个人或家庭为研究调查单位，细密地研究一个单例自身的性质和它的环境，彻底了解个人在家庭的位置、在社会的位置；抽样法是自全体内取出一部分，以此研究结果而推知全体社会现象；普查法是把一种社会现象的全部分子一一调查，不同于抽样调查只调查全体中的一部分(李景汉，1933c ：131932 年123农家生活水平调查，使用的则是抽样法，选择了贫富程度不同的家庭，使能代表全县各类家庭(李景汉，1983 ： 732)。直到1980 年代初，李氏在回忆定县调查这段历史时，依然情有独钟，称这些调查“内容是比较全面的。这些文章就定县本身而论是有很大贡献的，也可作为其他县社会调查的参考”(李景汉，1983 ：76)。

如果说定县实验者和主持调查者的自诩只是一面之辞，当时专家的评价更能说明问题。定县调查得到了学术界和实际工作从事者的高度赞扬，如署名去病的作者认为，定县调查资料不仅完全，而且“是的确可靠的”(去病，1934)。《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出版后，社会学家吴景超从县志编修角度盛赞该书是“我们最需要的县志”，希望其他县份应学习定县，将新县志搞出来，它们将“是全国民生状况的写真，是我们研究社会科学者的宝库”(吴景超，1933)。经济学家何廉也认为，该书“赅括详至，方法精密，是书梓行之后，披览之者，对于定县之社会情况，民风物情，一一将若同亲历，诚极有价值之著作也”(何廉，1933 ：1)。《定县农村工业调查》问世后，社会学家陶孟和给予极高评论：“张先生的报告可以说是关于家庭工业、乡村工业第一部有价值的出版物，同时还是经济史的一份重要资料”(陶孟和，1933 ：2)。有意思的是，连对平教会定县实验持严厉批评态度的阎振熙也承认：“在我未来定县之前，曾经听过好多人说，定县平教会关于社会调查工作最为出色，今天当我们翻看许多统计表格，在中国尚未有整一的全国的统计工作时，的确，定县虽然是一县的社会调查，已竟是难得的了”(阎振熙，1934 ：88)。对立面的正面评论，也许更可证明定县调查的巨大价值。

当然，定县调查是否如当时人所言，尚须后来学者的印证。笔者研究近代中国尤其是冀中定县乡村社会经济史已经20 年，研究中尽可能搜集和使用了定县资料，笔者认为，这些调查所涉人口、家庭、土地、农业、手工业、市场、金融、赋税乃至农民消费、风俗习惯等，都具有相当的丰富性、可靠性，至今尚未发现当时某些政府机关调查经常出现的违背常识的现象(李金铮，2004a)。此外，历史学者尤其是研究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的学者，皆将定县调查作为最有力的论据之一，参考引用之论著不知凡几。而社会学者、人类学者更将定县调查作为研究当今农村的基线，以跟踪调查、前后比较和发现社会变迁。社会学家郑杭生对《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就做过此类意义的评价：“这部著作，对今天进行定县调查也提供了方便。因为它所反映的定县以至整个华北50 多年前的社会概况，好像是一条可供比较的基线，拿现在的情况跟它作对比，就能看出50 多年来，特别是解放以来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定县以至整个华北农村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社会学在我国作为一门学科于1979 年恢复以后，一些单位的社会学工作者又对定县开展了新的实地调查。有的作者把自己的调查结果题名为《〈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续》，就十分明显地表现了《定县调查》作为比较基线的作用”(郑杭生，1986 ：2)。② 已经有不少社会学博士生将定县农村的社会变迁作为毕业论文选题；近些年《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又重印了3 个版本，《定县农村工业调查》重印了1 个版本，也可看出学术界的渴求和文化命脉的绵延，从而彰显这一“学理”调查的永久价值。

凡此都说明，定县调查已经受住时间的检验。可以预计，其今后继续传世的最大资本仍将是认识社会真相的学理价值。

另外，定县调查的“实用”目的得到一定程度体现。定县调查原本就是定县平民教育实验的一部分，它基本完成了配合及服务实验的目标，否则实验工作根本无法正常进行。除此以外，我以为更重要的是这些调查在探求学理的基础上，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改良也有不可多得的意义。当时不少著名学者对此已有评论，如《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出版后，吴景超认为该书“是改良社会者的指南针”(吴景超，1933)。陈翰生指出，李景汉等“在定县所做的调查是为了要解决实际问题而进行的。它的价值当然不只是准确两字所能表示出来的”(陈翰生，1933 ：1)。经济学家何廉更强调，该书“尤望有志社会改良者，本是书之成规，继起为之，以为将来改良建设之标准。是则李君此书之刊行，不第足供社会状况参考之用，实今后乡村建设之所资赖也”(何廉，1933 ：1)。

阅读这些调查资料不难发现，它的确对中国农村改革提出了一些富有价值的建议。例如，土地是中国农村的中心问题，历来为政府和社会各界所关注。在定县调查中，李景汉也发现土地分配改革对中国社会发展非常重要，指出：“无论从农家田产的大小方面或是从耕地的大小方面看，都显示土地分配的不均。这就关联到土地集中、土地私有制度、不合理的土地关系等种种的问题。”有鉴于此，他特别强调：“若不在土地私有制度上想解决的办法，则一切其他的努力终归无效；即或有效，也是很微的一时的治标的。一个政府是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府，一个政党是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和一个人是不是一个革命的人，很可以从其对于土地的主张来决定”(李景汉，1936a)。当时有些革命理论家为了批评平教会的改良主义道路，认为定县实验、定县调查没有注意到土地改革，显然是偏颇之论了；又如人口问题，人口与耕地比例关系日渐紧张，为了解决人口增长问题，李景汉提出：“实行节育、移民、增加生产，这三样都是解决农村人口过密的根本问题。若单独在一方面努力，而忽略其他方面，则效力较缓。若能双管齐下，或三面并进，则收效较速而彻底。只移民与增产而不节育，终有不能移增之一日。故三者之中以节育为最有把握”(李景汉，1934)。即便到今天，这也是一个颇具价值的论断；再如关于赋税，通过地亩不清和田赋制度混乱的具体事实，呼吁“中国土地测量和清理田赋等问题是如何的重要而急切”(李景汉，1936a)；关于手工业，张世文通过调查认为，农村手工业尽管面临衰败之危机，但仍有其存在和延续的理由。不仅如此，他还由此拟订了一个中国工业发展的计划，认为应该集中与分散并重，国防工业、交通工业等大工业实行集中管理，人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工业则尽量分散于民间(张世文，1991P1936a ：38-46)。这一看法比当时有些学者仅从理论上推断手工业必然消灭，没有前途，无疑更有针对性和说服力。在其他社会经济问题上，定县调查者也都提出了一些改良建议论。由此不难看出，这是运用西方先进社会调查方法，发现中国本土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的具体实践。

当然，提出有价值的建议是一回事，能否实施或用什么办法实施是另一回事。如上所述，关于土地分配的关键似乎已不在于是否有深刻的认识，而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即走改良道路还是革命道路。其他如移民、节育、增产以及田赋等问题的解决，也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但这是当时社会条件下无法实现的。

除了学理与实用价值以外，定县调查所期望的促进社会科学发展的目标也得以实现，从而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现在所见的中国社会学史著作，无不将定县调查作为重要部分介绍，显然是渊源有自，其调查的宗旨、方法和成果均已成为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的宝贵财富。尤其是调查者使用西方先进调查方法，并与中国当地传统结合，充分体现了社会学本土化的追求。从调查成果看，我们极少发现以西学新理论、新概念对中国农村社会贴标签的现象，这在中国社会调查尚处于拓荒之时，实属难能可贵。社会学家韩明谟的研究认为，从20 世纪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的演变来看，可以分为社会调查、社会学调查和新社会调查三个不同的里程，20 世纪30 年代中期以前为第一个里程，其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可推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韩明谟，1997)。

处于那样一个乱世，中国社会调查的先辈们不尚浮华、脚踏实地、披荆斩棘、成就卓然，令人肃然起敬。在经济腾飞的今天，我们最缺乏的不正是这种精神吗？

第二篇：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研究报告

读书报告

关于中国农村的调查报告，告诉你不一样的中国

姓名：付钊

学号：201512080104

班级：2015级社会工作（1）班

联系方式：***

二零一七年五月

中国农村调查的反思

阅读书籍：《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作者：熊培云

作者简介：1973年生，祖籍江西，南开大学副教授，曾驻巴黎，任《南风窗》驻欧洲记者，兼国内若干影响力媒体专栏评论员及社论作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译从”创始主编委员。

书籍简介：本书作者熊培云曾经受到曹经清的《黄河边上的中国》一书的影响，后来作者通过对自己的家乡江西省的农村进行大量的调查以及结合自己的经历，加上熊培云先生一贯运用的温暖，理性，自由的写作风格，考察百年来中国底层乡村农民的命运，乡村的发展和沦落，作者通过自身丰富的阅历，通过本书反映出近代百年中国历史，中农村在经济发展和建设中的若干问题，本书无不透漏出作者心系乡土中国，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关注和对农村大众的悲悯。同时，此书也是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真实反映。是在大时代背景下了解中国农村发展的优秀书籍。

读书缘由：2016年7月9日，为响应甘肃政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暑期大学生三下乡的号召，我自行组建天水武山调研实践小分队，在梁盼老师的带领下，开赴天水武山马力镇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关于武山农村精准扶贫项目的开展情况的调查，在一周的调查过程中，我们深入农村，深入家庭，通过所见所闻以及自身的体验，对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做了整理，在后来的调研报告前我读了《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这本书，感触良多，受益匪浅，而本文正是我通过读此书以及自身的调研中产生的问题所做的一个反思。

读书笔记及反思：

一个40多岁的江西人，南开大学的副教授，非常优秀的作家，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讲的“理性思考，感性表达”，作者用自身的经历和自己敏捷的洞察力，用最朴实无华的言语写出了时代大背景下中国农村的发展和伦桑，独特的文本构造，真实的言语表达，侃侃而谈中无不让人产生良多思考，读完此书，我仿佛又回到了我曾经调查过的那个地方，农村生活的的现状，农民生活的辛酸，无不让人震撼和惆怅，感慨之余，更多的又是对中国农村现状问题的反思。那么究竟作者书中所讲和我的自身调查经历是否相似呢？下文会作具体解释。

作者首先以自己的故乡江西农村为起点，描绘了一幅江西农村的亲情故事，真实记录了一群农村贫苦人民几十年来的悲欢离合，这也不由让我们想起已故不久的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两本书的背后都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缩影，并不只是作者所写的故事，而更多的是老一辈人真实的人生经历，作者通过讲述江西农村几十年来的沧海巨变，以及建国以后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农村的变化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作者还特别对20年代中国乡村建设的经验和挫折的分析，而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也是对这一时期农村建设的一个真实反映，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农业经济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时至今日，作为一个根深蒂固的农业大国，中国想脱农皮，中国人想脱农衣，为此奋斗几十年，中国人骨子里的农民气概仍然存在，偌大的中国，诺多的中国人，未来几个世纪农业大国的帽子也未必能去掉。结合两本书的主题，前者是对小范围的农村的生活现状的反思，而后者则偏向于全国，传统的农村，传统的农村经济，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自认为地大物博，我们可以从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找到答案，中国自古的文化以广土众民、家庭生活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学术上也没有向着科学的步伐前进，而正是这些文化思想，造成我们自私自利，知足自得、守旧、马虎。我们以传统的家庭生活为基点，而隔绝了与外部社会集团的联系，这就造成我们的家庭生活严重阻碍了集团社会的发展，西方人偏向理智而短于理性，我们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我们古人认为“读书明理”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偏重于人世间人情世故，比如：父慈、子孝、知荣辱、而西方人更注重物理，表现在探索社会物理，而我们对此如何理解？比如我们学生考试答错，是知识上的错误，这就属于理智问题，而如果考试舞弊抄袭，就算是品行问题，也就是理性问题，而这也就造成为什么我们科学研究上在明朝以后开始落后于世界大潮流，这也为我们今后的农业大帽埋下祸根。除此以外，我们的问题还可以从政治和经济等方面考虑，我们受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权集中政治思想影响，商业限制发展，农民占少量的土地进行自给自足，若遇到天祸，农村经济又表现出极大的脆弱性，手工业虽然有所发展，但都给予农民的正常生活，并没有向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与政治上长期不变的局面相匹配的是经济，小农经济长期停滞，尽管工商业在秦朝就有所发展，两千年后，并没有受到像农业上的重视程度，如果不是受到近代资本主义的熏陶，仍然止步不前。到了近代以后，像魏源、林则徐等一批放眼看世界的政治家似乎看到了腐朽落后的中国文化，尽管他们做了诸多努力，但并没有改变社会现实，再随着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似乎更多的人认识到了中国问题所在，更多的人投身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以至于后来的费孝通的农村乡村调查，梁漱溟的中国乡村经济建设，这些有思想的人，也将他们的思想付诸中国社会的建设，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赶超英美，大练钢铁，鼓励生育，人口迅速激增，我们的领导人认为人力是生产的第一主力，忽视了社会生态平衡，众多的人口需要庞大的粮食储备，再一次我们的农业之帽愈加牢固。马寅初先生就曾对我们的人口问题而提出质疑，要求我们要控制人口，可是我们将一位有着炽热之心的爱国者打入了走资派的行列，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意识到这位卓越的人口学家的正确观点，可是人口的激增，让我们再叹息一位智者的陨落以后，更多的是对人口问题的反思。计划生育国策由此而生，我们在改革开放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是我们的人口问题是一切发展生物绊脚石。诸多的农村人口，养育七分之一的官僚阶层，官僚阶层却没有给我们这些农村人口带来应有的变化。

书中讲到，我们的社会在发展，但是我们的农村却在不断沦陷，农村人凭借农业产品并不能得到足够的物质消费，于是有足够多的年轻人离开家乡故土，对一个离开家乡几年的人而言，随着他在大都市的经历和见闻，再次回到故乡的热土，就会发现故乡几年中并没有发生应有的变化，而他心目中的家乡便是沦陷了。

从社会经济发展角而言，对我们这些中西部的偏远农村而言，我们的经济发展落后于东部地区太多，对于外出务工的年轻人而言，大都市只是暂时的生活居住地，而他们的根还是在农村，农村剩余的鳏寡老人和留守儿童，缺少劳动力，留守儿童了缺乏关注和爱，对以后的人生也造成了影响，即使能够考上足够好的大学，也是缺少相关的能力和技巧，这就让本来缺少生机的农村更加暗淡，农村的建设也无法从老年人那里得到满足，于是就产生了都市越发展越富，而农村越发展越穷.从我们最年轻的大学生群体来说，刚毕业的农村大学生就要回到故土，背负起生活的压力，而更多的农村年轻人又踏上了农民工的行列，这样周而复始，农村经济发展越来越穷。

在此之下，城乡贫富差距愈加明显，农村人以固有的土地和宅基地为经济基础，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一些靠近都市的农村可以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变卖宅基地，换取相应的城市住房，过上并不是主动创造的城市生活，而对于一些偏远的农村而言，是没有这种条件的，因此早一次造成了不公平.同样是农村，同样是小村庄，东部地区的小村庄有政策支持而迅速脱贫致富，比如深圳城市群，靠近城市的小村庄会因为城市化而过上城市生活，而偏远地区的小村庄什么都没有，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走向灭亡，看似同样的小村庄，却有不一样的命运，见证着不同的历史变迁，而我们中国农民的未来在哪里？中国农村的希望又在哪里？这是我们无法企及的一个历史话题。

由此我也想起了那次暑假调研之旅中的所见所闻：

2016年7月9日上午8：00，在梁盼老师的带领下，武山县暑假实践小分队在甘肃政法学院门前集合，前往兰州火车站，六个小时后，我们安全抵达目的地天水市武山县马力镇马庄村，稍做休整，我们开始了为期六天的暑期实践调研，随着调研的深入，我们对农村的生活认知状况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实践调研是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完成的，这一周中我们经历了困难和坎坷，但也从朴实的农民家庭中感受到了农民的贫苦和无奈。扶贫金天女散花，年年扶贫年年贫，小分队心有余而力不足。

2016年7月10日上午，首先在马庄村进行调研，一整个村子两三盏并未见过照亮马路的路灯，孤独耸立的两座电线杆，泥泞的土路，下雨天一片狼藉，无压力的自来水，加之今年西北地区持续干旱，小麦，苞米颗粒无收，村民生活疾苦让人望而却步，行进中碰见一位中年大叔，零乱的头发，沧桑的面孔，访谈中我们了解到的是他们主要是靠农作物来维持一年的生计，对政府扶贫政策一无所知。随着深入调研，我们邀请到了年过花甲的老村长，老村长言语中透露出满是对新一届村干部的不满，究其原因，老村长支支吾吾，唉声叹气，告知我们扶贫金全都用于自家建设，对真真切切需要扶贫的农民是年年扶贫年年贫。2013年地震房屋产生裂缝，政府专人拍照取证后再无人问津，补偿金下落不明，2014年政府号召修后山道路，每家每人25元用于修路设施购买，截止2016年，道路并未修好，修路资金也不翼而飞，政府也未给予合理解释。村民满口尽言，山高皇帝远，马庄村无人管。

2016年7月11日，我们由马庄村转向柴庄村，相比于马庄村，柴庄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较为完善，后来从村民口中了解到，之前调查过后的马庄村和柴庄村同属一个村委管辖，而村干部全部集中在柴庄村，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在柴庄村我们遇到一位特殊的家庭，一位年长的老爷爷今年4月25日丧子，儿媳妇瘫痪在床，家中三个孙子，大孙女在甘肃中医大学，二孙子在武山一中，三孙子在武山三中，从访谈中，老人一次一次拿出儿子的住院凭证单，一句一句诉说他们生活的艰辛，我们看到了最朴素的农民眼中流出的最无奈的眼泪，其中三四次抽搐最能证明他们是最需要扶贫的人，刚刚去世的儿子40万的医疗费，政府未给予保障补贴，残疾在床的儿媳妇靠二老养活，三个学生的生活费无从所得，老人误将我们当成政府人员，满眼泪水抱着我们寻求说法，我们却只能用最善意的谎言来慰藉二老。作为手无缚鸡之力的学生，小分队成员只能望洋兴叹。

7月12日，我们又辗转附近村子进行调研，其中有一户村民说2013年省政府领导视察当地民情，当地政府竟然为了遮贫，修建了一堵遮羞墙，我真不知道，这是我们村民的丑，还是政府的丑，当问及精准扶贫项目时，大多数人认为不知道，不清楚，而少许知道的村民顿时情绪高涨，认为是村干部在其中暗箱操作，将扶贫项目金全部用于其自家建设，导致精准扶贫项目中的关键措施在村干部的黑手中化为乌有，而村民并未得到实质性的资助，这到底是政府，还是村民的错，我想我们更多应关注的该放在对政府官员的访谈上。

7月13日，我们来到当地政府，映入眼帘的便是“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从保卫室到行政科室，官员各司其职，一切欣欣向荣，而并不像是官员所说那样，后来我们邀请到政府扶贫主任，对其进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访谈。扶贫主任给予我们的解释是：从2013年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后，在新寺镇共产生了799户扶贫户，截止2016年7月，共有299户成功脱贫，政府通过媒体，海报，乡村广播等进行宣传，后经镇委协商会议商议，村民小组会议审定，通过一审、二看、三比、四评、五公示。产生扶贫用户，然后将贫困户信息输入网络，一旦确立为贫困户，便会享受技术培训，扶金贷款，双联干部一对一精准扶贫，而当问及扶贫工作中面对的困难时，主任一口咬定，无困难，这令我产生了极大的困惑，当问及敏感问题时，主任脸色骤变，最后也拒绝我们的拍照请求，对政府官员的采访也由此落下帷幕。

7月14日，我们在调研任务完成的情况下，应马庄村村文书姜小妹的邀请，我们开始了对马庄村小学生的支教活动，将马庄村的小学生集中在村委，由小分队集体进行数学，英语等课程的辅导工作。从辅导活动中，我们发现了当地的教育设施不但落后，而且教师水准也比较低，对孩子们的教育是不全面的，管理是存在严重缺陷的，抛开学生的素质不说，400户大的村庄，每年考上大学的寥寥无几。

从7月9日开始，到7月14日，从深入农民家庭到村干部家庭，再到政府我们逐一做了调研。农民满是抱怨，对政府官员及村干部产生了极大的不满，而政府官员及村干部的退避不见，以及政府扶贫主任对其中扶贫项目的理论化解释，这让我们从所见所闻中产生了许多质疑，首先从对农民的访谈中，我们了解到政府对精准扶贫户确立过程中未实行公开公正公平的评选及公示制度;从我们对老乡家中的基础设施，环境保护中的所见所闻与政府官员的描述与设想存在明显差异，其次农民口中并未见到专门的驻村干部及一对一帮扶措施的实现，而政府官员认为他们每村每户都进行了一对一的驻村帮扶，每天采用签到制度，整夜值班来帮助贫困户实现脱贫，最后一点，从我们实际的调研中了解到，实际享受精准扶贫的农户并没有政府官员所说的达到799户之多，而且299户精准扶贫户已经脱贫子虚乌有。

就我而言，农民想过上好日子，想通过申请来获得扶贫项目一劳永逸是每个农户的希望，这就在调研过程中难免出现因未评上扶贫户而对政府官员产生情绪的波动，这也与政府官员对我们的解释相一致，而就从近几日对马庄村，柴庄村，百顺村，新寺镇的调研中我们不难发现，农民对精准扶贫一无所知，对扶贫户的产生问题从未见过公示与公告，特别贫困的农户也并未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基础设施破败不堪，农作物颗粒无收，子女上学问题突出，种种问题表露出政府工作不踏实，领导干部重视程度不够，“山高皇帝远。马庄村无人管，我们背靠大山，只能吃土。”这是农民对政府工作的无奈与失望，毛主席在上个世纪就说到，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枪杆子，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人民的一切。足寒伤心，民寒伤国。偌大的中国，政府提出的如此利民扶贫的政策，却在基层干部的工作中失去本来的面目，我们只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大学生，心有余而力不足，从内心而言，这不是一个贫苦农民的悲哀，也不是慷慨激昂的你和我的悲哀，归根到底，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哀。民不幸，则国伤。吾国与吾民，皆因思考。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我见证了我们村庄的发展历程，我没有政策支持下变成深圳城市群那样的大都市，但我们也没有偏远农村的那种发展艰难，儿童成群嬉戏，年轻人田间忙碌，老年人安详沐浴阳光，微风和畅，鸟语花香，油菜花熟悉的味道，作为新生代大学生，我很感谢这片热土，正是这片故土养育了我，从这片肥沃的土地中我们锻炼出的是吃苦耐劳的品质和淳朴踏实的性格。我们没有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如今我非常庆幸我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以后的生活中也能让更加感谢曾经的经历，我爱这片土地，正如当初它爱我一般，如今我离开这里，它也会像千千万万个中国乡村一样沦陷，就像作者书中所写，每个村庄都是一片尘埃，都会在历史的巨轮中消逝。

付钊

2017年4月23日晚

第三篇：中国农村环境污染调查

中国农村环境污染调查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四条成因

1、目前的环境管理体系及农技推广体系难以应对污染问题。

我国的农村现代化进程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二是居民在空间分布上迅速集中。

这使农村的产业结构从自然和谐型转变成自然危害型，农村原有的具有强大环境自净能力的自然循环被破坏，原本可以自然消纳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环境自净能力成害。

2、财政渠道的资金来源不够，导致污染治理不力。

城乡分治战略使城市和农村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具体到环保领域，主要指城乡地区在获取资源、利益与承担环保责任上严重不协调。长期以来，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而农村从财政渠道却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

由于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致使农村的环境资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造成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对农业生产中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给予一定补偿，对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费用，实际上鼓励了农村居民采用掠夺式生产方式。2003年后执行的新的排污费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没有考虑农村污染的治理。

3、扶持措施不力，导致农村污染治理的市场化机制难以建立。

我国对城市和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如排污费返还使用，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时征地低价或无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还可以申请用财政资金对贷款贴息等。而对农村各类环境污染治理，却没有类似政策。由于农村污染治理的资金本来就匮乏，建立收费机制困难，又缺少扶持政策，导致农村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市场机制难以建立。

4、治理模式不适，导致农村污染治理效率不高。

农村环境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支持者一直是城市污染的消纳方。近年来，我国在城市环境日益改善的同时，农村污染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在工业化、城镇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尤为突出。各种污染不仅威胁到了数亿农村人口的健康，甚至通过水、大气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渠道最终影响到城市人口。本文重点分析东部发达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典型污染

问题并提出未来在全国层面上的对策。

1、现代化农业生产造成的各类污染。

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的开发已接近极限，化肥、农药的施用成为提高土地产出水平的重要途径，加之化肥、农药使用量大的蔬菜生产发展迅猛，使得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使用化肥、农药数量最大的国家。

２、由于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滞后产生的生活污染。

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生活污染物因为基础设施和管制的缺失一般直接排入周边环境中，造成严重的“脏乱差”现象：每年产生的约为1.２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几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产生的超过2500万吨的农村生活污水几乎全部直排，使农村聚居点周围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

net３、乡镇企业布局不当、治理不够产生的工业污染。

受乡村自然经济的深刻影响，农村工业化实际上是一种以低技术含量的粗放经营为特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反积聚效应的工业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仅造成污染治理困难，还导致污染危害直接。

由于我国农村污染治理体系尚未建立，环境污染不仅将迅速“小污”变“大污”，而且已经“小污”成“大害”，给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中国农村有３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其中超过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导致的饮用水源水质不达标；中国农村人口中与环境污染密切相关的恶性肿瘤死亡率逐步上升，从1988年的0.0952‰上升到2000年的0.1126‰。对于基本排除在医疗保障制度之外的农民，这是极大的威胁。

第四篇：中国农村环境污染调查

中国农村环境污染调查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四条成因

1、目前的环境管理体系及农技推广体系难以应对污染问题。

我国的农村现代化进程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二是居民在空间分布上迅速集中。

这使农村的产业结构从自然和谐型转变成自然危害型，农村原有的具有强大环境自净能力的自然循环被破坏，原本可以自然消纳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环境自净能力成害。

不仅如此，农村的各类环境污染也呈现出与城市污染迥异的特点。农业生产导致的面源污染具有排放主体分散、隐蔽，排污随机、不确定、不易监测。这使得对面源污染的管理存在成本过高，因此存在着只能对受害地监测，很难监控排污源的现状。我国的环境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防治上的，对农村污染及其特点重视不够，加之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导致其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上不仅力量薄弱而且适用性不强。

目前，我国的农村环境管理体系呈现以下特点：环境立法缺位、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并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基本没有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我国目前的诸多环境法规，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对农村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体困难考虑不够。例如，目前对污染物排放实行的总量控制制度只对点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对解决面源污染问题的意义不大；对诸多小型企业的污染监控，也由于成本过高而难以实现。而未建立农业和农村自然资源核算制度。资源家底不清，对自然这样的利用动态缺乏真实的了解，不能不是我国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的一个基本原因。

另外，农业技术的选择缺乏环境政策制约机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几乎失效：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改革是以减少农技推广经费和鼓励自我创收为特点的。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财政拨款，农技推广系统不得不从事与业务无关的经 1

营活动以获取收入，包括卖化肥和农药等。由于激励不相容，导致一些推广人员对指导农民提高农药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积极性，以致化肥、农药不合理施用情况一直在加剧。

2、财政渠道的资金来源不够，导致污染治理不力。

城乡分治战略使城市和农村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具体到环保领域，主要指城乡地区在获取资源、利益与承担环保责任上严重不协调。长期以来，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而农村从财政渠道却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由于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致使农村的环境资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造成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对农业生产中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给予一定补偿，对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费用，实际上鼓励了农村居民采用掠夺式生产方式。2003年后执行的新的排污费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没有考虑农村污染的治理。

由于环境保护尤其农村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属于责任主体难以判别或责任主体太多、公益性很强、没有投资回报或投资回报率较小的领域，对社会资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须发挥主导投资作用。尽管国际上各种市场化的实践很活跃，但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不发挥主导投资责任和作用。

另外，目前我国在实施农业和农村环境保护建设项目上，还存在着资金分散、重复建设和“自上而下”的决策等现象。例如，面源污染的治理资金分散到农业、水利、环保等部门，导致一个需要环环相扣才可能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变成各部门步调不一致的局部行动，自然效果不佳；由于采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在政治目标最大化的激励下，对于能增加政绩的公共服务，呈现出一种较高的供给热情。而人居环境基础设施这样没有进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的公共服务，即便农民已经有了需求，也很难提到地方政府的操作层面上来。

3、扶持措施不力，导致农村污染治理的市场化机制难以建立。

我国对城市和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如排污费返

还使用，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时征地低价或无偿、运行中免税免排污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还可以申请用财政资金对贷款贴息等。而对农村各类环境污染治理，却没有类似政策。由于农村污染治理的资金本来就匮乏，建立收费机制困难，又缺少扶持政策，导致农村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市场机制难以建立。

4、治理模式不适，导致农村污染治理效率不高。

农村的三类环境污染，套用解决城市污染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污染的主要手段——末端治理——都存在技术、经济障碍。除了面源污染难以收集污染物外，其它类污染用末端治理常会出现既治不起，也治不净的情况：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污染治理由于其污染排放的集中性、污染物相对的单一性和企业经营相对的大规模等特点，末端治理方法在多数情况下是适用的甚至惟一的。而农村的生活污染、乡镇企业污染以及集约化畜禽养殖场污染，采用末端治理则会因为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的最小经济规模限制以及高折旧率限制而不可行。

农村的三类环境污染问题

农村环境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支持者一直是城市污染的消纳方。近年来，我国在城市环境日益改善的同时，农村污染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在工业化、城镇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尤为突出。各种污染不仅威胁到了数亿农村人口的健康，甚至通过水、大气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渠道最终影响到城市人口。本文重点分析东部发达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典型污染问题并提出未来在全国层面上的对策。

——编者

1、现代化农业生产造成的各类污染。

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的开发已接近极限，化肥、农药的施用成为提高土地产出水平的重要途径，加之化肥、农药使用量大的蔬菜生产发展迅猛，使得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使用化肥、农药数量最大的国家。

化肥年使用量4637万吨，按播种面积计算，化肥使用量达40t/km2，远远超过发

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土壤和水体造成危害而设置的22.5t/km2的安全上限。而且，在化肥施用中还存在各种肥之间结构不合理等现象。化肥利用率低、流失率高，不仅导致农田土壤污染，还通过农田径流造成了对水体的有机污染、富营养化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目前，东部已有许多地区面源污染占污染负荷比例超过工业污染。农药年使用量约130万吨，只有约1/3能被作物吸收利用，大部分进入了水体、土壤及农产品中，使全国9.3万km2耕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并直接威胁到人群健康。2002年对16个省会城市蔬菜批发市场的监测表明,农药总检出率为20%～60%,总超标率为20%～45%，远远超出发达国家的相应检出率。这两类污染在很多地区还直接破坏农业伴随型生态系统，对鱼类、两栖类、水禽、兽类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威胁。化肥和农药已经使我国东部地区的水环境污染从常规的点源污染物转向面源与点源结合的复合污染。

由于大棚农业的普及，地膜污染也在加剧。近20年来，我国的地膜用量和覆盖面积已居世界首位。2003年地膜用量超过60万吨，在发达地区尤甚。据浙江省环保局的调查，被调查区地膜平均残留量为3.78t/km2，造成减产损失达到产值的1/5左右。２、由于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滞后产生的生活污染。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生活污染物因为基础设施和管制的缺失一般直接排入周边环境中，造成严重的“脏乱差”现象：每年产生的约为1.２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几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产生的超过2500万吨的农村生活污水几乎全部直排，使农村聚居点周围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较快的地区，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落后于经济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现象并没有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改善，其对人群健康的威胁在与日俱增。

３、乡镇企业布局不当、治理不够产生的工业污染。

受乡村自然经济的深刻影响，农村工业化实际上是一种以低技术含量的粗放经营为特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反积聚效应的工业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仅造成污染治理困难，还导致污染危害直接。目前，我国乡镇企业废水COD和固体废物等主

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50%以上，而且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污染物处理率也显著低于工业污染物平均处理率。

近些年来，在人口密集地区尤其发达地区，集约化畜禽养殖蓬勃发展。这些地区可资利用的环境容量小（没有足够的耕地消纳畜禽粪便，生产地点离人的聚居点近或者处于同一个水资源循环体系中），加之其规模和布局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没有注意避开人口聚居区和生态功能区，造成畜禽粪便还田的比例低、危害直接。同时，在污染排放强度上并不低于工业企业的集约化养殖场，其污染危害更加严重：不仅会带来地表水的有机污染和富营养化污染以及大气的恶臭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畜禽粪便中所含病原体也对人群健康造成了极大威胁。

此外，由于污水灌溉、堆置固体废弃物、承受了大量工业污染的转移，农村土壤的重金属污染已经延伸到了食品污染。我国污灌面积由1978年的约4000km2增加到2003年的30000km2，约占全国总灌溉面积的10%。全国因固体废弃物堆存被占用或毁损的农田为1300km2。

由于我国农村污染治理体系尚未建立，环境污染不仅将迅速“小污”变“大污”，而且已经“小污”成“大害”，给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中国农村有３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其中超过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导致的饮用水源水质不达标；中国农村人口中与环境污染密切相关的恶性肿瘤死亡率逐步上升，从1988年的0.0952‰上升到2000年的0.1126‰。对于基本排除在医疗保障制度之外的农民，这是极大的威胁。

第五篇：中国农村环境污染调查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四条成因

1、目前的环境管理体系及农技推广体系难以应对污染问题。

我国的农村现代化进程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二是居民在空间分布上迅速集中。

这使农村的产业结构从自然和谐型转变成自然危害型，农村原有的具有强大环境自净能力的自然循环被破坏，原本可以自然消纳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环境自净能力成害。

不仅如此，农村的各类环境污染也呈现出与城市污染迥异的特点。农业生产导致的面源污染具有排放主体分散、隐蔽，排污随机、不确定、不易监测。这使得对面源污染的管理存在成本过高，因此存在着只能对受害地监测，很难监控排污源的现状。

我国的环境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防治上的，对农村污染及其特点重视不够，加之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导致其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上不仅力量薄弱而且适用性不强。

目前，我国的农村环境管理体系呈现以下特点：环境立法缺位、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并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基本没有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我国目前的诸多环境法规，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对农村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体困难考虑不够。例如，目前对污染物排放实行的总量控制制度只对点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对解决面源污染问题的意义不大；对诸多小型企业的污染监控，也由于成本过高而难以实现。而未建立农业和农村自然资源核算制度。资源家底不清，对自然这样的利用动态缺乏真实的了解，不能不是我国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的一个基本原因。

另外，农业技术的选择缺乏环境政策制约机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几乎失效：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改革是以减少农技推广经费和鼓励自我创收为特点的。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财政拨款，农技推广系统不得不从事与业务无关的经营活动以获取收入，包括卖化肥和农药等。由于激励不相容，导致一些推广人员对指导农民提高农药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积极性，以致化肥、农药不合理施用情况一直在加剧。

2、财政渠道的资金来源不够，导致污染治理不力。

城乡分治战略使城市和农村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具体到环保领域，主要指城乡地区在获取资源、利益与承担环保责任上严重不协调。长期以来，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而农村从财政渠道却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

由于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致使农村的环境资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造成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对农业生产中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给予一定补偿，对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费用，实际上鼓励了农村居民采用掠夺式生产方式。2003年后执行的新的排污费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没有考虑农村污染的治理。

由于环境保护尤其农村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属于责任主体难以判别或责任主体太多、公益性很强、没有投资回报或投资回报率较小的领域，对社会资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须发挥主导投资作用。尽管国际上各种市场化的实践很活跃，但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不发挥主导投资责任和作用。

另外，目前我国在实施农业和农村环境保护建设项目上，还存在着资金分散、重复建设和“自上而下”的决策等现象。例如，面源污染的治理资金分散到农业、水利、环保等部门，导致一个需要环环相扣才可能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变成各部门步调不一致的局部行动，自然效果不佳；由于采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在政治目标最大化的激励下，对于能增加政绩的公共服务，呈现出一种较高的供给热情。而人居环境基础设施这样没有进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的公共服务，即便农民已经有了需求，也很难提到地方政府的操作层面上来。

3、扶持措施不力，导致农村污染治理的市场化机制难以建立。

我国对城市和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如排污费返还使用，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时征地低价或无偿、运行中免税免排污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还可以申请用财政资金对贷款贴息等。而对农村各类环境污染治理，却没有类似政策。由于农村污染治理的资金本来就匮乏，建立收费机制困难，又缺少扶持政策，导致农村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市场机制难以建立。

4、治理模式不适，导致农村污染治理效率不高。

农村的三类环境污染，套用解决城市污染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污染的主要手段——末端治理——都存在技术、经济障碍。除了面源污染难以收集污染物外，其它类污染用末端治理常会出现既治不起，也治不净的情况：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污染治理由于其污染排放的集中性、污染物相对的单一性和企业经营相对的大规模等特点，末端治理方法在多数情况下是适用的甚至惟一的。而农村的生活污染、乡镇企业污染以及集约化畜禽养殖场污染，采用末端治理则会因为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的最小经济规模限制以及高折旧率限制而不可行。

农村的三类环境污染问题

农村环境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支持者一直是城市污染的消纳方。近年来，我国在城市环境日益改善的同时，农村污染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在工业化、城镇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尤为突出。各种污染不仅威胁到了数亿农村人口的健康，甚至通过水、大气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渠道最终影响到城市人口。本文重点分析东部发达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典型污染问题并提出未来在全国层面上的对策。

——编者

1、现代化农业生产造成的各类污染。

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的开发已接近极限，化肥、农药的施用成为提高土地产出水平的重要途径，加之化肥、农药使用量大的蔬菜生产发展迅猛，使得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使用化肥、农药数量最大的国家。

化肥年使用量4637万吨，按播种面积计算，化肥使用量达40t/km2，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土壤和水体造成危害而设置的22.5t/km2的安全上限。而且，在化肥施用中还存在各种肥之间结构不合理等现象。化肥利用率低、流失率高，不仅导致农田土壤污染，还通过农田径流造成了对水体的有机污染、富营养化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目前，东部已有许多地区面源污染占污染负荷比例超过工业污染。

由于大棚农业的普及，地膜污染也在加剧。近20年来，我国的地膜用量和覆盖面积已居世界首位。2003年地膜用量超过60万吨，在发达地区尤甚。据浙江省环保局的调查，被调查区地膜平均残留量为3.78t/km2，造成减产损失达到产值的1/5左右。

２、由于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滞后产生的生活污染。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较快的地区，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落后于经济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现象并没有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改善，其对人群健康的威胁在与日俱增。

３、乡镇企业布局不当、治理不够产生的工业污染。

受乡村自然经济的深刻影响，农村工业化实际上是一种以低技术含量的粗放经营为特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反积聚效应的工业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仅造成污染治理困难，还导致污染危害直接。目前，我国乡镇企业废水COD和固体废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50%以上，而且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污染物处理率也显著低于工业污染物平均处理率。

近些年来，在人口密集地区尤其发达地区，集约化畜禽养殖蓬勃发展。这些地区可资利用的环境容量小（没有足够的耕地消纳畜禽粪便，生产地点离人的聚居点近或者处于同一个水资源循环体系中），加之其规模和布局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没有注意避开人口聚居区和生态功能区，造成畜禽粪便还田的比例低、危害直接。同时，在污染排放强度上并不低于工业企业的集约化养殖场，其污染危害更加严重：不仅会带来地表水的有机污染和富营养化污染以及大气的恶臭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畜禽粪便中所含病原体也对人群健康造成了极大威胁。

由于我国农村污染治理体系尚未建立，环境污染不仅将迅速“小污”变“大污”，而且已经“小污”成“大害”，给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中国农村有３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其中超过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导致的饮用水源水质不达标；中国农村人口中与环境污染密切相关的恶性肿瘤死亡率逐步上升，从1988年的0.0952‰上升到2000年的0.1126‰。对于基本排除在医疗保障制度之外的农民，这是极大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