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第一篇：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1.公与参与观念上的误区。首先，认为公民参与不重要。尽管目前民众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参与热情不断高涨，但由于传统观念束缚和受教育程度的限制等因素，相当一部分民众对政治权力仍存有较高的依附、臣属、顺从心理，导致权威崇拜，缺乏自主评判的意识和通过参与改变现状的信心，对自身参与的权利并不看重。同时，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政府权利过度集中而导致的官僚主义仍存现于一些官员的思想中，“官本位”意识造成一种“自上而下”的思维定势，这种定势理所当然地用在政策制定或是公共服务供给中，公民只需要被动地充当接受者。其次，认为公民参与影响经济发展的效率。公民参与和效率的矛盾一直是公民参与的重要议题。虽然广泛的公民参与有利于利益诉求的充分表达，但是参与程序、参与过程相对于其它制度的复杂和烦琐，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复杂的民意需求与政府发展经济的单一愿望格格不入；再加上改革开放前“万民游行”时代的沉痛教训，都成为地方政府在公民参与问题上采取较为保守态度的一个衡量因素。因此，在多数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公民参与的力度不大，甚至由于担心影响经济效率，参与流于形式。再次，就是对公民参与内涵的片面理解。我国的公民参与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公民社会发育尚不成熟，一些官员对公民参与的理解还停留在政治领域的选举或投票的范围内，仍然主张公共管理领域的事务应由政府掌控，公共服务的供给应由政府来安排，与一般的民众无关；认为参与就是选举和投票的民众不在少数。这成为影响公民参与公共事务领域拓展的障碍性因素之一。

2.公民参与的整体水平不高。一是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有限。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公共政策或公共项目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增加了普通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难度。信息搜集的成本及尚待提高的信息透明度，使得公民很难获得参与公共事务所必需的信息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参与要不流于形式，要不质量不高。二是由于受教育程度和潜在利益的影响，不同的公民(团体)有着不同认识能力和对客观事物的不同评判标准。因此，每个公民(团体)的选择都只能是有限理性。公民参与的一个潜在风险就是“在满足众多参与决策的私益性利益团体的时候，更广泛的公共利益却可能被忽视”。这样的参与有可能成为强势集团操纵资源配置的机会，而非保证广大公民权益的努力。三是公民参与的组织化程度不高。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公民参与的三大载体村委会、居委会及社团组织都得到长足发展，但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策略无法短时间内捋顺各种关系，因此无论是村委会、居委会还是社团组织的改革都无法摆脱政府的影子，它们对政府的依赖性大，独立性弱，尚不能充分发挥其公民参与载体的作用，承担传输日益高涨的公民参与热情的负荷。这样一来，既易导致缺乏影响力的碎片化公民参与，又易造成非理性的集体参与事件增多，影响参与质量，危害社会稳定。3.公民参与的制度环境仍待完善。随着宪法和基本法律制度体系的日益完善，我国公民的基本参与权是有法律保障的，公民行使权利的行为在程序和制度方面的保障也相对完备。但从总体上说，公民参与的角色制度化规定不健全，公民参与制度体系的配套性及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性不足，公民参与的操作性规定欠缺。首先，公民在行政立法、重大公共项目及相关公共事务领域参与程序的制度化和法律化的任务艰巨。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对公民参与立法进行有益的尝试，如广东省广州市政府制定的全国首部规范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地方政府规章、甘肃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规则(修正案)》中增加的公民可直接提出立法建议项目的内容等等。但是这些尝试远未普遍化。因此，这些空间可能成为“灰色参与”或“设租寻租”的滋生地，危害公共政策的公平与公正。其次，从制度配套的角度上看，我国已经具有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并体现出一定的层次，但许多制度之间存在相互矛盾，职责交叉等现象，制度配套程度不高，一些制度间的关系有待捋顺。此外，尽管目前我国公民参与渠道的铺设已具规模，但由于渠道建构合理性不足，结合实践情况的具体设计缺乏，多数渠道难以发挥功能，渠道的使用率不高，畅通性不佳，以致具有相当规模覆盖率的渠道网络在承载公民参与诉求方面仍然捉襟见肘。再次，应付公民参与新挑战的技术与策略不能迅速到位。一方面，当前公民参与制度体系中的原则性内容规定较完备，而有关参与制度的执行与落实等方面的规定则相对薄弱，许多公民参与的程序化规定有待具体化；另一方面，近几年的网络已在公民参与发展中作用日益突显，并且中国网民的数量已在前不久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之后还在以几何数字上涨。然而，面对这一新挑战的回应却有些迟缓和无力，各级政府对网络参与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至今尚未出台网络参与的相关程序与规范，网络参与的无序和失范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网络参与的功效，网络参与方式的无效利用不能不说是现代公共管理实践者的一大遗憾。

(三)对策思考

积极推进公民参与的健康发展，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目前公民参与所面临的挑战，解决存在的问题。目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扩大地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1.要转变观念，正确认识公民参与。现代公共管理者需要有战略眼光，从公民参与的重要性、公民参与的意义及公民参与的内涵入手，转变对待公民参与的观念，正确认识在不同发展阶段所赋予的公民参与的内容。当务之急就是要提高整个社会尤其是公共管理者对公民参与的认识水平，更新观念，解放思想。通过加强公民“权利意识”教育，实现人们的权利意识的启蒙，让公共管理者了解到公民参与不仅是公民的权利，促成一个积极公民参与的时代的到来。公共管理者只有在思想上提高认识，才有可能在决策和管理实践中做出调整和改变，才愿意做出扩大公民参与的努力，帮助广大民众学习参与必备的政治知识、规则和技能的培训，增强公民的参政能力，发挥公民参与的作用，与公民一起为实现这一积极参与时代到来而努力。

2.进一步扫除公民参与载体的束缚。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村委会、居委会与社会团体三大公民参与的载体。这三大载体建构为公民社会的发育、公民权利意识的培养起到了启蒙和促进作用。单个公民参与力量是有限的，只有组织化的参与行动才是适当和有效的。一个社会公民参与的健康发展，需要足够的具有代表性的团体或组织来承载。因此，目前的村委会、居委会及社团组织的改革步伐还需加快。要明确村委会与居委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职责与功能，摆脱其“影子政府”的身份，真正成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团组织的建设也需要鼓励和规范，并确保其独立的地位不受干涉。

3.强化公民参与的法律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因而我国公民参与的权利是得到宪法的保障的。然而，正如列宁指出的：宪法只不过是一张写着权利的纸。宪法的实现需要具体的制度体系作保障。因此，公民参与的良性发展必然要有一套制度体系作保障，而这套制度体系应该是以宪法为基础，以落实公民参与的各种政策及各种具体的操作规程的纵向保障机制和发挥监督作用的横向保障机制为支撑。通过强化公民参与的法制保障，防范和约束公共管理者进行危害公民参与的行为发生，将公民参与纳入有效的公共管理过程中。

4.要引进和应用公民参与的新技术和策略。一方面要加强公民参与技术改进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提高公民网络参与所必需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数据库建设等；另一方面就是要强化提高公民参与技术与策略的“软件”投入，组建公民参与技术与策略研究团队，开设强化公民参与技术与策略的培训课程，鼓励各地公民成功参与经验的总结与推广等。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已取得可喜的进展，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并面临新的挑战。据此，我们提出了推进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初步思考。当然，必须在实践中探索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的模式和途径，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我们相信，在政府与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未来中国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必将进一步发展，并取得骄人成就。

第二篇：地方治理法治化困境与路径

地方治理法治化困境与路径

2016-01-04 16:24 来源： 人民论坛 作者： 刘 云

【摘要】地方治理法治化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环节和重要内容，也是地方治理体系走向完善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地方治理法治化尚存在治理主体法治意识淡薄、行政职责和权限不清、行政执法不够规范等问题。只有树立法治精神、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才能破解地方治理难题，推进地方治理法治化，进而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国家治理 地方治理 法治化

【中图分类号】DF2

【文献标识码】A 法治与国家治理的内在关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部署明确指出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一脉相承，两次全会高瞻远瞩，系统诠释了法治与国家治理的内在关系，法治与国家治理具有天然的共生性和统一性。

从价值理念看，法治是现代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是现代国家理念的凝聚和反映。首先，作为一种现代国家理念，法治本身蕴含的良法之治、法律至上、分权制衡、司法独立等思想，构成现代国家治理理念和规则体系；法治本身承载的人类对理性、民主、平等、权利以及安全等价值的期待，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其次，法治对国家治理和社会整合的权威引导、激励裁判、规范约束、共识凝聚等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关键因素，由此可见，治理内在地与法治关联在一起，二者“本质上是兼容的，内容上是互补的，形式上是共生的。”①

从规则体系看，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多主体、多中心、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有机系统。”②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治理架构，国家治理体系既要有科学的制度安排，又要形成保证制度和组织体系灵活运行的机制，这都离不开法治的保障。概括来讲，法治体系是治理体系的核心，在一定意义上，国家治理体系本质就是法治体系。因此，欲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首先需要推进国家法治体系建设。

从运行机制看，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运行的根本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首先体现为权力体系运行的现代化，实质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如前所述，国家治理体系囊括了执政党、政府、市场经济体系、社会组织和公民等众多治理要素及其这些要素运转所必须的制度化机制，要理顺现代治理体系诸要素之间的关系或保障各要素运转的制度化，法治是关键，这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经验。

从治理目标看，“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想目标，善治离不开法治。按照治理理论，“善治”即良好的治理，是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旨归的国家治理过程和治理活动。根据俞可平教授的观点，要达到善治，需要有良法。“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③，可见，只有依靠法治才能够防止治理变成劣治和恶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十八届四中全会才从战略高度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关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

法治在地方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地方治理历来是国家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治理水平决定着国家治理的水平。可以说，没有地方治理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现代化。地方治理现代化离不开法治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

发挥法治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实质是走地方治理法治化的道路。所谓地方治理法治化是指在地方治理中，将各治理主体的职能定位、权利界限、行动规则及其相互关系的法治化与规范化，并在治理过程中严格实施的过程。地方治理法治化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地方治理的根本保障和根本方式。地方治理法治化是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客观上要求运用完善的制度和严谨的程序开展治理，杜绝治理中的过度行政化，不能使治理因领导人的意志随意改变。法治强调制度思维、规则思维和程序思维，为公共权力的行使制定了严格的规则和程序，避免了其他治理方式的自由和随意。从现代治理逻辑看，法治方式更适合国家治理。在国家治理框架下，地方治理则更为复杂，需要化解的矛盾、解决的问题更多。从治理主体上看，地方治理是一种多元主体，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以及公民都是地方治理的主体，这就需要正确处理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权力界定与利益调节。从治理规则看，地方治理中需要适用更多的规则，才能对复杂多变的地方实践要求作出积极、有效和灵活的回应；从治理模式上，地方治理需要一种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机制，地方政府需要积极寻求与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公民等的协作，以解决日趋复杂的社会公共事务。只有这样，“多元共治”的地方治理秩序和国家治理善治目标才能实现。

地方治理法治化是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方式。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地方治理的基本范式。无论从国家治理的历史，还是从现代治理实践看，单纯的政治方式显然越来越不适应现代治理的要求，根据国家治理理论，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指标。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就是高度复杂化，以具体行政命令一事一办的方法根本不足以应对纷繁复杂的地方事务，只有用法律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才能形成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状态。地方治理体系作为一种复杂的规范体系，它的运转离不开法治的规范和保障。在地方治理中，通过法治的方式将治理主体和利益关系人的权利义务加以规范和明细，在尊重治理主体对政治、经济、社会共同事务的合意基础上共同行动，才有助于地方治理的有序化。

地方治理法治化的困境分析

地方法治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整体推进的基础环节。然而，中国地方法治化建设水平还存在各地方法治水平不均衡、立法质量不高、地方领导在治理过程中行政化倾向明显、公民法治意识不高等有碍地方治理的不足。

地方治理主体法治意识淡薄。在地方治理过程中，对于部分基层干部来说，为实现治理目标和绩效，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善于运用权力解决治理问题，把行政手段同法律手段割裂开来，把法律视为开展工作的绊脚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等陋习仍有残余。不少领导干部决策不依法、遇事不讲法、办事不懂法、自己不守法的现象，遇到诸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社会治安、民间纠纷、食品安全等问题，习惯于用“土办法”解决，用非法治手段追求短期政绩，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这些现象显然难以满足地方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对于基层群众来说，法制意识虽有较大提高，但法治观念淡薄，学法、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氛围不浓，依法维权意识缺乏。在自身合法权利被侵害时，不善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权，“信访不信法”、“违法维权”较为普遍，甚至“以暴制暴”、违法犯罪。基层法治意识淡薄显然是违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的，阻碍地方治理法治化的进程，不利于地方治理现代化的顺利推进。

地方治理中治理主体职能定位和权限不清。首先是央地关系。尽管宪法规定了中央和地方关系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但这种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和宽泛，不易于操作，在实践中难免会出现摩擦冲突，不可避免存在中央干预地方事务，地方也常有逾越行为和“变通”做法。其次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长久以来，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甚至直接配置资源；严格繁琐的政府审批程序，妨碍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严重影响了市场应有作用的发挥，阻碍地方治理现代化进程。从根本上说，问题的产生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缺乏制度性规定和法治约束。再次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我国的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登记注册制度实行严格的双重管理体制，即需要在民政部门登记、并由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共同管理，这无疑限制了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大量社会组织为了获取合法地位，不得不挂靠相关党政部门，这又导致社会组织失去独立的法人地位，结果就是自治性、志愿性的缺失。就公民参与社会事务来看，突出表现就是参与热情并不高；参与利益取向明显；参与中的非理性因素、无序化倾向、非责任化倾向明显，多数参与行为带有给政府施压的意味。这样一种现状，无疑不利于地方治理中的多方合作治理的实现和推进。地方治理中行政执法不规范。在地方治理中，行政执法问题可以概括为执法不严格、执法不规范、执法不文明等三类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滥用行政职权，部分行政执法主体不执行或违反法律开展执法活动，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二是违反法定程序，部分行政主体在执法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执法步骤、执法顺序、执法形式、执法方式和执法时限等方面的程序违法；三是强制性执法时有发生，一些执法机关往往打着“公共利益”旗号强调加大执法力度，以高压强权强制执法，这种执法方式激化群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甚至导致暴力抗法现象的发生，引发局部社会抗拒现象，严重影响着地方治理秩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推进地方治理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权力边界清晰、职能定位准确的科学治理体系，也是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民主治理体系，还是一个严格按照法治原则运行的规则治理体系。这样的治理体系，实质就是运用法治精神引领国家治理、用法治方式破解治理难题。

践行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地方治理。提高领导干部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是党的十八大对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那么，到底该如何践行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地方治理法治化？ 所谓法治思维，就是指以法律规范为基础的逻辑化的思维方式，或者说是运用法律语词或法治要求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实质是思维方式的法治化。在地方治理中，各治理主体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应该自觉转变法治思维，让法治思维成为地方治理的基本思维方式。在认知判断上，要自觉运用法治原理初步认识和判断地方治理中遇到的问题，这是法治思维最基本的要求。在逻辑推理上，要自觉学会运用法治原则、法律规范等对地方治理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判断、推理，并得出结论。在问题解决上，根据前述法律性的分析判断、综合推理的基础上，综合其他因素，并作出符合法治要求的决策，有效化解地方治理中的问题。在制度建构上，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应该善于总结和提升，在认知判断、综合推理、解决问题的实践中加强制度建构或法律制度改革，从而在更高视野上提出长远的解决方案。

法治思维决定法治方式，人们对法治的认同和尊崇，必然会内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这种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就是法治方式。在地方治理中，领导干部要自觉树立法律思维，转变法治方式，让法治成为地方治理的基本推进方式。运用法治方式提升治理能力，需要对法治方式有正确的理解和运用。一是树立科学的权力观，领导干部要避免把权力绝对化，摒弃“法治是政治的手段”的观点，正确处理权力和法治的关系，自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二是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在治理过程中防止把“权利绝对化”，不能打着当家作主的旗帜，只享受权利不履行义务，甚至逃避责任。三是各治理主体自觉同关系思维、特权思维、人治思维作斗争、与法治要求不符的办事方式作斗争。四是各级政府要自觉避免运动式执法、运动式治理，以免把法律沦为治理工具，从而导致法治权威受损。

明确治理主体的职责和权限，推进治理合作。一是要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调动地方治理积极性。关于央地关系的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我们指明了方向，那就是要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从中央来看，需要强化宏观管理，减少微观干预、加强地方监管；对地方来说，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维，维护中央权威。实质就是用法律的形式科学确立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和人权。一是职能调整需要得到法治的规范和保障。在这里，需要明确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定位，用法律的形式确定哪些事情属于中央事权、哪些属于共同事权、哪些属于地方事权。二是财税体制是调整央地关系的关节点。总的要求是在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前提下，中央可以适度承担一部分地方事权的支出责任，亦可通过转移支付委托地方承担部分事权，调动地方治理的积极性，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二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释放市场活力。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也为改革指明了方向，那就是在资源配置中，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地方治理中，一是需要对政府的职能准确定位。政府要做好“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管者、“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者”，增强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职能。二是必须要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政府要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把该放的权放开、放到位，把政府该管的事情管好、管到位。三是需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打破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消除市场壁垒，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三是科学推进社会建设，提高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一个具有自治能力的现代社会和具有民主品格的现代公民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关键要素。首先，政府需要制定优惠政策，推进社会组织发展，加快社会组织自治能力建设。其次，政府要加快政府职能转移，把社会组织打造成为社会建设的主体。再次，要建立健全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决策参与制度，发挥社会组织在地方治理中特有的代表社情民意、凝聚社会公众、引领公民参与的优势和作用④。加强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维护和谐治理环境。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是地方治理法治化的关键。一是推进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资格考试和管理制度。推进行政执法资格考试，考核不合格不予颁发执法资格，不准从事执法活动。二是要树立规范、公正、理性、文明执法理念，完善执法程序，明确具体操作流程，减少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三是积极推进综合执法，尝试在工商质检、安全生产、交通运输、食药安全、公共卫生、城乡建设、海洋渔业等领域内推行综合执法，从而减少多头执法行为。四是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建立责任倒查机制，加强执法监督，惩治执法腐败现象。

（作者为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注释】

①蔡文成：“良法和善治：法治视域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探讨》，2015年第4期。

②蔡文成：“改革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构”，《行政论坛》，2014年第4期。

③《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

④参见公维友，刘云：“当代中国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理路探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责编/张晓

第三篇：参与式教学的困境与对策分析

参与式教学问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

参与式教学法是根据学生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和愿望，以主体性为内核，以自觉性选择性为特征的学习。对传统教学的“填鸭式”等教学具有彻底颠覆性，但是在进入参与式教学中，由于主客观因素导致参与式教学法在实际的运用中作用不凸显，甚至出现“变相”、“扭曲”等现象，始终未脱离传统教学模式。本文分析参与式教学法在实际教学中的问题，找出相关对策，从而提高参与式教学的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参与式；教学；传统教学

Abstract the participation type teaching method is based on the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ir actual needs and desires, the subjectivity as the kernel, to consciously selectivity for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learning.A thorough subversion to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cramming” teaching, but to enter the participatory teaching approach, due to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that lead to the participation type teaching method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effect is not obvious, and even the emergence of “form”, “twisting” phenomenon, has never deviated from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articipation type teaching method in practical teaching problems, find out the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so as to improve the func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participatory teaching.Keywords: participation;teaching;traditional teaching

摘要..............................................错误！未定义书签。Abstract..........................................错误！未定义书签。

一、参与式教学法实施问题........................错误！未定义书签。

（一）在运用参与式教学法进行教学时没明确的目标错误！未定义书签。

（二）参与式教学形式单一....................错误！未定义书签。

（三）教师在参与式教学中角色错误............错误！未定义书签。

（四）学生在参与式教学中效果不明显..............错误！未定义书签。

二、参与式教学对策与建议........................错误！未定义书签。

（一）明确参与式教学的目标..................错误！未定义书签。

（二）多种参与式教学方法运用到参与式教学课程中错误！未定义书签。

（三）教师重视在参与式教学中的角色定位......错误！未定义书签。

（四）提高学生的参与性，发挥学生的主动性............错误！未定义书签。

三、总结与展望.................................错误！未定义书签。参考文献.........................................错误！未定义书签。

参与式教学法由全体师生一起建立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拥有参与和发展机会的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是一种合作式或协作式的教学法。参与式教学由主要的人本主义理论、建构主义理论等为支撑，非无缘之本。人本主义强调学习的目的是建立自我概念，培养自信和自尊，老师在教学中尊重学生，把学生看成一个人，而不是学习的机器。学习者是主动的由权利选择学习内容。建构主义认为个体是通过内外环境学习过程中不断的自我建构、改组，同过同化和顺应而进行的认知结构学习。参与式教学法在人本主义、建构主义理论等科学指导，以学习者为中心，充分应有灵活多样、直观形象的教学手段，鼓励学习者积极参与教学过程，成为其中的积极成分，加强教学者与学习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反馈，使学习者能深刻地领会和掌握所学的知识，并能将这种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然而，在实际参与式教学中，出现很多问题，本文将通过找出参与式教学法的问题，寻找出针对性的对策，从而提高参与式教学法的作用，使得参与式教学法在教学中更好的运用。

一、参与式教学法实施问题

（一）在运用参与式教学法进行教学时没明确的目标

参与式教学是一种教学方法，是教学目的的教学方法，任何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等都是围绕在教学目的中进行的。常常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话费了大量的时间讲不到重点，重难点不突出等现象，这些归根到底就是教学目标不明确。教学无目的，教学效果达不到，学生和教师都浪费了大量的时间进行毫无意义的学习。这样的情况，在教学中百害无益。

（二）参与式教学形式单一

参与式教学要求学生重在参与，但是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在进行参与式教学法进行教学的时候教学形式单一，原来的教师讲课学生听课，只是增加了学生小组讨论，同座相互分享，简单的变化未参与教学的教学意义。在单一的教学形式下，学生主动性未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不高，使得教学效果低下。

（三）教师在参与式教学中角色错误

参与式教学改变传统的教师角色主体地位，而是以学生为中心，重视学生的主动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是指导者、监督者、设计者等。然而在参与式教学中，教师还是保持固有的传统教师角色，实践着原来主导教学地位，学生还是被动的接受教师传授知识。教师的教师未根本改变，学生的学习情趣还是未提高。一堂课下来还是教师滔滔不绝的讲课，整个课堂变成了教师的个人演讲，学生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与参与式教学相违背。

（四）学生在参与式教学中效果不明显

参与式教学要求学生参与整个学习中，感受和谐的氛围，达到自我完善。然而在参与式教学中效果不明显，学生任然处于被动地位，教师处于主体地位；学生参与广度和深入不够，学生兴趣地等。

二、参与式教学对策与建议

（一）明确参与式教学的目标

在参与式教学中，选择何种教学内容或者运用教学组织形式都是为了达到教学的目标。教师在教学中没有时间的把握，没有重难点区分，没有组织形式巧妙的安排等都会使得教学效果不明显，然而这样的情况下归根到底就是教师在教学中的目标不明确。因此，教师首先要了解参与式教学的理论，在人本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指导下，明确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以学生者为中心，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感受参与和谐体验。其次，根据学生的特点和教学内容选择合理的参与式教学组织方法进行教学。最后，对教学过程和教学的结果进行监督和评估，这样有目标的教学和教学任务能提高教师的教学效果，以达到参与式教学的目标和意义。

（二）多种参与式教学方法运用到参与式教学课程中

单一的教学形式方法使得学生无兴趣，主动性提不高，教师在重复每天的教学任务的时候也会失去信心。参与式教学中，方法多样如：（1）交际法。据意念项目和交际功能发展学生交际能力的系统教法。使学生能够考虑到进行相互交流的人们的作用和地位，从而能恰如其分地运用语言。（2）游戏教学法。学生寓学于乐，在活泼、轻忪、愉快的气氛中自然而然地获得知识与技能。（3）情景教学法等。情景是教师创设或模拟的生活场景，应具有真实、生动、实用的特点，便于学生将所学语言材料进行综合、创造性地进行表达交流。多种教学法运用使得教学变得生动活泼、不枯燥，但是在选择教学法的时候要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特点进行合理的选择。

（三）教师重视在参与式教学中的角色定位

将学生放在教育教学生活的主体位置，教师通过组织、设计”活动”的形式，全面调动学生积极参与、创造性学习与发展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教师在教学中运用参与式教学时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我们要重视教师在教学中如下角色：（1）教师要在教学设计中是设计者。由教学便有教学设计，教学设计是教学策略，也是教师在进行教学中的智慧结晶。教师根据选择的教学内容，结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在参与式教学中进行教学设计。在教学设计中，教师充当教学设计者，通过精心的教学设计，完成一堂完美的课程。（2）在教学过程中指引者和监督者。参与式教学重视教学过程，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求完成教学知识，学生接受新的知识，更重视学生在参与过程中的内心体验。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指引学生进行主动学习，对知识点进行筛选，而且还要监督整个教学过程。根据三维度对学生的知、情、行等进行监督是参与式教学或者中十分重要的。（3）在教学过程教师是教学的评估者。素质教育要求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不仅提示教师要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情况进行施教，而且要求学生 尽可能的每个要求中达到完善。参与式教学中，不仅要求学生在主动的参与中获取知识，而且要求给与学生的正确客观的评价，及时合理的评价有利于学生的再次参与度和学习的效率。参与式教学改变教师的传统模式，使得教师在参与式教学中多种定位角色。教师在参与式教学中，要定好位，提高参与式教学，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

（四）提高学生的参与性，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参与式教学法以学习者为中心，充分应有灵活多样、直观形象的教学手段，鼓励学习者积极参与教学过程，成为其中的积极成分，加强教学者与学习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反馈，使学习者能深刻地领会和掌握所学的知识，并能将这种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学生只有主动参与学生重，重视参与重要性，学习效果才明显。马克思理论得知内心是起主要作用，外因是次要作用。因此，在参与式教学中，教师通过教学指导，激发学生的参与学习过程，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是十分主要。

三、总结与展望

参与式教学即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和愿望，教师诚心诚意地把学生当做主人，使他们切实感受到成为学习主人的真正乐趣和与老师、同学共同探求知识的幸福。参与式教学方法在教学中十分主要地位，本文通过对参与式教学困难分析，并进行对策研究，使得参与式教学方法提高，教师诚心诚意地把学生当做主人，使他们切实感受到成为学习主人的真正乐趣和与老师、同学共同探求知识的幸福。相关的研究还需要各位专家进行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单颖.参与式教学方法在高校课堂教学中运用[J].皖西学院学报 , 2006（4）[2]姚晓燕.参与式教学在新课程改革中实施要领[J].甘肃高师学报，2005 [3]姚振磊.简析参与式教学的理论依据[J].鸡西大学学报，2012 [4]吴春华.浅谈实际参与式教学的一些误区—以四川凉山州为例[J].成都师范学院学报 ,2013

第四篇：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腐败分子的贪污腐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对党、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造成损害。为更深层次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与信任，党和政府必须积极接受来自人民群众的监督，从而更加有效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建设廉洁政治”目标。

一、公民参与反腐倡廉存在的问题

（一）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制度局限

相关研究表明，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制度化建设情况如何会直接影响到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深度与广度。例如，近年来网络反腐呈现高速发展状态，我国公民之所以更愿意选择网络参与反腐的形式，主要因为我国当前反腐制度并不健全，制度供给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原因如下：（1）相关部门未真正认清反腐倡廉的主体，过分强调以权力来制约权力，忽视以权利来制约权力，未充分对公民参与反腐倡廉予以足够重视。（2）我国在过去若干年虽然相继构建部分保障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制度，但很多制度并未真正有效、切实落到实处。例如，以“重庆公众参与反腐”为关键词通过百度搜索引擎进行搜索，发现重庆市并未制定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有效制度。这种情况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重庆市民参与反腐倡廉的积极性。

（二）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渠道不畅

为真正切实提高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成效，应不断拓宽和开辟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途径，保障各途径有效畅通。不过，在现实中我国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渠道并不丰富，相反呈现出单一状态。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途径主要是举报、上访或信访等。由于诸多现实方面的原因，我国在上述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渠道方面仍需进一步进行疏通。例如，公民上访举报腐败现象及行为的时候，往往会被相关职能部门相互推诿，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民参与反腐倡廉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再如，在对重庆部分群众进行访谈时有群众表示：“我曾经因为本村干部腐败问题曾多次向本地政府的反腐举报信箱进行过检举，但是多次发送的举报邮件均未得到有效回应。多次举报不成致使我对举报失去信心。”

（三）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

阿尔蒙德（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在其编撰的《比较政治学》一书中，大体将政治文化几种不同文化圈中的社会成员分别称为参与者、顺从者及偏狭者。参与者既是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具体表现，也是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者。当公民发展成为参与者的时候，无疑是对政府工作的有效支持，其有效参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杜绝和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在过去几千年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儒家政治思想无疑是政治文化的主线，儒家所始终提倡的三纲五常让臣民思想在我国根深蒂固，最终造成我国的很多公民均不同程度上缺乏政治参与的主体意识。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党中央和国家政府始终提倡公务员应是人民的公仆，但是由于受到封建思想的长期腐蚀及影响，官僚主义思想和作风仍然在部分政府官员的身上存在，官为本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公民参与反腐倡廉流于形式。很多公民仅对政府相关政策被动接受，对与自身利益缺乏密切相关的事物极少关注，对于参与反腐倡廉则更少。

（四）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能力不强

我国公民参与反腐倡廉工作效果并不理想，之所以产生此种情况，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能力普遍不强。虽然我国公民素质发展到目前为止已得到很大程度提升，公民对参与反腐倡廉也普遍拥有较为强烈的意愿。但是，我国很多公民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公民对于反腐倡廉方面的方针政策不太了解，也不够熟悉。很多公民在遇到腐败现象的时候往往不知道通过何种渠道去揭发、举报相关腐败行为。近年来，我国很多地区均不同程度上出现拆迁户、失地农民举报贪污腐败行为的弱参与行为。

（五）公众对腐败的危害认识仍不够

腐败对整个国家、社会及公民利益的危害是极为严重的，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受到利益的驱使。换言之，公民参与反腐倡廉即是为了可以获得一定的利益。不过，假如公民对于腐败具体危害性的认识并不强，对于腐败对整个国家及自身利益造成的损害并不了解。那么，公民很容易丧失参与反腐倡廉的积极性。从具体的反腐倡廉实践来看，举报人一般举报的内容均是与自身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腐败行为，很少有人会举报那些与自身利益毫无相关的腐败行为。之所以会产生此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当前我国很多公民对于腐败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例如，在对重庆市部分村民进行访谈时，有群众表示：“如果不是切实会危害到自身利益的腐败行为群众是不会进行举报的。在我们这里的农村，即使发现有村干部出现贪污腐败行为，因为担心得罪村干部，也很少有群众会举报村干部的腐败行为。”由此可见，目前很多公众对于腐败的危害认识仍不够。

二、促进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对策

（一）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

公民参与反腐倡廉是一种时代趋势，公民是反腐倡廉的重要力量，如果缺乏科学、合理、健全的制度有效加以引导，很容易造成公民参与反腐倡廉出现混乱，不利于提高公民参与反腐倡廉工作的有效性。对公民参与反腐倡廉进行制度化建设，必须做好如下几点：（1）对现有制度进行有效完善和落实，如信访制度、听证制度及质询制度等。（2）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不断创新，积极探索有利于促进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具体制度。（3）不断对奖励制度和举报制度进行有效完善，特别是对举报人保护制度进行有效完成。对于反腐举报有功的举报者必须予以更高奖励，激发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积极性。除此之外，对于诬告的事实必须要及时予以澄清，并对相关举报人予以严厉惩处。这样的制度建设不仅有利于调动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积极性，还有利于打击恶意举报行为，可以让公民参与反腐倡廉呈现出更多的制度化特征。

（二）完善公民参与反腐倡廉渠道

在未来我国必须进一步对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渠道进行完善及拓宽，具体可以从如下几点入手：（1）进一步畅通公民的信息来源渠道，利于对腐败现象进行公民监督。知情权是公民参与反腐倡廉工作的首要条件。如果相关部门的相关信息不透明、不公开，那么公民则很难对相关腐败行为实施监督。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必须尽快有效实行政务公开，将公共权力的运用透明的置于阳光之下，充分发挥公民参与的积极作用，让相关权力执行者很难滥用掌握的权力。（2）对举报网络进一步健全，拓宽信访举报的原有渠道。例如，专门设立信访机构，积极开通举报电话，打造群众举报网站，并保证上述公民参与渠道的畅通性，进而有效保证公民的举报及诉求可以得到更加及时、有效、合理解决。（3）让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组织化程度不断得以提升和完善，应充分发挥社会团体、行业组织及中介机构的积极作用，提高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组织化程度。在现实生活中，公民个体参与反腐倡廉的力量很容易受到相关部门的忽视，而社会组织则有很大不同，它可以将公民个体的力量有效组织起来，形成巨大的合力，从而在反腐倡廉工作中发挥出更大作用。

（三）增强公民意识且改变传统观念

现代公民精神的核心便是公民意识，与传统的臣民意识相比公民意识更具先进性。公民意识是公民个体对自身政治地位及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理性认识，它是在特定宪政体制下逐步形成的具有普遍代表意义的民众意识。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影响下，我国公民的公民意识也在逐渐形成，在我国公民意识的形成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会遭遇很多障碍，而臣民意识则是其最大障碍。在臣民意识的影响下，我国很多民众普遍缺乏主体意识。公民的主体意识缺乏在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的现代社会中，只会造成更多公民对腐败行为进行容忍，甚至是在一定程度上怂恿腐败。我国要想真正有效引导公民参与反腐倡廉，必须要有效彻底地将公民对腐败的漠视及容忍态度进行扭转。（1）有效清除臣民意识对我国公民的不良影响，对公民实施必要、系统的法制教育及公民教育，帮助我国公民逐步树立健康的公民意识。（2）不断增强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引导我国公民对自身的权利进行正确认识，并学会采用相关手段有效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唯有如此，方能尽快有效帮助我国公民树立较为独立的政治人格，引导我国公民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反腐倡廉工作中。

（四）有效提高公民参与反腐倡廉能力

不断加强对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热情进行有效引导，将提升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能力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科学、有效且有步骤地提高广大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能力，提升公民的反腐倡廉能力水平。要做到这一点具体可以从如下几点入手：（1）积极调动社会多方力量有效参与公民廉政文化建设，不断提升我国公民对反腐倡廉工作中公民参与重要作用的认识。（2）加强对我国公民普及反腐倡廉相关知识，对相关反腐倡廉政策进行积极宣传，让公民的反腐倡廉意识不断得以培养和提升。（3）引导我国公民采用合法手段参与反腐倡廉，不断提升我国公民参与反腐倡廉工作的责任感及使命感。

（五）增强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积极意愿

要想真正提高我国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积极性，必须对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动力进行有效挖掘，从而大幅提升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积极意愿。为达到这一目标，具体可从如下几点入手：（1）对公民积极宣传腐败的具体危害，让每一个公民均充分认识到腐败与自身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当公民真正认识到腐败的危害，方能有效提起参与反腐倡廉的积极性，衍生参与反腐倡廉的积极意愿。（2）不断增强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信心。很多公民之所以不愿意参与反腐倡廉主要因为对参与反腐倡廉缺乏信心。他们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小小公民，没有更多的权力可以惩治腐败。这种情况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积极意愿。基于此种情况，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并积极宣传公民参与在反腐倡廉过程当中的重要作用，有效提升公民参与反腐倡廉的积极性。

第五篇：通过“参与”实现地方治理(书评)

通过“参与”实现地方“治理” ——读《参与式地方治理研究》

赵光勇 杭州师范大学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与“善治”开始成为政治学的“时髦词汇”。“治理（Governance）”意味着对传统的“统治”和“行政”模式的超越，是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奥斯特罗姆在《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中所说，治理是一个比地方政府范围更大的对话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政府需要与其他组织建立起一种在开放的公共领域进行对话和互动的关系。而“善治”则是“治理”追求的目标。对政府而言，“善治（Good governance）”是比“善政（Good politics）”更高的要求。仅有“善政”是不够的，光靠政府一家不能实现“天下大治”。衡量“善治”可以有两套标准：“程序标准”和“绩效（结果）标准”，但只有一个纬度：能否实现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公民的参与和政府的回应或责任性既是“善治”的“程序指标”，又是“结果或实质指标”。如2008年出台的中国治理评估框架的第一条就是“公民参与”。因此，可以说公民参与对于“善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无参与，则无治理，更无善治。《参与式地方治理研究》一书，正是从制度绩效的角度来研究治理，探讨“参与”给地方治理带来的变化及其存在的问题。

参与式治理：凸显参与对于地方治理的意义

治理最适合、最见效的舞台在地方或基层。由于地方事务与公民福祉息息相关，公民对地方政府失灵感觉最敏锐、最直接。上世纪80年来以来的地方政府改革运动，经历了政府职能转变、工具创新、地方分权以及地方自治，从管理走向了治理。地方治理作为政府、私营部门、公民社会对地方事务的合作管理过程，对政府而言，是治理模式的大转型。

参与是治理的应有之义，在地方事务的公共管理过程中，只有充分发挥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的作用，才能实现地方事务的“治理”。而参与式治理（也有学者称为“赋权参与式治理”），作为一种治理模式，更凸显参与在治理过程中的作用。

参与式治理的出现，有其理论需要和现实的背景。首先是民主的考量。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代议制民主的弊端日益暴露，出现“民主的赤字”。为此，学者们建构了“参与式民主”、“强势民主”、“协商民主”等理论来克服这种现象，其指导原则如科恩在《论民主》中所说：“凡生活受到某项决策影响的人，就应该参与那些决策的制订过程。”学者们认为，参与式民主能够强化政治效率感，弱化人们对权力中心的疏离感，培养对集体问题的关注，塑造良好的公民意识。参与式治理被看做是“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或“强势民主”的实践。参与式治理通过扩展公共政治参与的程度和规模来深化民主。

参与式治理的出现，伴随于政府治理模式转变和治理概念的大行其道。传统的官僚制无法应对日益增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政府管理模式开始越来越僵化、缺乏回应性和效率低下。与此同时，随着政府职能扩张，官僚机构和公务员队伍也相应膨胀。政府固有的弊端如官员的自利行为、寻租腐败、漠视公共利益等也日益暴露，从而导致公民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对政治怀疑甚至冷漠。为解决市场失灵产生的凯恩斯主义却带来了政府的失灵。治理理论是针对政府合法性弱化和政府失灵提出的，意味着政府治理模式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倡导政府与社会的伙伴关系。参与式治理更加强调治理过程中的参与，凸显公民个人或团体在治理中的作用。只有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积极培育公民社会，鼓励和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善治”政府，才能缓解政府政治合法性危机，建立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治理

参与式治理还有一个基本的假设：治理过程中参与度越大，信息就越充分，就会有更好的结果。盖伊·彼得斯在《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中写道，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与低层公务员和普通公民的利益密切相关，相关的计划和政策对他们影响最大，他们对此掌握的知识和信息也最多。如果这些知识和信息能够发挥作用，政府就会表现得更好。官僚体系内的专家无法获得制定政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有时甚至得不到正确的信息。因此，如果排除公众对决策的参与，就会造成政策上的失误而不能实现预定的治理目标。彼得斯写道：“要使政府的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最好的办法就是鼓励那些一向被排除在决策范围外的成员，使他们有更大的个人和集体参与空间。”在《美国地方政府》中，奥斯特罗姆也认为，地方知识是重要的，地方机构、国家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的合作也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为开发和利用地方知识，并为多层次的合作提供适当的制度基础。

完美的决策需要对现有资源、需要和满足需要的途径有充分的信息。事实上，信息占有是不对称的，信息不均衡地分布于不同层次。政府和官僚层外的人可能占有前者没有或不充分占有的信息。参与式治理的目标就是克服这一问题，通过引入最大化的透明和信息共享的程序。在这一程序里包括所有的利害相关人，包括政府、官僚、最初受益人、相关受益者等走向一个可行的共同决策。

《参与式地方治理》围绕参与式治理在台湾和浙江两地的实践经验，聚焦“参与”在地方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分析了海峡两岸地方治理的进展和现状、问题与挑战等。作者们结合了目前参与式治理的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参与式治理与政府制度创新、参与式社区治理、决策过程中参与式治理以及参与式治理实践中面临的一些问题与挑战。

参与式治理：重塑地方政府与公民关系

参与式治理是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者合力，共同致力于公共事务。参与式治理要求政府重新定位其职能和角色，要求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或者说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从单向度的权力运作到双向的分工合作。

参与式治理重塑地方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构建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治理网络。参与式治理主张政府与公民建立良性的互动合作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增强政府与公共行政机构、公民和其他社会主体如媒体、学校和私人、第三部门的合作和伙伴关系。斯蒂芬·弗里德曼在《后隔离时代南非的参与式治理和公民行动？一文中写道，政府为什么允许公民社团变成治理中的伙伴？原因之一就是为了确保政府政策目标的实现。政府可能认识到没有有组织的公民参与他们的目标是不能实现的。公民的默许或积极支持对政府目标实现至关重要。为了确保所需要的合作，政府邀请这些公民团体的代表参加决策和监督执行，确保政府的平稳运行。换句话说，政府希望鼓励公民参与使决策更容易。张康之在《论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一文中也认为，各种非政府的、非营利的组织发展迅猛，它们以各种方式同政府部门进行协商、对话与合作，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适应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变迁和发展。政府在制定有关政策如社会经济政策时，与社团如工会、雇主协会等进行协商，并以协商结果作为公共政策的依据。这在目前更多地表现出参与治理的特征，却应当看做是合作治理的起点。

参与式治理对于地方政府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压力和催化剂。在《参与式地方治理》一书中，第一编的三篇文章分别就台湾桃园县的地方治理和产业聚集的关系、杭州的人民建议征集制度以及地方政府改革的创新持续力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和研究。

在参与式治理中，政府和公民社会同为治理活动的主体，因此，必然要求建立二者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这一新型的政府与公民模式是对传统政府与公民两极摇摆关系的超越。传统模式下，政府与公民关系处在两极摇摆的状态：一个极端是一切推给社会，扩大社会自主领域，政府干预越少越好；另一极端是社会发育不起来，一切依赖政府，全能政府政府大包大揽。

“治道变革”所带来的政府职能转变意味着政府与社会权力的合理分割和治理模式的转型。参与式治理通过公民参与来培育公民社会，在公民社会和政府之间建立和互动合作的伙伴关系。参与式治理不只是公民参与政府治理，而且是政府参与公民社会的自我治理。而且，参与式治理所倡导的公民大会和民主协商，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创设了一个对话、交流、协商、合作的平台；互联网公共论坛的发展，增强了政府的回应性，成为政府与公民沟通和理解的新纽带和桥梁。参与式治理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无缝”对接，塑造良性互动的政府与公民关系。另外，参与式治理中的公民参与预算和政府绩效评估，也强化了政府的责任意识和政府与公民的关联。

通过“参与”优化政府决策

在多数学者看来，参与式治理是一个“决策框架”，是一种运用民主的方式使公共决策更加审慎、透明和责任的努力。K.帕帕达基斯在《公民社会、参与式治理和体面工作计划》书里写道： “在这个框架内，公共事务的运转并非单单委托给政府或行政当局，还涉及到国家和社会团体的合作。参与式治理不仅被视为一种有效的公共管理工具，而且更经常地看做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

参与式治理作为一个“决策框架”，有利于政府自身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参与式治理认为，要使政府的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那些长期被排除在决策范围外的成员，使他们有更大的影响决策和参与决策的能力和空间。目前我国各地的人民建议征集制度、听证制度、公民会议等，正是参与式治理的不同形式。通过公民广泛参与决策，不仅确保了政府决策的科学化，而且做到了民主决策。因此，对决策过程的参与，是参与式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研究参与式治理的一个重要考察点。赵伟的《地方政府竞争：多层次的考察》和蔡妮纯等的《由成长机器观点论证论证台北市北投空中缆车建置之政策网络》是这方面的尝试。

社区的参与式治理

社区是参与式治理的舞台之一。从世界范围来看，多数参与式治理的成功案例都是在地方和社区层面。参与式治理从基层入手，优化政府决策和治理行为，培育公民社会，促进公民参与，通过项目和行动的实践推广，达致治理模式的转型和治理目标的实现。对于中国而言，“参与式治理”的提出与地方治理和社区建设密切相关。我们的地方治理模式变革正是从参与式治理的理念出发，赋权于公民，在政府、公民个人和团体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使各种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决策，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同样，社区的参与式治理是多方合作的结果，在社区参与式治理方面，一些NGO也发挥了很大作用。王敬尧在《参与式治理：中国社区建设实证研究》一书中，也重点探讨了社区的参与式治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权和关系调适催生了社区居民参与的制度空间。基于社区事务管理的自组织参与方式，与政府和公民的合作参与一起，构成了中国式的参与式治理形式，也是未来我们治理创新的方向所在。

社区的参与式治理，成功之一就是要有一个强大积极的公民社会。然而，中国的难题是：我们的国家与社会向来没有清晰的分野。健康的公民社会的缺失使得我们对“大政府”极其偏爱，“大政府”反过来又强化了社会的脆弱性和延缓了公民社会的自我发育和成熟，如此导致的公民社会发展滞后是中国政治发展和治理转型的一大障碍。参与式治理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要有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强大的公民社会整合“原子化”公民个人的力量，对内维持社会自组织的韧性，对外以集体的力量与政府进行博弈合作，如此不仅实现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协同治理，而且在这过程中捍卫公民的个人权利。

《参与式地方治理》的第三编中，四位作者也分别探讨了中国的公民社会、社区建设中的非营利组织以及社区的网络治理等。

参与式治理：理论的限度与现实的挑战

参与式治理作为一种理论解释框架和实践模式，有其自身的应用限度。《参与式地方治理》的第二部分，结合参与式治理和协商民主的实践，给出了一些经验和思考。大致而言，参与式治理理论的限度以及在现实实践中的遇到的挑战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首先，如何处理好集体行动中的“谁来参与”和“谁来主导”的矛盾。参与式治理要求利害相关人的参与，是政府、民间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合作治理。在治理过程中，相关各方要充分协商，做出决策并加以执行。如何协调政府、公民组织甚至外部团体的行动就是一个大的难题，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通过协商来解决，然而协商产生分歧怎么办？如果仍然是政府说了算，那参与式治理就变成了一个“时髦的口号“；如果公民组织说了算，那么如何保证公民组织不被利益集团收买或占据？即使真正做到了赋权于民，这时候又会出现“集体行动的困境”。而且，如同治理一样，参与式治理对“平等参与”、“伙伴关系”、“多中心”的过分强调可能导致治理过程的无权威和无中心，进而损伤集体行动的能力。

其次，如何处理好地方知识和专业知识、多数和少数的矛盾。正如余逊达在《参与式地方治理》导言中所言：在一个分工的时代，人民是否真有足够的能力和知识去参与公共事务的处理？理查德·博克斯在《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书中认为，民众往往从具体的事务中组建提取并建立概念，他们并不习惯广泛而抽象地思考问题。公共管理当局与公民委员会经常会在观点上产生分歧，并且很难就某些议题达成一致。张康之认为，在官僚制的层级结构中，无论怎样动员或接纳公众的参与，也不能够改变权力由少数人执掌和行使的现实，至多也只是赋予了权力更加温和的面目和愿意妥协的假相，其实，权力支配过程的性质并不会发生改变。公众对政府事务的参与并不能决定政府的过程和程序必然在公共利益实现的轨道上，一个普通的公民担任了政府职务或参与到政府运作过程中来，也无法保证不会染上官僚主义。张康之批评说，热衷于参与治理的学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努力去探索如何改善参与治理。

最后，如何平衡“外部资源”与“内部力量”？“参与式治理”的落脚点在“治理”上，而治理，尤其是地方治理归根到底与公民最为利害相关，因此他们才是根本的力量。政府和志愿团体的参与，是为地方治理提供了外部支持的资源。问题是：外部力量推动的革新和改变，只能持续一段时间。一旦外部的支持没有了，公民的参与热情退去，一切又恢复以往。有的学者因此认为，参与式治理的成功取决于政府的意愿。如何保持参与式治理实践的长期稳定性，就需要培植“内部力量”。参与式治理通过政府的赋权、志愿组织的推动、公民在决策和实施过程切实的参与，培育公民的民主素养和公民精神。从这个意识上讲，一些学者将参与式治理称为“民主的学校”。从“民主的学校”学到的民主素养和公民精神，就是自身“内生”的力量。即使外力去掉，这个力量也能确保参与式治理的良性运转。海奈特和斯密斯认为参与式治理的成功取决于文化。在他们看来，参与式治理被认为能够带来更好的政府，更好的决策和更好的公民。但是，它的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和地区背景。他们所说的文化和地区背景，便是“参与式治理”需要的“内生力量”。

余逊达、赵永茂主编：《参与式地方治理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