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张”冤案平反录

第一篇：“二张”冤案平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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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冤案平反录

“二张”冤案平反录

2013年3月20日上午，在全国押犯规模最大的监狱――浙江乔司监狱，一间教室被布置成临时法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此再审张辉、张高平“两张强奸杀人案”……六天后，当年作出重罪判决的浙江省高级法院宣判：张辉、张高平无罪。宣判后，浙江高院一位副院长出现在法庭，向二人表示了歉意。“二张”冤案得以平反，即刻震惊与轰动全国！

十年服刑再审

2003年5月19日，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接报，当日上午10时许在西湖区留下镇一水沟内发现一具女尸。公安机关侦查认定是安徽省歙县张辉、张高平所为。2004年4月21日，杭州市中院以强奸罪分别判处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徒刑。同年10月19日，浙江省高院二审分别改判张辉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张高平有期徒刑15年。

根据张辉父亲张高发的再三申诉，2012年2月27日，浙江省高院立案复查，另行组成合议庭调阅案卷、查看审讯录像，调查核实证据。复查合议庭几次前往该案被害人安徽老家进行调查，前往新疆提审张辉、张高平，2013年1月将二人换押回杭州监狱，以便进一步提审核查。浙江省高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确有错误，决定再审。

2013年3月20日，浙江省高院在浙江省乔司监狱对张辉、张高平一案依法进行了不公开开庭审理（因涉及他人隐私）。3月26日，浙江省高院公开宣判，认为有新的证据证明，本案不能排除系他人作案的可能，原一、二审判决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据此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

该案2004年4月杭州中院一审以强奸罪判处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徒刑。一审结束后，张辉、张高平“拼命”上诉。2004年10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分别改判张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张高平有期徒刑十五年。随后，二人被送往新疆服刑。在服刑期间，张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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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为自己的案子申诉，他的申诉书足足可以装满一麻袋。2011年5月，张高平再次向石河子市检察院监所科申诉，称自己遭“陷害”。

综合张辉父亲张高发的申诉和新疆石河子市检察院提供的材料，2012年2月2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立案复查后，另行组成合议庭调阅案卷、查看审讯录像，调查核实有关证据。2012年7月，复查合议庭专程二次前往该案被害人安徽老家进行调查，8月前往新疆库尔勒监狱、石河子监狱分别提审了张辉、张高平，并于2013年1月前往新疆将张辉、张高平换押回杭州。2013年2月6日，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确有错误，决定进行再审。

新的证据来自该案被害人身上提取的混合DNA，经过物证鉴定，该混合DNA与张辉、张高平均不符合。DNA查出了真凶。事实上，该案的办案人员曾经通过媒体详细描述了办案过程。张辉、张高平两人在审讯中曾多次翻供，警方不仅没有在受害人身上找到与他们相吻合的物证，而是在死者指甲中发现了与涉案两人无关的第三名男性的DNA。

3月26日，浙江高院的再审判决书中认定，因审讯录像、和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不完整，警方的取证程序存在不规范之处，原一、二审认定的主要证据不可作为定案证据。浙江省高院认为，“本案中的DNA鉴定结论与本案犯罪事实并无关联”。

而事实上，早在2003年6月23日，杭州市公安局作出《法医学DNA检验报告》，所提取的被害人王冬八个指甲末端检出混合DNA谱带，可由死者王某和一名男性的DNA谱带混合形成，但排除张辉、张高平与王冬混合形成。专案组在复查中发现，该案被害人身上提取的DNA物证，与2005年杀害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女生吴晶晶的出租车司机勾海峰相吻合。

勾海峰是吉林省汪清县人，2005年1月8日晚7时30分许，勾海峰利用其驾驶出租汽车的便利，采用扼颈等手段将乘坐其出租汽车的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学生吴晶晶杀死，并窃取吴随身携带的财物。2005年4月22日，勾海峰因犯故意杀人罪、盗窃罪被终审判处死刑，已于同年4月27日被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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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22日，杭州市公安局将被害人八个指甲末端擦拭滤纸上分离出来一名男性的DNA分型与数据库进行比对，发现与勾海峰DNA分型七个位点存在吻合的情况，该局将此结果送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再次进行鉴定，也得到了证实。专家定论：DNA鉴定客观性强，准确率达99.99%。

在再审之前，浙江省高院走访了王冬的家属和生前的朋友，证实王冬与勾海峰根本不识，遇害前的两个月里，更一直在亲戚家居住，这进一步证明：指甲里面的成分可能就是最后也是最关键的证据。综合2003年5月19日王冬被强奸致死一案的相关事实、证据，不能排除系勾海峰作案的可能。案子令人惊愕……

在国徽高悬的浙江省乔司监狱临时法庭，张辉、张高平叔侄终于拿到了无罪判决书。这一天，他们整整等待了10年。此时此刻，叔侄俩百感交集，却只化成一句话：“终于清白了！” 浙江省高院对此案的再审法庭上，出庭的检察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正义虽然迟到，但不会缺席。这句话听上去很有哲理，用在现在这个时候也很合适。

张高平说，“再审后，浙江省高院副院长跟我们讲话，他也鞠躬，向我们两个人道歉。”他说，今天是（阴历）元月十五，团圆的日子，选这个日子，元月十五月亮圆。

叔侄以“强奸罪”入狱

时间追溯至2003年5月。5月18日晚九点多，安徽人张辉和叔叔张高平驾车送货去上海，经人介绍，老乡王冬的母亲将女儿托付给去上海送货的张辉、张高平叔侄，请他们顺路将王冬从安徽西县带到杭州打工，因为是老乡，王冬的父母也比较放心。当晚十二点，王冬的朋友接到了王冬快到杭州的电话，说她自己打的过来，不用朋友来接，没想到这竟成为王冬打出的最后一个电话。

途经浙江省临安市昌化镇，次日凌晨1时30分到达杭州市天目山路汽车西站附近。王冬离开汽车西站后于2003年5月19日早晨被人杀害，尔后尸体被抛至杭州市西湖区留下镇留泗路东穆坞村路段的路边溪沟。

叔侄“二张”将王冬搭载到杭州后与其分手，随后他们前往上海。第二天早晨王冬被害，她被人们发现赤身裸体死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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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马路边的水沟里，时年17岁的王冬命赴黄泉……母亲知道后当场昏瘫倒地。于是，一无所知而最后接触王冬的张辉、张高平叔侄俩成为犯罪嫌疑最大的人。在上海返回途中，张辉、张高平叔侄被杭州警方拦截。

“当时主要的定罪证据就是被告人的有罪口供，但是叔侄两个被告在关键作案细节上严重地不吻合。前往作案现场的行车路线说法不一；作案现场的车辆行驶停放情况不一。”作为当时“两张强奸案”的辩护人，时任浙江大学法学院教师并兼任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的阮方民教授说，这根本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

阮方民说，当时一审中张辉当庭就提及刑讯逼供，在其后律师形成的辩护词中也曾经要求调查并排除非法证据，但最后未果。

而非常关键的证据则被遗忘。案发后仅一个月，被害人――17岁的少女王冬的八个指甲末端，检出混合DNA谱带，可由死者和一名男性的DNA谱带混合形成，但排除张氏叔侄与王冬混合形成的可能性。遗憾的是，二审法院认为：此证据与本案无关。在公安机关发现勾海峰DNA之前的2005年4月，在杭州监狱服刑的张高平看电视时，碰巧看到了勾海峰的案子，他当场高叫：“作案方式完全一样，王冬也是他杀的吧？！”当看到电视里勾海峰过临刑前最后一个生日时，张高平还在想：也许勾海峰会良心发现，把王冬案也供出来，张氏叔侄可得昭雪！他马上向狱警报告了这个想法，却没有受到重视。

叔侄二人被判刑后，2005年8月张高平、张辉被送到新疆石河子监狱服刑。其间张高平一直喊冤，这引起石河子市检察院检察官张飚、魏刚等人重视。张飚他们分析案情后，一直坚持帮助申诉。他们的努力被舆论与公众认为是叔侄冤案能够平反的“催化剂”。

张飚说，2007年，我们检察院监所部门到下面巡视，发现了他的冤情。

“我们监所检察官有个任务，每个月都要参加监所的狱情通气会，在会上，管教提出，有这么一个犯人，情绪比较反常，很激动，老向别人诉说冤情。他的情绪容易影响别的服刑人员的改造。他们希望检察官能帮助做些工作。”张高平反常行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我们发现，张高平这个人从来不要求减刑，符合减刑条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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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要求。他认为自己不是罪犯，罪犯才要求减刑。在监狱里，犯人见到我们，都要报告，自己叫什么名字，犯了什么罪……他从来不报告。他一直是这样一个状态。张高平的情况让我们既好奇又吃惊。”张飚说。

一开始，张飚主要从维护监狱正常的改造秩序角度，跟他谈话。去的次数多了，张高平就经常在他们面前申诉冤情。“接触一多，我发现他跟别人不一样。别人也有喊冤的，做些安抚就平息了。但是他还是坚持。”面对张高平声泪俱下的申诉，张飚动心了。收到申诉材料之后，刚开始就是向有关部门用“机要通道”寄送。寄了以后，没有消息。“张高平就很着急，每次碰到我们就要问。”

2008年，《民主与法制》发了篇文章，说的是河南一起凶杀案，后来平反了，提到一个证人叫袁连芳。正好张高平案里也有证人叫袁连芳。张飚等就非常重视了，认为“两张”平反的可能性较大，就把有关情况向院里汇报。“我给浙江方面寄了很多次材料，回答还是比较欠缺。”2010年12月张飚将临退休，然而当时案子还是等待状态，没有实质性地进展。他就以个人名义，向浙江高院写信，主要想引起浙江高院的重视，凭个人的努力再督促一下……

2011年11月22日，张氏叔侄已经服刑八年，杭州市公安局在全国“清网”行动接近尾声时，再次比对DNA时，发现另一宗案件的罪犯、已经伏法六年的勾海峰是其所有者。这引起了浙江警方的高度重视。

时间虽然过去了10年，但毕竟冤案被纠正了，而且是在可能的“真凶”已经死亡情形下被纠正的，这尤其显得难能可贵。事实上，即便到这起冤案被纠后，法庭也没有认定真正的“凶手”是谁，因为，这位可能认定的“真凶”已经枪决了，而且，其他证据也不可能完整地证实是他所为。但这并不要紧，重要的是，无论“真凶”有无露面，或者“真凶”是否死亡，现有的证据无法证实张高平、张辉犯有杀人罪，或者换一句话说，只要证实他们杀人罪的证据不足，他们就是无罪的。浙江一名法律界资深人士说。

《刑事诉讼法》也赋予法院作出两种无罪判决的权力，一种是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另一种是证据不足，最新【精品】范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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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所以，法院重审认定张高平、张辉犯有杀人罪证据不足，无须查清谁是“真凶”，就可以作出无罪判决。

浙江高院新闻发言人唐学兵在回答记者时说：原判认定原审被告人张辉、张高平强奸的事实，主要依据两原审被告人有罪供述与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反映的情况基本相符来定案。经再审庭审查明，公安机关审讯张辉、张高平的笔录和录像及相关证据证明，侦查人员在审讯过程中存在对犯罪嫌疑人不在规定的羁押场所关押、审讯的情形；公安机关提供的张辉首次有罪供述的审讯录像不完整；张辉、张高平指认现场的录像镜头切换频繁，指认现场的见证人未起到见证作用；从同监犯获取及印证原审被告人有罪供述等侦查程序和行为不规范、不合法。因此，本案不能排除公安机关存在以非法方法搜集证据的情形，张辉、张高平的有罪供述、指认现场笔录等证据，依法应予排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继于浙江省高院之后，浙江省检察院也很快发出了声音，3月27日他们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省人民检察院依法纠正一起九年前错案，其中称在该案的再审过程中，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立足检察职能，本着有错必纠、实事求是的原则，积极推动法院再审立案，配合法院庭审，终使这起错案得以纠正。

“二张”平反后的深思

2012年3月26日中午，在五名家人的陪同下，张氏叔侄走下法院特派的中巴车，来到杭州某酒店，十多位从安徽歙县老家赶来的亲友正在门口迎接，张高平笑着和大家打招呼：“其他还好，就是耳朵有一只听不到声音了。”侄子张辉跟在后面，只是微笑，一言不发。

由于在浙江省高院领导的陪同，张家人显得有些拘谨，只是簇拥着这两位曾经“消失”十年的亲人往里走，谁也不提“那里面”的事情，但依旧有几个家人不断提醒：“先回房间洗个澡！”而张高平显得十分兴奋。“我们无罪释放啦！”他曾一度振臂高呼。

3月28日晚，浙江省公安厅针对张辉张高平冤案作出表态，向当事人及家属致歉，并提出要调查公安在案件中的相关执法问题。浙江省公安厅表示，这起错案的发生，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作为刑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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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活动中的一个环节，是有责任的，我们深感痛心，对当事人及家属深表歉意。浙江省公安厅已要求杭州市公安局配合有关部门，认真做好相关执法问题的调查，做到有错必纠，有责必查，绝不掩盖、绝不袒护。

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要依法给予国家赔偿。”2012年，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赔偿标准，具体数额为每日162.65元。“这样算下来大概就是六七十万元左右。”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严华丰说。

张辉、张高平“两张”叔侄冤案平反已尘埃落定，但留给了人们沉重的深思。在再审法庭上，公诉机关提出三个观点：一，此案是错案；二，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有不规范使用侦查人物的情况，有讯问、羁押地点不合法的情况，有对犯罪嫌疑人实施长时间审讯甚至殴打的情节，但是还不构成刑讯逼供。同时，公安机关取得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新证据的出现，不排除有第三人作案的嫌疑；三，综合原有证据和新证据，张氏叔侄强奸杀人罪不成立，应宣告无罪。

在重审的法庭上，张高平最后说了这样一段话：今天你们是法官和检察官，但是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法官和检察官，如果要是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你们的子孙也可能被冤枉，徘徊在死刑的边缘。他的话让全场陷入沉默……

让历史记住这一冤案，但愿不再重演！

编辑：程新友 jcfycxy@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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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为狼平反_800字

为狼平反_800字

在我们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不公平的事，正在接二连三的发生，大多数人都想到的是人自己。你知道吗?现在仍有许多动物受到人们的歧视，甚至有人要把他们赶尽杀绝，才肯罢休。“狼”可怕吗?是的，一听起来就让人毛骨悚然。所以，狼成了凶恶、残忍的代名词。什么“狼子野心”“狼心狗肺”“狼狈为奸”。于是，有很多故事都让狼背着一个欺负弱小的恶名。如中国的“大灰狼的故事”和国外“小红帽的故事”等等。

是不是狼就像人们想象中那样，一无是处，罪恶滔天呢?让我来介绍一下《鹿和狼的故事》也许从中我们会受到一些启示：

在20 世纪初叶，美国亚利桑那州北部的凯巴勃森林是松杉葱绿，生机勃勃。那里大约有4千只鹿在林间出没，凶恶残忍的狼是鹿的大敌。美国总统罗斯福很想让那里的鹿得到有效地保护，繁殖得更多一些。于是，他宣布凯巴勃森林为全国狩猎保护区。并决定由政府请猎人到那里去捕杀恶狼。狼很快在**之下消声匿迹。连豹子和以鹿为捕食对象的野兽也难逃厄运。鹿成了森林中的“宠儿”，在这个“自由”王国中，他们自由自在的生长繁衍后代。自由自在的啃食树木。很快，森林中鹿数量超过了十万只。十万多只鹿在森林中东啃西咬，于是，植被一天天减少。一天一天的过去了，灾难终于将临到鹿的头上。先是饥俄造成鹿的大量死亡，接着又是疾病流行，无数只鹿消失了踪影，两年之后，鹿群减少到四万只。到1942年整个凯巴勃森林中只剩下不到八千只病鹿在苟延残喘。

罗斯福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他下令捕杀的狼居然也是森林的保护者。尽管狼吃鹿，他却维护着鹿群的稳定。致使森林遭到了一次大劫的罪魁祸首不是狼，却是鹿。

听了这个故事，难道你不觉得狼很无辜吗?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像狼一样遭到歧视的动物，何止只有狼，很多动物都受到人们的歧视。例如我们所熟悉的蛇，又何常不是遭受着狼一样的待遇呢?不管是谁只要发现了蛇，不是打死而快之呢?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一条蛇一年里能吃多少只田鼠呢?在把蛇打死的同时你知道吗?你打死的不是一条蛇却是我们庄稼的保护神呀!

同学们，让我们勇敢地站出来说：“虽然狼很凶残，但是它也是保护生态平衡的使者。让我们为文中的狼，以及现在还被人们所歧视的动物们平平反，他们也是这美好世界的一员好吗?”

第三篇：冤案何以发生

冤案何以发生

人活着，好好的，就该有感恩之心。我已经活了60多年，既没有死于战乱，也没有死于灾难；既没有染上不治的病症，也没有沦为冤狱的牺牲，我是应该感恩的。

今天，在这个新书发布会上，我要感谢的人就很多。首先，我要感谢那些冤错案件的当事人，他们用自己的痛苦乃至生命，为我们演绎了如此惨烈的人生故事，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内容丰富而且深刻的真实素材„„

这些年，我国发现的冤错案件中有一类是极具震撼力的，那就是亡者归来的冤案。这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亡者为假，归来为真，譬如湖北佘祥林案和湖南腾兴善案。一种是亡者为真，归来为假，譬如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与河北聂树斌案。无论是真实版亡者归来，还是虚幻版亡者归来，它们都在追问一个问题：冤案何以发生？

诚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错案责任都归结到办案人员身上，因为这些冤案暴露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许多漏洞和缺陷。其实，从1995年的黑龙江石东玉到2000年的云南杜培武，从2005年的湖北佘祥林到2010年的河南赵作海，从2013年的浙江张氏叔侄到2014年的内蒙古呼格吉勒图，这些冤案给我留下最为深刻的一个概念就是“复制”。这些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司法错误似乎都延循相同的模式，类似的人生悲剧在不同的执法和司法人员手中一次又一次被重复。因此，这不是或主要不是个人的错误，而是司法制度的错误。当然，制度也都是由人来执行或运转的。我说是“制度之错”，并不是说这些办案人员都没有责任，而是说在这样制度下，制造冤案的人未必都是坏人和恶人。

在佘祥林案平反之后，我们就开始对刑事错案问题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一些典型冤案的全景式回顾，我发现，每一起冤错案件的发生都是多种原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这些原因综合反映出我国刑事司法中存在可能导致错判的十大误区。我在这本书中只列举了这些误区，如果进一步考察这些误区形成原因，可以发现其中有些属于制度或体制问题，有些则属于观念或意识问题。认知这些误区，可以有的放矢地修补制度漏洞，使我们的刑事司法制度更加完善。

我不愿意把制造冤案的人都说成坏蛋，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纠缠在我心间：那些办案人――特别是进行刑讯的警察――当时是否知道或者意识到嫌疑人可能是无辜的人？我相信，在有些冤案中，办案人员基于认识错误而没有想到嫌疑人可能是无辜者，但是在有些冤案中，办案人员当年可能已经认识到嫌疑人可能是无罪之人。譬如在杜培武案和念斌案中，如果杜培武和念斌后来的讲述是真实的，那么审讯人员应该已经知道他们是在拿无辜者顶罪了。假如真是这样，那会是人性中一种什么样的恶？明明知道对方不是罪犯，却还要用各种残酷手段去折磨，去逼供！而且，他们应该知道，这样入罪的结果可能就是死刑！

于是，联想到呼格吉勒图案中的真凶赵志红，此人身材矮小，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我看到一段报道，在他奸杀一个女出租车司机之前，被害人恳求他，“你可以要钱，也可以要车，就是别要命”。然而，赵志红还是残忍地把她勒死了。这是极其邪恶的行为！那些明知无辜却还要置人于死罪的办案人员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人性之恶，恐怕与赵志红相去不远！

在冤案制造者中究竟有多少明知无辜也要入罪的人？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找到答案。现实生活中，有一些问题无法找到答案。

（此文是作者在“《亡者归来――刑事司法十大误区》新书发布会暨错案预防研讨会”的讲述摘要。）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第四篇：中共历史上反党集团多平反

中共历史上“反党集团”多平反

中共历史上“反党集团”多平反

人民网 2014-02-25 08:07 跟贴 1298条

郭德宏：评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集团”

作者现任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组党史党建学科小组（学科评审组）成员。

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有无数人被打成大大小小的“反党集团”。这些人既有非共产党人，但更多的是共产党人；既有一般的干部、党员甚至群众，也有中共中央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既有入党不久的新党员，也有20世纪20年代就入党的老党员；既有文化、教育界的人士，也有党、政、军、公安、政法等领域的人员；既有已经被平反的，也有结论至今未变的。这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因为很敏感，至今没有人系统研究过。下面，就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对这个问题作一点探讨。

一、“反党集团”概况

按历史时期划分，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集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延安整风时期：“反党集团”开始出现

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共党内的斗争虽然很激烈，很多人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被打成形形色色的所谓“集团”，例如“AB团”[1]、“社会民主党”[2]、“改组派”、“第三党”[3]、“托派”[4]等等，但一直没有使用“反党集团”的名称。从现有的材料看，最早打成“反党集团”的，应该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打成的王实味、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五人反党集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即陈传钢)与中央妇委的王里(即王汝琪)、中央研究院的潘方(即潘蕙田)与宗铮(郭箴一）两对夫妇，与王实味之间本来只是同志或同学的关系，但因为在毛泽东发出整风的号召以后，成全向毛泽东写过—封信，提出要“整顿人风”，即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王里和潘方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前后发表过一些与王类似的看法，在王实味被定为“托派”后，他们便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5]

（二）1955－1956年：“反党集团”扩展到高层和其他领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开始在中央高层和其他领域打“反党集团”。由于这方面的材料开放很少，下面主要根据《人民日报》公布的材料，加以介绍。

从《人民日报》公布的材料看，建国后最早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是高岗、饶漱石集团。不过当时的名字不叫“反党集团”，而叫“反党联盟”。在1954年2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高岗、饶漱石的问题被揭露出来。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 发表的《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社论，第一次公开宣布他们是“高饶反党集团”。这个集团后来也称为“高岗反党集团”[6]，并扩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7]。这是第一个在中共中央高层打成的“反党集团”。

高岗、饶漱石被打成“反党联盟”不久，接着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是胡风等人。胡风，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因为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就文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不同意见，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要求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批判。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5月13日，《人民日报》开始刊登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还为此写了编者按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8]。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并在全国各地逮捕路翎、牛汉等92人。从6月份开始，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打成的第一个全国范围的、牵连广泛的“反党集团”[9]。

在这个时期，基层也开始打“反党集团”。例如河北省武清县，1955年县委派工作组整顿县社供销时，将刘旭中、徐洪儒、陈巨元、阎永会等人视为“反党集团”，并让他们停职检查。[10]

（三）1957－1958：打“反党集团”进入高潮，“反党集团”遍及全国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一大批在“整风”运动中曾发言甚至根本没有发言的人，不仅被打成“右派分子”，还被打成“反党集团”。

当时打“反党集团”最多的似乎是文艺界。早在1955年9月30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就将著名作家丁玲、陈企霞定为 “反党集团”。这个集团，包括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罗烽、白朗、陈明。[11]1958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作了《关于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处理意见的报告》，将对丁玲等人的处理有不同意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黎辛等打成“反党集团”。7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了这个报告。定案结论中说：“这个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主要是以阴谋手段推翻中央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对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报告的批示，策动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向党进攻，以及否定肃反运动，执行保护坏人、打击积极分子的恶毒政策。”[12]

在反右派斗争中，很多地方都在文艺界中打了一批“反党集团”。例如在河北省文联，有以省文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刘艺亭为首的“反党集团” [13]。在辽宁，有沈阳市文化局副局长、市文联主任王化南、《芒种》主编郭墟、《芒种》副主编吴山组成的“反党集团” [14]。在吉林，有以导演沙蒙、郭维、吕班等为中心的长影“小白楼反党集团”[15]，以及长影乐团“反党集团”[16]。在安徽，有文联党组委员王影，《江淮文学》副主编、文联党组委员石青和《江淮文学》编辑部副主任、共产党员钱锋为核心的“右派反党集团”[17]，以安徽省文联主席、中共安徽省文联党组书记、省委文教部副部长戴岳为首的“文联右派反党集团”[18]，省文化局有以陈仲、张熙才、佘建民为主要成员的“反党集团”[19]。在浙江，有以黄源为首的文艺界“反党集团”[20]。在广东，有以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中国音乐协会广州分会主席、中共音协分会临时党组书记李鹰航为首的“潜伏在音乐、美术界的反党集团”[21]。在广西，有民进广西省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省文联副主席胡明树，民盟广西省委委员、省文联副主席、广西师范学院语文系主任林焕平，民革广西省委委员、桂林市文联副主席李文钊结成的“反党集团”[22]。在四川，有以《星星》编辑石天河为首，包括流沙河、白航、丘原、储一天、陈谦、遥攀、白堤、晓枫、徐航等一大群右派分子的“反党集团” [23]。

在新闻出版界，当时也打了一些“反党集团”。例如人民铁道报社打了以副总编辑范四夫为首的“反党集团”[24]；通俗读物出版社打了以蓝珏、于干等为首组成的“右派反党集团”[25]；在《鞍山日报》社，打了以副总编辑李惠众为首的“反党集团”[26]。

在高校，当时也打了很多“反党集团”。例如中央美术学院的“江丰反党集团”[27]；东北工学院以右派分子、民盟支部委员陈尚炯、岳从风和王裕生为核心的“右派反党集团”，以九三学社成员、工艺系教授许冶同为首的“反党集团”[28]；浙江大学由吴隆延、包德炜、李德进、史孝成、朱文伟等五人组成的 “‘春雷’反党集团”[29]；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的“董时光、罗容梓反党集团”[30]。

在民主党派中，除了最著名的“章（伯钧）罗（隆基）联盟”外，还有“陈铭枢反党集团”[31]。在各省的民主党派中，也有不少人被打成“反党集团”。例如在江西，不仅有中国民主同盟江西省主委许德瑗、副主委刘九峰等组成的“许、刘反党集团”，还有民盟省委副主任委员漆裕元组织的“反党集团”。[32]在广东省农工民主党内，有包括云应霖、丘哲、李洁之、陈卓凡、廖嗣兰、杨飘棠、黄大锵等七人的“右派反党集团”。[33]

在中央机关中，这时也打了不少“反党集团”。例如司法部有以副处长王左平（共产党员）为首的“反党集团”[34]，监察部有以王翰为首的“反党集团”[35]。

各个地方打的“反党集团”就更多了。例如在安徽，有以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为首的 “右派反党集团”[36]；在广东，有“云应霖反党集团”[37]、“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38] ；在广西，有以民主促进会的成员胡明树（省文联副主席）、刘牧、秦黛、陈宪章为核心的“反党集团》[39]，以前广西省委常委、广西省副省长陈再励为首的，包括前省委常委王梦周，前省委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集团”[40]；在四川省水利厅，有以农工党员叶嘉禾为首的九名“反党集团”[41]；在云南，有以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为首的“反党集团”[42]；在贵州金沙县，有以副书记李乃蔚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43]；在甘肃，有以原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原政法党组书记、副省长陈成义，原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梁大均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44]，以及“陈时伟、杨子恒、蒋云台等反党集团”[45]。

（四）1959－1965：在“反右倾”等运动中继续打了很多“反党集团”

在1958年8月于庐山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被打成 “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46]后，很多机关和地方也都打了很多“反党集团”。例如水利电力部党组打了“以李锐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47]；外交部打了“张闻天反党集团”[48]；福建在“反右倾”中把省长江一真、副省长魏金水打成了“反党集团”；1959年10－11月，中共正定县委打了以杨才魁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49]。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反党集团”的罪名更多了。例如总政治部主任谭政被诬蔑为“反毛泽东思想”，被打成 “反党宗派集团”，撤销了他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50]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因小说《刘志丹》，被打成“习仲勋反党集团”[51]；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孙冶方、张闻天等因为提出预告尊重价值规律等问题，被打成“孙冶方、张闻天反党集团”[52]；提出重庆市萧泽宽、李止舟、廖世俊（廖伯康），因向中央反映四川大量饿死人的真实情况，被打成“萧李廖反党集团”[53]。

（五）“文革”时期：打“反党集团”进入第二个高潮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彭真、罗瑞卿、陆定

一、杨尚昆就被打成 “彭罗陆杨反党集团”[54]。接着，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因写《三家村札记》，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55]。不久，整个中共北京市委被打成“旧北京市委反党集团”[56]。在这之后，各地打成“反党集团”的就更多了。

到“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来把无数人打成“反党集团”的人，也被打成“反党集团”，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林彪反党集团”[57]和“江青反党集团”[58]。

二、“反党集团”的结局

历史上被打成的那些“反党集团”，最后的结局大体上分为三类：

（一）彻底平反

这一类最多，绝大部分的“反党集团”都已经得到彻底平反。例如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为听渭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平反。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国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59]

又如因小说《刘志丹》被打成的“习仲勋反党集团”，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习仲勋等同志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所以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应予以彻底昭雪平反。[60]1980年1月5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认为所谓“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提法，纯系诬蔑不实之词，应一概推倒。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认为所谓的“习仲勋反党集团”纯属不实之词，强加给他们的反党罪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61]

再如关于1959年反右倾整风运动中水利电力部打的“以李锐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水利电力部党组在1979年作出《关于对“李锐反党集团”平反的决定》，明确指出：“当时部党组对上述同志是以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反党集团’来进行批判斗争和组织处理的。这些同志被错误定为‘反党集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把他们对水利建设、水电建设和三峡规划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技术课题的不同意见，视为反党、反中央、反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把他们之间的正常的工作关系和同志关系，视为非组织活动的‘集团’，以致作出了错误的决定。其结果，不仅使这些同志长期蒙受不白之冤，身心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也使水利电力事业(主要是水电建设)受到不应有的损失……”[62]

又如广东打的“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1979年8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请示》，还附去省委《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明确指出： “1957年至1958年在反地方主义斗争中，省委当时认定古大存、冯白驹两同志‘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存在一个‘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是不当的，应予以撤销。”[63]中共中央1979年10月19日对广东省委的请示作了批复，认为“广东省委通知中对过去反地方主义的分析意见是正确的”[64]。1982年4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又向中央纪委并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复查结论的请示报告》，“建议中央撤销对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原处分决定，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65]，从而为他们彻底平反。

对于由毛泽东亲自定性、牵连甚广的“胡风反党集团”，中共中央和有关部门后来也逐步平反。1978年底，有关部门撤销对胡风关于无期徒刑的原判，宣布释放。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认为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人一律改正，恢复名誉。凡因“胡风问题”受到牵连的，要彻底纠正。[66]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室又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说有关部门近年来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等方面的几个问题作了复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同意复查结论，对其文艺思想、宗派等问题作了澄清和说明。[67]这样，“胡风反党集团”不仅获得了政治上的平反，文艺思想等方面也得到了彻底的平反。

（二）作为“反革命集团”已经平反，但对其中的主要分子没有彻底平反

属于这种情况的，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打成的王实味、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五人反党集团”。1982年2月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于作出《关于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全文如下：

郭德宏：评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集团”(2)

潘方、宗铮、阵传钢、王汝琪等四同志，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因与王实味来往较多，他们对党内某些现象、某些同志有过一些议论，被认为是“五人反党集团”，受到批判和审查。1945年、1946年中央社会部、中央政治研究室分别对潘方、宗铮和陈传钢、王汝琪四同志做了甄别结论，否定了一些政治问题。但仍有不实之词。

毛主席J950年7月在陈传纲同志的信上曾明确批示：“五人反党集团问题并无具体证据，似应予以平反”。但未能具体落实。“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几人受到冲击和迫害。现决定对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四位同志参加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问题，予以正式平反，推倒强加给他们的一切不实之词，撤销对潘方、宗铮两同志的处分，恢复名誉。对因他们的问题受株连的亲属子女，一律发出通知，以消除影响。

这个决定回避了王实味本人的问题，但明确说明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是不存在的，从而为“五人反党集团”平了反。[68]

关于王实味的问题，李维汉虽然在1980年就提出要把他的问题搞清楚，“如果是错案，即使人死了，该平反仍然要平反”[69]，但迟迟没有平反。1986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对毛泽东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的王实味作注释时说：“关于他是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70]这实际上非正式地为王实味的“国民党探子、特务”问题平反。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发出《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其中指出：

经复查，王实味同志一九三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71]

这个复查决定，虽然对王实味的托派问题平了反，但可以看出仍然认为王实味是有政治错误的，定王实味为托派分子似乎也有根据，说明对他的平反并不彻底。

（三）仍维持原结论的

属于这种情况的主要有三个，即“高饶反党集团”、“林彪反党集团”、“江青反党集团”。

对于“高饶反党集团”，除了高岗、饶漱石两人以外的其他主要成员虽然很快就安排了工作，实际上为他们平了反，但对于“高饶反党集团”及高岗、饶漱石两人始终没有平反。

对于“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也一直维持原来的结论，并于1981年对其主要成员进行公开审判，除摔死的以外，都判了刑。

三、关于“反党集团”的几点思考

从上述情况来看，中共历史上打的“反党集团”是很多的，而且绝大部分都是错误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对于什么是“反党集团”，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党纪规定或法律的界定。按理来说，要打“反党集团”，首先应该对“反党集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或法律的界定，达到了这样的标准才能叫做“反党集团”。但是，查遍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律，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关于“反党集团”的规定或界定。既然没有明确的规定或界定，那就没有限制了，只要领导人认为什么人与自己看法或行动不一致，就可以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从而把无数根本不是什么“反党集团”的人打成了“反党集团”。

从实际情况来看，那些已经平反的“反党集团”，毫无疑问都不是真正的“反党集团”。即使有的仍维持原结论的“反党集团”，严格来说也不能叫做“反党集团”。例如“高饶反党集团”，作为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岗，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真的会反对中国共产党吗？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他们还能谋取更高的职务、更大的权力吗？实际上，他们的活动不过是为了谋取更高的职务、更大的权力，并不是在反对中国共产党。高岗、饶漱石也没有多少组织上的联系，很难说他们是一个“集团”。因此，还不如说他们是进行非组织活动或阴谋活动更好。

至于“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则是另外一种情形。这两个集团完全是由一批野心家、阴谋家等组成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罪恶累累，犯下了滔天罪行，给国家、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都造成深重的灾难，称他们为“反党集团”或“反革命集团”，并不能准确反映出他们不可饶恕的罪行。

第二，对于什么人、什么机关才可以打“反党集团”，也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和法律的界定。按理来说，对于什么人、什么机关才可以打“反党集团”，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即只有掌握这种权限的人或机关才有这样的权力。但是，查遍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律，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的规定。

从实际情况来看，历史上的“反党集团”是由各种各样的人或机关打的。其中有中共中央委员会打的，有中共中央的部门打的，有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打的，有中国共产党的省委、县委打的，有国家机关或党组打的，有群众团体的党组打的，还有很多说不清是什么人、什么机关打的。既然什么人、什么机关都可以打“反党集团”，那打成的“反党集团”当然无法控制了。

第三，对于要不要经过法律机关的审判才可以打“反党集团”，也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和法律的界定。按理来说，要打“反党集团”，只有经过法律机关的审判，根据其确切的罪行才能确定，不能什么人、什么机关不经过法律程序，就可以随随便便地将别人打成“反党集团”。但是，查遍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律，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规定。

从实际情况来看，历史上的“反党集团”绝大多数都是没有经过法律机关审判的。经过法律机关审判的，只有“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但对他们的审判，都是在他们被定为“反党集团”很多年之后才进行的，那只不过是对他们罪名的法律认定而已。既然不要经过法律机关的审判，领导人和领导机关就可以随便把别人打成“反党集团”，那打成的“反党集团”当然就无法控制了。

第四，中国共产党打“反党集团”，受到苏联共产党的深刻影响。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大搞肃反扩大化，打了很多“反党集团”。其中比较早的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党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中，又打了以皮达克夫、拉狄克为首的“反苏托洛袄基中心”，以苏联元帅、前国防副人民委员图哈切夫为首的“反苏军事中心”，以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前人民委员主席李可夫为首的“右派一托派反苏联盟”，由叶戈罗夫等苏军元帅组成的“平行的军事中心”，由科西奥尔等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平行的布哈林中心”等。这次运动混淆了敌我关系，错杀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于部和知识分子。[72]到l 938年底，联共十七大中央委员中有2／3(83人)被捕和处决，l 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遭到逮捕或关或杀或流放。[73]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又把苏共中央领导人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打成“反党集团”。苏联共产党的这种做法，不可能不影响到中国。中国共产党内开展的反“托派”的斗争，就是直接受苏联“肃托”斗争的影响开展起来的。

除了“反党集团”外，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问题，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内打“反党集团”是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出现的历史现象。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多少人被打成“反党集团”。这是社会的进步。愿这样的历史现象以后不再重演。

2010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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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其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成立于1927年1月，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成立后仅三个月就宣告解体。后来，中央苏区领导人怀疑敌人的一些破坏活动是“AB团”所为，从1930年夏天开始在在党政机关和红军中广泛开展肃清“AB团”的运动，据有的材料说，当时被错杀的有７万人。

[2]反所谓“社会民主党”坏死在闽西苏区进行的。因为红十二军在开会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时有人喊错了口号，部分领导人便认为闽西存在“社会民主党”，于是开始大规模的肃反。结果，被错杀６２００人，连闽西苏维埃政府中近半数的执行委员，也被当作“社会民主党”杀掉了。

[3] “改组派”是汪精卫、陈公博等在国民党内组织的反蒋派别，标榜重新改组国民党，被称为“改组派”。“第三党”是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在第一次大规模失败后组织的，主张是进行“平民革命”，推翻南京政府的统治，建立“平民政权”的国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但他们也反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因而被称为“第三党”。从１９３１年开始，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等苏区怀疑“改组派”、“第三党”混入了苏区党政机关和军队，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清“改组派”、“第三党”的运动，２万多人被错杀。

[4] “托派”是“托洛斯基派”的简称，原本是苏联共产党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个派别。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怀疑“托派分子”渗入了解放区，于是开展了“肃托”运动，使很多人被错杀。其中最典型的是山东“湖西事件”和“泰山事件”，分别有３００多人和２４０人被错杀。

[5]黄昌勇《王实味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1、226页。

[6] 《烧毁高岗反党集团的招魂幡——评反动影片<红河激浪>》，《人民日报》1968年4月14日。

[7] 《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普照祖国西南边疆 西藏自治区和拉萨市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人民日报》 1968年9月7日。

[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175页。

[9] 《人民日报》刊登的舒芜《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中，已称为“胡风反党集团”，见《人民日报》 1955年5月13日。

[10] 中共武清县党史大事记编辑委员会编：《中共武清县党史大事记 1949-1998.》，中共武清县党史大事记编辑委员会1999年印，第221-222页。

[11] 何载《冤假错案是这样平反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12] 李向东、王增如 《文人之痛：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

[13] 《河北省反右派斗争扩展到各行各业 中间人士同右派划清思想界限积极投入斗争》，《人民日报》 1957年9月8日。

[14] 《毒草丛生的“芒种”被摧毁王化南郭墟反党集团崩溃》，《人民日报》 1957年9月3日。

[15] 《长影“小白楼”反党集团穷凶极恶 沙蒙郭维吕班率队向党冲锋》，《人民日报》 1957年9月3日。

[16] 《钟惦棐在党内里应外合放起右派向党进攻的第一把火》，《人民日报》 1957年8月5日。

[17] 《妄图取消党的领导要党对修正主义投降 安徽文联反党集团阴谋败露》，《人民日报》 1957年7月26日。

[18] 《指挥一些叛徒、流氓、胡风分子等到处点火 戴岳是安徽文联反党集团的主帅》，《人民日报》 1957年12月5日。

[19] 《近万人投入反右派斗争 群众觉悟不断提高 安徽省级机关展开大论战》，《人民日报》 1957年8月23日。

[20] 《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沙文汉、杨思

一、彭瑞林、孙章录党籍的决议》，《人民日报》 1957年12月27日。

[21]林里《“音乐城”的魔影》，《人民日报》 1957年9月24日。

[22] 《在反右派斗争战线上广西文艺界揭露一批右派分子》，《人民日报》 1957年8月8日。

[23]姚丹《在“草木篇”的背后》，《人民日报》 1957年8月16日。

[24] 《铁道部反右派向纵深发展 原来隐蔽很深的右派分子不断被揭发出来》，《人民日报》 1957年9月5日。

[25] 《不容右派分子篡夺人民出版事业领导权 文化部负责人谈首都出版界反右派斗争经过》，《人民日报》 1957年8月14日。

[26] 《批判右倾思想克服温情主义 鞍山反右派斗争扩展到基层》，《人民日报》 1957年8月26日。

[27] 《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捷报频传 江丰反党集团败露》，《人民日报》 1957年8月15日。

[28] 《沈阳各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深入 一批反党小集团被揭发出来》，《人民日报》 1957年8月13日。

[29] 《浙江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搞得好 右派骨干显露原形，积极分子受到表扬》，《人民日报》 1957年8月13日。

[30] 《“特殊盟员”》，《人民日报》 1957年8月20日。

[31] 《在青岛市人民代表大会上陈仰之陆侃如等受到尖锐驳斥》，《人民日报》 1957年10月10日。

[32] 《挖掉章罗联盟在江西的巢穴 许德瑗刘九峰右派集团崩溃》，《人民日报》 1957年8月21日。

[33]黄向青《云应霖的丑恶活动是掩饰不住的》，《人民日报》 1957年8月25日。

[34] 《司法部反右派斗争大有进展揭露出四个右派小集团右派分子被驳得哑口无言》，《人民日报》 1957年9月20日。

[35] 《人民日报》 1957 年12月5日。

[36] 《 安徽反右倾思想大辩论大胜利肃清无产阶级专政取消论从李世农反党集团手中夺回了专政职能的刀把子》，《人民日报》 1958年3月10日。

[37] 《在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右派分子被驳得抬不起头来》，《人民日报》 1957年8月2日。

[38]区梦觉《广东反地方主义斗争的胜利》，《人民日报》 1958年6月6日。

[39] 《制定行动纲领阴谋篡夺领导 广西文艺界揭露一个反党集团》，《人民日报》 1957年8月4日。

[40] 《纯洁党的组织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 彻底扫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垃圾 广西党代表大会开除陈再励右派集团的分子出党》，《人民日报》 1958年7月15日。

[41] 《叶嘉禾组织反动集团拒不交代四川水利厅职工同他坚决斗争》，《人民日报》 1957年8月15日。

[42] 《云南省委揭露一个反党集团组织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被开除出党》，《人民日报》 1958年5月26日。

[43]赵广玉《放得透 鸣得深辩得清 改得狠》，《人民日报》 1958年6月17日。

[44]张仲良《要革自然的命，必先革思想的命》，《人民日报》 1958年5月17日。

[45] 《反右派斗争形成一条广阔的战线 甘肃千余右派分子陷入群众重围》，《人民日报》 1957年8月5日。

[46]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1959年8月16日，《人民日报》 1967年8月16日。

[47] 宋晓梦著《李锐其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48]程中原著《张闻天传》（修订版），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428页。

[49] 中共正定县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正定县历史大事记 1949．10-1966．5.》，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

[50] 董宝训、丁龙嘉《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页。

[51]张宏儒《二十世纪中国大事全书》，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710页。

[52] 《刘国光文集》第１０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56页。

[53]林雪《我向中央讲实情——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访谈录》，向继东编选《2007中国文史精华年选》，花城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42页。

[54]张宏儒、长弓、筱平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典 1949－1988》，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页。

[55]鲁天明《“三家村”反动面目的大暴露》，《人民日报》 1966年5月22日。

[56]安徽省批判反动小说《风雷》战斗组《反动小说<风雷>出笼前后》，《人民日报》 1968年7月10日。

[57] 思化、军红《林彪反党集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革命大批判文章选辑《林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耻叛徒 》，江苏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7页。

[58]刘吉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 1921-1991》，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1页。

[5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

[60] 陈文斌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496页。

[61] 陈文斌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05页。

[62] 宋晓梦著《李锐其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63]《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委会编《习仲勋主政广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页。

[64]《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委会编《习仲勋主政广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1页。

[65]中共海南区党委党史办公室编《冯白驹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0页。

[66]陈文斌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16页。

[67] 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440页。

[68] 黄昌勇《王实味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254页

[69] 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炎黄春秋》1992年第4期。

[70]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90页。

[71] 黄昌勇《王实味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

[72] 赵德水主编《社会主义知识辞典》，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9页。

[73] 季鑫泉编著《世界与中国150年》，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213页。

第五篇：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再次请求

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诉求

国家信访局：

在1978年12月30日前，我是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公办教师，因在“文革”期间,所工作的基层组织在执行上级组织的决策路线时,带来了一些不良后果。1978年12月30日, 麻栗坡县委以“忠实执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路线、杀人、打人、十分严重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问题”等莫须有的罪名开除了我的公职。

我被开除公职后，在1979年1月，请求给予平反。领导口头答应给予平反，恢复工作。但没有得到解决。

1979年12月，我又请求给予平反，领导答应给予平反，但没有得到解决。

1995年，我去麻栗坡县委找领导给予平反，县委组织部、县委办、信访科的领导也一致答应给予解决，可一直也没有得到解决。

2001年5月，我又再一次向麻栗坡县委会提出平反请求。这一次，麻栗坡信访科“经查档调查”，以根据云发［1977］58号、中纪委［1979］纪函4号文件为由，给予了我“望保重身体，安度晚年”的答复！

2004年7月，我又再一次向麻栗坡县相关单位提出平反请求，麻栗坡县相关单位着信访科“查档调查”，又一次敷衍了我！

前年，去年，今年，我都又反复向麻栗坡县相关单位提出平反请求，可他们却将我的请求置若罔闻！

我的平反理由如下：

1、我任革委会主任时期所执行的错误路线，是当时一个时代的错误，一个组织的错误，我个人以及任何个人都是无法承担的，将此错误的责任强加于我，是绝对错误的；

2、说我揪斗党员24人，群众60人，不是事实；

3、说我打死1人，不是事实；

4、说我有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不是事实；

5、这是一个莫须有的迟到近十年的强加于人的处分（任革委会主任是1966年到1970年的事，而给我的处分却是在1978年的最后一天下达！）。

昔日的我如今已年过六旬，本完全早早可以得到解决的公职问题却迟迟没有得到解决、病魔缠身（脑溢血、肠胃炎）、家庭贫困，使我心力憔悴、苦不堪言。

组织上给我的定论确实是冤假的。现在，我再次请求组织上从认真实践“三个代表”、“‘三为’教育重要思想”的角度，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公平公正地、尽快地给我平反（或一次性地给予精神及生活、建房补助）。

【附详细材料一份】

此致

敬礼！

诉求人：代光江

2012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