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长篇小说创作管窥

第一篇：2014年长篇小说创作管窥

宽阔地状写时代与人性

——2014年长篇小说创作管窥

作者：李雪 《光明日报》（2015年02月02日 13版）

作为一种文学体式，长篇小说集中显露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学态势。纵观2014年长篇小说，可以发现其数量可观，题材广阔，在描写历史风貌的同时，在认知的多元化、人性的深刻化和表现手法的个性化等方面均有不俗的表现。

凝重的历史感与强烈的时代感

作家的历史感不体现在故事材料和细节中，而是隐藏在时间背后，赋予故事特定的意义。对历史做理性分析，通过文本叙述给理性内容以形象显现，从而达到文学与历史、微观与宏观的有机结合。贾平凹的《老生》借鉴《山海经》的写作模式，写了100多年历史的记忆，沧海桑田、流转变化，书中唱丧歌的老生超越现世人生的局限，讲述中国这块土地上“一个村、一个村”的故事。刘建华的《天宝往事》把刘氏家族的兴衰史与清末的衰败史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融入乡土风情的刻画之中，使刘氏家族的家国情怀与时代风云的波澜得以生动再现。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在场者，王蒙从不躲避历史，在《闷与狂》中继续以狂欢的语言书写昨天，寻找历史中的“人”。他们都写出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和痛楚。这构成了对那些放弃历史承担和历史关怀的娱乐化、欲望化和消费化作品的一个有力反驳。关仁山的《日头》，仍在延续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抒写，50多年风雨纵横，事件密集，以家族的命运与“文脉”的断续、城市化浪潮中乡村的“空心化”与中国农民寻求精神出路的努力为贯穿，在历史与现实的联结中寻找精神脉络。叶兆言的《驰向黑夜的女人》，通过竺欣慰和冷春兰的命运写出人与历史相遇时，如何被卷入历史、如何被历史强行塑造，表现出对复杂的中国现当代历史进行尽可能深入的追问和深思。高云光的《旮旯拐角》以人物形象塑造民族的希望之光。叶弥的《风流图卷》在结尾处用点着纸钱的灰烬排成清晰可辨的两个字——“个人”，显然是想捕捉人在历史中的心性气质。薛忆沩的《空巢》以母亲的受骗写出当前受骗可能源于从前受骗，现实的灾难很可能重复的就是历史的悲剧。张翎的《阵痛》实写祖孙三代母亲生产与人类历史新旧更替的“阵痛”相逢，将血缘的艰难延绵与民族精神的韧性相关联。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在探寻当代复杂现实与精神生活中显露出70后作家如何以一种新的姿态进入文学和历史空间的思考。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作家的历史感不是一个孤立的意识存在，而与整个社会意识是相连的。

恢宏的战争描写与璀璨的人性光辉

战争承载着中国人民难以磨灭的民族记忆。2014年，有关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以坚韧而又鲜活的生命力在风雨如磐的历史中呈现出家与国的血脉相连和相辅相成。

李骏虎在《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中塑造了毛泽东、张学良等一百多位人物的鲜活形象，史诗般再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战场的形成及其伟大意义。周承水的《长征演义》以一幅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期间不畏艰难困苦挑战生命极限的画卷，展示长征历史，传承长征精神。衣向东的《向日葵》从民间视角写一个八路军兵工厂利用有限的条件支援前线的故事，以殉难者的壮举，讴歌了抗战英雄不屈的精神。李松青的长篇纪实小说《天河》，演绎出黄河岸边的中原儿女在波澜壮阔的特殊年代里激荡人心的故事。范稳的《吾血吾土》写西南联大学生赵广陵及数名同学于国家危亡之际弃笔从戎的悲壮故事，以及在此后的历史中的命运沉浮与悲情人生。咏慷的《东江剑魂》以厚重的历史背景和浓郁的岭南文化气息写出了陈奋强等人投身革命的成长史。常芳在《第五战区》客观地将地主阶层的怯懦与勇敢、自私与慷慨、目光短浅的鄙陋和民族大义的坚守加以展现。海飞的《回家》以中国农民为主人公，尽管他们穿上了不同的军装，但骨子里渗透了家乡泥土的气息，对战争的厌弃和对回家的渴望是破碎山河中普通农民最卑微的生存欲求。成刚的《烽火桃花红》将硝烟弥漫的战场隐去，写战争带给老百姓的性格扭曲，人性的本质在残酷的生与死面前展露无遗。李东华的《少年的荣耀》和张品成的《王坪往事》则在叙写战争给人们心灵重创的同时，突出了闪耀在战争环境下璀璨的人性光辉。张新科的《远东来信》穿透历史的沧桑和辛酸，揭开了二战时期中国平民在苦难困顿中帮助犹太人的血泪往事，向生命致敬。这些作品用朴实的叙述、低调的笔墨处理人与战争的关系，还原了民族历史，张扬了民族精神，进而深入探寻了中国文化强大而不可征服的独特魅力。

以当代军人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叙述从战争转向了和平，苗长水的《梦焰》描述了部队中80后军人的情怀和血性。刘克中的《英雄地》写了以戈向东为代表的“红二代”走下自卫反击战的战场融入商场，用顽强的意志挑战着世俗的进攻，以一个誓言呼唤时代英雄的归来。

民族精神的铸就与文化意识的觉醒

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的，作家的文化意识会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始终处于不断延伸、消长和流变之中，借助山水风物、人情世事，融汇了人、历史与自然，在作品中抒写自己对某种文化及其内涵的彻悟，揭示丰厚博大而令人寻绎不倦的人生真谛。

刘醒龙的《蟠虺》，对楚文化的神秘和庄严，对“国之重器”出土后的真伪之辨，都有淋漓尽致的表现，承载着大历史宏阔宽悯的气量。储福金的《黑白（白之篇）》探讨了围棋文化内涵。作品以四代棋王的交替更迭为主线，以围棋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取向，解释现实复杂世界。庞贝构筑在雕栏玉砌、春花秋月的南唐历史背景上的《无尽藏》，完美呈现出东方禅意和作家的悲悯情怀。逝去的、平面的画中场景、人物，在庞贝笔下，搅起了如许诡谲的波澜。张大春以一种远观历史的姿态，带着“盛唐到底发生了什么”的疑惑，从李白的个人经历入手创作了《大唐李白》，意欲重现大唐盛景。

由此可以看到，这种发掘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创作，不仅体现了影响和改造民族文化性格，弥补因暂时的物质文明发展而带来精神文明相对衰落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还体现出作家纯正的文化意识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人文情怀的抒写与现实社会的观照

对作家而言，现实似乎永远是那么沉重。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艰辛打拼的底层百姓、正在消逝的乡村、灯红酒绿的都市多是当下长篇小说所展现的图景。对优秀的作家而言，避免落入俗套而力求从形式到思想意境上寻求突破，就显得至关重要。于是，2014年度长篇小说另一特点就是以纷繁的个性，展示文学抒写人文情怀和现实的无限可能。

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由王村中一个普通家庭切入叙事，在叙述人“我”丢弃和寻找弟弟的旅程中，王村众多家庭在拆迁致富的诱惑中伦理崩解，人情散失，趋于解体。而曾经遍植青蒜的王村土地，到最后成为不再能辨认的故土和无法复归的村庄。李伯勇的《抵达昨日之河》尽管写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知青如何融入乡村生活，但从中可以感觉到21世纪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的失落。孙惠芬的《后上塘书》表达出传统的乡村在通向未来的路径上，行走着裂变的人，忙碌的冷漠、富裕的焦灼。王妹英的《山川记》、季栋梁的《上庄记》都写出了现实主义的冷峻和理想主义的温情。刘心武的《飘窗》展现的是众生相，是社会问题的缩影，显示出作家的敏锐、道义和良知，但也能够从中感受到更为复杂的况味。阎真的《活着之上》以锋利的笔触揭开高校腐败的内幕和知识分子的堕落，更写出了以“我”为代表的有良知、有追求但又在现实环境下无奈生存的另一类知识分子的真实境况，这些人内心深处依然保持着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向往。王跃文的《爱历元年》把笔触指向知识分子的中年危机，以一对夫妻曲折的生活情感之路来观照近30年来中国社会与时代的大变迁，挖掘人性的真实与谎言、理解与包容，揭示了爱是家庭核心，人类重返初心才是生活的真谛。黑鹤的《血驹》踏着隆隆回响的蹄音，超乎了当下物欲横流的庸常生活现实，成为一种远大、浩荡的文学主题。李良春的《女子中队》以东北某市新近成立的一支女子交警中队为背景，展示了当代女性的职业观、家庭观和社会责任担当的意识。杜卫东、周新京合著的《江河水》通过江港国企起落兴衰的命运，将改革推向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唐曾孝的《金鸡梦》提供了农村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新鲜经验，钱景林的《雷鸣时分》用一座城市近20年的巨大变化凸现改革难度。

当代作家无论是立足乡村还是面向都市，都散发出艺术的魅力。文学的明天将更加有赖于耕耘者的创新。

（作者单位：哈尔滨学院）

第二篇：1950年代长篇小说的创作

1950年代长篇小说的创作

在题材的处理上，当代长篇小说侧重于表现“历史”，表现“逝去的日子”，这一时期的小说的创作，题材分布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等方面。这既指作品的数量，也指达到的艺术水平。这种分布状况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的“重要性”：它们是受到提倡的类别。另一方面与作家的经验和文学“传统”有关。新文学已提供了描述农村生活的许多经验；当代作家的许多人与农村有密切的联系；一批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在战争结束后，热衷于写出他们的有关“革命”的“记忆”；„„有的题材领域，文学界的决策者虽也很重视并极力提倡，如所谓“工业题材”，却并未产生预期的成果。

对长篇和短篇的重视，各有其“功能”上的根据。对于长篇，把握生活素材的规模和容量，是受到重视的一个主要因素。对许多怀有“反映这个伟大时代”、写作“史诗式”作品的情结的作家来说，长篇小说是实现这种勃勃雄心的合适的形式。至于短篇小说，当代对它的重视，则是认为它能迅速、敏捷地反映生活。而对现实反应的快捷，对社会政治配合的及时，正是这个时期要求文学应具有的品格。自然，从50年代开始，文学刊物的大量增加，对短篇创作在当代的发展，也起到推动的作用。

赵树理的《三里湾》（1955年），高云览的《小城春秋》（1956），曲波的《林海雪原》（1957），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第1卷1957，第2卷1961），梁斌的《红旗谱》（1957），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上篇1958，下篇1960），杨沫的《青春之歌》（1958），冯德英的《苦菜花》（1958），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第1部1958，第2部1962），吴强的《红日》（1958），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1958），冯志的《敌后武工队》（1958），刘流的《烈火金钢》（1958），欧阳山的《三家巷》（1959）、《苦斗》（1962），草明的《乘风破浪》（1959），柳青的《创业史》（第1部，1960），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1961），姚雪垠的《李自成》（第1卷，1963），浩然的《艳阳天》（第1部1964，第2、3部1966）等。

一、农村小说

在五六十年代，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创作，无论是作家人数，还是作品数量，在小说创作中都居首位。这种情况，既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小说传统的延续，更与当时文学界对表现农村生活的重要性的强调有关。五六十年代农村小说艺术形态的两个发展趋势：一是对表现“现实斗争”的强调，即要求作家关注那些显示中国社会面貌“深刻的变化”的斗争，而这通常上指的是当时开展的政治运动，在农村进行的政治运动和中心事件，如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等，成为表现的重心。乡村的日常生活、社会风习、人伦关系等，则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作家的视野，或仅被作为对“现实斗争”的补充和印证。二是为了达到描写上的“深入核心”，作家在立场、观点、情感上，要与自己的表现对象（农民）相一致。作家和表现对象（农民）在视点、情感、反应上的“同一”的这种设计，是“创作上的群众观点”，据此，“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现实主义的方法才能真正结合起来”。这种要求，其目的是推动作家迅速进入有关农村的叙述的“规范”。而它在艺术效果上，则既限制了取材的范围，也窄化了作家体验、描述的“视点”。

在当代的农村小说中，存在着两个有影响、艺术倾向却有所不同的创作“群体”：一是赵树理等山西作家，另一是柳青、王汶石等陕西作家。比较起来，柳青等更坚定地实行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决心，更重视农村中的先进人物的创造，更富于浪漫的理想的色彩，具有更大的概括“时代精神”和“历史本质”的雄心。如果从另一角度来观察，那么，柳青也许更像是乡村的“外来者”，虽然他与所描写的土地和生活于其上的劳动者，已建立了密切的关联。而赵树理则更像“本地人”，虽然他也获得一种超越性的眼界和地位。他们的小说在关注、支持农村的变革和现代化进程，关注“新人”的出现和伦理关系的调整和重建时，柳青等更为重视的是新的价值观的灌输，而赵树理等则更倾向于在农村的传统中发掘那些有生命力的素质。就小说而言，柳青等所借鉴的是西方和我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而赵树理更推重的是话本、说书等“宣讲”、“说话”的“本土资源”。

1.赵树理和山西作家

对于赵树理等山西作家的创作，是否可以看作一个小说流派，人们的观点并不一致。但他们的创作仍形成了某些有迹可寻的共同性。这包括：

一、地域的特征。赵树理、马烽等长期生活、工作在山西，作品也多取材于晋西北、太行山和太岳山盆地及汾水流域。山西乡村的民情风俗参与了他们小说素质的构成。

二、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小说的艺术自足性受到怀疑；“不作旁观者”的文学主张，不仅是叙事意义上，而且更是小说社会功能上的。赵树理的“问题小说”的观念，他们关于写小说是为了“劝人”，能“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的预期，是写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但又认为，“本来面貌”须以一个有先进思想的农民的角度来所见、所闻、所感。

四、重视故事叙述的完整和语言的通俗，以便能让认字不多的乡村读者接受。关于这个“流派”，评论界使用的称谓有“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山药蛋派”等。这个“流派”的作家，除赵树理外，还有马烽、西戎等。

赵树理（1906—1970），山西沁水县人。1940年代，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左翼文学界获得很高声誉。50年代以后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登记》、《“锻炼锻炼”》，长篇《三里湾》等。另外，还创作有鼓词、小调、秧歌、上党梆子等民间文学作品。赵树理的这些小说，大多取材于晋东南他的家乡。他与这个地区人事保持着密切而持久的联系，因而，故事和人物也依然具有来自“生活底层”的那种淳朴、诚实的特色。他继续着打通“新文学”与“农村读者”的隔阂的试验。在小说观念上，也坚持小说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同一的理解。不过，后来他似乎不再特别坚持把小说当作农村工作指南的那种看法，而更突出了从传统戏曲等相承的“教诲”的功能观。“俗话说，‘说书唱戏是劝人哩！’这话是对的。我们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说评书就是讲小说），都是劝人的。”写小说便是要动摇那些习以为常、但不合理的“旧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给人们头脑中造成的旧影响”。因而，在《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等作品中，虽说农村开展的“运动”仍构成它们的骨架，但他在日常生活中所展开的关于社会风习、伦理的变革在农民心理、家庭关系、公私关系上留下的波痕和冲突，是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部分。

1950年代，不仅文学写作的规范更加严密，而且激进的经济、社会变革进程对农村传统生活的全面冲击，使“社会发展”与“传统”的冲突，引发作家尖锐的内心忧虑。赵树理的那种建立在对民俗、民间文化的体认基础上的艺术想像，受到抑制而不能得到充分施展。正是忧虑于当代激进的经济、政治变革对农村传统生活和道德的过度破坏，对建立在劳动之上的传统美德的维护和发掘，成为他后期创作的主题。与《小二黑结婚》、《传家宝》、《登记》、《三里湾》等表现“小字辈”挣脱老一辈的障碍而走向新生活不同，在《套不住的手》、《互作鉴定》、《实干家潘永福》中，老一辈农民身上的品格，被叙述为年轻一代最重要的精神传统。赵树理五六十年代的小说艺术，总体面貌与以前并无重大变化。这些“渊源于宋人话本及后来的拟话本”的作品，由于作者对某一形式的“越来越执著”，导致“故事行进缓慢”，有“铺摊琐碎”、“刻而不深的感觉”。

2.柳青的《创业史》

柳青（1916—1978），陕西吴堡县人，1938年到延安后开始小说创作。在写作《创业史》之前，出版有长篇《种谷记》（1947）和《铜墙铁壁》（1951）。50年代，柳青较长时间生活在陕西长安县某乡村，参与了当地农业合作化的过程。这期间，除了不多的散文特写和中篇以外，都在为拟议中的宏篇巨构《创业史》作准备。《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1960年第一部在刊物上连载，次年出版单行本。“文革”发生，使写作计划中断。“文革”结束后，改定了第二部上卷和下卷的前四章，但整个计划终于未能完成。

对于这部小说的主旨，作者作过这样的说明：“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这个主题思想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作家对农民的历史境遇和心理情感的熟悉，弥补了这种观念“论证式”的构思和展开方式可能出现的弊端，但反过来，这种写作方式还是极大限制了作者生活体验敞开的程度。小说第一部出版后，在文学界获得极高的评价。《创业史》运用了夹叙夹议的叙述方式。在人物语言方面，采用经过提炼的口语，而叙述语言则是充分书面化的。这构成了一种对比。叙述语调与人物语言的距离，有助于实现叙述者对故事的介入，显示叙述者“全知”的“权威姿态”：直接揭示人物的情感、心理、动机，“观察”、“监视”人物的思想、心理、行为与“历史规律”的切合、悖逆的程度，对人物、事件作出解说和评论；虽然这种评论常用诙谐和幽默的方式进行。在小说的艺术形态上，柳青似乎并不追求像赵树理那样的“大众化”和“民族形式”，也不追求故事性和行动性。但这并没有妨碍它获得批评界的赏识。

有关《创业史》的争议：1960年，邵荃麟在《文艺报》编辑部的一次会议说：“《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但很少人去分析梁三老汉这个人物，因此，对这部作品分析不够深”；“我觉得梁生宝不是最成功的，作为典型人物，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梁三老汉是不是典型人物呢？我看是很高的典型人物。”在此前后，严家炎撰写的评论《创业史》的文章，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他不同意《创业史》的最大成就在于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青年农民英雄形象”的“流行的说法”，认为在反映“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伟大事件的深度和完整性上”，《创业史》的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梁三老汉形象的塑造上”。他的根据是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形象的“丰满”、“厚实”，即美学的标准；另一则是在“两条道路斗争”中处于观望、动摇的“中间状态”农民的表现，在揭示社会生活面貌的“深度和广度”上的意义，即题材的价值问题。与此相关，严家炎指出，梁生宝在当代农村小说“新英雄人物”塑造中，虽然是“水平线上”的，但其成功程度，并不像大家所推崇的那样。他提出这一形象在塑造上的“三多三不足”的缺陷：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在争论中，严家炎又进一步指出梁生宝形象的过分理想化的问题。这些观点，受到包括作家在内的大多数批评家的反对。柳青在有关文章中激动地表示，报刊上的评论文章，对于他所不能同意的看法，他根本不打算说话，但对严家炎的观点，“却无论如何不能沉默”，因为其中“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我如果对这些重大的问题也保持沉默，那就是对革命文学事业不严肃的表现。”论争双方在文学创作要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要深刻表现农村的斗争等要求上，并无分歧。分歧的是对艺术形象所作的美学评价，以及题材价值的不同认识。就后者而言，邵荃麟、严家炎等事实上是强调有着“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的人物形象与表现“历史真实”的联系。在美学评价上，严家炎等以“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成规”（客观描绘，性格刻画，形象的丰满、完整）来质疑柳青的创作，而柳青在反驳中，却提出一种更具“直接性”的美学标准。他对《创业史》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矛盾冲突，冲突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形式，人物为什么具有这样的思想性格，有这样的气质、心理、行动等等，都根据现实政治理论和政策规定，给予确定的、条分缕析的说明。

3.其它

农村小说除了山西、陕西这两个“群体”之外，较重要的还有周立波、李准、浩然等。李准在五六十年代的创作，表现了根据在农村开展的运动和实施的政策来选取题材和确立主题的写作策略。主要作品有《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小传》、《耕云记》等。周立波30年代参加左联，并开始著译。抗战期间到延安后，任鲁艺教员。1948年完成的表现东北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暴风骤雨》，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白毛女》一起，在50年代初被苏联授予“斯大林文艺奖”而享有很高声誉。1955年起，周立波回到他的家乡湖南定居，创作转到他所熟悉的农村生活上来。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及其“续篇”，分别出版于1958和1960年，和当时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部分作品一样，《山乡巨变》的主旨也为了证明农村的个体小生产者必须走集体化道路。小说人物“设置”也与当时此类创作雷同：有苦干而无私的农村基层干部，有坚定走集体化道路的积极分子，有在“两条道路”之间摇摆的落后农民，也有进行破坏的暗藏的阶级敌人。不过，小说也有它的某些独特处理。对于这一规格化的主题，作家有时更乐意于通过特定地域的乡村日常生活来展开。另外，对于体现在农民身上的“道路”的分歧、冲突，似乎持理解而宽厚的态度。因而，有一种略带幽默、风趣的叙述语调，也能在生活美感的价值上，来表现乡村的人性风俗、自然风光。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借鉴，与他对南方口语的改造，使小说具有地域色彩和个人风格。

4.历史的和美学的价值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上，乡土题材的创作成果也许是最为丰富和发达的，它集中汇集了知识分子探索与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和崇尚原始、民间和自然的田园浪漫主义的两大创作流派。五六十年代农村题材小说塑造的比较成功的农民形象虽然也烙上了鲜明的时代的印记，但从精神上说仍然摆脱不了闰土、阿Q、老通宝、翠翠等优秀典型的历史胎记，或者说，正是那一代人物沿着历史的轨迹走到了新的现实环境里。“民间”是一个有着丰富涵盖面的文化概念，在乡土文学传统里，它是与自然形态的中国农村社会及其文化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比较真实地表达了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五四”一代的作家对这样一个“民间”世界抱着极为复杂的态度，并把这种真切关注和特殊感情传给了新的一代作家，我们从柳青对农民传统私有观念的鞭辟入里的痛切分析中(《创业史》)，似乎能联想到鲁迅是怎样以痛切的批判态度来呼唤劳苦大众在自我斗争中冲破几千年来的精神重负，追求新生和希望的；我们从周立波对湖南山乡自然景色和美好人性的由衷赞美中(《山乡巨变》)，似乎也联想到沈从文是如何以血肉相连的感情来歌颂、表达“民间”的原始性、朴素与健康。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怀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深厚的民间情结。其次，民间文化形态在当代文学史上还具有特定的含义，它既包含了来自生活底层（民间社会）的劳苦大众自在状态的感情、理想和立场，也包含民间文化艺术的特有审美功能。由于战争文化特征所决定的文学必须重视民族化和大众化，使本来处于自在状态的民间文化形态被当作民族化大众化的因素或被及时地吸收、或被批判地利用，慢慢地运用到当代文学创作中，并且化解、中和了其中过于强烈和僵硬的政治宣传的成分。许多作家的创作常常摇摆在政治政策宣传和文学艺术创作之间，而民间文化形态的因素往往成为决定作品是否具有艺术价值的关键。小说《山乡巨变》(周立波)、《创业史》(柳青)、《三里湾》（赵树理）、《铁木前传》（孙犁）、《黑凤》（王汶石），《赖大嫂》（西戎）、《锻炼锻炼》（赵树理）、《山那边人家》（周立波），戏剧《布谷鸟又叫了》（杨履方编剧）、《洞箫横吹》（海默编剧），电影《李双双》（李准编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马烽编剧）、《五朵金花》（季康、公浦编剧）等，这些作品虽然在创作背景上保持了强烈的时代共名，内容构思和人物塑造也都含有明显的政治宣传意图，但作家们凭着对农村生活的丰厚经验和美好感情，在文学创作的各个层面上或强或弱地体现出民间文化艺术的魅力，终于使作品保持了动人的创作情感和活泼的艺术魅力。

二、革命历史小说

从题材的角度看，“革命历史”题材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占有很大的分量和极重要的位置。因而，50年代开始，就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概念出现，不仅指《红旗谱》、《青春之歌》这类作品，而且也包括写辛亥革命前后社会生活的《六十年的变迁》（李六如）、《大波》（李劼人）等。不过，在50至70年代，说到现代中国的“历史”，指的大致是“革命历史”，而“革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指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鉴于这种情形，“革命历史小说”这一文学史命名所指称的作品，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主要讲述“革命”的起源的故事，讲述革命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如何最终走向胜利。

革命历史小说的主要作品，长篇有《铜墙铁壁》（柳青，1951）、《风云初记》（孙犁，1951—1963）、《保卫延安》（杜鹏程，1954）、《铁道游击队》（知侠，1954）、《小城春秋》（高云览，1956）、《红日》（吴强，1957）、《林海雪原》（曲波，1957）、《红旗谱》（梁斌，1957）、《青春之歌》（杨沫，1958）、《战斗的青春》（雪克，1958）、《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1958）、《烈火金钢》（刘流，1958）、《敌后武工队》（冯志，1958）、《苦菜花》（冯德英，1958）、《三家巷》（欧阳山，1959）、《红岩》（罗广斌、杨益言，1961）等。关于“革命历史”题材写作的文学史上的和现实政治上的意义，当时的批评家曾指出：对于这些斗争，“在反动统治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几乎是不可能被反映到文学作品中间来的。现在我们却需要去补足文学史上这段空白，使我们人民能够历史地去认识革命过程和当前现实的联系，从那些可歌可泣的斗争的感召中获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信心和热情”。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对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是这些小说的主要目的。自然，这期间的文学创作，并不限于小说，散文、戏剧、诗等体裁，也加入了对于这一讲述既定“历史”的相当壮观的行列。

由于作家生活经验和艺术想像的差别，也由于所采用的叙述方式的不同，革命历史小说的形态也有所不同。一些作家在长篇小说中追求对于历史的“史诗性”把握，另一些作家则加入一些“传奇”因素而接近现代“通俗小说”的模式，个别作家更愿凸显他的现实处境下的情绪，以之作为对往事回忆的触发点。这些略有不同的处理，使革命历史小说比起同期的其他小说创作来，呈现了略有变化的、多样的面貌。

史诗性，是当代不少写作长篇小说的作家的追求，也是批评家用来评价一些长篇所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的重要标尺。这种创作追求，来源于当代小说作家那种充当“社会历史家”、再现社会事变的整体过程、把握“时代精神”的欲望。中国现代小说的这种“宏大叙事”的艺术趋向，在30年代就已存在。茅盾就是具有“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的自觉意识的作家。这种艺术追求及具体的艺术经验，更多来自19世纪俄、法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和20世纪苏联表现革命运动和战争的长篇。到了50年代，作家的时代意识更加强烈，反映“伟大的时代”，写出“史诗”性质的作品，成为最有抱负的作家的崇高责任。这在表现现实生活的创作中也得到体现，如柳青的《创业史》，但最主要的体现，是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中。“史诗性”在当代的长篇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长篇《保卫延安》、《红日》、《红旗谱》、《红岩》，以“一代风流”为总题的《三家巷》、《苦斗》等，都显示了作家的这种创作追求。

在革命历史小说的长篇中，最早出现的是有关革命胜利，即40年代后期战争的描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是当代最早被评论家从“史诗”的角度评价的长篇。《保卫延安》取材于1947年3月到9月的陕北延安战事——胡宗南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对延安的进攻，毛泽东、彭德怀主动放弃延安和延安的收复。小说以单一的意识形态视角，和持续的紧张节奏，来着力塑造周大勇等无所畏惧的英雄形象，并为英雄们布置了苦战、退却、流血死亡的“检验”战斗意志的逆境，使小说自始至终保持英雄主义的高昂情绪。在虚构性艺术文本中，将有影响的历史人物（高级将领彭德怀）作为艺术形象加以正面表现，这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并不多见，因而受到评论界的注意。吴强的《红日》也把真实的战争历史（40年代内战初期山东的涟水、莱芜、孟良崮战役）与艺术虚构加以结合。故事的展开方式和人物活动的具体描写，立足于对“正义之师”的力量源泉的揭示，和回答胜利获取的根据——这也是大多数革命历史小说所要表达的主旨。

在革命历史小说中，梁斌的《红旗谱》和欧阳山的《三家巷》（及《苦斗》等），是对于革命“起源”的叙述。革命起源，是革命历史小说的“既定”的主题之一。在一些小说中，它通过对革命的参加者（主要是工农民众）投身革命的生活、心理动机的表现来实现，而在《红旗谱》等小说中，则直接描述二三十年代在乡村和城市革命运动最早孕育、开展的情形。在作家看来，“史诗性”地概括中国农民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生活和命运，需要安排相当宏阔的生活画面，和长卷式的结构。因而，小说被构思为多卷本。第一部《红旗谱》（1958），第二部《播火记》（1963），第三部《烽烟图》（1983）。朱老忠、严志和两家几代人的生活遭遇，是各部的主线。和《创业史》一样，《红旗谱》开头也有独立成章的“楔子”，讲述主人公或其先辈曾经的奋斗，为“正文”提供了铺垫和对比：他们的后代在“接触了党，党教导他们要团结群众，走群众路线的道路”之后，斗争终于“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通过这样的结构安排，小说完成了这样的“叙事”：“中国农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更好地团结起来，战胜阶级敌人，解放自己。”在《红旗谱》中，这一主题，主要通过对朱老忠等人物的“成长”（由传统农民的仇恨和反抗性，到获得由“时代”、由无产阶级政党所赋予的理想和集体主义精神）来实现。对于朱老忠等，当时的评论界不仅认为是小说突出成就的标志，而且是当代文学人物塑造的重要收获。小说对这个人物的创造，切合了当代有关“英雄人物”创造的基本规则：一是人物在小说整体中的中心位置，另一是人物性格所包容的阶级、时代的内涵，以及完美的理想化要求。

《红旗谱》对农民革命和农民英雄性格在现代中国的“发展规律”的描述，有着它的某些“独特性”。作家在寻找着观念、阶级斗争的主题和乡村风俗、传统文本的联结，这被他概括为小说的“民族气魄”的探索。这包括人物性格中的“慷慨侠义”的“江湖气魄”，也包括生活情景和文本构造的“民族色彩”。这种联结，虽说主要被看作是观念、主题的表达方式，但有时也会使叙述越出观念、主题拘囿，而使某些在当时诸多文本中被阶级斗争重大事件淹没的有关人的欲望、日常生活、习俗、仪式等的表达有所浮现。中国古典小说为《红旗谱》提供了表现方法上的借鉴，对这一地区的民间语言的运用，也加强了小说表现的生活的历史连续性，而多少缓和了观念、主题阐释上的坚硬、紧张的程度。

《红岩》出版于1961年12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多次重印，累计达四百万册。到80年代，共印行二十多次，发行八百多万册，可以说是当代发行量最大的小说。《红岩》约十年的成书过程，是当代文学“组织生产”获得成功的一次实践。创作动机是充分政治化的。作者从权威论著、从更掌握意识形态含义的其他人那里，获取对原始材料的提炼、加工的依据，放弃“个人”的不适宜的体验，而代之以新的理解。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红岩》的作者是一群为着同一意识形态目的而协作的书写者们的组合。四五十年代之交是中国历史的黑暗和光明的交替的时刻，是新时代的诞生——这种历史意识，已在50年代的历史、文学的叙事中确立。《红岩》以对“革命”的更具纯洁性的追求，来实现对这一历史时间的“本质”的讲述。它以更加分明、强烈，更带象征性，也更带“人生哲理”的方式，来处理这一事件和所赋予的种种含义。小说的主要篇幅放在狱中斗争上，但同时也涉及中共在城市的地下组织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并组织了表现四川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的另一条线索。而1948年至1949年国共战争的情势，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和政权的瓦解，在小说中做了充分的描述。在这部小说中，革命者（许云峰、江姐、成岗、华子良、齐晓轩等）与敌人（徐鹏飞等）的关系，被安放在两个政治集团、两种人生道路和两种精神力量的较量的格局中。人物思想、性格，他们的言行、心理的刻画，不再存在任何幽深曲折而彻底的“透明化”。英雄人物的意志、信仰所焕发的精神力量，肉体摧残和心理折磨下的坚定、从容和识见，反面角色的狡诈、残忍、虚张声势及恐惧、绝望，在作品中都做出对比分明且有层次的、推向“极致”的描述。而许云峰、江姐与徐鹏飞等面对面所进行的精神较量，以及有关政治、人生观的“论辩”，成为强化小说的“共产主义教科书”性质的手段。

《青春之歌》既是写“革命历史”，又是写知识分子“成长”的长篇。在当代，类似的长篇还有高云览的《小城春秋》。《小城春秋》描述的是发生在30年代初厦门的革命活动。《青春之歌》是50年代出版的一部产生重要影响的长篇小说。作者杨沫（1914—1995），湖南人。曾在北平读中学，在河北香河县、定县和北平任小学教员、家庭教师。1936年，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三四十年代写有短篇小说、散文等，大都已佚失。1950年出版了中篇《苇塘纪事》，但没有引起注意。《青春之歌》1958年初出版后，仅一年半的时间就售出130万册，成为在这期间长篇小说中仅次于《林海雪原》的畅销书。1960年出版修订本。在初版的同年，就被搬上了银幕，成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片”之一而受到欢迎。《青春之歌》叙述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如何自觉地承担起决定民族命运的“历史责任”，组织民众，不避个人受难和牺牲进行英勇斗争。这是胜利者对其历史所作的确认。这种确认，在小说中主要通过对英雄形象（卢嘉川、江华、林红等）的创造来达到。因而，尽管卢嘉川等在小说中并非主要人物，当时评论在肯定这部作品时，他们的存在却是首要理由。当然，小说也存在一些特殊的因素。首先，它同时是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道路的故事，另外，还多少牵涉到女性命运的主题。林道静的爱情、婚姻遭遇，隐含着复杂的女性问题。但有关女性命运的主题因素，在作品中是被压抑、被淡化，被主要当作阶级立场、阶级意识的矛盾和转变的因素来处理的。小说在否定戴愉、余永泽、白莉萍等的选择的同时，通过林道静的“成长”来指认知识分子惟一的出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引领下，经历艰苦的思想改造，从个人主义到达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阶级解放的集体斗争——也即个体生命只有融合、投入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革命事业中去，他的生命的价值才可能得到真正实现。这一道路的肯定虽说早已做出，但对知识分子的本质改造成为严重问题的五六十年代，又是必须着重强调的。这是这部小说的“题材意义”，是它虽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仍获得充分肯定的原因。

第三篇：新时期30年西安小说作家创作心态管窥

摘要：西安作家创作心态虽幽微复杂，但有迹可寻。从历时性角度看，20世纪70年代末乃至80年代西安小说创作呈现出务实求变的青春心态，而90年代以来则是颓废与复兴心态纠缠交织在一起。应从西安 历史 地缘文化、社会 政治、世纪末情绪等多个向度人手，结合作品个案梳理西安小说作家纷乱的创作心态，探索冲出西安文学精神危机的路径，倡导借鉴京派和海派等文学流派，创建具有鲜明特色的“安派”文学。

关键词：西安作家；文化心态；小说创作；安派

当今 时代，文化愈来愈成为民族凝聚力与创造力的重要资源，要建设和谐文化推进整个社会的繁荣与 发展，则需要把握时代脉动，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进行传承与吸纳，从而建构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文化价值体系。众所周知，历史上的西安文学曾是那样辉煌，如汉如唐，诗文并茂，简直就是国家文学的象征、世界文学的翘楚和骄傲。即使是宫廷乐府与民间传奇，也令人刮目相看，赞美不绝。时至近现代，西安文坛却大抵像古城一样废弛颓败、荒凉一片，渐渐疏离于文化中心。偶有小花野草，却终不见文学的灿烂春天来临。倒是在陕北延安，文学 艺术 高举工农旗帜，成派成风，蔚为大观。于是并非单纯因为政治或党派的原因，人们对现代延安文学的关注与对古都西安文学的忽视居然构成了历史上最为鲜明的一种对比(情形有些类似于“延安学”与“西安学”或“长安学”)。进入当代，西安文学开始发出较为响亮的声音。所谓“白杨树派”隐约现身，一些知名作家会聚西安或附近，就仿佛当年“京派”作家聚集于北京和天津一带，积极开展文学活动从事创作，并取得了显著成就。而 中国 新时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借西部大开发的时代机遇，西安增势甚显。作为全世界无可争议的文化名城之一，西安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无可争议的典型性、代表性。其突出的历史文化性格既重传统亦讲发展，既容纳万有又自具特色。时至世纪之交尤其近几年，在大力提倡“人本·发展·和谐”的社会语境中，西安人对此传统有了更深的体认和更好的发扬，正在致力于创造更具传统特色、时代气息、人文内涵的现代西安，努力彰显西安气度和西安魅力。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与现实背景，西安作家大显身手，跻身中国当代文学重镇，成为“陕军”中的主力，使陕西省成为令人心仪的“文学大省”。由此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社会的 经济 与文化所发生的巨大变革与发展折射到文学天地中，同时也必然渗透到作家的心灵世界中。这样对于作家文化心态的 研究 就成了一个饶有趣味的学术取向，它不只可使我们通过文学创作与作家心态的嬗变更好地把握时代风云的变迁，而且使我们窥探到变革时代人们灵魂的真实搏动；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深入思考文学自身的发展，发现当代文学及作家精神生态层面的变异。

当年曾名噪一时的“废都文学”所发生的变异或转型，就是这方面突出的案例。作为“废土废都文学”(笔者曾给出的一种命名)整体中的重要部分，“废都文学”显示的废都心态也有一个生成与发展或转型的过程，并与西安的社会及文化环境变迁密切相关。这也就是说，要将废都文学即西安文学与陕西文学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和阐释古都西安文学的命脉及意蕴。我们既要关注描写西安的作品，也要关注定居西安甚至是客居西安者题材广泛的创作。当然，陕西(包括西安)作为中国文学大省，作家队伍庞大，文化心态相当复杂，要想无一遗漏地概括是极为困难的。本文所涉及的部分西安及附近的当代作家，主要是指长期居住于西安及附近的作家，既包括西安市作协、文联系统的作家，也包括省作协中“农裔城籍”的“驻会”作家(即陕西省作家协会聘的专业作家，会址在西安市建国路)，他们是西安文学的主力军；同时本文还将论题的时间主要限定在20世纪70年代末延续至今。这大体还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新时期文学整体上呈现出复苏、繁荣的局面，作家文化心态主要呈现出务实求变的复兴青春心态；第二个时期是90年代至今，即90年代实施的市场经济改革，中国社会进入全新的发展变革时期，人们的思想经受了价值观念的错位与信仰虚位的煎熬，作家文化心态呈现出斑驳复杂的中年心态，有较多废土废都的颓废的一面，却也不乏摆脱落后、渴求进步、振奋进取的另一面。这两个时期有一定的内在延续性，但更有着深切的嬗变。

总体上来讲，第一个时期作家文化心态是积极进取、振作的复兴心态。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陕西(西安)文坛告别十年“文化大革命”，整体风貌呈现繁荣复苏的局面，作家队伍壮大、优秀作品脱颖而出。陕籍作家如30年代出生的峭石、蒋金彦，40年代出生的赵熙、陈忠实、京夫、文兰、邹志安、路遥，稍晚出生于50年代的莫伸、贾平凹、李康美、高建群、杨争光等等，其中1978年莫伸的短篇小说《窗口》、贾平凹的《满月儿》获得本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79年陈忠实的短篇小说《信任》获得本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0年京夫的短篇小说《手杖》获得本优秀短篇小说奖，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1979－1980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3年路遥的《人生》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4年邹志安的短篇小说《哦，小公马》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5年贾平凹的《腊月·正月》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5年之后，路遥、贾平凹、陈忠实、京夫、高建群等作家投注大量心血致力于长篇小说的创作，“陕军”长篇小说取得突破性进展，迎来长篇小说丰收的季节。而这些“陕军”的大将大都驻扎于“文化中心”西安及附近地区。

陕西(西安)文坛繁荣局面的铸就与作家务实求变的文化心态密切相关。路遥在介绍《平凡的世界》时曾说：“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性事件的态度；作家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地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但是，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绝对不可能‘中立’，他必须做出 哲学 判断(即使不准确)，并要充满激情地、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个性。”贾平凹在借鉴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时，也认为“文学应该为社会做记录”。陕西(西安)作家似乎与生俱来具备这种脚踏实地、务实苦干的精神，在长期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中，这种精神与崇高的使命感和岗位责任意识融为一体，他们为了“脚下踩的这方厚土”，不惜“下油锅”甘愿“流尽最后一滴血”。正是这种类似殉道式的精神驱使陕西(西安)作家紧紧地贴近时代，心甘情愿地作时代忠实的“书记官”。其实，这种精神不仅仅局限于以上提到的陕西(西安)作家，活跃于50年代文坛上的老作家柳青身上早就具备，当代陕籍作家亦多能继往开来秉承老一辈作家的优秀特点。

西安作家这种务实求变的心态与三秦大地独特的地理环境、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有着渊源的关系。历史上的三秦大地曾拥有突出的区位优势，谱写出辉煌的历史篇章，尤其是关中及古都西安(长安)，从西周到唐代演绎出13个朝代，建都时间总共1100多年。秦地曾有三次大的崛起，这就是周族的崛起于西周文化的显赫，秦人的崛起于秦汉文化的显赫，拓跋鲜卑的崛起于隋唐文化的显赫。伴随着这些朝代的崛起和文化的显赫，曾经发生数不胜数的动人故事，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奋斗不息。显然，上个世纪末中国共产党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既是源于对古老的传统文化精神的积极继承，又是对上个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民族渴求独立、发展的社会思潮遥远的历史回应。纵观整个20世纪，务实求变思潮贯穿世纪始末，不断升华、提炼凝聚为时代精神。而这种精神的铸就经受着传统向现代艰难曲折的蜕变过程，这样的精神无疑深深 影响 着陕西(西安)作家，并在其作品中留下相应的精神漫游轨迹。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议论孙少平这一人物就不由自主地把自我的精神投射到主人公身上：“他永远是这样一种人：既不懈地追求生活，又不敢奢望生活过多的报酬和宠爱，理智而又清醒地面对现实。这也许是所有 农村 走出来的知识阶层所共有的一种心态。”

务实求变的心态除了受到三秦大地独特的历史地缘文化因素制约外，社会政治权力话语的介入也为务实求变心态的形成提供了契机。恰是新时期以来的政治进步，才使文学在经受多年的压抑和束缚后，逐步恢复敏感的功能，摒弃“高大全”完美形象、突破了“假大空”虚假模式，书写出一大批真实的现实主义优秀作品。当然，陕西(西安)作家对此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比如70年代末莫伸的《窗口》通过售票员韩玉楠热心于背诵逐个车站站名、路程及票额的故事，热情讴歌普通劳动者为社会主义事业热心服务的美好心灵。80年代贾平凹的《满月儿》以传神笔法勾画出两个农村姑娘月儿和满儿的甜美动人的形象。这一时期作家以单纯明亮的心态，沿着柳青、赵树理开创的现实主义道路歌颂时代的伟大变迁。

路遥《人生》中的农村青年高加林处在城乡交叉的文化汇合点上，一心想出人头地，改变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穷困命运，这种姿态与行为反映了变革时代人们普遍存在的求新求变异的文化心态。值得注意的是路遥对高加林的态度是混杂的，他感情上理解主人公执著的奋斗精神，理智上却谴责高加林抛弃农村姑娘刘巧珍的不道德行为，情感与理智处于极度的分裂状态。其实，路遥整体思维价值体系依然坚守于传统的伦理观念，笔下人物一旦触及复杂的新 问题 时，路遥经常依照固有的传统价值尺度否定新人的突变行为，这种简单道德价值观念评判固然能满足普通读者的审美需求，而沉潜在问题背后的矛盾性就被遮蔽了。然而我们还是能够从这首青春颂歌中，间或隐约地听见一种与嘹亮的旋律不相谐调的、异样的声音。随着80年代中后期社会改革浪潮对思想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全面冲击，这种变调更加凸显。很显然，悄然滋生于务实求变的文化心态层面的迷茫纷乱的矛盾情绪使得这一时期青春颂歌不再那么单纯透亮。当然，这种矛盾情绪掺杂着几许迷茫、几许犹疑、几许困惑，却又不舍不弃奋发进取、务实求变的厚重品质。这发生在务实求变的心态文化层面的纷乱情绪，与务实求变的文化心态割不断、理还乱，它既是对务实求变心态的不断延续，又是对传统价值观单纯性的决然背离。

1987年贾平凹《浮躁》对这类情绪给予细腻的剖析，金狗和雷大空是作家笔下时代浮躁情绪的载体，贾平凹一方面对改革者金狗冲出州河奋进的精神大加肯定，同时敏锐地挖掘出金狗、雷大空精神世界固存的浅薄、狭隘、愚昧、刁钻等不良习性，深刻地指出封闭保守的农耕文明是滋生小农经济不良陋习的土壤。在社会体系新旧更替之际，金狗等人物性格中躁动不安的情绪亦是作家文化心态的投影，作家沉思着、渴望着从浮躁中平静下来。写完《浮躁》后的贾平凹大病一场：“我希望世界在热闹，在浮躁，在急躁地变幻时髦，而我希望给我一间独自喘息的孤亭。”

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文学逐渐过渡进入第二个时期即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多元时期，作家文化心态日趋呈现斑驳复杂的状态，既有废都废土的文化心态，又有缅怀、眷恋、竭力超越的文化心态，颓废无奈与怀旧复兴、消极解构与积极建构等矛盾心态交错叠加，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90年代贾平凹的“古都三部曲”(笔者对《废都》、《白夜》和《土门》三部长篇的命名)堪称是“废都文学”的代表之作。’《废都》(有人认为1993年是《废都》年)概括出弥漫于世纪末华丽而颓废的情绪，西京著名作家庄之蝶“活得泼烦”，面对飞速变化的社会无所适从，挣扎、游戏于事业、政治、商业、家庭等多座“废都”城池。当一座座“废都”沦陷后，性就成了他执著挣扎的最后一个领域，与唐婉儿的交往使得庄之蝶的性功能得到奇迹般的恢复，他把这当作疗救自我精神的救命稻草，在与诸多女性的性游戏中展开其生命启悟式的深思，保姆柳月对庄之蝶“毁灭我们”、“毁灭了你”的一番质问，彻底打破庄之蝶拯救精神的美梦。庄之蝶再次沉沦了，轰然倒在废都车站。这些颓废的人和事与颓败的城墙、失修的古庙、哀哀的埙音、拾破烂老头的歌谣交汇组合，呈现出具有极大象征意味的颓废意象。自然，这是远远胜于“僵死乐观”的“活人的颓唐”。

第四篇：校长在长篇小说《唐家庄》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校长在长篇小说《唐家庄》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陈校长在赵国栋长篇小说《唐家庄》

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老师：

今天，大家不畏严寒，带着关心，带着热情，莅临我校，参加赵国栋同学长篇小说《唐家庄》创作座谈会。在此，我代表周至中学全体师生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

谢！

赵国栋同学就读于我校高三级班，他在紧张繁忙的学习之余，潜心创作，勤耕不辍，把复杂的思想情感变成文字，把悲痛辛酸的少年生活付诸笔端，历时一年之久，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唐家庄》。《唐家庄》里演绎着悲喜交加的人生戏剧，《唐家庄》成就了赵国栋文学创作的梦想，《唐家庄》启迪人们对如何构建和谐家庭的深沉思考。好范文版权所有

赵国栋同学是我校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棵幼苗，这棵幼苗之所以能够茁壮成长，离不开二曲大地深厚的文化艺术积淀，离不开文学道路上各位园丁对他的关心呵护，离不开母校老师的辛勤培养。我校自创建以来，不但注重教给学生文化知识，更注重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奋飞文学社和写作兴趣小组活动频繁，《周中报》及《奋飞》校刊历久不衰好范文版权所有，文学园地，人才辈出。五十年代末期毕业的周明校友，六十年代毕业的文兰校友，还有在座的倪运宏、张兴海校友，八十年代毕业的、现任《中国公安报》主编的刘元林校友，九十年代曾获“全国十佳文学少年”并被南京大学破格录取的孙卫卫校友，他们在文化艺术战线上所取得的成就，令众人瞩目，令母校自豪。本学期我校语文组资深高级教师李舟水把他上高中以来创作的多首旧体诗，经过整理，选取首辑录成册，取名《杏坛吟草》；语文组张军堂张军堂老师对年春节晚会对联进行分析整理，编辑成《春节晚会对联赏析》一书；连同赵国栋同学的长篇小说《唐家庄》的正式出版，标志着我校校园文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召开赵国栋同学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目的是让国栋及更多的文学爱好者听取各位著名作家的真知灼见，能感受到各级领导和文化界同仁的深切关怀，通过这个座谈会能使国栋同学的小说创作进入一个新境界，使我校校园文化建设进入到一个新层次。好范文版权所有

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最后，最后预祝大会胜利召开。

谢谢大家！

第五篇：长篇小说征稿启事[范文模版]

长篇小说征稿启事

近来，有不少朋友问小编如何写长篇小说征稿启事，那么，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收集的长篇小说征集启事，供大家阅读参考。

xx市作家协会文学创作xxx(对外也称作“全国文学创作xxxxx”，以下简称xxx)常年推出长篇小说征稿出版活动，在全国范围征集优秀长篇小说稿件。

一、宗旨

xxx竭力扶持具有发展潜质的青年作者，发现和出版他(她)们的优秀长篇小说，为他(她)们赢得文坛、媒体和广大读者应有的关注提供有力支持，同时为他(她)们今后的创作和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xxx致力于中国原创文学的繁荣发展，努力打造集聚高端文学人才和发掘优秀作品的服务平台，使xxx逐步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学创作孵化基地。

二、作品标准

(一)作品内容健康，有思想深度;

(二)作品视角新颖，感受独特;

(三)作品有较高的艺术水准。

三、出版和推介

被xxx选中的优秀长篇小说，由xxx和国内出版社合作出版，作者将成为xxx注册作家。xxx对注册作家长期提供推介宣传(包括向文学杂志社推荐作者其他作品)、版权代理等服务，为作者提供必要的发展条件，促进其更好的'发展。

四、作者报酬

作者按(图书定价)×8%(版税率)×印数=获得版税。

五、其它具体情况详见以下《图书委托出版合同》。

联系电话:xxxxxxxxxxxxxxx

联系时间:9:00-17:00(周一至周五)

联系编辑:冒祖开

联系地址:xx市xx路xx号(作家协会文学会馆二楼)

邮政编码:xxxxxxx

来稿信箱:图书委托出版合同

甲方(著作权人，委托方): 地址:

乙方(xx市作家协会文学创作xxx，受托方)地址:xx市巨鹿路xx号 邮编xxxxxxxxx

xxxx·xxx品牌隶属xxxx出版社旗下，定位于女性阅读。以“创造最有收获的阅读”为目标，致力于发展华语原创女性文学，力求打造最优质的女性阅读品牌。目前已成功出版xxxxx等优秀都市青春类作品。

我们争取优秀知名作者的同时，也致力于挖掘新人作者，只要您的作品优秀，我们都将一视同仁尽力包装，用心宣传，从xxxx年1月起，xxxx·xxx出版的所有作品将在月发行量达两百万册的《xxxx》上彩页宣传，并选录优秀作品进行连载，力求打造最耀眼的女性文学新星。

xxxx出版社xxx编辑室现面向社会征稿，征稿具体要求如下:

都市言情类

要求:浪漫的都市言情故事，以爱情为主线，职场，高干，纯爱，豪门，网游，商战，娱乐圈等等题材皆可，以浪漫唯美为主，要求年轻时尚，个性鲜明，题材新颖，文笔优美，故事干净利落，不拖沓。

合适读者群:20岁到30岁

字数:15万字以内。

青春校园类

疼痛青春:青春中的情感经历，包括亲情友情爱情，反映青葱里的爱恨悲欢，刻在少男少女心头深深浅浅的伤口，可以贫嘴，可以调侃，但基调偏向悲伤虐心，不可太多阴暗，要求情节曲折，不能太过空洞，以辞藻堆积文字，题材新颖。

温暖青春:包括网络搞怪，夸张搞笑，以及温情唯美等风格，特点是给人温馨有爱的阅读感受，反映绚丽多姿的校园生活，领悟，感怀，成长，可以有一些小伤感，但整体是暖色调，健康向上。

残酷青春:描写校园中一些“问题”少男少女的故事，抒写青春的热血，叛逆，张狂，脆弱，渴望爱和被爱的内心，不能太过血腥暴力，立意深刻，反映内心要有一定深度，情节有张力，但不能为虐而虐，结局发人深省或是给人以警醒，不能太过阴郁沦丧。

合适读者群:14岁到20岁

字数:12万以内

投稿须知:

1.作品类型(青春，都市)

2.字数(是否已完稿，若尚未完稿，预计字数及预计完稿时间)

3.连载状况(是否在网络上连载、是否加入网站VIP，连载地址)

4.作品简介(内容介绍、尽量控制在五百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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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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