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边塞诗中的征衣与闺情

第一篇：唐朝边塞诗中的征衣与闺情

唐朝边塞诗中的征衣与闺情

欧敏

（安庆师范学院

文学院

11级汉语言1班

010111037）摘要：示之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意象寄寓了诗人的情感，运用意象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中常用的一种创作手法和表达方式。征衣作为具体的生活的物象，寄托了征人和思妇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多样情感。征衣在唐代边塞诗中大量出现并成为征人思妇寄托情感的媒介，表现征人思妇情感的闺情题材是唐代边塞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边塞诗 ；征衣；闺情

一、征衣意象的概述

征衣即旅人之衣，唐代岑参《南楼送卫凭》诗“应须乘月去，且为解征衣”；或为出征将士之衣，唐代赵嘏《送李裴评事》诗“塞垣从事识兵机，只拟平戎不拟归。入夜笳声含白发，报秋榆叶落征衣”；也泛指军服，如“粗布征衣常补绽，自煮瓜果充粮食”。征衣有时也用捣衣替代，捣衣一般是为了给远行的人赶制寒衣，多于秋夜进行。“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月下捣衣，风吹砧声，凄冷的砧杵声又称“寒砧”，诗人往往用它来表现征人离妇、相思别绪的惆怅心情。思妇们在进行捣衣这种机械重复的劳作之时，她们有足够的时间用于思念远离家乡的亲。征衣经常被用来表达将士们的边塞生活之苦和闺中少妇的无限思念之情。正因为这些原因，捣衣的动作和与之相关的清砧的声响，成为古典诗歌中“思妇”主题下最为常见的意象之一。“征衣”“砧衣 ”、“捣衣(捣练)”这一系列意象，很多学者认为它是用来表现闺怨闺思的，是唐代闺怨诗中特别重要的一个意象，是一种悲凉情绪的载体。它承载着思妇的精神苦难，具有厚重的情感意蕴。它往往与“月亮”“思妇”同时出现，寄托着思妇的相思爱恋之情，如“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李白《子夜吴歌》)。

二、征衣传达思妇的闺情思想

“官家亦自寄衣去，贵从妾手着君身。高堂姑老无侍子，不得自到边城里。殷勤为看初着时，征夫身上宜不宜”(张籍《寄衣曲》)，征人常年征战不归，思妇思念着他们，而由中原远寄的征衣则成为传达思妇幽怨哀婉情感的载体，正如任文京先生所说：“官衣虽可御寒，但它不会引起征夫感情的共鸣，而出自闺妇之手的衣服不仅可以御寒，还能让征夫感到闺妇感情的温暖。闺妇正是要通过这件衣服唤起征夫的思恋之情。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李白《子夜吴歌

秋歌》 秋月皎洁的长安城一片明亮，家家户户传来捣衣的声音。砧声任凭秋风怎么吹也吹不尽，声声总是牵系玉关外的亲人。什么时候才能把敌人平定？这样，丈夫就可以结束漫长的征途了！视觉意象的空明辽阔、听觉意象的恢弘共鸣，无人能逃脱这支缠绵悱恻、弥天塞地的乐章。吹不尽的秋风从远古吹向未来，千百年间风中传送着同一种情感：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这是所有思妇共同的心声，日日夜夜、无时无刻不期盼着与远方的征人团聚，而这万千的情愫只能通过捣衣声来排解和寄托，寄过去的不仅是征衣，更是思妇对征人深深的思念之情。当缝制好征衣后，需要寄出去，那么这件充满情意的征衣，能否顺利寄出去呢？

秋天一夜静无云，断续鸿声到晓闻。

欲寄征衣问消息，居延城外又移军。

——张仲素《秋闺思》 秋天的夜晚是宁静的，但那断鸿声叫得人心都碎了，彻夜难眠直到天亮，思妇整晚都在挂念在居延城外的征人„„正当秋季，夜晚更是寒冷，你那里应该比这里还要冷吧？已经准备好了御寒的棉衣，可是我该往哪里寄呢？打听好了消息，可是你却行军不定，不知道又移军到哪里去了！思妇做好了征衣，想要寄给远方的征夫，可“征客近来音信断，不知何处寄征衣”（唐·张纮《闺怨》），这件征衣何时才能寄出去呢？这种牵挂与担心何时才能结束？恐怕只有征人穿上衣服的那一刻才能结束！难道要思妇每日每夜对着征衣哭诉吗？更让人担心的是音信断绝，征人现在身在何处？是死是活？也许，妻子日夜思念、在梦里苦苦寻觅的年轻而又英俊的夫君早已“白骨已枯沙上草”，可“春闺人”却还是“家人犹自寄寒衣”(沈彬《吊边人》)。

征衣无处寄得时候，思妇们忧心忡忡，那征衣寄出去了，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应该不用担心了吧？

夫戍边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

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

——陈玉兰《寄夫》 诗中写到思妇因西风渐起，想到了戍守边疆的夫君，一入秋就赶制冬衣，惟恐飞霜时节自己的亲人遭受严寒之苦。在寄出去征衣后又开始担心远在边疆的丈夫能否在天气变冷之前收到。“西风吹妾妾忧夫”，西风吹在自己身上，首先应该自己感到寒冷，但是诗中的思妇首先想到的却是自己的夫君，担心他是否穿已经穿着寄去的征衣了，能否抵抗寒冷的西风？“一行书信泪千行”，这其中包含了思妇沉甸甸的情愫，太多思念、太多担心，情到深处不能自已，于是满行泪水流了下来„„西风凄紧，寒到君边，征衣有没有穿在你的身上呢？思妇希望的是“征衣未寄莫飞霜”（张仲素《秋夜曲》），用“未得寄征人，愁霜复愁露”（刘长卿《月下听砧》）来形容此时中的思妇一点也不为过！

唐武宗时边将张揆，戍边十余年未归，其妻侯氏缝制征衣并写诗一首，将其绣成龟形献给皇帝。“睽离已是十秋强，对镜那堪重理妆。闻雁几回修尺素，见霜先为制衣裳。开箱叠练先垂泪，拂杆调砧更断肠。绣作龟形献天予，愿叫征客早还乡。”龟”同“归”谐音，闻雁修书，含蓄表达了妻子对丈夫的思念以及盼望团聚的情感，强化了征衣表达闺情的意蕴。

三、征衣传达的征人闺情思想

思妇借征衣抒发思念之情，征人睹征衣也思念着家人。“关山万里远征人，一望征衣泪满巾”(柳中庸《凉州曲》)，从征衣的角度反衬长期征战带给征人的思乡之情，当看到从家乡寄过来的征衣后，内心有块地方被触动了，泪水不自觉地留下来。“陇月尽牵乡思动．战农谁寄泪痕深。金钗漫经封侯别，劈破佳人万里心。”(沈彬《塞下三首》其二)征人出征时想像着“来时父母知隔生，重著衣裳如送死”(王建《渡辽水》)的死别．想象着家中妻子“絮时厚厚绵纂纂。贵欲征人身上暖。愿身莫着裹尸归，愿妾不死常送衣”(王建《送农曲》)的期盼。

征衣，传着温暖的同时，也传达和寄托了思妇对征人的思念之情。同时，当征人收到衣服后，穿在身上，感受到温暖、感受到了其中的思念之情，同时也引发了征夫的思念之情。征衣这一意象在唐代边塞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征衣成为唐代边塞诗中观照长期征战离 乱中征人思妇心理与情感的独特视角。

参考文献：

[ 1]李白．李 白集 [M ]．张瑞君，解评 ．山西：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

[ 2]贺新辉 ．全唐诗鉴赏辞典 [M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4 ．

第二篇：唐朝边塞诗中的悠悠

唐朝边塞诗中的悠悠“楼兰”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

吴跃

唐朝边塞诗中的悠悠“楼兰”

—唐边塞诗中的楼兰意象分析

摘要：边塞诗的产生，与古代边塞、人们的边塞观念、古代国与国之间在边塞地区发生的战争等政治、军事斗争密切相关。边塞诗到唐朝才是进入了它的一个黄金时代。本文作者通过阅读唐诗发现在唐代的边塞诗中“楼兰”这一个意象频频出现。本文通过对《全唐诗》的文本分析以及数据统计，得出了楼兰的具体出现频率以及其他古代地名的出现频率。在查阅了相关书籍以及历史典籍后本文重点从汉家情结、尚武精神、地理因素三个方面进行探讨研究。

关键词：唐朝

边塞诗

楼兰

引言：唐朝是一个令我们怀念的时代，不仅是那辽阔的国土，高度发达繁荣的农业经济，令我们心驰向往的文治武功，还有那些让我们无法忘怀的唐诗。唐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有初唐四杰的开辟一代新诗风，有李白的绚烂浪漫，更离不开的是边塞诗的波澜壮阔，豪迈壮阔。我一直都认为边塞诗才真真正正地反映了大唐气象，有盛唐的豪迈，更有边塞闺怨诗的哀婉缠绵„„„边塞诗是唐代诗歌的主要题材，是唐诗当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一部分。一些有切身边塞生活经历和军旅生活体验的作家，以亲历的见闻来写作；另一些诗人用乐府旧题来进行翻新的创作。参与人数之多，诗作数量之大，为前代所未见。其创作贯穿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其中，初、盛唐边塞诗多昂扬奋发的格调，艺术性最强。文人普遍投笔从戎，赴边求功。正如杨炯诗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王维诗句“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城。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岑参诗句“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丈夫一英雄。”

而我们在边塞诗中又可以发现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很多边塞诗人的著作中经常会闪现的一个意象—楼兰。根据我对全唐诗的统计，其中大约共有132位左右的唐朝诗人写过边塞诗，而其中又有五十位的诗人只写过一首或两首的边塞诗。而在那八十多位“主业边塞诗人”中又有大概32位诗人的著作中

出现过“楼兰”这一意象，而且伴随着楼兰意象同时出现的是一个意象“傅介子”。李白、岑参、孟郊、杜甫、虞世南、陈子昂等唐朝伟大的诗人也多次写到楼兰、傅介子。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其有趣乃至诡异的现象。我们知道唐朝其实是一个边患极其严重的王朝。根据《中国历史图集》的记载，初唐盛唐之时唐朝四周的少数民族政权就有东北部靺鞨，北部的突厥回纥，西南的吐蕃南诏，西部的党项羌、高昌、吐谷浑、焉耆、龟兹、疏勒、于阗。至于中唐乃至晚唐之时，边患就益加严重，突厥占据北部，而吐蕃则完全占据了唐朝的西域之地。然而在《全唐诗》中高昌大约出现4次，吐谷浑出现了3次，龟兹出现出现9次；而对唐朝威胁最大的突厥在在边塞诗人的著作中仅仅出现过一次，相对而言匈奴却出现了四五十次;而最终占据西域的吐蕃竟然一次没有出现。而楼兰这个国家在唐诗中出现却是极其的诡异。根据《汉书》的记载，元凤四年，大将军霍光白遣平乐监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告谕以：“王负汉罪，天子遣我诛王，当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汉者。汉兵方至，毋敢动，自令灭国矣！”作为一个远在西汉就被灭掉的国家，却在唐朝的诗中高频率的出现。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回味的一个问题。而且当我们仔细的分析这些带有“楼兰”意象的诗句我们会发现另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作品中出现楼兰的边塞诗人遍布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而且初唐的郑愔的《塞外三首》中的“楼兰”有种悲壮之风，高适的“马蹄经日窟，剑术指楼兰”岑参的“浑驱大宛马，系取楼兰王”前年斩楼兰“，这些哪一个不让你心动；盛唐李白的“挥斥斩楼兰，弯弓射贤王”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明赦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都流露出一种令人热血沸腾的豪迈。中唐的颓败抹不掉孟郊“拟脍楼兰肉，蓄怒时未扬”的愤慨，擦不去张仲素的“功名耻计擒生数，直斩楼兰报国恩”。一个“意象”在一个王朝的鼎盛时有种好壮的含义毫不意外，意外的是它能一直保持这种蓬勃的生命力。那为何作为西汉时代的一个食物的它能够在唐朝边塞诗频频出现。我猜想可能是因为以下几点：

一，浓郁的汉家情结

其实我们仔细的想想，作为唐朝北方最大边患的突厥在边塞诗中却仅仅出现一次，而作为西汉北方主要边患的匈奴却出现了五十次左右。西部的吐蕃竟然一次没有出现，而楼兰却在三十多位的边塞诗人的著作中出现。如果我们对《全唐诗做个统计我们便会发现些端倪，“卫霍”、“霍骠骑”“霍将军”等竟出现近百次。

这在唐代边塞诗中常常出现的汉家人物、汉家事迹并不是一种简简单单的修辞手法。这种弥漫在边塞诗中的浓郁的汉家情结是一种历史、现实与理想的百般纠结和糅合。唐朝诗人对汉代的这种情有独钟是有原因的。汉唐是中国历史上两个强大的王朝。地理上，两个王朝都是定都长安。而且西汉北部有强大的匈奴不断南下侵扰，在西部也有西部国家的侵扰，通往西部的通道也是异常的脆弱。对应的唐朝的北部也有不断南下的突厥，西部有高昌等西戎的侵扰。但是西汉的青藏高原区域却是比较安静的，而唐朝的青藏高原上却有迅速崛起的吐蕃。吐蕃在中晚唐俨然已成为唐朝最严重的边患。面对社会现实的问题，由于对边塞战争的关注忧虑，边塞诗人很自然的会追忆起汉代的边塞。而且这种对汉代的追忆和回念决不是一个人的一时冲动，而是弥漫在整个时代的边塞诗人的理性思考中。唐代的边塞诗人常常在诗中提到汉代的英雄人物，李广、卫青、霍去病、傅介子，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呼唤一种英雄精神。唐代的诗人在写到汉代人物的时候不仅仅是在寻找一种素材而是在寻找一种历史精神。我们可以看一下南北朝的诗人吴均的《入关》“羽檄起边庭，烽火乱如萤。是时张博望，夜赴交河城。马头要落日，剑尾掣流星。君恩未得报，何论身命倾。”这里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吴均的简历，根据《梁书》的记载，家世寒贱，至均好学有俊才，荐之临川靖惠王，王称之于武帝，即日召入赋诗，悦焉，待诏著作，累迁奉朝请。一个生活在帝王旁边的人，一个没有铮铮铁骨的边塞诗人无法写出真真正正的边塞诗。我们能在吴均的诗里发现汉代的英雄博望侯张骞的影子，可是我们应该能够感觉的出里面的张骞只是被用来作诗。我们无法从中感觉到丝毫的汉家情节和汉家气象。而唐朝的边塞诗人在作诗时，更多的是抒发一种浓郁的汉家情结，把汉代作为一个汲取精神财富的宝库。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曹康的《送康祭酒赴轮台》“分明会得将军意，不斩楼兰拟不回”。楼兰在这里绝不是一种简简单单的构成诗的一个意象，“楼兰”在唐代的边塞诗中被完美的融入其中，它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历史上的楼兰。唐诗使它变得有血有肉，我们完全可以从中感受到一股浓郁的想要喷薄而出的汉家气象，一种豪迈。

这种对汉家的独特的情结不仅使唐朝的边塞诗人们对汉家的英雄人物佩服十足豪气充盈，更使得他们对现实进行不断地反思。这种对汉家的怀念，绝不是个人的躲进小阁发思古之幽情，更多的是对现实进行反思，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

唐朝的诗人怀念汉家在边塞战争上的成就，决不是厚古薄今。更多的是阐发自己对边患关注。当然西汉尤其在汉武帝后对待边塞的强硬和边塞战争不断胜利给唐朝的边塞诗人带来很大的触动。现实的边塞战争失败使得这些边塞诗人把目光投向西汉，所以“楼兰”的出现正是唐朝边塞诗人对汉朝功绩的向往。于是在现实的刺激下，唐朝有个很有特色的现象—唐朝文人投笔从戎之数极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潮流。杨炯提到“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崔睇写到“一朝弃笔砚，十年操戈戟”。高适在《塞下曲》中也曾说“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李白曾写道“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杜甫也发出过“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的呐喊。王维也曾提到，岂学学生辈，窗间老一经„„等等这些一系列的诗歌表明了唐代边塞诗人对边塞的高度的责任感，体现那浓郁的汉家气象，他们积极出塞，渴望建功立业。而现实是唐武德初的突厥不断侵扰，李渊被迫与其签订合约。太宗时虽在一定程度上击败了突厥。可是另一个巨大的危险却在西部崛起，虽然李靖在太宗时承重打击了吐蕃。可是安史之乱之时，吐蕃却乘机出击，连续占领凉州、瓜州、沙州、甘州、河州、兰州等等。唐朝西去之路被彻底堵塞，这使得对西汉极度认同的唐朝的边塞诗人们无法避免的想到“楼兰”。想到那个也曾堵住西汉西去之路的楼兰。可是楼兰最终被西汉所灭，河西走廊又回到西汉的掌控之中。因此他们当然会怀念汉代的英雄，怀念擒获楼兰王的傅介子，渴望便将能像傅介子一般擒获楼兰王打通西去之路。

二，北方尚武精神的影响

再者除了历史文化因素外，地域文化的影响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在唐朝的边塞诗人中我们能够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唐朝的“专业”边塞诗人大概有132位，北方籍的诗人大概有89位，南方籍的大概有43位。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 “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载》、《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 钟、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气为奸，不事农商，自全晋时，已患其剽悍，而武灵王又益厉之。故冀州之部，盗贼常为它州剧”。然后在《隋书》中，安定、北

地、上郡、陇西、天水、金城，于古为六郡之地，其人性犹质直。然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穑，多畜牧，无复寇盗矣。雕阴、延安、弘化，连接山胡，性多木强，皆女淫而妇贞，盖俗然也。平凉、朔方、盐川、灵武、榆林、五原，地接边荒，多尚武节，亦习俗然焉。河西诸郡，其风颇同，并有金方之气矣。北方由于靠近草原文明，是中原文明与草原文明对抗的前线，这使得北方尚武风气盛行，民风彪悍，与南方的婉转缠绵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北方特有的尚武风气对对诗人的影响是其他区域难以企及的。《张肃珪墓志铭》中称“朔调之地，北近林胡。俗皆止戈，人多弃笔”。等等一些东西我们都能看出北方这种尚武之气影响之大。在这种浓烈的社会氛围中，边塞诗人们耳濡目染，于是尚武慕侠、投笔从戎也会成为他们必然会选择的一种人生道路。于是唐朝的边塞诗人们的大部分都有真真切切的边塞经历，这种经历也是的很多南方的边塞诗人文风大转。如《唐才子传》提到崔颢“晚年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桓，说尽戎旅”。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到辽西后写下的《辽西作》燕郊芳岁晚，残雪冻边城。四月青草合，辽阳春水生。胡人正牧马，汉将日征兵。露重宝刀湿，沙虚金鼓鸣。寒衣著已尽，春服与谁成？寄语洛阳使，为传边塞情。如果没有到过边塞绝写不出这么有边塞气息的诗。这一点我们可以和南北朝的诗人做一下对比，徐陵的《陇头水》 陇头流水急，水急行难渡。半入隗嚣营。傍侵酒泉路。心交赐宝刀。小妇裁纨素。欲知别家久。戎衣今已故。一个没去过边塞的人写出的边塞诗怎么可能有那种真真正正的边塞气息，其中有的只是一种题材而已。只有这种真真切切的边塞经历才能让诗人们真真切切的感受边塞，感受边患。才会让他们写出深刻反映边塞的边塞诗，这样才会使“楼兰”在唐朝边塞诗中频频出现。

三，地理因素的影响

于是导致“楼兰”在唐诗频繁出现的另一个原因也出现了，那就是一系列的地理因素使然。边塞诗的产生，还与战争中的一种特殊形式———要塞战有更为直接的联系，而要塞一般都处于一国之边陲。所以边塞的地理因素就显得十分重要。我们从《中国历史图集》中可以发现一系列的高山深渊给唐王朝提供了非常天然的保护层。虽然四周少数民族政权极多，可是由于高山或深水的阻挡，他们寇犯唐朝的路径却只有那么几个方向。向东部的高丽、新罗对于唐朝的威胁极小，又有鸭绿江的阻挡。而南方的南诏等部也没那个实力去侵犯大唐。而对于大唐威

胁较大的突厥由于阴山和贺兰山的阻挡只能借道河西走廊寇犯唐朝。而在青藏高原迅速崛起的吐蕃由于横断山脉的阻拦，无法东进，他们寇犯大唐的唯一路径就是经凉州、瓜州的河西走廊。根据《旧唐书》的记载，“二年二月，始毕帅兵渡河，至夏州”“ 四年四月，颉利自率万余骑，与马邑贼苑君璋将兵六千人共攻雁门”“ 七年八月，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道自原州，连营南上”“ 八年七月，颉利集兵十余万，大掠朔州，又袭将军张瑾于太原”“ 九年七月，颉利自率十余万骑进寇武功，京师戒严”“ 引兵入朔州，扬言会猎”“ 长寿二年，率众寇灵州，杀掠人吏”“ 中宗即位，默啜又寇灵州鸣沙县”“ 文明元年，又寇朔州”。根据这些记载，然后结合谭其壌的《中国历史大图集》，我们能够发现突厥的进犯路径便是经由西域。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吐蕃—中晚唐最大的边患—的进犯路线，据《旧唐书》，“遂进攻松州”“ 上元三年，进寇鄯、廓等州，杀掠人吏”“ 久视元年，吐蕃又遣其将趋莽布支寇凉州，围逼昌松县”“ 其年九月，吐蕃大将悉诺逻恭禄及烛龙莽布支攻陷瓜州城”“ 明年秋，吐蕃大将悉末朗复率众攻瓜州”“甘州、凉州又陷入寇”。安史之乱之时，吐蕃又乘机出击，连续占领凉州、瓜州、沙州、甘州、河州、兰州等等。唐朝在西域的领土尽失，而且失去了西去的路径。这样使得边塞诗人关注的焦点无法避免的落到西部去。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唐诗中的“楼兰”频繁出现了。他们渴望出现卫霍、傅介子式的英雄解决西部的边患。这种地理的因素逼着他们去关注西域，而且大部分的边塞诗人游边的地点大部是在灵州、朔州等河西走廊区域。我们可以统计一下《全唐诗》，位于西域的玉门在全唐诗中出现了45次，陇山出现了29次，阳关出现了49次，酒泉出现29次，雁门出现49次；而处于东北部的营州仅仅出现6次，幽州也仅仅出现了15次而已；南部的“南诏”也仅仅出现了9次。作为唐代最关注边塞情况的一个群体，边塞诗人能够明晓国家的真正的边患在哪个方位。而西北部由于频频受到突厥、吐蕃等西域诸国的侵扰必然会成为边塞诗人关注的焦点。当然我们就不会难以理解“楼兰”为什么频频出现。

从一个诗人的作品中我们会发现他的心理，从若干诗人的作品中，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时代的心理，而这个时代的心理恰恰也是一个民族的心理，这种心理又与时代精神紧密相连、息息相关。边塞诗人们考虑民族、国家和边塞的安危，对社会现实的忧愁、高度的责任感，使得他们尚武崇侠、积极地出塞渴望建功立业。

而现实与历史的巨大反差又使得他们拥有浓郁的汉代情结，但这种汉代情结决不是厚此薄彼，而是对现实的一种责任感。面对日益严重的边患他们怀念汉家功业，崇拜汉家英雄，就是渴望能够为国立功边塞。“楼兰”的出现又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诗人们的心理。

参考书目：

1.《全唐诗》，《全唐诗》，黄钧等校注，岳麓书社1998年出版 2.《中国历史大图集》，谭其壌主编;〉 3.《唐才子传》

4.《旧唐书》、《新唐书》中华书局出版 5．《隋书•地理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三篇：唐边塞诗中的思乡情怀

唐边塞诗中的思乡情怀

张秀菊

（河北大学 文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0）作者简介：张秀菊（1987-），女，河北秦皇岛人，河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

摘 要：唐代边塞诗研究是唐诗研究的一个热点，而思乡情怀与驻守边塞的结合更是给边塞诗增添了特别的魅力。士卒们远离家乡，驻守边塞，面对边地的艰苦环境，思乡情怀油然而生，诗人们正是抓住了这一特殊的情感体验，或是设置意象表达士卒们的思乡之情，或是通过思妇与士卒之间的相思情感传达思乡之感，或是描写边地的艰苦环境来衬托士卒们的思乡之苦。身在边地，建功立业的豪情与思念家乡的情怀形成了矛盾冲突，使得边塞诗中戍边将士的思乡情怀别具特色。

关键词：唐代；边塞诗；思乡情怀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战争总是相伴而生，从古至今，大大小小的战争不计其数，或正义，或非正义，总之无论哪个朝代，战争都不可避免，那么与之相应而产生的就是边塞诗了。作为古典诗歌中重要的诗体类型，边塞诗创作渊远流长，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其他诗体种类相比，边塞诗表现的往往是戍边守土的政治军事行为，它关系到国家民族的荣辱存亡，因此比普通的聚散离合、伤春悲秋的情感更加牵动人心。而唐代的边塞诗更是诗歌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独特的魅力与价值受到众多的学者的关注，从而成为研究的热点。

在边塞诗研究领域中，众多学者都关注于边塞诗中的战争场面描或是异域风景，而较少关注戍边将士们的内心情怀，实则，戍边将士们的情怀也是边塞诗中的特色。将士们背井离乡，常年征战，驻守边疆，夜深人静之时，孤独幽寂，自然思念远在家乡的亲人，思乡之情便悠然而生。在这种思乡情结的感染下，边塞诗中便出现了众多以表现将士们思念家乡与亲人为题材的作品。诗人们或是借助特有意象传达思乡之情，或是通过闺中思妇之口表达思念家乡之感，或是通过描写边地的艰苦环境来表达自己的思乡之苦。总之，诗人将边塞主题与传统的思乡怀亲主题完美结合，从而赋予了传统的思乡怀亲主题以特殊的意义，也使边塞题材作品更具人性化、生活化。

1通过意象表达思乡之情 “意象”是诗歌创作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诗人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借景抒情，托物言志，而 “景”和“物” 即为客观之“象”，“情”与“志”，即为主观之“意”，“象”与“意”的完美结合，也就形成了“意象”。使用意象是诗歌中常见的写作手法，每种意象都常被诗人赋予特殊的意义，从而传达出内心的情感，例如我们见到明月，就会想到思乡；看到孤飞的大雁，则会产生漂泊之感；看见落花，则会联想到年华易逝、青春不再。从这个层面来说，意象既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又是诗人审美创造的结晶和情感意念的载体。而到了唐代，意象在诗歌中的使用就更为普遍了，在唐代边塞诗创作中也就自然少不了意象的使用，诗人通过“月”“梦”“雁”等意象，来表达在外将士们的思乡之情。

首先，在唐代边塞诗中较多使用的就是“月”这个意象，诗人在诗歌当中借月来抒发将士们的思乡怀亲之情。月是故乡明，自古以来，月亮便被赋予了思乡、团圆的文化意蕴。每到月圆之夜，在外游子便会更加思念自己的家乡，所以“月”总是和思乡联系在一起，文人们也往往借“月”来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在唐代边塞诗中，“月”的意象更是频繁出现，如“塞月”、“胡月”、“边月”、“关山月”、“汉月”、“寒月”等等，均是通过边塞之月来表达士兵们的思乡之情。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写道：“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沙似雪”、“月如霜”，雪与霜本就是清冷之物，诗人用霜来形容月，可见此时的凄苦心境，在这样凄凉的夜晚，征人们自然是思念家乡，企盼回家之日了。

第二，“梦”意象的使用。梦，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现象，它所具有的短暂性和随意性给其带上了一种神秘的色彩，自古以来就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并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逐渐衍生成一种文化。当人们的心愿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得到实现时，人们往往将希望寄托到梦境上，通过在梦境中描绘美好的图景来抚慰自己的心境，从而达到一种心灵上的安慰。在唐代的边塞诗中，诗人也常常写到征人的梦，在梦中，征人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这种梦境的描写，正是突显了征人对家乡的思念。岑参的《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写道:“闻说轮台路，年年见雪非。春风曾不到，汉使亦应稀。白草通疏勒，青山过武威。勤工敢道远，私向梦中归。”诗中描写了边地的恶劣环境，年年飞雪，春风不到，汉使稀少，致使将士们的思乡情怀无法排解，不能借助汉使来传达信件，而与家中失去联系，无奈之下，将士们只能把思乡之情深埋心底，将与亲人的重逢寄托在梦中。现实中，将士们戍守边疆，为国效力；梦境中，将士们回归家乡，与亲人团聚，这种现实与梦境的强烈差别，也正突显了征人们的思乡情怀。

第三，“雁”意象的使用。大雁是一种候鸟，南来北往，严格按照季节变化进行，秋天南飞，春天北征，一来一往，从不失信。韩愈有诗《鸣雁》说道：“嗷嗷鸣雁呜且飞，穷秋南去春北归。”孟浩然《早寒江上有怀》：“木落雁南飞，北风江上寒。”由此可见，大雁的生活是十分有规律的，南来北往，成群飞翔，那么征人们看到这南来北往的大雁，又有何感想呢？自己身在军中，不能回乡，只能望着这来往的大雅，寄托自己的思想之情了。高适的《登百丈峰二首》其一：“朝登百丈峰，遥望燕支道。汉垒青冥间，胡天白如扫。忆昔霍将军，连年此征讨。匈奴终不灭，寒山徒草草。唯见鸿雁飞，令人伤怀抱。”诗人登上百丈峰，俯视着塞外风光，想到的是历史旧事，霍将军在此连年征战，匈奴却终年不灭，见到往来的大雁，不觉感从心生，而这感伤不只是诗人的感伤，也是在外征人的感伤。征人们常年在外不得回归，那么当他们也望着这来来往往的大雁的时候，心中不免怅惋，希望自己也能像大雁一样，可以回归故里，与家人团聚。

意象的运用是诗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诗人正是通过在边塞诗中运用这些容易引起人们思乡情结的意象来表达征人们的思乡之情。月满而人缺，“月”意象的使用，将征人们的思乡之情明晰地展现在人们眼前，思乡之情油然而生；梦境虚幻，思乡之“梦”的出现，则是给不能归乡的征人们的一种精神慰藉；雁来雁往，能够按时回归驻地，这正是征人们的共同心愿。这几个意象的巧妙运用，使得征人们的思乡之情在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

2借思妇传达思乡之感

在唐代边塞诗中，除了那些洋溢将士们豪情壮志、爱国情怀的诗篇外，思妇形象的出现也是一个特色。丈夫出征在外，思妇独守空闺，对于远在边地的丈夫，心中不免担忧，担心丈夫的生死，企盼丈夫的早日归来，这种种闺中相思情感与边塞诗结合在一起，便带上了一种特别的色彩。在唐代边塞诗中，涌现出了大量描写思妇与征夫之间情感的诗篇，如“少妇城南欲断肠”，“闺中犹应愁未归”等等，都传达了思妇们的情感，而这种情感从侧面反映出了征夫们有家不能回，不能与亲人团聚的心理。诗人或是直接以思妇形象抒写诗篇，借思妇对征夫的思念来反衬征夫们的思乡之感，或是通过征夫对闺中妇人的相思直接表达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唐代边塞诗中，诗人常以思妇形象结构诗篇，通过思妇对征夫的思念来反衬征夫对闺中妇人和家乡亲人的思念。王涯在《秋思赠远二首》中写道：“当年只自守空闺，梦里关山觉别离。不见乡书传雁足，唯见乡月吐蛾眉。厌攀杨柳临清阁，闲采芙蕖傍碧潭。走马台边人不见，拂云堆畔战初酣。”诗歌以思妇口吻自述，写出了一个魂牵梦绕、孤寂落寞的闺妇的心境。丈夫出征在外，自己独守空闺，睡梦之中，梦到了关山别离时的场景，斗转星移，日月如梭，却不见征夫传来消息，相思之情无法排解，满眼风景也无心欣赏，只因丈夫出征在外，报效祖国而不得回归。那么在闺妇思念征夫的时候，征夫又何尝不是也在思念闺妇呢？诗人其实正是借闺妇之口而说出了征夫们的心声。此外，有很多诗篇都写到了思妇们的梦境，“良人自戍来，夜夜梦中到。”（聂夷中《杂怨》）“梦见形容亦旧日，为许裁缝改昔时。”（刘希夷《捣衣篇》）“梦里分别见关塞，不知何路向金微。”（张仲素《秋闺思二首》）这种种梦境反映出了广大闺妇思念远人的复杂情感，也从侧面反映了征夫们对思妇们的思念。

诗人除了通过思妇对征夫的思念来反衬征夫们的思想之感外，也在诗篇中直接描写了征夫对闺妇的想念。对于普通士兵来说，奔赴战场，驻守边关，并非心中所愿，面对离家远别，征人们更加企盼的是能够回归故里，与亲人团聚，想到家中妻子的深深期盼，征夫门的思乡之情更多表现的是对家中妻子的思念。王昌龄的《从军行七首》(其一)写道“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这首诗委婉细腻地刻画出戍边士兵们独坐戍楼时的复杂心理，传达出征人久戍盼归、思乡怀亲的真挚情感。百尺城楼，黄昏时分，征人独坐在塞外的秋风中，吹奏《关山月》来诉苦，想象着闺中妻子的无限伤愁皆因自己的离家而生，心中也是无限怅惋。诗中写征夫想象闺妇的伤愁，其实就是在表达他对闺中妇人的思念，也就是对家乡的想念。这种思乡之情是委婉的，但却又是深沉的，为了保家卫国，征人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的亲人，远征万里，思念家乡之时，也只能吹奏那去《关山月》了。

闺怨与思妇情怀的诗歌总是给人一种缠绵的感觉，然而当它和边塞题材联系在一起后，所传达出来的就是更为深重的情感。征人们因为保家卫国而离开家乡，从而使的佳人独守空闺，相思之情便油然而生。同时，也正是由于战争的原因，使得征人们有家不能回，家书也是千金难得，那么思妇、思乡之感也就更为迫切，让人读之也就更为感伤，这也正是这类题材诗歌的感人之处。

3艰苦生活倍显思乡之苦

人们产生思乡之情时也往往与所处的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艰苦的环境更加能够激起人们漂泊在外的孤独感和思念亲人的的思乡之感。唐代疆域辽阔，边塞之地则是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在王之涣的《凉州词》中就写道“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用“春风不到”来形容边地风景，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到将士们的艰苦生活了。与此同时，士兵们的艰苦生活不仅仅是由于自然环境所导致的，还有一部分因素是来自于将帅们的苛刻对待。在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征人们便更加思念家乡与亲人了。

自然环境的艰苦促使士兵们怀念家乡的幸福生活。我们在解读唐代边塞诗的时候，给人印象最深的便是边塞诗大量、集中、夸饰地表现了边地苦寒与征戍的艰辛。李世民就在《饮马长城窟行》中形象地描绘了边地景色：“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塞外风景，非风即雪，河水结冰，气温低下，这是人们想到边塞之地后，脑海中所浮现出来的景象，这种环境对于那些由中原出征而来的士兵来说，定是难以适应的，那么在这种环境中生存、驻守，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岑参在《斌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描写了这样的景色：“赤亭多飘风，鼓怒不可当。有时无人行，沙石乱飘扬。夜静天萧条，鬼哭夹道傍。地上多骷髅，皆是古战场。”大风怒号，沙石乱走，夜静萧条，鬼哭道旁，相信任谁在这种环境中都会想念自己的家乡吧，于是便有了“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的凄凉。艰苦的自然环境，衬托出的是征人们的思乡之苦，出征在外，常年不得回归故里，本就让人伤感，再加之边地的艰苦环境，征人们的思乡之情就更加厚重了。

边地艰苦的自然环境本就使征人困苦不堪了，而将帅们的苛刻对待则更是加剧了征人们的生活。在唐朝的边塞战争中，“除了正义的安边战争外，也屡有侵扰异族、开拓边域和追求武功的非正义战争。安边战争史多得到唐人的支持，而不义战争往往引起人民的强烈反对。”（刘勇《唐代边塞诗中的思乡怀亲情感》）再加之朝廷的用人不当，将帅们视士兵性命为草芥，致使士兵们白白送命，高适的《燕歌行》一诗中就直截了当地揭露了军中苦乐不均的现实：“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士兵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将军们却是花天酒地，歌舞升平，强烈的对比与反差，让我们看到的是士兵们在前线的艰苦生活。这种情况下，士卒们自然想到了自我身世，“铁衣远戍辛勤久，玉著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征人征戍日久，与家人相见却是遥遥无期，思乡之情深切绵长。闺中妻子日夜思念征人，悲愁不已，柔肠寸断，征人更是望眼欲穿，思念家乡，寥寥数笔就将征人的思乡之感表现出来。同时在诗歌的最后，更是反映了征人们的心声，“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这一句呐喊更是指责了当今将帅们的残暴与无情。

无论是自然因素还是人为因素，都使得征戍士兵的生活十分艰苦。边地自然环境的描写，向我们展示了边地的极苦，让我们体会到征人们的生活不易；将帅们的苛刻对待与军营中的苦乐不均，让我们看到的是统治阶层的穷奢生活，士兵们的备受压迫。这两种因素的交织，更加平添了士卒们的思乡之情。

4思乡与报国的矛盾

在唐代边塞诗中，很多作品表现出来的是将士们思乡情感与报国情怀的矛盾心态。诗人们常常借助士卒们的思乡怀亲之感来反映边塞战争给他们带来的精神困苦。士卒们人在边塞，却心系故乡，一边是为国杀敌，希望建功立业；一边是思念家人，希望早日回归故里，这种矛盾心理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士卒们往往在建功立业与回归家乡之间徘徊，因此众多作品中往往表现出来这种思想上的矛盾与精神上的困苦。

在唐代，世人的入世情结十分浓重，世人除了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外，也希望能够在战场上一显身手，封侯晋爵，所以很多士子都选择出塞从军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就曾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可见其想要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但是军中生活却并非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当他们面对真正的军中生活的时候，思乡与报国之间的矛盾就油然而生了。以诗人岑参为例，他常常感叹“丈夫二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为求功名，他不怕边塞环境之艰苦，两度出塞从军，然而就是这样的从军心态，在见到边塞之景时也是流露出了对家乡的思念，“别家赖归梦，出塞多离忧”，“平添两行泪，寄向故园流”，“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像诗人岑参这种抱有坚定的建功立业之心的人，在到达边地之后都会产生如此强烈的思乡之情，那么对于那些普通士卒来说，思乡更是必不可免，而这种报国与思乡之间的矛盾也就随之而生了。

身为将士，保家卫国，奋勇杀敌，是他们的职责，驰骋疆场，建功立业，更是他们的梦想，然而作为一个普通人，思乡之情也是不可避免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作为将士，保卫国家的天职与思念家人的个人情感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所以，在唐代边塞诗中，这种矛盾情感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士卒们在渴望建功立业的同时，思念亲人的情感也是相随相伴的，这也使得边塞诗更添了一种人性的意蕴。

唐代边塞诗在诗歌发展史上占有折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从边塞诗中体会到的不仅仅是唐诗的魅力，诗人的功力，更多的是当时社会的状况与世人的情感。而边塞诗中戍边士卒的心理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出征在外，不得回归，边塞生活，环境艰苦，士卒们的思乡之情便油然而生。边塞诗歌从多个方面来表现士卒们的思乡情怀，用意象来表达思乡之情，借思妇传达思乡之感，艰苦生活显思乡之苦。唐代边塞诗，正是通过边塞将士这一特殊情感体验，表达他们对战争的认识以及久戍思乡的精神痛苦，使得边塞诗史加厚重，同时也赋予了传统的思乡怀亲诗以特殊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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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唐代边塞诗中的乐器

唐代边塞诗中的乐器

“中军置酒饮归客 胡琴琵琶与羌笛”——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唐诗作为唐文化中的重要文学现象，历来是史学家、文学家研究的重要对象。本文所介绍的是唐诗中一个重要的流派——边塞诗中有关乐器情况。

唐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其与周边兄弟民族的联系也得到了加强，当时，唐朝周围主要的少数民族有：羌、突厥、回鹘、吐蕃、匈奴等。再加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更使汉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交流融合，这些都是边塞诗在唐朝盛极一时的原因。

边塞诗的源头，向上可追溯到先秦时期。《诗经》中的边塞诗作品内容就相当丰富了（如《小雅出车》《六月》等）。唐朝的边塞诗发展到了顶峰，仅就其数量来说，就有近2000首，达到了各代边塞诗数量的总和。唐朝的著名诗人大都写过边塞诗，其内容丰富深刻，体裁风格多样，异彩纷呈。唐朝的边塞诗作，就其美学上来说，其主导特征是壮美，阳刚之美，令人感到一种极为向上的生命力，体现了唐朝当时泱泱大国的雄浑的民族精神。

一、唐边塞诗中主要的乐器

唐代边塞诗中记载了很多乐器的情况，为我们研究唐音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岑参诗歌中提到的“胡琴、琵琶与羌笛”只是唐边塞诗中常见的几种，唐边塞诗中提到的主要乐器见（表一）

二、乐器的沿革和使用情况

下面分别介绍这几种乐器的发源、沿革、传播、使用的情况。

羌笛：“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焕的这一千古绝句中提到的“羌笛”究竟为何物？

是否就是笛？回答是否定的。羌笛与笛有很大的区别，是两个不同的概含。汉代马融《长笛赋》“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龙吟水中不见已，截竹吹之声相似...故本四孔加以一”由此可以知道：羌笛在汉代就已经流传于甘肃、四川等地了，并且可以推之当时的羌笛是双管四孔羌笛。羌笛在唐时，是边塞上常见的一种乐器，经常出现在唐代边塞诗中（见表一）值得一提的是，羌笛并没有出现在唐代的“十部乐”中，可见，羌笛在唐时只是边塞中所见的乐器，并未正式进入唐代宫廷或军队，只是少数民族或是军队中的兵士所用的一种自娱自乐的乐器。

唐、宋、元、明各代文人的诗歌中常见到关于羌笛的记载。现在在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及黑水县一带的羌族地区，我们仍旧可以看到这种具有唐宋遗风的乐器，它们是用两支同样长短的油竹制作，管体被削成方柱形，绑扎在一起，每只管的上端，置有一个带竹簧片的吹管，竖吹，规格有17厘米及19厘米两种，音色高亢而略有悲凉感，是人们在喜庆丰收，过年过节劳动之余常用的主要乐器。亦是小伙子向姑娘表达爱情的一种方式。

表一：唐边塞诗中的主要乐器

乐器名称 诗歌作者出处 诗句

羌笛 《凉州词》王之涣

《从军行》王昌龄

《塞上听吹笛》高适

《金城北楼》高适 羌笛何须怨杨柳

更吹羌笛关山月

明月羌笛戌楼间

至今羌笛怨无穷

笛 《陇头吟》王维

《塞下曲》李白

《田使君美人如莲花舞北旋歌》岭参

《从军北征》李益

《从军行》陈羽 陇上行人夜吹笛

笛中闻析柳

琵琶横笛和末匝

横笛偏吹行路难

横笛闻声不见人

角 《从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岑参

《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岑参

《听晓角》李益 轮台城头夜吹角

角声一动胡天晓

吹角当城汉月孤

芦管 《夜上受降城闻笛》李益 不知何处吹芦管

笳 《后出塞》杜甫

《过五原胡儿饮马泉》李益 悲笳数声动

壮士惨不骄

几处吹笳明月夜

琵琶 《古从军行》李颀

《古意》李颀

《从军行》王昌龄

《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岑参

《田使君美人如莲花舞北旋歌》岑参 公主琵琶幽怨多

惯弹琵琶能歌舞

琵琶起舞换新声

胡人半解弹琵琶

琵琶一曲肠堪断

琵琶横笛和末匝

胡琴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岑参 胡琴琵琶与羌笛

鼓 《塞下曲》（其一》李白

《燕歌行》高适 晓战随金鼓

枞金伐鼓下榆关

笛：宋代陈杨（去木加日）《乐书》中记载，大横吹小横吹并竹为之，笛之类也。律书云：横吹，胡乐也，昔张博望（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所以，人们一直认为笛是由张骞出使西域带到长安的。1978年长沙出土的马王堆三号墓（公元前168年）的文物中，有两支笛类乐器，早于张骞出使西域。由此可见，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约半个世纪，笛类乐器就已经在我国淬了。南北朝以后，笛被称为横笛或横吹，到了唐朝，笛的形制与现在的形制基本相似了，并且成为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乐器。唐朝宫廷的十部乐中，笛成了一件不可替代的乐器，所以特别频繁地出现在唐代诗人的佳句之中。诸如李白的“黄鹤楼上吹玉笛，江城五朋落梅花”、“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等等，并且，笛在唐军队鼓吹乐中，已经成为了一件常用的乐器，用于壮军威和出征的仪仗之中。另外，在唐乐器中，除了横笛之外，还有义嘴笛、叉手笛、箫等笛类乐器。也频繁见于关于唐乐器的记载中。宋、明、清各代，笛子在民间音乐中广泛地得到应用，已经成为江南丝竹、西安鼓乐、十番鼓、十番锣鼓、潮洲笛吹锣鼓、冀中吹歌、山东鼓吹等乐种中的主要乐器，并且在戏曲（梆子戏和昆曲）中也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南北曲笛、梆笛的演奏风格。传统的笛，其按孔之间距离相等，演奏者用叉口吹法和口风的控制互相配合转调。近年来对笛子又进行了多次改进，使它更便于转调。解放以后，笛子被搬上独奏舞台，涌现了一大批笛子演奏家及优秀的曲目，使竹笛在民族乐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角：真正和军队密切有关的乐器，角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种。这种古代吹奏乐器，汉代流行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因最初用动物天然的角吹奏而得名。西汉初期，随鼓吹乐传入中原。《旧唐书*音乐志》中记载：“鼓吹，本军旅之音，马上奏之......”。以鼓、角演奏被称为横吹。唐代的角为竹筒状。唐《咸（下加角）篥格》记载“角，长五尺，形如竹筒......”角在唐边塞军队中是一件用于壮军威的仪仗乐器。从边塞诗中的记载来看，它的作用除了在仪仗中使用外，还应用于军事的集合（角声一动胡天晓）等作用。明、清时期有“铜角”依然是军队、鼓吹中的专用乐器。这种铜角，近代称之为“号筒”，在用于表演古代战争场面时可以见到。

芦管：“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唐边塞诗人李益错将芦管这一乐器当成笛了（他的此首诗名为《夜上受降城闻笛》）。唐时的芦管，与当时的咸（下加角）篥，即现今的管相似，是纳西族及西南各民族常见的乐器。长约20厘米。管身竹制。现今的芦管开七孔，竹管上插一个芦苇压扁制成的双簧吹嘴，音色粗犷，在现今的白沙细乐中担任领奏地位。由于现存的关于古代芦管的资料很少，我们只能在李益的诗句中体味芦管特有的风格了。

笳：即胡笳。是古代的吹奏乐器。汉朝就流行于塞北和西域一带，是汉魏鼓吹乐中的主要乐器。唐朝十部乐中，没有笳的编制，可见笳只是少数民族乐器。《蔡琰别传》中记载：“笳者，胡人卷芦叶吹之以作乐也，故谓日胡笳”。这是较为原始的笳，《乐书》中称“芦笳”。《乐书》中还有大胡笳，小胡笳的记载：“其形似咸（下加角）篥而无孔”可见这是用芦苇制成哨，装在木制无按孔的管上演奏的。明清时代，还有关于笳的记载。到了近现代，已经很少有笳的实物流传下来了。

琵琶：唐边塞诗中提到了很多关于琵琶的曲目，演奏方式，乐队配置等情况。实际上，无论是在唐的边塞或是宫廷，琵琶都是极为重要的乐器。根据东汉刘熙的《释名*释乐器》：“琵琶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木（加比），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可以知道，琵琶这一乐器是根据弹奏方法而得名的。琵琶的历史，向上可以追溯到秦时的“鼗”又称“秦汉子”，唐代是我国琵琶艺术发展的一个高峰，光是在名称上，就有“大琵琶”、“秦琵琶”、“五弦琵琶”等名称，唐的乐工巧妙地将传统直颈琵琶与外来的曲颈琵琶结合起来，保留了曲颈琵琶梨形曲颈的形制特点，并且在演奏姿势（由横抱到直抱）、演奏方法（由用拨子改为手弹）等方面均进行了重大的变革，使琵琶不仅成为唐代歌舞音乐的主要伴奏乐器，而且在独奏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在唐朝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关于琵琶的描写记载（如白居易的《琵琶行》）。唐的边塞诗中更是常见琵琶的踪影，“欲饮琵琶马上摧”几乎成了唐边塞诗的名句。明清时期，琵琶的形制基本上稳定。建国以后，琵琶的表演艺术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琵琶在现代民乐中的地位已经是不可替代了。

胡琴：现代民族弓弦乐器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然而作为它们的祖先胡琴，发展的历史，相对于笛类吹管乐器，琵琶类弹拨乐器就要短得多。这也正是唐边塞诗中对胡琴记载不多的原因，根据杨杨（去木加日）《乐书》记载，胡琴的前身可能是我国唐代出现在我国北方兄弟民族奚部落中的奚琴，当时亦写作嵇琴，唐代孟浩然《池亭诗》记载“竹引嵇琴入，花邀戴客过。”当时的奚琴是用竹片在两弦之间擦弦而发音的，其琴杆，琴筒比现在的二胡短小，没有千斤。宋代奚琴已具有一定的演奏水平和表现能力。敦煌榆林窟第十窟元代的飞天，已有手持胡琴的图像，到明代，胡琴的形制已经和今天的二胡很相似了。近代，随着戏曲音乐的兴起，胡琴更为广泛地流传。刘天华、阿炳两位近代的胡琴大师，将胡琴的独奏艺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通过近代无数艺术家的努力，胡琴无论是在艺术表现力还是技巧技法上都已经日臻完备，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艺术体系。

鼓：打击乐可以说是音乐史上最早出现的乐器种类，唐代使用的鼓种类繁多，如：铜鼓、节鼓、腰鼓、正鼓、和鼓、齐鼓、担鼓、羯鼓等等，唐边塞诗中常用的鼓是哪一种，已经很难考证了，我们只能从诗人的诗句中去想象唐鼓威风凛凛的气势。

以上提到的乐器，仅仅是唐边塞诗中涉及的主要几种。据不完全统计，唐代的乐器有七十余种。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唐代主要乐器的使用、演奏、流变等情况。为我们研究唐代音乐提供了宝贵资料。通过唐边塞诗，我们还可以了解唐代器乐曲、歌舞戏、曲牌等音乐情况。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五篇：唐朝各时期边塞诗歌的特点

唐朝各时期边塞诗歌的特点

1、初盛唐边塞诗

一方面在于强大的边防和高度自信的时代风貌；另一方面在于建功立业的壮志和“入幕制度”的刺激。文人普遍投笔从戎，赴边求功。正如杨炯诗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王维诗句“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城。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岑参诗句“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丈夫一英雄。”

2、盛唐边塞诗

——四个特点

（1）题材广阔：一方面包括：将士建立军功的壮志，边地生活的艰辛，战争的酷烈场面，将士的思家情绪；另一方面包括：边塞风光，边疆地理，民族风情，民族交往等各个方面。其中以前者为主要题材。

（2）意象宏阔：大处落笔，写奇情壮景。

（3）基调昂扬：气势流畅，富有崇高感。

（4）体裁兼善：歌行、律绝皆有佳作。

就边塞诗的体裁来看，包括歌行在内的古体诗创作已经成熟，蔚为大观，代表作品有：李颀《古从军行》“„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

另一个方面，近体边塞诗也走向成熟。代表作品有：王昌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王昌龄《从军行》“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关门。前军夜战洮河北，以报生擒土谷浑。”；王之涣《出塞》“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翰《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3、盛唐边塞诗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概括出盛唐边塞诗的美学风格，它包含了：雄浑、磅礴、豪放、浪漫、悲壮、瑰丽等各个方面。

盛唐边塞诗体现了一种阳刚之美。在边塞诗中，一方面以夸张对比衬托的手法对战争残酷，环境恶劣进行展示，如“战士军前半生死”，“黄金百战穿金甲”，“孤城落日斗兵稀”。但另一方面，边塞诗作更凸显人面对战争时奔涌出的巨大精神力量。其中既有：不屈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心，保家卫国的豪情，还有在战场上建立功名的壮志。如“不破楼兰终不还”；“愿为腰下剑，只为斩楼兰”；“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这两个方面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这种对立统一所产生的张力使诗句具有永不泯灭的魅力，诗句中洋溢着的崇高感，成为中华民族的最强音，千载悠悠。

4、晚唐边塞诗

晚唐时期，经过无数战乱的唐朝更加衰落。这段时期的边塞诗也全无初唐时期的豪迈。而多写思念故里之情。

如李益《从军北征〉

天山雪后还风寒，横笛遍吹《行路难〉。

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一时回向月明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