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基于工作流程图对仓库管理现状的研究分析与改革5篇

第一篇：论文 基于工作流程图对仓库管理现状的研究分析与改革

基于工作流程图对仓库管理现状的研究

分析与改革

林建诏，林家和，林辉煌

路达（厦门）工业有限公司，福建厦门（361024）

E-mail：linjz2009@126.com 摘要：随着经济的不断繁荣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现在面对金融 危机的情况下，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必须综合利用各种先进制造技术，在网络与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改进现在的生产经营模式和组织结构，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赢得更多的份额。仓储是现代物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企业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其管理效率也越来越受企业的关注，仓库管理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效快捷的仓库管理，可以为生产经营提供坚强的后盾和有力的支持。

关键词：仓库管理；工作流程；效率

中图分类号: C 931.6

文献标识码: A

0.前言

现代大中型生产企业的生产经营中, 生产所需的物资品种繁多、配套性强、库存量大、管理要求高, 这些物资的合理库存量、在企业内部的流通及其储存管理等形成了企业内部的仓储管理。传统的仓储管理经常将大批量的货物在仓库存放较长的时间, 造成企业流动资金停滞, 增加企业资金成本和管理成本, 减少了企业现金流。而现代物流仓库更强调物资动态进出, 使尽量少的物资在仓库中存放尽可能少的时间, 增加企业流动资金周转率, 从而创造企业效益。[1]

因此, 仓储管理不仅要关注仓库设施内部的一切功能, 如收货、存放、发货、存储保养 以及周期盘点, 更应该在提高库存物资准确性和周转率的同时, 提升对客户的服务水平。在 本文中，笔者们将针对路达（厦门）工业有限公司机械器件仓库管理的情况提出几点思考和 建议，同时试从供应物资的仓储管理角度来谈提高仓储管理的效率。

1.仓库管理的基本原理和作用

1.1仓库管理的基本概念

所谓仓储管理，是指服务于一切库存物资的经济技术方法与活动。简单来说就是对仓库 及仓库内的物质所进行的管理，是仓储机构为了利用所具有的仓储资源提供高效的仓储服务所进行的计划、组织、控制和协调过程，具体来说，仓储管理包括仓储资源的获得、经营决策、商务管理、作业管理、仓储保管、安全管理、人事劳动管理、经济管理等一系列管理工作。[2]

1.2仓库管理的作用

一般来说，大部分人都为认为仓库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因为流进、流出的都是钱。但 当我开始接触仓库时，我发现并不是这么简单，仔细了解可以知道，实际上仓库基本上与大 部分公司内部管理流程有关。首先，业务接到订单，生产管理会下一个生产任务，根据仓库 库存的情况，会下一个申购。然后，采购会根据申购下定单给供应商，供应商的来料会先进 仓库的待检区，仓库首先会对物料的来料的数量进行确认，然后将来料交给 IQC 进行检测。之后，仓库待检组根据 IQC 的检测结果对来料进行相应处理，合格品入库，不合格品等待 供应商更换。备料环节，仓库根据备料计划和生产计划进行备料准备；制造部领料生产，成 品会入库，制造过程中因为损耗需要再从仓库领取补充物料，或者因为维修领取补充物料，然后再入库。发货环节，根据生产管理的指令，仓库进行成品出库，若货到客户处，对方 IQC 发现有不良产品，还涉及到退货。退回的产品进行维修后会再次入库，再成品出库。从上面来看，公司的管理流程，来料的质量，供应商的服务，生产进度，制造不良率，产品返修率，很多很多的数据都能从仓库的工作上体现出来仓储管理的作用。

仓储管理的基本作用就是满足客户需求，科学合理地做好物品的入库、保管保养和出库 等工作，为客户创造价值，为业创造利润。具体来说，仓储管理包括仓储资源的获得、营运 决策、商务管理、作业管理、仓储保管、安全管理、人事劳动管理、经济管理等一系列管理 工作。

1）利用市场经济的手段获得最大的仓储资源的配置。市场经济最主要的功能是通过市 场的价格和供求关系调节经济资源的配置。市场配置资源是以实现资源最大效益为原则，这 也是企业经营的目的。配置仓储资源也应依据所配置的资源能获得最大效益为原则。仓储管 理就需要营造本仓储机构的局部效益空间，吸引资源的进入。具体任务包括：根据市场供求 关系确定仓储的建设，依据竞争优势选择仓储地址，以生产差别产品决定仓储专业化分工和 确定仓储功能，以所确定的功能决定仓储布局，根据设备利用率决定设备配置等。

2）以高效率为原则组织管理机构。管理机构是开展有效仓储管理的基本条件，是一切

管理活动的依托。生产要素，特别是人的要素只有在良好组织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其作用，实 现整体的力量。仓储组织机构的确定须围绕仓储经营的目标，以实现仓储经营的最终目标为 原则，依据管理幅度和因事设岗、责权对等的原则，建立结构简单、分工明确、互相合作和 促进的管理机构和管理队伍。因仓储机构的属性不同，仓储管理机构分为独立仓储的管理组 织、附属仓储机构的管理组织，一般都设有：内部行政管理机构、商务、库场管理、机械设 备管理、安全保卫、财务以及其他必要的机构。仓储内部大都实行直线职能管理制度或者事 业部制的管理组织结构。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应用普及，管理机构趋向于向少层次的扁平化结 构发展。

3）以高效率、低成本为原则组织仓储。生产仓储生产包括货物入仓、堆存、出仓的作

业，仓储物验收、理货交接以及在仓储期间的保管照料、质量维护、安全防护等。仓储生产 的组织遵循高效、低耗的原则，充分利用机械设备、先进的保管技术、有效的管理手段，实 现仓储快进、快出，提高仓储利用率，降低成本，不发生差、损、错事故，保持连续、稳定 的生产。生产管理的核心在于充分使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手段，建立科学的生产作业制度和 操作规程，实行严格的监督管理，采取有效的员工激励机制。特别是非独立经营的部门，仓 储管理的中心工作就是开展高效率、低成本的仓储生产管理，充分配合企业的生产和经营。

4）通过制度化、科学化的先进手段不断提高管理水平。任何企业的管理都不可能一成

不变，需要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发展，仓储管理也要根据仓储企业的经营目的、社会需求的 变化而改变。管理也不可能一步到位，一开始就设计出一整套完善的管理制度实施于企业，肯定不可行。仓储管理也要从简单管理到复杂管理、从直观管理到系统管理，在管理实践中 不断补充、修正、完善，不断提高，实行动态的仓储管理。仓储管理的动态化和管理变革，既可以促进管理的提高，提高仓储效益，也可能因为脱离实际、不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或者 形而上学，使管理的变革失败，甚至趋于倒退，不利于仓储的发展。因而仓储管理的变革需 要有制度性的变革管理，通过科学的论证，广泛吸取先进的管理经验，针对本企业的客观实 际进行设计。

2.目前仓库管理的现状和流程及其分析

2.1目前仓库管理的现状

随着经济体制、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仓储管理体 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仓储管理体制和仓储业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部门 管理弱化、条块分割趋同；仓库经营从封闭型转为开放型，功能从单一向多元化转变，存储 从静态保管到动态的流通加工和物流配送。最突出的发展和变化表现为从狭隘的部门管理走向市场经济的大舞台。在步入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国的仓储管理体制为了适应新经济形势的需要，在原有的计划管理体制的基础上主动或被动地进行着转轨变型，但在改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体制不顺、管理不善、法规缺乏和管理方式缺乏信息化和网络化等缺 点。

目前路达（厦门）工业有限公司仓库物资出库是采用使用单位自行领用和仓库配送相结 合的模式, 使用单位自领料和配送料之间没有明确的定义, 各使用单位自主性很大, 对于同一物资可以自己带车到仓库领料,也可以申报配送计划, 要求仓库配送。这种管理模式从目前来看, 一方面仓库的配送计划性不强,从而使仓库运输车辆无法有效利用其次仓库出库作业频次增加, 装卸设备及人力资源重复劳动,作业效率低下, 隐性成本增加另外, 各使用单位按自己的需要分别到仓库领料, 其运输成本之和肯定要大于由仓库统一配送所需的费用。

2.2仓库管理作业流程

仓储作业流程（主要流程见下图1）是以保管活动为中心, 从仓库接受物资人库开始, 到按需要把物资全部完好的发送出去的全部过程。一般物资从入库到出库需要依次经过卸车、检验、整理、保管、装车、发运等环节, 各个环节之间并不是孤立的, 它们既相互联系, 又相互制约。后一个环节作业的开始要依赖于前一个环节的完成, 前一个环节作业完成的效果也直接影响到后一个环节的作业。在此作业流程中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由此也增加了仓储的管理成本, 因此有必要对仓储的作业流程进行深人细致地分析和合理地组织, 尽可能地减少作业环节, 缩短物资的搬运距离和作业时间, 以提高作业效率, 降低作业费用。[3] 2.3 实物库管理流程

工作流程见下图2[4]

2.4 进货流程

进货工作流程如图3[4]

2.5 提货流程

提货工作流程图4[4]

2.6 核算流程

核算工作流程图5[4]

2.7 仓库管理流程分析

由以上各图可分析得：目前不少物流企业上的仓库管理系统有仓促和盲目的现象,目的 只是为了简单地实现仓库管理的部分无纸化管理。这样的WMS 功能模块太少、数据不仅能实现的功能太少(如图2、3、4、5所示),而且只能勉强提供一些无法整合的数据和粗放型的管理手段,对物流系统运作支持有限。

3.提高仓库管理效率的改革方案

3.1 降低库存

仓储管理, 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追求“零库存”为最高目标。所谓“零库存”就是把仓库储存形式的某种或某些种物品的储存数量降到最低, 甚至可以为“零”, 即不保持库存。这样不但可以免去仓库存货的一系列问题, 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优点。如仓库建设、管理费用, 存货维护、保管、装卸、搬运等费用, 存货占用流动资金及库存物的老化、损失、变质等问题。

因此, 在全国范围内“零库存”概念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并被复制利用, 并且很快给企业管理带来了诸多的变化, 如效率提高、成本降低和流程逐渐完备。[1] 不过从目前企业物流现状来看, 在许多企业中, 由于管理方式观念落后, 或者领导的意识不够, 零库存还不可能成在现阶段变为为现实。但是, 有一点则完全可以做到, 那就是通过不断降低库存, 企业可以节省很多成本。许多公司的大量资产都被套在库存上面。例如，通用电气公司最近的一份报告表明其存货资产为74亿美元； 波音公司的存货超过130亿美元。

那些能大量地消减其

原材料、在制品和成品存货的公司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5] 3.2 仓储的技术信息管理

仓储并不是独立的, 它是作为物流各环节的中转站, 是各个链条的关键接洽点, 它在物流链条中起的作用至关重要。涉及入库、分拣、在库、盘点、出库、补货等各方面。现代意义上的物流, 又必须以技术信息为依据, 信息化是现代物流的重要标志。它包括物品种类数量用途、储存位置、库存状况等等。这些都离不开技术信息, 它可以使仓储管理变得轻而一举,可以使繁杂的仓储变的一目了然。使物品变的有秩序。

因此, 利用信息技术, 当产品从生产线上下来就贴上唯一识别的标签, 通过射频技术、数据通信技术、条形码技术、扫描技术实现产品的入库,使采集的数据自动导入标准化的、联网的数据库。仓储信息网络化, 已经成为提高企业物流运转效率的非常必要的手段。所以一些企业努力推进通信规章的统一以及票据标准化, 以满足电子数据处理的需要对包括品名、规格、生产厂家、产品批号、生产日期、有效期和箱包装等商品基本信息进行设置, 而且货位管理功能对所有货位进行编码并存储在系统的数据库中, 使系统能有效的追踪商品所处位置, 也便于操作人员根据货位号迅速定位到目标货位在仓库中的物理位置。通过对货位的优化, 可以为仓储配送中心计划并且维持一个最佳的仓库平面、货架区划和货品定位策略, 从而缩短操作时的行走时间;将从便于拣货、平衡工作量和工效学角度来使货物定位最优化和提高空间利用率的, 改变货物存放不规范、无条理的状况。

货位规划的合理化, 提高了物流仓储配送的作业效率和空间利用率, 增强厦门物流的企业竞争力。在物资储运作业阶段, 通过把射频数据通信、条形码技术、扫描技术和数据采集技术应用于仓库堆垛机及自动导引车和传送带等运输设备上,使自动化库房初步形成。[1] 3.3 条形码技术的应用与推广

如今的仓库作业和库存控制作业已十分复杂且多样化, 仅靠人工记忆和手工录人, 不但费时费力, 而且容易出错, 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自动化立体仓库中在仓库管理中引人条形码技术, 对仓库的到货检验、人库、出库、调拨、移库移位、库存盘点等各个环节的数据进行自动化的数据采集, 保证仓库管理各个作业环节数据输人的效率和准确性, 确保企业及时准确地掌握库存的真实数据, 合理保持和控制企业库存。在已经安装了计算机通信网络的工厂, 只需在数据录人前增加一些条码设备, 就可以很小的投资收到可观的效益。使用自动识别设备、条形码便于物资跟踪和管理, 由于条形码的识别具有快速、准确、易于操作等特点, 在仓库管理中引人该技术, 能够使管理工作节省人力、减少差错、提高工作效率,并保障商品流转的顺利进行。应用计算机系统与手持终端的结合只要一机在手, 每条数据采集录人都在轻轻几下按键之间完成, 避免了一手执笔,一手拿纸却还要腾出一只手翻动物资的麻烦。当然, 对所有的库存物资应用条形码技术并不是最经济的方法。[3] 就厦门目前而言, 可以对进出比较频繁、消耗比较稳定的小五金类物资, 比如轴承、电料、阀门、紧固件等可先试用条形码技术。

3.4 管理出效益

实现仓储服务的系统化、作业的规范化和效率化, 都离不开制度的约束, 遵循物资管理 的方法与原则, 才能有更好的管理效果。好的布局、好的制度与作业方法, 是仓储管理成功 的关键。没有好的布局, 会浪费空间和时间, 浪费人力和财力没有好的制度, 作业就像一盘 散沙, 无头无绪。而作业指导书的推行, 实现了仓储管理的规范化。岗位作业指导书从员工 和岗位的角度出发,使员工对有关岗位的相关知识和工作能有全面的了解, 知道在该岗位上 该干什么、怎么干, 知道在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危险、隐患以及应当采取哪些措施。岗位作业 指导书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减少了工作中的差错和矛盾, 避免互相推诱, 提高了员工的 工作效率, 又能减少事故的发生和对自己的伤害。[3] 4.结束语

近年来, 仓储管理在我国大型企业的管理中显现出很重要的作用。且政府高官、业界、学术界及社会各界都已看到随着中国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仓储管理业已经成为 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与过去对仓储重视不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已有众多论著、文献对此做出了呼吁和预测, 高层论坛和各种规格、类型的研讨会也已开过许多。

另外, 我国企业仓储管理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信息技术和高科技设施操作人员的缺乏, 也影响了现代化仓储的发展。不注重机械操作人员和维修人员的培训, 操作维修人员缺乏, 使一些仓储企业现有装备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在新建库房设计时没有考虑后续的维护和开发, 限制着设备的使用、自动化水平的提高, 所有这些都制约着仓储的现代化管理, 不利于企业的效率提高, 从而影响企业的发展。当前我国自动化仓库而言, 一些产品批量小而单一的生产企业实现仓库自动化, 库场设施设备资源闲置与重复配置矛盾突出。因没有做好仓库建设和规划的充分调查分析工作, 使自动化仓库在建设前的设计和规划中, 存在着重大的决策问题。有的企业为了对提高仓储作业的机械化、自动化、集约化和信息化的思想认识不足, 对配备的装备不愿使用, 思想观念仍停留在人工作业的基础上, 对新型的自动化仓库信心不够。[1] 因此，我们应该把自动化仓储放在一个重要的地位上, 从而在思想上放弃了自动化仓储的研究和使用。由于外部因素和形势发生了变化,即收发任务的变化、作业量的变化、货物种类的变化, 但是仓储设备和管理系统也应跟着变化和升级, 以适应现代仓储管理的要求。合理化的仓储管理, 其实质是在保证仓储功能实现的前提下, 降低企业成本投人, 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只有达到最高的仓库管理效率, 充分利用仓储资源, 才能降低仓储经营管理成本, 实现仓储效益最大化，全面增强公司的综合实力。

参考文献 [1] 郑

洁、赵

敏，现代仓储管理模式探讨[J], 经营管理，2007,9:55-56

[2] 郭

文、魏开梅，浅谈仓储管理的地位与作用[J], 物流工程与管理,2008,30(11):32-33 [3] 朱丽慧, 提高梅山仓储管理效率的探讨[J], 梅山科技,2008增刊（1），50-53 [4] 张晓平、华特勤、王振荣，关于仓储流程的思考[J]，梅山科技，2006,3:62-64 [5] [美]斯蒂芬.P.罗宾斯，管理学（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Based on work flow chart to storage management present situation research analysis and reform Lin Jianzhao, Lin Jiahe, Lin Huihuang LuDa(Xiamen)Industry Limited Company, Xiamen, Fujian(361024)

Abstract Is unceasingly prosperous after the economy as well as joins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he market

environment change, now as well as facing in financial crisis's situation, proposed to enterprise's production operation a higher request, the enterprise must th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each kind of advanced technique of manufacture, in the network and under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upport, the improvement present's production operation pattern and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can win more shares in the market competition.The warehousing is a modern physical distribution important component, in the Production enterprise is a quite important link, along with enterprise size's expansion, its managerial effectiveness more and more will also receive enterprise's attention, the storage management will play more and more vital role.The highly effective quick storage management, may provide the strong backing and the powerful support for the production operation.Keywords: Storage management;Work flow;Efficiency

作者简介：林建诏（1984,4—），男，福建漳州人，汉族，仓储主管，特长工作：多年仓储管理经验和市场分析。

第二篇：电影研究现状分析论文（范文模版）

【内容提要】

1997年之后，香港电影研究得到了美国、中国内地多方面的关注。凭借着百年来形成的强大电影工业、上千部的作品，及其特殊的殖民地身份，香港电影本身有着很多需要研究的方面。本文通过对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本土和英文世界四个方面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现状的介绍，旨在提供具有学理性的图谱描绘。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做出点题性的分析。

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商业城市，香港有着成熟的电影工业和悠久的电影史。它是全球性电影生产中心之一，同时也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电影出口中心，香港制作的电影广泛在东南亚及其日本、韩国、中国内地、台湾发行放映，有着广泛的影响。作为庞大的电影中心，对它进行一定的关注是有必要的。

香港一方面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文化上一脉传承，并以粤语文化为主体；而另外，它又曾是英国的殖民地，是一个独立的自由港，广泛积极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种复杂的社会状况和文化分布，使得香港电影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本土特点。香港电影是属于中国电影的一部分，同样这样百年的历史，在人员、资本、文化等方面有着直接的联系。对香港电影进行多方面的研究，重新看待中国电影百年的分布历史，是十分有必要的。

香港作为世界四大金融中心之一，其电影也有着鲜明的商业生产的特点，这种快产快销、票房至上的观点一直是学术界所不屑对待的，所以正式的香港电影研究起步很晚。香港本土一直多以报刊杂志评论为主，多在文中闲谈影界琐事，其自身研究直至1978年之后，才在每次香港国际电影节同时出版一本电影回顾的论文集，方始有较为正式的学术研究；而英文世界中，第一本关于香港电影的学术著作是查奕恩的《香港电影工业与观众之社会学研究》，这是同港大亚洲研究中心合作的一个项目；台湾方面是在80年代之后，由焦雄屏及其一批高校学者，在注重台湾电影研究的同时，也注意到了香港电影的重要性；而中国内地直至“九七”之后，才开始略有声势的小范围的香港电影研究。这四个方面对于香港电影的研究各有侧重，是目前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主要力量。其中，香港本土更全面详细；英文世界方面颇具学理；台湾注重两地业界关系；大陆略重左派电影，及其香港电影和上海电影在战前的关系。在下面的行文中，将会根据各自的重点，加以介绍。

一、中国内地方面

中国内地关于香港电影研究以1997“香港回归”为界。

在1997年之前，内地少有专门的香港电影研究，有价值的研究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官修”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书中，有着大量关于1949年之前香港电影的资料，而且早期关于上海和香港之间电影的一些资本关系、创作关系也介绍得比较详细。某些程度上来讲，《中国电影发展史》作者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当初修史的时候所拥有的资料是唯一的，许多资料到今日已不存在，所以该书具有独特的价值；二是内地关于香港左翼电影公司“长凤新”（长城、凤凰、新联）的研究，因为是国有资本的关系，内地对其一直视之为己出，例如在1994年金鸡百花电影节的学术讨论集《历史与现状》中，同样发表了李宁的《长城、凤凰、新联、银都公司的历史回顾和今后展望》一文。“长凤新”在香港电影市场中独特的定位和对早期电影市场的开拓，都极具意义，但更难得的是它是多年来香港电影和内地电影市场间唯一的联系，使得这份血缘关系一直得以保持不断。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后，香港和中国内地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香港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而内地电影理论对于这一历史时刻也积极回应，“九七”前后产生了较多的研究香港电影的文章。在1996年11月2—7日，在广州举办了“香港电影回顾展暨研讨会”，首次对香港电影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涉及粤语片、武侠片等类型电影问题，胡金铨、徐克的作者论问题，及其香港电影中的文化脉络问题，当然也不会缺少对“左派电影”的关注。这次研讨会的一部分成果在内地的核心电影刊物《当代电影》（1997年3月）以“香港电影专号”的名义发表。另外，主办这次研讨会的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在2000年将全部成果结集成书，出版《香港电影回顾》一书。同时出版的还有《成龙的电影世界》一书，是对1999年10月期间“成龙电影回顾展暨研讨会”的结集。作为非日常性的学术团体，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于1988年11月成立，在香港电影研究领域有过众多有益的学术突破。

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内地录像带市场已经充斥了大量的香港电影，而近年来随着DVD的普及，内地市场又出现了大量邵氏电影、少量电懋电影等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电影资料。以这些影像资料为基础，内地有一些学者对香港电影开始关注，从故事、剪辑、文本、历史、文化等方面尝试性地研究香港电影，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蔡洪声、胡克、李以庄、王海洲、陈山等人，这些学者为中国内地的香港电影研究打下了基础。

蔡洪声先生一生致力于香港电影的研究，是国内著名的香港电影研究专家，他曾多次在《当代电影》杂志关于香港电影某一课题进行组稿、撰文，是早期香港电影研究在内地的主要人物，著述有《台港电影和影星》一书。胡克先生的《香港电影对大陆的影响1976—1996》和《香港电影在中国内地1949—1979》两篇文章，以独特的内地视角研究香港电影，分别在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回顾特刊上被引用。中山大学的教授李以庄女士凭借地理之便，较早地认识到了香港电影研究的特殊性，并进行学术性的探讨研究，她正着手写作的《香港电影史》书稿已完成大部分，将会是国内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一本启蒙著述。正是通过学者们的视角和努力，香港电影研究逐渐被引进到国内的各研究机构和高校中。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内地有一股研究武侠电影的热潮，例如贾磊磊、陈墨、索亚斌等人都曾较早对此题目进行研究，且文章都较多涉及到香港武侠电影的文化根源、剪辑方式、类型问题等。武侠电影研究虽非完全的香港电影研究问题，但由于武侠电影是香港最具特色的类型，其相关联系处相当之多，而国内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也有着独特的视野和内容。

不可否认，内地研究香港电影有着一定的难度，虽然具有一定的影像资料，但对其创作背景和传播方式的文字资料缺乏，而且内地的电影研究学者多居住在北京、上海两地，对粤语及文化比较陌生，而两地间的学术交流又颇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沟通。这些基本条件的限制，使得内地关于香港电影的研究处于初步阶段，内地香港电影研究并没有形成对香港电影工业和历史的整体意识。虽然80年代“香港电影新浪潮”之后，电影艺术从大工业时代脱离出来，出现大量优秀的电影和导演，如王家卫、徐克、吴宇森等，其快节奏的拍摄手法和现代都市意识深深地吸引了内地的电影人，并对一些题目做出研究，颇有成效。但由于内地和香港之间学界联系极少，及语言和资料问题，使内地学者大多无法研究香港80年代之前的电影，而香港学者本身也极少人有大魄力来内地学术界推广香港电影。

在新的电影史学界，新一代学者中已经很重视香港电影的研究，并以华语三地的视野来看待香港电影的地位。在李道新先生的新著《中国电影文化史》中，有两个大章节专门以香港电影为题，分别是第十二章“中国香港：无国无家的漂泊意识”和第十六章“中国香港：‘九七’症候和电影繁盛”，这种整体的史观思维，重新设立了内地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框架。

二、台湾方面

由于战后香港电影的资本运作关系，台湾电影一直和香港电影有着亲密的关系。所以资料对于台湾学者来说，并不成为问题。相对于大陆学者来说，有着先天的便利条件。特别是很多台湾影人是活跃于台、港两地之间的，例如李翰祥、胡金铨等，当台湾电影学者对他们做传记性研究的时候，总是会涉及很多有关香港电影的问题。

但碍于台湾电影发展的自身条件，台湾电影研究的正式出现也仅是80年代初的事情，而台湾电影本身也向来问题不断，并没有太多的精力投放到香港电影研究方面。

需要提到的是，焦雄屏、陈国富等人引进新鲜的电影作者论、美国电影商业的研究，这些方法运用在香港电影研究时，显得十分恰当。焦雄屏在推广香港电影研究方面成绩颇著，她的《香港电懋公司的崛起及没落》、《故国北望——1949年大陆中产阶级的出埃及记》等文章，是难得的以整体意识研究香港电影的文章。另外，焦雄屏香港电影研究的意义还在于她凭借着自身的影响力，编著了多本关于香港电影研究方面的书籍，如《焦雄屏看电影——台港系列》、《香港电影的传奇——萧芳芳和四十年代电影风云》、《香港电影风貌》等书。焦雄屏把香港电影放在中国电影史、亚洲电影产业、中西比较的框架下，显示了睿智的判断力。

台湾研究香港电影最大的优势，在于研究几位曾在香港电影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台湾电影人，如胡金铨、李翰祥、徐枫、张艾嘉等人。由于这些人曾在香港电影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影响了香港电影史的发展。但对于香港学者来说，胡金铨、李翰祥等在台湾创业建立公司那段历史的资料就不够详细，而台湾学者却完全掌握了这些人在香港期间的资料，这种信息不平衡的情况，决定了台湾学界在研究香港电影方面所具备的独特优势，甚至夸张一点说，就是张彻早期在台湾一段时间的活动，也只有台湾学界有立场、有条件研究，而香港学者只能从张彻到香港之后才开始研究。黄仁先生编著的《胡金铨的世界》、李翰祥的自传《影海生涯》等书虽然仅仅是传记读物，但贵在是当事人亲历当年的历史，对于香港电影研究具有独特的意义。相当多台湾电影人和香港电影发生关系，如徐枫亲自投资香港电影生产，岳华是邵氏当红小生，这些人的口述中都把台湾电影和香港电影联系起来，这是台湾研究香港电影的独特视角。

另外，近年来叶月瑜、林文淇等年青学者引入新视角研究香港电影，如叶月瑜从音乐角度研究香港电影，林文淇关于关锦鹏的后殖民研究，拓展了香港电影研究的深度，有利于多元化的当代香港电影研究的存在。

总体来讲，台湾的香港电影研究并不发达。虽然他们并不缺乏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资料，但因为台湾学者自身的视野所限，他们更愿意将精力投入到台湾本土电影或者国外的研究上去。对于中国内地来讲，香港电影在战前和上海间有着直接的关系，“九七”后又有着共同发展的未来，有把香港电影史引入到中国电影史中来的民族统一的需要。而台湾学者却面临尴尬的自身定位，它无法正确看待和香港电影间的民族关系，而仅仅能以产业关系或者文化问题来处理。所以，多数台湾电影研究学者对香港电影的了解普遍多于内地学者，但未必能做出专业的研究来，而多是拿一些香港业界的琐事来引申。台湾学者虽然有着比较鲜明的“华语电影”三地概念，并强调相对于内地电影，港台电影是一体的，如蔡国荣的《中国近代文艺电影研究》中，多数篇章是研究香港和台湾电影，中国内地的方面并不多。但事实上三地电影产业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台湾和香港电影间的区别，台湾学者又无法从心理上面对香港电影作为独立的个体，这是台湾电影学者一个根本的误区。

在远流出版社浩大的“电影馆”丛书中，香港电影研究所占的部分极其有限。某种程度上讲，台湾电影研究的深度凭借此套图书已经提升到一个高度，对世界各地的电影都有了学术化的基础。但即使如此，仍把大量精力花费到国外电影理论的引介上。在香港电影研究问题上，台湾学者尚未有魄力成为领率者——虽然它本身的研究条件好于内地和香港。

三、英美方面的研究

这个方面的界定需要一定的说明。英语作为香港的第二母语，普及程度很高，像香港国际电影节20余年的回顾特刊中，皆是中英文双语。因为如果有英文，就可以把香港电影研究推荐给西方国家的学者，而不必受语言的限制，这是香港政府和香港电影界一直都很努力的一个尝试。事实上，香港政府和电影界所做的努力颇有成效，很多西方学者关于香港电影的研究都是合作项目。

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英语文章颇为特殊，一是因为关注香港电影研究的海外学者多是英语国家的（美国为主），他们的研究成果是英文发表的，其他语种倒是少见；二是有些具有留学背景的学者，可能是马来西亚、香港等，如张建德、傅葆石等，他们发表的成果是以英文形式在西方世界出版，也同样是具有国际化的知识背景。

第一本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英文专著是美国人I.C.Jarvie在1977年所著写的《Window on Hong Kong: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Hong Kong Film Industry and Its Audience》（中文名：查奕恩《香港电影工业与观众之社会学研究》），把香港电影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本书由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协助，书中涉及了大量香港电影历史、产业、美学、类型的研究数据，翔实有力。而书中采用线索梳理的研究方式，对多个方面的香港电影现状提出了学术性结论。正像查奕恩在《序言》中所讲到：“香港电影产业的最大贡献不在于生产出艺术电影，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电影本身和电影产业告诉了我们自身所处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① 查奕恩本书的两个观点可谓珍贵，影响了20多年来香港电影研究的发展：

1、通过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香港电影工业，特别是香港战后电影。她从美国电影工业的结构来分析香港电影的制作、发行和放映，从而把香港电影这种独特的娱乐方式存在状况和社会价值勾绘了出来（这和社会批判学派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

2、把香港电影研究独立出来，把香港电影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定位香港电影史是中国电影史的一部分，但在战后通过来自上海和东南亚资本家的改造，香港电影成为具有特色的地域电影，有着自身的发展轨迹。

根据查奕恩书中所提，第一个对香港电影进行研究的是美国电影史家 Jay Leyda（中文名：陈力）②。在陈力著名的中国电影史专著《Dianying:An Account of Films and the Film Audience in China》（中文名：《电影》）中，陈力曾经专门辟出第11章讲述香港电影。陈力这一章的很多观点由查奕恩在著作中加以发挥。

查奕恩这种整体式的结构研究，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得到延续。毕竟香港作为弹丸之地，缺乏足够的研究机构资助本土电影研究。这种局面在1997年前后开始发生变化，Stephen Teo（马来西亚人，张建德）的专著《Hong Kong Cinema: The Extra Dimensions》于1997年出版。但张建德本书的研究方式有所改变，已经从查奕恩的社会学式研究方法，发展到电影学自身的研究框架中来，分“北方和南方”、“武侠艺术”、“创新者”、“边缘性格”四部分来探讨香港电影史，及电影类型、电影作者与艺术突破间的问题。罗卡和法兰·宾的著述《Hong Kong Cinema: A Cross-Cultural View》，以香港本土最早的默片《庄子试妻》开始论述，一直到70年代的武侠片，详细论述了香港多位重要的电影人和明星的事迹及贡献，同时指出东西方的跨文化交汇对香港电影发展的影响。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作为美国著名的电影学者，他明显表示出对香港电影的兴趣，《香港电影的秘密——娱乐的艺术》（planet Hong Kong: popular Cinema and the Art of Entertainment，港译名：《香港电影王国——娱乐的艺术》）是他2000年在香港仅经半年实地研究后出版的一本专著，结构和文风都颇为潦草，但还是代表着目前香港电影研究的较高水平。另外，具有史学背景的poshek Fu（香港人，傅葆石）在2003年出版的专著《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inemas》，以极具史学价值的方式提供大量素材，论证了香港电影与上海电影间在经受殖民地环境下的境遇，对战前香港电影的尴尬身份加以描述。

事实上是，西方学者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成果并非很多，但又有很多电影学者有兴趣关注香港电影的艺术、文化、身份及其类型电影，写成万多字的文章，所以论文集方式的书籍相对较多。poshek Fu和David Desser合编《The Cinema of Hong Kong: History, Arts, Identity》，是伊利诺伊大学在1997年秋举办的香港电影研究大会的论文集；此外还有加里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Esther C.M.Yau编著的《At full speed: Hong Kong cinema in a borderless world》，这两本论文集收集了大量香港、台湾和美国学者研究香港电影的论文。相较来说，前者不论涵盖面、深度或作者的层次都更好一些。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本集子中都拿出三分之一的篇幅专门研究香港本土的身份问题，这是“九七”之后关于香港研究的新话题，前者的第三部分是“身份研究”，后者的第三部分是“文化的丧失：怀乡、碎言和错位”。这种来自后殖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方式，重新在民族性、华人身份、历史地位上来考虑香港电影。总的来讲，在众多以“中国电影”、“亚洲电影”挂名的学术论文集中，都有一两篇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论文。在《The Cinema of Hong Kong: History, Arts, Identity》中的最后一篇H.C.Li所著的《Hong Kong Electric Shadows: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of Studies in English》中，搜集了所有关于香港电影研究英文资料的参考书目；在《At full speed: Hong Kong cinema in a borderless world》中，Esther C.M.Yau也在最后做了一个参考书目表，这两个参考书目表具有极高的工具价值。

除去这些专业的学术性研究之外，香港电影本身也在西方有着很大的影响。自从70年代初李小龙成为第一个在好莱坞产生巨大影响的香港影星后，东方式的功夫片和枪击片在国外的年青人中深受欢迎，而唐人街中的音像店中几乎有全部影片的录像带。由此，各种关于李小龙、成龙、功夫、影碟购买手册类的电影畅销书多不胜数。举例来说，有《李小龙传奇》、《我是成龙：功夫一生》、《功夫：报仇的电影》、《吴宇森传》、《碎灭爱情的歌：关锦鹏电影》。有些书也是高校学者所著写，但笔调却是娱乐畅销书的手法，边边角角，也算是香港电影英文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了。

总体看来，英美国家研究香港电影有着自己的特点和优势，超脱于香港本土的各种利害关系而获得独立思考的学术态度，根据电影学科框架的方式来进行整体的研究。由于研究者普遍都和香港电影业界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也保证了这些论文并非是简单的后殖民、后文化现代哲学的盲目套用，而是切实考虑这一独特的电影基地的产业、民族身份、美学成就的问题。在涉及问题的深度上，英文方面的书籍和论文是目前香港电影研究中优秀的。

四、香港本土方面

香港虽然小，但由于其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和中转港的有利条件，有着极强的经济能力可赞助文化事业。香港本土也拥有多所著名的大学及研究中心，关心本土的经济、历史和文化发展，而电影业是香港最重要的行业之一，全港10％左右的人都与电影业有关系。对香港电影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有着天时地利人和之便，目前仍是资料最详细、研究人数最多、涉猎面最广、贡献最大的地域中心。

自从1978年开始，每次香港国际电影节都根据一个研究专题，出版一本香港电影回顾论文特刊。论文用中英双语出版，中文编辑曾有林年同、刘成汉、李焯桃、舒琪、罗卡等著名影评人和理论家，英文编辑有高斯雅、张建德等人，每期回顾文集均围绕一个主题全面展开，旨在推广香港电影、搜集史料、激发新思维的出现。截止2000年，回顾特刊的专题分别有：

1.《黄宗 回顾展》，1978。

2.《五十年代粤语电影回顾1899—1976》，1978。

3.《战后香港电影回顾1946—1968》，1979。

4.《香港功夫电影研究》，1980。

5.《香港武侠电影研究1945—1980》，1981。

6.《六十年代粤语电影回顾》（1996修订本），1982。

7.《战后国、粤语片比较研究——朱石麟、秦剑等作品回顾》，1983。

8.《七十年代香港电影研究》，1984。

9.《香港喜剧电影的传统》，1985。

10.《粤语文艺片回顾》，1986。

11.《粤语戏曲片回顾》，1987。

12.《香港电影与社会变迁》，1988。

13.《戏园志异：香港灵幻电影回顾》，1989。

14.《香港电影的中国脉络》，1990。

15.《八十年代香港电影——与西方的比较研究》，1991。

16.《电影中的海外华人形象》，1992。

17.《国语片与时代曲（四十至六十年代）》，1993。

18.《香港—上海：电影双城》，1994。

19.《早期香港中国影像》，1995。

20.《躁动的一代：六十年代粤语片新星》，1996。

21.《光影缤纷五十年》，1997。

22.《超前与跨越：胡金铨与张爱玲》，1998。

23.《香港电影新浪潮：二十年后的回顾》，1999。

24.《跨界的香港电影》，2000。

特刊每期专题对香港电影研究有着指导性的意义，暗含建立香港电影研究整体框架的意义。总的来说，目前已经成为主流的研究课题主要有：

1、武侠——功夫电影研究；

2、香港电影史及其类型研究；

3、粤语片——国语片问题研究；

4、香港“新浪潮”电影研究；

5、上海——香港双城问题研究；

6、电影工业体制的研究；七八十年代后香港电影发展研究等。这些问题的提出，符合香港电影自身的历史、特点，是研究香港电影不可绕过的课题。

回顾特刊对于香港电影研究具有极大的意义，正如傅葆石所讲：“这些论文集对理解香港电影的历史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通过辛苦的资料收集，并做出历史的分析，组委会提供最系统化的研究论文集。”③ 总的说来，这些特刊的最大意义在于搜集了完整的资料，提出思路，以备以后有兴趣的研究者使用，例如波德维尔就承认对香港电影的最初兴趣来自每年的回顾特刊。④ 另外，回顾特刊中的论文作者，包括港、台、内地、海外所有的香港电影研究者，全面展示了目前香港电影研究的人员分布。对于任何一个香港电影研究者来讲，历届特刊是必备的资料。

对于香港本土来讲，研究香港电影的单位（个人）主要有以下几类：各个大学的院系、香港电影资料馆、各个电影评论协会及杂志、报纸影评人，这些单位也经常会结集出版书籍，但从一般现象来讲：关于香港电影研究方面的论文集、回忆录、随感集、影评集一本接着一本的出版，而体系完备的专著却凤毛麟角。下面分类介绍，力求能够简单描绘出香港本土关于电影研究的地图：

1、大学

大学中的香港电影研究人员多具有较好的电影知识，在论述方面比较系统。香港有着众多的大学，其中香港浸会大学在1991年正式成立香港大学中第一个电影电视系，并有着林年同、卓伯棠、吴昊、史文鸿、钟宝贤（历史系）几位专业的电影研究学者而显得特殊一些。

林年同先生（1944—1990）是较早的一位电影研究学者，他研究电影的出发点是中国传统美学，曾结集《镜游》一书（后增订为《中国电影美学》），提倡中国传统美学中“游”的观念是中国观众一种重要的欣赏习惯。而最为特殊的是，林年同先生不仅研究香港电影，而且把视野拓展到中国早期电影研究上来，并组织了“中国电影学会”，出版《中国电影研究》杂志。他的这份抱负对于香港学界来说显得十分大气，日后刘成汉的《电影赋比兴集》、香港电影评论协会所出的《诗人导演——费穆》都与此有关，这也很大程度上认可了香港电影和上海电影间的美学关系。

卓伯棠先生的专著《香港电影新浪潮》一书，内容翔实全面，分析了香港80年代出现的一批电影创作运动。书中包括新浪潮历史状况、电视工业和新浪潮出现的关系、导演分析、历史定位等几个方面，是一本奠基性的著作。

吴昊先生是电视电影系的系主任，有论文集《乱世电影研究》、《香港电影民俗学》、《香港电影类型论》（罗卡、卓伯棠、吴昊合著），另辟蹊跷，从时代命运和民俗文化方式来观察香港电影的影像生态。而历史系的钟宝贤女士具备历史学的知识背景，她的专著《香港影视业百年》工程浩大，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香港电影产业发展线索史。书中所采取的产业、历史文化、美学互动的综合研究方式，源自波德维尔的好莱坞研究，在研究香港电影时取得奇妙的效果，填补了香港电影研究的一块空白，意义极其重大。

另外，港大的Ackbar Abbas所著的《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是研究香港文化、意识形态的必读书籍。其中第二章和第三章专门以“新浪潮”和王家卫作为文化研究的个案，具有特殊的意义。

2、香港电影资料馆

长久以来，香港作为一个电影中心，却没有一个公共性的电影资料馆从事保存珍贵的电影拷贝、整理历史的工作。有感于此，罗卡等香港电影人积极努力，终于在2001年1月初正式成立这一公益单位，从事香港电影文化、历史、导演的各种发掘工作。香港电影资料馆的成立，可以认为是一件极具进步意义的大事，稍加思考我们就可以想到，众多的世界大师级导演的被认可远非首轮影院的票房效应，而正是通过不断的文化意义挖掘才逐步被认可的。事实上也如此，自成立以来，香港电影资料馆策划了很多的电影活动，并一一结集成书，大大拓展了香港电影研究的层次。

历史方面，资料馆整理出版了《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之一之

二、《从手艺到科技——香港电影的技术进程》、《香港早期电影轨迹（1896—1950）展览》特刊、《六十年代粤语片红星展览》特刊、《粤港电影因缘》等一系列活动和书籍，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对历史话题进行有意义的拓取研究。特别是有“活历史”之称的余慕云先生整理的《香港影片大全》，体系浩大磅礴，全面记叙了电影有史以来的全部史料，是一本有价值的工具书，目前已经出到第五卷。

在挖掘香港著名电影公司运作体制方面，资料馆整理出版了《邵氏星河图展览特刊》、《邵氏电影初探》、《国泰故事》、《穿梭光影50年——香港电影的制片与发行业展览》等研究书籍，搜罗了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全面认识香港电影史上的大制片厂时代，并以肯定的态度认可其贡献。

在导演方面，资料馆以作者论的方式，重点评述了几位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导演，旨在希望推介出自己的电影大师，如《李晨风——评论·导演笔记》、《黎民伟日记》、《张彻——回忆录·影评集》、《剑啸江湖——徐克与香港电影》等，把天才和产业间的互动关系统一起来，全面肯定多年来香港电影发展的历程。

香港电影资料馆是一个常设性的研究和服务机构，藏有大量珍贵的胶片和史料。它的设立，为香港电影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完备的条件，当影像资料和历史史料都充足的时候，也是香港电影研究迈向深度研究的一个契机。

3、回忆录和传记

由于早期的较多影人并没有很好的知识背景，他们的著述就多是回忆录的样式了。香港有着宽松的出版环境，香港影界人士也多爱把自己的一生记录下来，这些回忆录的作者多是香港电影发展多年的亲事人，他们的回忆也让人有亲历历史的感觉。这类回忆录实在太过繁多，可以参看余慕云《香港电影八十年》中的三页列表，下面略微介绍几本较为重要的：

关文清的《中国银坛外史》。关文清从二三十年代起就一直从事电影事业，而且和大观片厂有着直接的关系，他的回忆录中对很多当年的电影事件、影人有着清晰的记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电影史资料。

《邵逸夫传》，作为控制了香港电影六七十年代的邵氏公司的老板，邵逸夫的生平是香港电影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所带领的邵氏制片策略和资本流动关系，至今影响着香港的影视业。

薛后所写的《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作为一个左派影人，薛后先生所描述的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电影界是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的。林黛、夏梦、张仲文等一些老明星的轶事，“长凤新”和国内电影界的关系，和香港业界的关系，及其80年代内地开放后怎么率先拍摄《少林寺》把香港电影和内地业界联系起来的历史，这些史料具有独特的意义。

另外，上面所介绍的香港电影资料馆的口述计划，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两次口述计划的主题分别是“南来香港”和“理想年代——长城、凤凰的日子”，被采访人全部是重要的当事人，这份资料对研究中港电影之间的资本、人才关系，香港五六十年代社会和电影业状况，有着极大的价值。

总体来讲，香港众多的回忆录和传记本身并不具有太高的学术价值，但随着历史的当事者逐渐老去，历史渐渐就只能成为一个符号来被理解了。能够保存这些珍贵的当事人的记录，并非一个功利性的学术课题，而是保留历史的财富，以供后人享用。

4、影评人

王赓武编的《香港史新编》中提到，香港报纸繁多，专栏是报纸的重要特色，而电影专栏则需要专门的影评人，对新片和电影现象发表意见，香港主要的影评人有石琪、罗卡、李焯桃、舒琪等人。⑤

石琪是香港电影界的资深评论人士，从70年代开始，每月必有几篇关系全港的影评，连香港国际电影节的主页上也专门刊登每月石琪的影评，他主要的文章多发在《中国学生周报》（早年）和《明报》及其副刊上。石琪的所有影评也曾汇集成书，浩浩荡荡八卷本《石琪影话集》，香港电影界天南地北的八卦琐事，无不一网打尽，对香港电影研究有很好的辅佐价值。他的影评从无破坏性的批评，而多是中肯之言，切实理解业界的关系。

罗卡可以说是香港电影业界最重要的学者、策划人、理论家之一，不论是资料馆的成立、电影节的创办，还是国外学者的组稿和请教，罗卡都有份参与，但因为他没有专著出版，所以放在此处介绍。罗卡是香港六七十年代最重要的文学刊物《中国学生周报》“电影版”的编辑，石琪、林年同等人当年都在他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罗卡本人仅著有《电影之旅》少数几本书，但他的文章总是关注香港电影最关键的问题，极具启发意义。在历年的电影节回顾特刊上，均可看到他的文章。罗卡的文章，并非简单的评论，而是上升到批评意义的学术观点，他的观点极具权威价值。

李焯桃曾从1980年开始主编香港最著名的电影刊物《电影双周刊》达7年之久，期间支持新浪潮运动，发表个人论点，颇有法国《电影手册》主编安德烈·巴赞的影子。李焯桃的论文结集有《八十年代香港电影笔记》、《观逆集——香港电影篇》、《观逆集——中外电影篇》、《淋漓影响馆——抛砖篇》、《淋漓影响馆——引玉篇》，深度与广度俱佳，李焯桃文中极具国际视野，是一个学者型的影评人。

另外的香港影评人众多，也办有“香港电影评论学会”、香港影评人协会等团体。从好的方面看，繁荣的评论和批评环境，是电影产业链中必要的一环，负责着联系公司意图和观众观看心理的作用。香港电影的多年繁荣发展，影评人的地位功不可没。

5、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及其刊物

香港电影评论学会作为一个非日常性的学术团体，有着50余人的作者队伍。自1995年3月成立以来，其宗旨是：团结一群志同道合的影评人，促进电影评论的独立自主精神；倡导从文化和艺术角度评论香港电影；对香港电影的成就重新做出评价。

香港电影评论学会每年都会出版一本回顾香港电影的评论文集，可以作为对一年来电影资料的总汇。他们也经常会在油麻地百老汇电影中心的KUbrICK书店举办讨论活动，颇具时代小先锋的意义。需要一提的是，香港电影评论学会编辑的几本书籍颇为重要：

他们编辑、译著的书籍有《然后有了光——22位导演作品选析》、《诗人导演——费穆》、《丈八灯台看电影》、《戏缘》、《从新浪潮到后现代》、《香港电影王国——娱乐的艺术》、《经典200——最佳华语电影二百部》、《江湖未定——当代武侠电影的域境论述》、《后九七与香港电影》、《王家卫的映画世界》、《我和电影的二三事》。从题目可以看出，他们的文章多反映的是时代紧要的问题和人物，其中颇为重要的有《王家卫的映画世界》、《江湖未定》这两本书，角度新颖有趣，提出的问题别具一格。

通过上面的一番简单描述，可看出香港本土在电影研究上的多方面努力。凭借天时地利人和之便，香港本土在电影研究上有着自己独特的一面，资料翔实，切中实际问题。但有些现象早就暗示了危机，例如专著太少，论文太多的情况，说明本土缺乏足够的实力和立场来进行总结性的专题研究。在香港电影业萧条的今天，一些评论性的文章的作者可能会因为大环境的困难而放弃写作，到时香港电影面对明天将会更迷惘。开展更广泛的文化交流，是香港电影业界和学术界应该重视的问题。

五、小结

电影学科自从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进入高校，并多设立于文学系下，着重点在于欧洲充满思考性和艺术创新的大师。同样的情况可以引用到关于香港电影研究中来，内地、香港、台湾三地普遍是在80年代之后开始引入电影学科，进行专业的电影研究，而最初的兴趣点多会关注中国第五代、台湾新电影运动、香港新浪潮电影之类的问题。而面对充满商业气息的都市香港，一种暗含的对立情绪经常会渗透出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人问津香港电影的研究。而“九七”前后对香港电影研究的观众同样是如此的吊诡，政治化和文化性的介入，吸引了人们对于香港电影的关注。

香港电影研究的复杂性，超过任何一个地域的华人电影，因为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范畴、高雅性和低俗性的判断，在这个领域全无意义。它是凭借着百年的历史、近万部的电影、众多的奖项和成就强制吸引了学者们的关注，而并非因为学院派对香港电影的娱乐性感到津津有味。对于香港电影来说，没有任何一部电影不涉及到观众和票房的问题，这种条件下艺术能够生存的空间微小得有限，但仍旧能够体现出体制下天才超越的能力。在1994年王家卫《东邪西毒》上映之时，香港掀起了一股关于雅俗高低的争论，但继石琪在《明报专栏》中批评之后，出现了大量以市民兴趣和经济价值为出发点的批评文章，专栏作家游清源讽刺那些拥护王家卫电影的人为“盟塞”的知识分子，并且影射那些解读王家卫电影的影评文章为“猪肉”，并非珠玉。当时，李焯桃在面对这种两极化现况时，有以下的见解：

“这种论调（即强调电影的商品本质的看法）其实是个陷阱，港台两地的影坛，由于没有真正的独立制作及另类发行系统，根本从来没有足够‘个人创作’的空间。而长期面向大众的影评，更一直充斥犬儒的情绪及反智的倾向，只崇尚直接简单的作法，对稍为脱轨的作品，往往口诛笔伐讥为闷艺、造作扮嘢、故作玄虚、自恋自溺（甚至自渎！）。”⑥

从这个视角来看待香港电影的研究，更是无法适时地做出判断。这也是香港本土如此缺乏专著，而个人论文集很多的原因。虽然香港有较为成熟的社区和文化形态，但它缺少足够的政治、文化身份和立场，无法对模糊的香港电影现状加以指导和判断。本土学者同电影业界一样，在边缘化的身份中失落自己的立场。

这种对娱乐性的偏见，限定了香港电影研究的发展，无法认真严肃地对待香港电影的众多现象，并进行深度的反思。香港本土的学者有着身份的缺陷，中国内地的研究碍于刚刚起步，台湾的政治身份导致无法做出正确判断，所以众多的英文学术研究成为了香港电影研究最具国际化视野、最具学科前瞻性的研究。有个学科的比喻会让人感到惊叹：埃及学研究的中心，在欧美而不在埃及！

但好在形势并非如此恶劣，众多中国内地、香港的学者在不断做出突破。近年来关于香港各方面研究的学术专著在不断出现，钟宝贤女士的《香港影视业百年》图文并茂、观点鲜明，罗卡和法兰·宾的英文香港电影史《Hong Kong Cinema: A Cross-Cultural View》已经出版，而广州的李以庄、周承人的香港电影全史也正在进行。

目前香港电影正在经历“冰河期”的低谷，但对于电影研究来说并非坏事，而要从现象中观察必然的逻辑。战后香港电影几经转折，这次绝对不是最恶劣的一次。而历史和文化的沉淀，回归7年后的香港应该有个自己的选择，如何定义香港电影的文化渊源、发展走向、研究思路。

台湾电影市场一度和香港电影市场紧密相连，但今日已经不同往日了。台湾电影的片花，曾是拖垮香港电影的原因之一，⑦ 而台湾境内摇摆的政治风云，以及在东亚地区所处的政治立场，其意识形态触及的各个方面都影响他们关于电影研究的发展前景，委实不能让人对他们在这方面研究上有任何信心。

学习西方香港电影研究的同时，中国内地和香港电影学界的交流值得让人期待。方言、距离、业界差异固然不可避免，但面对的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内地电影学研究的发展，在于政府仍没有放弃挽回电影产业的努力。市场的逐渐联姻，奠定了文化寻求合作的基础。香港的发展，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中国内地的基础，经济发展固然如此，文化上又未尝不是。在香港电影研究的发展上，更需要在美学、民族化、产业模式上走出新的思路。

注释：

① ［美］I.C.Jarvie: Window on Hong Kong: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Hong Kong film industry and its audience（查奕恩《香港电影工业与观众之社会学研究》）《序言》，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in University Of HongKong, 1977，第1页。

② Jay Leyda（1910—1989），美国人，电影理论和电影史方面的著名学者，师承苏联电影大师爱森斯坦。他曾在1959—1963年间来到中国，以外国专家身份参与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资料整理工作，回国后著述了中国电影史著作《电影》一书，在1972年出版，是西方国家第一本关于中国电影史的专著，开创了美国的中国电影研究领域。查奕恩曾和陈力同在纽约大学教书，直接受到陈力关于中国电影研究的影响。

③ poshek Fu: 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inema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第165页。

④ 原话是“那些年头，好友汤尼·雷恩总是按时送来香港国际电影节的特刊，我从而窥知香港电影史的点滴。”参见［美］大卫·波德维尔《香港电影的秘密——娱乐的艺术》的《序言》，何慧玲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⑤ 转引自黄维墚《香港文学的发展》第十三章，参见王赓武编《香港史新编》（下），香港：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55页。

⑥ 张美君《文化建制和知识政治：反思“严肃”与“流行”之别》，陈清侨编《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当代香港文化政治论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208页。

⑦ 1988—1993年间，台湾资金流入香港电影影市形成“片花潮”。台资的涌入，不单抬高了香港明星的片酬，推高了港片卖埠版权费，而且在滥拍风潮的恶性循环下，“烂尾”投资不计其数，即使能够完工的影片也难以依靠票房收入成本，破坏了香港本土的院线制度。而1993年5月28日，八大台湾发行商组成台北市片商工会国片海外联谊小组，提出压抑制片成本，抵制演员上涨的片酬，并提出三个不利港片的要求。同年，台湾新闻部放宽西片和日本片在台湾上映的拷贝数量限制，使得港片压力增大。原本在制片和票房领域占有起码三分之一的台湾市场，顿时消失，拖垮了香港电影产业链。参见钟宝贤《香港影视业百年》，香港：三联书店2004年10月版，第360—363页。

第三篇：对仓库现状的分析和管理整顿方案及目标[范文模版]

对仓库现状的分析和管理整顿方案及目标

一、现状分析

1、包装 :包装不规范 部分产品无包装、包装袋破损、包装不统一、杂乱等

2、标识：标签破损、型号模糊、手写标签不美观、部分产品无法辨别型号

3、摆放：

1.无规律

2.同一类产品不集中，区域没划分

3.货物没有库位、标识，找货难

4、管理：

1.仓库数据混乱 进出库流程未做到位

2.进出库的产品与账目数据不相符

3.产品摆放不整齐时没及时整理 随意摆放

4.库存较久的产品没进行清理与保养

5、制度 ：严格按照本公司仓库管理制度

1.产品入库时必须核对采购的订单、供应商的出货单。一一核对产品的、型号、数量。确认无误时贴上

标签，分类摆放。当收到产品与采购订单不相符时及时向采购反应。

2.产品出库时必须核对销售的订单，再次符合产品的型号、数量。

3.领料、退料、借用时必须在系统做好相应记录，单据要有相关人签名。

4.货物入库后，按品牌、品名规格、体积等特征，摆放整齐，分类清楚。根据备货区域及库存区合理安

排安排摆放位置

5.无论是存货区备货区，货物摆放要做到安全第一、一目了然。合理规划仓库空间。

6.每月进行一次盘点，并提供报表给财务。确认帐物是否一致。每半年进行一次大盘点。如在盘点过程

中发现盘盈盘亏时及时反应，查明原因.7.仓管员离岗不得超过15分钟。

二、解决方案

1.完善包装。无包装、包装破损或不美观的重新包装，并贴好新的FACC标签。

2.产品明显陈旧的及时清理出来

3.同一型号数量较多的装箱保存包装。

4.包装标识完好的产品重新按最新的仓库产品分布图摆放

5.严格按照进出库流程领用、办理出入库手续，确保库存的准确率

三、整理目标

数据准确、帐目清楚、产品摆放整齐有序、仓库容貌整洁美观

四、整理整顿步骤

1.整理 把要和不要的产品分开；避免不要的物品占据太多空间。

2.整顿 把合格的库存品按产品分布图定位 方便查找，减少拿取时间

3.标识 所有入库产品贴上FACC标签，容易辨别，方便日后盘点

4.清洁 定期清理，打扫尘污

5.随手复原，养成良好的习惯

6.仓管员必须定期对库存进行整理。每天在完成收发货工作后，利用工作空闲时间及时对仓库的卫生和货物的对方进行整理。

7.保持 时刻保持每个在库产品标识清晰明了，包装规范，货物干净整洁，区域划分清楚。通过以上整理达到

到一目了然的效果

五、实施计划

1.7/30号安排：1号货架相对应产品重新包装，放到零件盒里再重新上架

2.8/6号安排： 2、3号货架相对应产品重新包装，放到零件盒里再重新上架

3.8-6/8-13号安排：标签的制作与重新标识

备注：每周6整理仓库时需要2-3位男生支援。7/30前要请男同事安排制作尺寸大小不一的包装袋。请老板支援，谢谢

第四篇：我国编制管理的现状与改革研究

我国编制管理的现状与改革研究

机构编制工作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完善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牵涉面广，难度大，受多种因素制约。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等机构编制法规、政策的贯彻实施，为创新机构编制管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机遇，同时也给新时期机构编制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笔者围绕新时期如何创新机构编制管理，贯彻践行科学发展观这一课题，对福建三明市梅列区机构编制工作进行了深入调查，认真研究了新形势下创新机构编制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并对存在问题及对策思路进行了思考。

一、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的现状

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地处三明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辖区土地总面积352.51平方公里，总人口17.9万人，2007年地方级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66亿元，设有一类、二类乡镇各1个，街道3个，党委政府工作部门26个，群团组织10个，事业单位145家。2000年以来，梅列区持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严格控制机构编制，规范政府职能行为，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机构编制工作步入良性循环发展轨道，机关事业单位实有在编人数从2624人减至2384人，连续八年实现负增长，以实际业绩践行科学发展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简政——持续改革，科学设置机构编制。持续多年坚持改革，机关、事业单位设置日趋规范。开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通过

2002年党政、2005年城乡体制改革和群团改革、2006年区级政府机构改革及2008年正在组织实施的乡镇机构试点改革，规范设置区级党委工作部门8个、政府工作部门18个、群团组织机构10个，撤销“城中乡”原徐碧乡，在街道统一设置党政“五办”、事业“五中心”，在乡镇综合设置党政“五办”、事业“三中心”。开展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理顺市区城市管理体制，成立区城监大队；理顺公共安全执法体制，成立区及乡（镇）、街道安全生产监察执法机构，组建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理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制，在卫生局内设立应急办。开展事业单位改革，撤销农税稽查队等36家部分职能消失和长期不开展业务的单位；归并二轻集体工业联社等26家工作任务相近或规模偏小、效益不高单位；改制列东饭店等19家经营性单位；接收8家上级下放及厂矿剥离医院、学校单位；组建契税征管中心等19家适应事业发展的单位。全区事业单位从188家减至145家，精简22.87%。

2、精兵——持续控制，科学管理机构编制。坚持严格控制、严格管理、严格监督，机关、事业单位实有在编人员连续八年实现负增长。坚持严格控制。严格执行中央下达的行政编制总量，全面核销地方自定编制，从严控制事业编制。全区党政机关行政编制从2000年的430名减至338名，精简21.40%；全部核销地方自定编制93名。其中乡镇机关行政编制由90名减至44名，精简51.11%。乡镇事业编制由102名减至55名，精简46.08%。坚持严格管理。推广“核编”管理，建立全区核编数据库，掌握全区人员增减和人员结构动态情况；

推行“实名”管理，率先对乡镇、街道、林业、农业、建设等部分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进行定编定岗，初步缓解部分单位的混编混岗问题；推进“瘦身”管理，针对全区党政机关行政整体超编的现状，实行超编单位“只出不进”、满编单位“先出后进”，缺编单位从区内科学调剂的办法，缓解消化超编人员工作的压力。坚持严格监督。认真执行《福建省机构编制监督检查暂行办法》，开展“三定”方案自查自纠、“吃空饷”人员专项督查，认真接待群众来信、来访、来电投诉，加强监督检查，严肃处理部分机构挂牌不规范等违规行为，推动各项机构编制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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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规范——持续转变，科学界定机构职能。合理界定机关、事业单位职能，逐步推动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型。通过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在持续多年的机构改革中，重新审核、下发各部门的“三定”方案，加强了政府综合经济部门、执法监察部门建设，转移下放和划出划入区政府各部门职能158项，合理划分区与乡镇、街道的事权，理顺部门职能交叉职责，将部门与所办的企业和经济实体全部彻底脱钩，实现政企、政事、政社分开。通过整顿明确事业职能。事业单位机构编制清理整顿期间，坚持政事、事企分开，重新明确全区145家事业单位的职能，初步理清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和公益类、开发经营性三类事业单位。通过清理规范审批职能。认真做好2006年区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职能的及时接收和划转区发展和改革局的移交衔接工作，组织开展新一轮行政审批项目清理工作，扎实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区共保留行政许可审批项目101项，非行政许

可审批项目53项，清理和减少审批事项52项，精简34%，政府职能逐步向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转变。

4、建制——持续运作，科学规范审批程序。认真落实《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规范机构编制人员审批程序。“一会式”研究。严格履行《梅列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议事规则》及机构编制的专项申报、统一承办等制度，区编委会负责研究涉及机构编制人员的相关事项，实行“一会式”研究。“一支笔”审批。坚持区编委主任“一支笔”审批制度。凡需提交区委编委研究审核、审批的事项，先由区委编办研究提出意见，报区委编委主任同意后上会研究。经提交编委会研究的规范程序后，由区委编委主任审批。其他部门文件涉及机构编制事项的，一律不作为调整机构编制的依据。“一条线”管理。注重建立健全机构编制“一条线”协调机制，凡未经编委会审批的，人事部门不予办理调配、录用及工资核定手续，财政部门不予列入财政预算范围并核拨经费，卫生部门不予办理医疗保险，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不予办理社会保险手续，公安部门不予办理户口迁移。

二、机构编制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体制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梅列社会经济的发展，基层政府的责权关系、部门控制编制意识、协调配合管理机制及行政编制紧缺、人员结构等深层次问题逐步凸显，与科学发展不相适应。在课题调研中，笔者走访了2个乡镇、15个区直部门，通过调查、座谈等方式、讨论了有关梅列机关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管理中的现实情况和

存在问题，分析研究了创新机构编制管理的意见、建议，从四个方面对当前机构编制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思考。

1、体制机制和政府职能问题。一是亟需理顺基层政府的责权关系，解决“块块管理”与“条条管理”问题。现行法律、法规对市、县（区）、乡镇职能划分不够明确，隶属上级部门垂管的辖区派驻机构日趋增多，基层政府的人权、财权和事权配置不合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实际弱化，“弱肩膀挑重担子”，影响基层政府的整体效能。二是亟需梳理部门间的职能关系，解决“职能交叉”与“相互扯皮”问题。部门之间有关农业农村工作、老干部管理与服务、社会保障等职能交叉问题仍然存在，部分事业单位之间的职能也有待梳理，如：关于水上船舶管理工作，渔船由农业局所属的渔港监督管理，沙船由水利局所属的水政监督大队管理，采沙船舶隶属交通局所属的运管所管理，“多龙管船”，“十羊九牧”，职能交叉、相互扯皮现象比较明显。三是亟需清理行政事业关系，解决“政事不分”与“事企不分”问题。部分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职能比较混乱，一些主管机关的内设机构与所属事业单位的名称、职能相近甚至相同。截止2008年9月30日，梅列区事业单位实有在编人员1800人，占财政供养总数的78.40%。

如何理清政事、事企关系，推进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已成为全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问题。

2、机构管理和领导职数问题。在机构设置上，存在单位本身追求机构大而全的内在扩张冲动阻碍和上级有关部门牵制机构设

置的现象，有的单位为了争取与上级条块相应的专项资金、项目，要求通过设立或合署办公、挂牌等途径设立相应机构，部分机构设置小而全，与大部门体制改革要求不相适应。在机构管理中，机构编制工作面广量大，改革的复杂性和管理的难度性及编办独立办公时间较短、人手紧缺等诸多主客观因素，机构编制部门自身存在“就机构论机构，就编制论编制”的问题，重事前审批轻后续管理、重数据管理轻督查监管。如：一些部门内设职能办公室、事业单位机构撤并后，存在继续使用原公章的问题。在领导职数上，有的上级部门强调自身工作的重要性，要求设置相应职数；部门有时为了安排干部，有时作为加强工作的手段，要求增配领导职数，职数管理压力较大。

3、编制紧缺和人员管理问题。一是行政编制紧缺，编制使用“捉襟见肘”。全区党政行政编制仅338名（含工青妇、乡镇、街道），乡镇、街道平均行政编制分别仅22名、16名，各部、委、办、局平均行政编制仅5名，行政编制在3名及3名以下的单位有17个，占35.42％，一些部门行政编制竟少于内设机构数，编制紧缺问题凸显。有的部门行政编制增加不了，转向要求增加事业编制。二是基层分流困难，行政人员“代谢不畅”。核销地方自定编制后，全区党政机关行政人员整体超编，消化超编人员任务较重，但梅列作为1983年地市合并后组建的新区，历经多轮机构改革精简和持续严格控制，机关人员配备比较精简。作为行政管理体系的基层单位，分流人员主要靠提前退休退养，其它渠道分流人员极其有限,而目前行政机关45岁以下的中青年干部占2/3，未来三年全区行政退休人员仅33人，人员分流客观上存在一定难度。且梅列地处三明市区中心，选调生、军转等政策接收的区位压力较大。继续沿用原来有限的行政编制基数，行政人员整体超编，影响全区公务员正常招考，机关人员年龄结构趋于“老化”。三是管理问题凸显，事业人员“混编混岗”。一些部门为缓解行政人员编制紧缺问题，借用事业人员顶岗，部分岗位“以事代政”；全区事业在编干部1382人、工人418人，干部与工人的比例为3：1，工人所占比例过高，部分岗位“以工代干”；由于历史遗留因素部分事业单位人员结构不合理，有的事业单位超编但实际专业技术人员紧缺，专业岗位“虚席以待”。如：区属各中小学校整体超编，但仍然存在紧缺学科教师。

4、共识共为和工作氛围问题。一是部门主动控编意识有待增强。一些部门的主动控制编制意识缺失，新增工作职能和任务时，首先考虑增加机构、编制、人员，较少考虑通过整合内部资源、改革管理方式、创新工作机制、提高工作效率来解决，长此以往将导致机构编制陷入再度膨胀、循环改革的误区。二是协调配合机制有待健全。严格按照职数和编制配备领导干部、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管理工作与下一步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衔接配合等问题有待研究，机构编制部门与组织、财政、人事相关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和制约机制亟需健全完善。三是基层编办实际困难因素值得关注。从编办目前使用的编统、核编两套软件看，统计范围基本相同，只是统计口径不同；实名制管理软件也在部分省市推广使用。但区编办及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实际配备在编人员仅4人，使用有一定重复意义的软件实际增加基层工作量和

压力。从区级编办的运转情势看，由于独立办公时间短，没有积累及其他经济来源，近几年改革任务加重，各项办公经费逐年递增等实际因素，办公经费日趋紧张，在机构改革及日常管理中只能量力而行，在一定程度上滞约了工作的开展。

三、创新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的对策与思考

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为机构编制工作创造新的机遇和良好条件，同时也对创新机构编制管理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求。通过调研，笔者感到，创新机构编制管理作为新形势下一项当务之急的工作，是一项事关党和政权建设的基础保障工程。特别是在机构编制管理中应深入践行科学发展观，不断创新理念、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内容，与时俱进推进机构编制管理工作。

1、转变观念，创新管理理念。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机构编制工作，是创新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的本质要求。一要树立发展理念。牢固树立机构编制服务发展意识，围绕“海西”建设、加快市区经济发展、梅列“优三壮二精一”发展思路，把机构编制工作放到社会经济发展大局中统筹考虑，努力发挥机构编制部门的职能作用，推动全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二要树立优化理念。坚持树立机构编制优化配置的理念，围绕“和谐梅列”建设，把机构编制作为党的执政资源进行适时合理地调整，积极研究涉及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农业农村及文教卫、社会保障等关系民生民计的机构编制事项，促使职能配置、机构调整、编制使用、人员调配对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与全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三要树立法治理念。始终树立

依法管理机构编制的意识，深入贯彻《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等系列机构编制法规文件精神，重点要将机构编制工作列入各单位考核内容，明确单位一把手和组织人事干部在编制工作中的责任，从制度项层面上防止上级业务部门干预下级机构编制事项，保障各级各部门主动控制机构编制人员，不断增强机构编制管理的权威性和约束力。

2、改革机构，创新管理体制。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体制保障。一要规范基层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快新一轮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步伐，规范设置辖区派驻机构，明确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权责关系。落实乡镇试点改革要求，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建设责权一致、高效运转的县（区）及乡镇基层政府。二要探索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管理体制。加大机构整合力度，全面梳理部门之间存在的职能和权责问题，对一些职能相近的部门实行综合设置，对一些职能交叉的部门，坚持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确需多个部门管理的事项明确牵头部门、分清主次责任，着力解决部门职责交叉问题，形成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管理体制。清理规范议事协调机构和部门管理机构、合署办公机构，规范精简部门内设机构，提高政府的整体效能。三要推进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的原则，适时开展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认真研究确定各事业单位职能，对主要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转为行政机构或将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对主要从事生产

经营活动的，加快转企步伐；对主要从事公益服务的，强化公益属性，整合资源，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加强政府监管。配套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和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相关的财政政策。

3、健全规范，创新管理机制。主动适应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探索建立管总量、管结构、管政策的机构编制管理新机制。一是创新宏观管理机制，管好总量。立足梅列区情，综合考虑辖区人口、面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财政收入等因素，按照总量控制、适当发展、控导结合的原则，研究确定符合梅列实情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总量控制基数，研究制订各类编制标准的范围、方法和体系，逐步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科学的总量控制管理方式。适应加强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要求，积极争取上级机构编制部门适时增加县（区）、乡镇两级政府的行政编制总量。二是创新动态管理机制，管好结构。根据编制标准调整人员结构，对新设事业单位严格按照规定的结构比例标准核定人员编制，严禁违反人员结构标准进人；对事业单位工人比例过高等已经形成不合理人员结构的，研究制订调整控制及分流办法；对部分满编、超编但实际专业人员紧缺的事业单位，实行“先出后进”的办法，先分流非专业人员，再调配紧缺专业技术人员。三是创新监督管理机制，管好政策。认真贯彻执行《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作暂行规定》，健全机构编制管理与组织、人事、财政等部门的综合约束机制，实行组织、人事、财政、编办、劳保等“五位一体”的管理机制，坚持编制与财政预算、工资、养老、医疗保险挂钩，做到凡是涉及机构编制事宜的必须由编制部门一家受理和行文，严禁

超编进人，严禁以任代调。认真履行机构编制监督检查职责，会同纪检、组织、人事部门，定期开展机构编制有关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活动，形成以部门“三定”为主的机构编制管理综合效能监督机制。

4、完善制度，创新管理内容。准确把握科学管理的实质要素，运用弹性调控手段管住管好、用好用活现有的机构编制人员资源。一是不断完善核编制度，提高在编在岗人员管理水平。依托核编数据库，加大核编软件和编统软件“合二为一”及升级开发力度，建立人员编制信息工作平台，争取实现机构编制与组织、人事、财政部门的信息资源共享，有效防止 “数出多门”、“一门一数”。督促各单位正确使用《机构编制核编证》，及时办理变更事项，做到机构、编制、人员事项，机构编制管理部门和各级各单位人事主管部门“两头清”，由重事前审批转向事前审批与后续管理并重。二是全面推行实名制管理，梳理超编混岗人员管理问题。全面推行机关、事业单位实名制管理，确保实际具体机构设置与按规定审批的机构相一致、实有人员与批准的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相对应。运用有增有减的调控手段，逐步解决部分机关事业单位超编问题，严格控制机构编制“膨胀”。明确编制调整必须以工作职能和工作量为衡量标准、依据，不以实有人员的超、缺编为增编依据，由重基础数据管理转向数据管理与职能管理并重。三是严格执行请假制度，解决在编不在岗人员管理问题。认真界定“吃空饷”的行业标准，严格规范与“吃空饷”对应的请假制度，制定行政、事业单位规范统一的请休假制度。

第五篇：公共管理现状研究论文

公共部门的变革回应了几个相互联系的重大现实问题，包括：职能公共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低效率；经济理论的变化；私营部门相关变化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全球化作为一种经济力量的兴起；技术变化使得分权同时又能更好地控制全局成为可能。

行政管理可以分为三个鲜明的发展阶段：前传统阶段、公共行政传统模式阶段和公共管理改革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管理模式。从上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并非轻而易举，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的过渡至今尚未完成。但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新模式背后的理论基础非常强大。这场变革运动以“新公共管理”著称，尽管这个名称引起了争论，然而它不但在蓬勃发展着，而且是对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采取的管理模式的最佳表述。传统的行政模式相对于它所处的时代是一项伟大的改革，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一、前传统模式

很显然，在19世纪末官僚体制理论尚未健全之前，已经存在着某种形式的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它与政府这一概念以及文明的兴起一样历史悠久。正如格拉登(Gladden)指出的那样，行政的某种模式自从政府出现之后就一直存在着。

首先是创始者或领导者赋予社会以可能，然后是组织者或行政者使之永恒。行政或事务管理是所有社会活动中的中间因素，虽然不是光彩夺目，但对社会的持续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的。

公认的行政体制在古埃及就已经存在了，其管辖范围从每年的尼罗河泛滥引起的灌溉事务到金字塔的建造。中国在汉朝就采用了儒家规范，认为政府应当是民选的，不是根据出身，而是根据品德和能力，政府的主要目标是谋取人民的福利。在欧洲，各种帝国——希腊、罗马、神圣罗马、西班牙等首先是行政帝国，它们由中央通过各种规则和程序进行管理。韦伯认为，中世纪“现代”国家的发展同时伴随着“官僚治理结构的发展”。

尽管这些国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管理，但它们具有共同的特点，这可以称为前现代。也就是说，早期的行政体制本质上是人格化的，或者说是建立在韦伯所说的“裙带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以效忠国王或大臣等某个特定的人为基础，而不是非人格化的；以效忠组织或国家为基础而不是以个人为基础。尽管存在着这么一种观点，即认为行政管理本身不为人赞许的特点仅仅来自于传统模式，但早期的做法常常导致谋求个人利益的贪污行为或滥用职权。在早期行政体制下，我们现在看来觉得很奇怪的做法曾是当时执政政府职能的普遍行为。那些一心走仕途的人往往依靠朋友或亲戚获取工作或买官，这就是说先以钱来收买海关官员或税收官员，然后再向客户伸手要钱，从而既回收了最初的买官投资成本，又可以大赚一笔。美国19世纪的“政党分肥制度”意味着在执政党发生了变化的同时，政府中的所有行政职位也发生了变化。

前现代官僚体制是“个人的、传统的、扩散的、同类的和特殊的”，而按照韦伯的论证，现代官僚体制应当是“非人格化的、理性的、具体的、成就取向的和普遍的”。个人化政府往往是低效率的：裙带关系意味着无能的而不是能干的人被安排到领导岗位上；政党分肥制常常导致腐败，此外还存在着严重的低效率。传统行政模式的巨大成功使得早期做法看起来很奇怪。专业化、非政治化行政在我们看来是如此顺理成章，以至难以想像到会有别的制度存在。西方的行政制度即使简单到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想法，也是直到1854年英国的诺思科特—屈维廉报告出台后才开始建立，尽管这种制度在中国早已通行很久了。

二、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

在19世纪末期，另外一种模式开始在全世界流行，这就是所谓的传统行政模式。它的主要理论基础来源于几个国家的学者，即，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和德国的马克斯·韦伯，人们把他们和官僚制模式相联系；弗雷德里克·泰勒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管理理论，该理论也来源于对美国私营部门的运用，为公共行政提供了方法。与其他理论家不同，泰勒没有着力关注公共部门，可是他的理论却在该领域具有广泛影响。这三位理论家是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主要影响者。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还要加上诺思科特和屈维廉，他们对美国之外的国家的行政尤其是威尔逊的行政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9世纪中期，诺思科特和屈维廉最先提出了通过考试和品德来任命官员的主张，并提出了无偏见和行政中立的观点。

传统的行政模式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官僚制。政府应当根据等级、官僚原则进行组织。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度有一个经典的、清晰的分析。虽然这种官僚制思想在商业组织和其他组织中采用过，但它在公共部门得到了更好和更长久的执行。

2.最好的工作方式和程序都在详尽全面的手册中加以规定，以供行政人员遵循。严格地遵守这些原则将会为组织运行提供最好的方式。

3.官僚服务。一旦政府涉足政策领域，它将成为通过官僚体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

4.在政治、行政二者的关系中，行政管理者一般认为政治与行政事务是可以分开的。行政就是贯彻执行指令，而任何事关政策或战略事务的决定都应当由政治领导者做出，这可以确保民主责任制。

5.公共利益被假定为公务员个人的惟一动机，为公众服务是无私的付出。

6.职业化官僚制。公共行政被看做是一种特殊活动，因而要求公务员保持中立、默默无闻、终身雇用以及平等地服务于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

7.行政任务的书面含义是执行他人的指令而不承担由此而致的个人责任。

通过对比早期的行政模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韦伯体系的主要优点和不同点。韦伯制度和它以前的各种模式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以规则为基础的非人格化的制度取代了人格化的行政管理制度。一个组织及其规则要比组织中的任何个人都重要。官僚制度就其运作以及如何对客户做出反应方面必须是非人格化的。正如韦伯所论证的那样：“将现代公职管理归并为各种规定深深地触及了它的本质。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认为，以法令形式来命令执行某些事务的权威已被合法地授予了公共机关。这并没有授予某机构具体情况下通过指令实施某种事务的权力。它只能是抽象地管制某种事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通过个人特权和赋予特许权管制所有事务。后者的情况完全是由世袭制支配的，至少就这些事务不是不可被侵犯的传统而言是这种情况。”

这一点非常重要。早期的行政管理以人际关系为基础，个人要忠诚于亲戚、保护人、领导人或政党，而不是对体制负责。有时，早期行政管理在政治上是比较敏感的，因为行政机关的人员是任命的，他们更是政客的臂膀或主流阶级。但是，它也常常是专制的，专制的行政可能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对那些不能够或者不愿意投入个人政治游戏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一个以韦伯原则为基础的非人格化的制度可以完全消除专制——至少在理想情况下是如此。档案的存在、前例原则的参照和法律依据意味着在相同的环境中总是会做出相同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效率更高，而且公民和官僚等级制中的人员都知道自己所处的立场。

其他的差别均与此相联系。在各种规定和非人格化的基础上，会很自然地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及其规定在个人离开组织后保持不变。虽然韦伯强调的是整个制度，但他也注意到了官僚制组织中的个人任期和条件。

传统行政模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为全世界各国政府所广泛采用。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它都显示出了优势。与以前腐败盛行的制度相比，它更具效率，而且职业化公务员的思想对个人以及业余服务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该模式现在也暴露出了问题，这些问题表明该模式即使不能说已经过时了，也可以说即将过时。

传统官僚制度是在工业发展过程中的某个特定时间段发展起来的，它的制度和技术适用于更早的时期。如果政府工作人员被看做机器人，只需对简单的刺激做出反应，难以承担起做出决策的责任，而且在操作手册中都有了事无巨细的规定，那么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可能是合适的。然而在私营部门，正式的等级制度不再被认为是运行良好的了。

公共行政的理论支柱已经难以描述政府现实了。政治控制理论已经问题重重。行政意味着遵从他人的指令，因此要求有一个秩序井然的收发方法。指令的发出者与实施者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划分。但是这并不现实，并且随着公共服务规模和领域的扩大而愈加不可能。传统模式的另一理论支柱——官僚制理论也不再被认为是组织的特别有效形式。正式的官僚体制可能有它的优势，但人们也认为它往往培养墨守成规者而不是创新者；鼓励行政人员规避风险而不是勇于冒险，鼓励他们浪费稀缺资源而不是有效利用。韦伯曾把官僚制看成是“理想类型”，但现在这种理想类型却培养了惰性、丧失进取心、导致平庸和低效率，这些被认为是公共部门的特有病。它也由此遭受批评。实际上，“官僚”这个词在今天更多地被看成是低效率的同义词。

传统模式的所有事实都已经受到了挑战，官僚制的确有威力，但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适用，它会带来一些负面的结果。试图探求惟一的最佳方式是不切实际的，这会导致组织运作的僵化。私营部门中率先采用的灵活管理体制正在被政府部门所采用。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并不是政府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惟一形式。而且行使官僚权力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公共产品的直接提供，政府实际上可以通过补贴、法规或合同间接地在这一领域起作用。政治和行政在现实中很长时间里都一直相互交错。公众要求在原先政府独立于民众而运作的领域中建立更好的责任机制。虽然公务员可能会受到公共利益的奖励，但现在看来政治游戏者有他们自身的利益这一点也是无可争辩的。他们也可能是为了自身的进步或所在部门的发展而工作，而不再是原来想像的那样时刻都是出于纯洁和无私的动机。现在公务员的不同寻常的雇用现象已经弱化多了，特别是考虑到私营部门在这方面的变化，私营部门雇用制已是非常少见了。最后，公共部门的任务现在被认为具有了更多的管理性质，这要求行政人员对于他们的工作绩效负起责任来，而不仅仅是行政命令和执行指令。

关键之处在于，传统模式在大约一百年里没有多少变化，而现在却发生了全面变化。诸多观点构成了一种范式——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而现在由于传统模式本身的问题，范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和转移。

传统模式是僵化的、官僚的，只是侧重于结构和过程。然而它确实比以前存在的模式要好得多。以功绩制为基础的任命制、正式的官僚制以及政治和行政能够并且应该分开的想法都足以构成一个行政体制的充分原则，尤其是对一个处于稳定阶段运行的制度。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主导着公共服务理论和实践。尽管传统模式做出了多年的贡献，但它现在面临的主要批评是，其理论和实践都不足以适应公共部门管理的发展。传统模式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但现在它的时代过去了。

传统的行政模式衰落的主要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它不再运作良好了。当理论和经济研究都表明政府直接提供公共产品具有内在低效率时，政治家们开始询问一些笨拙的问题就毫不奇怪了。为什么公务员是终身雇用的而别人却不是？为什么他们不是以合同形式雇用？如果有人受雇从事一份工作，确保该雇员做好这份工作有何过错？公务员制度至少在西方国家已经大失民心，政府进行相关改革时阻力极小。而这些改革以前曾一度被认为会破坏公务员制度。一旦变化开始发生，传统模式的各个方面也就随之分崩离析了。

三、新公共管理模式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公共部门出现了一种针对传统行政模式的缺陷的新管理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缓解传统模式的某些问题，同时也意味着公共部门运转方面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这种新的管理方法有很多名称：“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典范”或“企业型政府”。到90年代后期，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新公共管理”的概念。

尽管新公共管理的名称众多，但对于公共部门管理发生的实际变化而言，人们还是有一种共识。第一，无论这种模式叫什么，它都代表着一种与传统公共行政不同的重大变化，它更为关注结果的实现和管理者的个人责任。第二，它明确表示要摆脱古典官僚制，从而使组织、人事、任期和条件更加灵活。第三，它明确规定了组织和人事目标，这就可以根据绩效指标测量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同样，还可以对计划方案进行更为系统的评估，也可以比以前更为严格地确定政府计划是否实现了其预定目标。第四，高级行政管理人员更有可能带有政治色彩地致力于政府工作，而不是无党派或中立的。第五，政府更有可能受到市场的检验，将公共服务的购买者与提供者区分开，即将“掌舵者与划桨者区分开”。政府介入并不一定总是指政府通过官僚手段行事。第六，出现了通过民营化和市场检验、签订合同等方式减少政府职能的趋势。在某种情况下，这是根本性的。一旦发生了从过程向结果转化的重要变革，所有与此相连的连续性步骤就都是必要的。

霍姆斯(Holmes)和尚德(Shand)对这次改革的特点作了一个特别有用的概括。他们把新公共管理视作范式，这种好的管理方法具有以下特点：(1)这是一种更加富有战略性或结构导向型的决策方法（强调效率、结果和服务质量）。(2)分权式管理环境取代了高度集中的等级组织结构。这使资源分配和服务派送更加接近供应本身，由此可以得到更多相关的信息和来自客户及其他利益团体的反馈。(3)可以更为灵活地探索代替直接供应公共产品的方法，从而提供成本节约的政策结果。(4)关注权威与责任的对应，以此作为提高绩效的关键环节，这包括强调明确的绩效合同的机制。(5)在公共部门之间和内部创造一个竞争性的环境。(6)加强中央战略决策能力，使其能够迅速、灵活和低成本地驾驭政府对外部变化和多元利益做出反应。(7)通过要求提供有关结果和全面成本的报告来提高责任度和透明度。(8)宽泛的服务预算和管理制度支持和鼓励着这些变化的发生。

新公共管理并没有认为实现某结果有一条最好的途径。管理者在被赋予责任之前并没有被告知如何获得结果。决定工作方式是管理者的一个职责，如果没有实现预定的目标，管理者对此应当承担责任。

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浪潮由各种不同于传统行政模式的理论所支持。这包括：政府工作人员被假定为具有经济利益动机；私营部门的灵活管理为政府部门提供了经验；政治与行政不可分离。在从行政到管理的理论变化中，一个关键的区别是：行政是执行指令，而管理是获取结果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新公共管理从经济学和私营部门获取了主要的理论支持。

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是奥斯特罗姆。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就指出，组织有两种对立的形式：官僚制和市场。在奥斯特罗姆眼里，官僚组织相对于市场选择是低效率和低成效的。官僚行政模式缺乏竞争、消费者主权和低成本选择下的激励。他指出，许多当代政治经济学家以经济理论导出的一种范式为基础，“向传统行政理论的许多基本假设提出了挑战”。

新公共管理证实了奥斯特罗姆的观点，尽管这种观点经过一段时间才被采用。在奥斯特罗姆的著作中，我们能看到新公共管理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从经济学视角看，它是市场导向的。这运用的是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第二，它否定以官僚制作为组织原则。

正如亚当·斯密所洞见的那样，如果允许个人追求最佳结果，那么市场就是更为有效的资源分配形式。

另一个理论变化是私营部门管理理论的变化，即打破了公共部门制度中曾被认为是基本要素但实际不是的东西。公务员在和客户打交道时必须公平和公正，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务员需要保持政治中立或者终身雇用。衡量公共部门绩效可能确实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需要努力去这样做。公共部门的政治本质确实有别于私营部门，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行动都是政治性的，或者所有的政策都由政治家做出。以前被认为是公务员必须做的现在已经成为特例，人们很难理解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会因为合同雇用制或业余工作制而遭受破坏。然而所有这些都有悖于曾被视为公共雇用的必要条件。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间除却最高层的管理外，许多工作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很难认可公共部门的不同于一般的雇用方式。

也许，私营部门为我们提供了重视结果的经验。传统行政模式正是由于强调结构和过程而非结果才深受批评。另外，正如前面讨论过的，官僚组织并不自然就有效率。私营部门已经在实践其他的组织结构——利润中心、分权、雇员灵活性——所有这些也正在为公共部门所采用。

四、发展中国家的公共管理

尽管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相比，新公共管理适合于发达国家，但这是否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却不得而知。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始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方式就必然适用于不同的环境。新公共管理可能与发达国家特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那么与新公共管理兴起并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相比，不发达国家在采用时就会受到限制。

发展中国家的确也采用过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因此也盛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所有熟悉的官僚制度。官员通过考试获得了终身雇用。即使在最贫穷的国家，官僚制度也要维护那些地位显赫、薪水相对较高的精英集团的利益。

有人认为，新公共管理改革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这是因为传统的官僚制在许多国家都已失败。霍姆斯和尚德都主张，“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管理改革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我们相信，基本原则对每一个国家都是适用的。”另一方面，米诺格认为，“市场检测和内部市场等复杂的改革不可能在发达国家之外行之有效。”然而，与把新公共管理排除在发展中国家之外相反，更为合理的方法是以务实的方式具体确定新公共管理在发展中国家运用的一系列前提条件。斯蒂格利兹主张一种新的发展日程。它包括国家作用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政府和私营部门进行合作，促进政府建立市场。在一些领域，政府应当更多地进行市场调节。这就要求政府改善自身的工作绩效，通过尽可能地利用和促进竞争来广泛使用类似于市场的机制。

任何国家在采用这些观点推进市场经济建设的时候，都应当有足够的基础条件以采用包括市场检验和履行合同在内的新公共管理。

五、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

毋庸置疑，人们会对这场改革有对立的评价。当然，这场变化还没有得到完善的运作，会出现一些错误，向新模式转变的过程也存在各种问题。这些不足似乎会导致政治上要求回到原来非党派、中立的行政制度，但这实际上极不可能。更为可能的是，要进一步完善改革中尚不完善的地方，然后逐步演进到另一种模式。传统模式以及它所坚持的主张已经结束了。

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普遍赞同。有意思的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批评家也越来越多。他们的批评涉及了公共部门改革的方方面面。有人认为没有什么范式变化，也没有发生国际范围的变化。批评家们认为，公共管理的改革是对民主的攻击，是意识运动，是一种流行时尚，在已经尝试过的公务员变化中导致了士气低落。这些观点有些是有道理的，而另外一些则完全不着边际。确实，反对者和批评家难于就争论的焦点达成一致。有无范式变化问题是公共管理改革中最具争论性的问题之一。

（一）范式变化

人们就新公共管理展开的争论最有意思的一个方面在于，尽管最激烈的批评家也承认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否足够大到可以构成一个范式变化却有待商榷。尽管有人仍然不太相信，但再次考察一下范式是什么，考察一下公共行政中的竞争性范式是否有效是有用的。我认为，无论是采用“范式”的通常意义，还是与库恩著作相关的用法，“范式”这个术语无论指代传统行政模式还是公共管理改革都是合适的（这些公共改革联系在一起就被称为新公共管理）。

除了强调结果并通过各种机制来实现结果外，关键的不同是其背后的经济学和私营部门管理理论基础。在这一点上，公共行政的基础是公共利益激励理论、官僚制理论和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人们认为，有足够的差异可以说明存在不同的范式：官僚和市场是两个截然相反的组织运作方式；公务员的公共利益激励不同于市场理性行为假设；政治与行政分离被普遍认为是不切实际的；侧重于过程的传统模式与侧重于结果的新模式完全不同。

（二）一场国际运动

公共部门改革是否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人们已经注意到，类似的改革运动已经在好几个国家发生了。汤普森认为新公共管理是一场世界性的变革，因为它几乎影响到了全世界的每个角落。对世界上最大的123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重要的政府改革正在全世界进行。在很大程度上，类似的改革也发生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凯特尔也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如火如荼。这场运动从两个方面看是国际性的。首先，它已经扩展到了蒙古、瑞典、新西兰和美国等一系列国家。其次，改革范围很广，政府已经利用管理改革来重塑国家的作用及其与国民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胡德也提出反对全球化范式的思想。这有三个原因。首先，公共行政传统方法的部分撤退并不一定表明，新公共管理的单一模式会在全世界适用，也不意味着旧的模式就会彻底消失。其次，全球化范式的思想忽略了截然不同且路径依赖的国情，正是在这些不同的环境中发生了当代公共管理的变化。第三，公共管理在过去一二十年里是否足够稳定以至可以被视为一套单一的思想和做法。

按照胡德等批评家的逻辑，不同国家的改革内容、时间安排和战略的差别就意味着不存在全球化的运动。在批评家们看来，只要说改革具有相似性，似乎就意味着改革应该一模一样并同时发生。其实，改革范围和速度存在着不同。英格拉哈姆认为有三种改革模式：新英格兰模式摧毁了旧结构而代之以竞争性、市场导向组织，这代表出现的线段的一个端点。美国代表了线段的另一端，新兴政府建立在旧的官僚体制基础上，并没有发生会导致游戏规则改变的系统改革。线段的中点是阶段改革战略，这以澳大利亚和英国为代表。这种模式奉行变化的战略，它首先攻击旧体制的复杂和僵化之处，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步进行其他改革。不同的国家所受的制度约束不同，改革的不同之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目前，在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存在理论趋同化以及公共部门改革者所使用的工具和战略的趋同化的情况。我们没有必要由于存在一场世界范围的公共部门改革运动，就说改革是不可抵制的、统一的、全球的。更为正确的观点是公共部门改革涉及了相似的政策工具，正如博斯托姆(Bostom)认为的那样：虽然全世界对改革的说法五花八门，但最近关于政府重组、重塑和更新的大部分努力都有近似的目标，即提高公共部门的效果和效率，提高公共部门对顾客的反应程度，减少公共开支，增强管理责任。这些努力所选择的工具也非常相似：商业化、公司化和企业化；责任下放；从投入控制转向产出和结果控制；更严格的绩效规定和更广泛的合同履行。

凯特尔也认为，“这场运动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很多国家在短时间内以相似的基本战略实施着改革。”他进而列举这些战略，包括：生产率——以更少的税收生产更多的公共服务；市场化——利用市场化进行激励；分权：政策——分离购买者与供给者；对结果承担责任的制度。

因此，各国改革之间存在着比批评家认可的更多的形似性。发生变化的是模式背后的理论基础而不是改革的细节。

（三）新公共管理运动会持续吗？

新公共管理的批评家认为这场运动将会消失，有的甚至认为它从没有发生过。林恩认为公共管理将逐渐消退。他认为，尽管新公共管理被其推崇者尊为范式，但只是昙花一现，很可能衰退。因为：(1)在政治过渡中，曾赋予其灵感的威斯敏斯特改革的初始模式将最终被破坏，党派人士和学者之流将看到新公共管理被推出历史舞台。(2)随着各国各部门间比较实践的积累，改革的基本不同之处将使其表面化的相似之处相形见绌。(3)术语“新”将会由于后面出现了更为新兴的事物，而被看做一个很麻烦的形容词。(4)政治争论将呼唤新的主题来吸引和支持下一轮行政改革思想。

上述论点值得商榷。关于第一点，政治变化当然能够先于任何改革。但林恩所指的威斯敏斯特制度中发生的变化是指政府的变化。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表现为从左派过渡到右派，在一些地方是又回到左派。在英国则是从右派到左派。新公共管理或者变化依旧，或者像1996年的澳大利亚国民政府那样加速了变化。关于林恩所指的第二点，各国改革情况是不同的，但改革背后的理论是一样的。正如前面已经论述的那样，不同的国家不是处于不同的路径上，而是远近不同的路径。林恩所说的第三点和第四点有待进一步的考查。

林恩认为，“新”这个词变得越来越不合适确有几分道理。考虑到这个词首次引用以来已经有十多年了，那么什么时候这个“新”不再新了呢？在20世纪的美国有这么一件事情，60年代后期，美国开始“新公共行政”。针对旧官僚制发展起来的这种制度，更多地强调价值、平等和公共行政的定性方面。几年之后，当效率问题日益突出的时候，该制度也就萎缩了。同样，将来，“新公共管理”中的“新”也将不得不退缩，但不管怎样，关键的变化是从公共行政过渡到了公共管理。

林恩的第四点易于驳斥。将来当然会出现新的主题或模式以供讨论，如电子政府。本文把世界看做是范式的连续，某种范式最终肯定会消失。

对新管理模式的批评实际上大多来自学术界而不是实业界。这似乎是因为学术界出于职业和专业的特点，对某个事件吹毛求疵而不是欢呼成功。

六、结论

政府管理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经历了三种模式。首先是人格化或前现代行政模式，当该模式日益暴露其缺陷以及出于提高效率的目的，它就被第二种模式即传统的官僚行政模式所取代。同样，当传统行政模式问题重重时，它就为第三种模式即新公共管理取代，从政府转向替代性市场。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的主导地位就如同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官僚制度居主导地位一样。在任何一种政府制度中，官僚和市场都是共存的，只是在某个阶段一种形式占主导地位，而在另一阶段，另一种形式占主导地位。新公共管理时代是官僚制日益削弱而市场在公共行政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

在现实中，市场和官僚体制相互需要，相互补充。新公共管理不可能完全代替官僚制，正如1989年以前的东欧，官僚制不可能代替市场一样。但新公共管理运动表明的是，早期传统官僚制的许多功能都可以而且现在经常由市场来执行。在一个官僚制作为组织原则日益削弱的环境下，市场解决方案就会被推出。当然不是所有的市场药方都能成功，但这不是问题的核心。政府将从新公共管理这一工具箱中探寻到解决方案。如果这些方案行之无效，政府就会从同一来源中寻找其他方案。政府管理背后的理论基础已经发生了变革，我们完全可以用“范式”这一术语来描述它。在公共行政学术界，有许多对新公共管理持否定态度的批评家。但是他们的批评对迅速开展的政府改革影响很小。在新公共管理模式之后，会出现另一种新的模式，但肯定不会回到传统的行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