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原因及解决对策_中国经济论文_经济学论文_（推荐）

第一篇：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原因及解决对策_中国经济论文_经济学论文_（推荐）

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原因及解决对策_中国经济论文_经济学论文_

摘 要: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有税收政策不合理,文章通过介绍目前中国税收的情况和农业历史悠久及劳动力价格低,来说明现在的税收政策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并得出解决的措施。关键词:刚性需求 流转税 补偿税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9)08-058-02

一、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原因

目前中国已经取消了农业税,但是中国的贫富差距还在不断拉大,城乡收入差距也是有增无减,这是为什么呢?其原因就是中国的税收政策不合理及中国的劳动力价格长期偏低。下面具体分析。

(一)税收政策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的税收政策。国家取消农业税以后国家的税收收入还是在提高而且不断增加,这来自何处呢?回答是大部分来自工业。说来自工业,这并不是假的,应该说是直接来自工业,而未必真正来自工业,下面来看一组数据,如表1。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国家税收收入中大部分是流转税,尤其是增值税。而所得税却只占税收收入的小部分。大家都知道“三税”是直接向经营者征收的。但是否真正最终由他们来承担的呢?回答是:绝对不是。那么是谁来承担的呢?回答是消费者,经营者转嫁给消费者的。是否所有的工业产品流转税可以转嫁呢?传统理论上来说是不会出现所有的工业产品流转税可以转嫁的,要看消费者需求曲线的弹性:若是需求曲线是刚性的,则完全由消费者来承担,若是需求曲线缺乏弹性,则大部分由消费者来承担,若是需求曲线是单位弹性,则消费者和经营者各承担一半,若是需求曲线是富有弹性的,则由生产者来承担大部分。

下面从穷人方面来说明刚性产品的税收转嫁情况(当然富人对于刚性产品来说,也承担了全部的税收)。理论上来说,穷人所需的产品是必需品,也就是穷人的需求是刚性需求(或接近刚性需求),因为他们是为了生存才需要那种产品,例如:农民为了生存必然需要化肥,化肥就是农民的刚性需求产品。如图1。

图1中,横坐标表示产量,纵坐标表示价格。无税时,工业产品的价格是P1,穷人需求量为Q,厂商的收入为OQM1P1,有税时,工业产品的价格由P1上升到P2,而穷人的需求量还是不变,按照这个价格算,工业产品厂商的收入和政府税收收入之和为OQM2P2,即使减去政府税收后,工业产品厂商的收入还是不变,即为OQM1P1,因为穷人所需的产品是必需品,所以工业产品的税收就这样转嫁给了穷人。

对于非刚性需求的产品,税收是由生产者和消费者来共同承担。然而从另一意义上来说,税收(可以把它理解为税收,其实是富人用资源赚钱,相当于转嫁税收,即把交的税又赚了回来,把它取名为:补偿税)的最终承担者就不是上面所述的样子,即传统理论上所说的要看消费者需求曲线的弹性:若是需求曲线是刚性的,则完全由消费者来承担,若是需求曲线缺乏弹性,则大部分由消费者来承担,若是需求曲线是单位弹性,则消费者和经营者各承担一半,若是需求曲线是弹性的,则由生产者来承担大部分。传统理论上所讲税收理论的只是适用于一次性税收,即一次性交易。它不能够说明整个社会持续发展时税收究竟由谁来承担。其实从整个社会持续发展来看,税收的最终承担者则是穷人,因为,对于需求曲线是刚性的,完全由消费者来承担税收的产品,富人一次性中也承担了税收,因为富人也是消费者。然而富人是有资源的,这就意味着富人可以挣钱把从税收中失去的那部分再赚回来作为补偿,而穷人则不可以,因为他没有资源。而越是穷人,他就越是受到拘束,就越容易被固定在某个岗位上,就像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一样,他所需要的东西就越没有弹性(刚性需求), 刚性需求就造成他会越来越穷,即前面所说的“穷人越穷”。下面来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新产品的不断出现,人们的生活提高就是靠这些才能够体现出来的。当一个新产品出现时它不会马上成为富人必需品,更不用说是穷人的必需品,那时它的一次性税收是部分来自经营者,部分来自消费者,而从长期看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假设:某一个体系的产品只有两种类型(第二种类型的使用价值高于第一种),社会上也只能容纳两种,即当第三种类型(使用价值高于前两种)出现时,第一种类型淘汰,社会上只有三种人——穷人、富人、生产者,不用说穷人只能够买第一种产品,因为便宜,则富人愿意去买第二种产品,因为更好用,(当然他是可以选择第一种的,当第二种产品太贵时),这时第一种产品的税收就完全转嫁给了穷人和第二种产品的部分转嫁给了富人。

穷人需要的是第一种产品,富人需要的是第二种产品,当第三种产品出现时第一种产品淘汰。则第二种产品变为穷人的必需品,第三种变为富人的必需品。

试想,当富人交税后会怎么办呢?他当然会寻找机会去多挣钱以弥补损失,他可以从厂商那里赚,也可以从穷人那里赚,因为他有资源可以这样做,而穷人没有资源,所以穷人是没有实力去多挣钱以弥补损失。例如:黑白电视机(代表第一种产品)和彩色电视机(代表第二种产品),穷人只能够买黑白电视机,富人愿意买彩色电视机,当液晶电视机(代表第三种产品)出现后,黑白电视机淘汰。当液晶电视机出现前,穷人承担了黑白电视机的全部税收,富人承担了彩色电视机的部分税收,且富人还可以再多挣钱以弥补损失,而穷人则不可以,所以在这轮转税中,穷人是最吃亏的,他承担了产品的全部税收。

即使某一个系列的产品,共有n种,社会上也最多就能够容纳n种,当第n+1种产品出现时,第一种就会淘汰,且社会上有n等人。第一种产品是穷人的必需品,那么次穷者的需要就是第一种或第二种(当然他更愿意买第二种),这样第二种的部分税收就转嫁给了次穷者,那么第三种产品转嫁给消费者的就会更少一些,到第n种产品时,转嫁给富人的就更少了。到了最后,富人还可以利用资源再把失去的税收部分赚回来。所以在一次次的转嫁税收中,都会把税收往下转,这样最终就全部转嫁给了穷人。

当淘汰了第一种产品时第二种就变成第一种了,也就成为必需品了。这时的税收还是由绝大部分由穷人来支付了,甚至是全部由穷人来支付了。

其实在古代,税收的种类是少的,交换是比较公平的,因而没有税收带来的商品价格扭曲。到了近代,税收的种类越来越多,对部分产品就形成了价格扭曲,对于穷人的价格刚性需求来说,就造成了价格的不公平,慢慢地也就形成了惯性,使其带有极大的隐蔽性,并且难以消除。这就可以推出:税收种类越多,尤其是流转税的种类越多,则穷人越穷。

在税收方面,现有的政策根本无法使穷人变富,也没有办法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要想解决,就必须改变现有的政策,使农产品变成必需品(其实农产品本来就是必需品,由于“听价”的原因,使其不像是必需品);改变当前的税收政策。

(二)农业历史悠久及劳动力价格低 农业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产业,已经是相当成熟了,很难有新的发明创造,所以农产品的价格是相当稳定的,这就决定了在市场经济中,像中国式的小农经济,农民不可能获得较大的利润;而工业则不同,一次新的发明,可以开出一个天价来,因而使其获得巨大的利润,国民财富不断的向工业流去。还有“劳动力的价格长期被压低,大量资料和数据表明,在我国的雇佣劳动者中,尤其是农民工和城镇非正规就业者中,有大批人员工资长期低于劳动力价值”(王伟中,2008)。这也是造成为什么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

二、解决对策

第一,减少流转税,因为流转税的转嫁是使穷人越来越穷,国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

第二,增加富人个人所得税纳税比例,即增加直接税,这样即可以保证国家的税收,又可以促进社会的公平。

第三,提高劳动力价格,尤其是低收入阶层;控制高收入阶层收入,征收高的个人所得税。

三、结论

有人说农民变的富了,因为农民有了电话、电视等高科技产品。确实,从绝对的收入来说农民确实富了一些,但是从社会的相对程度上讲,农民越来越穷了,也就是贫富差距拉大了,因为许多农民还是只能满足于基本的生活水平。就像上面的产品更新类似,农民有了电话、电视,是因为电话、电视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必需品了。而社会的富人需求则是更加新产品的需求了,所以农民是没有富裕。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说过,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这样能够实现吗?依据市场自身的调节,根本无法实现,因为社会的财富会不断地向富人流动,穷人只能够充当媒介物,让富人来传递财富。所以国家必须在社会财富分配上加强宏观调控,尤其是在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上。在二次分配上,财政应大力向低收入者倾斜,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加和谐,才能够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华民.公共经济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2.王建平.加快增值税改革进程的思考[J].税务研究,2008(10)3.王伟中.全面把握和处理与效率的关系[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5)(作者单位:南昌航空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西南昌 330063)(责编:贾伟)

第二篇：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和解决措施

一、原因：

除了自然历史、地理因素、贸易因素、教育因素（中国的对外贸易多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则较少），具体的还有：

1．“先富与共富”政策的实施，政策没有得到完整的落实，先富起来的人没有带动其他人实现共同富裕。（政策因素）

2、之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的执行，公平问题没有得到重视。

3、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健全，非法收入的存在。

4、税收制度的不合理：对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

5、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6、不平等竞争的存在（个别的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益或高额利润。）

二、措施：

要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对收入差距的程度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控，调节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建立规范有序的收入分配机制，把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适当范围内，以达到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1、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逐步实现“以人为本”。

2、完善税收制度，强化国家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

3、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处理好“先富”与“共富”、效率与公平、反对平均主义与防止收入悬殊的关系。调整收入分配制度，从体制上缩小行业、部门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4、建立对贫困群体的社会帮扶救助网络体系。

其他对策或建议：

1、落实“先富”帮带“后富”的政策的实施。

2、加大贫困落后地区的教育力度、投资力度。

3、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更加注重公平

初次分配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兼顾效率与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4、打破行业垄断，整顿不合理收入，健全经济运行机制。

5、取缔非法收入，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的税收制度。

6、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7、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8、统筹区域发展。

第三篇：孙立平：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特征与原因

孙立平：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特征与原因.txt人生重要的不是所站的位置，而是所朝的方向。不要用自己的需求去衡量别人的给予，否则永远是抱怨。孙立平：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特征与原因

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中，我国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框架，并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推动下，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在同时，理应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种种利益均衡机制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结果就是社会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以及由于利益格局失衡引致的各种社会矛盾的大量出现。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不断加剧。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不仅已经开始构成当今中国社会诸多社会问题的基本背景，而且通过抑制需求，开始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瓶颈。正因为如此，调整利益格局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贫富差距为何越拉越大：从收入到消费

在中国改革的最初阶段上，曾经存在过一个短期的“平等化效应”。首先，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在改革中最早受益，社会中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和生活得到改善，其中农民和城市中无正式职业者状况的改善最为明显。其次，是社会中的边缘地带出现了兴旺的气象和发展的生机，农村显现出活力和生计，小城镇出现了繁荣。这样的变化是市场经济取向改革的必然结果。因为在此前的再分配体制中，社会财富主要是集中在国家手中，与之相伴随的是社会财富和资源的极度“匮乏”。而在从社会边缘开始发端，以市场为基本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会具有一种财富增长和资源扩散的效应。

在总体平等化效应之下，局部性的收入差距甚至贫富分化开始出现。这种差距和分化主要表现在：为了强化激励机制，在企业内部实行有差别的工资和奖金制度；在新的就业政策和经济体制框架下，允许城市居民进行个体经营，部分本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通过从事个体经营成为最早的致富者，同时与一般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拉大；三是早期“官倒”的出现，一些人利用价格的“双轨制”谋取暴利。但总起来说，当时出现的初步贫富分化，主要是体现在侠义的收入上。当时一份调查报告表明，社会舆论对收入差距的不满主要是针对脑体倒挂，个体、私营业主收入过高，承包、承租者和一般职工收入差距过大，地区之间利益分配不公平等问题。但总起来说，当时贫富分化的程度还相当有限。

从80年代中期开始，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进入相当缓慢阶段，城乡收入差距开始拉大，同时国有资产开始流失，直至后来出现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并由此导致社会利益格局开始明显失衡。

国有资产的流失始于生产资料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双轨制。尽管从今天的眼光看，双轨制可能也不失为撬动旧体制的杠杆，但由此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也是不容否认的。这种国有资产的流失，主要是以“价差、汇差、利差、税差”的形式实现的。据有的学者计算，在80年代，通过“价差”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1987年为2000亿元以上，1988年在3569亿元以上。进入90年代之后，特别是90年代中期之后，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进入更为实质性的阶段。最初是所谓的“圈地运动”。在1987年到1992年的“开发热”中，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以极低的价格将土地批给房地产开发商。然后由这些拿到廉价土地的“开发商”在市场上多次转手，谋取暴利。与此同时，随着企业改制的进行，过去几十年里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开始被瓜分。这个数字有多大，是难以统计和计算的。在最近几年中，国有企业改制、资本运作、行贿受贿，是将国有资产非法地转移到个人手中的主要形式。此外，腐败也在财富的聚敛上扮演更为实质性的角色。

进入21世纪之后，一种新的财富分配机制开始出现，这就是群体间的财富掠夺。据经济学家钟伟计算，用工企业每年通过压低工资和社会保障而多获得4400亿的利润；实际两个百分点的负利率，至少意味着存款人每年至少损失600亿利息收入；在资本市场上，前几年股市低迷时期，中小股民的损失至少在1.5万亿以上；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20多年中全部级差地租约2万亿，而这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最近几年中实现的。在城市拆迁中实现的财富掠夺更是无法计算。

除了这种明显的掠夺之外，事实上还存在一种隐性掠夺。这主要包括：一是在前几年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相当一部分人失去基本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比原来明显缩小了，至今各种社会保障覆盖面勉强达到城市人口的一半左右。二是医疗、教育、住房的费用大幅度提高。近几年中，中国每年医疗费用的上涨幅度达14%，医疗费用的大幅度上涨，大大加重了贫困群体的经济负担。在过去十几年时间里，我国大学收取的费用几乎上涨了100倍。加上房价的飞涨，人们将医疗、教育、住房称之为新的“三座大山”。实际上上述三个领域价格的飞涨，本身就是财富再分配的过程。几年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就“中国城市贫困问题”进行深入调研时发现，如果采用人均收入作为贫困指标，则全国城市贫困人口为1470万人；但如换成人均支出指标，则贫困人口总数立即增至3710万人。这说明，支出的大量增加，成为一部分居民致贫的直接原因。

蹩脚的再分配

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市场中的首次分配和由国家实施的再分配，是分配国民财富的两个主要手段。在市场机制使得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再分配机制应当在缓解贫富差距上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过去的若干年间，在我国居民收入和财富占有差距不断拉大的同时，再分配却没有能够有效地起到缓解再分配的作用。甚至在某些再分配环节上，本来应当起缓解贫富分化作用的再分配项目，反倒起了加剧贫富差距的作用。

首先是我国财政支出中用于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过小。有专家指出，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突出特征是，一是行政经费投入多，社会保障投入少。1990-2001年，行政管理费用年均增速为29.2%，12年间增长了7.3倍，而一些特困群体的社保资金却难以全部到位；二是城市建设投入多，农村建设投入少；三是工业投入多，农业投入少；四是公务员工资增加多，农民增收少。周天勇研究员的研究结果表明，在2004年，我国用于行政公务支出的比例为37．6％，美国为12．5％；我国用于经济建设支出的比例为11．6％，美国为5．0％；我国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总量为25％，美国为75％；用于其他支出的，我国和美国分别为25．8％和7．5％。有学者指出，前几年我国用于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ＧＤＰ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比非洲贫困国家还低。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削弱了国家对其它社会经济活动的调控，造成公共产品的短缺和基本社会保障的缺乏，使得在市场造成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再分配难以起到缓解贫富差距的作用。

即使是有限的投入有时起到的作用是加剧社会的贫富差距，而不是缩小这种差距。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产品的分配，都是与城乡二元结构及其与此相关的户籍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结果是本来收入就远远高于农村居民的城市居民享受到较多的社会保障和公共产品，而本来收入就大大低于城市居民的农村居民却很少甚至在某些方面完全不能享受社会保障和公共产品，要自己承担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等福利成本。根据有关数据，2001年，全国小学的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平均是95元，农村为28元，城镇是农村的3.39倍。初中的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平均是146元，农村为45元，城镇是农村的3.24倍。而城镇人口的收入本来是农村的数倍。福利和公共产品分配不公的结果是使得本来就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正如人们经常提及的，近年来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在三倍以上，但如果将福利和公共产品等因素计算进去，两者之间的差距将会扩大到6倍左右。

即使是在城市内部，社会福利与公共产品的分配也存在明显的不公平，有限的公共服务资源被少数人占有，比如医疗。据《2005年世界卫生报告》，在各国卫生总费用中，欧洲发达国家政府负担80％~90％，美国政府负担45.6％，泰国政府负担56.3％。众多穷国如印度、古巴、朝鲜(专题，图库)、苏丹、瓦努阿图、缅甸、布隆迪，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在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政府只负担17％的医疗费用，位列全世界倒数第四位。而据一份医疗卫生的调查报告，这只有17％的由政府负担的医疗费用，又有80%是为850万以党政军干部为主体的群体服务的。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各级干部请长期病假，其中有40万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500多亿元。

税收特别是个人收入所得税是调节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杠杆。在有的国家中，人们在税前收入的差距可能会很大，但经过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调节，这种差距会大大缩小。如在美国，仅累进所得税一项，就使最低收入者群体和最高收入者群体的收入差距，税后比税前缩小了好几倍。但在我国，个人收入所得税不但不能有效缓解贫富差距，有时甚至起反向的调节作用。我们可以以2001年的税收调节为例，看看税收是如何扩大而不是缩小了贫富差距的。我们先看城乡之间。按有关统计数据，2001年我国个税收入近996亿元。此外，当时农民的税费负担还没有取消。农民交纳的各种“费”，无论是从征收依据（不超过纯收入的5%）还是从用途来看，实际上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变相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农民上缴的各类款项，当在2000亿元以上，人均达200元以上。如果将农民负担看作为变相个人收入所得税，当年中国实际个人收入所得税总数当为3000亿元，其中农民缴纳的大约占60%，而农民的全部纯收入只占城乡居民全部收入的33%。如果不考虑农民交纳的税费，城市居民的收入相当于农村居民的2.89倍。如果考虑到农民交纳的税费的因素，则扩大到3.17倍。

而在城市内部，情况同样是如此，几年前的一些调查表明，在个人收入所得税中，工资、薪金项目占４０％以上，工薪阶层成了实际的纳税主体。另外的一些零星调查更表明，在有的地方的个税中工薪阶层缴纳的占到了60%甚至70%以上。而工薪阶层工资性收入只占全部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3%左右。这无疑也会扩大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还有数据显示，尽管人数不足20%的富人们占有80%的金融资产或储蓄，但其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却仅占总量的不到10%。在广东，高收入人群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仅占总额的2.33%。从上面的数字可以看出，个税征收上“逆向调节”的现象是明显存在的。

调控为何不起作用

应当说，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各级政府在调节利益格局，扶助贫困群体，抑制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上，做了很多工作。但即便如此，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说明，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进行利益关系的调整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事情。其艰巨性的原因在于，目前我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非规范化的状态，能够用诸如个人收入所得税等常规性手段进行有效调控的收入和财富分配过程已经比较有限。从这个意义上说，贫富差距已经有处于不可治理状态的迹象。

笔者曾经对2002年的国民收入分配情况进行过一个大体的估算，我们可以以此为例来看看在这一年里，我们共创造了多少财富，这些财富是通过何种渠道，以何种方式进行分配的？这些财富都分给了谁？政府有关部门能不能监控这个分配过程？如果将折旧等因素忽略掉，可以粗略地说，这一年我们这个社会创造了10万亿的财富。下面我们就看看这10万亿是如何在社会的各个部分中进行分配的。大体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块是企业的利润，大约1万亿；第二块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大约2万亿，其中预算内收入为1.5万亿；第三块是城镇居民的收入，2002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03元，如果城镇人口按4.8亿人（2001年的数字）计算，2002年城市居民的全部可支配收入将近3.7万亿。第四块是农村居民获得的收入，2002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如果农村人口按8亿人计算，2002年农村全部居民的纯收入将近2万亿。这四块加起来共8.7万亿。也就是说，还有1.3万亿找不到主儿，其中包括折旧、非货币化的部分、计算的误差等。应当承认，上述的计算是非常粗略的，当中有重复计算，有误差等，但大体还是看得出来我国国民分配的大致格局。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共10万亿的财富分配中，首先有1.3万亿找不到主儿。但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而是在城市居民3.7万亿的收入中。这一块比重是最大的，而同时又是最模糊的。因此需要对这块财富的分配加以认真的分析。在这一块中，有一个部分是“工资总额”，按照统计部门的标准，“工资总额合计”是指国有、集体和其它所有经济单位的职工工资总额合计，包括工资、奖金、津贴等。在2002年，工资总额约1.2万亿。3.7万亿去掉1.2万亿，还有2.5万亿。这2.5万亿包括城市中的个体职业者的收入，包括股息、利息、租金等收入。但我们知道，这几块加在一起，远达不到2.5万亿。也就是说，城市居民的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处于灰色状态，不过我们尚没有办法知道确切的数字或比例。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城市居民收入中，除了工资总额部分是处在国家的监控之下外，其余的2.5万亿，即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二，是处在国家的监控之外的。除此之外，我国每年还有相当数量的存量资产介入了分配，其中最主要的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在强征农民土地上获得的级差地租。如果将这个因素考虑在内，每年以不规范的方式分配的财富比例是相当大的。

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高度非规范化，给调节社会中的利益关系造成了一系列的困难。首先，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税收无法实现对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有效调控，有时甚至起相反的作用。因为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征收必须建立在收入分配规范化的基础上，也就是至少有关部门要知道谁的收入是多少，收入的项目是什么。但在我国，由于收入分配的非规范化，除了工薪阶层的工资性收入之外，有关部门对上述数据很难掌握。近年来，随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推进，收入分配规范化有所进展，但这种进展也仍然主要体现在工资性收入上。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问题是需要引起警惕的，即中产阶层有可能成为调节利益关系的牺牲品。因为相对来说，以工资收入为主的中产阶层的收入规范化程度是最高的，其个人收入所得税也是最容易征收的。近年来各级政府陆续出台了一些调节贫富差距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的初衷本来是调节贫富差距的，甚至是为了实现“提低、扩中、调高”的目标的，但在实践中却很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即富人群体因为收入高度非规范化而脱避调控时，中产阶层却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而我们知道，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者群体的存在，是防止社会走向两极分化的前提。

其次，政府难以分辨富人和穷人，再分配的调节措施难以准确落实到人头。比如，在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时，由于政府无法确切辨认穷人和富人，就只能将落实低保对象的任务交给居民委员会。但居民委员会也无法掌握居民确切的收入状况，于是就出现了养宠物不能享受低保、使用手机不能享受低保等荒唐但却无可奈何的标准。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分配也是如此，近些年许多地方都出现该买到房的买不到，不该买到的却买到了，甚至出现高价倒卖房号的现象。在北京市，有的房号就可以卖到十几万元。还有的地方，廉租房建成了，但粥少僧多，迟迟无法分配。其实，说是因为少僧多，实际还是无法确切掌握谁是最困难的人，谁最应该得到廉租房。上述问题，其实都是与收入分配的高度非规范化相联系的。

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

去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有媒体指出，这意味着调整利益关系，缩小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共识。舆论认为，在这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将涉及扩大社会保障面、抑制垄断滋生的不公、运用税收调控手段等多方面的措施，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促进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但同时需要看到，在利益关系调整上，政策很重要，机制更根本。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在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因素是什么？对于导致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人们已经进行了许多的讨论，比如，收入分配制度的问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问题，贪污腐败的问题，瓜分国有资产的问题等等。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不同的因素会共同加剧着社会的不平等？这些因素为什么会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对贫富分化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些制度或因素本身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地追溯一下，就可以发现，在这种种因素背后的，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因此可以说，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

其实，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的背后，往往都无例外地存在这个因素。农民负担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顽症，与农民在利益追求能力上的弱势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征地和拆迁中发生的严重不公，是与利益被损害者缺少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与直接关系的；劳工权益屡屡被侵犯，上百万民工辛劳一年后领不到工资，原因也在于他们缺少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利益追逐渠道。

争取利益能力差异的制度背景是权利失衡。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建立起一种相对平衡的、有制度保障的利益表达机制。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实际上是构建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建立在利益主体分化基础上的博弈经济，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良性博弈。在这样的体制中，利益表达是博弈的基础。需要看到，利益的多元化以及在利益多元化基础上形成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并不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现象。在一般情况下，利益的表达和博弈是一种比较温和的社会互动方式，是正常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进一步说，即使某些严重利益冲突导致了社会的冲突，实质上导致冲突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表达，而是利益对立的本身，甚至有时恰恰是因为缺乏有效的表达渠道。在有关利益表达的讨论中，人们更多强调的是利益表达对于弱势群体的重要性，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不全面。实际上，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利益表达不仅对于弱势群体，就对于其他群体包括强势群体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不错，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显得更为突出，这是因为他们既无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也无非制度化的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方式。比较而言，在整个社会缺少规范化的利益追求方式的环境下，强势群体有着用各种方式为自己争取利益的优势。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非规范化的，而且，强势群体在使用这些方式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时候，其所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大的。

第四篇：经济学论文-中国贫富差距的再思考

中国贫富差距的再思考

【摘要】随着世界高等教育民营化浪潮，我国高等教育产业化也越来越明显。其所带来的一个间接的后果就是进一步拉大了我国城乡之间、居民个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文章就高等教育产业化所带来的贫富差距的扩大进行了一些讨论。

【关键词】教育产业化；贫富差距；学杂费

这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的到来，我国高等教育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扩展。且高等教育作为教育业的总要组成部分，在近几年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地扮演了促进经济增长，拉动内需的角色。而其在自身的发展以及与经济、社会协调均衡发展等诸方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和新矛盾。本文将对高等教育迅速扩展，入学人数不断增加、入学费用节节攀升的过程中带来的加重贫富差距的问题进行一些探讨。本文将分成以下几个部分进行探讨分析：首先，我们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的基本情况及其原因进行一个简要介绍；接下来分析这种发展模式或趋势所带来的影响；最后我们将就一些具体问题阐述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在这里，我们所谈到的高等教育产业化不是指公立院校所有权完全改变，转变为私立院校，而是主要指高等教育经费中来自私有资源部分不断扩大的过程。

一、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情况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高等教育改革也轰轰烈烈的展开了。不管是高等学校数量还是高等学校的招生规模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2004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236所，比上年增加126所。普通高等学校1731所，比上年增加179所，其中本科院校684所，高职（专科）院校1047所。成人高等学校505所，比上年减少53所。全国共有培养研究生单位769个，其中高等学校454个，科研机构315个。在生源方面，2004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447.34万人（比上年增长近17.05%），其中本科招收209.91万人，高职（专科）招生237.43万人，研究生招生32.63万人，其中博士生5.33万人，硕士生27.30万人。2004年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达到2000多万人，其中普通本专科在校生为1333万人，在学研究生82万人，分别是2000年的2.4倍和2.7倍，2005年全国高校招生计划为475万人，其中本科为230万人，报名数达到867万人。

接下来看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收费的情况。在高等学校收取学费，是我国筹措教育经费和个人分担高等教育成本的重要措施。因此，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收费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全国各地收取的学杂费由1987年的12亿元增加到2001年745.6亿元，增长61倍，学杂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也由1987年3.7%提高到2001年的16.08%。在各种教育经费来源渠道中，学杂费成为仅次于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的第二大渠道。

从1994年至2004年10年间，我国大学学费从每年几百元一路飙升至每年5000～8000元不等，学费猛涨约20倍，而1994年至今10年间，国民人均收入却增长不到4倍。从图2我们也可以看出（IGDP表示以1991年为基数的GDP增长率，II表示以1991年为基数的我国个人分担教育经费的增长比率），学费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2001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个人分担教育成本的比例平均为24.21%。成人高等学校达到 37.04%。2001年我国高等学校生均交纳学费3985元，占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58.09%、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68.4%。

二、原因分析

（一）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教育“产业化”随之产生

这几年随着改革开放和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各种高等院校得到了以数量和规模为特征的高速发展。在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教育“产业化”支撑了这种高速发展。而随着教育“产业化”而来的就是教育的高收费、乱收费等不合理现象的滋生。

（二）政府放宽管理，学校自主性加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出现以内需不足等为主要特征的经济衰退。中央政府财政部适时采取了拉动经济增长的多项举措，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扩大高等院校的招生规模，以教育“产业化”拉动内需。不可否认这项举措确实在拉动国内需求，刺激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其负面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由于各大高等院校自主性加强，于是就出现了疯狂扩招、专业重复设置、学杂费暴涨等等现象。

（三）高等教育私有化国际趋势

高等教育国有化的世界趋势到70年代中后期达到最高潮后来开始逆转，高等教育私有化的趋势开始出现，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目前这一趋势正方兴未艾。我国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始就注定我们将融入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的进程中，在教育私有化国际浪潮的影响下，我国高等教育的私有化步伐也正在加快。

三、这种发展模式对拉大贫富差距的影响

这种发展模式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这里主要讨论的是其对当前我国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的影响。

（一）城乡之间由于高等教育私有化而进一步加剧的贫富差距

由此可以看出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城乡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在逐步扩大，而由于高校扩招、学费的暴涨也进一步加大了这种差距。以2004年为例，一个三口农村家庭一年的收入大约为12000元，城镇家庭的年收入约为31000多元，而2004年的高校学杂费大约为6500元，我们假设一个学生的月生活费为400 元，一年的总共花费约11000元。现在我们看看在供完一个大学生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比较，城镇居民还有20000多元可以支配，而农村居民确只能勉强支付。而他们自己的生活生产费用只能借债来支撑。不能不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城乡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

（二）这种发展模式对我国居民个人之间贫富差距的影响

在一份2004年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出现在我国居民之间贫富的差距。从个人收入来看，20%的最高收入的人群占有了全部收入的55.6%，20%的最低收入组占有收入不足1%。从家庭人均收入来看，20%的最高收入组占有近60%的全部收入，最低收入组所占收入比重不足3%，高低收入的倍数是 22：1。特别要注意的是，中间收入组所占收入的比重，从原来的接近本分的份额20%，缩小到目前的不足15%，这意味着，目前中等收入群体的状况也是堪忧的。而在我国随着大学学费的增长，困难学生所占的比例逐年增加，据教育部信息管理中心1999年秋季的调查显示：1995、1996、1997、1998年入学的贫困学生占贫困生总数的比例分别为6.2%、21.9%、34.8%、36.2%（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有240多万的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因此高等院校的“产业化”所带来的学费的飞涨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两极分化式的贫富差距。

另一方面，高额的学费使偏远贫困地区和贫困学生的家庭丧失求学的动力和信心，或者有的家庭在中等教育阶段就有可能转而选择学制更短、学费更低、周期更短的中等专业教育，放弃对高等教育机会的追求。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也纷纷推出了名目繁多的高收费低学分式的入学门槛。研究学费水平对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收入人群中分布的影响的一种衡量方法是考察各收入阶层人口在高等教育在校生中的比重随学费水平的变化情况。有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与学费水平逐年提高相伴随的是高等学校学生中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的比重的下降（如表1）。

这种结果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的发展机会不如高收入家庭的学生。这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剧了起点不公平带来的贫富差距。

四、针对上述讨论的一点建议

虽然国家相关部门已经注意到教育产业化所带来的严峻后果，2005年9月国务院学位办通知，北京大学等9所高校研究生收费试点暂停，原定将于2006年推行的研究生收费被搁置。但是其主要问题还没得到彻底解决，还有很多贫困学生上不起大学，即使上了大学也使家里负债累累。且近几年大学生找工作难也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因此我们认为：

（一）加强对学校收费的管理

减缓高校收费飞涨的步伐，调整高校乱收费现象，特别是一般本、专科等学校的高、乱收费现象。

（二）加大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调整高等教育投入的结构

大家知道高等教育具有明显的外部性或称外部现象，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应当对高等教育进行补贴，以矫正其外部性，而且由于高等教育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政府资金应当是高等教育资金的主要来源。这样也有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而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也在逐年增加，但是其对象主要是大学的硬件设施和师资力量等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公共资源在我国居民之间的不平等分配，也就是说贫困学生享有更少的高等教育的资源。因此应该调整政府高等教育投入的结构和方向。

（三）进一步完善助学贷款体制

针对当前大学生中贫困生的比重的不断扩大，政府部门也相应推出了助学贷款这个举措。但是其实行程序、实现的方法等很多方面还是阻止了很多贫困学生申请助学贷款的步伐。

（四）进一步完善学校对贫困大学生的奖学金评选和学费的减免制度

近年来，很多大学院校纷纷实行了特困大学生的学费减免制度。但是其实行的面却是很窄，实行的条件很苛刻等。因此可以考虑实行与社会捐助的形式相结合的学费减免制度。同时进一步扩大奖学金的评选与发放，既可以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又可以对学生在经济上进行一些资助。

（五）完善学校的勤工检学的工作

大学里在不影响本专业学习的情况下，大学生适当的进行一些与自己专业相适应的勤工检学，不但可以部分弥补自己家庭的经济，还可提前学习一些学校里学不到的自己以后要用到的知识。同时也需要政府完善劳动力市场，为在校学生或毕业生创造更多的工作与就业机会。

五、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而接受高等教育是我国居民当前摆脱贫困状态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高等教育的健康均衡发展某种程度有利于减缓这种差距的扩大。如今我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高等教育产业化的道路应该重新审视。高等教育产业化是一种手段而不是必经之路。根据我们的国情，我们是否可以放缓产业化的道路，走一条更适合我们自己的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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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部．2005年中国教育发展报告[R]．

[6]刘少雪．高等教育不宜过度膨胀[J]．高等教育研究，1998，（1）．

第五篇：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现状以及解决对策

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现状以及解决对策

论文摘要：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时，普遍的物价上涨问题日益显现。目前我国已经出现了全面的通货膨胀，其成因主要是投资和出口需求过旺、货币的流动性过剩、公众对物价上涨的心理预期和国际市场上某些主要商品价格上涨。这种通货膨胀问题将扩大居民的收入差距、引发资本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和降低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效率等，需要运用多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1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上涨，从年初1.5%一直上涨至11月份5.1%的高位，12月份CPI同比上涨4.6%，环比上涨0.5%，全年涨幅为3.3%。但是许多老百姓认为这一数据偏低，普遍认为2010年通货膨胀率为7.1%。2011年这种趋势依然没有减轻，反而愈演愈烈。3月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5.4%，4月份5.3%。2010年11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4-4％，涨幅比9月份高0.8个百分点。10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5.0％，涨幅比9月份高0.7个百分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我国的CPI与PPI由负转正，并迅速攀升到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近几年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攀升。稳定物价、防止通货膨胀成了政府重点关注和调控的对象。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的新情况新变化，在2011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于经济方面提出：要继续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三者关系。本文尝试着对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的程度进行判定，分析了其成因，并提出了多管齐下的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建议。

一、目前我国通货膨胀的现状

通货膨胀在现代经济学中指“货币总量“相对“物品总量“不断增大而导致物价水平普遍而持续的上升，即CPI指标长期的、持续的超过3％的警戒水平。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11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水平逐月攀升,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0%。其中,3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4%,超过此前市场预期,创下32个月来新高。通胀预期明显上升,物价上涨压力明显加大,成为影响宏观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首要关注问题。本文从一季度宏观数据入手,深入剖析影响我国通胀的构成要素,并根据理论研究学习,提出相关解决方法。

二、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原因

对于通货膨胀成因的分析是研究通货膨胀问题的核心，现代经济学根据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将通货膨胀分为“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供求混合型通货膨胀；结构型通货膨胀”这四种类型。

然而，对于不同的国家，其通货膨胀现象出现的原因又有其独特的个性，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最大外汇储备国,我国的高通胀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下面就让我具体的分析我国通货膨胀出现的原因：

第一，需求拉动。主要原因是外汇流入过多而造成的货币供给增长过快。外汇流入导致我国的货币供给增长过快，虽然中央银行采取了大量发行央行票据的政策回收基础货币，依然无法完全摆脱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其结果，物价上涨就不可避免。我国目前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也就是有效需求不足。老百姓的基本消费需求快达到饱和，老百姓的边际消费倾向已经很低，资产价格上涨，而商品价格由于产能过剩的存在不涨或小幅上涨。消费需求增加的幅度远小于资产需求的增加幅度，从而商品价格的上涨幅度要远小于资产价格的上涨幅度。

第二，成本推动。生产成本上升是我国通货膨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工资成本上升，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如“民工荒”现象、员工跳楼事件、劳资纠纷和罢工等等都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形势已经跟以前大不相同。相应的，中国各地政府相继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因素也导致工资成本上升；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规模的扩大，中国对原材料、能源等自然资源的需求也大幅度增长，中国对国外资源的依存度也迅速提高。这导致资源价格的上升，也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随着节能减排在全世界逐步得到认可，以及我国经济面临的资源压力，我国政府对节能减排也越来越重视，相应的要求和标准也越来越高，为了满足这种要求，企业就得增加人力、物力，这就客观上进一步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对生活质量也越来越重视，因而对环境保护、生产安全、食品安全、生活的舒适度等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满足这些要求也需要增加投入，这就客观上使得生产成本上升，加大了物价上涨的压力。

第三，农产品供不应求。发展中国家普遍曾存在的过时的土地所有制，限制了农业投资的增长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使农业生产结构僵化，导致农业生产率及供给弹性低下，结果农业生产部门所生产的农产品不能满足工业化及经济发

展和人口增长的需要，是农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带动整个物价水平的上涨。我国目前农产品和石油涨价较多，而国内石油涨价主要受国际石油涨价的影响，而农产品涨价有主要是短缺所致。当农产品供不应求时，农产品价格就会上涨，带动了整个物价水平的普遍持续上涨，进而导致了通货膨胀现象。

第四，在政府部门，税收体制以间接税为主，可以说间接税无处不在，所得税的比重较低。间接税的收入弹性很低，其增长速度也跟不上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同时，由于中国面临着发展经济的任务，就必须以增发货币的形式来弥补这种现象，最终加剧了通货膨胀。

根据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可以把通货膨胀分为爬行式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在2%-3%之间）、步行式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在3%-10%之间）、小跑式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率约在10%以上）、奔腾式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率达到100%以上）四种形式。我国现在处在步行式通货膨胀阶段，预期会持续很长时间，但发展到小跑式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

首先，在本轮景气周期中，货币扩张主要影响物价水平，而对产出影响有限。而货币扩张主要是由贸易顺差和外资流入引起的，如果人民币汇率升值进一步加快，将能有效减轻基础货币被动投入压力，缓解流动性过剩格局，从而抑制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有限，目前货币供应速度的高速增长，最终会反映到价格水平增长上来，因此中国的CPI同比增长率仍将面临较高压力，随着经济主体通胀预期的形成，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将面临较高的通货膨胀压力。

尽管目前我国货币供应量的高速增长使得我国面临较高的通货膨胀压力，但我国的货币扩张主要是由贸易顺差和外资流入引起的，这是可控的，我们有理由预期人民币汇率升值会进一步加快，而人民币汇率升值将有效抑制我国基础货币被动投放的格局，最终减轻物价上涨压力。

其次，从利率走势来看，我国利率提升空间仍然很大，提高利率将能成为有效抑制我国已经出现的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另一个有力手段。产价格的上涨使得企业融资能力上升，导致银行信贷扩张，因此为控制信贷扩张，进一步提高利率水平是势在必行。此外，利率的提升还将有效阻止目前我国出现的存款向股市转移的现象，同时使消费需求减少。而利率的提升也能提高投资成本，从而对投

资需求起到抑制作用。

三、通货膨胀的解决对策

通货膨胀的治理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在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既要从宏观上消除通货膨胀的根源，把握通货膨胀治理力度，并在时间上兼顾企业改革、金融改革的要求，又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使资源配置状况改善，还要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的变化，使其能够适应对通货膨胀的治理。通货膨胀既然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和多种不同的病因，而且对经济带来的破坏作用是明显的，因此许多经济学家在都深入研究和尝试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

1.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是最基本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一，它也是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手段。运用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主要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一是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以压抑总需求；二是提高利率，以抑制投资需求，并刺激储蓄增加，从而保证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我国中央银行通过减少流通中货币量的办法，提高货币的购买力，减轻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通过提高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和金融市场利率水平，减少流通货币，缩小信贷规模，从而减少投资规模，达到平衡储蓄和投资，从而增加商品和服务，消除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缺口，进而达到了防止通货膨胀的目的。

2．收入政策。收入政策主要是采取工资物价管理政策，以阻止工会和垄断企业这两大团体互相抬价所引起的工资、物价轮番上涨的趋势。其目的在于力图控制通货膨胀而又不致引起失业增加。收入政策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因为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是由于供给方面成本的提高，其中特别是工资的提高，因而导致物价水平的上涨。为此，必须采取抑制性的收入政策，其形式有如下几种：确定工资－物价指导线，以限制工资－物价的上升。强制性措施。以纳税为基础的收入政策。

3.对外经济政策。一般来说，我国的国内的通货膨胀与其国际收支状况具有相互推拉的作用。在各国都出现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我国必须采取适当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减轻国际收支失衡对国内物价的不利影响，井阻止国外通货膨胀的输入。这方面的措施主要有：

（1）实行浮动汇率。由于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我国货币对外汇汇率的升降完全

由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

（2）与各国在贸易和金融领域采取协调措施，如与各国加强协作，共同采取控制各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改善国际金融制度以及其它反通货膨胀的措施，以制止世界性通货膨胀的蔓延，等等。

4．加大宏观经济调节力度。为了继续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有关部门必须密切关注、善于发现并及时研究市场供求关系的重大变化，运用政策引导和经济手段适时适度加以调节。要严格控制新涨项目出台，加大价格检查力度。此外，还要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产品，特别是针对一些行业过快增长可能造成的能源和原材料紧张等问题的协调工作力度，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稳定市场供应，确保供需基本平衡。

5．切实加强粮食生产，确保粮食供应，稳定粮食价格。要认真落实中央关于鼓励粮食生产的各项政策，确保对农民的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资价格管理、农业税减免等政策措施真正到位。加强防汛抗旱和农作物田间管理，在做好夏粮秋粮的收购工作的同时，认真做好粮源组织和调运，确保市场粮食供应，保持粮价基本稳定。

6.降低劳动工资水平，从宏观上调控分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降低劳动工资水平，通过控制工资的增长来控制收入和产品成本的增加，进而控制物价水平，防止因劳动工资水平提高而使物价随之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