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监督学科

第一篇：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监督学科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监督学科

董瑛 《 光明日报 》（2014年10月18日 06 版）

面对“腐败问题越演越烈”的严峻形势，如何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指导反腐倡廉实践、阐释反腐倡廉道路，打造中国特色的监督学科，增强中国反腐倡廉的自觉自信，打赢国家治理现代化条件下反腐败这场战争，是当前中国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腐败高发期和反腐败战略调整期正是构建中国特色监督学科的机遇期。目前，我国进入改革机遇期和矛盾突显期，同时进入腐败高发期。反腐败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不论是实现“当前以治标为主”（不敢腐）的目标，还是实现将来“以治本为主”（不能腐、不想腐）的战略，反腐败必须要科学化、制度化，而科学化、制度化的必要条件是学科化，即以中国特色的反腐败理论引领中国反腐败实践、转型和创新，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监督学科创造了时代条件。深化反腐败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既关涉到政治体制改革（权力结构和运行体系），也关涉党的纪律检查体制，还关涉到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资源配置方式、公民权利保障和社会公正体系）等。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不仅为监督学科研究增添了新的问题域，也为监督学科构建创造了新的时代条件，迫切需要监督学科为改革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和方法指引。

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和反腐败体制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监督学科聚合了研究的问题域。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中国的反腐败就是执政党主导的自我革新、自我净化式的反腐败，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 1 督责任。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中，纪委是党内反腐败专门机关、党内监督专门机关和反腐败“组织协调”机关，其中心任务是监督执纪问责，核心职能是“监督”；国家反腐败司法机关——法院、检察院，以及具有反腐败职能的国家行政机关——公安、审计、海关等，集合他们的共性职能就是“监督”。“监督”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有组织、成员和反腐败机构的最大公约数。中国特色的监督学科的构建，符合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的趋势和方向。

中国历史上丰富的监察成果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监督学科提供了可资借鉴和转换的历史资源。中国封建社会有长达几千年的监察制度实践，先后在中央层面创设了“御史府”“御史台”“都察院”等独立于行政机关的监察机关，在地方设置了突破行政区域、自成一体的监察区，相应配置监察人员，肃正纲纪，小大相制，内外相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较完备的监察制度。建党以来，围绕革命、建设和改革，我们党在反腐败、监察制度方面更是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

反腐败学科建设的已有成果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监督学科奠定了良好的学科基础。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近百所高校、党校、研究机构开展了此项工作，形成了多个学科研究层级和方向，其中有30多所高校、党校、研究机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法学、中共党史等学科中设置了相应的学科点和研究方向。相关高校把教材开发、人才培养作为学科建设的关键点，编写出版教材或讲义，开设选修课、必修课和专题讲座，培养反腐败相关方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同时，全国还形成了多元化的反腐败研究网络，中央纪委设置有研究室、廉政理论研究中心，20多个省、市、自治区纪委与高校共建有联合研究机构，近百所高校、党校、研究机构建立有各具特色的反腐倡廉研究机构。这些都为构建中国特色的 2 监督学科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教学基础、人才基础和结构体系。构建中国特色的监督学科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

第二篇：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心得体会：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心得体会：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总书记在广州战区考察时强调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可以说，这个梦想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所以，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要继续积极努力，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是实现强军梦的战略布局，必须放在实现民族复兴这个大目标下来认识和推进，科学把握其重要举措，理清发展思路，对加速推进这一宏伟军事建设工程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

一、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战略意义

总书记指出，“当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加快推进军队改革，谋求军事优势地位的国际竞争加剧。在这场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大潮中，谁思想保守、固步自封，谁就会错失宝贵机遇，陷于战略被动。我们必须到中流击水。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我经常看中国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后挨打的悲惨情景就痛彻肺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二、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指导思想

构建我国军事力量体系必须突出中国特色，坚持以国家核心需求为导向，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和新形势下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基本要求，以构建信息化积极防御型的军事力量体系为重要标志，满足积极防御和维护国家利益拓展的需要，绝不走对外侵略扩张、争霸、称霸之路。

三、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基本要求

总书记提出三点要求：

一是要牢记，坚决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听从党的绝对指挥，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

二是要牢记，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必须按照打仗这个标准搞建设抓准备，确保军队能够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三是要牢记，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必须保持严明的作风和铁的纪律，确保部队的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

四、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重要举措

1.坚持信息化和机械化复合发展是核心标志

现代战争发展变化的新趋势，使信息化已经成为军队现代化的本质规定性。总书记明确指出，必须坚定不移把信息化作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发展方向，推动信息化建设加速发展。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必须牢牢抓住信息化这个核心，坚持以机械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为主导，全面推进信息化机械化复合发展和综合集成建设。构建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关键，就是要全力推进信息融合和体系化建设，加速形成新质战斗力，充分发挥信息在战斗力生成中的主导作用。要在赋予机械化武器装备信息系统功能的基础上，把所有作战力量、单元和要素融合集成为有机整体，实现成系统、成体系的综合集成，提升部队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真正实现战斗力倍增。要着眼于解决军队建设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树立诸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的思想观念，注重信息主导、促进要素融合、加强体系建设，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

2.推进军兵种战略转型是重中之重

军队是国家军事力量的主体，必须把推进军兵种战略转型作为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重点与核心。科学合理地调整优化军兵种结构和军兵种内部结构，促进诸军兵种协调发展，是军队战略转型的重要任务。坚定不移地调整优化军兵种力量结构，在军队建设重点上进一步向海军、空军和火箭军倾斜，提高各军兵种高新技术部队的比例，优化军兵种内部结构和部队编成，推动我军在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中迈出更大步伐。

海军要按照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战略要求，逐步实现近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大力加强海基战略力量和航母编队建设，不断优化海军力量结构，构建合成、多能、高效的海上作战力量体系，提高战略威慑与反击、海上机动作战、海上联合作战、综合防御作战和综合保障能力。

空军要按照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要求，构建适应信息化作战需要的空天防御力量体系，发展新一代作战飞机、新型地空导弹和新型雷达等先进武器装备，提高战略预警、空中打击、防空反导、信息对抗、空降作战、战略投送和综合保障能力。

火箭军要按照精干有效、核常兼备的战略要求，加快推进信息化转型，完善核常兼备的力量体系，提高快速反应、有效突防、精确打击、综合毁伤和生存防护能力。同时，积极推动陆军小型化、多能化、模块化发展步伐，实现区域防卫型向全域机动型转变，构建适应联合作战要求的作战力量体系，提高精确作战、立体作战、全域作战、多能作战、持续作战能力。

3.拓展重大安全领域力量发展是战略需求

新形势下，太空和网络空间已成为国际战略竞争新的制高点，世界主要国家在太空、网络空间和核等重大安全领域的战略竞争愈演愈烈。重大安全领域力量发展，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中的作用日益上升，在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中具有前沿性牵引作用。太空已成为综合国力新的增长点、国际战略竞争的制高点、安全威胁的新，必须尽快筹划组建集中权威的军事航天领导机构，明确太空力量发展模式，体系化发展侦察预警、环境监测、通信中继、导航定位等太空信息装备。网络空间是经济社会发展新支柱和国家安全新领域，网络空间对军事安全影响逐步上升，要加快网络空间力量建设，提高网络空间态势感知、网络防御等能力，遏控网络空间重大危机，保障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核力量是维护我国主权和安全的战略基石，要以完善核力量体系建设作为战略支点，提高战略预警、指挥控制、导弹突防、快速反应和生存防护能力，慑止他国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第三篇：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

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从零起步的，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进步。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保障框架体系已初步建立：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项社会保险制度基本建立并逐步完善，以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形成，各项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保障水平稳步提高。但总体上看，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制度运行效率低等问题。

首先,树立共建共享的社会保障理念，为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奠定认识基础。共建，是有劳动能力者的共建；共享，是改革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共建着眼于效率，共享着眼于公平，二者互为条件、互为依托。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生动诠释了公平正义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要求在社会保障领域的具体体现。只有在全社会树立共建共享的社会保障理念，才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社会保障权益，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社会保障事业、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良好局面。

其次,坚持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努力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目标。世界各国社会保障的发展都经历了从制度残缺、不健全到逐步调整、健全的过程。从各国实践来看，社会保障规模和水平只有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才能为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增添动力。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应当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把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作为优先目标。

再次,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衔接，推进各类社会保障制度整合。主要内容是：以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为长期目标，健全农村社会保障项目；加快制度整合，提高基金统筹层次，建立多层次保障体系；以基本养

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逐步将各类人员纳入社会保障覆盖范围，逐步实现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统一和城乡衔接；以发挥失业保险基金预防失业、促进就业的作用为方向，完善失业保险制度；以治本脱贫和发挥人的潜能为目标，推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向综合救助的方向发展；以动员社会资源为着力点发展福利事业、慈善事业；稳步增加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性社会保障投入重点向农民、农民工、被征地农民、城市无业人员和城乡残疾人等特殊困难人群倾斜。

最后,加快制定和完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增强社会保障的强制性、规范性、稳定性。社会保障作为通过国家立法强制实施的社会经济制度，必须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保证。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发展的历史证明，社会保障法制完善的国家，制度稳定性、规范性都比较强，制度目标能得到较好实现。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建设滞后于发展需要，导致政策执行随意性大、制度稳定性差的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应当加强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建设，加快社会保障立法步伐。^ 来源：《人民日报》2010年第92期

第四篇：Luidpm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生命是永恒不断的创造，因为在它内部蕴含着过剩的精力，它不断流溢，越出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它不停地追求，以形形色色的自我表现的形式表现出来。

－－泰戈尔

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改革开放在经济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为保障社会公平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教育普及程度显著提高。这些都得益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分配方面,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但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收入分配的差距在迅速扩大,同时带来种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因此,为了从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高度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我们有必要先从社会公平失衡现状进行探讨。

一、现状分析:社会公平失衡

当代中国经济起飞的大势已成,不可逆转,而社会公平的失衡问题却日益凸显,不可忽视。社会公平失衡问题主要体现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改革开放以来,从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开始,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为世人瞩目。然而,改革开放在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同时,又出现了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问题。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了显著的社会贫富差距,占中国人口10%的贫困人口的储蓄只占全社会私人储蓄总额的3% ,且呈下降趋势,而占总人口10%的最高收入者的储蓄却占有全社会私人储蓄总额的40%,且呈上升趋势。2006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上升到0.496,大大超过了贫富差距的国际警戒线。社会公平的失衡问题尤其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层面的贫富差距:

一是城乡差距日益扩大。与其他国家在工业化发展中期相比,我国的城乡差距问题在世界上都是比较严重的。目前,我国的城乡差距仍在扩大,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06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报告》显示, 2005年,各地区的“城乡收入差”比上一年扩大500元以上,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及城镇居民的1 /3。

二是地区差距日益加剧。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了快速发展,从而急剧拉大了与中、西部居民的收入差距。特别是农村居民纯收入区域之间差异明显。上海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53 倍,而贵州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59.7%。由于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迅速拉大,东西部地区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富裕程度和消费结构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现在,已达到小康水平或者富裕程度很高的县市,绝大多数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5000元以上的县市越来越多,而年人均纯收入在500元以下的贫困县却全部分布在西部的广大地区。

三是各阶层收入出现明显差距,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收入差距超过了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利益格局的分化和转型,明显地出现了高收入层、中等收入层和低收入层的社会分层。我国现在的问题是,低收入层太大,中等收入层还太小,而高收入层集中的财富过多。高收入层较多地占有了社会上其它各阶层的收入。各阶层的收入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 2005 年,高收入层人均工资水平是低收入层人均工资水平的4.88倍。

四是干部群众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这不仅表现在公务员的收入不断增加,更多的表现在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的干部和工人的奖金分配的差距越拉越大。广东省《2006年省情调查报告》显示,当前广东国有企业薪酬管理总体上处于无序和失控状态,有的企业以强调“经营者个人贡献”为由自定高薪酬,有的企业实行“股权激励”,高管几年间获得几千万元甚至近亿元报酬,企业却出现严重亏损。

二、政策回顾: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走向“效率公平,有机统一”

面对中国日益严重的公平失衡问题,我们该如何确立发展目标,是继续重点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鼓励一部人先富起来，随着改革的深入,邓小平晚年思考得最多的就是怎样从一部分人先富,走向共同富裕。分配公平问题是他晚年最担忧的问题之一。他在和邓垦的一次谈话时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二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更加强调公平。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在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过度拉大,人们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十六大报告虽然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但强调“再分配注重公平”,强调“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三是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从十六届五中全会开始,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是从完善分配制度角度提出了“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此次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强调“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强化对分配结果的监管。”十七大报告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要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

从上可以看出,每一阶段关于分配原则的提法及所强调的重点,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公平效率有机统一观的中国共产党,为了顺应和促进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力求正确认识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的智慧结晶。马克思主义公平效率有机统一观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的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效率与公平问题认识的与时俱进的深化和发展过程。

三、理论反思:公平与效率辩证统一

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是人类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而经济主体在社会生产中的起点、机会、过程和结果的公平,也是人类活动追求的目标.以公平优先”则是收入分配领域应该首要强调的。一方面,在生产领域,应该强调“效率优先”、“兼顾速度”,这就是要把质量、效益、效率放在第一位,把投入、数量、速度放在适当地位,不是主要靠拼投入、增数量来实现粗放式的经济增长,而是要实现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把质量、效益、效率作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这是符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方针要求的。也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就不必担心发展会出大问题。所以,“效率优先”原则应该始终贯穿于发展生产过程。另一方面,“公平优先”原则是收入分配领域应该首要强调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那种认为初次分配可以讲“效率优先”、再分配再讲注重公平的观点在实践中不攻自破。往往是初次分配不公带来的社会问题更加严重,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的畸高畸低的个人收入,就是由于初次分配没强调社会公平问题,有些部门、企业高管人员与普通职工的畸高畸低收入同样属于初次分配问题,一些外资、内资工厂,把工人(特别是民工)工资压得那么低,而且多年不怎么涨,过量剥削剩余价值也是初次分配的问题。初次分配不强调社会公平会带来经济秩序的混乱,显然,仅通过财税等再分配杠杆来调节分配不公问题远远不够,必需重视初次分配中的社会不公问题,将“公平优先”原则贯穿整个分配领域。二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首先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由此决定生产关系的演变和社会公平的实现。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条件下,不能超越历史阶段而盲目提高公平程度,否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生产关系得不到及时的变革或调整,社会分配差距过大,也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反比例关系,那种认为在一定范围内扩大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提高效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不利于提高效率的观点是片面的。事实证明,二者应当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过小都不利于提高效率。

金融危机的到来,使本已经积重难返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变得更加严峻。据国家人事部统计资料显示: 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超过560万,近两年沉积的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约有480万人, 2009年需就业的大学生高达千万人。一边是更多的毕业生需要就业,另一边却是工作岗位减少、大量员工失业的现状。要通过充分就业,实现就业公平,政府必须大力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要使这一战略得到落实,我们必须要实施、建立、健全、完善相关的政策,首先要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政府引导,完善市场就业机制,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其次要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保持群体间的流动通畅,并保证流动的制度化与公平性。再次要完善支持大学生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政策,加强就业观念教育,使更多大学生成为创业者。

三是扭转收入分配差距,争取实现分配公平。处理好收入分配关系,协调收入分配的过大差距,实现贫富和谐,关键是解决好弱势阶层的过低收入和贫困状况。要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我们一定要防止用平均主义的方式来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现象。我们要大力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发展中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只有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一个社会才能具备相应的社会经济资源,才能为缓解贫富差距扩大问题提供必要的条件和途径。有了必要的物质条件,通过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来争取实现分配公平,我们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首先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其次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再次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四是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力争实现保障公平。社会保障的目标是,立足于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的角度,通过社会救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优抚等多个方面来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确保每个人有一个合理的生活水平。实现保障公平,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首先,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其次,全面推进医疗保险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前者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后者包括促进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再次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包括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加快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

总之,按照十七大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目标,未来的中国社会应当既是一个富裕、文明的社会,又是一个公正的社会。这就要求我们在注重经济建设的同时,应当注重社会公正问题,注重缓解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防止两极分化。在经济体制转轨中出现收入差距,在总体上是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它与旧体制下普遍贫穷低效的平均主义相比,是一种社会进步。我们应该看到,在某些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绝不是全局的,更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要防止用平均主义的方式来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现象。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第五篇：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征信体系

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征信体系

征信体系建设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政府的统一管理，包括法律法规建设、信用管理行业的发展、专业人才的培养，以及科研投入等多方面问题。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及民族文化不同，世界上没有一个完整的最优模式可以照抄照搬，因此要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借鉴国际经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征信管理体系。

加强法制建设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良好的信用环境需要公众良好的信用意识和信用行为，而信用行为必须有制度规则与法律的约束，制度与法律则需通过立法与执法机构来实现。

信用立法方面，当前要做的主要是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和完善，及时推动信用立法。首先，政府要建立界定数据开放范围的法律或法规，包括必须开放的数据资源及其监督机构的责任，以及对于向公众提供不真实数据的惩罚规定。在强制公开大部分征信数据源的同时，确定必须保密的部分，以及确定征信数据的经营方式。其次，建立与界定商账追收的法律与法规，其中包括允许有关部门开放商账追收类信用管理公司的注册，明确用法律或信用手段进行商账追收的程序与行为约定，对消费者个人及企业法人的追账手段约定。再次，要在改善信用管理“外围”法制环境的基础上，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加快征信立法进度。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国民信用意识

这里所说的信用，虽然不是道德观念上的信用，也不是文化观念上的信用，但它毕竟建立在道德文化的基础之上。就每一位社会成员来说，加深对信用的认识，并把讲信用付诸于行动，则不仅会大大降低社会成本，也有利于推动信用制度建设。

近年来，国内企业和产品不断走出国门，有许多有益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它启示我们，不讲信用，不仅企业难以迈出国门，走出去了也很难立足，更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国家的形象。而信用宣传教育是一项普及性的社会工程，需要政府制定长远的目标和规划加以解决。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国家应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社会舆论等多种方式进行全方位的宣传，使全社会形成一种建立信用体系的紧迫感，形成一种信用缺失后，可能会给自己、给企业、给国家造成损害的这样一种负疚感，夯实这个制度的社会文化基础。

逐步培育市场化运作模式

有效的信用管理体系的建立，不可能纯粹依靠市场来推动，而需要政府从制度上、管理上、财政上给予指导和帮助。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信息不对称，信息资源高度集中于政府的现象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公众很难得到完整的信息。所谓搜集信息，就是把政府拥有的信息汇总起来并依法披露，变成可供市场享用的信息。因此，政府在建立信用市场规范、整合信用资源等方面的作用是无可推卸、不可替代的。但从长远看，政府也不能代替中介机构，更不能代替市场。

目前，我国征信行业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已初露端倪，但仍存在不规范现象。拿企业征信来说，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征信公司按照商业化原则在市场上开展竞争的格局。然而与之相配套的监管体制相对落后，缺乏对征信机构、征信活动有效的管理。因此，从发展信用征信行业的迫切性考虑，今后一段时间内，在理顺政府管理体系的基础上，我国的征信

管理仍将以政府监管为主，然后逐步实现由政府监管向市场化监管转变。

此外，可以尝试建立信用管理民间组织，加强行业自律。国外经验表明，信用管理民间组织作为征信制度的外部约束机制，能够协助政府进行信用管理，促进征信事业的发展。从我国实际情况看，这种民间组织建设虽有所启动，但无论规模、影响都较小，尚不能起到行业协会的作用。

建立并有效运行失信惩罚机制

依照我国国情，在目前阶段，国家信用管理体系的惩罚机制必须由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的相应机构作为执行机构，而且，这种处罚不是简单地随着企业的破产或停业而消失，而是这种不良记录要伴随着企业或个人一段时间，使他们在这段期间内，不能再取得社会信用服务，如在工商注册、银行贷款、信贷销售服务、个人信用消费等方面，进行制约。这样，失信惩罚机制才能产生足够的威慑力。具体可考虑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对违规信用信息采集行为的处罚。由于征信机构采集信用信息时往往会涉及到个人隐私信息或者企业商业秘密，从保护个人和企业的合法权益角度出发，采集信息必须以得到个人或企业同意为基本原则。由此产生的未经个人或企业认可违规采集信用信息的行为，就将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

其次对违规使用行为的处罚。征信机构采集得来的信用信息的使用范围，应当仅限于出具信用调查报告、开展信用评级、信用评分等与资信活动有关的活动。若超越这一范围使用信用信息，也将被视为违规行为。

再次对内部管理不善的征信机构进行处罚。征信机构手中掌握着大量的信用信息，除了外界的监管外，对征信机构内部管理制度也需提出严格要求。如存在管理不善等问题，有关部门也应当予以相应处罚。

第四对信用信息提供者违规行为的处罚。信用信息提供者主要包括：一类是通过行使公共职能过程而积累了大量公共信息的政府机关、公用事业单位、司法机关等单位和部门；另一类则是在商业活动中掌握了个人或企业信用记录的单位或个人。政府机关等公共信息掌握者是社会的公共管理者，所以，必须强制要求这些部门依法公开披露所掌握的信用记录；而市场主体是市场交易的当事人，应按照自愿签订的合约依法进行信用记录的披露。对应当公开而拒不公开的行为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对违法、违规提供信息或者提供信息不真实等侵害个人和企业合法利益的行为进行处罚。

最后对征信产品使用者违规行为的处罚。在对征信机构使用信用信息的行为作出限制性规定的同时，对与其相对应的征信产品使用者的行为也要作出相应规范。如规定取得征信产品必须得到当事人的授权、如果使用消费者信用调查报告中的信息，采取了不利于消费者的行动，必须通知消费者本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