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改革的九大根本方向

第一篇：中国未来改革的九大根本方向

中国未来改革的九大根本方向

罗天昊 致力国家和城市竞争战略 著有《大国诸城》

夏去秋来，天道变迁，酝酿惊天伟力。

值此邓公诞辰110年之际，展望改革，万民所望。

改革开放凡三十余年，已如舟至中流，抬头仰望，洋洋江海，但是，却也暗流汹涌，安抵彼岸，还是中流翻船，关系中国未来国运。

改革开放已经造就中国的沧桑巨变，而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国以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成就，为改革三十年注脚。但是，最近几年，亦是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中国的改革，远未达致天下大治之境，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未来时代的新发展，均使深化改革，成为未来潮流。

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思潮繁杂，同时，未来时代的无数可能，亦使选择艰难，人民之子毛泽东的遗体还躺在天安门广场，而他所终身致力于打倒和清扫的对象之一的孔子，亦逐渐成为近年的所谓“国学热”的代表。这个世界一片混乱。各种假改革打着中国特色的旗号，纷纷粉墨登场，欺骗民众。未来时代的变革，更需廓清迷雾，找到康庄大道。关于中国未来时代改革的战略方向问题，亦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未来十年乃至数十年内，中国的改革，将面临九大方向性变化。

（一）从经济、政治改革，到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变革

事实上，经过三十年历程,我们也应该突破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而将眼光投向更为广阔的领域，进一步延伸到社会领域，文化领域等方面的全面、广泛的改革。

而目前，对于社会领域的更广泛的变革，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在社会生活领域的一些我们所熟知的称谓，已经悄悄发生变化。很多地方，公共媒体，网络媒体，以及地方官员的口中，“老百姓”，“群众”等提法逐步变少，而市民，公民，纳税人的提法变多，而在这些称谓变化的背后，是公民意识的觉醒。

近年来NGO的崛起，对于中国社会运行规则，运行模式，运行主体已经逐步产生改变。特别是在汶川地震中，NGO得到检验，亦得以壮大，很多人都研究了美国大选最后胜利的原因，长江商学院一个教授，还专门写了篇文章，讨论奥巴马的制胜秘诀和社会背景。认为奥巴马的胜利，说明‘草根时代’和‘草根政治“的崛起。特别是在奥巴马与希拉里的当内竞争中，奥巴马依靠很多网民，以及年轻人的支持，才击败了在精英阶层拥有众多支持者的希拉里，不仅社会的力量，从精英阶层，转移到了草根阶层，而且，以往那种靠大聚会，电视单向传播的政治动员模式，也变化为立体的，依靠网络互动传播的模式。

而这种变化，在中国也出现了，新兴技术的兴起，新兴阶层的出现，他们的交往模式，都已经颠覆了我们传统社会的运动模式，而这些变化，都将对未来时代影响深远。这些变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变革，但是，这些社会性的变革，社会生活模式的变化，最终包含伟大的时代力量。

这种力量，在中国已经开始显现，从最开始的孙志刚事件，到后来的非典，到后来的邓玉娇事件，广东乌坎事件，以及前几天出现的重庆雷政富事件，新兴的社会运动力量，冲破了以往的社会控制，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民众的自我动员，民众的联络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同时，中国的家庭结构的变化，亦引起了社会结构及社会行为模式的变化。的改变及其引起了未来的社会变化。

计划生育的推行数十年后，目前主流的社会青年，均为80年代出生，而时代的特点，赋予了他们独特的经历。构成了现代家庭的倒立结构。从祖父，外祖父，到父母，到孩子，越到下一代，越重要，而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一个父母，好几个孩子，权力的重心，在父母，而新的家庭结构中，权力的中心，转移到了孩子身上，传统社会的威权体制存在的家庭基础不存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格局，已经荡然无存。

同时，这一代的人，从懂事开始，接触的就是很现代化，全球化的东西，偶像是科比（美国），是欧文，小贝，吃的是肯得基，穿的是耐克，用的是苹果，英文歌，法语歌，日文歌，在青年中并不陌生。

而这种家庭结构的变化引起的成长环境的改变，将对未来时代的社会产生深远影响，这些新一代的孩子长大，比上一代青年更独立，更敢于挑战威权，也更具有现代意识。

作为中国社会基石的农民阶层，未来亦发生巨大变化。新一代的农民，此农民已经非彼农民。在长三角，珠三角的广袤土地上，新一代的农民深刻体验到现代城市生活，这些年轻就出去闯荡的新一代农民，在视野，思维，生活方式上，与其父辈都产生了巨大的区别，他们虽然身份上是农民，但是，已经受到了现代生活的洗礼，他们不再是愚昧，胆小，容易被欺骗的群体，他们与城市里的年轻人基本无差异。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新农民阶层的存在，“城市边缘人“的兴起，不仅将改变城市治理模式，未来他们回乡后，传统的乡村权力模式，亦将受到严重挑战。

超级女声横空出世，折射了中国人民对社会事务参与的热情与渴望。特别是海选，直接投票的方式，互动参与，PK等游戏规则与运做模式，是无意中对于中国公民现代社会运作模式的一次启蒙。

虽然我们在政治上，尚没有步入现代化，但是，在文化领域，已经开始了萌芽，大众的参与热情，在政治领域无法实现，但是，经由一个娱乐性的节目，撕开了一道口子，给予了民众在公众活动中参与式介入的机会。因此才获得压倒性的关注。这个就是超级女声，快乐女声能够横扫一切传统娱乐大赛，成为中国最热娱乐盛典的深刻时代背景。

在文化领域，新的变革亦开始酝酿。特别是在对于传统文化的再认识方面，存在很大争议，而且，这种争议，对于中国现实影响很大。很多人曾认为，新加坡的兴起，足可证明儒家文化的生命力，而事实相反，以捍卫“亚洲价值观”而风光的李光耀在12世纪到来时候，突然改变观点，认为新加坡的成功，从根本上来说，恰恰不是因为儒家文化，而是现代文化。台湾，韩国等传统的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的的兴起，某种意义上，亦是经过现代化的洗礼。

所谓的“中国特色”，其骨子里跟100年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一路货色。无非是抗拒世界潮流，延缓社会变革，保持既得利益的借口。

而目前百家讲论所流行的,无论是易中天的品三国，王立群的汉朝故事，于丹的论语，乃至新一代袁腾飞的两宋故事，都是向后看，甚至津津乐道于帝王权谋，与现代精神格格不入，更缺少开眼看世界的视野与胸怀，亦缺乏拥抱现代文明的动力。

这些社会，文化领域的变革，争议，某种意义上说，是与政治变革息息相关的，但是，其影响更为深远，甚至可以说，政治领域的变革，往往需要在社会、文化领域扫平道路。

当初的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讨论，就起到了思想冲锋作用；而后来潘晓所引导出来的“人生之路”的全国性大争议，则是青年一代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重大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正是呼应改革深入的时世。

如果中国改革能够在新一轮改革中，掀起社会和文化改革的浪潮，引领社会文化变革之先声，必如当年的掀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与青年人生观讨论的热潮。

(二)汇聚时代锋芒

在这个转型期的社会，改革本身充满了各种矛盾，各种利益交锋，各种思维碰撞，这些，都需要我们正视，需要我们拿出勇气与激情，去冲锋，去摇旗呐喊。

而我们的改革，也将逐步从“摸者石头过河”，从“搁置”争议，到直面争议，从追求“和谐”，到有秩序的争论乃至斗争。台湾转型成功，就在于先有民间抗争，后迫使既得利益阶层痛下决心，两者互相作用，不可偏废一方。我们近日羡慕台湾一个小兵冤死，连马英九都要亲自登门道歉，但是却不知道，这种对于民众的敬畏，是从几十年前就通过民众的觉醒，民众为自己争权权利的长期奋斗中得来。

未来的改革，需要汇聚时代锋芒。个人认为，应该包含四个方面的含义。

其一是洞察人心所向

我们关注的，必然是民众迫切希望改变的，我们拥护的，必然亦是民众所想要的如，大众对于医改，教改的关注，中国高房价的根源研究等。

其二是顺应未来趋势

改革是一种“向前看”的事业，我们所提倡的，必须是一种符合未来趋势的，而非充满世故与市侩气息的权宜之计，甚至是表面看是改革，其实是倒退的一些行为和思想。

如，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国式管理”的那一套，实际就是要中国在治理模式上，退回到人治时代。这种思潮，就不是顺应未来趋势的，是我们需要批判的。

我们尤其需要注意一些假改革，甚至是打着改革的旗帜，实行倒退，对于这种假改革，需要有清醒的判断力。

如，在政治领域

所谓的“强人”式改革，根本是以向威权体制的倒退，把希望都寄托在所谓的“强人”与“清官”的身上，都喜欢采取运动式的政治手法，来强行推动社会事务，而不是靠制度。甚至是在此过程中，破坏了本还不完善的制度。

而这种寄托着“强人政治”，“清官政治”的所谓政治改革，和现代社会的政治改革，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倒退到封建时代。造成民众的幻想与麻痹，把自己的幸福与前途，交到所谓‘救星“手中，而不知道去争取，造成民权的萎缩。而”强人“代民作主。可谓挂羊头卖狗肉。

而越南的国会代表直选，中国内地一些地方的乡镇直选，甚至贵州拿出四个县区正职竞选，才是顺应现代政治改革的尝试。

在经济改革领域目前的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根本没有解决产权问题，而所谓的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不仅没有解决效率低下的问题，反由于对于民营企业的压制，导致了整个经济体系的生机窒息。

国进民退不可只可权宜于一时，不可持续于永久。

其三是站立矛盾交汇处

寻找矛盾最尖锐，最激烈的领域，因为矛盾交汇之处，才可以有最强音，亦如两江交汇的地方，总是激起滔天巨浪。矛盾双方的交锋，才可以看清楚各种力量，更客观，更公正。亦可以通过两种乃至多种道路的比较，看清楚未来。

如，市场与政府的争端，左派与右派的争端等。是要民族主义，还是要普世主义等，这些问题，未来必然在全社会造成普遍的争议，其未来走向值得关注。

其四是把握时代脉搏

中国改革，必须对于当下发生的一些热点事件，有敏锐的嗅觉。当下即是未来的历史。通过解读当下的一些热点问题，预见未来趋势。

从血铅事件，批判中国发展模式的弊端，告别GDP盲目崇拜的时代。

在金融危机中，关于中国能否成为世界中心的争论

（三）从行政性、事务性的改良到根本性的政治变革

民主制度已经成为全球主流来，共产党也已经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从这两个方面来讲，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逐步深入。

但是，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实质性内容的很少，甚至出现了以为行政权力运作的具体操作过程的改善，来替代改革，甚至冒充改革。

目前，我们所热衷的一些改革，都只是行政性，事务性的，而缺少实质性的政治变革。

如，强县扩权，以县级领导高配来调动积极性等，都是只行政性的改良而已。

而深圳的行政三分制，才真正带有政治变革的意义，所以，从提出来当现在，经历了多次反复，难以成就。

如，设置预防贪污局，不仅无法事实上起到预防贪污腐败，监督和制约权力的作用，而此机构与以前的反贪局很多只能重叠，导致冗员过多，机构膨胀。这个是不彻底的，基本效果不会很大的改良。

而越南的总书记的差额竞选，则可以通过选择，权力的更换，来起到党内权力制约和监督的作用，这个是才是彻底解决权力来源，权力监督的改革。

出现这种状况，不仅有既得利益阶层对实质性改革的阻挠和地址，从操作者方面来说，也是为了规避政治风险，所以，政治体制变革，才会步伐小，启动慢。但是，时世所趋，民心所向，都将迫使中国未来启动政治变革。近年来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频发，亦给予了政治体制变革以强烈的预警。

（四）全球视野下的改革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被证明错误，任何国家，永远都有变革的需要。纵使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亦需要变革。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尚且存在人权问题，日本一直到今年，才逐步摆脱世袭政治与老人政治，即是明证。

不丹告别君主制；说明了在一定的条件下，特权阶层有可能自动退出舞台，但是需要其巨大的良知，以及其特殊的经历和背景，如这个新国王，就曾经长期在西方求学。

有一本名为《第二世界》的书，重点介绍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历程，以及重新崛起的秘诀，同为新兴国家，甚至是同为以前的“社会主义兄弟”，很多东欧国家，都在国家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实现了全民医保。这些，都可为中国借鉴。

而泰国长期的动荡，红衫军与黄衫军的对立，也足以使中国警醒。泰国何以形成两大对立的阶层，中国未来的贫富分化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是否也会很危险？

事实上，在台湾，不完善的社会发展，以及导致了类似的对立的阶层，对立的政党。所谓的“蓝绿之争”，某种意义上说，亦是社会精英与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民的争端。

中国未来是否可以避免这种阶层对立的模式？

印度的民主选举成功举行，国大党重回颠峰。这说明在人口大国，一样可以实行有效的民主。印度与中国人口接近，他们能够实现民主制度，中国没有理由实现不了，完全有这个能力。同时，穷国一样可以实现民主。印度比中国还穷，但是他们选举有秩序，没有**，证明穷国也可以成功推行民主，民主并不导致**。

民主并不一定就对以前的唯一大党造成威胁，相反，可以是其再造和改革的契机。印度国大党，台湾国民党，都曾是一党独大，但是，都经过民主制度，完成新生。

最值得关注的是越南，作为中国的“学生”，越南的制度变革，走得更远，不仅国会代表直接竞选，甚至总书记等职位的也实现差额竞争，是否说明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实行比较彻底的民主？所谓的“中国特色”是否能够尽快融合世界潮流？向世界普遍法则，而不再成为拒绝改革的借口？

而越南的成功，与南北战争之后，快速实现改革有很大关系。中国几乎是在结束内斗近30年才改革，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早已凋零。而越南在完成内战之后，十年即启动改革，南方很多懂经济的人，血脉得以保存。如越南的改革总设计师，有“越南的邓小平”之称的阮文灵，80年代初级虽曾被压制打击，但是，过了四年，就有机会复出，不至于被压到风华落尽。不似中国，对于异己的整肃持续30年。

而对于失败改革的借鉴，亦非常重要，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权力结构，曾经造成了拉美普遍的强权政治，甚至是军人当政。这些都足以为中国之鉴。

在未来，中国的改革，重点可借鉴四个领域

一，目前发达国家的成熟过程，一些具体事务的借鉴。他们是我们的追赶乃至超越的目标，值得重点研究。

二，后发国家崛起过程中的改革经历，这个最需要关注的重点，因为他们的改革，他们的社会实验，是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最需要的。如越南，立啕宛，此外，还有韩国和台湾，马来西亚等，当初如何从威权体制，进化到民主社会？

三，国外改革失败，或者是发展挫折的借鉴，如拉美化，非洲社会改革为什么失败？

四，过去时代的借鉴，如国民党为什么在大陆失败。

(五)从现实超拔到未来

邓小平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所谓设计，不仅是设计现在，更重要的是设计未来。对于未来的梦想，往往是我们前进的动力。而一些富有天才的思想家，政治家对于未来的预测与设想，则往往引领我们朝着“理想国”迈进。

托夫勒在几十年前，在其《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提出一种观点，核心权力，暴力，转移到财富，从财富转移到知识。社会的运行模式，将发生巨大变化。

在某一次国际会议上，作为权力精英的李光耀，对于坐在身边，35岁即成为世界首富的盖茨，非常羡慕，他说了一句，年轻和知识，真的已经取代了暴力和权力，获得了新的威望。而如今，托夫勒的预言基本实现。

而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也不过是学者孟德斯鸠几百年前的一个设想。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预见到文明的冲突，才是未来世界的最大冲突来源，而后的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则印证了其当年的预想。

而无论是过去时代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毛泽东“躁动的婴儿”，当日之中国，寄托了很多先贤的梦想，亦部分实现了他们当日的设想。

未来之中国，亦值得当世之人憧憬和设想。

洞察未来，顺应未来，引领未来，是中国未来三十年乃至更常时间新改革的应有之义。习总的六大改革体系，基本可以算是顺应时势之策，但是还需再进一步，为后世开启更悠远的时代之门。

(六)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变革————地方势力，民间力量及部门改革的困局与变局。

李克强说，改革既要有顶层设计，又要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既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亦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运动，当年发源于小岗村的农村改革微澜，最后却在全国形成最终大潮。

而我所知，如今被各大高校普遍实行的学分制，即是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于80年代首先在武大推行，后来被教育部肯定，推行到全国。

由地方而至全国，由部门而至全局，是自下而上改革的通用模式。

如，在一些地方试行的人大代表直选，乡镇长直选，他们具体是如何变革的？碰到那些问题，如何运作成功，未来挑战在哪里？能否从点到面推广？

如，在省管县到底如何施行？

深圳的行政三分制，如何设计，如何逐步推行？

2008年以来，北部湾，海西经济区，成都及重庆经济圈的增长，都超过了以前的龙头珠三角和长三角，他们的变化在哪里？

2009年，很多传统的重工业基地，传统的中西部城市和省，非公经济都超过了50%，如，四川为52%，河南为59%，东北的哈尔滨也超过了50%，他们发生了那些变化？

再如，目前关于珠海横琴岛的开发与重建，未来哪些地方还有类似的机会？城市和地区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如何？

这些问题，都需要来自上层和民间、地方的双重力量的推动。

(七)从问题到主义

改革需要研究一些具体的事务，更需要研究一些社会思想，未来的中国改革，将过度上主义之争的深层次领域。

如，土地问题，医保问题，教育问题，是为典型的“问题”

如，中国是否接受普世潮流，民主是否中国必然之路，是典型的“主义”

如，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为兼备问题与主义

中国目前所欲的社会问题，未来时代的解决，都将导向中国未来时代的发展道路。

(八)改革的价值导向

未来时代的改革，不仅要触机肌肤，也要触机骨肉，更要触机灵魂。

未来时代，我们需要坚持一些的价值观。

坚持市场化，警惕权力过度干预，坚持普世价值，反对本位主义，狭碍的民族主义

坚持现代化，反对威权思想

坚持改革，反对倒退

坚持全球化，反对孤立主义。

坚持什么样的价值，不仅是国内形势所趋，亦是顺应世界潮流。孙中山曾云，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特别要强调的是，坚持普世价值，是近年来全社会的共识，同时，普遍价值的推行，才可以打破既得利益者以中国特色作为借口延迟改革乃至剿灭改革的意图。

(九)改革的大众立场

自上而下的改革，必然带有精英色彩，乃至视改革为恩赐，目前的很多假改革，伪改革情况的出现，原因之一，乃在于立场所致。未来时代的变革，必以大众参与，大众推动，代表大众利益为特点。

毛泽东在作出《中国社会各阶层调查》之后，就已经注定了，他将是中国未来的王者，因为他找到了中国社会最强大力量的群落在哪里。而国民党，始终无法完成对于社会底层民众，对于农民阶层的利益共享，无法对其动员，注定了失败。中国未来时代的改革，亦需要找到最支持改革的群落，寻找力量的源泉，找到我们的同盟。

国内一些自由派改革家，之所以总是被民众误解，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其秉持的改革方略和改革理念，并非从大众立场出发。所以，纵使最后真实的利益是指向大众，亦不为大众所喜，也无法赢得大众支持，甚至一位80多岁的老先生一腔热情，为民呼吁，却发展到处处被人踢馆的困境，尤其是被他所同情的底层民众喊打喊杀，令人唏嘘。需引起老先生的严重警惕与深刻反思。比如，老先生讲，中国根本不需要保护18亿耕地红线，此言差矣，在农民土地被大片侵吞的情况下，此论不是引起农民阶层怒火中烧？为什么不改一下折中的方略，提倡土地利用的决定权在农民？虽然最终的理论推理类似，但是，道理对，语境错。前一个是无视农民，后一个是在倾听农民呼声，为农民利益代言，可赢得天下亿万农民之心，两者天差地别。还有一个流传多年的错误国策设想，即国企私有化，这是信口开河，不懂道理。国企事属全民，利益应归全民，应大力推动国企民有化，未来就是国企股权转让，也应该全民分钱，全民得利。怎么能随便就私有？将置天下万民于何地？

不能赢得大众伟力的支持，不能获得大众朴素思想的理解，再“秉持公心”的理论，均将告流产，起不到改革社会，推动历史的作用。改革继需尊重现实，更需尊重人民，不可有精英主义思维，民众才是历史的主人，尤其是在大国和穷国，更是如此。

无民众，无成功。无论摧毁性还是建设性，均需借助民众伟力，否则将势单力孤，被人绞杀。直接点，无论是数人头的改革，还是砍人头的革命，谁是多数人的对手？毛泽东深喑此理，当为前辈。革命与改革，可谓殊途同归，破坏旧有秩序，与打破既有格局一样，都有巨大阻力；开辟新的天地，与改良社会结构一样，都需时代赋予的大地安泰之力。别以为有中产阶层支持，有精英知识分子支持，有企业家阶层支持，就可以了，连柳传志自己都清醒地认识到了，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都是软弱的阶层，就社会领域而言，他们都难成大器。柳传志在企业界可能是领袖，在广泛社会领域，其力微不足道。无论是投票数人头的时代，还是动武砍人头的时代，谁的阶层代表的人多，谁才是王者。但是这个简单的铁律总有人忽视，自认为精英，自认为代表真理，没用。

不能汇聚民众伟力，亦不能利用和引导民众伟力，是自由派改革家最终难成大器的根本原因。思之令人痛心，未来之改革者不可不察。一切改革大略，不可过于理想化，对于民众存在的问题，亦不可高高在上，痛心民众的不尽人意，而应理解民众，并从民众的立场出发，谋划最终的改革之策。中国新一代的改革家和人民领袖，既需既顺应时代，洞察未来，又应懂得顺应人民呼声，尊重人民利益，理解人民特性，善借人民伟力。

中国改革的成功，必在于发起大众，顺应大众，服务大众。自由派令人失望，未来需要既顺应未来，又洞察现实，同时善借民众力量的雄略之才出现。

原文发于中共中央直属求是杂志旗下求是理论网，原始文章：中国未来改革的九大方向http://bbs.qstheory.cn/bbs/thread-14530-1-1.html 根据时势变化，有新删改。

第二篇：中国未来改革税收方向

中国未来改革税收方向

税负概念，眼下存在诸多混淆之处，这妨碍了国人对于税收和税制的深入认识。

实际上，谈税负问题，起码有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含义。宏观税负，指一国的税负总水平，通常以一定时期(一般为一年)的税收总量占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比例来表示。微观税负，则是单个纳税人的实际税负，由于存在税负转嫁，这里是指最终实际纳税人的负担，而不是名义纳税人。

不同国家之间宏观税负的比较，本来不该有太多争议。但由于我国与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不同，有不少“以费代税”和其他政府收入形式存在，因此真实的、广义的宏观税负，要远高于狭义统计口径的宏观税负。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在讨论宏观税负时经常发生理解的偏差。

如果就狭义宏观税负的国际横向比较来看，按照税收收入/GDP的口径，目前我国在20%左右，在全球来看并不高。但政府的全口径收入，还应包括如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还有未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等。这些都加起来，广义宏观税负就相对比较高了。据2010年的数据计算，全口径广义税负略高于30%。由于数据统计难以准确反映各级政府全部财政性收入，也有人估计这一比重已达40%左右，这在国际上应算是较高的宏观税负水平了。

无论如何，谈论宏观税负，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税负本身的高低，而在于几方面因素：一是能否真正规范预算之外的各类收费，尤其是乱收费；二是在财政支出安排中能否更直接用之于民，如宏观税负较高的国家，往往也是高福利国家，包括教育、医疗、社保和就业在内的福利性支出占总支出比重大多在50%以上，因此纳税人的怨言相对较少，我国目前这几项支出加起来大约只有30%左右；三是有没有真正减少不合理的支出与财政资金浪费，这里不仅是消费性支出，而且也有投资性支出的效率问题。

宏观税负和微观税负是不同角度的概念，纳税人更多直接感受的是微观税负。如果一个纳税人在狭义的宏观税负不高的情况下，却感受到较大痛苦和不满，无非有几方面原因。或者是过去税收征管的弹性较大，有时可以人为地调节税收进度、实际执行税率等，正是近年来征管力度有所加强，使更多人感受到痛苦；或者是纳税人被征收了非税收入，这些政府性收入相对不透明，但又切实地从纳税人手里被政府部门收走，因此也容易产生不满；或者是财政支出的后评价机制不完善，缺乏财政收入与支出在微观层面上的有效关联，纳税人没有感受到太多税收收入被最终用到个人身上；或者存在部分主体的偷税漏税，征税出现了“鞭打快牛”的现象，从而即使宏观税负不变，也可能使纳税人的平均税负上升。

另外，还有可能是预算不够透明，或者政府财务报告不完善，即使有些福利性支出已有所提高，多数人还是未能看明白财政收入的来源和流向；我国以流转税为主的体系中存在更多税负转嫁，而由于市场竞争机制在很多领域还不完善，因此税负往往会被转嫁给市场弱势群体，这又增强了这部分人群的税负痛感；不得不承认，我国部分税种的负担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如购车承担的税费。如果让更多纳税人参与到政府预算过程中，直接影响和决定税收征收和财政资金使用的过程，则纳税人的痛苦感将会大大减少。

上述所列问题，笔者以为，凸显出的正是我国财政改革的方向。

税收是决定政府与企业、个人经济关系的基础，是为市场经济法治的出发点。

为此，税收制度合理性的基础首先是税收法治，而税收法治则始于税收立法。

因此，推动税收立法权的统一，实现税法制度的统一，减少行政性因素干扰，才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选择。其次，反思基本税收原则。长期以来，在税收效率与公平这对永恒的矛盾之前，我们遵循的一直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问题是效率又分为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前者是少花钱、多收税，后者是通过税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前者曾是我们最重要的原则，而后者则是转型的目标，这一点甚至比公平更加重要。其三，调整税制改革思路。如果说1994年税改旨在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利益分配，那么迫切需要的第二轮税改则应解决政府与企业、个人之间的税收利益分配。应该说，坚持“初次分配放权让利，二次分配重视人本”的思路，才符合改革最初的大方向。其四，事权决定财权的思路值得商榷，也就是政府是否该承担过多的经济建设事务值得讨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是没有答案的问题，但可以肯定，向任何一方偏离都会带来过犹不及的负面影响。

总之，税收直接关系到现代法制社会的基础，正如古老的英国谚语所言，只有真正实现纳税人至上，才能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第三篇：关于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

道路决定命运，道路就是党的生命。我们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江河万里总有源，树高千尺也有根。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建立在我们党九十多年长期奋斗基础上，而其思想、理论和实践的源头，则可追溯到更远。要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脉络，更加充分地认识其历史必然性和科学真理性，应该拉长时间尺度，放在世界社会主义演进的历程中去把握。

社会主义五百年，经过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的历程。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状况，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成分，提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给社会主义思想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由此从空想走向科学。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科学社会主义由此从理论走向实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特别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由此从一国实践走向多国发展。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斗，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方位、时代新变化、实践新要求，科学回答当今时代和当代中国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确立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要牢固树立正确历史观，既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虚无历史，坚持做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

抚今追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九十多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在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得来的，是在对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搞清楚世界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及其演进，搞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就能明白，我们党在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是怎样经过反复比较和总结，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迎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发展的康庄大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永不动摇。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

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也都“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了。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道路走得怎么样，最终要用事实来说话、由人民来评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使不可能成为了可能，推动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推动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这条路，走得通、走得对、走得好。

近些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那就是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都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这就包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包括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等等。这些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内容，如果丢掉了这些，那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

找到一条好的道路不容易，走好这条道路更不容易。过去，我们照搬过本本，也模仿过别人，有过迷茫，也有过挫折，一次次碰壁、一次次觉醒，一次次实践、一次次突破，最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之路。现在，有些人议论这个道路、那个道路，有的想拉回到老路上，有的想引到邪路上去;有的是思想认识误区，有的是别有用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我们看准了、认定了，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要始终保持清醒坚定，保持强大前进定力，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形成并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形成并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互促进、统筹联动，从全局上确立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规划和部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实践和认识上不断深化的重要成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实践深入，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个文明”，到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这是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更带来了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五位一体”各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不可分割，共同构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要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整体性目标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方面相协调，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我们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握我国发展新特征确定的治国理政新方略，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抉择。这一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相继就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从严治党进行了专题研究，完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顶层设计。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措，每个“全面”相互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是一个整体战略部署的有序展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在“四个全面”中居于引领地位;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重要保障。三大战略举措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一个都不能缺。不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就缺少动力，社会就没有活力。不全面依法治国，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就不能有序运行，就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不全面从严治党，党就做不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就难以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要深刻认识“四个全面”之间的有机联系，将其作为具有内在理论和实践逻辑关系的统一体来把握和理解，努力做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面对新时代的新要求，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抓住战略重点，实现关键突破。要紧紧扭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战略目标不动摇，紧紧扭住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三个战略举措不放松。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

3.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精神力量，四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鲜明的特色，必须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这一道路，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适合时代发展要求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唯一正确道路。只有这条道路而没有别的道路，能够引领中国进步、增进人民福祉、实现民族复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足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理论体系，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发展实际，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既生动而具体地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又生动而具体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鲜活力量，写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版本”。

总书记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这一制度，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法律体系、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又借鉴了古今中外制度建设的有益成果，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

同时应当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需要不断完善。要坚持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坚持和完善现有制度，从实际出发，及时制定一些新的制度，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一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我们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一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充分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取得的，也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科学的产物。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来源于真理。坚定“四个自信”，就能毫无畏惧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就能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

4.丰富和发展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对经过反复实践和比较得出的正确理论，要坚定不移坚持。同时，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在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它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思想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今天，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

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任何科学理论和制度，必须本土化才能真正起到作用。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指导革命、建设、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实践证明，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不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完全正确的。

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样，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关注和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

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当代中国发生了深刻变革，置身这一历史巨变之中的中国人更有资格、更有能力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让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5.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党领导人民持续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为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要看到，经过几十年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这一点不容置疑。同时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还面临很多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和待解的难题，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处理都还处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这一点也不容置疑。对事物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对社会主义这个在中国只实践了几十年的新事物，我们的认识和把握还非常有限。事业越发展、改革越深入，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锐意进取、大胆探索，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坚持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无比崇高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接续奋斗。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实践中奋勇开拓、深化发展，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要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要求，更好把握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更好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不断提高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水平。全面学习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自觉运用理论指导实践，使各方面工作更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不断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全面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任务，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水平。全面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全面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当作自己的大事，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不断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提高全面从严治党水平。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场社会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着今后能够永远成功，过去的辉煌并不意味着未来可以永远辉煌。我们决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傲，决不能因为成就而懈怠，决不能因为困难而退缩，必须勇于改革创新，勇于迎难而上，勇于担当尽责，不断交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

第四篇：中国大学的改革方向和方法

中国大学的改革方向和方法

目前，中国大学的教育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学而不用、用而不学和教书不育人。

所有这些问题导致了，为什么我们的学生数学分数这么高，却没有数学家？为什么我们出了这么多的高考状元，却没有几个有出息的？为什么知识越来越不能改变命运了？为什么在世界上我们的大学和大学生数量第一，却没有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为什么没有一所进入世界一流的大学？等等。

其结果，违背了为社会服务的宗旨，所以需要改革，以真正满足社会的需求，为社会服务。

本文从目前大学教育现状、学生的个性特点和社会的需求等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并导出相应的教育改革方向和方法。

关键词：学而不用，用而不学，服务社会，改革创新。一：目前大学教育的现状学而不用

在学校里学的课程和内容，到了社会（主要由企业组成，我们暂且用企业来代替），基本上能用上5－10％左右，那么大部分时间学习的知识是无用的，无用也罢，就像家里放置着好多东西，有很多是无用的，无用就无用了，只不过多占一些地方而已。

可问题是学习无用的知识，学生还是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学，这就导致了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有用的知识和本领，最后到了社会才去学和练，直接导致了学而不用。

就其原因：企业中所有的技术（know－how）绝大部分人很快都能学会，如果只有少部分人能学会的，这家企业就无法正常运行，因为企业中大部分是实用性技术。由于大学课程理论化太强，太教条，难度高，没有考虑社会的实用需求，而大部分企业不是科研机构，就此导致了闭门造车的现象。用而不学

那么，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组织，当他们给了员工工资后，需要他们为其服务，为其工作，并创造价值，它不像慈善机构，是不考虑回报。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首先，是需要敬业的态度。

就是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作为家庭的成员，承担家庭的责任。

这是精神和意识层面的内容，这些内容显然和社会教育有关。

比如：70后大学生以前的职业人他们的责任感要高于80后，然而70大学生在他们的大学里同样也没有教育学生如何以厂为家，以事业为重的内容。显然这是社会教育的结果。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独生之女时代的到来，社会教育严重缺失和不理想，这件事，就自然需要落到大学教育的份上，因为大学是学生进入社会的最后一道门，这个重任势必由大学来承担，否者就会产生会脱节。

也就是说，随着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的大学教育没有实质的变化。其次：它需要有能力的人才。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将能力分为硬能力和软能力，就像一个民族的实力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和一台电脑的配置可分为软件和硬件等一样。

那么人的能力可分为软硬能力吗？答案是可以的。

硬能力：学习文凭、资格证书、分数成绩、书本知识和体力体魄等；

软能力：敬业精神、表达能力、思考能力、策划能力、写作能力、亲和力、动手能力、洞察力、执行力、号召力、社交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说服能力等等。

在企业里，为了达致其经营理念和方向，企业在正常运作过程中需要的是职业人的各种软能力，也就是说到了企业，文凭和证书越来越不重要，恰恰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软能力越来越重要，因为这些才是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基础。那么，我们的大学有没有考虑企业的需求，为其企业提供合格的产品（产品就是我们的学生）？显然，答案不能让人满意。

导致此问题的原因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尤其是独生之女时代的到来，我们的大学教育没有改革和创新，没有与时俱进，墨守成规，缺乏为社会服务的意识。教书不育人

其实前面已经谈到的一些，目前的大学教育，除了教书不会去教育学生如何有敬业意识，如何去做人做事，如何建立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如何建立自己的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如何去提高他们的各种软能力，即：生存能力。原因是：

第一：大学教育大纲没有这个要求； 第二：我们的教授自己也不知道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因为大学里教授没有一个在企业里呆过； 第三：我们的教授同样也不知道用如何方法去教导学生去如何做人，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这个体会，显然，底气不足。

二： 目前大学学生的特点

2.1 缺乏创新意识，大部分学生只会读书和背书，缺乏创造力。

我们的“鸭子教育模式”（小学赶鸭子、初中填鸭子、高中烤鸭子和大学板鸭子）教育出来的孩子就像工厂中流水线加工出来的产品：一模一样，没有自己的个性。笔者在一所大学里讲课时，曾经问过课堂上的同学们一个问题：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是什么？大部分学生说：勤劳、勇敢、聪明和重礼仪等，几乎和书本上讲到一字不差，没有自己的一点儿想法和观点。那么，如此的“鸭子教育”，我们国家如何从制造时代进入创造时代？

那么，我们如何达到江泽民主席在十五大所倡导的：“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的境界？

原因：学校教育环境中灌输和填鸭式模型所致，当然，从大的方面讲，也和社会的单一化体制很有关系。2.2 个人思想单一

他们所有讲的话和发表的观点几乎都能从媒体和过去的历史上找到，而其相似度极高，缺乏独特的见解。

另外，还喜欢找标准答案。其实很多没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只不过是合理性和准确度高低而已。

原因：应试教育模式习惯于找标准答案。2.3 知识面点狭窄

目前的学生，只知道游戏、玩乐、聊天和死读书等，对历史、文学、经济、政治、哲学（哲学不仅仅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只占世界哲学领域的一小部分）和教育等知识匮乏。

同时，也不知道现在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不知道如何按主次之分来安排时间。久而久之，把宝贵的时间悄悄地送走。2.4 自我意识强烈

凡事老是以我为中心，以自己的想法和感觉作为对事情判断的依据，缺乏换位思考能力和服务意识。总认为自己是很行很好很对，要错就错在家长、同学、老师和社会等，接下来就怨天尤人。2.5 个人心态浮躁

需要指出的是整个社会心态也浮躁，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伦理观趋向世俗。大学生是组成社会的个体，免不了存在这种心态。

基本的表现形式是：急功近利（付出了立刻想得到回报，恨不得还没有付出先得到）、目光短浅（只顾现在不顾将来；只顾得到不顾付出；只顾结果不顾过程等等）。

可问题是，大学生在同龄人中算佼佼者，也算少数群体。那么他们也世俗，也浮躁，也随大流，那还称得上佼佼者？ 2.6 缺乏合理信仰

说他们没有信仰是不正确的，信钱也是信，信物也是信，拜金主义也是信仰。可问题是钱物是一个哲学概念，你越信它，结果越远离它，将来会更痛苦。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整天想着钱，不想他（她）的职业和事业过程，结果哪，他（她）没有钱；还有一种他（她）不想钱的，他（她）只关注自己的过程，结果哪，他（她）不缺钱。

钱或物是人生过程或职业过程的结果，结果是由过程决定，所以没有把精力和时间放在过程中，或者没有精彩的人生或职业过程是不会有钱的。就是再信钱，那么目标是达不到的。

这里讲的信仰是以精神为导向的，不仅仅是信教信佛，也可以是信真、信善、信美、自由和民主，也可以是信自己的爱好、职业和事业等。

有精神信仰的人生才是精彩的人生，可以说即对得起生活又对得起生命。只有物质信仰的人生，最多只能对得起生活。

有信仰的人不怕苦，不怕累，甚至于不怕死；没有信仰的人既怕苦，又怕累，更怕死。

虽然这个教育责任不是大学教育能承担得了，牵涉到社会教育问题，但是前面讲过，大学是学生进入社会的最后一道门槛，还是需要努力引导学生有合理的信仰。

最近，有媒体报到，在美国有一位中国的留学生，博士毕业后，到了地铁公司当售票员。人家问他，为什么读了博士还要当售票员？他说这个工作，收入高，待遇好，有休假，又稳定，尽管不太喜欢，但是还是去做了。可想而知，他的信仰或理想是什么？美国的博士生会不会这样做？

其他的一些特点，如：眼高手低、动手能力差、过分自卑和过度自负等不再赘述。三：社会的需求以敬业为导向

其实前面已经有所描述，企业所做的事情是需要支付员工的报酬，然后由员工付出他们的劳动，并为企业创造价值。企业的价值积累就是企业的发展过程，在这过程中，也势必会导致员工的职业发展，两者应该是双赢局面。

所以对员工的首要条件是敬业。不敬业的员工就是能力再强也不是企业所欢迎的。

那么对还没有走上社会的大学生而言，敬业教育，甚至于敬业培训，是尤为重要的。就业前的准备是需要的，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以能力为基础

在敬业的基础上，员工的各方面软能力就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员工在企业做事过程中需要合作，需要严格实施，需要发现问题，需要解决问题。

因为世界上没有一家企业没有问题的，只不过问题的形式不

一、内容不一和时机不一而已。

那么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职业人各方面的能力来解决的，尤其是前面提到的软能力。

如果大学能做到一点对学生这方面能力教育和培养，做好职业准备，是相当必要的。

四：教育改革方向和方法弱化政治因素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换一只灯泡需要多少名学生？

答案是76名。其中，1名学生换灯泡；50名举行集会，争取不换灯泡的权利；另外25名则举行反要求的集会。

这是一则在美国流传甚广的笑话。笑话背后，调侃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太过自由”的学术气氛。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素有“激进主义的温床”之称。但在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鲍林格眼中，这没什么好笑的：“我们一直都崇尚辩论和言论自由。”

2009年9月24日，哥伦比亚大学不顾美国政界的反对，做出了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惊人举动，邀请正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伊朗总统——“美国的敌人”艾哈迈迪·内贾德到学校发表演讲。此前，纽约市议会议长克里斯蒂娜·奎因曾致信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要求校方取消对内贾德的邀请，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和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也发表声明反对哥伦比亚大学对内贾德发出邀请。

哥伦比亚大学就是这样一个自由与宽容的言论场。在这样自由与宽容、崇尚辩论的学术氛围中，哥伦比亚大学培养了无数世界级的人才,这其中包括3名美国总统、88名诺贝尔奖得主。不少取得重大成就的中国人也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留下过求学的脚印，如胡适、闻一多、徐志摩和李政道等（摘自网络信息）。

在中国历史上，最富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朝代也就在春秋战国。

那时诸子百家，文人墨客，各怀绝技，发挥及至。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多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和军事家等。这是因当时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人才流动比较活跃，思想比较开放的结果。如果在那个时期有诺贝尔文学奖的话，恐怕国人早已光顾。

然而，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坟书抗儒后，产生了文字狱，形成了专制体制，完成了单一的政治思想体系，最后导致了今后的几千年，中华民族就再也没有了像样的思想家和哲学家。

也就是说，政治尽可能和大学教育脱钩，减少行政干预，让他们独立，让社会办学和监督，形成一个多元化的自由思想体系，这样才有可能提高我们民族的创新意识和能力，才有可能把我们国家从制造时代推向创造时代，才有可能达致江泽民总书记所讲的：“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的境界。

弱化政治因素的目的：开放学生们的多元化思想，提高创新能力。2 降低毕业门槛

众所周知，我们的大学是严进宽出。其实宽出也不完全正确，因为我们大学里的专业课程难度系数是不低的，而且越来越高。

那么，要毕业，要读好这些书是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和精力的，因为我们大部分考试都是闭卷的，也就是说毕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目前大学教育是严进，但不宽出。那么，如何去减少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啃哪些书？首先在保证学生理解的基础上，对这些专业课的考试采用开卷方式。学习是目的理解，不是背书。只要理解了，就可以认为是通过了。大学生是成人，成人教育以理解为主，死背为次。

就像爱因斯坦所说的，他不会去学已经知道的知识，因为到用时很快能查到。如果老是去学旧的和已有的知识，哪还有时间学和研究我们不知道的知识和开发学生的各方面能力？还有时间去独立思考问题？

要知道，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研究目前不知道的知识。

降低毕业门槛的目的是弱化分数为导向的机制，加强能力导向的氛围。导入能力机制

我们大学的毕业证书只能证明该学生考试通过了，或者说硬能力过了关，不能说明其其他能力高低如何，道德水准如何。

我们可以导入能力考核机制，其中之一是对学校讲师和教授的课程进行考核，包括启发式教育，教育大师潘光旦说言：教育是启发不是灌输，灌输是宣传。

另外，对学生各方面能力进行考核，并可在证书上体现他们的一些特出能力和道德的亮点。比如：该学生创新能力强、该学生执行能力高和该学生思考能力强等等。

最后也包括学生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进行导向和启发，现成合理的信仰和理想，以免世俗。

导入能力机制的目的是加强学生的软能力开放，弱化硬能力的培养。4 导入社会资源

根据前面所言，要完成这些任务和目标，单靠大学里讲师和教授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在企业中呆过，没有素质教育这方面的经历，而要完成这项难度非常高的能力和意识教育，确实有点勉为其难，所以还有需要利用社会资源。

社会上的一些能人和高人也可以输入到大学教育体现中，开门造车，为教育体制改革服务。五：小结

2010年1-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在中南海先后五次召开座谈会，就正在制订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听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温家宝在座谈时强调，要实现教育的科学发展，必须敢于冲破传统观念和体制机制的束缚，通过改革使教育发展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摘自网络信息）。这份纲要已经明确了学校改革的方向。编后语：

由于本文是在本人在一天（2010-7-4）的时间内写完，没有时间去收集更详细的素材去认证文中论点，所以肯定会有不合理和不足之处，但是至少是我的个人观点，是所见所闻所思的结果，是真言，不一定是正言。

第五篇：中国大学的改革方向和方法

中国大学的改革方向和方法

摘要

目前，中国大学的教育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学而不用、用而不学和教书不育人。

所有这些问题导致了，为什么我们的学生数学分数这么高，却没有数学家？为什么我们出了这么多的高考状元，却没有几个有出息的？为什么知识越来越不能改变命运了？为什么在世界上我们的大学和大学生数量第一，却没有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为什么没有一所进入世界一流的大学？等等。

其结果，违背了为社会服务的宗旨，所以需要改革，以真正满足社会的需求，为社会服务。

本文从目前大学教育现状、学生的个性特点和社会的需求等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并导出相应的教育改革方向和方法。

关键词：学而不用，用而不学，服务社会，改革创新。

一：目前大学教育的现状 学而不用

在学校里学的课程和内容，到了社会（主要由企业组成，我们暂且用企业来代替），基本上能用上5－10％左右，那么大部分时间学习的知识是无用的，无用也罢，就像家里放置着好多东西，有很多是无用的，无用就无用了，只不过多占一些地方而已。

可问题是学习无用的知识，学生还是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学，这就导致了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有用的知识和本领，最后到了社会才去学和练，直接导致了学而不用。

就其原因：企业中所有的技术（know－how）绝大部分人很快都能学会，如果只有少部分人能学会的，这家企业就无法正常运行，因为企业中大部分是实用性技术。由于大学课程理论化太强，太教条，难度高，没有考虑社会的实用需求，而大部分企业不是科研机构，就此导致了闭门造车的现象。用而不学

那么，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组织，当他们给了员工工资后，需要他们为其服务，为其工作，并创造价值，它不像慈善机构，是不考虑回报。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首先，是需要敬业的态度。

就是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作为家庭的成员，承担家庭的责任。

这是精神和意识层面的内容，这些内容显然和社会教育有关。

比如：70后大学生以前的职业人他们的责任感要高于80后，然而70大学生在他们的大学里同样也没有教育学生如何以厂为家，以事业为重的内容。显然这是社会教育的结果。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独生之女时代的到来，社会教育严重缺失和不理想，这件事，就自然需要落到大学教育的份上，因为大学是学生进入社会的最后一道门，这个重任势必由大学来承担，否者就会产生会脱节。

也就是说，随着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的大学教育没有实质的变化。

其次：它需要有能力的人才。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将能力分为硬能力和软能力，就像一个民族的实力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和一台电脑的配置可分为软件和硬件等一样。

那么人的能力可分为软硬能力吗？答案是可以的。

硬能力：学习文凭、资格证书、分数成绩、书本知识和体力体魄等；

软能力：敬业精神、表达能力、思考能力、策划能力、写作能力、亲和力、动手能力、洞察力、执行力、号召力、社交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说服能力等等。

在企业里，为了达致其经营理念和方向，企业在正常运作过程中需要的是职业人的各种软能力，也就是说到了企业，文凭和证书越来越不重要，恰恰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软能力越来越重要，因为这些才是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基础。

那么，我们的大学有没有考虑企业的需求，为其企业提供合格的产品（产品就是我们的学生）？显然，答案不能让人满意。

导致此问题的原因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尤其是独生之女时代的到来，我们的大学教育没有改革和创新，没有与时俱进，墨守成规，缺乏为社会服务的意识。教书不育人

其实前面已经谈到的一些，目前的大学教育，除了教书不会去教育学生如何有敬业意识，如何去做人做事，如何建立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如何建立自己的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如何去提高他们的各种软能力，即：生存能力。原因是：

第一：大学教育大纲没有这个要求；

第二：我们的教授自己也不知道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因为大学里教授没有一个在企业里呆过；

第三：我们的教授同样也不知道用如何方法去教导学生去如何做人，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这个体会，显然，底气不足。

二： 目前大学学生的特点

2.1 缺乏创新意识，大部分学生只会读书和背书，缺乏创造力。

我们的“鸭子教育模式”（小学赶鸭子、初中填鸭子、高中烤鸭子和大学板鸭子）教育出来的孩子就像工厂中流水线加工出来的产品：一模一样，没有自己的个性。

笔者在一所大学里讲课时，曾经问过课堂上的同学们一个问题：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是什么？大部分学生说：勤劳、勇敢、聪明和重礼仪等，几乎和书本上讲到一字不差，没有自己的一点儿想法和观点。那么，如此的“鸭子教育”，我们国家如何从制造时代进入创造时代？

那么，我们如何达到江泽民主席在十五大所倡导的：“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的境界？

原因：学校教育环境中灌输和填鸭式模型所致，当然，从大的方面讲，也和社会的单一化体制很有关系。2.2 个人思想单一

他们所有讲的话和发表的观点几乎都能从媒体和过去的历史上找到，而其相似度极高，缺乏独特的见解。

另外，还喜欢找标准答案。其实很多没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只不过是合理性和准确度高低而已。

原因：应试教育模式习惯于找标准答案。2.3 知识面点狭窄

目前的学生，只知道游戏、玩乐、聊天和死读书等，对历史、文学、经济、政治、哲学（哲学不仅仅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只占世界哲学领域的一小部分）和教育等知识匮乏。

同时，也不知道现在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不知道如何按主次之分来安排时间。久而久之，把宝贵的时间悄悄地送走。2.4 自我意识强烈

凡事老是以我为中心，以自己的想法和感觉作为对事情判断的依据，缺乏换位思考能力和服务意识。总认为自己是很行很好很对，要错就错在家长、同学、老师和社会等，接下来就怨天尤人。2.5 个人心态浮躁

需要指出的是整个社会心态也浮躁，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伦理观趋向世俗。大学生是组成社会的个体，免不了存在这种心态。

基本的表现形式是：急功近利（付出了立刻想得到回报，恨不得还没有付出先得到）、目光短浅（只顾现在不顾将来；只顾得到不顾付出；只顾结果不顾过程等等）。

可问题是，大学生在同龄人中算佼佼者，也算少数群体。那么他们也世俗，也浮躁，也随大流，那还称得上佼佼者？ 2.6 缺乏合理信仰

说他们没有信仰是不正确的，信钱也是信，信物也是信，拜金主义也是信仰。可问题是钱物是一个哲学概念，你越信它，结果越远离它，将来会更痛苦。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整天想着钱，不想他（她）的职业和事业过程，结果哪，他（她）没有钱；还有一种他（她）不想钱的，他（她）只关注自己的过程，结果哪，他（她）不缺钱。

钱或物是人生过程或职业过程的结果，结果是由过程决定，所以没有把精力和时间放在过程中，或者没有精彩的人生或职业过程是不会有钱的。就是再信钱，那么目标是达不到的。

这里讲的信仰是以精神为导向的，不仅仅是信教信佛，也可以是信真、信善、信美、自由和民主，也可以是信自己的爱好、职业和事业等。

有精神信仰的人生才是精彩的人生，可以说即对得起生活又对得起生命。只有物质信仰的人生，最多只能对得起生活。

有信仰的人不怕苦，不怕累，甚至于不怕死；没有信仰的人既怕苦，又怕累，更怕死。

虽然这个教育责任不是大学教育能承担得了，牵涉到社会教育问题，但是前面讲过，大学是学生进入社会的最后一道门槛，还是需要努力引导学生有合理的信仰。

最近，有媒体报到，在美国有一位中国的留学生，博士毕业后，到了地铁公司当售票员。人家问他，为什么读了博士还要当售票员？他说这个工作，收入高，待遇好，有休假，又稳定，尽管不太喜欢，但是还是去做了。可想而知，他的信仰或理想是什么？美国的博士生会不会这样做？

其他的一些特点，如：眼高手低、动手能力差、过分自卑和过度自负等不再赘述。

三：社会的需求 以敬业为导向

其实前面已经有所描述，企业所做的事情是需要支付员工的报酬，然后由员工付出他们的劳动，并为企业创造价值。企业的价值积累就是企业的发展过程，在这过程中，也势必会导致员工的职业发展，两者应该是双赢局面。

所以对员工的首要条件是敬业。不敬业的员工就是能力再强也不是企业所欢迎的。那么对还没有走上社会的大学生而言，敬业教育，甚至于敬业培训，是尤为重要的。就业前的准备是需要的，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以能力为基础

在敬业的基础上，员工的各方面软能力就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员工在企业做事过程中需要合作，需要严格实施，需要发现问题，需要解决问题。

因为世界上没有一家企业没有问题的，只不过问题的形式不

一、内容不一和时机不一而已。

那么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职业人各方面的能力来解决的，尤其是前面提到的软能力。如果大学能做到一点对学生这方面能力教育和培养，做好职业准备，是相当必要的。

四：教育改革方向和方法 弱化政治因素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换一只灯泡需要多少名学生？

答案是76名。其中，1名学生换灯泡；50名举行集会，争取不换灯泡的权利；另外25名则举行反要求的集会。

这是一则在美国流传甚广的笑话。笑话背后，调侃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太过自由”的学术气氛。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素有“激进主义的温床”之称。但在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鲍林格眼中，这没什么好笑的：“我们一直都崇尚辩论和言论自由。”

2009年9月24日，哥伦比亚大学不顾美国政界的反对，做出了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惊人举动，邀请正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伊朗总统——“美国的敌人”艾哈迈迪·内贾德到学校发表演讲。此前，纽约市议会议长克里斯蒂娜·奎因曾致信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要求校方取消对内贾德的邀请，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和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也发表声明反对哥伦比亚大学对内贾德发出邀请。

哥伦比亚大学就是这样一个自由与宽容的言论场。在这样自由与宽容、崇尚辩论的学术氛围中，哥伦比亚大学培养了无数世界级的人才,这其中包括3名美国总统、88名诺贝尔奖得主。不少取得重大成就的中国人也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留下过求学的脚印，如胡适、闻一多、徐志摩和李政道等（摘自网络信息）。

在中国历史上，最富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朝代也就在春秋战国。

那时诸子百家，文人墨客，各怀绝技，发挥及至。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多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和军事家等。这是因当时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人才流动比较活跃，思想比较开放的结果。

如果在那个时期有诺贝尔文学奖的话，恐怕国人早已光顾。

然而，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坟书抗儒后，产生了文字狱，形成了专制体制，完成了单一的政治思想体系，最后导致了今后的几千年，中华民族就再也没有了像样的思想家和哲学家。

也就是说，政治尽可能和大学教育脱钩，减少行政干预，让他们独立，让社会办学和监督，形成一个多元化的自由思想体系，这样才有可能提高我们民族的创新意识和能力，才有可能把我们国家从制造时代推向创造时代，才有可能达致江泽民总书记所讲的：“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的境界。

弱化政治因素的目的：开放学生们的多元化思想，提高创新能力。2 降低毕业门槛

众所周知，我们的大学是严进宽出。其实宽出也不完全正确，因为我们大学里的专业课程难度系数是不低的，而且越来越高。

那么，要毕业，要读好这些书是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和精力的，因为我们大部分考试都是闭卷的，也就是说毕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目前大学教育是严进，但不宽出。那么，如何去减少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啃哪些书？首先在保证学生理解的基础上，对这些专业课的考试采用开卷方式。学习是目的理解，不是背书。只要理解了，就可以认为是通过了。大学生是成人，成人教育以理解为主，死背为次。

就像爱因斯坦所说的，他不会去学已经知道的知识，因为到用时很快能查到。如果老是去学旧的和已有的知识，哪还有时间学和研究我们不知道的知识和开发学生的各方面能力？还有时间去独立思考问题？

要知道，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研究目前不知道的知识。

降低毕业门槛的目的是弱化分数为导向的机制，加强能力导向的氛围。导入能力机制

我们大学的毕业证书只能证明该学生考试通过了，或者说硬能力过了关，不能说明其其他能力高低如何，道德水准如何。

我们可以导入能力考核机制，其中之一是对学校讲师和教授的课程进行考核，包括启发式教育，教育大师潘光旦说言：教育是启发不是灌输，灌输是宣传。

另外，对学生各方面能力进行考核，并可在证书上体现他们的一些特出能力和道德的亮点。比如：该学生创新能力强、该学生执行能力高和该学生思考能力强等等。

最后也包括学生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进行导向和启发，现成合理的信仰和理想，以免世俗。

导入能力机制的目的是加强学生的软能力开放，弱化硬能力的培养。4 导入社会资源

根据前面所言，要完成这些任务和目标，单靠大学里讲师和教授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在企业中呆过，没有素质教育这方面的经历，而要完成这项难度非常高的能力和意识教育，确实有点勉为其难，所以还有需要利用社会资源。

社会上的一些能人和高人也可以输入到大学教育体现中，开门造车，为教育体制改革服务。

五：小结

2010年1-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在中南海先后五次召开座谈会，就正在制订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听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温家宝在座谈时强调，要实现教育的科学发展，必须敢于冲破传统观念和体制机制的束缚，通过改革使教育发展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摘自网络信息）。

这份纲要已经明确了学校改革的方向。

“开放，或者被抛弃。”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黄震教授多次建议人们关注大规模在线课程对高等教育的冲击和影响，“在全球优质教育资源和强势文化冲击面前，中国大学必须加快教育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否则就有沦为世界一流大学教学实验室和辅导教室的风险。”

“慕课(MOOC)的出现，使得任何学习资源，不论国内外的，都可以立刻出现在眼前。”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黄钢教授看来，慕课对国内高校带来了很大冲击。

为了应对慕课对高校课堂的冲击，目前国内高校开始投入更多资源用以提升教学质量，并且将优质课程上线。

据悉，上海市高校课程共享平台正在研究一项规定，对于在共享平台上的课程，每增加一个选修的学生，教师的教学团队就增加一笔经费。选的学生多了，每个教学团队每年有百万元以上的经费将成为常态，希望以此为教师提升教学质量提供更多的激励。

事实上，在美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学校成为慕课的“受体”，在教学中渐渐引入更多在线课程。

美国圣何塞州立大学披露，该校在引入桑德尔的“正义课”前，曾把电子工程系的一门导论课让位给edX(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联手创建的在线课堂平台)上的一门课程。结果一个学期下来，学生的课程通过率远远高过传统课堂。慕课的冲击下是否会使大学的围墙瓦解?未来全世界是否会只剩下几所超级大学?过去两年，这些问题已经引发了全美的几次大讨论，但至今未有定论。

与大学管理者关注学校是否会被淘汰一样，教师们更关注的是自己在慕课风潮中是否还能“存活”。按照慕课的理想轨迹，一门课程只需要一位会讲课的老师就够了，学生们可以在线互动，作业也可以在线上递交、机器打分。这样，一个好老师可以突破教室的场地局限和教育资源限制，同时教数以万计的学生——教学如此高效率，几乎同时宣布了他的很多同行要“下岗”。

某高校一位副校长称，现在上至教育部，下至地方政府，都要求推行慕课，教育部甚至有专门的经费来推动慕课发展。但是与教育主管部门和大学管理者们对于慕课的满怀热情相比，教师们的热情并不高。因为，如果有明星教授的课程受到学生欢迎，那么大部分其他的教授只能改行当助教。

不过圣何塞州立大学的几位教授断言，慕课在大学教学中的过度运用，将是“大学对教育质量的妥协”。

随着很多大学纷纷加入慕课实验，失败的案例也接踵而至。不少接受慕课的美国大学发现，无论是课程完成率还是考试通过率，慕课的表现并不如预想的那么好。

比起校园课堂上这些看得见的冲击，慕课对人脑认知层面的冲击其实更大。按照传统的教学模式，老师在课上教授知识点，学生们回家做作业、复习。但是，慕课的教学方式是通过网络来传递，然后再组织一个团队来实施讨论。有不少学者提出，在教育中放在第一位的，并非是知识的传授，而是师生之间情感的交流，或者可说是中国传统的“言传身教”中的身教。但是在慕课这种形式的教学中，如何实现或者保持教育的功能，这实在值得思考。

白彤东

笔者在美国求学、教书十三年，对美国教育有了一定的了解。笔者所学专业又是哲学，而如何进行教育是历代哲学家思考的重大问题之一。很多对美国有着浮光掠影的了解的国人和很多对中国有着浮光掠影的了解的美国人，常常鼓吹美国教育应为中国的榜样。笔者对这种未经批评的对美国的崇拜深为担忧，担心我们在超英赶美的冲动下画虎不成反类犬。笔者已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结果写成文字，在许多专门的学术研究期刊上做过探讨。在这里，笔者会将这些文字里与大学教育相关的观点与笔者的一些新的思考总结一下。

大学教育自有其等级

大学教育，从入门的高考，就常为人诟病，被人指责为“应试教育”、“高分低能”的一大病症。考试取材确实不是最公平有效的制度。但是，在现有条件下，我们有更好的制度吗？美国曾经也是一考定终生。但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本来为纯种白人的豪门望族垄断的哈佛大学发现，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挤进来了。

为了遏制这种势头，但又要保留“富二代”、“贵二代”的面子，哈佛大学引入了考察学生全面发展、要求学生找有影响（权势）的人写推荐信的录取方式，结果有效地抑制了那些穷犹太人在哈佛、耶鲁等名校的增长。如果我们中国也采取类似的制度，只会让日益为有钱、有权的人垄断的大学更加为他们垄断（现在由于日渐昂贵的学费与生活费，好大学已经出现了“无寒门”的倾向）。

一个农村里连书本都买不起的穷孩子当然不太可能全面发展他的“素质”，而高考更有可能给他一个翻身的机会。并且，考试真的就不能选出人才吗？有人常常埋怨说，高考考的东西不实用。诚然，我们考的东西确实有很大问题（经常是些现代二流文人放的一流马屁与一流政客写的二流文章等）。

但是，有些东西，注定是不实用的。除了少数人，恐怕没有哪个大学生再用过平面几何的证明。

那么，为什么考这些内容？我们要意识到，一个学生如果有能力、并且能够抵御各种诱惑来掌握任给的一套概念系统，那不正说明他既有学习能力又有很多必要的素质吗？我们说高分低能，真的有任何可靠的证据吗？也许，是我们想象高分应该高能，结果有了一个低能的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如果我们好好想想身边大多数人的例子，也许我们会意识到高分与高能在统计上讲是相关的，美国也有研究支持这项假设。

当然，这不等于说我们的高考没有改革的必要。比如，像上面提到的，考试（学习）内容需要改革。并且，供美国各大学作参考的SAT考试是一年多次的，这样也许能够避免我们一考定终生的不公平。另外，让学生在不知道自己的分数的情况下填志愿也亟待改变。

我们国家现在有一种大、中专院校升级成普通高校的热潮，其结果是造就了一堆没有（合格）教师的大学、没有一技之长因而也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以及专业技工的缺乏。美国高等教育普及的一个副作用，就是让不合格的高中毕业生把大学教育的总体水平拉下来，使得被普及的是掺了水的“高等”教育。并且，昂贵的学费，使得学生急功近利，无法安心学习一些从短期经济利益上来讲“无用”的课程。

我们（包括美国人）的教育理想，是让平民能受到以前只有贵族才能受到的教育。这种理想诚然可敬，但是，我们也许忘记，贵族教育，也许是与其经济、社会条件无法分开的。我们现在无法让平民教育拥有那些条件，“赶鸭子上架”的结果是把“架子”降下来。因此，我们的教育改革，不但不应当大肆地改专为本，反而是应该把不合格的普通高校降格为大专。

中国现在更需要的是工匠，而不是大师。非要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制造大师，其结果，只能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当然，在加强大、中专教育的同时，我们也要改变招生办法。比如城里人不愿意读专科，我们可以努力在招农村和偏远城市的学生上下工夫。我们也应该消除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鸿沟，让那些通过职业教育得以安身的学生，如果有志向，可以转回普通高等教育中来。这样也许会帮助消除中国人对专科、职业教育的偏见。

博雅教育要少而精

与上述想法相应，我们搞所谓通识教育或专科学校“博雅”教育，即所谓“liberal arts”的教育，也应该采取少而精的态度。并且，我们应该尽量给接受这种教育的学生减负，让他们不要有太多经济上的顾虑，比如彻底免除学费。这一点，也要求通识教育要少而精，因为我们的国家负担不起那么多免费的普通高等教育。没有少而精的前提，奢谈通识教育是非常危险的。

至于通识教育本身，首先，我们应该要求文科的同学学习一些真正的理科课程。我们高中文理分科时，选择文科的经常不是想学文科的学生，而是理科学习不好的学生。这样的学生，如果在大学期间依然没有对科学的真正了解，最终很容易对科学盲目敌视或盲目崇拜，打着文人气质、诗化哲学的旗号，来掩盖他们头脑不清的事实。通识教育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应该让学生学习中西历史上真正的经典。人类两千年文明史，大浪淘沙剩下来的、叫做“经典”的东西自有它们被叫做经典的道理。其一，就是它们所处理的，往往是人类社会的永恒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永不过时。其二，就是它们的处理非常深邃，因此它们才能够经历住时间的考验。美国鼓励学生批判性思考，但是，尊重经典的权威，发掘自己思维的浅陋，可能才是真正的批判性思考。这就要求我们的经典教育应是仔细阅读经典，发现我们不能理解的地方，但同时试图理解它们而不是“批判性”地把它们扔到一边，觉得古人没有想清楚。这种对经典的尊重，也是训练我们的天之骄子—精英大学的学生去除年幼无知的骄气的最好的素质教育的方法之一。对经典的阅读，即使学生现在不能理解，也许也能为他们在经历中年危机时，在养二奶、养二爷之外找到另外一个精神归宿。

与此相关，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对中国的经典有所了解。我们的大学、专科乃至中学，也应该把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心调整到中国经典教育上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中国经典的重要，而“国学”似乎日渐成为显学。但是，如果国学教育不能融入各级教育体制，办国学院、开国学班等来促进国学只能是一厢情愿。只有我们在各级教育中有国学教育的需要，国学班、国学院乃至中国哲学的学生才能有出路，这样才能维持这些教育改革的可持续发展，让我们中国的崛起真正地成为中国人的崛起。

改革应重在制度建设

这些改革，都是要有相应的制度支撑。我们现有制度对这些改革的羁绊，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了很多，但它们不只这些。比如，现在的大学课程往往都近乎一律地减成了两学分、一周一个半小时的样子，这是教学“微博”化的结果。连博客都显得太长、太严肃，而只有微博才能适应现代人匆忙而肤浅的生活。这么短的时间，是不足以仔细读完任何一部经典的。另外，如果我们重视经典教育，而经典又那么多，这就意味着教师开课应该有足够的自由。但是，我们不但有学科内部割据的问题（教研室的设置），更糟糕的是，在很多学校教师无法随时申报新的本科课程，而必须在已经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定下来的培养计划里，找到一个“羊头”，去卖我们想卖的“狗肉”。当然，培养要有计划。但是，如果一个学校是为了教学，而不是为了官僚治理的方便，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规范下尽量允许灵活性？当然，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官僚办教育、工程与自然科学模式办人文。官僚办教育的弊病，已经深为人知。而笔者说的后一点是指，人文学科，能把祖宗传下来的经典教好就不错了，用不着写那么多的原创的垃圾。人文学科与近代自然科学成熟后的积累式发展方式不同，因此就应该被不同地对待。

笔者本文中所述，可能有笔者自己的偏见。但是笔者希望，我们能在波涛汹涌的大潮中，静下来，为书香门第，慢慢地续上书香。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教授

百年来中国大学的三次转型发展的历史回顾

2009年10月14日21:29[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中国近代大学制度是由西方引进的。在百余年的大学发展历史中，虽然我们时时力图有所超越，但总体上还是处于不断向西方先进大学制度学习的过程中。根据学习对象的转变，可以认为百年来的中国大学发展过程发生了三次重要的转型：第一次转型是20世纪20年代，以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为标志，中国大学主要以美国高等教育模式为参照系进行的变革；第二次转型是新中国成立后，以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的成立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改革为标志，中国大学开始了对前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全盘照搬；第三次转型是改革开放以后，以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发为标志，中国大学以欧美高等教育模式为主，参照世界各国大学发展经验，走上自主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模式的道路。

一、第一次转型：以美国高等教育模式为参照的转型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有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而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却是舶来品，移植于外国。鸦片战争后的洋务学堂高级学堂在学习科目设置、教学方式等方面已经具有了一些高等专门学校的特点。从严格的意义上来看，洋务学堂并不是建立在中等教育基础之上，所以远不能称之为“大学”，只能算中国近代高等专门学校的雏形。

以1895年盛宣怀创办天津中西学堂头等学堂为标志，中国近代大学开始萌芽。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成为我国第一所国立大学。由于科举仍是当时读书人尊崇的教育正途，且这些新的教育机构在专业设置、办学水平等方面都存在缺陷，所以19世纪末，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举步维艰，且屡有停办的厄运。

直到20世纪初，以清末“新政”改革为起点，许多有识之士希望改变从前用“西艺”、“西文”学习来对封建教育进行修补的做法，力图对中国的教育作更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兴学堂、废科举的呼声越来越高。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确立了中国近代的学校制度。它主要以日本教育制度为参照，来制定学校系统。从此，中国大学在学校制度、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诸方面基本形成以日本模式为参照的教育体系。1905年科举制废除以及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直接刺激了该教育体系的广泛实施。新式高等学堂大量兴起，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制基本建成。1911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虽然对封建旧教育体制有所改革，但是1912年《壬子学制》及1913年的《癸丑学制》依然延续了这种“取法日本甚多”[1]的大学体制。

1915年前后，由于日本教育所包含的封建性和较多的军国主义色彩并不能从根本上帮助解决中国教育面临的问题，取法日本的高教模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议改学制的活动在教育界逐渐展开。当时的教育界人士大都提出应采取各国学制之长，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学制。

以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为标志，中国大学开始了百年发展历史中第一次重要的转型。1922年新学制的制定最终主要参照美国教育体系来完成构建。这主要是因为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大量留美学生的学成归国，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正逐步超过其他国家。而且1919年杜威受邀来华讲学和蔡元培等人对英美教育的考察也说明教育界对美国教育制度的青睐。

百年中国大学第一次转型发展主要形成了以美国模式为主要参照的大学制度。体现在：第一，宏观层面，形成了单一制的高等教育结构，单科大学出现。第二，微观层面，大学内部管理体制形成校长负责制下的“三会制”和董事会制相结合的行政管理体制，从经费筹措到大学行政管理制度形成社会化趋势；废除学监制，实行学生自治制度，实行男女同校；教学改革的重点在改革课程体系，实施主辅修选科制度以及学分制，实行通才与专才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2]第三，思想观念层面，接受了美国大学社会化、民主化的办学理念，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观也被广泛接受。

从这次转型的特征来看，在制度层面上，形成了美国大学模式为主要参照的大学体制；在理念层面上，接受了大学教育社会化、民主化的全新理念，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这次转型的动力来看，在当时中国混乱的社会背景下，教育家，特别是留美知识分子是这次大学转型的直接动力源泉。总的来说，这是一次由于高等教育内部力量推动，进而导致政府政策改变的、自下而上的大学转型。

百年来，中外学者对中国大学转型的这段历史多有论述。主要分为两种观点：其一，批评、否定的意见在新学制颁布伊始就纷至沓来，认为对美国高教模式盲目照搬，背离了中国文化及现实国情的需要，摧毁了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其二，赞同、肯定的意见认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学的仿美改革，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基本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需要。

本文认为，从世界大学的历史来看，向先进的大学办学模式学习，改进自身高等教育系统的事例在各国屡见不鲜。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学仿照美国高等教育模式的转型，强调高等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在客观上符合了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强调高等教育办学的民主性，与“五四”前后要求科学、民主的思想潮流相适应。因此，总体上积极意义偏多。

二、第二次转型：对前苏联模式的全面照搬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迁，中国的大学模式经历了又一次重大转型。转型前的高等教育主要存在两种类型的大学，其一是国民党政府遗留的、主要以美国高教模式为参照的旧中国高教体系，包括124所公立大学(随各城市的解放被直接接管)，21所教会大学(1951年被接管)和60所私立大学(1952年改造改制成公立大学)。其二是延安时期解放区的大学。

1949年12月，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确立了教育改革的方针：“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3]但在其后教育改革的具体实践中，却走上了一条对前苏联教育模式完全照搬的道路。

高等教育领域，以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改革为标志，中国大学教育体制开始了对前苏联模式的盲目崇拜和机械照搬。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章程草案》颁布，标志着以前苏联模式为蓝本的高等教育制度的基本确立。主要体现在：第一，宏观层面，形成国家集权管理，条块分割的大学体制结构；建立由单科院校和文理科综合大学构成，且以单科院校为主的大学体制。第二，微观层面，改变原有的“大学—学院—系”的内部组织体系，建立“大学—系”的组织体系，系内设专业、教研组(室)的组织结构；建立以专业为中心、按照统一的教学计划开展教学活动的教学制度。4]第三，思想观念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念占据主流，强调教育要为社会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从这次转型的特征来看，政治方面的原因是当时中国大学对前苏联模式的照搬的主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性质的完全改变，必须要建立与之适应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制。于是无论是在教育制度层面还是教育理念层面上，前苏联的较为成熟的社会主义教育体制就成为我们学习的对象。经过6年改革，我国大学基本建成了适应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的集权管理和条块分割的高教模式。

从这次转型的动力来看，政府的决策对这次转型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由政府决策推动新高等教育体制形成的大学转型。

总之，我国在建立新民主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实践过程中，摒弃了解放区高等教育以及旧中国高等教育的有益经验，对前苏联高教模式极度推崇，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在过分提倡政治的年代，也形成了高等教育单纯为政治服务的理念，高等教育的经济、文化功能被弱化。不过，我们也应看到，新大学模式的建立与当时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需要是相符合的，而且，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大学培养的人才对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对于这次大学转型的功过是非，还需要我们客观认真地分析对待。

三、第三次转型：以欧美高教模式为主，参照各国大学发展经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模式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经过数年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观念调整后，以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发为标志，中国大学开始了百年来的第三次重要转型发展，即以欧美高教模式为主，参照世界各国大学发展经验，走上自主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模式的道路。

在新的社会历史发展时期，旧的教育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的要求。思想观念解放后，教育界对教育的本质、功能和作用的讨论和研究使人们重新认识了高等教育的价值。高等教育的生产力属性和满足人的身心发展的功能受到重视。以教育思想观念的变革为先导，中国大学开始融入社会改革发展的潮流，开始放眼世界，对世界各国大学发展经验进行研究和学习，从而探寻中国大学的发展道路。

在对世界各国先进大学发展经验研究的过程中，欧美大学成为主要对象。这是因为20世纪欧美各国，特别是美国的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另外，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使中国大学与国际接轨成为必然趋势。借鉴和学习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大学教育模式也成为中国大学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

另外我们可以发现，在经历了全面学苏以及由此带来的经验教训之后，在新的转型期，我国对欧美大学制度的学习和借鉴已经变得非常理性，体现在：第一，改变了以某一国的大学模式为主要参照的做法，学习的对象扩大为欧美各国，甚至是世界各国的大学办学先进经验。第二，高等教育研究，特别是高等教育比较研究空前兴盛，通过研究，增强了对大学转型的理论指导。第三，具体行动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高等教育的各项改革稳步推进。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特别是1992年第四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之后，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开始全面推进。时至今日，中国大学第三次转型仍处于进行过程中。已经发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第一，宏观层面，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方向，大学教育规模空前扩大；办学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包揽办学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多样化办学；管理体制由集权管理转向高校自主权的增强；投资体制由依靠政府拨款转向各级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其他社会团体、个人等多渠道筹资。第二，微观层面，大学内部人事制度改革、分配制度改革、院系调整、课程调整、教学改革、后勤改革等都在持续深入进行中。第三，思想观念方面，确立了大学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办学理念，大学的课程观、教学观、质量观、人才观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这次转型的特征来看，第一，这是一次全方位的大学转型过程，其内容包括了高等教育的主要领域及各个方面。第二，自主探索能力和理性选择能力的增强是这次大学转型与前两次转型的主要区别。第三，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精英高等教育模式向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大众高等教育模式转型是主要发展方向。

从这次转型的动力来看，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构成了这次大学转型的深刻背景，同时也是推动转型的潜在动力。而政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者甚至包括社会各界的群策群力是这次大学转型的直接动力来源。

综上所述，中国大学的百年转型发展一直处于向西方大学模式学习的过程中，并时有起伏转折，对西方大学模式的依附和超越形成了中国大学转型发展过程的总体脉络。目前，自主探索、理性选择已经成为我国大学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指导方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教育模式终将形成。

(责任编辑：李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