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体系稳定的逻辑

第一篇：金融体系稳定的逻辑

新千年临近之际，似乎大家都是应该准备乐一乐的时候，生活在台湾的一些人可能乐不起来。台湾最近有两大“不安”：第一大“不安”是台湾政局动荡，尤其是在“立法委员”有关是否存在台湾版“莱温斯基事件”提出质询之后，情况更是如此；第二大“不安”是大名鼎鼎的伦敦《经济学家》杂志在大庭广众之下揭了台湾金融业的短，宣称台湾很可能在明年春节前爆发本土金融危机。在美国，“莱温斯基事件”本来也算不了什么，当时的始作俑者克林顿总统虽然被搞得声名狼藉，但美国经济仍然热火朝天。可是，换成台湾，为什么一时被大肆渲染的“总统绯闻”就是一大不幸呢？因为台湾“总统”是要管经济的，如果绯闻缠身，他就没有时间管了。对于领导人物，许多人往往更多地关注其绯闻，但并不关心其绯闻本身的事实程度。台湾“立法委员”的行为举止之乖僻失度，本来也算闻名全球，其对“陈总统”的指责，在我们看到“行乐图”之前，恐怕得大打折扣。至于我国媒体对台湾的众多事件往往有放大或者化小作用，我们有时对自己的所闻所见也不免无法自信起来。如果按照波普尔对民主制度的透视，那么能够实现和平的政府更迭的就是“民主政体”，不能实现的就不是“民主政体”（波普尔，1987年）。可以说，台湾和美国一样，都实现了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但台湾的“民主”比美国脆弱得多。孙中山先生早就在当前提出了“军政、训政（即党政）、宪政”三部曲，真正实现“宪政”已是在蒋经国的晚年，到目前“立法委员”们拳打脚踢的场面时有所见。在美国是政企（银）分开的，台湾则是政企（银）不分的，即使有所分，也是分得不清的。政府干预本来就是诸多东亚、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模式特征。政治波动在美国虽能导致股市波动，但是波动之后，股市仍然可以照样上扬。但是，政治波动在台湾的效应可能就不一样，在经济景气的时候，问题可能不大，但在经济不景气、金融业不良贷款多的时候，政治波动对经济与金融运行的扰动就大。台湾比之于大陆，无异于“弹丸之地”，但是，就在这一岛屿上，却是银行林立。据台湾的统计年鉴，与1991年数字相比，截止2000年1月底，除了“中央银行”之外，台湾有本“国”一般银行54（16+8）家，外国银行在台分行39（35）家，信用合作社48（74）个单位，农会信用部287（285）个单位，渔会信用部27（25）个单位，信托投资公司3（8）家，还有邮政储金汇业局，本“国”人寿保险公司17（14）家，本“国”产物保险公司17（19）家，本“国”票券金融公司16（18）家，本“国”证券金融公司4（1）家，外银代表人办事处24（28）家（括号内为1991年数字--参照周大中，1994年，第205-206页）。台湾商业银行的设立采取核准制。在过去，台湾银行大多为公营银行，非公营银行属于例外。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有大批非公营银行申请开业，其中很大一部分带有家族色彩，这些新银行的资金规模有限（周大中，同上，第204和212页），其设立是为了替背后的财团提供一个较不受约束的集资渠道，而且这些财团基本上还是希望银行能够赚钱。总之，如今台湾银行的家数不减反增。台湾无疑存在过度竞争问题。但过度竞争本身却不是问题，只要台湾银行之间存在破产倒闭和自由兼并的运作机制，过度竞争问题会因为银行之间的自由兼并行动得到改善，金融资源趋向于流向最适宜其管理的机构管理，由此金融结构可以趋于完善。在90年代初，真正的问题是台湾一般银行中公营银行占统治地位，其特点与大陆的国有银行很相近，业务上不求上进，负责人但求无过，不求有功，难以开展现代化的银行业务（比较周大中，同上，第212页）。到如今，随着台湾银行数目大增，银行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台湾那些新银行的要人也部分来自那些公营银行，似乎也应具备公营银行老总们过去那种散漫习气。但是，时过境迁，由于机构林立，竞争过度，很多公营银行的老总们那种散漫习气也都已基本消失，更不用说那些新银行的老总。总之，银行老总们的业务压力很大。据我的台湾藉朋友何子毅先生介绍，台湾的公营银行，其绩效和结构都相差不多。也就是说，并没有亏损特别严重的、也没有业务特别突出的公营银行。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之间（尤其是公营银行之间）的兼并即使发生，其动力源自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但由于尚无金融机构合并法，几家银行（如台银、中信局及土银）酝酿合并，但并不成功，反倒是信合社改制为商业银行者不少。我国大陆的国有银行占据着垄断地位，似乎也在酝酿合并重组。大陆银行之间的竞争格局与台湾大不相同。一方面，加入世贸和金融全球化要求我国大陆的银行更加壮大强健，即要求我国扩大银行规模，以迎接外国银行的挑战。另一方面，即便外国银行大举进入，其触角在很长时间内可能仍然有限，因为在我国中心城市之外的许多地方，可能仍然得靠我国大陆现有银行的密密麻麻的分支机构提供金融服务。当然，我国大陆银行可以与外国银行合资、合作，或建立战略联盟，反之亦然。目前我国大陆国有银行酝酿的合并重组，由于银行坏帐率高，似乎像是两位浮肿病号之间的“成家”。政府的银行不可能不受到政府干预，不一定可按市场竞争的择优规律沿着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向实现合并。行政部门指挥下的规模巨大的“拉郎配”，其结果可能更加拖累本来业绩就差、体态臃肿的“新郎”和“新娘”。过去几年，台湾虽然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但逃过了金融危机的劫难。原因很多：（1）台湾外债少，负债仅为数千万美元；（2）国际收支经常帐长期呈现大幅顺差；（3）外汇存底多，目前达1100多亿美元；（4）中小企业占主体，可灵活调整经营方向，从而有助于确保台湾的经济增长。据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11月12日消息，预估台湾2000年经济成长率为6.4％，2001年则为6％；民生消费指数（ＣＰＩ）为1.3％，明年为2.1％。此外，台湾的经济高科技含量可观，在国际分工中，对欧美的加工需求依赖性较大，对东亚和大南亚的加工需求依赖性较低。台湾的企业结构虽然对灵活调整经营方向有利，但是企业的融资结构却不乐观。台湾的大企业过高依赖银行的贷款，中小型企业的资金很多是透过民间借贷。台湾国民党拥有许多企业，与德国继承了东德原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SED）产业的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PDS）一样，两者可以说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政党。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民党曾要求银行救助30余家这类企业。这说明台湾有严重的党、政、企不分问题。但台湾的经济泡沫仍在破灭之中，这也是事实。据伦敦《经济学家》文章，台湾股市自从三月间陈水扁赢得选举以来已经跌了百分之三十五，许多地区的房地产自一九九五年以来已跌到超过百分之五十，若干大财团也都面临偿债困难的问题。台湾的贷款往往是由股票与房地产做为担保。许多人指责台湾银行肯作抵押放款而不肯多做信用放款，这就有些像当铺（周大中，1994年，第212页）。根据台湾媒体报道，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台湾的经济泡沫开始破灭。随着债务人无法偿债，这些抵押品的价值也大幅缩水。台湾的银行坏帐目前已创下最高纪录，根据政府统计坏帐比率达5％，然而分析家们的看法却是此一水准的二到三倍，保守一些的估计为10%。但是，根据一些邻近国家的经验，如果呆帐率高于15%，就容易发生系统性风险。与此相比，大陆官方机构早就披露过，1996年我国大陆四大国有银行的呆帐率达25%（估计为保守数字）。1997年底我国大陆四大银行资产净值占2.16%（转引拉迪，2000年，第157页）。金融制度呆帐、坏帐比例高虽是问题，但如果没有《经济学家》杂志的一把火，世人对台湾金融市场的信心就不会受到过多的影响，金融体系就可能在修修补补中照样运转不误。金融体系由金融服务需求者、金融服务供给者和金融市场组成。从资金流动角度看，金融体系由市场、中介机构、盈余部门和赤字部门组成，资金从有盈余的实体通过金融系统流入有资金赤字的实体（博迪，2000年中文版，第22页）。盈余部门供给资金的行为基于一种收回初始资金投入并获取回报的预期，而且预期回报的数目是与投入资金所承担的风险正相关。可见，金融系统的资金流是一种完整的链条，任何一个环节的脱节都会是致命的。支撑金融体系运转的最主要因素是市场信心。

第二篇：浅思金融体系稳定

浅思金融体系稳定 新千年临近之际，似乎大家都是应该准备乐一乐的时分，生活在台湾的一些人可能乐不起来。台湾最近有两大“不安”：第一大“不安”是台湾政局**，特别是在“立法委员”有关能否存在台湾版“莱温斯基事情”提出质询之后，状况更是如此；第二大“不安”是大名鼎鼎的伦敦《经济学家》杂志在大庭广众之下揭了台湾金融业的短，声称台湾很可能在明年春节前迸发外乡金融危机。

在美国，“莱温斯基事情”原本也算不了什么，当时的始作俑者克林顿总统固然被搞得身败名裂，但美国经济依然如火如荼。可是，换成台湾，为什么一时被大肆渲染的“总统绯闻”就是一大不幸呢？由于台湾“总统”是要管经济的，假如绯闻缠身，他就没有时间管了。关于指导人物，许多人常常更多地关注其绯闻，但并不关怀其绯闻自身的事实水平。台湾“立法委员”的行为举止之古怪失度，原本也算出名全球，其对“陈总统”的责备，在我们看到“行乐图”之前，恐怕得大打折扣。至于我国媒体对台湾的众多事情常常有放大或者化小作用，我们有时对本人的所闻所见也难免无法自信起来。

假如依照波普尔对民主制度的透视，那么可以完成战争的政府更迭的就是“民主政体”，不能完成的就不是“民主政体”（波普尔，1987年）。能够说，台湾和美国一样，都完成了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但台湾的“民主”比美国脆弱得多。孙中山先生早就在当前提出了“军政、训政（即党政）、宪政”三部曲，真正完成“宪政”已是在蒋经国的暮年，到目前“立法委员”们拳打脚踢的局面时有所见。在美国是政企（银）分开的，台湾则是政企（银）不分的，即便有所分，也是分得不清的。政府干预原本就是诸多东亚、东南亚国度的经济形式特征。

政治动摇在美国虽能招致股市动摇，但是动摇之后，股市依然能够照样上扬。但是，政治动摇在台湾的效应可能就不一样，在经济景气的时分，问题可能不大，但在经济不景气、金融业不良贷款多的时分，政治动摇对经济与金融运转的扰动就大。

台湾比之于大陆，无异于“弹丸之地”，但是，就在这一岛屿上，却是银行林立。据台湾的统计年鉴，与1991年数字相比，截止2000年1月底，除了“中央银行”之外，台湾有本“国”普通银行54（16+8）家，外国银行在台分行39（35）家，信誉协作社48（74）个单位，农会信誉部287（285）个单位，渔会信誉部27（25）个单位，信托投资公司3（8）家，还有邮政储金汇业局，本“国”人寿保险公司17（14）家，本“国”产物保险公司17（19）家，本“国”票券金融公司16（18）家，本“国”证券金融公司4（1）家，外银代表人办事处24（28）家（括号内为1991年数字——参照周大中，1994年，第205-206页）。台湾商业银行的设立采取核准制。在过去，台湾银行大多为公营银行，非公营银行属于例外。从九十年代初开端，有大批非公营银行申请开业，其中很大一局部带有家族颜色，这些新银行的资金范围有限（周大中，同上，第204和212页），其设立是为了替背后的财团提供一个较不受约束的集资渠道，而且这些财团根本上还是希望银行可以赚钱。总之，往常台湾银行的家数不减反增。

台湾无疑存在过度竞争问题。但过度竞争自身却不是问题，只需台湾银行之间存在破产倒闭和自在兼并的运作机制，过度竞争问题会由于银行之间的自在兼并行动得到改善，金融资源趋向于流向最适合其管理的机构管理，由此金融构造能够趋于完善。在90年代初，真正的问题是台湾普通银行中公营银行占统治位置，其特性与大陆的国有银行很相近，业务上不求上进，担任人但求无过，不求有功，难以展开现代化的银行业务（比拟周大中，同上，第212页）。到往常，随着台湾银行数目大增，银行之间的竞争绝后剧烈。台湾那些新银行的要人也局部来自那些公营银行，似乎也应具备公营银行老总们过去那种散漫习气。但是，时过境迁，由于机构林立，竞争过度，很多公营银行的老总们那种散漫习气也都已根本消逝，更不用说那些新银行的老总。总之，银行老总们的业务压力很大。

据我的台湾藉朋友何子毅先生引见，台湾的公营银行，其绩效和构造都相差不多。也就是说，并没有亏损特别严重的、也没有业务特别突出的公营银行。在这种状况下，银行之间（特别是公营银行之间）的兼并即便发作，其动力源自降低本钱、进步效率。但由于尚无金融机构兼并法，几家银行（如台银、中信局及土银）酝酿兼并，但并不胜利，反倒是信合社改制为商业银行者不少。

我国大陆的国有银行占领着垄断位置，似乎也在酝酿兼并重组。大陆银行之间的竞争格局与台湾大不相同。一方面，参加世贸和金融全球化请求我国大陆的银行愈加壮大强壮，即请求我国扩展银行范围，以迎接外国银行的应战。另一方面，即使外国银行大举进入，其触角在很长时间内可能依然有限，由于在我国中心城市之外的许多中央，可能依然得靠我国大陆现有银行的密密麻麻的分支机构提供金融效劳。当然，我国大陆银行能够与外国银行合资、协作，或树立战略联盟，反之亦然。目前我国大陆国有银行酝酿的兼并重组，由于银行坏帐率高，似乎像是两位浮肿病号之间的“成家”.政府的银行不可能不遭到政府干预，不一定可按市场竞争的择优规律沿着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向完成兼并。行政部门指挥下的范围宏大的“拉郎配”，其结果可能愈加拖累原本业绩就差、体态臃肿的“新郎”和“新娘”.过去几年，台湾固然遭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但逃过了金融危机的劫难。缘由很多：（1）台湾外债少，负债仅为数千万美圆；（2）国际收支经常帐长期呈现大幅顺差；（3）外汇存底多，目前达1100多亿美圆；（4）中小企业占主体，可灵敏调整运营方向，从而有助于确保台湾的经济增长。据安定洋经济协作理事会11月12日音讯，预估台湾2000年经济生长率为6.4％，2001年则为6％；民生消费指数（CPI）为1.3％，明年为2.1％。此外，台湾的经济高科技含量可观，在国际分工中，对欧美的加工需求依赖性较大，对东亚和大南亚的加工需求依赖性较低。台湾的企业构造固然对灵敏调整运营方向有利，但是企业的融资构造却不悲观。台湾的大企业过高依赖银行的贷款，中小型企业的资金很多是透过民间借贷。台湾国民党具有许多企业，与德国继承了东德原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SED）产业的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PDS）一样，两者能够说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党。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民党曾请求银行救助30余家这类企业。这阐明台湾有严重的党、政、企不分问题。

但台湾的经济泡沫仍在幻灭之中，这也是事实。据伦敦《经济学家》文章，台湾股市自从三月间陈水扁博得选举以来曾经跌了百分之三十五，许多地域的房地产自一九九五年以来已跌到超越百分之五十，若干大财团也都面临偿债艰难的问题。台湾的贷款常常是由股票与房地产做为担保。许多人责备台湾银行肯作抵押放款而不肯多做信誉放款，这就有些像当铺（周大中，1994年，第212页）。依据台湾媒体报道，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台湾的经济泡沫开端幻灭。随着债务人无法偿债，这些抵押品的价值也大幅缩水。台湾的银行坏帐目前已创下最高纪录，依据政府统计坏帐比率达5％，但是剖析家们的见地却是此一水准的二到三倍，激进一些的估量为10%.但是，依据一些临近国度的经历，假如呆帐率高于15%，就容易发作系统性风险。与此相比，大陆官方机构早就披露过，1996年我国大陆四大国有银行的呆帐率达25%（估量为激进数字）。1997年底我国大陆四大银行资产净值占2.16%（转引拉迪，2000年，第157页）。

金融制度呆帐、坏帐比例高虽是问题，但假如没有《经济学家》杂志的一把火，世人对台湾金融市场的自信心就不会遭到过多的影响，金融体系就可能在修修补补中照样运转不误。金融体系由金融效劳需求者、金融效劳供应者和金融市场组成。从资金活动角度看，金融体系由市场、中介机构、亏损部门和赤字部门组成，资金从有亏损的实体经过金融系统流入有资金赤字的实体（博迪，2000年中文版，第22页）。亏损部门供应资金的行为基于一种收回初始资金投入并获取报答的预期，而且预期报答的数目是与投入资金所承当的风险正相关。可见，金融系统的资金流是一种完好的链条，任何一个环节的脱节都会是致命的。支撑金融体系运转的最主要要素是市场自信心。

关于一个坏帐堆积成山的金融体系，只需市场自信心存在，而且只需有一家机构出面作出救援姿势和调整，金融市场就能苟延残喘，无论该机构是政府、银行、企业，无论它是国内还是国外甚或国际机构。我们的社会、经济系统（包括金融）能够说是非线性系统，非线性系统常被谑称为“蝴蝶效应”：一只蝴蝶今天在北京翩翩飞舞，或许就会改动纽约下个月的天气（莫斯可，200年中文版，第7页）。《经济学家》杂志能够放飞蝴蝶。宝岛上“看得见的手”（政府）和“看不见的手”（市场）也能够放飞蝴蝶（求稳）。

谁也无法预言将来。如今所说的混沌理论或复杂系统理论，其中心观念就是：最终结果敏感地依赖于初始条件，因此总是难以预测的（莫斯可，200年中文版，第7页）。无论是关于台湾还是大陆金融业来说，所能做的可能就是改善初始条件。那么什么是初始条件？前一时段的完毕状态就是现一时段的初始状态。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从如今做起，改良现时的条件。

经济学家的文章无疑给台湾提了一个醒，其作用无异于马克思预言社会主义必胜、资本主义必亡对资本主义国度的影响。这也让人想起了美国世界察看研讨所莱斯特。布朗著文的发问：“谁能养活中国？”马克思的预言和布朗的发问都招致了所涉由者的大量顺应性反响，从而使得迸发危机的时间表延长（以至无限期延长）。与《经济学家》杂志的文章的预言相反，台湾政府和业界的许多顺应性反响很可能使得台湾在春节以前不会发作外乡型金融危机。

退一步讲，大陆和台湾不是兔子和狐狸的关系。万一台湾金融业撑不住，不存在兔死狐悲的问题，反倒会有唇亡齿寒的意义。大陆，台湾，泰国，韩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度的文化特征和经济形式的共性很多，最大的共性就是政府干预严重，假如说那些国度以“裙带资本主义”著称，我国也不乏“裙带”特征。但是，一旦危机临头，稳定局势的大事肯定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不论这个政府是凯恩斯主义型政府还是守夜人型政府。

但是政府的插手的方法不同，结果也不同。救援（bail out）的后遗症很大，救援者的信条是：“该救的还是要救”.假如中央银行出面救援，充任一次“最后的贷款人”，业绩差的银行就得到一次甜头，就不思改良，呈现了道德风险，这种道德风险经过其他银行的学习效应传染给其他银行，结果央行可能得不时充任“最后的贷款人”，整个银行系统的业绩就会每况日下，最终招致发作系统性解体。

假如地道依照市场规律办事，那就是“该倒的就让它倒”.不救援的结果是企业或银行的破产倒闭，甚或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在考量不救援之前，可能得测算多米诺骨牌效应产生的可能性和涉及面有多大。只需涉及面不大，破产倒闭是好事，这一方面强化了企业和银行的预算约束，另一方面破产倒闭惹起的企业和企业重组能够优化市场构造。大浪淘沙，“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救援和不救援这种两分法是不全面的，似乎只要这两种方式。实践上除了救援何不救援之外，还有化解和防备等方法。

台湾五年前就树立了金融监理委员会。东亚金融危机迸发以来，特别是在今年，台湾当局和金融业界推出了许多的化解和防备措施，其中有些是与市场分歧的（market conform），有些是与市场不分歧的、因此也是易受攻击的。这些措施包括：（1）以国安基金作为支撑股市的最后手腕。台湾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一切本人设有国安基金。今年该基金与其他四大基金曾经屡次入市购入股票作多护盘；（2）台湾当局已思索到企业在春节期间的资金需求，“行政院”财经小组扩展会议中，已请求银行对营运与缴息正常的企业在明年四月十四日前到期的贷款本息，予以展延六个月；（3）去年已将金融停业税有5%降至2%，最近方案继续降至零税率；（4）新政府上台后，曾进步乙户准备金利率，提供3200亿台元优惠房贷，辅佐传统产业4500亿台元融资，筹设资产管理公司，纾困企业；（5）调降存款准备金；（6）准备推出金融机构兼并法，以促进银行兼并；（7）筹建资产管理公司。

台湾目前能做的可能是要继续推出措施，稳定人心，恢复市场人气。假如一盘散沙了，有关金融危机的说法无疑就成了“自证预言”.台湾的信息透明度和公开性曾经较强，这一方面招致问题容易暴显露来，容易迸发金融恐慌；另一方面这也便于及时处理问题，而不是用纸去包火，或者用纸去救火。大陆的习气做法是依据需求肯定能否披露音讯，在短期内经过化解措施坚持金融稳定。

但化解措施都是事后措施，今后是要多设置事前预防机制，这才是面向久远的思索要点。在长期，无论是台湾和大陆，都要从基本上实行政企（银）分开，让市场力气依照市场运作规律发挥其作用，即恢复市场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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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金融体系稳定论文

新千年临近之际，似乎大家都是应该准备乐一乐的时候，生活在台湾的一些人可能乐不起来。台湾最近有两大“不安”：第一大“不安”是台湾政局动荡，尤其是在“立法委员”有关是否存在台湾版“莱温斯基事件”提出质询之后，情况更是如此；第二大“不安”是大名鼎鼎的伦敦《经济学家》杂志在大庭广众之下揭了台湾金融业的短，宣称台湾很可能在明年春节前爆发本土金融危机。

在美国，“莱温斯基事件”本来也算不了什么，当时的始作俑者克林顿总统虽然被搞得声名狼藉，但美国经济仍然热火朝天。可是，换成台湾，为什么一时被大肆渲染的“总统绯闻”就是一大不幸呢？因为台湾“总统”是要管经济的，如果绯闻缠身，他就没有时间管了。对于领导人物，许多人往往更多地关注其绯闻，但并不关心其绯闻本身的事实程度。台湾“立法委员”的行为举止之乖僻失度，本来也算闻名全球，其对“陈总统”的指责，在我们看到“行乐图”之前，恐怕得大打折扣。至于我国媒体对台湾的众多事件往往有放大或者化小作用，我们有时对自己的所闻所见也不免无法自信起来。

如果按照波普尔对民主制度的透视，那么能够实现和平的政府更迭的就是“民主政体”，不能实现的就不是“民主政体”（波普尔，1987年）。可以说，台湾和美国一样，都实现了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但台湾的“民主”比美国脆弱得多。孙中山先生早就在当前提出了“军政、训政（即党政）、宪政”三部曲，真正实现“宪政”已是在蒋经国的晚年，到目前“立法委员”们拳打脚踢的场面时有所见。在美国是政企（银）分开的，台湾则是政企（银）不分的，即使有所分，也是分得不清的。政府干预本来就是诸多东亚、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模式特征。

政治波动在美国虽能导致股市波动，但是波动之后，股市仍然可以照样上扬。但是，政治波动在台湾的效应可能就不一样，在经济景气的时候，问题可能不大，但在经济不景气、金融业不良贷款多的时候，政治波动对经济与金融运行的扰动就大。

台湾比之于大陆，无异于“弹丸之地”，但是，就在这一岛屿上，却是银行林立。据台湾的统计年鉴，与1991年数字相比，截止2000年1月底，除了“中央银行”之外，台湾有本“国”一般银行54（16+8）家，外国银行在台分行39（35）家，信用合作社48（74）个单位，农会信用部287（285）个单位，渔会信用部27（25）个单位，信托投资公司3（8）家，还有邮政储金汇业局，本“国”人寿保险公司17（14）家，本“国”产物保险公司17（19）家，本“国”票券金融公司16（18）家，本“国”证券金融公司4（1）家，外银代表人办事处24（28）家（括号内为1991年数字--参照周大中，1994年，第205-206页）。台湾商业银行的设立采取核准制。在过去，台湾银行大多为公营银行，非公营银行属于例外。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有大批非公营银行申请开业，其中很大一部分带有家族色彩，这些新银行的资金规模有限（周大中，同上，第204和212页），其设立是为了替背后的财团提供一个较不受约束的集资渠道，而且这些财团基本上还是希望银行能够赚钱。总之，如今台湾银行的家数不减反增。

台湾无疑存在过度竞争问题。但过度竞争本身却不是问题，只要台湾银行之间存在破产倒闭和自由兼并的运作机制，过度竞争问题会因为银行之间的自由兼并行动得到改善，金融资源趋向于流向最适宜其管理的机构管理，由此金融结构可以趋于完善。在90年代初，真正的问题是台湾一般银行中公营银行占统治地位，其特点与大陆的国有银行很相近，业务上不求上进，负责人但求无过，不求有功，难以开展现代化的银行业务（比较周大中，同上，第212页）。到如今，随着台湾银行数目大增，银行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台湾那些新银行的要人也部分来自那些公营银行，似乎也应具备公营银行老总们过去那种散漫习气。但是，时过境迁，由于机构林立，竞争过度，很多公营银行的老总们那种散漫习气也都已基本消失，更不用说那些新银行的老总。总之，银行老总们的业务压力很大。

据我的台湾藉朋友何子毅先生介绍，台湾的公营银行，其绩效和结构都相差不多。也就是说，并没有亏损特别严重的、也没有业务特别突出的公营银行。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之间（尤其是公营银行之间）的兼并即使发生，其动力源自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但由于尚无金融机构合并法，几家银行（如台银、中信局及土银）酝酿合并，但并不成功，反倒是信合社改制为商业银行者不少。

我国大陆的国有银行占据着垄断地位，似乎也在酝酿合并重组。大陆银行之间的竞争格局与台湾大不相同。一方面，加入世贸和金融全球化要求我国大陆的银行更加壮大强健，即要求我国扩大银行规模，以迎接外国银行的挑战。另一方面，即便外国银行大举进入，其触角在很长时间内可能仍然有限，因为在我国中心城市之外的许多地方，可能仍然得靠我国大陆现有银行的密密麻麻的分支机构提供金融服务。当然，我国大陆银行可以与外国银行合资、合作，或建立战略联盟，反之亦然。目前我国大陆国有银行酝酿的合并重组，由于银行坏帐率高，似乎像是两位浮肿病号之间的“成家”。政府的银行不可能不受到政府干预，不一定可按市场竞争的择优规律沿着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向实现合并。行政部门指挥下的规模巨大的“拉郎配”，其结果可能更加拖累本来业绩就差、体态臃肿的“新郎”和“新娘”。

过去几年，台湾虽然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但逃过了金融危机的劫难。原因很多：（1）台湾外债少，负债仅为数千万美元；（2）国际收支经常帐长期呈现大幅顺差；（3）外汇存底多，目前达1100多亿美元；（4）中小企业占主体，可灵活调整经营方向，从而有助于确保台湾的经济增长。据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11月12日消息，预估台湾2000年经济成长率为6.4％，2001年则为6％；民生消费指数（ＣＰＩ）为1.3％，明年为2.1％。此外，台湾的经济高科技含量可观，在国际分工中，对欧美的加工需求依赖性较大，对东亚和大南亚的加工需求依赖性较低。台湾的企业结构虽然对灵活调整经营方向有利，但是企业的融资结构却不乐观。台湾的大企业过高依赖银行的贷款，中小型企业的资金很多是透过民间借贷。台湾国民党拥有许多企业，与德国继承了东德原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SED）产业的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pDS）一样，两者可以说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政党。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民党曾要求银行救助30余家这类企业。这说明台湾有严重的党、政、企不分问题。

但台湾的经济泡沫仍在破灭之中，这也是事实。据伦敦《经济学家》文章，台湾股市自从三月间陈水扁赢得选举以来已经跌了百分之三十五，许多地区的房地产自一九九五年以来已跌到超过百分之五十，若干大财团也都面临偿债困难的问题。台湾的贷款往往是由股票与房地产做为担保。许多人指责台湾银行肯作抵押放款而不肯多做信用放款，这就有些像当铺（周大中，1994年，第212页）。根据台湾媒体报道，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台湾的经济泡沫开始破灭。随着债务人无法偿债，这些抵押品的价值也大幅缩水。台湾的银行坏帐目前已创下最高纪录，根据政府统计坏帐比率达5％，然而分析家们的看法却是此一水准的二到三倍，保守一些的估计为10%。但是，根据一些邻近国家的经验，如果呆帐率高于15%，就容易发生系统性风险。与此相比，大陆官方机构早就披露过，1996年我国大陆四大国有银行的呆帐率达25%（估计为保守数字）。1997年底我国大陆四大银行资产净值占2.16%（转引拉迪，2000年，第157页）。

金融制度呆帐、坏帐比例高虽是问题，但如果没有《经济学家》杂志的一把火，世人对台湾金融市场的信心就不会受到过多的影响，金融体系就可能在修修补补中照样运转不误。金融体系由金融服务需求者、金融服务供给者和金融市场组成。从资金流动角度看，金融体系由市场、中介机构、盈余部门和赤字部门组成，资金从有盈余的实体通过金融系统流入有资金赤字的实体（博迪，2000年中文版，第22页）。盈余部门供给资金的行为基于一种收回初始资金投入并获取回报的预期，而且预期回报的数目是与投入资金所承担的风险正相关。可见，金融系统的资金流是一种完整的链条，任何一个环节的脱节都会是致命的。支撑金融体系运转的最主要因素是市场信心。

对于一个坏帐堆积成山的金融体系，只要市场信心存在，而且只要有一家机构出面作出救援姿态和调整，金融市场就能苟延残喘，无论该机构是政府、银行、企业，无论它是国内还是国外甚或国际机构。我们的社会、经济系统（包括金融）可以说是非线性系统，非线性系统常被谑称为“蝴蝶效应”：一只蝴蝶今天在北京翩翩飞舞，也许就会改变纽约下个月的天气（莫斯可，200年中文版，第7页）。《经济学家》杂志可以放飞蝴蝶。宝岛上“看得见的手”（政府）和“看不见的手”（市场）也可以放飞蝴蝶（求稳）。

谁也无法预言未来。现在所说的混沌理论或复杂系统理论，其核心观点就是：最终结果敏感地依赖于初始条件，因而总是难以预测的（莫斯可，200年中文版，第7页）。无论是对于台湾还是大陆金融业来说，所能做的可能就是改善初始条件。那么什么是初始条件？前一时段的结束状态就是现一时段的初始状态。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从现在做起，改进现时的条件。

经济学家的文章无疑给台湾提了一个醒，其作用无异于马克思预言社会主义必胜、资本主义必亡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这也让人想起了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莱斯特·布朗著文的提问：“谁能养活中国？”马克思的预言和布朗的提问都导致了所涉由者的大量适应性反应，从而使得爆发危机的时间表延长（甚至无限期延长）。与《经济学家》杂志的文章的预言相反，台湾政府和业界的许多适应性反应很可能使得台湾在春节以前不会发生本土型金融危机。

退一步讲，大陆和台湾不是兔子和狐狸的关系。万一台湾金融业撑不住，不存在兔死狐悲的问题，反倒会有唇亡齿寒的意思。大陆，台湾，泰国，韩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的文化特征和经济模式的共性很多，最大的共性就是政府干预严重，如果说那些国家以“裙带资本主义”著称，我国也不乏“裙带”特征。但是，一旦危机临头，稳定局势的大事肯定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不管这个政府是凯恩斯主义型政府还是守夜人型政府。

但是政府的插手的办法不同，后果也不同。救援(bail out)的后遗症很大，救援者的信条是：“该救的还是要救”。如果中央银行出面救援，充当一次“最后的贷款人”，业绩差的银行就得到一次甜头，就不思改进，出现了道德风险，这种道德风险通过其他银行的学习效应传染给其他银行，结果央行可能得不断充当“最后的贷款人”，整个银行系统的业绩就会每况日下，最终导致发生系统性崩溃。

如果纯粹按照市场规律办事，那就是“该倒的就让它倒”。不救援的后果是企业或银行的破产倒闭，甚或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在考量不救援之前，可能得测算多米诺骨牌效应产生的可能性和波及面有多大。只要波及面不大，破产倒闭是好事，这一方面强化了企业和银行的预算约束，另一方面破产倒闭引起的企业和企业重组可以优化市场结构。大浪淘沙，“物竞天择，优胜劣汰”。

救援和不救援这种两分法是不全面的，似乎只有这两种方式。实际上除了救援何不救援之外，还有化解和防范等办法。

台湾五年前就建立了金融监理委员会。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尤其是在今年，台湾当局和金融业界推出了许多的化解和防范措施，其中有些是与市场一致的（market conform），有些是与市场不一致的、因而也是易受攻击的。这些措施包括：

（1）以国安基金作为支撑股市的最后手段。台湾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所有自己设有国安基金。今年该基金与其他四大基金已经多次入市购入股票作多护盘；

（2）台湾当局已考虑到企业在春节期间的资金需求，“行政院”财经小组扩大会议中，已要求银行对营运与缴息正常的企业在明年四月十四日前到期的贷款本息，予以展延六个月；

（3）去年已将金融营业税有5%降至2%，最近计划继续降至零税率；

（4）新政府上台后，曾提高乙户准备金利率，提供3200亿台元优惠房贷，协助传统产业4500亿台元融资，筹设资产管理公司，纾困企业；

（5）调降存款准备金；

（6）准备推出金融机构合并法，以促进银行合并；

（7）筹建资产管理公司。

台湾目前能做的可能是要继续推出措施，稳定人心，恢复市场人气。如果人心涣散了，有关金融危机的说法无疑就成了“自证预言”。台湾的信息透明度和公开性已经较强，这一方面导致问题容易暴露出来，容易爆发金融恐慌；另一方面这也便于及时解决问题，而不是用纸去包火，或者用纸去救火。大陆的习惯做法是根据需要确定是否披露消息，在短期内通过化解措施保持金融稳定。

但化解措施都是事后措施，今后是要多设置事前预防机制，这才是面向长远的考虑要点。在长期，无论是台湾和大陆，都要从根本上实行政企（银）分开，让市场力量按照市场运作规律发挥其作用，即恢复市场本位。

参考文献：

1． 卡尔·波普尔：“论民主理论”，载德国《明镜周刊》1987年第32期。

2． 尼古拉斯·拉迪：“中国金融体制存在的困难及改革的路径”，载《国外专家谈中国经济问题》，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2000年。

3． 兹为·博迪和罗伯特·C·莫顿，《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00年。

4． 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华夏出版社，北京，2000年。

5． 周大中：《现代金融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94年。

第四篇：第四章 金融体系

第四章

金融体系

第一节

金融体系概述

一、金融体系的概念

1、金融体系的含义

是指金融要素的安排及其动态观念系统。是一个国家以行政的、法律的形式和运用经济规律确定的金融系统结构，以及构成这个系统的各种类型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职能作用和相互关系。

2、金融体系的类型

世界各国的金融体系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1）多元复合金融体系。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

（2）一元金融体系。将中央银行的职能和商业银行的职能集中于单一的国家银行的金融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一般另外设立一些专业性的银行。

二、金融体系的产生和发展

金融体系的形成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动态过程紧密联系的。

（1）在自然经济状态中，金融体系是业务单

一、规模较小的货币经营组织，通称货币经营业。

（2）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金融体系是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并存，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结合的金融体系。

（3）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金融体系是以大银行、大市场为主体，金融制度体系、组织体系、市场体系相融合的有机整体。

（4）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期，金融体系向金融国际化方向发展，形成了国际化的金融体系。

三、金融体系的基本内容

1、金融组织体系。

金融组织体系是现代金融活动的基本载体，金融组织体系分为两大类型：

（1）负债为“货币”的金融机构。包括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

（2）负债不是“货币”的金融机构。也称非货币发行机构，包括储蓄机构、保险机构、其他金融机构、二级金融中介机构。

2、金融市场体系

金融市场体系是依照特定规则形成的金融市场要素相互联系构成的有机整体，它包括以下类型：

直接金融市场

按交易中介划分

间接金融市场

货币市场

按交易期限划分

资本市场

发行城市（一级市场）

按交易程序划分

流通市场（二级市场）金融市场

有形市场

按交易地划分

无形市场

国际金融市场

按交易地域划分

全国金融市场

国内金融市场

现货市场

区域金融市场

按交割时间划分

期货市场

按金融资产形式划分：拆借、票据、证券、黄金、外汇、保险、存款单等市场。

传统业务

证券业务

创新业务

财产保险

海上保险

保险业务

人身保险

农业保险

责任保险

保证保险

3、金融业务体系

中央银行业务

银行业务

商业银行业务

金融信托业务

其他业务

金融租赁业务

金融咨询业务

4、金融监管体系

金融监管体系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具有金融监管职能机构组成的有机整体。一般包括：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内容、金融监管方法。其中金融监管机构是金融监管体系的主要方面。在金融监管机构中，中央银行和其他金融监管当局居于核心的地位。

第二节 金融体系安排的总体原则

一、协调性原则

1、协调性原则的含义

金融体系的协调性是指金融体系各要素之间、金融体系与经济各要素、金融体系与社会各要素之间的协调性。

2、协调性原则的必要性

（1）金融体系的协调性原则是由人类、社会、经济所具有的系统性特征决定的。

（2）金融体系的协调性原则是由人类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决定的。

（3）金融体系的协调性原则是由人类、社会、经济运行各要素、金融体系各要素之间的依存性特征决定的。

二、客观性原则

1、金融要素的客观性。是指构成金融要素的货币、资本、金融制度、金融商品等要素具有客观性。

2、金融运行环境的客观性。是指社会性要素，如经济、政治、文化、宗教、法律等要素的存在表现为相对稳定的常态，具有客观性，使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三、绩效性原则

金融体系的绩效性是指金融体系功能的发挥和效率的提升。金融体系的绩效性是市场经济的本源因素；是市场经济动力机制的核心；金融体系的绩效评价是金融要素有效配置的客观要求。

四、可持续发展原则

金融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就是指决策者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努力实现金融要素配置的可持续，避免金融决策负效应“后置”和“功能预期实效”现象的产生。第三节

金融体系的评价

一、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理论

1、金融体系竞争力强弱的取决于在货币、资本两个市场的运行状况。

2、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的表现：

（1）在资本市场上表现为:市场机制,特别是利率机制和汇率机制的有效运行;多层次的金融机构并存的有序竞争;金融体系的国际化和一体化程度较高等。

（2）在货币市场上表现为：银行金融活动是开放的、透明的；政府对金融活动的干预是适度和有效的。

3、健全的金融体系带来金融市场的高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并进一步提升整个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能力。

二、金融体系竞争力的指标体系

1、资本成本竞争力

资本成本是指使用资本所付出的代价，它反映了金融体系运行效率的高低。

资本成本竞争力指标体系反映金融体系对资本形成的支持程度，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体系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的大小。资本成本竞争力指标体系包括三个指标：（1）短期实际利率。扣除通货膨胀率之后的年平均贴现率或银行利率。（2）企业资本成本的高低。企业筹资时所花费的成本的多少。

（3）国家信用评级。反映该国对外筹资的能力的高低和资本成本的大小。

二、金融体系竞争力的指标体系

2、资本市场效率竞争力

它反映了资本市场上企业筹资的途径及其难易程度。该指标体系由8个指标构成：（1）企业的财务状况。主要指企业的偿债能力和债权结构。（2）信贷。反映企业获取银行资本的难易程度。

（3）外国金融机构。国外金融机构进入本国的难易程度，即本国的对外开放程度。（4）外国公司进入本地资本市场的限制。（5）本国公司进入外国资本市场的限制。

（6）国际保理业务。国际保理业务占出口商品比重越大，表明对外贸易部门的资本效率越高。

（7）股票市场为企业提供资金。反映企业直接融资的难易程度。（8）风险资本。反映企业获取风险资本的难易程度。

3、股票市场活力竞争力

（1）股票市场筹资额。反映一级市场规模的大小，表明吸收直接资本的能力强弱。（2）股票市场人均交易额。反映二级市场规模的大小，是股票市场活力的直接表现。（3）国内上市公司数。反映股票市场对国内公司的支持程度。（4）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反映上市公司的规范程度。（5）内幕交易。反映股票市场的完善程度。

4、银行部门效率竞争力

银行部门效率是衡量在货币市场上银行部门的服务质量。包括下列指标：（1）中央银行政策。反映中央银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效率。

（2）银行规模。用资产列世界前500家银行的数目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银行规模。（3）银行部门资产占GDP的比重，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发展的程度。（4）利差。反映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

（5）对金融机构的法律监管。反映中央银行的监管质量。

（6）对金融交易的信任。反映银行部门的的交易是否有可靠的保证。（7）金融机构透明度。反映银行部门是否能够提供他们活动的充分信息。（8）金融教育。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教育是否普及。

（9）金融技术人才。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市场上金融人才的多少。（10）信用卡发卡量。（11）信用卡交易量。

第四节

金融体系的未来走势

一、建立以全能银行为基础的现代化金融体系。

世界各国的金融制度可以分为两种：全能银行制和专业银行制。全能银行制实行混业经营，专业银行制实行分业经营。

1999年，美国废除了CS法案，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准许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混合经营，这标志着全能银行制为基础的现代金融制度确立了。

二、中国的分业经营体制

中国从1993年开始，实行了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分业经营，证监会、保监会、银监局分业监管的金融体系。

分业经营体制在我国现代金融发展中遇到了下列的问题：（1）沿海经济发达城市的银行纷纷开办电话银行和存折炒股。（2）银行和保险公司积极联合，银行代理了保险业务。（3）银行千方百计在国内拓展商人银行业务。

三、混业经营的风险权衡

混业经营是银行业务与证券、保险业务融合，这种融合充分利用了规模经济效应，整合了资源，降低了交易成本，对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是，也有人提出：证券业务是高风险业务，不符合银行经营的安全性原则；其次，银行涉足证券业，还会带来垄断等。

四、21世纪的现代金融体系 1、21世纪经济的基本特征

21世纪经济最显著的特征是：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市场一体化和资产证券化。

2、现代金融体系的基本作用

现代金融体系是维持全球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大推动器，也是全球财富在国际间重新分配的重要机制。

3、传统金融体系与现代金融体系的区别（1）与实体经济的关联程度不同

传统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具有较高的关联度，实体经济的运行状况在传统金融体系中有比较明显的反应，金融的晴雨表功能非常显著；现代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度则慢慢减弱，实体经济的运行状况并不显著地反映在现代金融商品价格的变化上。（2）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传统金融体系为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提供润滑剂或者说血液；现代金融体系除了上述传统金融体系的功能外，它还为实体经济的成长提供强大的动力。因此，现代金融体系是21世纪经济运行的轴心。（3）作用原理不同

传统金融体系的作用原理是非杠杆化的，也就是资金运行的乘数效应很低；现代金融体系的作用原理是杠杆化的，也就是资金运行是建立在明显的乘数基础上的。因此，现代金融体系的运行速度要快得多，效率要高得多，风险要大得多。

五、金融监管体系的国际化

随着跨国银行业务和跨国金融机构的出现，金融全球化趋势加强，国际金融风险产生并对国别金融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因此，建立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强化国际金融监管成为必然。金融监管的国际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扩大金融监管国际合作范围。（2）推广更具普遍性的监管原则。

（3）加强对金融联合企业集团的有效监管。（4）建立国际性金融危机救援系统。

第五篇：农村金融体系

年级:08级

系别:国际工商管理系

班级:工商0801

姓名:周梨梨

学号:08201141 国际企业管理作业-----农村金融体系

一、阅读文章

1、《农村金融体系》

2、《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与重组》

3、《重塑农村金融体系的思考》

二、文章简述

（一）、《农村金融体系》

这篇文章将简要介绍下美国的农村金融体系的特点和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现状，以及美国农村金融体系对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启示。

（1）、农村金融体系现状

1、美国农村金融体系

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农村金融的发展在各国金融体系中的分量也越来越重。为了适应本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欧美国家都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建立了自己的农村金融体系，主要有“4+1”需求功能型的美国模式、“4+1”国家控制型的法国模式、“5+1”分类对口型的墨西哥模式等。

美国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农村金融组织是从需求的角度来构建的。该模式由“4+1”即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系统、政府农贷机构、政策性农村金融和保险机构等组成。美国的农村金融制度属于一种复合信用型模式，这种模式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在提供农业信贷资金的机构中，既有专业的农村金融机构，也有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二是在金融组织体系上，一般是合作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及商业性金融机构并存。

2、我国农村金融体系

A、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构成

经过近30年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三位一体的，以正规金融机构为主导、以农村信用社为核心的农村金融体系，即通常所说的农村正规金融组织。”此外，还有自然发育成长 的民间借贷组织，即所说的非正规金融组织，构筑了正规金融机构和民间非正规金融机构共存的局面。

B、现行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缺陷：

1基层金融网点数量较少，覆盖率较低 ○2金融产品和服务单一 ○3农业保险难以适应农业的快速发展 ○C、对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启示 1构筑职责明确、分工协作的金融体系 ○2政府要提供强有力的财政支持和政策支持 ○3建立完善的农业保险体系 ○4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农村金融的干预 ○5开放农村金融市场，放开对民间金融的过度管制 ○

（二）、《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与重组》

这篇文章首先讲述了“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作为农村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能否为此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则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的一个关键，当前在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形势下，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村地区的持续稳定和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同时也提出了我过现阶段城乡差距大的现实问题，强调了在我国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大力解决“三农”问题的今天，必须以创新的观念和方法重构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才能从根本上加强金融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推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的进程

1、文章从a.农村金融组织体系b.农村金融市场体系c.农村金融监管体系这三个方面描述了现阶段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基本概况

2、文章列述了a.农村金融组织体系b.农村金融市场体系c.农村金融监管体系这三个体系的不足与问题 A、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不足之处（1）整个金融组织体系尚待健全（2）现有机构组织的功能尚未充分发挥 1农业发展银行难当政策性金融的重任 ○2商业性金融在农村金融的主导地位趋于弱化 ○3农村信用社不能完全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4邮政储蓄抽走农村资金，削弱了金融支农力度 ○（3）民间金融依然活跃，且缺乏必要的规范 B、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的不足之处

（1）资金供求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未确立，影响资金的优化配置。（2）存在明显的供给短缺，局部形成寡头垄断的局面。

（3）金融产品供给不足，水平较低，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发育不健全，同业拆借市场范围较小、农村信用社的上网拆借资格有限，跨区域性的网下拆借困难、民间自由借贷市场依然相当活跃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到正规金融体系对资金的筹集和运用。C、金融监管体系的问题

（1）对建立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缺乏长远规划。

（2）合作金融监管上的制度设计本身难以本能适应监管和发展的要求（3）农村金融监管力量有限，难以适应点多面广、情况复杂的监管要求

3、创新中重构农村金融体系

（1）统筹考虑，进一步创新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2）明确职能，合理分工，实现政策性金融与商业金融的分离。（3）充分发挥民间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进一步办好农村信用社，重点在产权制度改革和农村信用社组织管理体制的创新

（5））创新农村金融市场体系。

（6）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扶植力度，主要应加大政策和资金的投入。

（7）创新农村金融监管体系，尽早实现对农村信用社金融监管和行业管理的分设。

（三）《重塑农村金融体系的思考》

1、文章首先讲述了金融制约新农村建设的主要表现形式以及原因，总共提到以下三点：

（1）商业性金融不愿涉足农村建设（1）政策性金融功能缺位（3）农村信用社支农乏力

（4）邮政储蓄分流 加剧了农村金融市场的资金供求失衡

2、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缓慢的原因（1）农村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不对（2）农业投资风险管理滞后（3）国家扶持和优惠政策不到位

3、新农村建设中的金融体制的设想

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就是重构农村金融体制，针对农村金融体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应从统筹城乡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角，对农村金融体制进行战略性重构.（1）调整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能定位,强化其政策支农功能,弥补市场调节的缺陷是政策性银行产生和发展的基本依据,（2）规范农村信用社合作制性质, 进一步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3）县域国有商业银行要担负一定的支农责任 增加农村信贷资金总量 要建立金融机构社区服务的机制 明确县域内各金融机构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义务(4)加大邮政储蓄资金管理体制的改革力度 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资金外流局面(5)合理引导民间金融组织进入农村市场 在加快现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同时 应打破垄断 允许民营性质的金融组织进入农村 形成一个竞争型 多样化的生机勃勃的农村金融市场

(6)构建风险管理和补偿机制 分散 转移支农贷款的风险和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