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秦汉时期的货币
秦汉时期的货币
货币的产生，有它古老的历史。它开始表现为具有使用价值的实物，后来才逐步确定为一种等价物的形态，进而有金属货币的出现。秦汉时期，是金属货币的重要发展期，它把黄金与铜钱固定为金属货币的复本位制，并称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把珠玉、古代的龟币、贝壳及银、锡等金属，都排除在法定货币之外，只能作为珍宝与器饰看待，几乎从此确立了整个封建社会的货币制度的基础。
黄金和铜钱
据云梦秦简所载，秦国时的货币还是黄金、铜钱与布三本位制。《金布律》规定：“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这说明铜钱和布，都是秦国的法定货币本位。又出土《秦律》讲到对犯人罚款时，有“赉钱如律”的话；当时计算各种实物的价值时，也往往以若干钱计算；这说明铜钱确是法定的货币。《金布律》又规定：“钱十当一布”、又规定每“一布”，是“袤八尺，幅广二尺五寸”的标准星，这表明法令对每“一布”的规格和它同铜钱的兑换率或比价，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此外，《法律答问》简文中，还几次提到给追捕逃犯有功者以奖励黄金“二两”的规定，如“当购二两”、“人购二两”、“购人二两”等。这里的二两，显然是指黄金而言。因此，黄金也是法定货币的本位之一。故秦国实行的是黄金、铜、布的三位制货币体系，即尚未完全摆脱以实物作为等价物的状况。从前引“毋敢择行钱、布”的规定，表明人们逐步倾向重钱而不重布，故有此规定。再结合《封诊式》简文中关于惩办盗铸钱币者的案例考察，说明秦国的铜钱铸造权是属于国家的，私铸铜币是违法的。
由三本位制货币完全过渡到金属货币的二本位制，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实现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 年）统一全国后，下诏“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其中就包括统一货币制度。所谓统一货币，其内容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统一货币的形制。据太史公云：“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龟贝。”①据考古发掘，还有刀币、铲形币。总之，形制不一，不利于商品流通。故秦始皇废除各国不同形制的货币，统一于圆形的铜钱。二是统一货币的二本位制和取消以实物“布”及银等为货币的本位。《汉书·食货志》云：“秦兼天下，币为二等”，即黄金与铜钱，从而确立了黄金与铜钱的二本位制，取消了秦国时以“布”为货币的制度，明确规定这些只能作为“器饰宝藏，不为币”②，从而完全确立了金属货币制度。三是统一重量：“黄金以溢为名，为上币；铜钱曰半两，重如其文。”③每一溢黄金，重二十两。但黄金与铜钱的兑换率不明。
① 《史记·平准书》。
② 《史记·平准书》。
③ 《史记·平准书》。
汉承秦制，在货币方面也基本如此。汉代也以黄金与铜钱为主币。但改黄金的计量单位为斤，不再称镒。凡云“一金”，即黄金一斤，故《史记·平准书》云：汉以“黄金为一斤”。至于铜钱，汉初，以“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④，名曰榆荚钱，重三铢，较秦半两钱重十二铢者，四钱当秦一钱而已⑤。黄金与铜钱的兑换率，为每斤黄金当钱一万。汉武帝曾铸黄金为麟趾马蹄形金，故颜师古说：“今人（指唐人）往往平地中得马蹄金，金甚精好，而刊制巧妙。”直到今日，仍有地中得马蹄金者，由此可见武帝时已正式铸造了金币。又由于每个金币的重量一定，都为一斤，故每一斤黄金，又称为“一金”，百斤黄金则称“百金”，千斤黄金则称“千金”，余以类推。是以西汉史籍中屡见“百金”、“千金”等词，既省“斤”字，又去“黄”字，其实皆黄金，往往用于赏赐、交易、罚款，也用于计算财产和贮藏，表明汉代的黄金确已具备了作为货币的流通手段、贮藏手段与支付手段等职能。奇怪的是，在西汉时普遍使用的黄金货币，到东汉时已极少见，而且日益退出了货币领域，变成了稀罕之物。
汉代变化较多的，是铜钱问题。如前所云，汉初以秦半两钱难用，改铸每钱重三铢的榆荚钱。由于钱太轻，加上“不轨逐利之民”的囤积居奇活动使物价上涨，“米至石万钱”①。于是，高后二年（公元前186 年），“行八铢钱”②（按《汉书·高后纪》注，应劭认为“八铢钱”，本秦半两钱，但《古今注》谓秦半两钱重十二铢，与此矛盾）。但到了六年（公元前182 年）六月，又“行五分钱”，应劭认为是恢复汉初榆荚钱③。到“孝文五年（公元前175 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④。《史记·平准书》载此事作：“孝文时，荚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据此，益知高后六年所“行五分钱”，确为“榆荚钱”。到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 年），“行三铢钱”。⑤建元五年（公元前136 年），“罢三铢钱，行半两钱。”⑥又《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作建元五年，“行三分钱”。元狩四年（公元前125 年），又“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⑦。次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⑧自此以后，无改易五铢钱者。观上述铸钱的轻重，变化不已，最后才定于五铢。直到平帝元始中，先后共铸造五铢钱共二百八十亿万余。①下及东汉，仍如旧铸五铢钱行于世。至东汉末期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 年），“铸四出文钱”②，而其重“犹五铢两”，只是在形制上作“四道，连于边轮”而已③。“四出文钱”之名即由此而来。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 年）六月，“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④五铢钱之通制才被破坏。
④ 《史记·平准书》。
⑤ 详见《古今注》。
① 《汉书·食货志》。
② 《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③ 《汉书·高后纪》。
④ 《汉书·食货志》。
⑤ 《汉书·武帝纪》。
⑥ 《汉书·武帝纪》。
⑦ 《史记·平准书》。
⑧ 《汉书·武帝纪》。
① 《汉书·食货志》。
② 《后汉书·灵帝纪》。
③ 《后汉书补注》引《献帝春秋》。
汉代货币制度变化最大而且种类繁多的时期，莫过于西汉武帝时期与汉末王莽时期。以武帝时期而言，不仅如上述在铜钱重量方面变化不已，而且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 年）实行了一次币制大改革，增加了以银、锡造的“白币”和以皮革造的皮币两大类货币，并提高其与铜币的兑换率，其目的既在解决财政困难，也在于经济上打击大量贮藏缗钱的富商大贾以及诸侯王的势力。《汉书·武帝纪》云：“（元狩）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河西、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又造银、锡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元，其文龟，直三百。”这一变革实行后，盗铸者不可胜数；商贾也“以币之变，多 积货逐利”；更有大农颜异，代表王侯宗室的利益，认为“今王侯朝贺以苍璧，值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因而引起武帝不悦，张汤便利用此事以腹诽之罪处颜异死刑。民间仍反对新币，致“白金稍贱，民弗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终寝不行”①。由此可见，尽管元狩五年（公元前118 年），（慎阳侯嗣）侯买之“坐铸白金弃市，②，官府严格推行白金、皮币之新币制，仍然不能奏效。
在武帝实行新币制的过程中，“郡国铸钱，民多奸铸，钱多轻”，于是，“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仄，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所谓“赤仄”，即“子绀钱”，系“以赤铜为其郭也，令钱郭见有赤者”③。由此可见，所谓“赤仄”，即以赤铜加于黄铜之上，以别于民间伪铸官钱。然而，不久“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最后，只得以取消各郡国的铸钱权而全统之于“上林三官”的办法以防盗铸④。
另一次币制的大变革在王莽统治时期。西汉之末，王莽改制，其中也包括对钱币制度的改变。其主要作法是：“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钱其文，曰‘一刀直五千’，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王莽正式建立新朝后，又一次改变币制，一方面“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另一方面又大造新币。分为“金货”、“银货”、“钱货”、“龟宝”、“贝货”、“布货”六个种类，每类又有不同名目，一共达二十八品，总称为“宝货”。以金货而言，规定：“黄金一斤，直钱万。”以“银货”来说，又分二品：“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二品。”
④ 《后汉书·献帝纪》。
① 均见《汉书·食货志》。
② 《汉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
③ 《汉书·食货志》及注引应劭、如淳语。
④ 《汉书·食货志》。
以龟宝而言，“元龟岠冉长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为大贝十朋。公龟九寸，直五百，为壮贝十朋。侯龟七寸以上，直三百，为幺贝十朋。子龟五寸以上，直百，为小贝十朋。是为龟宝四品。”以“贝货”而言，“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五十。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为贝货五品。”至于“布货”，又分“大分、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长寸五分，重十五铢，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长一分，相重一铢，文各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长二寸四分，重一两，而直千钱矣。是为布货十品。”①如此繁杂的币制，又加上复古倾向，彼此之间兑换率不均等，必然是行不通的。故“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为市买”，最后不得不“但行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而已，“龟贝布属且寝”②。
以布帛充货币如前所述，秦汉的货币不论是上币黄金还是下币铜钱，都是金属货币。
但是，并不绝对排斥布帛谷物为货币者。如孝文帝时，贾山为《至言》以言治乱之道，其中讲到文帝曾“出帛十万余匹以振贫民”①，此官府以帛充赏赐，则帛也起着货币的作用。又武帝“北至朔方，东到泰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②。这显然也是以帛充赏赐，其作用与钱、金相同。又董偃为馆陶公主散财以交士，“并令中府曰：‘董君所发，一日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匹，乃白之’。”③这里的“帛”，同钱、金并列，同起货币的作用。由此可见，布帛等实物并未绝对排除于货币之外。因此之故，元帝时贡禹主张“除其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几布帛及谷”④，贡禹的主张虽未被采纳，但如果 布帛及谷物已根本无货币的职能，他的建议未免过于荒唐。到了东汉，情况就有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实物的货币化倾向又有明显增加。如东汉光武帝初年，因“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⑤，冯衍于建武末年上疏，道及其“家无布帛之积”⑥，显然布帛有贮藏手段的货币职能。郑均曾“为佣，岁余，得钱帛，归以与兄”⑦，这是帛有支付手段的职能。还有夏馥其人，“自剪须变形入林虏山中，..为治家佣”后，其弟夏静“乘马车，载缣帛追之于涅阳市中”⑧。更有献帝时，诏“卖厩马百余匹，御府大农业杂缯二万匹，与所卖厩马直，赐公卿以下及贫民不能自存者。”⑨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布帛的货币作用。正因为如此，章帝时，张林主张封钱不用，“一取布帛为租”①；而且国家税收中，以实物缴纳的部分日益增多。
① 《汉书·食货志》。
② 《汉书·食货志》。
① 《汉书·贾山传》。
② 详见《史记·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
③ 《汉书·东方朔传》。
④ 《汉书·贡禹传》。
⑤ 《后汉书·光武帝纪》。
⑥ 《后汉书·冯衍传》。
⑦ 《后汉书·郑均传》。
⑧ 《后汉书·党锢·夏馥传》。
货币铸造权
关于汉代货币的铸造权问题，前后也有颇大的变化。如前所云：从秦简得知，秦的钱币是禁止私铸的，故有惩办盗铸者之律。及乎汉初，从《史记·平准书》所云：“汉兴，..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的话来看，表明汉初即已允许民间私铸币。又《汉书·吴王濞传》谓“孝惠、高后时”，吴国因有豫章铜山，刘濞则招致天下亡命“益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可见刘濞之铸钱煮海，早在惠帝高后时便已开始了。到了孝文帝五年（公元前175 年），“除钱律，民得铸钱”②，《汉书·文帝纪》也有同样记载，可见文帝之时，不仅纵民冶铁、煮盐，而且进一步明确规定允许民间私铸钱币。正如《盐铁论·错币》所云：“文帝之时，纵民铸钱、冶铁、煮盐。”然而，钱币一旦允许私铸，一定会出现规格不
一、质量不纯和重量不足等问题，从而会使钱币贬值，出现物重钱轻、价格上涨等现象。因此，文帝时的贾谊，就坚决反对允许民间私铸钱币，认为由民间私铸钱有“博祸”，由官府铸钱可致七福③。因此，到武帝时期就开始由国家控制钱币的铸造权，各郡国铜官亦可铸钱，但仍然不免于盗铸与伪滥，最后，只得将铸币权全部收归中央，以上林三官主之。终西汉之世，未曾变更。东汉时期，史书虽缺乏关于钱币铸造权的记载，《续后汉书·百官志》也仅言大司农掌钱谷，而不言铸钱的官署。证以出土古物，知东汉铸钱由太仆卿属官考工会主管。《簠斋金■》所收建武时期的五铢钱范，其背刻文云：“建武十七年（公元41 年），三月丙申，太仆监椽苍，考工令通，丞或，令史凤，工周仪造。”又《隶续》卷十一《耿勋碑文》云：“又开故道铜官，铸作钱器，兴利无极。”东汉的钱范出土虽不多，但可以确信东汉的铸币权是由官府控制的，不同于盐、铁之允许民间煮铸①。
⑨ 《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献帝纪》。
① 《后汉书·朱晖传》。
② 《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③ 详见《汉书·食货志》。
① 参阅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130 页。
第二篇：秦汉时期的监察制度
秦汉时期的监察制度
摘要：秦汉时期形成和确立的监察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史上尤可称述的创举，对后世政治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学习秦汉时期的监察体系使我们更好的了解我国古代的政治制度，而且对当今的施政治国有着十分重要的史学借鉴意义。
关键词：秦汉
检查制度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是封建王朝的为监察政府官员，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设立的制度。其主要职责是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的统一，参与并监督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官员的施政行为，并具有弹劾的权力。监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调整封建国家的制衡器。
监察制度随着封建制度的产生而萌芽，伴随着封建君主的专制不断强化而发展、完备，按其发生发展的历史，可分为六个阶段：第一，萌芽阶段——先秦时期；第二，形成阶段——秦汉时期；第三，发展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第四，成熟阶段——隋唐时期；第五阶段——强化阶段——宋元时期；第六严密阶段——明清时期。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历史悠久，沿革清晰，制度完备，反映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和特有的国情，并积累运用监察澄清吏治，巩固封建统治的丰富经验。秦汉时期是监察制度演变过程中的形成阶段，研究这一时期的监察制度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一、秦汉监察系统的内部构成、完备及嬗变 秦王嬴政完成统一大业后，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一和加强中央专制主义的措施，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体制，作为政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监察制度也在这一时期形成并确立起来。秦汉时期的监察制度，在中央设立了三公九卿制的中央官僚机构，在地方设置了郡守、郡尉等官制；按其行使的职能范围，可分为三大系统：一是监督皇帝的谏官言谏制，二是察举弹劾百官的中央御史制，三是监察地方官员的州部刺史制。它们都不受行政系统的干涉，独行其职权，只对皇帝负责，发挥着名副其实的监察作用，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政治。
中央
（一）皇帝的监察与被监察
在整个封建社会中，作为天子的皇帝握有监察的最高监察权，皇帝拥有对百官的督察和任免职权，而且通过巡视和亲自督察等方式对地方进行管理。秦始皇时期，地方设置了监郡御史和差遣御史监察百姓，但他仍不放心，因此他还亲自巡行全国各地，检查地方吏治和民情。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出游会稽时所立的颂秦德的石刻中说：“监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所谓“善否陈前”，意即秦始皇对好坏都注意了解；“靡有隐情”，指无论有什么冤屈、贪污等不法行为都瞒不过秦始皇。始皇“临察四方”时，注意了解和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可见，秦始皇多次大规模的亲巡郡县，主要不是为了游乐，而是所谓的“威服海内”的政治是为和监督地方的监察活动。皇权不是无限膨胀的，他要接受天命和谏官的制约。所谓“天命”是指传统的“君权神授”论，皇帝是天的儿子，故称“天子”，临民以治天下。但“天命不常，唯德是辅”，只要天子暴虐，民怨沸腾，上天就要“垂象以示儆”，发生天灾人祸，天下大乱，王朝崩毁。每逢特大灾异，谏官纷纷规劝，无不抬出天命吓唬皇帝。而皇帝为了“敬畏天命”，就减膳撤乐，祭天祭祖，下诏罪己，做一些改善国政的措施。汉制，每逢大的自热灾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就要引咎辞职。
秦汉时期的谏官有谏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议郎和博士官，都是一批监督皇帝的特殊检察官。“凡大夫、议郎，皆掌顾问应对，无常事，唯诏令所使。”2议论、应对，就是讽 1《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后汉书 百官志》 谏。臣下不能直接弹劾皇帝，只能取谏诤的方式批评和监督皇帝。讽谏其实就是委婉的弹劾。《汉官仪》：“博士，秦官也。博者，通博古今，士者，辩于然否。”正因为博士精通天文地理，通达古今，皇帝有疑难事常请教于这些人。当承诏问对时，博士借天命，搬古今，纵横议论，直指为政之得失，直言然否。大夫、博士为中朝官，亲近天子，时刻盯着皇帝的言行，不失为一批竭忠尽愚的监察官。他们不受丞相、九卿的羁縻。
由于秦始皇统治时期，对社会舆论监督采取暴力政策，“有敢偶语诗书弃市”。对士阶层的议论，视为“妖言”，“诽谤”，言谏监督也遭到践踏，“群臣谏以为诽谤”。汉承秦制，民主监督权力有所回升，但谏官仍不敢冒犯龙颜。因此，秦汉两代的谏官的谏言奉劝制度，没有得到应有的发育。
（二）丞相府
三公之丞相掌行政，然而丞相是百官之首，“掌丞天子，助理万机”，自然也就有监察百官的之职能。如汉武帝时田蚡为丞相，就奏请案验在颍川“横行不法”的灌夫。文帝时申屠嘉为丞相，可以对怠慢无理的文帝宠臣邓通纠劾惩罚，也可以奏请对内史晁错加以诛除。都说明丞相对百官的监察之权，而丞相主管的对郡国的上计更是对地方官吏行使的监察之权。
丞相的属吏丞相长史可以奉命出刺地方，对地方行政进行干预，主管监察检举。丞相府最重要的属吏丞相司直。武帝时期为尚书加官，并加重尚书的职权，尚书职权既重，参与议政，又分曹理事，显然成为了武帝近侧的专门参政、办事机构，直接造成了分割宰相和御史之权。由于丞相和御史中丞的职权被分，有必要加强监察系统的力量。原因是：其一，相权虽然有所削弱，但丞相仍是负责处理全国政务的最高行政掌管，为了确保丞相的实证，提高行政工作效率，有必要在丞相府设立监察官，以监督百官对法令的贯彻执行；其二，尚书居中分事，并主御史刺史事，“中丞的职权既分，则内而侍御史、外而部刺史，其职皆弛而不振”2。御史、刺史不能充分发挥其监察效能，于是汉武帝于御史府外，又置丞相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3。这样，汉朝出现了与内朝御史中丞相对峙的友谊监察系统。
丞相司直在丞相府诸属官中位置最高，专司监察，不仅监察京师公卿百官，而且“助督录诸州”4，拥有对地方官员的责督之权。西汉时孙宝为丞相司直，知悉南阳太守“怀奸罔上，狡猾不道”，就“遣丞相使按验发其奸”5。丞相位尊权大，因而与君权的冲突就成必然的。忠贞不二的西汉第一任丞相萧何尚且与刘邦多次龃龉，其他丞相就更是可想而知了。专制皇帝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就千方百计对丞相权力加以限制和削弱。汉武帝在丞相府外另设完全听命于自己的中朝，让其分割丞相的决策权，是相劝衰落的重要标志。成帝时，正式设三公官，将丞相之职一分为三。哀帝时改丞相为大司徒。东汉光武帝时，尚书台正式变成最高的权力机构，丞相变成徒有虚名，有职无权的闲散官员。
秦到东汉400多年间丞相制度的变化透出皇权不断强化的信息，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在发展过程中所展现的规律。
（三）御史府
秦汉时期的御史府为中央监察机关的办事总署。汉代御史府居殿中兰台，故后世又称御史府为“御史台”。秦汉时期的御史府长官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6绶，掌副丞相。”又“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职相参，总领百官，上下相监临” 1《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
张如愚：《山堂考索续集 台谏》 3 《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 4 同上 5 《汉书》卷77《孙宝传》 6 《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 1。御史大夫由皇帝的亲信御史发展而来，正因为如此，它虽居副丞相，但与皇帝关系比较密切。他既可以纠察百官，也可以司察丞相非法，弹劾丞相。御史大夫为三公之一，御史府和丞相府并列为汉朝政治的两大府，二府互相牵制。
御史中丞是御史大夫的主要属官，地位特殊，被成为“贰大夫”和“亚长”。实际上是御史大夫的第一助手，御史府的首领，其他官吏皆归中丞管理。他“掌兰台秘书；外督捕刺史，内领侍御史，收公卿奏章，纠察百僚，休有光烈。”其具体职责是：掌管图籍秘书，即国家档案、图书；外督部刺史，充当各地视察、检举不法的使者。秦和西汉前期对监御史、武帝后对部刺史的活动进行监督；内领侍御史，给事殿中，办理宫中之事，举劾按章，对朝廷内外的百官行检察之权，有时甚至承诏治狱。
西汉成帝以后，随着御史大夫职掌的变化，御史中丞的地位和作用亦随之变化。东汉光武帝、时，御史中丞成为御史台的主官，隶属少府，逐渐代替御史大夫成为独立检察官。其后御史中丞更加显赫。光武帝时特诏其与尚书令、司隶校尉3人在朝会时专府独坐，故京师号位“三独坐”，其地位仅次于尚书令。东汉时，御史大夫改为司空，专管水土营造之类的工程建设，检察大权转移到大司空的属官御史丞手中，并且建立了御史台，从而使中央有了专门的监察机构，有利于监察工作更好的开展。
此外御史府还有侍御史，侍御史既是专称，又是泛称，据《历代职官表 都察院》记载，西汉的侍御史职务名称有治书侍御史、符玺侍御史、绣衣直指御史、督运漕御史等。
治书侍御史，始置汉宣帝。“案汉宣帝幸宣室，斋居而决事，令侍御史二人治书侍侧，后因别置，谓之治书侍御史，盖其始也。”汉成帝废去御史大夫官职后，御史中丞出任御史府长官，自此治书侍御史开始部分地顶替御史中丞的工作，相当于御史府的副掌官。
符玺侍御史，是掌管皇帝玉玺的侍御史。汉朝设符玺侍御史两人，其地位仅次于治书侍御史。
督运漕运史，当侍御史奉命赴地方督运漕粮、或监察赋税时，成为督运漕运史。《通典 职官六》注引《汉官仪》：“侍御史出督州郡盗贼，运漕军粮，言督军粮侍御史。”
绣衣直指，亦称绣衣御史、绣衣使者等。班固说：“侍御史有绣衣直指，出讨奸猾，治大狱，武帝所置，不常置。”师古说：“衣以绣者，尊宠之也。”3汉武帝末年设立绣衣御史，名为“出讨奸猾，治大狱”，实际上其职能是专事镇压农民起义。这与当时阶级矛盾的激化，农民起义不断发生有关。最初，武帝曾派御史中丞、部刺史等监察官前去应急镇压起义，但无济于事。于是武帝重新部署，赋予御史衣以皇权代表者的身份，给予特别督察权，名之为绣衣直指，令其限期扑灭革命烈火。
（四）司隶校尉
汉武帝在设置刺史的同时，为了强化京师长安及其近郊的治安，于征和4年（前89年）初次设置司隶校尉官。其直接动机是因“巫蛊”一案临时设置的督补“巫蛊”的官吏。所谓“巫蛊”，指巫师用巫术咒语及用桐木偶人埋于地下以害人。汉武帝末年，“巫蛊”被用于引发朝廷内部封建统治集团之间斗争的导火线。征和年间，因“巫蛊”别牵连致死的有卫皇后、卫太子、刘据、阳石公主，及无辜战死者数万人。武帝痛心疾首，为彻底清除巫蛊之害而设立此官：
“司隶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节，从中都官徒千二百人，补巫蛊，督大奸猾。后罢其兵。察三辅、三河、弘农。元帝初元四年去节。成帝元延四年省。绥和二年，哀帝复置，但为司隶，冠进贤冠，属大司空，比司直。”注引师古说：“以掌徒隶而巡察，故云12 《汉书》
《朱博传》
《初学记》卷12《职官下》 3 《汉书 百官公卿表》上 司隶。”
司隶校尉秩比二千石，可持符节，代表皇帝率领在中央官府服役的徒隶1200人，从事掘蛊捕巫师并监督京师大奸猾。之后，武帝虽收回司隶校尉兵权，但仍让其监察三辅（京兆、右扶风、左冯翊）、三河（河南、河内、河东）、弘农7郡。成帝以后，司隶校尉的职权不断扩大：“职在典京师，外部诸郡，无所不纠。”2实际上，即使三公也在司隶校尉的纠察范围之内。
司隶校尉的属官计有都官从事，主管察举百官犯法者；功曹从事，主管州选举及众事；别驾从事，校尉行部则奉引，录众事；簿曹从事，主管财谷簿书；兵曹从事，主管兵事；部郡国从事，每郡国各一人，主管督促文书，察举非法。
地方
秦时每郡设一监御史。西汉初年，郡国并行，朝廷直辖地仅关中和巴蜀15郡，山东诸郡皆为诸侯王封国，加之吏治清明，对官员的监察还未排上议事日程。因而未设监郡御史，惠帝时，三辅治安状况恶化，于是开始派遣御史监察三辅，后正式设立监郡御史。武帝时，监郡御史起不到监察作用，于是在元封元年宣布废止。元封五年（前96年）另置部刺史代替监郡御史，监郡御史的设置时秦皇朝加强中央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主要作用是监察和牵制郡守，防止其权利过分膨胀。
郡守是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同时有监理监察职能。“太守专郡，信理庶绩，劝农赈灾，诀讼断辟，兴利除害，检察郡奸，举善黜恶，诛除残暴。”3其中“监察郡奸”显然属于监察职能，而作为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事务千头万绪，不能事事过问，西汉中期以后就把监察事务交由属吏督邮进行。
“郡监县有五部部有督邮掾，以察诛县也。”督邮作为太守的耳目，专司监察，其职能是“分善恶于外”即专察县令长的善恶和政绩的好坏，然后禀报太守，以便奖惩。县令长是县一级政府的主要行政长官，同时也兼司监察职责，县令长对属下各类官吏都有督察之权，随时考察他们的能力、品格以决定他们的升陟罢黜。在县令长的属吏中，廷掾一职除主持祠祀外，主要任务是监察乡、亭的官员，廷掾经常下乡，在所部内巡行，接触百姓，对所部官员明察暗访。汉代对中央和边郡驻军也派御史监督，称“监军御史”。
刺史的设置，由于监郡御史和丞相是并出共行监察之权，产生了不少问题，一方面职事重叠，各自为政，往往产生矛盾，不易协调；一方面又因无固定监察区，往往造成疏漏，对郡县的管理难以奏效。汉武帝即位后，为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首先增加派遣官员对地方巡行，发现郡国存在许多问题而得不到监郡御史的举报，表面监郡御史已经形同虚设了。汉武帝一气之下，与元封元年（前110年）废去监郡御史。为了更好地加强对郡国守相的监察，下令在全国设置十三部州，除在司隶部设司隶校尉外，另设刺史一人，通称十三部刺史。“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4驻地专司监察地方。“武帝元封五年处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秩六百石，员十三人。”“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5六条是皇帝亲自制定的，它详细规定了刺史监察的职权范围。其中只有一条是“督察强宗豪右”。通过这六条，一则明确了刺史的职责，二则对刺史的活动范围进行了实际上的限制，谨防其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扰乱地方行政。
刺史秩六百石，秩级相当卑微，而官位又低于郡守，但他们在行使监察权时，却代表中央，可以毫无顾忌地举劾二千石的郡国守相，其权利是相当大的，再加上赏赐丰厚，使大部分刺史忠于职守，戮力为朝廷服务，因而收到很好的效果。王明盛指出“刺史，其权甚中而 121 同上
蔡质《汉仪》 3 《汉官解诂》 4 《汉书 武帝纪》 5 《汉书 百官公卿表》 秩甚卑”，顾炎武指出“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又因刺史作为中央排出的监察官，不仅设置固定制所，便于就地监察和吏民检举告发，儿且定期巡行所部郡国，便于实地考察郡国守相治绩，广泛接触吏民百姓，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对二千石的监察。
随着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不断变化，刺史被赋予六条以外的许多权利，日积月累，刺史手中权力越来越多，由设置之初单纯的监察长官发展演变为总揽一方军政财文的一级行政长官了，灵帝中平五年，东汉朝廷根据久已变化了的实际情况，接受刘焉的建议，改刺史为州牧，一批位尊秩高的朝廷重臣出任州牧。至此，从内容到形式完成了刺史一职的由监察官到行政长官的转化。然而一天天强大的州牧为扩大手中的武力，相互攻讦，征城掠地，成为割据一方的诸侯，进而觊觎朝廷中央的权力，东汉皇朝名存实亡。
刺史由单纯的监察官变成地方行政长官，最后发展成为拥兵自守的割据军阀，其间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发展变化过程。促使这一变化的除了复杂的政治、经济原因外，刺史的逐步越权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顾炎武说：“自刺史之职下侵，而守令殆不可为，天下事，犹治丝而棼之矣。”
二、秦汉制度的作用、特点及评价
秦汉时期的监察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皇朝的各种法令、法规的执行，防止了各级官吏由于擅权谋私所造成的非法状态加剧与广大人民的矛盾，较好的维护了皇朝和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同时有助于协调封建官僚机构的内部关系，保证了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有序的运转；有利于巩固以皇帝为首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保证了权利分散和地方割据膨胀。总之监察机构和监察官员的设置，是封建国建官僚机器内部的重要制衡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对澄清吏治、维护统一、保证社会安定起了积极作用。
秦汉时期有比较完备的中央监察机关，又颇为得力的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网络系统，而且在中央建立两府的互相制约的机制，从而形成比较严密的监察体系。
各级监察官有明确的分工和职权范围，御史府里，御史大夫为最高长官，御史中丞为总管，其下有在殿中供职的侍御史及在府中分曹办事的御史员，以及负责具体事务的御史掾属。这样一来，御史府和丞相府并列为汉朝中央的两大府，丞相和御史大夫之间相互制约，达到平衡。地方则有刺史负责监察郡国，司隶校尉负责监察京师及近郊7郡，绣衣御史为临时派遣的监察特使，主要用以镇压农民起义，而司隶校尉又和绣衣御史形成制约。郡守及其属员督邮用以监县。各级监察官员分级层次分明，分工细致，职权明确。
监察和行政权的分离，有利于监察职能的充分发挥。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府有权监察包括丞相在内的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丞相府的各部政务要接受御史府的监察，在地方上，有州部刺史监察郡国。
这种体制有利于监察机关及其官员放开手脚，大胆开展工作，不足之处在于地方郡监县有督邮负责监察属县，但郡守仍自监监察权，加之东汉以后，州刺史逐渐转变为地方行政长官，这些情况都大大影响了监察职能的实现。
监察方式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地方监察中，既有经常性的监察，有定期性的巡察，也有突击性的督察。如刺史每年8月“巡行所部郡国”，郡守“常以春行所主县”，“秋冬遣无害使”审察案情，至于临时突击督察，大多发生于突发的案情或农民起义的发生。如武帝时派绣衣御史去镇压农民起义，派遣司隶校尉“补巫蛊，督大奸猾。”说明当时的监察水平已达到较高水平。
秦汉时期的监察制度尽管完备优秀，但真正发挥监察百官的职能却是短暂有限的，归根到底受封建制度自身的弊端和阶级局限所制约，当专制皇权衰弱，官僚政治腐败，阶级矛盾激化时，监察制度所具有的职能很快化为乌有。
监察机构从理论上可以监察百官，享有神圣而广泛的权力，实际上其权限被大大削弱了，不仅皇帝的权力和活动绝对不能监察，就是对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的胡作非为也往往显得无能，惟其如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监察机构无法阻止一个个封建王朝的灭亡。这说明监察机构虽然对整个官僚机构有着不可忽视的制衡作用，但决定这种职能能否发挥的却是社会的大环境。
秦汉时期的监察制度尽管形成了较为独立的体系，但对行政权力而言，其独立是相对的。这不仅是因为他所听命的皇帝是一个集行政、司法、军事和财政于一身的最高主宰，而且还因为在郡、县等地方的权力机构中，监察权和行政权仍紧密的纠结在一起。
封建社会吏治的好坏，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形成的社会大环境的作用是第一位的，其次取决于皇帝为首的主要当国者的理想、品格、素养及其政策。监察机构的存在和活动只能是第三位的原因。如东汉后期，以司隶校尉李膺为代表的一批耿直派官僚，其中不乏监察官员，他们利用自己在舆论上的优势，通过“清议”狂烈抨击宦官统治的黑暗，同时运用自己的权力对作恶多端的宦官及其党羽加以诛除，结果得到的是宦官挟持皇帝实施的疯狂报复。纵观秦汉时期的监察制度，总体上是成功的，它促进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和巩固，对秦汉时期的政治产生了多方面的的深远影响，并为以后历代政治家所承袭和发展，它作为我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它所体现的权力制衡思想就是对于今天的政治建设也有可取之处，值得借鉴和发扬。
第三篇：秦汉时期的天下之中论文
战国时期曾经有“陶为天下之中”的说法，据说著名巨商范蠡就是利用这一交通优势，在今山东定陶地方致富的。然而，秦汉以来更为明确的“天下之中”，则是指河洛地区。河洛地区以经济、文化方面的优胜地位，后来又成为行政的中心。
战国时期，河洛地区“为天下之大凑”（《逸周书·作雒》）、“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史记·货殖列传》）的特殊的地理形势，使得列国兵战往往在这里展开。秦人东进，首先倾力于河洛战事。《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309年，秦武王曾经对秦名将甘茂说：“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后来不久就派甘茂拔宜阳。公元前293年，秦昭襄王命白起为将，在伊阙会战中大破韩魏联军。三年之后，“东周君来朝。”同年，秦昭襄王亲临宜阳。公元前256年，秦军攻西周。次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秦人占有西周属地对于攻略东方的意义，可以由第二年“天下来宾”得到体现。秦庄襄王即位初，就命令相国吕不韦诛东周君，“尽入其国”，并“初置三川郡”，实现了对河洛地区的全面控制。
秦王政十三年（公元前234年），嬴政在统一战争中亲临河洛地区，表明未来的大一统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对于这一地区特殊的文化地位的重视。秦始皇平生8次出巡，大约其中6次都行历河洛地区。《史记·留侯世家》记述刘邦与张良在洛阳南宫讨论行封功臣事，说到“上在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洛阳南宫有“复道”建筑，显然不可能是仓促营造，应是秦时故宫。由“南宫”之定名，可推知洛阳秦宫还不止一处。看来，秦王朝曾经把洛阳看作统治东方的政治重心所在。秦始皇特别信用的重臣李斯，其长男李由被任命为三川郡（郡治在今洛阳）行政长官，而为赵高所忌妒，也有助于说明这一历史事实。
刘邦后来出关击项羽，在洛阳为义帝发丧，又发使者约诸侯共击楚等史实，也可以体现洛阳的战略地位。刘邦初定天下，娄敬建议定都关中。他强调关中地理形势的优越，但也肯定了河洛地区的地位。《史记·三王世家》和《滑稽列传》褚先生补述，说到汉武帝所幸王夫人为其子刘闳请封洛阳，汉武帝则以洛阳“天下冲阸”、“天下咽喉”的重要地位予以拒绝。可见，汉代统治者对河洛地区“在于土中”（《史记·货殖列传》）的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形势也非常重视。
《史记·货殖列传》说：“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俨然是联系地域相当宽远的经济中心。当地取得特殊成功的富商如白圭、师史等，其行为风格其实也表现出河洛地区的区域文化特征。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能致七千万”。汉武帝时代的理财名臣桑弘羊也是洛阳商人之子。《汉书·地理志下》在分析河洛地区的区域文化特征时指出，“周地”风习，有“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憙为商贾，不好仕宦”的特点。班固说，这是“周人之失”。然而，如果承认商业对于增益经济活力的积极作用，则“周人”对于经济流通的贡献，其实是值得肯定的。《汉书·食货志下》又记载，王莽“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五都”，即洛阳、邯郸、临菑、宛、成都，而“洛阳居中”，也说明随着关东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洛阳的地位愈益重要。
到了东汉时期，洛阳及其附近地区在全国经济格局中居于领导地位，商业活动尤其繁荣，以致“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游食者众”（《后汉书·王符传》），“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后汉书·仲长统传》），洛阳成为全国“利之所聚”的最重要的商业大都市。当时，据说“其民异方杂居”，“商贾胡貊，天下四会”（《三国志·魏书·傅嘏传》注引《傅子》），事实上洛阳已经成为东方世界的经济中心。
《荀子·大略》说：“欲近四方，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这表明，在所谓天下之中的“中央”之地施行统治被传统社会的统治者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制度。西汉定都长安，有依托关中“沃野千里”、“天府之国”的经济条件的动机，也有“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的战略地理方面的考虑《史记·留侯世家》。至于汉武帝时代，政治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一统”的政体已经巩固，于是有封周子南君以期继承周祀的举措。汉武帝封周后诏中，有“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观于周室，邈而无祀”的感叹（《汉书·武帝纪》），透露出对以往居于“天下之中”的“周室”的深心敬仰。由于当时东方的经济也得到突出发展，于是，接受“王者必居天下之中”思想的人们在进行新的政治设计时，视线频频集中到河洛地区。王莽夺权之后，在进行“分州定域”的新的政治地理规划时，提出了“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都”的设想，随后确定了将迁都于洛阳，“即土之中雒阳之都”（《汉书·王莽传中》）的时间表。不过，由于新莽政权的迅速崩溃，这一计划没有能够实现。东汉建国，定都洛阳。全国的政治重心正式东移。
东汉时，国立学校太学的发展进入空前的繁荣期。汉光武帝刘秀爱好经术，于是“四方学士”“云会京师”。汉明帝曾亲自到太学讲经，“观听者盖亿万计”（《后汉书·儒林列传上》）。朝廷要求贵族子弟入学受业，甚至匈奴王子也远道前来就读。一时“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后汉书·翟鬴传》）。据说汉顺帝时，进一步扩建太学校舍，于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推算洛阳当时人口大约19.3万多人，而太学至三万余生，数量是十分惊人的。
出身洛阳的名士，西汉时期有杰出的青年政论家、文学家贾谊。汉武帝时代，有一位著作等身的“小说家”虞初在文学史上也享有盛名。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小说家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其中“《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属于虞初名下的作品竟然超过小说类论著总数的68.33％。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于是说：“本志篇帙，莫此为众。”后来的小说家尊奉虞初为始祖。借名“虞初”的晚世小说如所谓《虞初志》、《虞初新志》、《续虞初志》、《虞初续志》、《广虞初新志》等，也都可以看作对汉代河洛文化代表人物之一虞初的一种纪念。《后汉书·王充传》说，王充“到京师，受业太学”，“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洛阳书肆”中所卖书籍有“众流百家之言”，人们可以方便地阅读，可见洛阳当时有相当优越的文化环境。除了数量众多的太学生而外，洛阳市民似乎普遍地有慕好文化的风气。《后汉书·蔡邕传》记载，蔡邕书丹于碑，正定《五经》文字，来观看和摹写的人，每天有一千多辆车，以致堵塞了道路。“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的情景，可以看作是“洛阳纸贵”之前另一能够体现洛阳人文化素养与价值取向的著名史例。
第四篇：高三历史秦汉时期的文化教学设计.doc
中国古代史第二章第七节《秦汉时期的文化》教学设计
河北省保定市第一中学 赵冰 071000
一、教材分析
1、地位及作用：本课是人教版普通高中教材《中国古代史》全一册的第二章第七节“秦汉时期的文化”。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国家的统一发展时期，在政治、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文化发展异常繁荣，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化发展过程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直到现在仍有很多文化现象与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有关，其重要地位可见一斑。文化问题也是容易引起学生兴趣，培养学生能力的好的历史材料。
2、教学目标： ①知识与能力： 知识目标：
a．掌握秦汉时期文化发展的具体表现，包括时间、人物、成就等历史事实
b．掌握秦汉时期文化发展的特点、原因、影响等历史结论
c．学习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分析问题的历史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能力目标：
a．通过列表总结文化发展，培养学生在阅读中抓住有效信息的能力 b．通过归纳、分析、比较相关历史史实，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c．通过秦汉文化的特点、发展原因、影响等问题的分析，提高学生史论结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②过程与方法
学习的过程就是学习方法的使用过程，教师的教学目标之一就是让学生参与学习过
程并掌握学习方法。
a．通过分层次认识问题的教学步骤的设计和学生的参与，使学生在学习中体会和
掌握学习历史的基本过程。
b．通过列表、利用多媒体设备展示文字材料、图片、讨论分析问题、形成文字或口头表达，使学生掌握分类、归纳、比较、分析等学习历史的基本方法。
③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a．通过秦汉科技的学习，增强学生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b．通过自主归纳、展示成果等环节的设置，培养学生积极探索和勇于展现的积极
用心
爱心
专心
态度。
c．通过学习历史人物的重大贡献和讨论环节培养学生为集体、社会贡献力量的价
值观和团队精神。
3、重点、难点
重点：秦汉文化发展的成就、特点、原因、影响。
难点：哲学与宗教
二、教学方法分析
本节课的教学主要采用指导自学法、讲授法、讨论法。通过指导自学，使学生以课本内容为依托，依靠一定的逻辑关系归纳、分析问题。通过对学生进行归纳问题、分析问题、讨论问题的方法的指导，提高其自主学习和阅读的能力、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的能力，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讲授法是传统而有效的方法，我将采用问题中心式讲解法，通过设置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启发学生深入理解内容，突破教学难点，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在回答问题中学生可以提高表达能力。我将采用“群体互补”式讨论，学生分组讨论秦汉文化特点、发展原因、影响，实现智力互补，培养学生的团结
协作精神。
教学中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依靠文字材料、相关图片等媒体，增强学生的直观感受，提高学生驾驭材料的能力，使其感受依据材料得出结论的历史学习方法。
三、学习方法分析
本节课力求突出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重点是通过教师对教学过程的设计、学生的自主活动，使学生更多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在自主学习中感受和学会历史的学习方法、思维方法，给他们发挥和展现才能的机会，培养独立思考、团结协作的精神。
四、教学过程
1、新课导入
列举学生熟知的一些文化内容。师：大家看过《西游记》、《天龙八部》、《无间道》吗，其中都包涵了佛教思想，有谁知道佛教是在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呢？学生回答：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的大发展时期，不仅有佛教传入，还有很多其他的文化成果。师：那么秦汉时期都有哪些文化成果，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有什么特点，获得巨大发展的原因又是什么，对古今中外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2、分层次学习本节内容
步骤一：列表归纳秦汉时期的科技文化成果
过程：
用心
爱心
专心
①由全班同学集体构思、讨论形成表格结构
②每位同学结合教材填写
学生设计出来的表可能不同，可以进行比较，让他们选出最合理的。
目标体现：
①通过表格的设计，培养学生多维度思维问题的能力，既要考虑到文化的分类，又要考虑到时间的划分（举设计会考登记表时的例子），类似于数学中的坐标轴。
②通过设计培养学生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
③通过填写表格，对秦汉时期文化发展的表现形成最初步的了解。
步骤二：讲解秦汉时期文化发展成就
过程及目标的体现：
①先进科学技术的讲解及要实现的目标： a．提出问题：先秦时期有哪些突出的科技成就呢？
学生可以较容易地说出答案。
目标：通过与先秦文化联系，培养“联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b．展示与某些科技成果相关的史书记载的原文，适当补充对某些科技成果的解释。
学生可能不容易看懂，适当做出解释。目标：培养学生阅读资料的能力。
c．提出问题：这一时期的文化与有什么突出的特点呢？
学生会从多个方面回答问题，对合理答案充分肯定，并突出科技的先进性和实用性。目标：突出科技的先进性及中华文化对全人类进步的贡献，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实现情感价值的目标培养，在回答问题中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培养学生依据材料把握重
点的能力。
d．提出问题：这一时期取得先进科技成果的原因是什么？
学生可以较容易地从经济发展角度回答，但不够系统，指导其从政治、文化、社会
风俗等各角度认识。
目标：使学生体会逐层深入分析问题的过程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
②在哲学与宗教的讲解中要实现的目标：
用心
爱心
专心 关于这一问题的总体思路：这一部分是本节的一个难点，在教学中，要通过对基本概念的解释和可操作性问题的设置，一步一步将较抽象的内容具体化，将表面现象和内
在本质练习起来。
a．结合教材解释董仲舒儒家思想的内容，包括“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含
义。
目标：使学生更深刻认识董仲舒将儒学的神化与政治化。
b．提出问题：董仲舒思想与孔子、孟子思想的比较有什么特点？吸收了什么新的思想？
学生根据教材内容和对上述两个名词的解释，会提出相关的答案，只要合理即可。目标：通过对董仲舒思想的内容的讲解、董仲舒思想与孔子、孟子思想的比较使学
生对董仲舒的思想内涵有更深刻的认识。
c．提出问题：董仲舒思想为什么被汉武帝接受，并且成为此后两千多年封建统治
思想？
学生根据以往的知识，会从政治方面去考虑。
目标：通过董仲舒思想在当时治国方面现实价值的分析，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使学生认识文化服务与政治、阶级的联系，从而最终突破难点。d．先秦和秦汉时都出现了唯物主义思想家，他们的观点有何异同？
学生回答可能会随意、缺乏条理，应指导他们从形成背景、内容、作用方面去考虑。
目标：提高学生联系问题的意识，比较问题的能力。e．请同学们谈一谈对道教、佛教的了解和认识。
学生可能会从寺庙、服装、电影、电视等方面抒发自己的意见。
目标：提高学生的兴趣和表达能力，活跃课堂气氛。f．提出问题：他们产生、发展和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有关系吗？ 学生能够根据教材内容将之与统治需要、阶级斗争相联系。
目标：通过佛教、道教的形成及发展过程的讲解，使学生从上层建筑反映和反作用于社会经济、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宗教。
③史学巨大成就的讲解及要实现的目标： a．解释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通史、断代史
用心
爱心
专心
目标：对史书体例有一个基本了解。b．司马迁的《史记》有什么重要的地位？ 学生可以结合教材相关段落归纳出来。
目标：培养学生在阅读中根据问题提取有效信息，并进行提炼总结的能力。
④文学的新成果的讲解及要实现的目标：
展示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及班固《两都赋》、乐府诗《陌上桑》的节选，或由学
生背诵一些段落。目标：体会其特点的差异。⑤雕塑与绘画的讲解及要实现的目标
展示相关图片。
目标：中国学生对文化的了解大都停留在文字上，增加图片可极大提高学生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感性认识，开阔眼界，提高兴趣。步骤三：分组讨论秦汉文化发展的特点、原因、影响
过程：
①集体讨论总结的方法并做出指导 a．特点的总结要做到史论结合。
b．原因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对外交往几个方面考虑。c．影响需要从历史与现在、中国与世界的时间和空间多维度去考虑。
②分组讨论并展示结果 a．写成文字，通过实物投影展示。
b．汇总形成合理的答案。
可能出现的情况及处理：学生会有很多想法，应允许学生有自己的创造和发挥，肯
定其合理部分。
目标体现：
①通过对分析问题方法的指导，提高学生自主思考和认识问题的能力。
②通过讨论的方式培养合作精神。③通过文字的展示，培养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
用心
爱心
专心
3、归纳总结，巩固练习
由学生回顾本节知识体系，对本节内容进行反思，形成完整系统。通过选择、材料、问答题进行反馈，并在练习中提高学生运用相关知识的能力和准确、精炼、有条理地表
达思想的能力。
五、板书设计
一、秦汉时期的文化成就
二、秦汉时期的文化发展的特点
1、统一与多样
2、中外交流
3、世界领先
4、气势恢宏
三、秦汉时期的文化发展的原因
1、经济条件
2、政治条件
3、文化条件
4、民族关系
5、对外关系
四、秦汉时期的文化发展的影响
1、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
2、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此设计力图体现板书的概括性、指导性]
用心
爱心
专心
第五篇：论秦汉时期法疏亦密观点[范文]
论秦汉时期“法密亦疏”的观点及其启示
2012级历史学一班 学号 201232（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湖南长沙 410000）
论文摘要 秦汉时期法律制定日趋严密，统治者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管制人民，加强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统治。但现实情况下，法律条文规定的越细，官员操作的空间越大；死刑条文越复杂，贿赂就会越明显。由此可见，字面上的法律未必能落实下去，没有制度的约束，要靠执法的人做到是很难的。因此，便产生了“法密亦疏”的观点，引起了本末倒置的现象。同时，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在此观点的基础上挖掘其内涵，以史为鉴，服务于当代。
关键词 法密亦疏 秦汉 封建君主专制统治 法制建设 目录 一 秦汉时期法律严密的历史背景；
二 “法密亦疏”的历史事实依据及其影响；
三 “法密亦疏”对当代的启示。
引言 “法密亦疏”的观点在王夫之的名作《读通鉴论》卷一•二世〈六〉篇中提到过，但当代对这一观点的研究不够深入，更多地侧重于“法当密，亦不能疏”的说教，并没有深入了解“法密亦疏”的内涵，更不知道“法密亦疏”与“法密不疏”层层递进的关系，从而也没从根本上解决执法必严的问题。本论文将为史学及法学研究者提供关于“法密亦疏”观点的由来，并从史学的角度为当代法制建设提出一些个人之见。
正文 一 秦汉时期法律严密的历史背景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1]由此可以得知，当时秦国认为周王朝所采用的封邦建国制度造成了春秋战国时的**，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诸侯王“或朝或否”、“以自为纪”，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当时秦朝在此前任用商鞅实行变法的基础上达到了“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2]的局面，使其国力强盛，在众多措施中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为田开阡陌封疆”，这一措施标志着封建土地私有制为政府所承认，加速了秦政权向封建王朝的转变，这就为秦王朝加强封建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提供了经济基础，为了保护统治阶级本身的利益，秦朝统治者必须制定严密的法律制度来规范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使之朝着有利于巩固统治的方向前进。
从理论角度上来说，秦朝统治者推崇法家的思想，法家思想家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在秦夺得政权之后，必然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法家思想，制定严密的法律也就不足为奇。秦朝灭亡之后，汉高祖建立西汉，尽管刘邦君臣煽动天下对秦朝和秦始皇的无限仇恨，但他在法律的有关统治策略上，不但没有完全抛弃秦朝旧制——“秦制”，相反，他在立法中直接继承和吸收了大量的秦朝法律的内容，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法律制度，这就是后人所讲的“汉承秦制”。汉朝初定天下时，汉高祖就命令萧何起草制定《汉律》。起草共有九章，这就是著名的《九章律》，它包括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户律、兴律、厩律九篇，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更加利于中央集权的统治。
二 “法密亦疏”的历史事实依据及其影响
“项梁有栎阳逮，蕲狱掾曹咎书抵栎阳狱掾司马欣而事得免”。[3]从中可得知，司马欣在担任栎阳狱掾的时候，有恩于项梁。司马欣似乎才能有限，但被项羽封为塞王，当刘邦率军平定三秦时，他未作多少抵抗即投降；在刘邦在彭城被项羽大败时，他又叛投了项羽；当韩信去攻打齐国时，项羽派他随大将龙且救齐，结果龙且被韩信击败杀死，司马欣自杀。如此看来，似乎他被封王，更多是项羽要报恩而非源于他的能力。[4] “其他请托公行、货赂相属，而不见于史者，不知几凡也” [5]，说的就是请托和行贿受贿盛行。但司马欣只是一个类似于今天的陪审员身份，官职不能算高，收到书信就可以替别人脱罪。那么对他地位更高，权利更重的人，你如何去控制他不去贪赃枉法呢？所以说，法律条文规定的越细，官员可操纵的空间就越大；死刑条文越复杂，贿赂就会越明显。既然可以通过巧立名目来使人逃避刑罚，那么皇帝的权利就被转移到了小小的陪审员手中了。
西汉末年，“南阳诸刘屡杀人，而王莽不能问”也是因为“法密吏重有以蔽之也”。王莽身居朝廷要职，对于南阳的刘氏，却没有任何办法处理。一方面反映出汉代法律的较为规范化，但更多地则反映出下层官吏玩弄手中的权力。不仅是秦汉时期，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人治的环境下，这种现象很普遍。清代散文家方苞在其文章中提到过“凡死刑狱上，行刑者先俟于门外，使其党入索财物，名曰‘斯罗’”、“ 部中老胥，家藏伪章，文书下行直省，多潜易之，增减要语，奉行者莫辨也。”、“凡杀人，狱词无谋、故者，经秋审入矜疑，即免死。吏因以巧法。”[6]等等例子，都是低级官吏操纵手中权力的典例。因此，法律越严密，下层官吏手中的权力越大，“宽斯严，简斯定” [7]，此严彼松，但条文之间的差异却不大，那么就下层小吏可以涂改来混淆。由此一来，完全违背了统治阶级的本来意愿，反倒对政治造成了意外的影响。
三 “法密亦疏”对当代的启示
柏杨说过，中国人很有道德，但都在纸上。封建统治者在制定法律之时，并没有考虑到人治社会这一基本事实。古代中国的人治环境，法律常常不过是具文而已。统治者希望依靠各级官吏来管理民众，但没有想到，正是这些下级官吏滥用手中的权力，大开私家之门。
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家格雷则提醒，人们“应该在法律渊源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自己喜怒哀乐的基础上，来决定法律规则是什么。”[8]上行下效。事实上，就像前面说的，封建时期的下级官吏们正是根据自己的喜怒哀乐来随意解释法律（尽管法律已经成文）。由此，不难得出“法律严密在一定条件下并非好事”的结果。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有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传统的人治治理模式，始终摆脱不了一个问题：谁来监督执法者？下层官吏本身作为执法者，任意对执法行为打折扣，违背了法律的权威性，封建统治者注意到了法律的规范，却忽视了人治社会这一本质事实，没要想到人事作用在执法过程中的影响，事实上，这种影响之大是有目共睹的。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社会关系日益复杂，随之而来的是法律建设的高潮。尽管我国法律制定日益完善，但是这其中出现的问题仍是值得思考，以前重庆市委书记***为例，“***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人案件中的错误和责任，且在上述两起案件（事件）调查和复查过程中还发现了***的其他违纪线索，中央决定，停止***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并由中央纪委对其立案检查。”[9]***作为政府部门的高官，不但不以身作则，贯彻法律，竟然还出现了践踏法制的种种恶行。一方面，***犯罪行为隐秘；另一方面，也是缺乏对执法者的必要监督。由于没有看到这一方面的作用，使我们在制定法律时把过多希望寄托于执法者对自身的道德约束上。
我们现今如何做到对执法者的监督呢？“随着形势发展，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也不断提高，所以立法工作必须加强，不能削弱。进一步加强监督是今后人大工作的重中之重，尤其是要加强对执法者的监督。同时，要更加发挥我们人大代表的作用，完善落实代表服务的保障机制，加强深入基层调研，加强对政府和主管部门的询问和质问，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促进我国民主法制更加完善，真正化解各种矛盾，促进社会和谐。”[10]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我国的政体优势，发挥各级人大和人民群众的作用，逐步完善我国的法制建设的各个方面，而不仅仅是“法密”却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
结语
中国历史文化悠久，法制建设史深远而长久，但法制建设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很大程度上还是“法密亦疏”的缘故，在当代社会，法律建设是社会生活的重中之重，如何避免出现古代法制建设的畸形发展，是我们应该着重注意的问题。因此，在完善法律制度的同时，更应该加强对执法者的监督。
注释 [1]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秦始皇本纪〈史记〉节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2]司马迁（西汉）：《史记商君列传》。
[3]王夫之（清）：《读通鉴论〈上册〉》卷一•二世〈六〉篇，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七页。
[4]http://hi.baidu.com/trueailei/item/0ea2e70c0b681ccc90571805来源。
[5] 王夫之（清）：《读通鉴论〈上册〉》卷一•二世〈六〉篇，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七页。[6]方苞（清）：《狱中杂记》。
[7] 王夫之（清）：《读通鉴论〈上册〉》卷一•二世〈六〉篇，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七页。
[8] 刘星，《西方法律思想导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9]http://《燕京都市报数字报》。
参考文献
1、张未然著：《神仙世界与法律原则——法律人读<西游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吕思勉著：《秦汉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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