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正面临“阅读危机”？（共5篇）

第一篇：中国人正面临“阅读危机”？

中国人正面临“阅读危机”？

记者马骏江易易

央视网（记者 马骏 江易易）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第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21日在京发布。调查显示，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7本。这一数字虽比上年增长0.38本，但与日韩等国相比，差距依然不小。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人读书少？又有什么因素影响着国人的阅读呢？

2014年4月18日，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人们坐在通往地下一层的楼梯上读书。新

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五成人承认阅读量少，城乡藏书量差别大

此次调查从去年9月启动，覆盖我国29个省份，调查对象为全年龄人口。据统计，2013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为4.77本，比2012年增加0.38本，连续七年稳步提升；人均阅读电子书2.48本，比2012年增加0.13本，纸质图书、电子书的阅读量略有提升。

同时，报刊和期刊的阅读量依然保持下降趋势。统计结果显示，2013年，人均报纸阅读量较2012年的77.2期（份）下降了6.35期（份），期刊的人均阅读量也比2012年的6.56期（份）下降了1.05期（份）。

调查结果还显示，有超五成的成年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较少，“工作忙”成为成年人“不读书”的最主要原因。除此之外，2013年我国成年国民的家庭藏书量平均为34.51本。其中城镇居民家庭平均藏书量为47.08本，显著高于农村居民的19.93本。

除了城乡居民藏书量差距较大之外，居住地距离最近购书点的距离方面，城乡也存在较大差距。据统计，2013年我国成年国民居住地距最近购书点的平均距离为3.48公里，其中城镇的平均距离为2.11公里，农村的平均距离为4.96公里。根据调查，农村居民对读书活动或读书节的期望程度高于城镇居民。

出版业繁荣，但“有书也不看”

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会让中国人大吃一惊：北欧国家国民每年读书24本左右，几乎是中国的6倍。美国人年均阅读7本书，韩国人11本，日本、法国国民每年读书数量在8.4本左右，新加坡人为5本。中国国民人均读书数甚至还落后于泰国的5本。

再看种类，美国整个图书市场销售的图书，40%是虚构类的小说。法国、德国、英国的情况也同样，35%到38%都是小说类。中国的畅销书大部分都是食谱、养生指南、教辅、育儿手册、惊悚及言情小说等。

事实上，中国是出版大国，出版图书的种类和数量都是世界第一，但库存量也冠绝全球。2012年，中国出版的图书达414005种，册数为79.25亿册，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以售价计算，目前中国有884.05亿元的图书积压在仓库之中，也是世界第一。

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公共图书馆资源奇缺，藏书流通率更低。根据文化部的最新统计数据，2012年，全国共有县级以上独立建制的公共图书馆3076个；全国公共图书馆总藏量有7.89亿册(件)，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0.58册。截至2011年底，我国平均每44万人才拥有一所公共图书馆，平均每3201平方公里才拥有一所公共图书馆。而在美国，每1.3万人就拥有一家公共图书馆，英国和加拿大每1万人左右就拥有一家公共图书馆。

同时，全国公共图书馆持证读者人数只有582万，仅占全国总人口的0.47%。而中国公共图书馆平均每册藏书年流通仅为0.4次。这些数字都是美英日等国家的十几分之一。

为什么读书少？没时间是问题吗？

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韩卫东认为，影响国民阅读的因素很复杂。从出版业者的角度看，既有内在原因，也有外在原因。外在原因一方面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偏重于精英选拔和应试，主要阅读群体学生缺乏必要的阅读时间和阅读作为人文素养的培育，阅读习惯养成不够。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获得知识、信息的方式和渠道的多样化，确实对传统图书阅读带来了时间分流和功能分流。内在的原因是，传统图书发行体制弊端和市场分割、垄断，严重制约了图书业的发展，使得优秀图书不能很好地占领市场，也影响到读者阅读水平的提高。

中国人为什么“不读书”？很多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工作忙”、“没时间”。确实，中国人相对来说的确“更忙”。2013年，首次发布的《中国国民休闲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人用于休闲的时间仅3.156个小时，占全天的13.15%。国人休闲时间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8个国家平均值5.736小时(占全天的23.9%)。而这个数据如果具体到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恐怕还要压缩，因为在中国50个城市上班路上的平均时间排名里，北京以52分钟居榜首，广州、上海以48、47分钟紧随其后。

由此又需要进一步探讨一个问题：中国人为什么会没时间？回答这个问题似乎也不难。压力激增下的浮躁心态，使得国人不能静下心来阅读。阅读是一件安静的事情，需要有淡泊从容的心态才能坐得住、读得进。目前的社会现实是，生存竞争空前激烈，膨胀的物欲和严酷的现实，使得国人背负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力，进而使急功近利、肤浅浮躁、缺乏思考成为当今社会的一种流行病。生活节奏太快、娱乐活动太多、社会压力太大，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和精力能够留给阅读？

但是，“没时间”的说法也很难令关注中国出版行业的人满意。一位学者不服气地反问：“假如说因为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导致人们没时间读书，那为什么生活节奏比中国快得多的以色列、日本、法国等国家的国民，阅读率远比我国高得多呢？”我们很难说清楚所谓“时间”是怎样的概念。现代人以工作和生活为重心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拿出大块时间读书确实显得奢侈。但是一个再忙碌的人，一天24小时总能有空闲时间，哪怕不是连续的，至少也是可以累计的。古人谈读书“厕上、马上、枕上”，这些也是零碎时间。如果把这些空余时间利用起来读书，相信就不会有那么多所谓“没时间”的困扰。

另外，目前在读书问题上，功利性比较严重。学校的课本和教材，被看做是升学考试的敲门砖，“填鸭式教育”毁坏了学生读书的“胃”。科研出书，也往往伴随着出成果评职称的目的。以快餐式、跳跃性、碎片化为特征的“浅阅读”正成为阅读新趋势。这种阅读方式虽然有较为快速、及时等优点，但也存在容易令人产生思维惰性、缺乏系统思考和判断能力等弊端，使人们越来越习惯于将阅读当成是获取信息的途径。而那些养生类、成功类图书大行其道，也是阅读功利性的表现。

文化素质偏低，没有阅读习惯

文化素质偏低以及没有从小养成读书习惯，是中国人读书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读书与消费其他产品不同，门槛稍高：既要有书，还要有阅读能力和时间。现在，我们经常会和文化发达的国家相比，而实际上，我国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的比例，本来就远低于西方国家。

随着9年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和青壮年文盲的基本扫除，我国国民素质有了很大提高，硕士生和博士生数量位列世界前茅。但是相对于我国人口总量来说，中国人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中老年文盲率仍然较高，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占到人口的相当比例，还有许多中老年人虽然已经脱盲，但只是停留在能够识字的初级水平，无法进行深层次的阅读；青壮年文盲虽已基本扫除，但是应试教育的体制束缚以及阅读氛围的长期缺失，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并未品尝到读书的真正乐趣，没有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德国人研究发现，一个人在13至15岁前如果养不成阅读习惯，那他很难再从阅读中找到乐趣。尽管中国家长都信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说法，但他们更鼓励孩子读与学习有关的书，功利性强，却不注重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所谓全民阅读，并不是指在校学生为完成学业、为应试而读课本读教材教辅这种读书，而是指民众为了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自身的素质、陶冶自我的心灵情操，完全出于自觉的阅读。这种阅读既没有人逼迫，也没有任务要求，更没有指定书目，是没有功利、纯粹个人爱好的阅读，而且，所读的书不是教材教辅，而是那种可读可不读的“闲书”。

自古以来，在中国，读“闲书”是遭反对的。我们民族观念中的读书，是为仕途、为功名而求学，是非常功利的。历来视求学读教材教辅是“走正道”，读“闲书”是“走歪路”。国外的教育很注重培养孩子通过阅读解决问题的习惯，我国则是通过设置标准答案的题海战术来完成。即便到了大学，抛开了应试教育，也由于缺乏通识教育而不容易培养起学生的人文社科阅读习惯。

书籍质量参差不齐，被指脱离时代

书籍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困扰着众多读者。“烂书当道，好书让路”，是很多读者对出版界的悲观描述。

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书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商业化过度的现象。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学术、思想类丛书备受好评，但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深入，这些“好书”越来越淡出大家视野。

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一本畅销书的销量往往可以达到上千万册，也从此开始，出版在一些人眼中成为“暴利行业”。很多人还记得曾经被多家出版社争夺的“盗墓”题材，导致书店一片盗墓类作品，这不仅是资源的浪费，也让这个题材因为粗制滥造而从此被打入“冷宫”。

出版社出的书卖不动，消费者无好书可选，正是所谓的“劣书驱逐良书”现象。“我大学的时候很喜欢读书，因为那时候的书写的认真，很有深度。”有网友在网上留言，“现在已经不爱读书了，很多写书的人已经脱离了时代。”

“80后”家长小陈也抱怨不知道给女儿买什么书，“咱们小时候还有《舒克和贝塔》、《皮皮鲁和鲁西西》。现在好多书里都充斥着爱情、暴力，适合孩子看的少。”

“要激发民众的阅读欲望，就要多出好书。”有专家表示，好书要既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要经得起市场的选择。

买书贵图书馆少，数字免费阅读兴起

不少人表示，图书定价太高也是自己不读书的原因之一。“现在书太贵了，动辄就要四五十块”，北京的潘小姐说，自己虽然很喜欢看书，却常常因为书价太高而舍不得买。也有专家表示，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兴起，对传统阅读方式造成巨大冲击，习惯了网络“浅阅读”的民众，难有耐心阅读“大部头”。

天津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宝义认为，人们不是不阅读，是阅读的方式在变。从纸质书变成电子书、微博、微信。但这样的问题是，只能获取大量碎片化的信息，要领略经典著作深刻的美，需要时间和耐心。

就便利性而言，有阅读能力也有时间的人同样存在“无书可读”的情况，因为在我国，公共图书馆并不普及。百道网CEO、原《中国图书商报》创始人、总编辑程三国说：“实际上科研机构、大学里的图书馆跟国外差别不大，差别在公共图书馆，国外平均每达到一定数量人口的地区就设立一个公共图书馆。而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这并不是会被优先考虑的问题，因为一些地区可能连基本的生活配置都还没有。”

第二篇：我国资源面临的危机

我国资源面临的危机

资源现状；

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我国自然地理条件复杂，资源种类齐全，但资源质量不高，自然生产力低。我国资源分布不平衡，资源之间不匹配，资源分布与生产力布局不协调。众多人口对有限资源的压力将愈来愈大。后备资源供给不足，潜伏着更大的资源危机。如果不能在地质勘探方面强化投入并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石油、天然气、关健矿产资源将严重衰竭。

人口持续增长，耕地不断减少，供水能力紧张，能源紧缺愈加深重，矿产资源不足，后备资源基础薄弱，资源总需求迅速扩大，各类资源供应长期紧缺，是我国人口与资源、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矛盾的基本格局，资源短缺将长期成为遏制我国经济发展

资源危机的乌云多次在世界的上空弥漫。1973年、1979年两次能源危机，人类至今惊魂未定。资源危机的冷风曾多次悄悄掠过中国疆土，而国人几乎无动于衷。中国没有经受1973年和1979年危机冲击，国人至今未有资源危机的切身体会。

然而，1988年中国科学院的国情报告却昭示，中国的资源危机十分严重。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却有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分母。其结论 如下

（1）中国是缺水大国，水资源并不丰富，地下水开采过量，用水浪费，供需问题十分突出。

（2）耕地贫乏，后备耕地资源不足。

（3）中国是贫林大国，森林面积不断减少，成熟林赤字采伐消耗，森林资源锐减趋势十分明显。

（4）中国是贫草大国，长期重用轻养，超载放牧，盲目开垦草原，退化草原已达可利用草场的1/3。

（5）我国矿产资源并不丰富，浪费程度惊人，目前我国对矿产的需求正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如不采取有力措施，矿业资源形势将会走向全面严峻。

（6）我国稀土资源虽然在世界上是储量大国，但也面临着枯竭的危机。

中国是世界资源小国。有关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潜在水资源总量为2.7万亿立方米，在世界上仅次于巴西、前苏联、美国和印尼而居第6位，绝对量是丰富的。但由于人口多，人均资源非常少

水资源。土地资源。

矿产资源。

海洋资源一直是我们引以为豪的，我国海域辽阔，总计300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总计32647公里；岛屿众多，达6536个；大陆架宽广，黄、渤海全部位于大陆架上，东海大陆架宽200-600公里，南海大陆架宽180-250公里；海深资源丰富，现有海深面积计14.07万平方公里；鱼类繁多，经济鱼类捕捞量400-470万吨；海底石油可观，总面积100多万平方公里，石油地质储量100亿吨；海滨矿砂矿床多，达124个，探明储量4.36亿吨，等等，绝对数量都不少。但与上述情况一样，若按12亿多中国人口的人均计算，上述各项指标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仍然是很低的。

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对策与措施

我国是正在发展中的大国，必须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倡导科学的发展理念和合理的消费模式，在发展理念上不能依据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来判断我国的现代化与否，在消费模式上不能以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来衡量我国的消费水平。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如果人均消费水平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不仅我国自身的资源环境支撑不起，全世界的资源承载和环境容量也难以支撑。根据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不足、资源环境相对脆弱的基本国情，我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应致力于考虑以下方面：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建设节约型社会包括发展循环经济、保护资源环境、发展交通等领域的公共服务、适度节制消费。

3.3 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加强资源环境破坏与污染的源头控制

3.4 完善管理体制和机制，积极、稳妥地探索管理机构的调整改革

推进资源环境管理工作的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应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加强各资源环境相关管理部门间的协调配合，统筹协调我国内陆和海洋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自然灾害的监测预报与防灾，统筹负责资源环境保护工作的政策制定和监督管理。必要时对涉及全局性工作的资源环境保护的主要管理部门予以行政级别升级，实行部门垂直管理，甚至考虑整合调整部门间的职能和机构设置，提高我国资源环境保护工作的管理效能。通过相关政策的制定，打破不同部门对监测数据的垄断，促进监测数据和信息共享，促使政务公开和决策的科学化。

3.5 健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资源环境工作的市场化监管、行政审批、行政许可、责任追究、行政复议、政务公开等一系列权力运行和监督都应纳入法制化和规范化操作的轨道，应加强资源环境方面的法规体系和标准体系以及科学民主决策制度的建设工作。

3.6 加强和完善市场化调控手段

第三篇：华夏文明面临的危机

华夏文明面临的危机

作者：江涌

近几十年的持续快速经济增长，令很多国人越来越飘飘然，物质上光鲜靓丽，但精神却空虚颓废。在作者看来，中国若不是经历了一次大战的败绩，在精神上不至于如此“惨不忍睹”，这是一场文明战争的失败。

表征之一：普遍的民族自卑感。当今很多中国人往往张口便是：“中国人素质太差”，“西方人文明”；为任何个体的过错而否定整个国家和民族，几乎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式。连广大中下层人群也落到这一步，是精英层为他们提供的精神食粮出了大问题。强盗打劫总有“强盗逻辑”，但是中国人被打劫后不去研究强盗逻辑、以便对付强盗，而是埋怨自己，觉得挨打是自己不好。

正因为长期不断的精神解构，使我们多多少少形成了“原罪思维”，这是精神上被“驯化”的第一步。“凡事将西方往好里想，将自己往坏里想”。对西方文化的崇拜、道德优越感的失落，由此没有了民族自信、文化自信。

表征之二：审美观错乱，以西方为美。看一个实例：上海一家电视台的一个“劳动最光荣”节目中，两个巧克力糕点师，一个做巴黎铁塔、一个做伦敦奥运场馆，灵巧的手追逐着时髦的影像。在为广大观众提供“视觉盛宴”的同时，谁也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这是本土文化符号被悄悄替换的信号。这个巧妙且极具耐心的过程，以看似顺乎潮流的方式，人为制造“时尚审美”，定向清洗大众头脑。这与金融诈骗没有本质差别。

看看先富起来的国人对法国奢侈品的崇拜，就可以明了西方人对国人洗脑如何成功。西方商人把人性研究得透彻，知道刚有钱的人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标识化产品已不再是予人以“精致”，而是为人群打上“烙印”。用标识化的设计替代了奢侈本身，以虚无飘渺的概念扑天盖地地渗入人的大脑，形成“奢侈品=名牌=标识的复制”这一荒诞等式。这一本万利的（奢侈品）买卖，靠的是对消费人群的精神控制。中国社会的送礼传统和从众心理，更加剧了这种精神控制的广度和力度。

表征之三：价值观变迁，自觉传播西方价值。审美权的丧失不仅导致价值观变迁，而且还会自暴自弃，主动传播宣扬西方价值。在西方不可能见到的怪相在中国已司空见惯：高铁车厢内的视屏，连篇累牍地播放好莱坞电影、明星及西方时尚的画面，让西方代言人来洗自己人的脑。这类画面每天每时轰炸着大众的视觉和潜意识，而播放者丝毫意识不到画面的颠覆作用胜过千言万语！

中国的大学和媒体，为西方文明传播者提供整版报纸和讲堂，贬低和抹去自己的文明，却丝毫意识不到，正在帮着埋葬维护这个国家的凝聚力。这不是说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不能表达思想，而是听其表达的中国人，已经意识不到自己是什么人，更不知对方是什么人。

表征之四：文明自信丧失，民族精神麻痹。中央电视台法语台一部有关西沙的多集纪录片，其中一个细节是一群守卫西沙的女兵，在表现她们如何能吃苦、如何能战斗之外，也不忘展示女兵们爱武装也爱红装。只见军人卧室里，从抽屉里露出一堆东西：洋美女封面的时尚杂志和一些女红——快完工的刺绣上绣的是一对西洋男女，整幅画表现了对那个文明、那个人种的向往。这不是上海小资的闺房，而是中国边防最前沿！这个细节不光意味着中国民间属于本文明的文化符号正以惊人的速度被覆盖，也意味着这支精神上被麻痹的军队可能正在失去战斗力。有人若以为将西沙女兵抽屉里的刺绣与北洋水师炮舰上的衣物类比有些过度，那么，一个国家几代艺人墨客争前恐后取悦西方以博得对自己作品的好评；几代学子前赴后继到西方留学，研究的对象百分之八九十却是中国问题；青年才俊拼命跻身北大清华多半只是为了便于去西方留学，成为国际公民„„如此不一而足，是否折射出华夏文明已被深度休克？

表征之五：精神上再度“下跪”，甘当“仆从”。1949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这几十年，一些精英文人在精神上又纷纷跪下去，并以给“西方主子”当“仆从”为荣耀。30多年来我们的教育和思想体系，似乎都在为“帝国”培养上等仆人，多少年轻人在为得到“上等仆人”的位置而努力。如果“开放”与“接轨”被这班“主子”做代理人（或通过子女西移作间接买办和代理人）简化手续、并提供道德借口，那我们有权提问：我们为什么被卖？如果我们被卖，只是换得“仆从”的儿女在西方谋得个上等仆人的位置，我们更有权提问：卖得是不是太贱？!表征之六：“精英”大规模逃离。30多年来国人信仰大半被解构，很多精英投进了西方的怀抱。但他们既看不见外强的觊觎和布设的陷阱，又忙碌地要锯断自己呆在其上的枝干。环顾世界，通常一国的社会精英不会背叛自己的文明价值，不会为一口饭离土弃国，但中国的社会精英却蜂拥而为。[ 参见边芹《被导演的“素质”》2012年9月22日。]甚而不以内外勾结为耻，反以挟洋自重为荣。“测试一国国民的潜意识被操纵到什么程度，有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就是那些背弃祖国的人是否被赋予了道德优越感。”

但他们不知道，那个世界并非他们想象的大同世界，而是“上帝选民”（西方人）为主人的世界，中国人在其中只有两个角色：被主子接纳的“上等仆人”和未被主子接纳的“下等仆人”。

表征之七：出国人众成潮，甚至以背离祖国为荣。近几十年，举国学习外语，各大城市最聪明的小孩都打破头往外语学校钻，这恐怕是史无前例、在世界其他地方绝无仅有的现象。整个国土变成了为西方培养人才的大课堂（父母以小孩能靠留学换得西方某国国籍为荣），好像中华文明成了附庸文明；倾举国之力培育的顶尖人才，把自己的本事都当成了背弃国家的本钱（从顶尖学生到冠军运动员），好像文明心脏早就不在长江黄河畔；社会上层的子弟都以受西方教育为先，好像这片土地没有足够的文化供他们掌握和传承，好像拥有的权力还不够至高无上，好像祖先留下的历史远不足以荣宗耀祖！

在意识形态上，上游闸门若出现一条狭缝，即意味着下游泛滥成灾。精英们的逃离与背叛，使得社会道德颓丧、爱国主义瓦解，形成一股莫名其妙的自我否定、自贱、自戕的潮流。逃离者们非但没有愧疚感，反而还以具有“道德优越感”，作为炫耀的本钱。

表征之八：“崇洋媚外”形成潮流。在部分“公知”眼中，西方人“强大的武力、高尚的道德、杰出的智力”让中国人崇拜——那白人、美国人活脱脱就是优等人种。“以洋为美、以洋为尚、以洋为荣”成风。

中国文明正在被“童稚化”，即失去了主心骨。社会心理颓败至此，一般都是亡国巨创所致。然而上面这一切却发生在一个自称“太平盛世”的国度，强敌没有兵临城下，刀更没有架在脖子上。

近代血腥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亡国灭种的危险。在真实的战线上，我们曾拼死挡住明枪，却不知已被暗箭射中。致命之处就在于我们不知道谁是真凶。在殊死决斗的战场上，不知彼也就不知己。梦想世界一家亲，开放到没有边界线，宽容到人家打左脸递右脸，以为这样除了麻痹自己还足以打动世界，那是自作多情；以为这样除了改造自己还足以改变现实，那是白日作梦。夺回审美权和解释权，赢得“文明战争”的胜利 认清西方文明的本质和长处

中国与西方，前者讲究“温良恭俭让”，后者崇尚“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中西文明的差异，说到底是“西方文明的征服本质和中华文明的和平本质”的差异。

中国人首先要懂得和学习西方文明的这一面。流氓与书生要比高下，就看放在什么水平上。必要时书生也得学点流氓的手段，学会挡明拳也要学会挡暗箭，否则无理可讲。

1793年英王特使马戛尔尼来到中国，乾隆皇帝礼貌待客，但什么都没答应。中方官员全程陪同马特使一行、吃喝全包，送别时依依不舍。但英国人绝不会因为个人得到好处就忘了使命。马特使在横跨中国的旅行中一路收集军情，顺带偷窃茶树之类技术“专利”；回国后不但没有做促进英中友好的事，而是开始谋划后来给中国带来灭顶之灾的那场（鸦片）战争。西方比我们更讲意识形态，更重“政治正确”。西方有只信一神、只读一经的传统，意识形态一统是正常状态。

西方派往国外的记者，更接近侦探而非文人。刺探内情、培养反对派是他们的基本活计，必要时帮助反对派推翻政权也是份内事，而绝不是我们理解的“满足百姓的知情权”。中国人专挑舞文弄墨的文人作记者。西方人挑记者首先是意识形态，其次是胆略，关键位置血统乃是重要条件。战士和文人对自由的诠释和满足程度会相差多远？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传媒“自由”之下犹似坚硬的混凝土，而我们一放开就如同散沙！

法国中学会考，把哲学考试放在重要位置。2012年哲学试卷的论题之一：“平等是不是自由的威胁？”这种考试不是考技能，而是考你学了哲学（西方文明的思想体系）后的思想状态。这与中国被废除的科举考试有异曲同工之处，即用考试来代代传承本文明的思想体系。

大力强化“精神集体主义”。中国的“被迫集体主义”止于社会层面，而没有类似于西方社会的几乎随时随地、无孔不入的精神捆绑。中国人在精神层面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从来就没有被彻底铲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关键是用“精神集体主义”把“散沙”似的中国人团结起来，终于让这个被列强踩在脚下的民族重新站起来。

精神层面的集体主义是西方社会表面宽松、内核坚硬的关键所在，它要比社会层面的集体主义更牢固而隐秘。这也是我们对西方社会整体误读的起始点。看到这一层你才能领会：为什么西方社会强调个人主义，因为在精神层面上西方社会缺乏个人主义；为什么中国社会提倡集体主义，因为在精神层面上中国社会自古至今都缺乏集体主义！

夺回审美权，增强文明自信，维护国家民族尊严

破除迷信与神话。西方“集团”编织了诸如“自由经济”、“政治民主”、“普世价值”等系列神话。一些人对揭露西方文明伪善、贪婪的真实情况和褒扬中国人自尊的言论，都要上纲上线，扣上“排外”和“反对开放”的帽子，把“开放”作为对中国人的道德要挟，正是落入了征服者设计的思维陷阱。

中国的诸多精英人士总是幻想西方如何优越、如何自由民主。实际情况是，所谓“新闻自由”更多是操纵的自由。

“比如嫦娥二号升天的新闻是封锁的；法国人也不知中国的高速火车比法国快；不知中国有退休制度（法国媒体声称，中国人连退休二字为何物都不知道）；不知中国妇女与男人同工同酬（法国妇女工资比男人少30％）。不知中国能用高科技织布、炼铁、造汽车（多数民众认定，中国人连织布技术都要偷法国的）；不知朝鲜战争美国人是打不过才谈判的；不知从制瓷、造纸到印刷均传自中国；不知鸦片战争原因是英国人强迫中国人吸毒；不知法国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烧了圆明园„„” 凡事都有个度，过了会适得其反。没有神话的西方并不意味着没有优点，破除迷信不一定就是自大自闭。总有人把向西方学习与“放弃自我”混为一谈。学人之长与“认人为主”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就是有人没有足够的智慧将二者分开。公德与品德无关。今天挂在中国公知口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人如何如何差，西方人如何如何好。然而西方人讲公德并不代表就有品德。“穿戴讲究、一切按照规矩行事，是公德、美俗的表现。美俗绝对比美德事半功倍。‘公德’不是无私而是学会划算的自利。公德是规矩，规矩不靠教育而是从小驯养成的习惯；而且不需要里外都一样，只要在特定场合不越界就行。西方诸多文明规则，往往只在界内有效，对界外的自动无效”。

近代以来，在西方一个衣冠楚楚的绅士，为何一到殖民地、落后国家，霎时间就蜕变为恶魔与强盗？因为西人的所谓公德、是被强大的社会秩序约束、是被文明的华丽外表掩饰的。“在别国做坏事可以不受惩罚，是帝国心态的一种转移，高人一等早已被训练成本能，以致一出国界，到了他们认为‘低人一等’的国度，文雅的小伙子可以转身变成强盗。”

丢掉浪漫与幻想。“带着无敌无界、甚至浪漫致极的心态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如果还有点良心，如果事先没有取弃国的立场，慢慢地就会在一个他做梦都想不到的现实面前惊呆：西方公开地、更多是暗中地、遍及整个上层建筑地视中国为敌，这种越到后来越隐秘的敌对状态旷日持久，从未终结。对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冷战’在这里是常态，根本不以中国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会因体制的变化而改变。”

“不管什么制度，要维持都得化身为信仰，让百姓觉得自己在统治自己事半功倍，否则你的经济再好、制度再完善都没用。我们一直以为西方‘民主制度’是一种理智安排，那是太天真了，那首先是一种信仰，甚至是宗教信仰。制度就是信仰，理性能安排的只有规则。”

“学人之长，‘长’究竟是什么，你得弄清。国与国之间和人与人之间一样，好人愿意授以真长，小人则故意以短相诱。西方连科技都以专利、知识产权、禁售的屏障阻止你接近，其他领域人家会把真长告诉你？不但不让你知道，人家兵不厌诈，还把表面迷惑人的花招力荐给你，让你拿着假方子吃错药。”

维护国家民族尊严。“西人与他人交往，左右手各执一个盾牌：利益与尊严。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逐利之外，就是带着刺人的标尺去试探对方的尊严底线，对对方的态度由这杆标尺上的尊严刻度而定，而绝非出自情与义，那是只有中国人自己有的，而且自作多情想象别人也有的。如果你不把尊严当作与外界接触的第一防线，只在受伤时才被动拿出，在‘主观能动’为生命第一要义的西人眼里，就形同低等动物。”

“西方是近现代工业文明的火车头。但它走出地球一角，一路将其他文明碾压在地，至今没人能测算损失成本。这个文明充满与生俱来的征服欲。虽然有人对前辈洗劫中国感到愧疚，但统治精英并无悔意，法国为将犹太人遣送纳粹德国而忏悔、对贩卖黑奴道歉„„但何时对火烧圆明园道歉？” 然而，中国牺牲了尊严，是否就能免于吃苦受罪、实现繁荣发展呢？绝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你如果没有尊严，不要说世界统治集团，就是一个小国都可以玩弄你„„十九世纪西方文人学者的著作中，众口一词说中国人‘没有荣誉感’，绝少例外。”

夺回话语权，培植道德优越感，树立文化自信

话语权，包括历史解释权，关系到“文明战争”的成败。“话语战场的不战而败，严重性远比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要深远而持久，这已不是一个国家的战败，而是一个文明的覆灭。”

多年来，中国有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干着“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有人自我标榜掌握着治病救国的秘诀，实际上是给西方征服集团当马前卒，损害着国家尊严与民族利益。我们宁愿少些“公知”，多些国家与民族的脊梁。

一个文明，审美权和道义权是不能丢的。为了华夏文明的延续，在西方征服集团发起的文明战争中夺回主动权，中国必须夺回这两大权力，重构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第四篇：中式快餐面临危机

中式快餐面临危机

（匈牙利联合商报特约记者 郑铭 专题采访）曾耀宁先生于1996年在匈 牙利创建的“中华快餐城”，是欧洲第一家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管理水平最先进的中式快餐店。“中华快餐城”成功后，曾先生接连又开设了数家 “中华快餐城”连锁分店。不仅在当地社会引起注意，也轰动了当地的华人 社会，并大大带动了当地华人快餐业的高速发展，可谓是欧洲中式快餐的龙 头。曾先生也因此被业内人士称为“欧洲中式快餐第一人”。

那么曾先生的成功之道究竟是什么呢？国内外中式快餐的现状如何？ 中式快餐真的能与麦当劳相抗衡吗？中式快餐还存在着什么样的缺陷和问题？ 未来二十一世纪中式快餐的发展方向将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 曾先生。

记者：您是怎样想到发展中式快餐业的？

曾耀宁：中国的饮食文化历史悠久，造诣极丰，精湛独特的烹制技艺演 变出万千风味。作为民族文化的一支，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本世纪初，孙中山先生曾在《建国方略》中说：“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但是，在短短的几十年 中，我们为之自豪的中华饮食文化的发展变化如此缓慢，尤其是在现代化的工 业进程中产生的中式快餐发展，却远远落后于西方。目前，许多国际知名快餐 连锁店；如麦当劳、肯德基、汉堡王、必胜客、德克士„„正在以惊人的速度 实现全球化。

再看海外中餐业发展的状况。百余年华人向海外移民的历史，是数以千 万的华人用血泪铸成的辛酸史，每个华人都有一段不平静的经历。而大多数华 人的命运都与中餐馆相系。从欧洲到美洲，从非洲到澳洲，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哪里有华人，哪里就有中餐馆。一旦拥有这样一份家业，全家人甚至孩子们也 加入进来，全家的命运都与这餐馆紧密相连。无论是装璜简朴的小餐馆，还是 富丽堂皇的大饭店，经营者都各出绝技，苦心经营。然而，事实上大饭店并未 赚得可观的利润，小餐馆也未摆脱维持一家生计的局面。无论餐馆的大小，初 建时都投入了或多或少的资金，有些甚至负债创业，而他们的投入与所获得的 回报却相距甚远。

原因是传统中餐馆的经营存在许许多多难以克服的问题和局限，如菜肴品 种繁多复杂，质量不稳定，制作工序复杂耗时，服务方式效率低且价格偏高等 问题，都限制了中餐的普及和发展。如何使中餐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节奏，让 世界上更多的人品味到中华美食呢？“走中式快餐发展道路”，是我苦思冥想 后得到的灵感，96年秋，欧洲第一家具有现代感的“中华快餐城”在美丽的多 瑙河畔终于诞生。

记者：“中华快餐城”的成功，大大推动了当地华人快餐业的发展，近两 三年间大大小小中式快餐店摩肩接踵，近百家中式快餐店遍布了整个布达佩斯 的各个角落，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麦当劳在匈国的发展，您认为目前中式快餐 能与麦当劳竞争吗

曾耀宁：不可能！但如果你在三年前向我提这问题，我会很有信心。我搞

中式快餐的初衷就是想跟洋快餐抗衡的，故“中华快餐城”选的位置与麦当劳餐 厅为邻，面积是麦当劳餐厅的三倍，装璜上也略优于麦当劳，并体现出了中国特 色，管理上我雇用了五位有管理经验的匈方经理，他们曾是麦当劳或汉堡王的餐 厅经理，管理手段上我采用电脑手段和多头摄像监视系统，餐厅设备、厨具，几 乎全部是从西欧进口。生意十分红火，看上去很成功。

随后我又连开三家“中华快餐城”连锁店。通过几年的实践证明，我的第一 家“中华快餐城”生意兴旺并不等于我的中式快餐的发展已经成功。预计与结果 相差甚远，其困难可以说“冰山之成，非一日之寒”。

麦当劳是一个杰出的企业，有一套久经考验的运转机制：品质、服务、清洁、物有所值的经营哲学。她有着永恒的企业形象。而中式快餐至今仍然停留在手工 操作水平上，一个人从开始学烹饪到成为高级厨师，要经过漫长的过程，而就是 特级厨师烹饪同样的菜肴也因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原料产地，而效果不同，但麦 当莲的汉堡出来一千个一样，一万个一样。中餐这种烹饪的手工性，经验性使中 式快餐的发展受到了制约。

目前华人快餐业表面上趋势不错，但背后却潜伏着危机，无论从管理、菜 肴质量、卫生条件及服务效率上看，都不是洋快餐的对手，不少快餐店将在愈演 愈烈的市场竞争中淘汰。没有现代先进管理机制、生产手段和市场营销方法的中 式快餐，是不能与麦当劳竞争抗衡的。

记者：您了解中国快餐业的发展动态吗？

曾耀宁：中国的快餐业在洋快餐的冲击和带动下已迈出了第一步，但面临的危机重重。被内贸部确认的三大中式快餐：北京全聚德烤鸭，天津狗不理包子，上海荣华鸡；再有后来的北京东来顺，东北李连贵薰肉大饼，西安德发长饺子，广州青萍鸡，上海木子鸡，四川麻婆豆腐，赖汤圆，担担面，还有风靡一时的“四 川火锅”，都曾经有过各自的兴衰，但都未能带动中式快餐业的发展。近年“红高

梁”快餐连锁店异军突起，提出“哪里有麦当劳，哪里就有红高梁”口号。该公司

副总弓建军也曾象我透露“红高梁”进军海外的意向„„但最终也仅兴旺一时。去

年，我公司的张炜先生回国参加“98世界华人饮食科技与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一些专家提出未来中餐的趋势应朝快餐业发展的论文，但没有具体的对策，内容仅

限于理论研究，未得到很大关注。

我们一直期待中式快餐首先能在本土取得成功，然后再扩展海外，遗憾的是，国内也未能找到中式快餐的发展道路，这就是目前中华饮食文化中潜藏的危机。

记者：您认为，中式快餐怎样才能与洋快餐竞争呢？

曾耀宁：中式快餐首先要实现工业化，这是中餐生产方式应适应时代节奏而

必然进行的历史性变革。中国餐饮业工业化问题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之一。著名科

学家钱学森指出：“快餐业就是烹饪业的工业化，烹饪工业化将引发一场人类历史

上的又一次产业革命，那就是将在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中国首先出现的第六次产业

革命„„犹如出现于十八世纪末西欧的工业革命，用机械和机械动力取代了手工人

力操作。这也是快餐业的历史涵义。”我认为这是对餐饮工业化重大意义的高度概

括。应当看到中国餐饮工业化将是对西方饮食文化的挑战，餐饮业的工业化是饮食

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使传统的手工生产方式上升至一个历史的新台阶，这将是对

中国数千年饮食文化的重大发展。

第五篇：中国肉牛产业面临危机

需缺口日益扩大中国肉牛产业面临危机

2013-11-28 09:26来源：作者：武鸣

“中国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肉牛产业危机。”业内专家表示，随着肉牛存栏量继续下降和牛肉消费不断增长，我国牛肉价格还将持续上涨。

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牛的用途改变导致肉牛存栏量大幅下降，是促成牛肉价格暴涨的根本原因。而由于肉牛繁育和育肥饲养脱节，作为产业基础的母牛的存栏量不断减少，使整个肉牛产业走向萎缩。同时，肉牛补贴政策缺失，中国肉牛产业短期内难以提振，国外牛肉则乘机大举进入中国。

存栏骤减 价格大涨

2008年前一斤牛肉十三四元，而2013年以来，各地牛肉价格纷纷突破60元/公斤的大关，广西柳邕牛肉批发价格甚至高达69元/公斤。眼下牛肉消费旺季来到，年底牛肉价格有望同比上涨35%。

据统计，2008年至2012年，我国肉牛存栏量从8900万头减少至 6500万头，短短四年间减少2400万头。传统意义上的肉牛产业大省山东、河北、安徽、河南四省的肉牛存栏量最近十年来出现加速下滑势头，而由四省组成的“中原肉牛产业带”也已名存实亡。不过，与市场预期相左的是，虽然牛肉价格一路走高，农户的补栏积极性却没有想象中那么高。虽然牛肉价格在不断上涨，但养牛成本也在不断增加，首先是饲料，饲养成本增加，特别重要的是科学饲养带来的成本增加。再就是人工成本也不断增加，规模化养殖对资金的需求比较大，对技术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农户补栏的积极性并不高，肉牛存栏量还会进一步下降。而在肉牛存栏量不断下降的同时，牛肉的消费需求却在不断增长。统计显示，2008-2012年，全国牛肉人均消费量从4.3公斤增长到5.6公斤。

繁养脱节 产业萎缩

大部分投资仍然流向了肉牛育肥和屠宰加工环节。很多公司将主营业务产业链延伸到下游餐饮企业，而不是向更上游的肉牛繁育环节延伸。

肉牛生长的特点也使企业对肉牛繁育兴致寡然。如果企业从事肉牛繁育环节的话，周转就将大大放慢，若只是收购架子牛育肥的话，四个月就能实现周转。这样一来，中国肉牛的产业链便出现了脱节问题，企业专注于育肥和屠宰加工环节，98%以上的母牛和小牛则掌握在农户手中，而母牛和小牛又不断被宰杀，中国肉牛产业的基础越来越薄弱。

据了解，从世界平均水平看，肉牛屠宰的安全线应该是25%，即存栏100头牛屠宰25头左右，可中国目前的速度已经达到40%。在这种情况下，近些年来中国肉牛产业不断萎缩。

补贴缺失 “城门”失守

从产值上来说，我国四大畜禽产业的排名依次是生猪、肉牛、禽类、奶牛，但是，与生猪和奶牛产业的发展所获得的大量扶持和补贴政策相比，肉牛产业的发展缺乏关注，至今没有实质性的扶持和补贴政策出台。

在此背景下，进口牛肉，特别是走私牛肉正乘虚而入，并逐步占领国内市场，国内肉牛产业将受到进一步的冲击。

虽然由于检验检疫的原因，我国目前只批准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乌拉圭、阿根廷、哥斯达黎加6个国家进口牛肉，2012年的进口量也只有7万吨，与我国每年560万吨左右的牛肉缺口相差甚远，但是进口牛肉加速膨胀的势头却不得不引起人们注意。

9月13日，国家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鲜冷牛肉、冻牛肉进口额同比分别增长1379%和978%，出口额则呈不同程度下降。

现在物美价廉的国外牛肉也如当初的国外大豆一般大量进入中国，虽然牛肉和大豆的政策和性质有所不同，在肉牛企业没有提升竞争力之前，牛肉大幅度进口会对国内肉牛产业带来实质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