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应破除思维定式

第一篇：反腐败应破除思维定式

反腐败应破除思维定式

2013-03-04 第12版：参考文摘

作者：乔新生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936

实行民主的国家不一定能解决腐败问题，但是，不实行民主的国家则一定会出现大规模的腐败现象。正因为如此，党在一系列重要文件中反复强调，要想从根本上惩治腐败，必须大力发展民主。

在民主发展的过程中能否真正减少腐败，还需要非常复杂的制度设计。但是，不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中国的腐败问题永远无法得到解决。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一些政府官员把自己还原成为一个普通人，利用制度中存在的各种漏洞进行权钱交易。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不是走回头路，当然更不是把所有的问题归咎于市场经济。

一些政府官员既是改革的决策者，同时也是改革的执行者。许多官员打着“招商引资”的幌子，制定各种各样的奖励和交易规则，为自己及亲朋好友谋取巨大的利益。这种“制度上”的腐败比个人的直接贪污受贿更为严重。因此，中国在反腐败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改变传统的思维定势，尽可能地解决行政决策权与行政执行权重合所带来的腐败问题，另一方面也要重建我国的政治伦理，防止一些政府官员把市场经济的交易规则或者商业惯例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引入政治领域，把自己所掌握的公权力变成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执政者在反腐败方面殚精竭虑，不仅制定了一系列的刑事法律规范，而且针对执政党的成员制定了数十个纪律性的规范。这些规范之所以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实行的是行政主导的改革模式。这种改革模式使得行政权力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扩大，从而为官员谋取个人私利打开了方便之门。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途径就在于加快民主政治体制的改革，逐步缩小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通过定期的选举让政府官员充分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政治风险。

只有强化对政府官员的监督，让他们时刻意识到可能存在的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才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减少腐败现象。市场经济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生态特别是政治生态，政府官员必须学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法办事。如果政府官员既是法律的制定者，同时也是法律的执行者，那么，政府官员很自然地会把既得利益集团获取的利益合法化。假如没有看到我国当前反腐败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而只是简单地把腐败与市场经济画等号，认为市场经济必然会产生腐败，因而容忍腐败现象的存在，那么，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就会进退失据。

（2012年第3期《法学家茶座》乔新生）

第二篇：打破思维定式 演绎有效课堂

打破思维定式 演绎有效课堂

————“反木桶理论”在中职技能教学中的应用

“木桶理论”，是说木桶的容量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将其运用于管理，便是把精力着重放在加长“短板”上，以确保各项工作的均衡发展。但一味强调补齐“短板”，也有可能削弱自身的工作特色。

与“木桶理论”不同的是，“反木桶理论”认为，木桶最长的那块板决定了木桶的潜力、特色与优势。长板，可以理解为长处和亮点等。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特色就是旗帜。就企业而言，凭借其鲜明的特色，有望独树一帜，开辟一个崭新的天地。在部队基层建设中，提倡全面、协调发展，不搞“单打一”，无疑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提倡全面发展不等于抹煞自己的特色，而是要在补短的同时，使其长处更“长”，以特色优势带动单位整体提高。对战士成长进步来说，同样需要借鉴“反木桶理论”，及时发掘战士身上的长处和“闪光点”，激励其扬其所长。

“反木桶理论”要求打破思维定式，找准自己的特殊优势，进而以重点突破促进单位全面发展。上世纪末，诺基亚因战线过长曾陷入困境。刚上任的董事长奥利拉当机立断压缩产品生产，甚至忍痛砍掉了位居欧洲第二的电视机生产业务，集中90%的人力和资金，用于移动通信器材和多媒体技术的研发，确保了优势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终于使该公司成为享誉全球的跨国集团。“反木桶理论”在一定条件下之所以行之有效，是因为它能帮助企业着力发展自己的长处，形成自己的特色。部队基层建设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整体水平不如人的情况下，以强项带动弱项，推动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不失为贯彻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的有益思路。时下流行一个理论，很多老师和培训人经常讲到。就是反木桶理论，大致意思就是说企业决胜的往往依靠其中的长板，利用长板的快速增长来补足短板的缺陷。而不是花精力让在短板

上面，讲究是重点突破，以绝对优势冲击市场，获得快速领先。

甚至我还听有的人讲，以前的木桶理论是有害的，因为企业都怕自己的短板会对自己发展造成很大的障碍，必须提高短板的长度，这样企业可能就花很大的精力放在非核心竞争力

上面。这样造成企业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

可是反木桶也是木桶啊！

其实，个人理解，有害的不是理论，而是对理论进行思考、诠释以及运用的人。在短板造成绝对障碍的时候，你努力发展长板，增长的越快死得就越早。三株当年长板是什么，销售网络，它的销售队伍庞大到惊人的地步，还在不断扩展。当

时的短板是什么，品牌诚信度、忠诚度，危机管理和对终端的管理、掌控。

一个常德老农就能撼动销售额70多亿的企业，这短板也够短的了。千里之堤能够溃于

蚁穴，到那时长板再长也补救不了。

既然是木桶就是拼出来的，无论多紧密中间都有缝，这象征着团队之间的紧密协作。要求也不是太高，只要不漏水能用就行。如果团队中间协作不当，配合不密切，势必会漏水。

如果管理团队存在内耗，那就相当于根部有缝，那么肯定保证滴水不剩。

反木桶更应该这么诠释：当你的短板不会对你企业造成致命性障碍的时候，或者在某一时刻重点要强调优势而短板不会被对手当作致命一击时，应发扬优势，用优势获得快步领先，谋取规模或是其他更大的优势，最终让优势集聚起来，然后再逐步解决障碍性的短板。也就是说，要强调在特定的时刻有所为有所不为，核心要点就是要紧密围绕战略，实现

利益最大化。

当然，有时的短板是你企业的特色，是优点带来的缺点，这时就要想办法不会被你竞争

对手利用就可，不用改正，况且，优势之中的弱点，你想改也可能改不了。

这时候，就要继续强化优势，使之不可被替代，成为长中之长，优中之优，强中之强！毕竟，想在各方面都杰出，无非是想长一个刘德华的鼻子，张学友的嘴，郭富城的身材，张柏芝的耳朵，林青霞的脸蛋，那肯定还不如恐龙呢！

没有人能十全十美，也没有哪个企业能够样样杰出，想十全十美或是样样杰出，最终可

能是什么都得不到。

培养人才：要应用反木桶理论

“ 高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是真的公平吗？这只是表面和形式上的公平，而实质上并不公平，因为这是以一种人才标准来衡量所有类型的人才，就像歌唱 方面的人才嗓子再好在高考文化考试能有突破吗？只有同一种类型人才，去比“分数”那才叫真公平。

乐感好的人，学英语轻松；有数学天赋的人很多 怕英语，为什么？因为人的大脑潜质有差异，思维方式不一样，人的天赋不同，成才的类型就不同。“什么样的人是人才？人才的标准是什么？90%以上的答案： 科学家、大教授；北大、清华的毕业生！这对吗？”田文江说，家长和教育界在教育实践中有严重的偏向，子女教育是在用体育上“训练专业运动员”的方式搞“全 民健身运动”——即用“训练科学家”的方式培养“普通劳动者”，这样实践的后果是全体受教育者均受到 “运动伤害”。

所以，家长要树立多元的人才观。人人都可以培养成才，但不是同一类人才；“蕃茄树上长不出苹果”，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长，世界是由偏 才创造的，所以在人才培养上要应用反木桶理论，太多家长只知道在短板上强行钻，却不知道在长板上多下功夫，将孩子的特长挖出、因才施教。少部 分家长不承担责任，把

孩子教育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学校，自己当甩手掌柜，这也是误区，家庭——学校——社会三者在子女成长的不同时间所起作用的大小是不一样 的。

一个孩子的教育“只能是零售，不能批发”！

“木桶理论”是说，一个由许多长短不同的木块箍成的木桶，决定其容水量大小的并非是其中最长的那块木板或全部木板长度的平均值，而是取决于其中最短的那块木板。木桶理论是着名的管理学说，说的是一个企业的成就大小、高低，取决于木桶最短的那块板。要想提高木桶的整体效应，不是增加最长的那块木板的长度，而是要下工夫补齐最短的那块木板的长度。

木桶理论对于有些学校的老师和家长，长期在有意或无意中普遍使用。他们的眼睛每时每刻都在紧紧盯着学生中“最短的那块板”，没完没了地指责学生这也不是，那也差，这不如张某，那不如李某等等。这样令人厌烦的唠叨在日复一日地打击着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殊不知这犯了人才培养的大忌。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着名教育家王金战老师对木桶理论反其道而用之，强调特长论、强项论、鼓励或激励论。在他看来，学生身上最长的那块板，才是学生走向成功的基础。于是就有了“优秀从强项开始”“优秀从特长开始”的格言。优秀教师的基本功是擅长发现和培养学生的强项、长项。给学生以恰到好处的鼓励，是一个优秀老师必须拥有的能力。王老师对所谓“差生”有自己经典的看法，“差生”是怎样形成的？当一个学生反复遭遇失败的打击，就成了“差生”。作为一名教师，王金战老师从来不承认有“差生”，只有暂时落后、有待提高的学生。他说，学习差的学生，在别人眼里常常是一差百差，很难看到他们的优点。他对“差生”的转变工作常常从尊重开始，因为“差生”心理负担最重，内心最自卑，他们是同龄人中最痛苦的学生。他对“差生”的转变往往从发现优点开始，因为老师的适时、适度表扬，会让这个学生热血沸腾，学习的心态会大为改观。一个学生看似平庸甚至落后，你一旦挖掘出他的特长，他就会更加自信，更富于进取心。我们许多老师和家长，违背教育规律，不管学生的兴趣和感受，自以为是地“逼着牛和马儿赛跑，逼着哑巴唱歌，要求瘸子跳舞”。其结果适得其反，两败俱伤。实践证明，王金战老师对木桶理论反其道而用之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笔者拜读过王金战老师的着作《英才是怎样造就的》，和其他读者感受相同，“像王金战一样当老师吧”的共鸣，让每一个教师都成为学生心灵的工程师，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成为学生人生最优秀的教练，摒弃那些不符合教育规律，不符合人性，不符合时代特性、社会特征的教育方法，为每一个学生铺就一条成才之路吧！

现今，老师仅作为“传道、授业、解惑”者已经不够了。在王金战老师看来，在现代信息化社会，现代教育观念要求老师虽然只有一桶水，但要换来十桶水。老师首先是教练，教出比自己水平更高的学生才是好老师。老师就是要点燃学生的火花，激发学生的冲击力，让学生朝着成才的方向一直走下去。陶行知先生说过，教育的最高境界是教育出令自己敬仰的学生。其次老师的角色是导游，要引导学生，告诉学生前面有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灵光闪烁，必然会享受到无限风光。再次是学生成果的欣赏者，在陪伴学生成长的过程中，把自己的肯定、表扬、鼓励适当且恰当地送到学生身边，让学生感觉到被自己景仰的老师表扬是多么快乐，能够经常感受到自己的不断进步。

王金战老师的教学理念深深地触动了笔者，使笔者倍感老师的责任重大，真正体会到栽

树要养根，育人要育心的内涵。教师不仅要将专业课讲得令人如痴如醉，同时还应是人生命运的导师、幼小心灵的守护神。在教学中如何体现王老师的教学理念，是笔者学习、认识、理解、应用和体会的系列过程。实践证明，在教学过程中贯穿王老师的教学理念，对于提高教学质量、丰富教学经验、促进师生互动、加强情感交流等方面，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三篇：突破写作思维定式,提高写作水平

突破写作思维定式 铸就科研创新教师

社旗县教师进修学校：赵清林

如果不想让你的明天生活在过去，就应让我们的今天生活在未来。做一研究型的老师，一个创新型的老师。

1、苹果里有什么？

如：苹果落地砸在常人头上和砸在牛顿头上的不同感受？

人生命很脆弱，和其他生物一样象极芦草，但是高于其他动物，因为人是一根会思想芦草。

如：任课教师开学第一节，自我介绍常用的方法进行研究： 班级学生介绍：。

作为教师要想不下岗，做不倒翁，需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1、嘴巴应

2、笔杆子硬。

怎样取得教科研的成功

一、抓住教科研主题的关键词 研究开始：将复杂问题简单化 研究发展：将简单问题发杂化 研究结果：将复杂问题系统化

二、勇于投稿将研究成果发表出来

1、注意题目醒目，2、内容富有条理，论证严谨。

3、一稿多投。初写文章的五条秘诀

秘诀一：学会“骄傲”。秘诀二：学会“抄” 秘诀三：学会为我所用 秘诀四：学会小题大做。选题努力做到“小”“新”“趣”。“ 秘诀五：学会创新

1、观点新。

2、材料新：

3、论证方法要新。

在创新要把握三原则：

1、请你把握住“黑马效应”。

2、有较强的预测力。

3、跟“风”能力

4、写商榷性文章。

突破思维定势，把握思维策略

思维策略

一、变化思想角度： 思维策略二：于不疑处设疑

读《乌鸦喝水》之错误： 《狼和小羊》续写：

思维策略三：运用类比和移植

策略四：深入研究发现，多问一个为什么？

点亮编辑眼睛的五条秘诀

1：标题要凝练：“ 2：读透编辑的“心”

3：关心编辑所关心的事物。4：坦陈文章研究层次

TRY哲学：尝试+努力=成功

从教书匠到教学专家

一、做一个富有感性的人，做一个有心的老师。

（一）怎样做一个用“心“的老师请注意：

1：“首因效应“ 2：“断臂维纳斯”效应： 3：金庸效应：

〈二〉做一个共同遭遇者的老师 〈三〉做一个用“情”的老师

二、做一个充满理性的人，从教书匠到专家升级。

1、做一个反思型的教师

教师就要反思：再这样做行吗 ？为什么？下一步该怎么走？

2、做对话型教师

3、做创新型的教师

“囚徒困境” “跳蚤效应”。4：做“育“的老师

三，总之，从“教书匠”到专家，需要我们做一个理性与感情结合的人。所以我们要：

（一）“有“道”之师”(二)专业的教师

判断一个教师是否是专业化的教师标准：

1、有自己的研究领域，而不仅仅是考试领域

2、对平时问题能提出自己独到见解。

3、写出文章来最出出自己的书来。

教育家与其他教师区别，他有自己的思想，理念，当一个教师把自己和事业融为一体，必然形成一种信念，那么可能成为研究者，当形成一套独立的思想理念，并行之有效时，就成了一个教育家。

实践 try哲学：Try1=尝试 try2=努力 成功=try1+try2=尝试+努力+反思

第四篇：想要铲除腐败应破除四种抗衡反腐败的潜规则

文章标题：想要铲除腐败应破除四种抗衡反腐败的潜规则

加强对腐败的防治，人们大多先想到要完善立法，加大惩治力度。这当然是必要的。我国反腐败立法尽管有尚待完善之处，但立法不可谓不细，对腐败犯罪，现行《刑法》规定的处罚力度也不可谓不重。反腐败形势为何依然严峻？原因当然可以罗列很多。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在反腐败工作中，虽然有显性的国家法律依循，但法律之外还存在许多隐性的潜规则。易言之，腐败应对反腐败，设计并形成了种种潜规则以抗衡。显性的反腐败高压态势、反腐败法律体系，遭遇隐性的潜规则挑战、阻截、分化乃至消解，没有形成从严惩治腐败的威慑效应。

现阶段，到底有多少抗衡反腐败的潜规则，择其要者，列举如下：

一是利用执法的变通性消解法律的刚性和明确性。对贪污受贿等典型的腐败犯罪，现行《刑法》确定的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是明确的：贪污受贿5000元就应当立案追究刑事责任（不满5000元，其他情节严重的，也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在罪刑法定的原则下，这一数额标准本来是“高压线”，但一些地方通过柔性的执法对抗刚性的立法，形成了对贪污贿赂行为不断降压的“潜规则”，原“高压线”成了安全的“低压线”。如某些地方执法机关以现行《刑法》确定的标准已不合形势、需要集中力量查办大要案等似是而非的理由为借口，在内部大幅度提高立案标准，内部规定受贿５万元人民币以下一般不予查处；又如，法律上受贿只有构成或不构成的问题，从没有所谓“小额受贿”的概念，但个别地方提出有自首、退赃情节的“小额受贿”可不起诉。如此，出鞘的反腐利剑转眼就成了银样镴枪头。

二是利用法律的模糊性掩盖腐败犯罪的性质。现行《刑法》对贿赂犯罪设定的入罪条件较严，尤其是“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益”等条件的内涵和外延比较模糊，给腐败者留下了可利用的漏洞。例如，国家工作人员逢年过节的敛财行为，往往将其归入没有具体“请托事项”的“礼金”、“红包”范围。收受烟酒等实物、接受他人提供的免费旅游等财产性利益，均属于没有直接收受财物，不计入贿赂犯罪的数额中，统统将其纳入到不正之风的“口袋”中。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接受他人提供的旅游费用、嫖娼费用，本属于典型的受贿行为，但这些费用一般是不计入受贿数额（以至于近来有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将其纳入受贿数额后，被媒体称为反腐败的“突破”）。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贿金当礼金”、“违法当惯例”、“犯罪当违纪”的氛围。坊间称腐败是被“惯”出来的，可以说是对当前一些部门宽容腐败的最好诠释。

三是利用人们传统的思维定势开脱单位腐败。就目前的腐败主体看，可分为个人腐败和单位（集体）腐败。单位腐败，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单位谋取利益，以单位名义实施的腐败行为。尽管现行《刑法》规定有单位犯罪，但就一些人的传统法律判断而言，腐败主要是个人谋取私利的行为。因为上世纪８０年代初，腐败案件罪与非罪的一个重要界限就是有无“中饱私囊”。只要不“装错兜”，形式上个人没有中饱私囊，就是“为公谋利”，就是合道德性乃至合法的行为。这种思维定势不但对单位腐败缺乏警惕，甚至对被查出的单位腐败案件还存有同情心，大都“低调”处理，从而促使单位腐败愈演愈烈。

四是运用所谓“技巧”，设置隐形程序对抗法律的正当程序。查处腐败特别是查处腐败犯罪，国家有显性的法律程序支持。但由于受司法的行政化的影响，一些地方在查处腐败案件的过程中，打着加强“领导”、维护“形象”的名义，对查处腐败案件设置了层层筛选的隐形程序，干扰法制的统一性和司法的独立性。一个涉嫌腐败的案件是否立案侦查、对涉嫌腐败的官员是否采取强制措施或者是否定罪量刑、案件查到什么程度，都要请示相关领导拍板。这表面上加强了领导，实际上增加了反腐败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导致同一案件事实，在此地判有罪，在彼地可能是无罪，对此人可能判有罪，对彼人可能定无罪，同案难于同判。更有甚者，在潜规则面前，腐败与反腐败可以达成某种交易，反腐败被一些人异化为寻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案件扶贫”敛财手段，或者“以人划线”，作为排斥异己或者拉拢亲信的政治手段，形成可怕的反腐败中的腐败。

诸如此类貌似合理的潜规则，实际上不值一驳。例如，为从宽处理腐败者，典型的借口无非是社会发展了，腐败犯罪的立案标准就应该“水涨船高”。现在10万元无非等于一年的正常收入，判十年显然太重了。但人们不难看到另外的现实，对财产性的犯罪，如盗窃、诈骗等，一些司法机关非但没有因为社会的发展而提高立案的数额标准，个别地方甚至还不升反降地将盗窃罪的立案标准由2000元降至1000元，这如何能体现和谐社会下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呢？

说到底，一些潜规则之所以能凌驾于显性法律之上，不在于潜规则有什么合理性，而

第五篇：不存在所谓1+1的思维定式论文

在经济学家网站上，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张建平先生的文章，其中不乏批判传统经济学的力作。最近他提示我看他的“流理论”的网文（“Fluid theory and Macroeconomics”，经济学家网站，2005/06/28）([1])，这次我比较仔细地看了，而且我还比较认真地看了他的其他有关网文，还看了陈垂培先生的对比文章：“原始的经济学：质疑2+2的思维定式”（经济学家网站，2005/07/20）。看完以后的基本印象，觉得还是陈垂培先生的对比文章讲得有道理，条理也比较清楚。下面讲几条我的具体意见。

1． 不存在所谓“1＋1”的思维定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开始就给商品下了定义，即用于交换的物品或者劳动产品称为商品。所以，一说到商品，人们就知道这种物品肯定不是生产者自己使用的，而是通过交换给别人使用的。我国有商品粮生产基地，种粮农民都知道商品粮是交换给别人吃的，留给自己吃的粮食不叫商品粮，虽然这些粮食都是从同一块地里打下来的。既然是交换物品，那肯定至少要有两个人、各拿一种属于自己的物品进行交换。两个人拿相同的东西，交换不交换一样，等于没有交换；一个人拿两样物品，左手换到右手，也没有意义。讲到商品一词，就等于联系到交换，联系到人与人之间建立了某种关系，政治经济学就是通过物的关系来看人的关系。“2＋2”模型不是什么今人的创新。张建平先生把自己的“理论”说成是“2＋2”，别人 “几乎都是从1＋1出发的，……，经济学理论上不应该存在‘商品的价格’这种措辞”，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煞有介事。对“1＋1”喋喋不休地进行批判，就好像一位好斗的骑士在跟风车作战那样滑稽可笑。

2．《西方经济学的终结》属于流行的西方经济学体系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坚持理性人假设，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继承并坚持存量、流量概念，差不多也就是流行的西方经济学，所不同的在于：流行的西方经济学认为理性人是这个样子的，《终结》认为那个样子才是理性人，如此而已；流行的西方经济学本来就有存量、流量概念，《终结》厌不够，又增添了“流变”、“流有量”、“流存量”等等。《终结》打算用一套外部理论（例如流水系统循环理论）来解释经济现象，要求社会经济活动的实际来适应他的“流理论”，而不是从经济社会实际中抽象出经济理论，这通常是主观经济学的习惯方法，也是流行的西方经济学的祖传积习。题外的例子，如有人用物理学中的能量、熵、（虚）质量来解决商品价值理论问题等等。经济活动中本来就有一系列现成的概念，诸如国民收入、销售收入、可支配收入、工资、利润、税收、GDP、GNP等等，只要把这些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交代清楚大家也就明白了，《终结》外加什么“流有量”、“流存量”，纯粹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不要说别人搞不清楚，恐怕连张先生自己也不一定搞得清。下面举些例子，大家看看《终结》自己搞清楚了没有？

张建平先生说：“流入即域的货币收入，而流出即域的货币支出，这样储蓄就是一种‘净收入’概念。对于居民域来说，和储蓄对应的是厂商的‘利润’，而非厂商的收入。”（[1]）你说这句话谁看得懂。居民储蓄等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去消费，这部分剩余收入存在银行，要说“净收入”，那应该等于零。储蓄与“利润”对应更加不可思议。有一类经济学家把劳动力称为人力资本，劳动者也就成为人力资本家，老板的货币称为货币资本，老板自然被称为货币资本家，大家都是资本家，大家得到应该得到的利润。如果您对这些高论不理解，现在张先生向您“证明”：劳动者的储蓄就是劳动者的利润，老板的储蓄就是老板的利润，确实大家得到了利润。你们看，《终结》和流行的西方经济学何其相似乃尔。

张先生又说：“如果资本存量是可以测度的，那么利润可以基于资本存量的变化而定义，即利润π＝⊿K，而不是投资I＝⊿K。”（[1]）这能不能得出《终结》与流行的宏观经济学不同呢？不能！相反，倒可以得到《终结》＝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结论。怎么证明这一点？这不难。我证明给您看：《终结》说储蓄＝利润，西方宏观经济学说储蓄＝投资，把这两式和上面两式联立，根据《终结》可以得到储蓄＝利润＝利润π＝⊿K，根据西方宏观经济学可以得到储蓄＝投资＝投资I＝⊿K，所以，通过“储蓄”这个环节，说明利润π＝⊿K，和投资I＝⊿K两式其实是一致的。流行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用的是“流循环理论”，《终结》用的也是“流循环理论”，要说某一方错了，大概是逻辑推理有问题，否则肯定是一路货。

3．《终结》揭示的经济“规律”有选择性，不具有普遍性

这一点不是我对《终结》的评价，而是《终结》作者张建平先生自己的评价，张先生说：“世界上真正的守财奴、为敛财而敛财的人是极少数，是一种心理疾病的人，不在经济学考虑的理性人行列里。”这说明张先生的经济学只考虑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人，“极少数”非理性人，例如照章纳税、追求适度利润的经济人，他没有考虑，他的“理论”不是普遍适用的，对“极少数”人不适用。“极少数”是多少？百分之一、二、三？以前听说过阶级敌人占百分之一、二、三，那是“极少数”，八亿人，百分之一也有八百万。承认《终结》解释不了“极少数”人的经济活动规律，这是作者歉虚的表现。

一句话，《终结》所论述的一套“理论”太古怪，基本上是些主观心理“规律”，对经济建设没有什么指导意义，看他的文章，纯粹是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