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理上访与信访体制改革研究

第一篇：不合理上访与信访体制改革研究

不合理上访与信访体制改革研究

不合理上访是上访者提出非正当的、过高的诉求或者在上访过程中使用偏离信访制度文本规定的上访方式的上访行为。它主要表现为谋利型上访、全能型上访、过激型上访和精神病上访等四种类型。近年来，不合理上访呈现不断蔓延之势，给信访工作带来诸多不利影响。为改变这一局面，需要建立信访分类治理体系、改革信访考核制度、整合信访机构资源和矫正过于泛滥的权利话语。

近十多年来，我国社会转型步伐加快，社会矛盾冲突加剧，全国信访总量长期处于高位运行态势。对于当前的信访治理困境，学界主流的解释都认为是由于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信访渠道不畅导致的。他们都将目光聚焦于维权型上访，[1]关注那些在维权过程中遭遇诸种困难和阻碍的上访者，并由此衍伸出对现行利益表达机制的批判。我们承认，现实当中确实有很多上访者在维权时遭遇了各种挫折，有的甚至为此而付出了沉重代价。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同样有一些上访者在上访过程中屡屡获利，甚至将上访作为一种职业或者谋生手段。[2]p188这些不合理的、谋利型的上访者在当下社会中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呈现不断蔓延之势。[3]日渐蔓延的不合理上访已经严重影响了信访治理工作的绩效。大量的资源被投入于“花钱买平安”、“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的维稳“怪现状”之中。这样的维稳方式又反过来进一步刺激和滋生了更多的不合理上访，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对当前信访治理困境的研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维权型上访或者合理的、正当的上访行为，而应将不合理上访纳入研究视域。如此，方能为信访问题提供一种全面的、客观的解释路径，才能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对策措施。本文先探讨了当前不合理上访的诸种表现，尔后分析不合理上访生成和蔓延的内在逻辑，进而提出改革信访体制、走出信访治理困境的对策建议。

一、不合理上访的表现

所谓不合理上访，指上访者提出非正当的、过高的诉求或者在上访过程中使用偏离信访制度文本规定的上访方式的上访行为。国务院2005年颁布的《信访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三款对不合理上访及其处置方式做出了明确规定：“请求缺乏事实根据或者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不予支持。”在现实中，不合理上访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谋利型上访

谋利型上访有两层含义，一是跟维权型上访相对，指积极主动地争取和谋求利益的行为，从而区别于在自身利益遭受侵害后为了维权而上访的行为，这是其中性层面的含义；二是特指某些以谋求不正当、不合理甚至不合法利益为根本目的的上访行为，这些上访者往往将上访当作一种谋利的手段。上访的目的就是为了捞取钱财或其他资源。在本文中，我们尤其关注后一种含义的谋利型上访。

在实践中，有的上访者提出的利益诉求无任何事实或者政策法律依据，但他们还是要求政府相关部门满足。有些上访者提出的诉求虽然有一定的事实和政策法律根据，本来可以酌情解决，满足其一定程度的要求，但是他们在上访时漫天要价，诉求远远高于本应得的那一份。最后，政府还是不得不满足他们的过高要求。谋利型上访的极端表现就是上访专业户，即那些经常以上访作为谋求利益的手段甚至依靠上访谋生的人。江华市余陵区桥镇大湾岭村的杨云发就是这样一个典型。[2]p195杨云发自己无业，用别人的话说就是靠上访谋生。从2006年开始，杨云发踏上了上访之路，一直至今，他几乎每两个月就要去镇里、到区里或者市里上访。2009年，杨云发继续到区政府和区民政局上访，要求给他的有正式工作的儿媳妇安排一个城镇低保名额。为了保险起见，杨云发还跟区民政局长签订了协议书，双方协议约定：民政局长保证给他一个低保指标，杨云发自己也保证只要获得低保指标，以后永不上访。截至2009年4月，杨云发已经通过反复上访获得共计5个低保指标，包括2个城镇低保和3个农村低保。2009年6月，杨云发还找到桥镇武装部长陈克强要求镇里帮他评选全国道德模范。杨云发曾跟笔者谈到：“（评道德模范）目的是要搞点钱用，没有其他意思。”他甚至坦言：“只要给票子，我就喊共产党万岁。”“只要钱，不要面子。”在2006年底到2009年上半年不到3年时间里，杨云发找过的各级领导干部已经不少于30人，上至市委常委、区委书记下至村支部书记无所不找。如今，杨云发已因上访而扬名余陵区和桥镇。

除了杨云发之外，在桥镇被乡村干部视为难缠的上访专业户的至少还有10多个。另有其他一些上访者尽管不是上访专业户，但有时候也通过上访要挟政府来谋取利益。有的农民上访是为了强占他人的利益，有的是为了从政府获取诸如低保、钱物的照顾。在桥镇，甚至还出现了专门收取“劳务费”替他人上访告状的中介。[2]p194

近年来，谋利型上访正呈不断蔓延之势。田先红在桥镇的调查表明，2003-2009年桥镇谋利型上访案件较1997-2002年之间上升了16.51%。[2]p110肖立辉的调查也发现：“在一些地区，甚至有一些人利用政府的这一心理，以上访为手段要挟地方政府、谋取利益，逐步发展成为„信访经济‟，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4]另据江西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招标项目“江西当前面临的突出社会矛盾与创新社会管理研究”课题组在江西全省范围内的抽样问卷调查数据显示，被调查者在回答“您认为当前不合理上访的严重程度”这一问题时，选择“很多”和“较多”答案的所占比例分别为6.6%和29.1%，两者合计高达35.7%。一些信访实践部门工作人员对谋利型上访的现状甚为担忧。江西省信访局工作人员估计说：“现在到北京上访的里面有50%都是要求过高、诉求不合理的。”[5]还有人认为80%到北京上访的都是无理的。[6]谋利型上访的日益蔓延，已经极大地影响和冲击着既有的信访体制。甚至有学者认为，当前上访产业已经初现雏形，必须引起高度重视。[2]p226

（二）过激型上访

国家《信访条例》对信访过程中的种种不当和过激行为做出了明确的限制性规定。该条例第二十条规定：“信访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周围、公共场所非法聚集，围堵、冲击国家机关，拦截公务车辆，或者堵塞、阻断交通的；

（二）携带危险物品、管制器具的；

（三）侮辱、殴打、威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

（四）在信访接待场所滞留、滋事，或者将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弃留在信访接待场所的；

（五）煽动、串联、胁迫、以财物诱使、幕后操纵他人信访或者以信访为名借机敛财的；

（六）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其他行为。”

但是，在现实中，一些人上访时常常采用种种过激行为，比如打骂工作人员、长期在政府部门滞留、身挎农药瓶和炸药上访、在公共场合聚众闹事、摆设灵堂或者采用自伤、自残甚至自杀行为等。对于行为过激型上访，应该辩证地、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有一部分人确实是因为自己的合理诉求、正当权益长期未能或者无法得到满足，心中积满了怨气，在万分愤怒的情况下采取过激行为。对于这部分上访者，我们要对其行为给予同情性地理解，积极采取措施解决他们的问题。实在无法解决的，要做好解释工作。同时，对于他们的过激行为要进行耐心地教育和劝阻。尽管他们的诉求有合理的成分，但是若采取过激行为，造成一定的甚至严重的后果，则会往不合理的方向转化。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故意采取过激行为，扰乱社会秩序，以此逼迫、威胁政府重视和满足自己的不合理诉求。对于这一部分上访者，应该先对其过激行为进行劝阻，如果劝阻无效则在恰当情况下应采取强制措施，不能为了“维稳”而一味妥协退让，满足他们的不合理、不正当诉求。

采取过激行为是上访者把自己的诉求问题化的一种策略[7]p317。由于上访者数量众多，上访者需要凸显自己问题的重要性，以引起政府官员的重视，提高问题获得解决的可能性。为此，上访者更倾向于采取种种非常规的甚至过激的上访行为。近年来，过激上访行为数量比以前快速增加，造成越来越普遍的示范效应。有的过激上访抗争行为甚至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2010年9月在江西省宜黄县发生的拆迁钉子户“自焚案”、2011年5月26日同样在该省抚州市发生的拆迁户连环爆炸案，都是上访抗争行为极端化的表现。

一些上访者故意采用极端上访方式来要挟政府满足自己的不合理利益诉求，甚至还夹杂着灰黑势力等不法分子参与。中共湖北省H市委宣传部某副部长讲到：“现在农民上访已经成为基层最大的问题。只要死了人，即使自己打架死人，农民也找政府闹。逢死必闹，闹事就是要政府给钱。现在黑社会介入死人闹事事件中，黑社会帮你策划，产业化经营，收入（指政府给的钱）分成。他们组织上街游行，每人每天50元，一包烟。任何事情他们都组织老头老太太堵政府大门，毫无办法。”[8]原本，许多问题可以依据法律制度、通过理性协商加以解决。这些上访者包括一些不法分子抓住地方政府害怕民众上访闹事的软肋，只要出事就找政府缠闹，将死者尸体抬到政府，动员老人妇女堵门，竭力扩大事态影响，以此逼迫政府就范，从中谋求更多的利益。本来政府并不负有直接责任，但迫于群众的压力，最后不得不“花钱买平安”，对当事人进行赔偿。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刺激了过激型上访行为的滋生，诱发越来越多的人上访时采用过激行为来使自己的诉求问题化，并被一些欲图谋利的不法分子利用。

（三）全能型上访

所谓全能型上访，指上访者提出的诉求不切实际，政府完全无法满足，或者本就不属于政府的管辖职责范围。这些上访者实质上将政府视为无所不能、无所不管的全能型政府[9]p68-72，故谓之全能型上访。跟谋利型上访不同，全能型上访者本身没有明显的、强烈的主观谋利意图，他们只是将自己的不合理诉求视为政府理所当然的义务和责任。用他们的话语表达即为“这就应当是你政府干的事”。在这些上访者的潜意识里，只要自己遇到困难，就可以要求政府解决。“凡事找政府”成为他们的一种身体无意识。

笔者调研时常常了解到许多全能型上访行为。比如，有人的老婆在外打工时发生婚外情跟别人跑了，丈夫去找镇党委书记要求解决。[2]p228有人的小孩办理出国留学手续时，被中介骗了一笔钱，要求政府赔偿。还有人家里的电线断了，要政府出面找人帮忙修好。甚至还有人的儿子娶不到媳妇，也要政府负责。[2]p188-192从实际上看，这些全能型上访者确实在生产生活中遇到了困难，或者权益遭受了损害，自己又倍感无力解决，故而要求政府出面处理。他们的遭遇值得同情和理解。不过，他们的问题和诉求很可能不属于政府职责范围内之事，政府也无法解决。这些全能型上访者以自己的各种困难为由要求政府担负无限责任，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政府不可能事无巨细、无所不管、无所不包。若政府不分青红皂白、无论上访者的何种诉求都一概满足，必将大大增加自己的负担，酿成无法收拾的恶果。同时，这样的治理方式也跟建构现代国家的根本目标和要求相悖。在现代国家里面，政府应该是一个职能范围边界清晰、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府，而不能揽起所有职能和责任。

（四）精神病上访

不言而喻，精神病上访即指那些或多或少患有精神疾病的上访者。这类上访者往往没有什么明确诉求，他们只是到政府部门走一走、逛一逛，发发牢骚，骂一骂工作人员，而后离去。也有一些精神病上访者的诉求非常稀奇古怪，提出一些异常滑稽的要求，让信访工作人员捉摸不透。精神病上访历来都是我国信访治理工作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建国初期，信访制度正式确立不久，就出现了精神病上访的现象。据刁杰成的抽样统计，1955年，精神病和无理取闹的上访者占来访总数的3.7%，1956年和1957年这一比例上升到8%。[10]p73在当下乡村社会，也时常有一些精神病人活跃在基层信访治理领域。申端锋在河南省和平乡调查时，就了解到5起精神病上访案件。其中，有一位70多岁的精神病上访者段保和，上访历时十多年，在当地几乎人人皆知。他因经常去乡政府反映说“要在和平乡进行原子弹试验”而被当地人取了个绰号叫“原子弹”。[11]p2422009年，北京大学孙东东教授因出言“99%的来京上访者都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而引起整个社会舆论哗然。虽然他的话语有些夸张，但是精神病上访者的存在却是一种客观事实。

精神病上访给信访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一方面，对于精神病人，政府部门必须照看好，要为他们的安全和健康着想。另一方面，当精神病上访者滞留公共场所、扰乱社会秩序时，又必须对他们进行控制。这让信访工作人员相当为难。刁杰成曾讲到：“这些来访人长期滞留北京，并有越轨行为，这部分人数量不多，但能量大、危害大，胡搅蛮缠，严重地影响了机关的工作秩序和上访程序，以及社会治安。”[10]p73申端锋曾经呈现了基层政府在面对精神病上访时的无奈与窘态：“每个精神病人都要耗费极大的人力财力，上访精神病人的影响之大，超出我们的想象。”“基层政府无法对上访精神病人实施有效的治理和监控，除了民政救济之外，监控和思想工作均无法凑效。这表明，虽然基层政府能把精神病人从上访者中区分出来，但却无法对其实施有效的治理，几个精神病人成了基层政府信访工作的焦点，并且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这对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构成了一个极大的讽刺。”[11]p278-279由此可见，数量虽少的精神病上访同样给基层信访工作造成了极大的阻碍，牵扯了基层政府相当一部分精力。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一些上访者本来精神正常，但因为在长期上访过程中与政府部门打交道而转变成精神病的案例。一些媒体也曾报道过部分地方政府为了息访、维稳而将本来精神正常的上访者当成精神病人强行送进疗养院的情况。[12]

总之，当前各种不合理上访均呈蔓延之势，已经极大地影响和冲击着正常的信访工作秩序。若不引起高度重视，很可能导致事态恶化，陷入“不可治理”状态。

二、不合理上访生成和蔓延的内在逻辑

尽管不合理上访正呈现日益蔓延之势，带来越来越大的危害，但是对于不合理上访行为，我们不能简单地对他们进行道德化的指责和批判，而应从结构和体制方面去探寻其生成的深层原因。

（一）国家意识形态转型的失衡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政权合法性及体现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党和国家向人民做出了各种各样的承诺。国家对人民群众、对社会担负起无限责任。在这样的体制下，“每个人只需干好自己的那份工作，剩下的事全都由国家来负责。”[13]49-50国家对民众扮演着家长和监护人的角色，具有浓厚的父爱主义特征。[13]51-52改革开放后，国家的职能有所变化，它逐渐从一些具体领域当中退出。不过，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仍然需要彰显体制的优越性，需要兑现诸如“共同富裕”、“小康生活”之类的承诺。换言之，国家担负无限责任的状况依然没有根本改观。同时，随着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建立，意识形态的世俗化，社会生活的去政治化，导致国家的教化能力迅速下降。国家转型的不平衡、不彻底，使得国家继续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同时又缺乏能力来有效应对民众的诉求。

国家转型的失衡，正是各种不合理上访蔓延的重要原因。上访者能够援引意识形态话语，占据道德制高点，要求政府满足其利益要求。这些不合理上访者利用党和国家的传统意识形态来与政府展开周旋，以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遗产来要求政府承担责任。面对上访者的意识形态话语，丧失话语权、背负沉重伦理道义压力的基层政府只能以牺牲原则和底线的方式来暂时达到息诉罢访的目的。在这一博弈场景中，政府工作人员说上访者“不讲法”、“不讲道理”，而上访者则指责政府“不为人民服务”、“干部不像干部”，形成“干部说群众不听话、群众说干部不像话”的局面。

在上访者那里，传统意识形态比如为人民服务、关心困难群众等，是党和政府天经地义之事。一些不合理上访者利用这些传统意识形态来要求甚至要挟政府承担无限责任，满足他们各种要求，包括不合理要求。而党和国家的转型却要求它从过去的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的全能型政党和政府解脱出来，转变为一个有进有退、有选择性地治理的党和政府。由此，在民众的期望与党和国家所推动的转型之间存有张力，农村基层信访治理所遭遇的伦理困境，正是这种张力难以弥合的表现。

当前信访治理的伦理困境表明，国家政权的父爱特性并没有改变。群众仍然以传统的角色要求党和国家对其负责，要求国家“为人民服务”。这种父爱式政权强调和体现了国家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关怀和爱护，但它同时也带来诸多问题。

（二）权利话语的泛滥

新中国前三十年，国家治理“是以„群众‟的观念而不是以„公民‟的观念为指导思想。„群众‟的观念着重某些阶层的社会和经济上的权利，而忽略了个人的自由权利。”[9]p8在“群众”观念的指导下，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国家和集体大局的利益。改革开放后，“公民”观念成为国家改革的指导原则，公民个体的权利越来越被强调。随着意识形态的世俗化和权利话语的弥散，各种利益主体被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人们对现实利益高度关注，成为追逐利益的原子化个体，形成相互攀比的局面。

对农民个人权益的强调和保护固然是将农民变为公民的需要，是建构现代国家的需求。然而，当农民从集体解放出来之后，却似乎并没有朝着改革者所设计的那样顺利转化为他们所期待的公民，而是演变为只讲权利、不讲义务的“无公德个人”[14]。原本，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实际困难，既是《信访条例》明文规定的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应有之义。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关心困难群众不仅具有一般的社会保障意味，而且是党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表现，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它具有浓厚的政治正确色彩。

正因为关心群众疾苦、照顾困难户是一种政治正确，所以，当农民上访要求政府给予补偿和救助时，政府便不能对其要求置若罔闻，否则，就是政治不正确。这样的意识形态既为底层民众反映生活困难、表达利益诉求提供了渠道，也给那些希图乘机谋利的搭便车[15]者创造了空间。当上访者要求救助时，政府便面临着如何对其反映的信息进行甄别的难题，如果这一难题无法解决，则很可能被一部分不合理上访者所利用。面对不合理上访者，无奈的政府只好用低保、困难救助指标来打发他们，出现了“农民讲政治，干部讲感情”的吊诡局面。

（三）压力型信访体制的束缚

在压力型的信访体制中[16]，信访工作任务自上而下层层传递，最后落到了地方和基层政府头上。按照国家《信访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信访事项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换言之，只要某个地方出现了上访，就必须由当地政府部门负责处理。同时，信访责任考核还被纳入了公务员考核体系，跟官员升迁、任免和奖惩挂钩。一旦信访工作考核不合格，官员就被一票否决，丧失了升迁机会。这样的责任追究方式必然给地方政府带来沉重的维稳压力。想方设法平息上访、维稳保安成为他们的首选。

而问题在于，上访者反映的许多问题并非地方基层政府所能解决的，或者本来就不属于他们职责范围之内。比如，有的政策性问题，需要有国家或者更高级地方政府出台统一的政策作为处理依据，而基层政府缺乏制定政策的能力和条件。还有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基层政府也往往缺乏能力解决。但是，上访者不会为基层政府考虑这些问题，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的问题能够获得解决。如果基层政府不解决，就继续上访。于是，各种各样的上访，既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既有正当的，也有不正当的，统统都涌向了信访渠道。在现行信访考核体制下，上访必然意味着对基层政府不利。他们必定要对上访案件进行处理，让上访者息诉罢访。对于那些真正有冤屈、权利受到侵害的上访案件而言，只要基层政府秉公办事，一般都能妥当处理。面对那些要求过高、诉求不合理以及超出政府职能范围的上访者，基层政府只能想办法给他们一点小恩小惠（比如低保指标、困难救助、安排工作等），让他们暂时息访。当上访者眼见通过上访能获取额外利益时，便容易以上访作为获利手段，从而不断催生和蔓延新的不合理上访行为。所以，不合理上访行为的产生和蔓延跟压力型的信访体制有着密切关系。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压力型信访体制催生的结果。信访体制的刚性压力过大，致使地方基层政府失去了回旋空间，为少数不合理上访行为提供了条件。

（四）信访治理方式的弊端

信访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制度。它对于加强民众对官员的监督、中央掌握地方实情和密切政府与群众联系都具有重要意义。[17]不过，不可否认的是，信访带有一定的人治色彩。尤其是随着信访机构权力逐渐加大、信访成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渠道而不仅仅是反映民情民意的方式时，这种色彩表现得更为明显。基层政府在治理上访时遵循特殊主义的逻辑，“具体问题具体解决”，这有其合理性和灵活性，但因缺乏普遍的规则，使得自由操作的空间很大。一些敢于上访、闹事的人，能够从上访中获取更大的利益。这种权宜式的治理方式[18]在客观上助长了上访者通过扩大事态影响来谋利的主观倾向，形成“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谁调皮，谁刁难，谁上访，就有好处，就得的多”、“有了今天就有明天”的恶性循环。[2]p236

在与政府的互动过程中，一些上访者抓住了政府的软肋，拼命提出新的过高要求，形成恶性循环。比如，江西省L县的一个生猪养殖大户曾经承包一块山林举办养猪场，后来政府因开发需要将这片山林收回，起初协商只给10万元补偿，该养殖户不同意，就到北京上访，后来县里答应给20万，但是养殖户仍然不同意，继续赴京上访，最后县里承诺给100万元补偿，该养殖户才息诉罢访。类似这种通过上访要挟政府满足不合理、过高要求的上访者还有许多。[19]这些上访者通过循环往复的互动试探出了政府的底线，步步紧逼，迫使政府满足自己的要求。由此形成的畸形政治心理结构正越来越多地支撑着不合理上访行为。这不仅不利于官民关系的改善，反而容易进一步恶化官民关系，使政府合法性进一步流失。

三、改革信访体制的路径与措施

当前，不合理上访的蔓延态势，不仅给我国信访工作带来很大的冲击，而且日益严重地影响着行政体制改革和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为走出信访治理困境，我们急需对现行信访体制进行调整。

（一）建立信访分类治理体系

当前，一些地方和基层干部为了维稳，跟上访者一味“讲和谐”，无论上访者的诉求是否合理、正当，都一概满足。尽管地方和基层干部明明知晓上访者的诉求不合理，但迫于维稳的压力而不得不暂时满足上访的要求，导致不合理上访数量大大增加。这表明，原先的信访分类治理体系已经失效。[20]大量的资源被消耗在息访和摆平上面。这不仅未在实质上缓和社会矛盾，反而诱发了更多的不稳定因素。为改变这一窘况，应该在保障人民的基本信访权利的同时，对少数企图通过重复访、缠访、闹访等手段谋求利益的谋利型上访者采取一定的制约措施。可以考虑在《信访条例》里面就少数不良上访行为设置更为详细的制度规定。这既有利于还原信访制度的本来面目，又可为地方和基层处理信访问题提供制度依据，减少无谓资源消耗。

（二）改革信访考核制度

信访体制的有效运转，必须以一定的行政压力和责任追究为前提。如此，地方和基层政府才愿意重视信访问题。否则，地方和基层政府处理信访问题时很可能不愿意履行责任。尤其是当上访者反映的问题涉及自身时，他们更可能采取敷衍塞责的态度。这正是国家为何要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和一票否决制的重要原因。不过，当前的信访考核制度刚性太强，给地方和基层套上了一个“紧箍咒”。当基层政府承担的压力过重时，他们必然会想方设法减轻或者逃避压力，以种种变相的方式推卸责任。最终，信访压力的加大和治理责任的强化并没能有效督促基层政府切实解决信访问题，反而滋生了更多的腐败、违规行为。比如，对上访者的要求不论合理与否一概满足，或者对上访者进行变相打压以及花钱到上级信访工作部门“销号”等等。所以，为改变当前信访体制刚性约束过强的局面，可以在信访考核、通报的方式上适当做些调整，使信访体制既有刚性压力，又有一定弹性空间。可以考虑在信访治理体制中增设信访数量弹性预警线，如果信访数量在预警线内，那么不需要进行考核，一旦超过预警线，则可以对其进行考核。

（三）重新整合信访机构

当前，不仅党委政府设立有信访机构，而且包括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在内的众多公共权力部门都设立有信访机构。信访机构遍地开花固然有利于反映各个领域和行业的问题，但它同时带来资源分散、部门之间互相推诿扯皮导致信访工作效率较低的弊端。为整合信访工作资源，提供信访工作效率，可以将目前隶属于党委政府、人民法院、检察院和纪检等各个部门的信访机构进行整合归并，建立一个统一的大信访机构。同时将这一大信访机构纳入到各级人大里面，设立跟其它委员会平级的信访专门委员会，统一负责信访案件受理、协调和督办等方面工作，赋予人大代表相应的调查和督办权力。

（四）矫正权利话语

时下，权利话语的弥散，已经给信访工作带来很大的冲击。地方和基层政府在应对不合理上访时缺乏底气。一旦他们对不合理上访者采取强制措施，则很容易引发社会的公愤，遭到公众舆论的谴责，使他们处于非常被动之境地。这样的境况使得地方和基层政府丧失了行使正当权力的能力和勇气。笔者以为，民众的合理、合法权利固然需要切实保护，但权利话语的泛滥则往往使问题走向了方面，为少数不合理上访者乘机谋利创造了空间。为改变这一局面，需要对当前过于弥散的权利话语进行矫正，对打着“维权”名义进行谋利的不合理上访、无理取闹行为进行规训，既使不合理上访者意识到上访的底线，又让社会大众认清不合理上访行为背后的逻辑和上访问题的复杂面相。还需要对民众加强责任教育，塑造权利与义务平衡观念，让民众更加充分地理解权利与义务的不可分离性，使他们明白不存在没有成本的权利，权利的享有需以履行相应的义务为基础。这样才能改变当前权力话语过于弥散的局面，取得意识形态话语权。

总之，如何充分尊重和保障大部分民众的合理、正当权益，同时又有效减少甚至杜绝不合理上访行为，不仅是攸关信访体制有效运转的重大问题，而且是切实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现代国家的基础性工程。无论是具体信访问题的治理，还是信访体制的改革，最终都应纳入法治轨道。

第二篇：信访(上访)复查申请书--范本

信访/上访复查申请书

一、申请人：

申请人姓名，性别：男（女），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户籍地址（与身份证一致）：XXXXXXXXXXXXXXXXX，通信地址（可有可无）：北京市XXXXXXXXXXXX，联系电话（最好手机号码）:1388XXXXXXX

二、信访事项： 信访事项一：

………………………………； 信访事项二：

………………………………； 信访事项三：

………………………………；

（把申请人最初反映的信访事项一一列出，但不必过于求细，说明清晰明了即可）

三、申请复查事项：

申请人不服XXX（出具批复单位全称）于XXXX年XX月XX日做出的《关于XXXXXXXXXXXXXX的答复》XX【XXXX】第XX号，特此申请复查。

（一）……；

（二）……；

（三）…………。

（针对答复意见有以上几点）

四、事实与理由：

（一）…………；

（二）…………；

（三）…………。

〔对以上提到的‘申请复查事项’的要点，分别按点有针对性地列出事实与理由〕 附：相关证明材料 至此

XXXXXXX〔复查相关机关称呼〕

申请人（签字）: XXXX年XX月XX日

第三篇：康复中心不合理救助信访案件情况汇报

曹县残联关于工单编号***7515750 市长公开电话处理单处理情况的汇报

县长公开电话办公室：

2015年1月13日，我们收到了工单编号***7515750市长公开电话处理单，发话人匿名举报反映：残联康复训练中心存在不合理现象，学员邵希，男孩，今年3岁；任雅曼，男孩，今年1岁；刘欢，女孩，今年4岁，家庭生活均富裕，但康复训练中心副主任任振生仍为其办理免费康复训练。接承办单后我会派专人进行了进一步调查，现汇报如下：

对发话人反映的邵希男孩3岁，调查如下：邵希，男，2011年8月出生，郑庄乡青山村人，是早产儿，10个月时智力肢体发育较差，被诊断为“智力障碍”，父母无职业，因治疗费用较大，生活困难，邵希的姐姐被迫辍学，2012年持贫困证明到本中心申请免费训练。经调查情况属实，在办理了相关手续后，在中心训练至今。电话：*** 对发话人反映的任雅曼男孩1岁，调查如下：任雅蔓，女，2009年12月出生，古营集镇任庄村人，出生时难产，窒息，1岁时发育较正常儿童落后，被诊断为“智力障碍”，一家三口有一亩地，收入低，前几年到外地治疗，欠下许多债务，为此父母出外打工，将孩子托付给孩子的奶奶照看。2012年，家长持贫 困证明到本中心申请免费训练，经调查情况属实，同意给予救助。电话：*** 对发话人反映刘欢女孩4岁学员，调查如下：刘欢是小名，身份证姓名为刘雨露，女，魏湾镇焦楼村人，2008年8月出生，有一个双胞胎哥哥，出生时早产，一岁时因发育落后，两个孩子均被诊断为”智力障碍和脑瘫”，父亲辞去工作，常年带孩子在外治疗，母亲是一名乡镇小学教师，月薪2000元左右，生活困难。在2013到本中心申请免费救助，经调查，此家庭系一户多残家庭，家庭经济困难，决定给予救助。电话：*** 曹县残疾人康复训练中心为山东省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每年给予一定免费康复名额。根据鲁残联发[2013]4号文件精神，享受免费康复训练的残疾儿童应具备以下条件：1.0-6岁持有《残疾人证》；2.家庭经济困难。以上三名儿童均为省级免费救助对象，有完善的救助手续和档案资料，发话人反映的情况与调查实际不符，不存在救助不合理现象。

曹县残疾人联合会

2015年1月14日

第四篇：减少交通事故信访上访案件之我见

减少交通事故信访上访案件之我见

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纠纷，是以民生问题为主题的矛盾纠纷。从公安交通管理的角度来看，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机动车数量大幅度增长，道路建设缓慢，路面狭窄，人车混行，交通标志不全，使人、车、路矛盾加剧，交通事故发案率居高不下，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异常严峻。而交通事故处理是一项法律性、政策性、技术性较强的工作，具有量大、面广、处理难等特点，由此产生的信访问题也日益增多，并出现上访反复、方式激烈、形态复杂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交通事故信访上访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如何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信访上访问题，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化解警民矛盾，构建和谐交通，就是公安机关落实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促进和谐的最直接体现，也是我县公安交警部门信访工作的重要内容。

一、产生交通事故信访案件原因

（一）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未侦破而引发信访上访。一些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从现场勘察找不到遗留物、痕迹，也没有目击证人这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了更大的难度。比如：2007年5月27日发生在扶风县杏林镇的重大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县公安局及交警大队抽调大量警力成立专案组但案件至今尚未侦破，受害人家属多次到省市两级上访成为我县交通事故上访案件之一。

（二）因医疗费及损害赔偿而引发信访上访。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以后伤者的医疗费用及损害赔偿成为事故处理的焦点，在县乡道路交通事故中，发生交通事故的双方当事人家庭经济状况不好，肇事车辆破旧不堪，更谈不上车辆投保，发生交通事故后无力支付医疗费用，无法落实损害赔偿，权利人更无钱财产保全、打官司，不愿意走司法程序，只纠缠办案单位，政府从而引发交通事故上访。

（三）以死亡赔偿金索取为主要目的。交通事故发生后，死者亲属悲伤之余迫切想得到的是尽可能多的死亡赔偿金，死者家属以死人为由，死者家属纠集众多亲友集体到办案单位、政府、上访，并采取一些过激行为扩大影响，赢取广大群众和上级领导的同情和支持，引起领导重视，向案件办理单位和人员施加压力，从而达到其目的。

（四）对检验、鉴定结论有异议而引发的信访上访。交通事故发生后伤者治疗终结后，对人身伤害程度所作的司法鉴定结论在当时双方当事人没有异议事故赔偿也已终结，但随时间的推移伤者家属以伤者的病情恶化，导致其它病症出现等原因受伤人家属对以前所做的鉴定结论提出异议要求重新鉴定的要求不能满足而引发上访。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当采取以下对策：

一、交通事故处理民警要树立公正、文明、规范执法的理念，加强业务学习,提高办案质量。必须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等努力法律法规，使每个交通事故处理民警都能按照法定程序、时效完成交通事故处理工作，不断强化民警事故处理的基本技能，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大局意识、法律意识、证据意识、程序意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要切实做到证据充分，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依法认定责任，并做好解释工作。

二、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逃逸案件的发生，提高交通肇事侦破能力是解决交通事故信访上访问题的根本办法。提高交通肇事侦破能力，要从人力、物力和机制上保障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侦破工作，实行交通肇事逃逸举报奖励制度，鼓励群众积极举报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线索，建交通事故逃逸案件协查机制，健全逃逸案件堵截预案，严厉打击交通肇事逃逸违法犯罪行为。

三、换位思考，善于沟通，正确处理交通事故信访案件。面对信访案件，我们需要树立

“信访无小事”的理念，正确对待信访案件，善待上访人，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意识，在思想上解决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问题，这是做好信访工作的根本。处理方法则是寻求信访案件最佳解决方案的路径，方法运用得当，可以有效的处理好信访案件，要以真诚的态度对待上访人，深入了解他们的诉求，多进行换位思考，多进行沟通了解，不能和情绪激动的上访人针锋相对，要采取因人而异的心理学疏导工作方法，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对缓解缴化的信访矛盾，会取得良好的调处效果，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处理信访案件，不但要精通业务知识、法律政策，善于从上访人的言谈举止以及字里行间分析深层次信息，从中得出初步结论，对来访群众的合理诉求要按照有关政策和法律尽快予以解决；对不合理的要求，要耐心解释，用真诚拉近群众、打动群众、取信群众。

四、发挥基层作用，解决初信初访。县级交警大队是公安机关基层单位是直接与人民群众打交道的窗口，群众信访问题绝大多数发生在基层，解决问题的关键也在基层。在交警大队设置信访接待室，同时发挥“值日警官”、“法制员”等制度建设，由值日警官、法制员兼做信访民警，通过接待信访人了解其诉求，能给予解决的立即解决，解决不了的再向县公安局领导汇报解决，争取把人民群众的不理解和不满意解决在基层，要对一起信访案件都要高度重视，特别是对群众初信初访要积极、真诚，对群众的合理诉求给予足够重视，真诚接待，认真解决，从而有效减少交通事故信访问题。初信初访，是信访工作的第一关，防止重信重访，最根本的是做好初信初访工作，处理初信初访工作，要实行首接责任制，受理群众的第一个投诉电话、第一封来信、第一次来访的民警是首接责任人，要切实在第一时间做好信访事项的登记、转办、汇报工作，对群众反映的信访问题，要高度重视，采取强有力措施，在规定的时间内，依据法律、政策，一次办结，力争群众满意，并将办理结果及时回复信访人。

五、多警种各部门协调作战。对于单靠一个职能部门继续办理难以独立办结，或者信访人明显不信任原办案部门继续独立办理下去的信访案件，上一级领导机关则应主动靠前指挥协调，集中优势力量，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全力投入到信访件办理当中，以期顺利办结信访案件，并视情况及时协调公安局信访办、刑侦大队、经侦大队、督察队等部门及时介入，配合交警大队积极开展调查取证，掌握了大量的案件证据材料，为信访案件顺利办理提供了事实基础，在进行协商处理阶段，积极协调县委政法委、信访局、县司法局、乡镇府等有关职能部门，联合开展信访人停访息诉工作，促使当事人双方达成调解。

六、层层签订“军令状”，落实的“四个一”工作措施，确保信访案子件件落实。要实时关注和控制信访人的动态情况，通过开门接访、带案下访、上门回访，不断创新信访工作的形式，拓宽信访工作的空间，维护公正，弘扬正气，不能坐等观望，使案件解决变得被动。每件信访案件都要落实“一名领导、一个班子、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四个一”工作措施，对群众反映民警态度蛮横、执法不公等方面的问题和薄弱环节，经调查核实无误后，加以整改，有关单位负责人和办案民警要主动登门拜访，向上访群众真诚道歉，并告知其纠正结果，争取谅解。

七、做好交通安全及信访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群众合理、合法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各种纠纷。以“五进”交通安全宣传为契机，加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等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宣传，同时积极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信访条例》、《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等涉及信访工作的法律法规宣传，使群众真正懂得如何正确维权，如何依法信访，从而有效减少重访、闹访、越级上访等交通事故信访问题。

因此，我们对待上访群众的态度问题上，要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的意识，积极协调解决一些信访人长期存在的生活上、工作上的存的困难和问题，从情感化上访人，从而拉近警民关系，最终达到息诉息访的目的。

第五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3）西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张为波 zhangwb@max.book118.com 张为波@健身 第三讲 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

一、思考题：１.试分析影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因素。２.联系实际，分析我国当前应对行政体制改革阻力的措施？

二、重点：

1、行政体制改革的环境系统阻力

2、应对行政体制改革阻力的措施。

三、难点：应对行政体制改革阻力的措施。第三讲 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以机构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体制改革一直是十多年来中国行政发展的主轴。行政改革的发生，有其客观的“动力系统”。新时期中国行政发展的推动力有两个层面，从浅层看，是政府财政的压力，庞大的干部队伍使得财政收入的近一半变成“人头费”，财政变成了“吃饭财政”，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不改革将难以为继，此所谓“穷则变，变则通；” 第三讲 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从深层看，行政改革的最深刻的原动力来自于经济发展所引发的政治要求：“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８３页）没有动力，就不可能确定改革的目标和路向，行政体制改革便无从发生，但另一方面，行政改革的速度、质量、效果乃至成败取决于动力和阻力这两种力量的对比和相互作用。第三讲 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改革开放以来历次行政改革收效甚微甚至不了了之的原因，我们都可以从阻力的角度得以解释。因此，分析和克服阻力，从而扩大和增强动力，对保证目前正在进行的行政改革取得预期效果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一、行政体制改革的环境系统阻力政府行政是一种“生态现象”。第三讲 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任何行政组织和行政体制都是在一定的行政环境中生成、运行和变革的。所以，行政改革的阻力可

以从行政环境和行政系统这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1、从行政环境方面来看行政改革阻力来自三个方面的制约：（１）经济体制模式模糊性的制约。第三讲 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行政系统作为上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性质、功能、排列组合方式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为之服务的经济基础。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模糊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行政改革的具体操作和具体的目标选择、认定。在经济改革尚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内进行时，要让为其

服务的政府机构脱胎换骨显然是不可能的。第三讲 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的确立，无疑为行政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但创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毕竟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造性探索，无论

我们再解放思想，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全新的市场经济模式，存在一定的模糊性

是必然的。这不能不对行政改革产生制约作用。（２）市场经济

发展不充分性的制约。第三讲 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一般认为，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政府体制，必须正确处理执政党与政府之间、政府与社会之

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合理确定政府的职能范围，把属于政

府的职能交给政府，把属于企业的自主权还给企业，把属于市场调节的职能交给

市场。而实现这样的目标，重要的前提条件是自主市民社会的成长和市场机制的完善。第三讲 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但对中国这样一个脱胎于封

建社会和计划经济体制“母体”的社会来说，市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也很不

平衡，因而，具备上述前提条件需要进行长期的努力。一方面，我们要求企

业“不找市长找市场”，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产权市场、技术市场、资

本市场等不发育不完善，企业又找不到市场。在此情况下，行政改

革出现反复和回潮是有其合理性的。第三讲 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市场经济发展的这种不充分性还制约行政环境对分流公务员的接收能力。（３）配套程度的制约。行政组织机构是上层建筑体系中的一个小系统，同时它

又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结合部。它的变革必须与党的领导制度、工

资、人事管理制度、企业制度改革等协同进行，如果机构改革与相关各部分的改

革不能上下左右联动进行。第三讲 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光改行政

机构或只在行政系统的某一层次（中央或省级、县级）进行，其结果必然是各种

矛盾在不同系统之间或系统的不同层级之间上下左右转移，行政改革虽

可取一时之效，但难有长久之功。第三讲 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应该说，来自行政环境的阻力是一种“客观”的力量，它与来自行政环境的动力

相比，对改革的影响不具有实质性的和决定性意义，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会自发减弱。第三讲 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２、行政体制改革最大的阻

力来自于行政系统来自于政府及其公务员。从理论上看，２０年来，我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在政府的领导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但这些变革的内容和范

围主要是非行政系统的行政环境或者是在行政系统自身的非核心、非框架部分。

第三讲 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的改革逐渐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在继续推进社会经济文化系统改革（这种改革仍由政府设计、领导、发动和操作）的同时，必须对政府自身或自身的核心部分进行改革。第三讲 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１）基于利益和权力的调整而产生的阻力。如前面所指出，改革是权力和利益的再调整、再分配。这种调整和分配的任何举措均会涉及到现存的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公务员是国家行政权力的载体，权力

是能为局部和个人带来利益的条件之一。第三讲 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尤其中国社会是一个“行政化的社会”，行政权力对社会生活进行广泛深入的指导、协调及干预和控制，社会现象、社会关系无不围绕行政权力而呈现、形成、展开，即便是在资源配置市场化的条件下，政府权力在社会生活中也将扮演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讲 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公务员属于社会中权力和利益的既得者阶层，任何改革的大动作无疑会使他们相当一部分既得利益丧失，产生抵制是必然的。（２）基于习惯和官本位意识产生的阻力。改革本身就是对既定模式和习惯的一种否定，因此，它必须要受到习惯势力的阻挠和影响。第三讲 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对公务员，尤其是对可能被精简掉的公务员来说，行政机构改革意味着自己现存的工作方式、工作内容、工作环境、行为模式等的重大改变。这可能导致留恋目前状态，死抱毫无希望的习惯不放的阻力的出现。另一方面，官本位意识在中国国民意识和社会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官”被看成是身份和地位的最好体现，官职级别的高低是衡量一个人价值与成就的最主要标尺，且各项福利待遇与官职紧密关联。第三讲 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因此，为官只能上不能下，机关只能进不能出，一旦离开官场便人走茶凉，事事难办。这种社会思想氛围，是广大公务员走出机关，下海分流的一大思想障碍和阻力。（３）基于对不确定性的忧虑而产生的阻力。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不确定性因素使人产生紧张和忧虑。对公务员来说，本次行政改革，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存在许

多不得不忧虑的不确定性因素。第三讲 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如本职能部门能否被撤消？精简人员时，自己是否属于被分流之列？若被精简，自己的出路是什么？前途如何？这些忧虑使公务员产生压力，如不能持正确的态度，就会使他们对改革产生怀疑，进而形成消极态度和抵触性行为，妨碍和制约改革的顺利进行。（４）基于依赖性而产生的阻力。第三讲 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我们管理体制的高度集权性，造成下级机关和下级人员缺乏创造性和主动性，事无巨细依靠上级的指示、指导和推动，而且这种依赖性有时被看成是稳重老练的表现。因此，面对矛头针对自己权力和利益的行政体制改革，大家更是不能也不愿为天下先，“不推不动”，互相观望和等待，可能造成“上动下不动，越动越被动”的局面，坐失良机。第三讲 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５）基于曲解而产生的阻力。一个人一旦确立起自己的态度体系之后，就必然对外部输入的信息在既定的态度体系框架内做出反应。每个公务员对当前行政改革的目的、机制和前景是怎样理解看待的，出入会很大，其结果可能导致基于理解不清或理解混乱而抵制、干扰改革。第三讲 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如许多人对市场经济无非又是换汤不换药，重走“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的老路。因此，就用前几次改革的“经验教训”对待这次改革，以不变应万变，对改革持消极、应付和观望的态度。这种因曲解而产生的阻力一般比较持久，具有顽固性。第三讲 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从行政改革实践的经验教训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行政改革之所以未能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正是行政系统自身的阻力。指出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设计良好的改革方案在实际的操作中走形变样，出现只放包袱不放权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强化创收弱化服务，实功虚做，隔靴搔痒，玩数字游戏，换汤不换药，该加强的职能得不到加强，需要撤并的部门反倒不断壮大等等现象，导致改革走过场。第三讲 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

二、应对行政体制改革阻力的措施组织的任何变革都存在着两种力量，即推动变革的力量和阻碍变革的制约力量。根据辩证法，对阻力的克服即是对动力的增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规，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注意，千万不可粗心大意。第三讲 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这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时关于革命策略的至理名言。在今天，行政体制改革也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为提高这场“革命”的绩效，必须采取恰当的策略来减少改革的阻力。１.树立起阻力意识，正确对待阻力。从大的方面讲，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行政改革阻力的存在并发挥作用是具有一定客观必然性的。第三讲 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尤其是行政改革中的悖论，使得我们一方面要实现对行政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让其适应市场经济；另一方面不仅要依靠它来实现对当前社会经济的调控，而且要依靠它实现对其自身的彻底变革。这是一个充满阻力和矛盾的过程，甚至是一种两难选择。因此，我们最好把这场行政改革理解为一种复杂的博弈过程，在各种动力和阻力的相互作用中渐进实现目标。第三讲 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从小的方面讲，任何一项具体的改革措施和方案，都必须充分考虑到内在的阻力和风险，不仅要把阻力的大小作为确定改革目标的依据之一，把需要和可能结合起来，而且要把阻力作为评估改革措施和方案现实可行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在决策时，就应把行政改革的阻力大小作为决策方案本身的因素加以考虑，要研究阻力的大小和范围，预测阻力对方案实施效果的影响，并加以控制。第三讲 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忽视阻力、不敢

正视阻力，如果不是讳疾弃医，也是自欺欺人，可能将使改革重蹈覆辙。２.大力加强宣传，营造一种推动改革的社会氛围。有了正确的思想认识，才会产生正确的态度和相应的行为倾向。所以，要大力宣传行政改革的迫切性、必要性。第三讲 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使广大公务员认识到市场经济向行政体制提出的全新要求，认识到行政改革在目前改革全局中处于“瓶颈”地位，认识到在机构改革上我们已别无选择，认识到“这场革命不搞„„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第三讲 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通过宣传，使这次深刻、艰巨的改革获得公务员最大限度的理解、认同和支持，也要让他们看到，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对成功的评价已经多元化，经济领域正成为最具吸引力、最能实现人的价值和理解的热火朝天的战场。当然，宣传要有针对性，有的放矢，要有艺术性。第三讲 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３.要妥善安排分流人员的出路和利益补偿。“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自己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391页）这次行政体制改革，人员分流量大面宽，因此，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