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上访治理机制的法制化研究

第一篇：基层上访治理机制的法制化研究

基层上访治理机制的法制化研究

----妥善处理涉法上访案件的长效机制研究

基层涉法上访，是指上访人应走司法渠道而未走司法渠道所实施的上访或违法越级上访活动。法院多年被大量的涉法上访案件所困扰，一些案件在司法和上访两个部门多次反复而长期无果，形成涉法上访老户。这对党政上访部门和司法部门都形成了很大压力，对理顺上访渠道、规范上访秩序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妥善处理涉法上访问题，建立处理涉法上访案件的长效机制，是当前各级党政部门和司法部门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涉法上访问题表现类型及产生原因

涉法上访归结起来可以表现为三种类型一种是法院的处理和判决是正确的，但当事人缺乏正确的心态，结果不符合自己的意愿便上访，此类涉法上访属于无理缠访。第二种是法院判决和处理确实有误，当事人对判决和处理结果不服而上访。第三种类型即上访人反映的问题属于涉法问题，本应通过法律渠道解决，但上访人不走诉讼程序，执意在党政部门缠访。其产生原因有以下几种：一是当事人的思想观念问题。“权大于法”的思想意识还根深蒂固的存在于一些百姓的脑海中，认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既要花较长的时间，又要花费大量的诉讼费，而通过上访，如果运气好的话能找到有权的领导，一个批条，问题就解决了。这种权力意识大于法治意识的思想观念促使一些百姓走舍法求人之路。二是“执行难”问题仍是热点和难点。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后，理应依法执行，但执行承担债务的企业，往往使一些本已陷入困境的企业又面临新的困境或破产，不愿陷入困境的工人便会想办法阻挠法院依法执行，不执行也可能造成群众群体上访。三是当事人投诉政法干警执法不公、违法办案问题。有些当事人只要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要求，就想尽一切办法，投诉办案人员存在某些方面的问题，坚持认为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等，有的是反复上访，甚至不能满足其要求决不息诉。四是个别案件确有错误而长期得不到纠正，导致当事人上访。五是普法教育薄弱，部分群众不学法不懂法，案件确无错误而无理缠诉，无理上访。六是对错案的追究力度不够，个别司法人员工作责任心不强，自律意识差，导致出现错案。七是对违法上访、无理缠诉的当事人的制裁力度不够，导致个别人产生“上访就有理、法不治众”的错误想法其后果是导致恶性循环，上访者越来越多。

二、建立处理涉法上访问题经常性工作机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近年来，涉法上访案件数量激增，给各级党委、政府、政法部门增加了巨大的工作压力影响到党政机关、政法部门的正常办公和工作秩序，甚至损害了党委、政府、政法部门的社会形象，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涉法上访的大量存在不但带来了上访秩序的混乱，同时也反映司法机关的执法水平不高，在人民群众的公信力较低，更重要的它折射出我们国家的法制化建设还相对滞后，这与市场经济的规则是不相吻合的，与改革的深化和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研究探索新形势下处理涉法上访的有效工作机制，推动处理涉法上访工作尽快走上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轨道，切实维护社会稳定，成为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和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任务。

三、结合实际建立处理涉法上访问题长效工作机制

1、建立案件质量保障机制，从源头上防止和减少涉法问题的发生。质量是办案的生命和灵魂。案件质量不高，不但会影响法院的权威和形象，而且可能直接侵害涉案群众的合法权益，诱发涉法上访问题的发生。要从源头上防止和减少涉法上访的发生，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案件质量保障机制，从实体上、程序上两方面确保执法办案的质量。健全并严格落实办案责任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建立完善数量、质量、效果有机统一的办案工作综合考评体系，加大对办案质量和效果的考核力度等措施，有效促进法院办案水平的提高，保证案件质量，提高办案效率，使涉法上访案件明显下降。

2、建立信息收集、交流、反馈机制，及时掌握涉法上访的动态。及时掌握涉法上访群众的情况，是做好息访息诉工作的前提。法院在工作中应及时掌握涉法上访的动态情况，便于及早采取措施，争取工作主动。一是建立涉法上访信息收集机制。通过不定期排查矛盾、接待来信来访、其他机关分流转交、上级交办信件等多种渠道，对倾向性、苗头性、预警性信息和已发生的涉法上访信息进行广泛地收集整理，提前开展工作，做到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在处理涉法上访案件时能够迅速反应、占据主动。二是建立内部信息互通交流机制。法院各庭室加强联系，相互通报案件办理情况等有关信息，尤其对可能引发当事人上访的信息应及时通报和掌握。三是建立外部信息通报机制。积极建立上访工作大格局，加强信息沟通和工作协调。比如，与信访局建立上访联席报告制度，做到信息互

动、窗口互动、职能互动、采取相应的控制和应对措施，防止矛盾的激化，有效地为党委、政府减压，掌握处理涉法上访的主动权。

3、建立案件多元化调处机制，维护上访群众的合法权益。根据调查分析，在当前群众上访反映的问题中，有的是有一定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以解决，也是可以解决的问题。其中也有由于在初上访中调处工作不扎实、不到位，致使矛盾激化，发生越级上访。因此，一是坚持领导接访制。上访工作是领导干部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领导亲自接访，可以提高法院的形象，能够增强来访群众的信任感，更便于进行协调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二是建立点名约访制。涉法上访案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上访群众可以点名预约某位干警接访，一方面便于接受群众监督，增强办案人员的责任感，保证案件质量，另一方面能够有针对性地解答上访人提出的问题，使上访人心服口服。三是建立巡回下访制。为了更好地方便群众上访，主动接受群众监督，防止因接访空档而发生越级上访，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着力点，及时化解矛盾，消除不稳定因素。四是建立反馈回访制。对于已经处结的案件要定期回访，防止矛盾反复、上访反弹，对正在处理的案件要及时反馈，告知案件进展情况，防止矛盾激化，导致越级上访的发生。五是建立涉法上访代理人制度。本人认为，可以允许涉法上访人委托授权—名律师作为上访代理人，为其提供法律服务或援助。一方面律师熟悉法律，可以为上访人找到合法的解决途径，减轻上访人的讼累，另一方面律师作为上访人的代理人，他们对案件的分析容易被上访人接受，有利于缓解上访人的对立情绪，做好上访人的说服教育工作。

4、建立涉法上访工作领导机制。建立院长负责只制，强调院长为第一责任人，各庭室主要责任人具体抓，建立明确的责任人岗位目标责任制，对该哪个部门处理而不能及时处理，不认真履行责任，到期不解决问题，相互推诿，敷衍塞责，最终导致集体上访或酿成重大恶性事件的，要依法依纪追究有关领导和真责任人的责任。

5、建立对无理缠访缠诉的处理机制，加快涉法上访工作法制化步伐。当前仍有一部分群众无理缠访缠诉，以进京到省上访、越级上访等当成向有关部门施压的手段，有的甚至聚众寻衅滋事、冲击党政机关，严重扰乱党政机关办公秩序和社会秩序，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因此，解决缠访缠诉问题，已成为当前上

访工作的当务之急。一是建立和推行公开听证、公开答询制度。对于重大、疑难案件，特别是上访人无理取闹、缠访缠诉的案件，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律专家、律师和当事人及其亲属参加公开听证和答询，依靠社会力量做好化解矛盾纠纷工作，达到息访息诉的效果，二是对构成犯罪的依法予以必要的法律制裁。对以上访为借口缠访缠诉的，或者正常上访中冲击党政机关，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根据有关法律和法规，予以必要的行政和刑事处罚。三是需要加快对上访的立法步伐。通过加强上访立法对上访人主体资格、行为规范、案件处理原则、处理程序、违法制裁等进行规范，将上访工作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使确有冤屈的群众有处伸冤，无理缠访缠诉人受到惩处，保证涉法上访处置工作有序健康进行。

第二篇：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机制研究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机制研究

一、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征

1.严格的行业管制和监管。资本结构的特殊性和资产交易的非透明性,使银行系统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同时,由于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银行系统危机具有极强的负外部效应。正因为如此,银行业是市场经济中受到最为严格管制的行业之一。现实中,对银行业的管制和监管表现在多个方面:①银行业的市场准入较一般企业更为严格;②在日常的经营过程中,银行业的经营受到内容繁多的管制约束;③银行业的监管程序较其他行业复杂;④银行业的行业监管者众多。

2.资本结构。商业银行所拥有的资本金很少,按照对商业银行实行监管的国际清算银行,以及该机构的核心协议《巴塞尔协议》的规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达到8%就可以了,其余的运作资本是主要依靠分散的公众储蓄存款来形成的,而每个储户其存款额只占银行存款总额的很小比例。在这种情况下,众多分散的储户没有积极性对国有银行的经营履行市场监督的职责,而且由于缺乏独立的、有信誉的市场中介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存款人很难得到相对有效的信息,很难对银行的经营状况做出判断,因此也就无法对银行施加控制。

3.资产交易的非透明性。银行资产主要由期限不同的贷款构成。与一般企业产品的市场化交易不同,银行贷款采用的是非市场化的一对一的合同交易方式。针对不同借款对象的信用状况,银行每一笔贷款的交易条件(利率、期限和偿还方式等)均有所不同。因此,银行贷款资产的交易是非标准化的合同交易,在合同期间内,银行贷款难以在二级市场转让,缺乏必要的流动性。

4.市场及竞争程度。与一般公司赖以生存的产品市场不同,商业银行所在的银行业市场由于多种原因很难达到产品市场的规范和公平竞争的要求,自然垄断倾向是银行业基本特征。

5.存款保险制度的负激励。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同时也为了维护存款人对存款机构的信心,防止因公众挤兑而引发存款机构的流动性危机,商业银行一般均建有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功能是在个别商业银行遭遇风险事故时能保护广大存款人的利益,并尽量减小金融风险的波及范围和破坏力。但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看,存款保险制度会诱发道德风险,产生两方面的负面效果:

①存款保险制度使银行的股东和经营者有更大的动机去从事更高风险的项目,这种道德风险行为将一个银行的风险转嫁给整个存款保险体系,最终到纳税人身上。

②在没有存款保险制度的条件下,存款人会非常关心存款银行的风险状况和经营效果,因为一旦存款银行倒闭就会给存款人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此时存款人存在监督商业银行管理者和日常经营的激励。在存款保险制度存在情况下,存款人的这种监督激励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即使存款银行倒闭,也不会给存款人带来损失。

二、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机制的选择

林毅夫等学者强调市场机制在公司治理中的决定性作用。他们认为: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所有者对一个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绩效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一整套安排。公司治理结构中最基本的成分是通过竞争的市场所实现的间接控制或外部治理,而公司的直接控制或内部治理虽然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与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相比,只是派生的制度安排,其目的是借助于各种可供利用的制度安排和组织形态,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信息不对称的可能性,保护所有者利益。

总之,外部治理机制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主要是利用市场机制让经理人员感受到持续的、无处不在的压力和威胁。众多的经济学家强调外部市场环境对公司治理的作用,认为一个竞争性较强的接管市场将给经理人为股东利益而努力工作的动力;产品市场竞争是提高经济效率最有效的手段,在竞争程度较高的产品市场上,公司治理问题将会得到有效的解决;有效竞争的经理人市场将有利于企业经理层激励合同的签订和执行,同时,企业现任经营管理者将随时受到来自于潜在竞争者的竞争压力。但是,外部治理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各种要素市场的充分竞争性。对于具有较强市场竞争环境的企业来说,公司治理的外部治理机制具有较强的作用,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在一个缺乏流动性的市场上,外部治理机制将无法有效发挥作用。

就外部治理机制而言,资产交易的非透明性弱化了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的控制权竞争机制对内部经理层的压力;非市场化的资产交易降低了银行业之间资产产品的竞争性;同时,为克服与借款人之间信息不对称,银行与客户之间建立的长期客户关系本身就成为借贷市场上同业之间竞争的壁垒;由于银行资产缺乏透明性,在银行业的代理权争夺和并购过程中,目标银行的资产定价将比其他行业资产定价更为困难,这将增加并购的不确定性,降低并购的成功概率,并阻止收购者对目标银行的收购;商业银行特殊的资本结构所导致的债权人监督的缺位,也使资本市场的外部治理机制无从发挥;同样地,银行业的行业监管极大地降低了外部要素市场竞争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多数国家的监管部门对银行业投资领域和产品创新的严格规制降低了产品市场的竞争对经理层的压力;严格的行业准入和参股限制、复杂的核准程序提高了银行业的并购成本、降低了并购成功的概率,使接管和并购机制在银行业外部治理中的作用大大降低;另外,各国监管部门对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也有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经理人市场在银行外部治理中的作用。

三、结论

行业特征对公司治理机制的发挥具有明显的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因其特殊的行业特征,其公司治理机制具有明显不同于一般行业企业的特征。有效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机制的构建必须遵循银行业的行业特征。外部治理机制构建是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重点,这一点对转轨期我国正在实施的银行业改革尤为重要。(编辑/刘佳)

第三篇：农村基层治理机制问题研究0701

农村基层治理机制问题研究 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不断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高农村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立健全符合国情、规范有序、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机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乡村治理实践不断丰富与完善，逐步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乡村治理模式。在当前群众利益主体多元化、农民民主法制意识日益增强的社会背景下，中央提出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健全乡村治理机制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城乡利益格局也不断调整，广大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土地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农民收入的46%，农民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关注前所未有；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上升，农民对事关切身利益的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经济权益更加重视；随着农村集体经济实力的壮大，农民要求村务公开、透明，参与村集体事务决策的呼声也渐高。

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乡村治理的首要一环，构建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的总体要求是：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以保障群众主体地位为核心，以建立村民议事会制度为突破，积极推行村级自治事务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社会职能与经济职能分离、政府职能与村民自治职能分离，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体系、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机制，拓宽民主参与渠道，保障农民民主权利，强化权力监

督约束，着力构建党组织领导下，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新型村级治理机制。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普遍的农村都无法以时俱进，在思想上，制度上都普遍存在问题,尤其在村级组织换届中暴露出了诸多问题，部分群众强烈反映本村上届班子财务不公开、管理不民主、处事不公正等，多次上访集访。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干部群众沟通不畅。一些村干部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益事业发展、惠民政策落实上，向群众宣传沟通不够，“替民做主”。一方面部分群众对村务工作不知晓、不理解、不支持，另一方面不少干部被误解、受委屈，一些村因此干群感情生疏、情绪对立。

二是村务工作监督不力。个别村干部存在“家长制”作风，凭主观意志、人情关系办事。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不召开党员、群众会议，不按照制度程序办事，不听取群众意见，村务管理缺乏有力有效的监督。有的村几年不做账，不公开账务，即使公开也是一笔糊涂账、“坨坨帐”，低保户评选不公开、不透明，“关系保”、“人情保”时有发生，因而群众对村级组织、村干部评价不高。

三是少数群众大局意识不强。当前农村兴办公益事业，既要靠国家的优惠政策支持、引导，更要靠群众自力更生、自主筹资筹劳。但少数有承担能力的群众大局意识、公民意识不强，推诿扯皮，只愿享受权利，不愿承担义务，导致农村发展不快，村级债务增大，干部与群众、群众与群众不和谐因素增多。

治本治根创新基层治理机制克服上述问题，在于全面推行“一会五报告四评议”制度，通过加强村务监督、规范村务管理、深化村民自治，促进了干群关系融洽、社会和谐和加快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会”即召开全村党员及村民代表联席会。联席会由村支两委负责召集，每季度召开一次，分五个步骤进行：一是会前公示，提前3-5天在村务公开栏公示会议时间、地点、主要议题、两委报告等主要内容。二是征求意见，两委干部、参会党员、村民代表就公示的议题内容和党员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向其他群众广泛征求意见。三是两委报告，村支两委在联席会上从五个方面向参会人员做全面的工作报告，即“五报告”。四是评议讨论，参会人员根据两委报告的内容，从四个层面进行评议和讨论，即“四评议”。五是形成决议。两委干部现场梳理评议讨论的结果，引导参会人员就是否通过两委报告、村干部工作绩效评价、兴办公益事业、村民自治管理等村内大事进行表决，并形成会议决议。决议经参会人员半数以上通过方为有效，对村干部、全体党员和村民均具有约束力。凡涉及需提请村民大会讨论决定的事项要依法召开村民会议讨论决定。

“五报告”即两委干部在联席会上必须报告五个方面的情况。一是报告计划生育、退耕还林、农村低保、农业政策性保险等政策法规的执行情况。二是报告公益事业的进展、资金筹集使用、质量监督管理等情况。三是报告村级财务收支情况。村级财务除每月公示外，每季度还要在联席会上向全体党员及村民代表做全面公开。四是报告上次联席会决议的落实情况。五是报告党员群众关心的其它问题的解决落实情况。

“四评议”即从四个层面进行相互评议。一是党员群众评议干部。主要是针对干部所做工作报告及平时工作实绩进行公开评议，提出意见和建议。二是干部评议党员群众。主要对党员群众参与本村的各项工作和效果进行评议。三是群众之间开展评议。以先进示范带动后进，让群众教育群众，真正让少数不支持工作、不履行义务的群众认识并改正自身存在的问题。四是干部之间开展评议。让班子成员找准自身存在的问题及症结，有的放矢进行改正，提升自身素质，提高工作效率。

在完善上述的村级管理制度的同时，提高村民的参政议政的意识。从各方面着手宣传村民主人翁精神知识，普及每个村名都有选举权的义务和被选举权的权利，从而使村民自主参加村里工作，真正形成村集体村家庭的氛围。

三、新机制下预期能取得的成效

一是加大监督力度，规范了村务管理。各村的工作思路、工作措施、工作途径，通过召开联席会，群众心中有数了，对不合理的工作安排，群众当即提出修改意见，村上的各项工作得到了群众更有效、更有力的监督，确保村务管理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各村按照联席会上群众的要求，结合本村的实际，普遍推行了办公日制度、集体办公制度，确定每旬3天为办公日，村三职干部均到村活动室集体办公，受理群众诉求，方便群众办事。通过改革财务管理制度，实行每月到乡做账和每季度在联席会上公开账务，消除了群众疑问，重塑了干部良好形象，提高了干部威信。

二是深化村民自治，凝聚了发展合力。村务管理新制度的推行，扩大了基层民主，拓展了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途径，增强了群众的主体意识，提高了群众自我管理村级事务的能力，群众支持村务工作、履行应尽义务的积极性、主动性极大提高，凝聚了发展合力，促进了各项工作，且加快了发展步伐，改变了落后面貌

三是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促进了社会和谐。“一会五报告四评议”通过党员、群众、干部间的互评活动，化解了干群、党群间的矛盾，促进干群、党群和谐，干部形象得到进一步提升，群众对干部的信任进一步增强，同时也提高了村民自主参政议政的意识，体现了当家做主的主人翁精神。

总之，面对经济发展严重不足、基础设施相对滞后的现状，村支两委应充分发挥联席会作用，落实推行“一会五报告四评议”，宣讲政策、凝聚人心、破解难题，让发展为先的观念深入人心，引导干部群众积极建言献策，商定共同发展思路、目标、举措。

第四篇：农村新社区治理机制的研究

农村新社区治理机制的研究

作者： 中共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委组织部 时间：

2007-7-4 来源： 农村党建 阅读量： 73次

近年来，随着浙江省绍兴市城市建设步伐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城区积极、有序地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安置工作，大量土地被征用，大批城中村被改造，大批被征地拆迁村民陆续搬进新村，出现了一批“亦农亦居、多村混居”的特殊形态社区。

全区被列入第一批城中村改造的41个行政村中，形成了9个新组团。这9个新组团中，有的单村组建（由一个行政村直接改为一个社区），有的数村合并（由几个行政村组建成一个社区），有的分散组建（一个行政村分成几个社区）。这些社区在硬件设施上己与城市社区接轨，但其组织结构、资产形式、管理模式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仍保留着农村的特征，既有现代城市社区的特点，又有传统农村社区的习惯，故称其为农村新社区。农村新社区是基层党建工作的新领域。如何以统筹的理念加强农村新社区的治理，是当前组织部门需要潜心研究解决的课题。

一、农村新社区的特点

农村新社区相对于传统行政村和现代城市社区而言，是指经过城中村改造后，以城中村一定地域为范围、以农民为主体、以多种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相联的，己失去农村形态且尚未经过“村改居”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全新的社会管理形态，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农村新社区与纯农村相比，具有四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居住环境城市化。经过拆迁改造后，原本那种混乱分散、设施不足的村庄形态和不良环境转变为动作有序、配套设施完善、环境宜人的现代化新村。二是农民职业、身份多元化。随着城中村改造的加速推进，大批失土农民变成了“新市民”，职业也由纯农民向二、三产业转移。三是村务管理居务化。随着居住环境城市化、农民意识居民化，村“两委”职能开始向设施建设、环境卫生、村容整治、社区服务、治安调解、市场管理等日常居务工作转变。四是农民意识城市化。农民不但对物质生活、社区管理与服务、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等有了新的愿望。

农村新社区与城市社区相比，具有四方面的差异。一是治理对象不同。城市社区居民是以城市居民为主，农村新社区居民则绝大部分由农民转变而来，且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仍然保持着农民本色。二是治理主体不同。农村新社区并未脱离农村管理体制的束缚，村“两委”依然是农村管理体制的束缚，村“两委”依然是社区建设和管理的主导者，与城市“分割”现象仍然存在。三是社区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关系不同。城市社区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关系不同。城市社区居民大多来自不同地方，感情认同感低，根本利益冲突很少，对社区事务关注度不高。农村新社区居民则大多来自同一村，感情认同感强，且与新社区组织、干部之间经济利益关系密切，对社区政务高度关注。四是治理方式和内容不同。农村新社区更依赖于民主管理、民主自治、民主监督来管理社区事务、发展体经济、建设社区事业，肩负着农村、社区的双重治理任务。城市社区除依靠民主管理、民主自治外，更注重调动社区单位和广大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服务和社区管理的积极性，体现“协调、共建”。

二、农村新社区治理模式分析

随着一大批城中村的拆迁、建设和安置，越城区各级党组织对这种特殊形态的新社区的组织设置、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四种治理模式。一是村“两委”自治。在村党支部领导下，成立以村委委员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全面负责社区的各项事务。二是村“两委”、物业公司共治。在村“两委”照常运作的同时，由物业公司负责管理环境卫生、社会治安和维修等工作。三是村、社区双重治理。经过城中村改造后，马上变成城市社区的一部分，社会事务完全参照城市社区模式进行治理，但经济事务仍由原行政村管理。四是村“两委”、社区新管理机构双重治理。这是数村合并型社区管委会和社区监事会，负责对新社区的管理、协调和服务。

上述几种治理模式，虽然对于促进农村新社区管理有序、运转顺畅、纠纷调处、社区稳定等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但这些治理模式无论是在组织构架、领导体制、工作机制上，还是在治理理念、方法和手段上。仍深深留下行政村治理的印记，与城市社区的治理要求有很大差距。如何完善农村新社区的治理模式，使其尽快融入城市社区，真正实现农村变城市、农民变市民的目标，当前，需研究破解四大难题。

1、集体资产处置难。集体资产的处置成了农村新社区的难点，村民关注的焦点。一是剩余土地难征用。全区9个新社区涉及17个行政村，现有2900多亩剩余土地，因居家宏观调控、用地指标严格控制等因素，导致短期内难以征用且又被闲置。二是资产处置方式难确定。除土地外，9个新社区17个行政村中，村级集体经济在100万元以上的村有11个，其中400万元以上的村有5个。如何处置村集体资产，村民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分光；有的主张留一部分用于社区建设；还有的主张把集体资产量化，以股份的形式存在，并建立一定的组织加以管理。不同意见的存在，影响着干群关系，影响着社会稳定。

2、农民社会保障政策与居民接轨难。农村变社区，农民变居民，并不是简单的角色转换，还涉及到农民福利、社会保障政策与城市接轨问题。一是福利待遇平衡。各村经济实力的高低，必然导致同一社区内村民福利待遇的高低，致使福利较差的村民在心理上产生新的不平衡，引发新矛盾。二是社会保障政策难衔接。原先每个村都有符合本村实际的村民待遇，如医疗金、教育金、老年补助金等，构成了村民独特的社会保障政策。村变新社区后，与城市失业人员救助政策、城市居民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保险等如何接轨，计划生育政策、义务兵安置等政策怎样延续，新增的资金谁来分担等，都需要研究解决。

3、管理体制理顺难。一是传统组织设置模式己不能适应城市化要求。农村变成新社区，对组织设置、作用发挥、工作内容、活动方式、治理目标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但新社区依然保留着纯农村的那一套。二是现有管理体制不能适应城市化要求，普遍存在“多头”管理，导致不问不管、相互推诿、过分依赖物业公司、管理无力、参与过度等现象发生，出现“真空地带”，缺位、错位问题严重。三是现有干部素质与城市化要求不相适应，但又受条件制约，无法采取新机制来选拔任用新型社区干部。此外，由于社区干部与村干部报酬待遇上的差距，也明显影响了原村干部的积极性。

4、社区管理资金落实难。尽管大多数行政村集体经济实力较强，有足够的社区管理经费，但村里的干部和群众认为，村级集体经济只能用于村民的福利，社区管理经费应由政府财政承担。但政府要承担这笔管理经费，财政压力较大。

三、完善农村新社区治理机制的对策

1、树立城市社区建设理念，促进新社区城市化。一是加大宣传力度。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试，教育引导村民树立市民意识、城市意识，为新社区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二是转变管理职能。加强指导，充分发挥新社区的主体作用，引导社区管理组织机构特别是村“两委”转变职能，从治理、管理向服务转变，防止行政化倾向。三是加强设施建设。加大投入力度，加快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各项设施建设，发展服务业，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四是研究制订规章制度。制定与农村新社区相配套的有关制度，以法律法规的强制力加以食品店。五是创新社区管理方式。借鉴城市社区“支部建在楼道上”和党员服务中心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把城市管理范围、“星级社区”创建范围拓展到农村新社区。整合力量，通过城市社区与农村新社区结对、部门联系农村新社区等方式，提升农村新社区的管理水平。

2、合理处置村级资产，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一是完善土地征用政策。对于尚未被征用的土地，应尽快制定出相应的政策，并建立以土地收购储备为主体的统一的土地市场，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二是深化股份合作经济改革。

应尽快建立发展公司或集体资产管理中心等机构，接管所有集体资产，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造，除留足必要的集体股外，其余部分按一定标准全部量化到村民。三是建立民主监管机制。要落实村民对社区事务、社区资产管理、村组资产管理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决策权，加强对村级资产和社区资产的审计，加大违纪案件的查处力度，实现“政企分离”，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四是建立失土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关爱弱势群体，建立失土喷社会保障机制，重点落实失土农民福利和社会享受政策，包括医疗、教育、养老等。

3、改革组织设置，完善治理的组织基础。一是以组织功能、定位的科学界定为基础，合理设置组织。要积极推广党支部“建在楼道上”的做法，并把党建作为新社区建设的“核心工程”来抓。二是科学选拔任用社区干部。借鉴城市社区的选人用人方法，在考虑干部在原行政村的代表性的同时，拟采取“留用一批、培养一批、清退一批”的办法，妥善安排好村干部。三是建立规范的组织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重点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完善激励措施，明确职能，规范工作，理顺社区内各组织之间的关系，实现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的转型。

4、适时开展“村改居”，实现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接轨。一是着力构建村居复合型治理模式。在新社区形成初期，要充分发挥村“两委”胶村干部的作用。运行正常后，应向以社区管理机构和物业公司为主导过渡。二是要科学设置社区。目前，全区9个农村新社区的户数绝大部分在1500户以下，有的甚至低于1000户，与全区标准（1500至2000户）差距较大。要按照尊重习惯、有利管理、结合实际的原则，采取一村一社区、组团单位为社区、直接并入周边城市社区等方式建立社区。三是适时开展“村改居”工作。待条件成熟后，要按照“一转四化”（转变农民的思想观念、农民知识化、身份市民化、管理城市化、资产入股量化）的要求，及时进行“改居”，以“村改居”推动新社区的转型。要建立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以及原村级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机构三套班子，确保社区工作的正常运转。

5、抓好教育培训，努力提高干部和村民素质。一是加快培育复合型干部。要通过多种途径，举办各种培训班，充分利用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平台，培育一批既有农村管理经验，又有一定城市管理能力的新型社区干部。二是加快培育新型社区居民。要广泛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引导村民树立与城市化要求相适应的理念，提高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科技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三是探索建立失土农民就业培训体系。建立失土农民技能培训机制，分类开展培训，建立服务平台，为失土农民提供各类服务，使失土农民尽快成为适应城市化和工作化发展要求的高素质劳动者。

第五篇：建设基层协同治理机制心得体会

建设基层协同治理机制心得 体会

基层治理是直接面向人民群众的治理，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治理的核心任务在于处理基层公共事务、化解社会矛盾。基层治理是否有效将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因此提高基层治理能力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均在基层，基层治理必须建立常态治理与非常态治理的协调转换机制，实现资源的快速有效整合与配置，解决基层社会问题。其中，常态治理是指日常状态下的治理，而非常态治理则是在处于紧急状态下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特殊制度。基层治理既要建立日常工作机制，实现治理的规范化；又要建立应急工作机制，保持治理的灵活性，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机制切换，以提高治理效能。

首先，坚持党建引领，巩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基层治理更应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使其成为基层治理转型和组织动员的重要推动力量。基层党委和党支部作为党中央在地方的代表，往往被视为基层的“战斗堡垒”，能够将上级方针政策运用到基层社会中，具有较强的权威性。以党委牵头开展基层治理工作可加强基层的资源调配能力，通

过促进各部门的相互协调，引导各方主体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把握基层治理方向和原则，化解“碎片化”治理困局。同时，基层党组织的党员干部深入群众，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便于收集群众意见，取得群众信任，调动其参与积极性。一旦进入应急状态，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基层党组织能够迅速运转，实现紧急情况下的及时响应。

其次，激发社会活力，释放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内生动力。社会组织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中坚力量，能够在职能上补充行政和市场的不足，调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唯有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得到鼓励和引导，其在基层治理中的地位和角色获得尊重与认可，才能充分释放社会组织的内生动力，发挥其凝聚社会共识、传递社会需求和提供社会服务的功能。尽管政府的简政放权为社会组织提供了活动空间，不少社会组织承担了政府购买服务的相关项目，但社会组织尚未成长为基层治理的中坚力量。

再次，扩大群众参与，调动群众参与基层自治的积极性。完善基层治理的根本在于集中人民智慧、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只有保障人民群众充分参与到基层治理中来，才能实现基层治理的民主性与科学性，提高其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意识。为此，必须切实保障基层自治组织的合法权力，引导群众开展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自治组织是实现基层民主的重要载体，是组织和动员群众的有效途径。人民群众通过基层民主选举形成相应的自治委员会，选举相应代表参与基层治理，依法表达个人诉求，有助于提高基层治理的针对性与回应性。在利益多元化背景下，群众诉求的集中收集和表达需要依靠自治组织来实现。唯有以健全自治组织为本，才能实现公民社会的构建。

最后，强调互动协同，群策群力平衡常态治理与非常态治理。新时代背景下的基层治理必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基层治理格局。这就要求构建多元主体的互动机制，围绕公共利益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整合多方资源优势，形成协同治理的合力。在面临突发性危机时，能够发挥不同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实现信息和资源共享，及时传递决策信号，共同应对非常态情境。例如，企业和社会组织在此次疫情中分担了党政系统的压力，在社区居家隔离情况下为居民生产和输送蔬菜水果等食品和日用品，避免了因人群聚集造成的病毒传播风险，满足了基层群众的生活需要。

基层治理的现代化需要多种力量的结合，治理能力的提高有赖于各方主体的优势互补。基层治理应当以培育公共精神为突破口，以党建引领为抓手，增强社会组织与党政系统之间的信任，建立协调机制，实现相互配合。一方面，要赋予基层党组织和自治组织以

相应的决策权和配套资源，确保其职能行使不受限制，增强基层治理的领导力；另一方面，要鼓励和引导企业承担适当的社会责任，发挥行业协会的决策咨询和建议功能，集合各方经验与智慧，做好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不同主体凭借自身优势在不同时段承担不同的责任，既能在常态治理中保持合作，又能在非常态治理时相互补充，实现两者的顺利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