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完善我国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的探究（共5篇）

第一篇：构建和完善我国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的探究

构建和完善我国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的探究

陈秋萍

（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旅游学院）行政管理专业 2010级）

摘要：随着国际上可持续发展经济和循环发展理念的不断地发展，政府采购政策也日益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不断朝着与环境更友好、更和谐的方向发展。政府绿色采购在当前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资源严重匮乏和政府采购规模不断扩大的形势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国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起步比较晚，在法律、监管、组织、技术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的缺陷，因此，我国应借鉴外国发达国家政府采购的成熟经验，完善政府绿色采购法律制度体系和措施，促进社会循环经济的发展。

关键字：政府绿色采购；绿色产品；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循环经济

前言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指出，要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化环境质量的改善，防范环境风险，切实维护群众的环境利益。[1]政府绿色采购政策是一项始终贯彻“十二五”的精神，是一项利用市场机制对社会生产与消费行为进行引导的环境保护政策，该制度的推行有利于培养全社会特别是采购人与生产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有利于促进产业产品结构调整，有利于实现社会经济的更快更好发展。我国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可观的进步，但是，目前的 政府绿色采购制度依然有很多障碍没有跨越，针对于法规、监控等问题还有较大的的完善空间，亟待政府、社会、企业的进一步努力与完善。1政府绿色采购的内涵

政府采购，是指公共部门利用财政资金取得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在财政支出中，[2]所有的购买性支出都是政府采购。政府采购最根本的特点它具有公共的属性。绿色购买，是指人们购买和使用环保产品、绿色产品的活动，是人类在面临生存危机、针对传统采购观

[3]进行反思而提出来的，有别于以前采购模式的崭新的采购观。相比传统的采购活动，人们

只关注采购物品的价格和质量问题，忽略了所购买物品的生产和使用中是否会破坏人类和环境的和谐发展。绿色采购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采购观，它改变人们不重视环境、资源和人类发展的错误消费行为和理念，倡导可持续发展的消费观。

政府绿色采购是政府采购和绿色采购两者的统一。因此，所谓的“政府绿色采购”，就是

[4]指政府购买和使用符合国家绿色认证标准的产品和服务的活动。政府在环境保护中起率先

示范和引导作用，政府相对于企业和个人的购买，其采购规模比较大，在整个消费市场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因此政府绿色采购是当今世界各国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政府采购直接支持和刺激绿色产业的发展。市场消费需求能够推动我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而政府的示范也能引导消费者的消费观念。政府大规模地购买绿色产品，便可以引导人们的消费观念向绿色环保方向发展，并推动绿色消费意识的普及，绿色产业的发展就成为一种必然。建立政府绿色采购系统，还能将国际最新绿色产品信息和动向及时传到国内相关企业，引导企业加速产品的升级换代。

2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的国际启发

目前，全世界已有50 多个国家积极推行绿色采购，以联合国、世界银行等为代表的一些国际组织也组成了绿色采购联合会，绿色采购已成为世界性趋势。事实证明，政府绿色采购发挥了重要的表率和引领作用，联合国统计署调查显示，84% 的荷兰人、89% 的美国人、[5]90% 的德国人在购物时会考虑选择环境友好型产品。

2.1美国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的特点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走上政府绿色采购之路的国家，开创了政府绿色购买的先河。目前，美国政府主要以颁布联邦法令与总统行政命令手段作为推动政府绿色采购的法律基础。1993年，克林顿总统签发推动联邦政府绿色采购的第12873号行政令《联邦采购、循环利用和废

[6]物预防》。根据这一行政令，要求美国联邦政府采购部门制定确切的绿色采购计划，并建

立和监督联邦环境执行机构。又如1998年，克林顿总统又签定了13101号《通过废弃物减量、资源回收及联邦采购来绿化政府行动》文件，要求美国通过对废弃物减排和资源的回收利用来绿化政府购买行动，同时要求联邦政府应优先采购绿色的食品和服务。美国联邦政府颁布的各种采购法明确指出，美国政府采购始终坚持以可持续发展，对人民健康和环境影响最小为出发点，任何产品和服务只要符合这一要求的都可以成为政府采购的对象，而不是以某种“品牌”来衡量的。再者，在美国制定的制度中，还对信息的公开透明度十分的重视。可以说，美国是将绿色管理制度贯穿于政府行政部门的日常决策和长期计划中，为世界各国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2.2德国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的特点

德国是较早地将政府绿色采购作为实现环境保护目标之公共政策工具的发达国家。自1979年起，德国政府就致力于推行环保标志的制度，规定政府机构应当优先采购环保标志产品并遵循以下原则:禁止浪费，产品必须具有耐久性、可回收、可维修、容易弃置处理等条件。这些原则充分体现了政府切实贯彻绿色采购制度的理念，并且这些原则在德国1994年通过的《循环经济法》中，得到充分体现。但凡实行绿色采购的国家都有坚强的法律后盾，德国同样也是利用制定法律体系作为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的保障。

2.3日本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的特点

日本在绿色采购方面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的成绩，被公认是在国际政府绿色采购事业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94年，日本制定实施了绿色政府行动计划，拟定了有关绿色采购原则，鼓励所有中央政府管理机构采购绿色产品。第二年，日本政府采取了第一个“政府操作的绿色行动计划”，鼓励并要求所有有关政府部分都应该设定自己的目标，制定有效的计划，积极推进绿色产品的购买。最关键的是，日本于1996年正式成立全国绿色采购网络联盟(GPN)，覆盖了日本所有地方政府和几乎所有的大城市，以及很多大规模的公司如丰田等知名企业。当前，世界正处于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网络与千家万户的生活、工作已经紧密联系、密不可分了。通过网络渠道进行绿色消费宣传，在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宣传绿色采购观念、提供绿色采购信息以及为会员间信息交流起到很好的作用。因此，GNP对绿色采购思想传播与落实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有助于日本的广大消费者、企业和政府在组织中促进绿色产品

和服务的采购。

同时，日本也同美国政府一样采取以法律法规的方式促进绿色采购的顺利进行。2000年，日本颁布的《绿色采购法》中，日本通过干预各级政府的采购行为，促使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产品在政府采购中占据优先地位，并对公众的绿色消费起到良好的示范和导向作用。目前全日本有83％的公共和私人组织实施了绿色采购，取得了不错的实施效果。3政府绿色采购的综合效应分析

3.1政府绿色采购的经济效应分析

政府绿色采购对经济效应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政府购买是一种私人采购的商业行为，同时也是具有政府购买的非商业性的特点。因为政府不仅是公共资金的支配者，同时政府也是享有单方面的否定不符合商业行为的权利。因此，政府招标文件中已明确规定某些产品必须达到最低环保和节能标准，而对某些产品的标准规定则只体现了政府鼓励的倾向性意图。政府根据环保产业政策和经济技术政策，认为需要给予一定扶持的新兴产业或项目，在政府采购招标方案中会倾向多考虑它们的产品，这样既可注入财力，又可在社会上产生示范效应，鼓励、刺激环保企业发展，而且通过制定适应政府需求的弹性采购计划，可以调节部分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合理调整产业结构。

[7]可见，政府绿色采购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和宏观调控的作用，其采购行为既会影响消费者乃至全社会的消费取向，也会影响商品生产企业和销售行业的发展取向。政府只要将环境准则纳入其采购模式，增加绿色产品的购买力度，必然会对市场中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品的供给产生重大影响，这也正是许多国家将政府绿色采购作为调控宏观经济发展重要手段的原因。

另一方面，现阶段各国政府采购规模不断增长，对社会经济领域产生的影响日益加深。据统计，欧盟各国政府每年采购额约1万亿欧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4%左右；日本中央政府每年采购额已达到14万亿日元，中国自实施《政府采购法》以来，平均每年以近500

[8]亿的采购规模递增。政府采购制度作为国家管理直接支出的基本手段和公共财政体系的重

要内容，其采购产品的数量、品种、频率等指标，政府绿色采购的内涵非常丰富，范围几乎覆盖了政府办公的所有领域，可以有效地反映出公共财政政策的变化趋势，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从而在宏观上达到调节国民经济的目的。政府的绿色采购对企业生产绿色产品的生产技术以及市场需求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传统的产品并没有重视绿色环保的概念，可能就会遭到外国出口的绿色壁垒，从而失去了广阔的国外市场。再者，实行绿色购买，企业在生产产品成本中，不仅要考虑到采购的成本，还要考虑到产品的使用成本和处理成本；政府采购考虑的成本不仅考虑经济成本，还应该包括社会的成本。因此，绿色产品对资源的充分利用，可减少资源的需求与浪费，从而抑制物价的飞速上涨。

3.2政府绿色采购的生态效应分析

生态环境是公共的物品，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环境的污染是“人类的悲剧”。与传统产品相比，绿色产品具有向外界排放较少的有害物质，减少环境的污染；绿色产品的可循环使用，减少了对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绿色产品的生态保护性和节能性，减少了产品生产过程中、消费过程中的污染。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要求，世界各国也都非常重视环境问题，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以期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府采购领域。政府采购中的一项重要的政策性目标就是要落实绿色采购，政府可以利用采购的规模优势和采购结构的调整，充分发挥绿色消费的导向作用，落实政府保护环境的政策意图，积极引导和改变大量消耗资源、能源、污染环境的传统发展模式，推行以生态环境为中心的绿色增长模式，维护生态平衡。首先，政府绿色采购可以积极影响供应商，供应商为了赢得政

府这个市场上最大的客户，肯定会采取积极措施增强其产品的绿色度，提高企业的绿色管理和技术创新水平，尽可能地节约资源能源和减少污染物排放，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对环境和人体的负面影响。其次，政府绿色采购因其量大面广，可以培养扶植一大批绿色产品和绿色产业，有效地促进绿色产业和清洁技术的发展，进而形成国民经济的可持续生产体系。再次，政府绿色采购对普通消费者有着强烈的示范作用，可以引导人们改变不合理的消费行为和习惯，倡导合理的消费模式和适度的消费规模，减少因不合理消费对环境造成的压力，进而有效地促进绿色消费市场的形成。

4我国政府绿色采购制度存在的问题

4.1缺乏明确的政府绿色采购法规

我国对于政府绿色采购并没有自己严格的定义，政府绿色采购是一个新颖的研究课题，我国对政府绿色采购和绿色食品的定义均是引自国外，因此，在颁布有关绿色采购法律法规中就很难确定政府绿色采购产品的范围和种类，缺乏明确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法律法规。根据国外成功的实践经验来看，成功的政府绿色采购都是有坚实而明确的法律体系做后盾的。但是我国政府颁布的采购法律规范中缺乏对绿色采购的明确的定义和解释，比如我国最具有权威性的采购法中的《政府采购法》也只是对绿色采购做了笼统的规定，并没有对政府绿色采购的实施条例和细则做详细的规定和说明，对如何体现保护环境的目标，以及如何权衡环保产品在某次采购中的权重等细节性的问题未做规定，使政府绿色采购工作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缺少明确具体的制度约束和政策导向。[9]我国政府应该意识到：政府公共采购是不同于私人采购，政府公共采购首先应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有法可依，具有完善的法律依据，明确立法是社会各方面落实实践的首要保障，是确保采购绿色高效的关键。4.2绿色产品采购成本相对高昂

绿色产品的研究开发成本高昂是导致了其购置成本较高的主要因素，另外，使用绿色新产品往往需要改变工作方式，提高了运作成本，加上其与正在使用中的其他产品可能存在不兼容性而带来的后期成本。这些无疑需要生产绿色产品方投入更多的成本，也就使得绿色产品的采购成本增加链。总的看来，要贯彻绿色采购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而目前在编制采购预算、制定采购法规与政策、对政府采购事务进行协议与管理、进行采购统计分析与评估时，还不能充分考虑绿色产品在其开发过程控制了环保、安全等方面的成本，因而在招标管理办法与程序中没有给予必要的价格倾斜，政府自然也就无法做到完全采购节能环保的新产品了。

政府绿色采购的产品相比于传统产品价格高昂，不仅仅只是因为受其自身成本高昂的制约，其对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的上下游环节的“绿色要求”也增加了政府采购产品的成本。因此，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绿色采购面临种类产品少、选择性小、价格偏高、政府积极性差的多重矛盾，呈现出一种尴尬的发展局面。[10]

4.3政府绿色采购的评估体系不健全

政府绿色采购的实施依赖于采购人员对绿色信息的把握，在当前的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现实下，在还没有开发出相对较为节能环保的新能源的前提下，如何更客观地对那些虽然知道其含有负面效应但尚未禁用的物质应如何处理。因此，政府应探索并建立起对政府绿色采购的绩效考评制度，通过制订强化购买政策来推动绿色采购发展，进一步明确各自的法律责任和评价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的进展和效果。制定绿色采购标准，进行绿色采购绩效评估体系是实施政府绿色采购的核心环节。同时，将政府绿色采购与绩效考评制度挂钩，建立配套的监督机制对其加强管理。如果政府仅仅支持绿色采购，却未充分提供产品的环境信息以及该产品环境影响的权威评估方法，尤其缺乏一套完善的，与时俱进的可供采购参考筛选的清单，这是远远不够的。

5完善我国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的建议

5.1健全法律法规，为政府绿色采购提供法律保障

美国《联邦政府采购法》对政府绿色采购做出了详细规定；加拿大《环境责任采购法案》则要求政府使用环境标志产品；日本和韩国也分别制定了《绿色采购法》和《鼓励采购环境

[11]友好产品法》；德国、奥地利等国家也都在有关法律中对政府绿色采购作了明确规定。由

此可见，国际上推行政府绿色采购的通行做法多是用立法强制推行或鼓励政府绿色采购，从而为政府绿色采购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和制度上的保障。目前，我国部分采购法律法规对政府绿色采购的规定只是原则性的，另外，这些规定也仅仅反映了政府采购的环境政策目标，没有具体的实质内容，作为支持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的法律依据远远不够。应将原则性的推动环保的规定进一步具体化，并且适当发布有关政府绿色采购的行政法规，对绿色采购的主体、责任、采购方式的选择、采购标准和采购清单的制定和发布，绿色采购过程中监督制约机制的建立和实施、绿色采购结果的考核等进行明确规定。因此，现阶段可考虑在已有的政府采购大框架下，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积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绿色采购实施条例或办法，进一步明确绿色采购的环境政策目标，完善和细化目前的政府采购法。

5.2制定绿色采购标准，进行政府采购绩效评估

制定绿色采购标准和实施绿色产品的采购绩效评估是完善政府绿色采购的核心。制定全面的、系统的政府绿色采购环保标准，关键是要制定并发布全面、及时的“绿色采购清单”，绿色采购清单制度是国际上实施政府绿色采购的通行制度，使绿色采购有了标准和依据。环境标志产品是各国制定绿色采购产品标准和指南的重要基础，可以根据目前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等制度，选择政府采购所涉及的优先领域，分行业、产品，制定绿色采购标准和清单。同时，政府绿色采购必须有完善的配套制度和监督机制，才能实现政府采购和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在政府绿色采购制度体系中，除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采购信息的获取和公开制度外，合适的政策框架、产品和服务的环境成本评估、环保产品的界定等也非常重要。将政府绿色采购与绩效考评制度挂钩，建立配套的监督机制对其加强管理。因此，完善我国政府绿色采购配套制度的重点应该放在探索建立对政府绿色采购的绩效考评制度，通过制订强化购买政策来推动绿色采购发展，进一步明确各自的法律责任和评价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的进展和效果。

5.3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扶植绿色采购的发展

由于政府采购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经济行为，因此仅仅依靠法律制度的强制推行是不够

[12]的，还应综合应用多种经济手段。因此，我们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加大对绿色产业的投

入，做好绿色产业的规划，不断培养高素质高水准的专业性人才，顺应时代的要求，开发新能源，不断开拓我国绿色产品市场。另外，政府应在着重发展绿色采购的同时加大宣传绿色消费力度，培养公众绿色消费观念，积极引导厂商和消费者，为构建政府绿色采购制度通力合作，逐渐营造良好的绿色消费氛围。同时，由于绿色产品具有一定的公共品性质，政府可以综合运用如价格补贴、财政补贴、税收政策等经济手段，引导、鼓励企业从事绿色生产，激励公众消费绿色产品，从而形成一个有利于绿色生产和消费的良好氛围政府应适当地运用经济手段来促进绿色采购发展，比如为绿色产品支付额外的费用来扶持采购，或者对生产绿色产品的企业实施价格补贴，鼓励生产商积极改造、开发生产设备和工艺，从而引导更多的企业投入到从事清洁生产，提供更多的节能与环保产品中来，最终形成良性生态循环链。结语

政府绿色采购是国际上可持续发展经济和循环发展理念的不断地发展的体现，它日益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不断朝着与环境更友好、更和谐的方向发展。政府绿色采购在当前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资源严重匮乏和政府采购规模不断扩大的形势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

实意义。我国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起步比较晚，在法律、监管、组织、技术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的缺陷，因此，我国应借鉴外国发达国家政府采购的成熟经验，完善政府绿色采购法律制度体系和措施，促进社会循环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文静.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的国际借鉴[EB/OL].(2011-05-17)[2012-06-02]..[7]中国论文下载中心.关于如何构建我国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的探究[EB/OL].(2011-02-23)[2012-06-02]..[8]学术期刊网.关于构建我国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的几点看法[EB/OL].(2011-05-13)[2012-06-02]..[9]姜爱华.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的国际比较与借鉴[J].财贸经济,2007，(04):26-27.[10]郭印,郑称德.基于价值链的政府绿色采购管理构架及其实施[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8,(04):106.[11]学习网.论我国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的构建[EB/OL].(2007-05-08)[2012-06-02]..[12]许光.我国政府绿色采购的效应分析及其完善策略[J].当代经济管理,2011,(05):49-51.

第二篇：如何构建和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

如何构建和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一种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对社区范围内的假释、监外执行、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等罪犯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社区矫正不仅是世界各国刑罚制度发展的趋势，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但也必须看到，当前我国社区矫正在试点过程中，由于城镇、农村社区建设的不成熟，当前法律框架的束缚，以及社区矫正管理机制的滞后，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社区矫正经验，在本土化时遇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因此，必须从现实的角度，着眼于当前法律性、机制性等问题，既要以 “拿来主义”吸收国外先进的行刑理念和经验，又要以改革和创新精神勇于突破、构建和完善适应我国国情的社区矫正制度。

一 构建社区矫正制度的必要性。

一、社区矫正顺应了世界行刑理念的变更交替和发展趋势。

20世纪5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刑罚适用逐步进入以非监禁刑为主的阶段，“报应主义”刑罚观念逐渐被“目的主义”刑罚执行观所代替，社区矫正模式开始成为刑罚适用的主导。许多国家对于被判处刑罚的犯罪分子主要不是采用关押在监狱里，而是放在社区中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这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社区矫正方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惩罚和改造罪犯的重要方式。据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统计数字，2000年就缓刑和假释两项，加拿大适用社区矫正比例最高，达到79.76%，澳大利亚为77.48%，美国为70.25%，韩国为45.9%，俄罗斯为44.48%，在我国则不到15%。近几年，随着宽严相济形势政策的逐步深入人心，罪犯缓刑假释率一度提高，但还是远不足30%。

二、社区矫正能有效降低行刑成本，更好地配置行刑资源。

我国历来推崇重刑主义，在实践中大量应用的监禁刑，使国家行刑成本居高不下。2003 年财政部与司法部联合下达了监狱经费支出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全国监狱系统实际需要高达 210 亿元经费才能正常运转； 到了2008年，根据《河南省监狱体制改革方案》和配套文件的规定，仅河南一个省监狱经费财政拨款总额就达到13.58亿元。高比例的监禁刑，势必带来高额的行刑成本、超押的监狱规模、过重的政府负担。现代刑罚理论认为：犯罪本身是对社会的一种破坏，社会要存在和发展，就必须投入人力、物力来弥补，刑罚是国家和社会迫不得已的选择，要尽量使这种投入最小化、而使产出最大化。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就摸索出了社区矫正这一控制刑罚成本、提高刑罚效益的有效措施。众多西方国家适用社区矫正的实践表明，广泛适用社区矫正并不会导致犯罪的大量增长。根据中英量刑制度比较研究课题组代表团的赴英考察，在社区服刑的每个犯人的经费支出，只相当于在监狱内服刑的犯人经费支出的十分之一，而二者刑满释放后的重新犯罪率相当。因此，社区矫正一方面能够极大地降低行刑成本，缓解监狱改造的压力，可以使监狱机关能够集中更多财力、人力、物力矫正那些恶习较深且社会危害性大的罪犯；另一方面也可以合理配置行刑资源，充分地利用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提高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

三、社区矫正是贯彻首要标准，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长期的监禁，使罪犯对日新月异的社会缺乏了解和认知，使其丧失学习新生活技能的机会，不能跟上社会的发展。根据行刑社会化理论，一些刑释解教人员因长期处于监狱单调、机械的生活环境中，以至出狱后仍按照监狱的生活方式接人待物，不能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这就是所谓“生活节律监狱化”。“生活节律监狱化”的危害很大，它不仅使罪犯出狱后不能加强“有规则的游戏”，不能正常参与竞争，不能尽快适应社会，而且容易导致罪犯重新犯罪。监禁时间越长，释放后适应社会生活的困难就越大，适应社会的能力就越弱。如果罪犯在刑满释放后不能很好的适应社会，他们就有可能重新犯罪。据调查，罪犯回归社会的第一年是重新犯罪的危险期、高峰期，这期间重新犯罪的比率约占三年重新犯罪的50％，这是由于刚释放的罪犯不能很好的适应社会的缘故。而社区矫正没有将罪犯与社会隔离开来，它不仅不阻碍犯罪人回归社会，反而有利于犯罪人与社会的再融合，更好地、更快地适应新生活。因此，大力发展社区矫正刑，对于降低刑释人员的重新犯罪率，构建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二 当前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立法的相对滞后给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形成阻力。

目前，我们在基本法中仍然没有对社区矫正做出相关规定。关于社区矫正的正式发文，2003年7月，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两高两部）在北京、天津、上海和江苏、浙江、山东6省市启动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2005年1月，两高两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将试点扩大到河北、内蒙古、重庆等12个省(区、市)。2009年9月2日，两高两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从2009年起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也标志着社区矫正工作在全国全面运行。由两高两部发布规范性文件对社区矫正的规定，虽然使试点工作过渡到正式开展，但这种规范性文件，仅仅是个权宜之计，作为一个法治国家应当将社区矫正严格地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2011年5月1日即将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明确提出了社区矫正概念，更是从反面督促立法者，必须加快制定出一部统一的《社区矫正法》，对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社区矫正机构和工作者、社区矫正的措施及管理办法、社区矫正执行程序、社区矫正的监督、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全面规定。

二、社区矫正主体不明确，且没有专业的矫正队伍，严重制约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

由于专门的社区矫正法没有出台，实践中对于社区矫正的机构一直模棱两可。根据《刑法》规定：被判处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机关来执行。这一规定存在很大弊端：一是名不正，言不顺。公安机关属于刑事侦查机关，它的主要职能是维护社会治安、侦查和打击犯罪，刑罚执行权理应由专门的机关来执行。二是从实践情况看来，公安机关本身任务繁重，警力不足，所以不可能投入太多的精力对被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监督和教育，而被判处社区矫正的犯罪分子，虽然其人身危险性小，在社会中执行刑罚，但对他们还是应该监督、改造，并非放任自流、不管不问，如果教育改造措施跟不上，刑事惩罚的力度不够，犯罪分子就不能得到应有的教育、改造，也就不能实现刑罚的目的。2 三是双重主体。根据《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工作主体是司法行政机关，而《刑法》中对于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是公安机关。双重的主体既不利于维护法律权威与尊严又容易造成执法的推诿和托辞，严重影响刑罚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四是社区矫正工作，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仅仅依靠“拆东墙，补西墙”的人员配置是远远不够的，（虽然多数试点地区也从监狱、公安系统抽调了一批有经验的干警来帮助司法所工作人员，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矫正教育需要一大批复合型的专业人才，包括具备心理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专业知识，必须建立起一直独立的高素质的社区矫正队伍。

三、社区矫正刑适用率低，是推进社区矫正发展的重大缺陷。

《刑法修正案

（八）》虽然明确提出了对于管制、缓刑、假释必须进行社区矫正。但是由于传统的重刑主义思想根深蒂固，无论是民众还是基层审判人员都不由自主地认为“治世用重刑”，这样才能威慑犯罪分子、降低犯罪率。于是在司法实践中，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非监禁刑适用条件太窄、太严，适用率较低，社区矫正的对象普遍减少，更谈不上如何发展和创新这项制度了。

三 构建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主要做法

一、更新行刑理念，是构建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价值基础。

现代刑罚理论认为：刑罚除了体现对犯罪人的惩罚、实现司法威吓、满足民众报应心态之外，更重要的功能是实现特殊预防的目的，也就是说在给予一定的法律惩处之后，还要采取各种矫正措施把违法犯罪的人员教育挽救过来，而不单单仅是报应、惩罚、威慑。社区矫正是基于对监禁刑的反思之下提出来的先进行刑方式，基于刑罚个别化、经济化、行刑社会化、恢复性司法理念等，使构建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有了先进的价值基础。

（一）行刑个别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对于罪行较重的犯罪分子采取比较严厉的刑罚进行制裁，而对于罪行较轻的犯罪分子则可以适用比较轻缓的刑罚予以矫正。个别化原则要求根据犯罪分子罪行的轻重，社会危害性大小，人身危险性的大小给予不同严厉程度的刑罚方法。

（二）行刑社会化。

人类刑罚的发展史大致沿着死刑——监禁刑——非监禁刑的轨迹发展。对于那些罪行较轻的犯罪分子，将他们置于社会之中，使他们融入社会生活能较快地促使他们改造。行刑社会化的目的是要避免给犯人打上监狱化的烙印，尽量使行刑的过程、方式、环境与社会的生活过程、方式、环境相一致，以便罪犯回归社会后，能够很快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

（三）刑罚经济性。

刑罚是一种有限的社会资源，在行刑过程中，监禁刑的运作成本极高，力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最大的社会效益。把罪犯放在社区矫正，既可以利用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促使罪犯重新融入社会，又可以缓解监狱压力，符合经济学上的成本效益原则。

（四）恢复性司法理念。

恢复性司法认为：犯罪就其本质而言，首先侵害的是被害人权利，其次侵害了社区的权利，最后才侵害了国家的法律秩序。因此，犯罪人的责任，不是被动的接受刑罚惩罚，而是积极地挽回因犯罪造成的不良后果，消除犯罪行为对被害人和社区的损害。同时，由于犯罪是社区关系不良的一种体现，社区成员应当对犯罪集体负责，每一个犯罪人身边的人，都应该对犯罪人悔过自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

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依据，修改《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法条，形成配套的刑事司法体系。

1、制定《社区矫正法》。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了对判处管制、缓刑以及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奠定了基础。根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刑罚及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按照我国目前试点工作的情况，社区矫正是作为刑罚执行方式而存在的，因此社区矫正的有关工作应当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制定一部统一的《社区矫正法》。

2、扩大管制适用范围。

管制刑是我国独创的一个非监禁刑刑种，它是将罪行较轻且人身危险性不大的犯罪人放在社会上由专门机关在有关社会组织的协助下对犯罪人进行必要的管束控制的一种刑罚。对于那些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过失犯、偶犯、未成年犯等尽可能地采用管制刑。在实践中，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刑犯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建议在刑法分则中所规定的法定刑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刑条款中，全部增加管制刑。

3、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

法律对于适用缓刑的条件规定太笼统，导致司法实践中适用缓刑的混乱，建议在立法中列举出适用缓刑的具体情形，比如：未完全丧失辨认、控制能力的精神病犯；过失犯；胁从犯；没有造成损害的中止犯；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者等等．这些情形中，有的属于主观恶性不大，有的属于生理方面的缺陷导致认知能力的欠缺，对他们适用缓刑，有利于其认罪悔罪，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对于未成年犯，应施以特别的适用缓刑条件，应当比照成年人把标准适当放宽，只要没有法定禁止适用缓刑的情节，就应该尽可能地适用缓刑。

4、灵活适用假释。

依据刑法修正案八之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刑法》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笔者认为对累犯假释适用上的限制，并进行从严管理，重点矫治，会有利于犯罪的预防，但对于重刑犯适用假释的限制规定却过于宽泛有悖于刑罚个别性原则。例如：同是因暴力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罪犯，由于地理环境、生活经历、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人格特征等方面的不同，在犯罪的主观恶性、犯罪的倾向方面仍存在显著性差异。此外，在现实生活中，有些罪犯属于初犯、偶犯和 4 激情犯他们中大多数人主观恶性并不深，并且确有悔改表现，如果剥夺这些人的假释权显然有失公正，并且与刑罚的目的相违背，建议有区别性地放宽假释的适用条件，给予重刑犯假释适用权。

三、培育建立规范的社区组织。

社区矫正工作立足于社区，社区组织的广泛参与是社区矫正成功推行决定性的因素。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社区组织从不发达到发达，组织制度从不规范到规范，组织结构从不完善到完善一般都要经历长达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时间。因而，社区组织的发育和社区组织结构的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国社区建设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开始被重视，各种类型的社团中介组织不断涌现并在城市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特殊意义上说也就是发挥社区接近民众的天然优势，充分发挥其防控犯罪的能力。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以共同利益为纽带的自愿式互动和以共同目标为基础的认同式互动为互动的主要形式，而在行政压力驱动下的强迫性互动正在被逐渐抛弃”。这些组织以不同身份代表本社区参与社区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发动居民关心社区事务，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社区组织的工作可以为社区居民提供民主参与的窗口，能够提高社区共同体意识，实现社区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

四、组建高素质的社区矫正队伍。

社区矫正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在国外要求社区矫正工作者必须受过专业知识训练，具备法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等专业知识，要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和工作经历，有责任心。虽然社区矫正主要是在社区中进行，在执行方式、方法上与监禁刑存在着许多的不同之处，但它们本质上都是国家刑罚的执行。在我国社区矫正的对象是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等五类罪犯，涉及到的不仅有刑种不同，还有执行场所的变更。由于他们适用的法定条件不相同、撤销的程序和条件不相同，执行的方法和监管的措施也不相同。因此社区矫正工作者要能清楚地了解法律的规定和程序，并能根据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措施。因而从这一点上来说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工作比起监狱警察来说，对象类别更多，工作内容更复杂。社区矫正工作者还要掌握与社区矫正工作性质相符合的科学的矫正方法。与监禁矫正中行刑个别化发展趋势相同的是，由于罪犯犯罪的原因不同、犯罪心理、家庭背景不同等等的不相同，社区矫正工作者在工作中要针对不同对象采取各不相同并且是有针对性的矫正方法和监管措施。

此外，由于社区矫正在社区中执行，与监禁矫正有所区别。监禁矫正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状态下，其矫正效果往往要等到罪犯出监后才能显现出来。而社区矫正是在一个开放式的矫正过程中，矫正的效果可以说是社区的居民所有目共睹。社区居民对社区矫正工作认识的偏差以及不支持，也会对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工作产生许多无形的压力，而且矫正效果的好坏、能否有效地控制罪犯也可能会直接影响到社区矫正工作者的人身安全与社区居民的安全。由于矫正对象还存在着暴力犯罪的可能性，作为一种开放式的“监狱”，社区矫正工作者有可能或甚至比监狱警察所承担的风险还要大。因而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工作方法必须符合社区矫正是刑罚在社区中执行的这一特殊性质，符合在社区中执行对罪犯进行矫正的特殊规律和要求。

第三篇：完善政府采购制度

完善政府采购制度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政府采购，规范政府采购工作。健全政府采购监督约束机制，提高采购透明度。实现政府采购“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逐步完善政府采购制度。

政府采购监督不仅是对“钱”的监督，还包括对“事”和“人”的监督，健全政府采购监督约束机制，必须充分发挥财政、监察和审计等部门的职能作用，将监督的关口前移，进一步强化“防”和“堵”，确保有效的监督体现于采购活动全过程。日常工作中，我单位的政府采购管理

一是在政府采购信息化建设方面，使用了政府采购管理系统，实现网上申报，网上审批。对机关、事业单位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政府采购品目表》内的货物、工程和服务都纳入政府采购预算并按法定方式和程序进行。利用政府采购网，充分体现政府采购的透明度，以及政府采购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二是建立定期报告制度，及时向单位领导、财务负责人及相关部门通报政府采购工作情况；

三是建立专管员、监督员制度，设立政府采购专管员、监督员。专管员专门负责政府采购的申报、审批和执行采购。监督员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加强对政府采购活动组织和操作行为的监督；

通过建立起主体多元、方式多样的政府采购监督体系，提高政府采购监督的整体效能，确保政府采购活动依法规范运作。

第四篇：浅析我国政府采购制度

浅析我国政府采购制度

一、前言

近年来，政府采购范围方面基本采取“由点到面，分步实施”的模式；政府采购的组织机构相继建立，但各地区做法不一；地方政府采购制度建设逐步加强，规范性的法律规章及措施相继颁布实施；政府采购的原则框架已基本形成；政府采购的范围不断扩大；政府采购方式多样化，公开招标采购日益成为主要的采购途径；政府采购的作用效果从单纯功利性节支向多功能调控转变；政府采购的组织形式发生了较大变化；政府采购的资金来源和支付方式各具特色；政府采购信息管理系统初步建造；政府采购工作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001年全国政府采购预算731.6亿元，实际采购金额653.2亿元，比预算节约资金78.5亿元，资金节约率为10.7%。

2002年全国政府采购预算1135.4亿元，实际执行采购金额1009.6亿元，节约资金125.8亿元。其中，地方采购金额788亿元，比上年增长58%；中央单位采购金额221.6亿元，比上年增长43.4%。

2003年全国采购预算为1856亿元，实际采购1659.4亿元，节约预算资金196.6亿元，资金节约率为10.6%，采购规模比上年同期增长64.4%，分别占当年财政支出和GDP的6.7%和1.4%，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2个百分点和0.4个百分点。中央单位和地方分别为262.8亿元和1396.6亿元，分别占全国采购规模的15.8%和84.2%。

2004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达到2135.7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8%，比上年同比增长

1.3个百分点；占当年GDP的2%，比上年同比增长0.6个百分点。地方采购规模为1842.3亿元，比上年增长32%，6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24%。

2005年全国实际采购规模达到2927.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7.1%，节约资金380.2亿元，资金节约率12.99%。2005年政府采购规模占全国GDP的比重为1.6%，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实施政府采购改革7年来，全国政府采购规模年平均增长77.9%。

2005年工程类、服务类政府采购增长迅速。全国工程类采购1323.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9.5%，占采购规模的45.2%；服务类采购195.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1.4%，占采

购总规模的6.7%。2005年中央政府采购规模呈现快速增长势头，采购规模达407.8亿元，比上年增长39.2%。

二、基于数据的分析

根据《2001—2005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统计分析报告》可知，我国现行的政府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采购的透明度还有待提高。据统计，在2001年653.2亿元政府采购规模中，有50％左右是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完成的。但实际工作中存在着招标信息只在地方性媒体披露，不在全国性指定媒体（中国财经报、中国政府采购网）披露的现象。信息披露的范围和广度还很有限。目前，我国政府采购监督缺乏明确的监督主体、监督客体、监督内容、监督措施及其相互制约机制；对采购资金监督管理不规范；对采购商品的售后服务管理不规范；管理机构内部的制衡机制不规范；

第二、政府采购范围和规模比较窄，采购项目结构单一。虽然2001年的政府采购规模比上年翻了近一番，但其规模也只占到当年全国财政支出的3.5％和GDP的7‰左右。货物类所占比重很大，工程作为财政支出的大项，其所占的比重（29％）仍然偏低。实现政府采购的规模目标，逐步提高政府采购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断提高工程采购的规模是主要途径。政府采购制度配套改革急需加强。预算数字不实，导致资金节约率高；财政直接支付金额仅占采购金额的33.63％，财政直接支付对推进政府采购的手段和保障作用还未充分发挥出来。受传统财政理论影响，对政府采购制度的认识存在偏差。旧体制下的理财观念依然盛行：重收入轻支出、重生财轻用财、重开源轻节流、重分配轻效益。片面理解政府采购制度的目标，只注重节约财政资金，而忽略其他多元化目标。对政府采购制度的系统性认识不足。政府采购的规模小，范围窄，构成不合理。国际经验一般为GDP的10%或财政支出的30%。以2004年为例，我国分别占2%和8%；采购局限于一些财政专项拨款的、限额以上的、较为标准化的产品；采购对象构成货物类占49%，工程类44%，服务类7%，其中，工程类、服务类采购比例偏小，且以分散采购、自行采购为主；采购模式集中采购占60%，部门采购占21%，分散采购占19%。前二类中通过公开招标采购的占59.55%。采购预算编制质量不高，预算方法和手段有待逐步改变。不同程度存在争盘子、抢资金现象，缺乏全局观念；预算编制粗枝大叶，随意性很大；编制采购预算时指定品牌和型号；上级下达的预算与单位的可执行预算不一致；财政部门分散审批、重复审批；预算审批的定额标准不统一；

第三、中央单位政府采购工作还需加强。中央单位2001年的政府采购规模尽管比上年有显著提高，但在政府采购预算的编制、采购范围的拓展、组织形式和采购行为的规范、采

购信息的反馈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采购资金管理弱化，监督失控。政府采购资金预算约束力不强；政府采购资金总量分散、失控；政府采购资金运作效益低下；政府采购资金结算控管不力；国库集中支付比例不高，缺少制约，2004年全国平均不到40%，江西12.5%，宁夏11.2%，宁波只有9.8%，西藏更为0。而且中央单位政府采购规模增长速度低于地方。具体为：中央级政府采购活动没有和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政府采购资金支付衔接；监督检查不到位；部门政府采购机构、人员不到位；统计中少报漏报。

第四、现行国库管理与会计核算制度不适应政府采购改革的要求：国库拨款体系与预算管理体系相匹配，不利于政府统一采购制度的实行；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管理体系和具体操作方法是按国家机构的建制和经费领报关系确定的，年初经费层层下拨，年终层层上报；政府部门的设备配备没有统一标准，对采购要求的审核无所适从；政府采购法制化建设滞后：政府采购的立法层次较低；各地执行的标准不统一；相关的规定措施不配套；地方政府采购法规严重滞后；政府采购程序不规范：采购信息的发布不规范，透明度不高；对供应商、承包商资质的审核不规范；具体的评标、定标程序不规范；采购品的验收、采购资金的结算不规范；政府采购机构的设置不规范：政府采购机构设置缺乏科学性，名称、编制不一，性质各异；政府采购管理决策机构与操作执行机构分工不明确，职责混淆；上下级政府机构之间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缺乏必要的监督管理机制；

第五、政府采购招投标机制不健全：没有统一的招投标管理模式；专家评委库人员空缺；招投标主体不明确，采购单位说了算；招投标主体缺乏自我约束机制，损公肥私现象处处可见；标书制作不规范、不科学、不合理；恶意竟标、串标，合谋价格欺诈时有发生；缺少资质、质量、价格、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中介机构：目前大多仅委托中介机构进行招投标；政府不具备相关的检测、认定、评价、控制能力；对供应商的管理与保护不够：供应商进入政府采购市场的准入条件不明确，缺少必要的登记管理制度；对供应商的保护不力，缺乏救济程序。虽然有些地方也有质疑、申诉和赔偿的相关规定，但这些规定还不足于使供应商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保护；缺乏对本国政府采购市场进行保护的政策目标：过多、片面的强调节支效益，缺乏对调节经济总需求和产业结构、培育本国政府采购市场等深层目标；许多外国厂商早已成为我国政府的供应商，而我国民族产业的产品却很难打入别国的政府采购市场，形成事实上的不对等；政府采购队伍专业人才严重缺乏：对采购人员配备的专业素质考虑很少，有些地方甚至成为安置富余人员的去处；素质低下，专业知识贫乏；缺少对采购专业人员的培训制度；

三、规范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现实选择

通过上文的分析，作者对当前中国政府采购制度提出了以下的修改建议：

第一、进一步完善集中采购机构的管理制度建立集中采购机构内部运行管理制度建立代理采购业务管理制度建立委托中介机构管理制度建立接受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制度建立民事诉讼和仲裁案件管理制度；进一步扩大各级政府采购的范围和规模逐步将投资额较大的工程和服务项目纳入政府采购范围改变采购资金来源标准，政府履行公共职能的购买性支出都应实行政府采购及时调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合理制定政府采购限额标准。

第二、加强政府采购信息网络管理政府采购政策、制度、法规的信息管理政府采购业务的信息管理政府采购供应商的信息管理政府采购招标评审专家的信息管理；培养一支高素质的政府采购专业人才建立一个高效的用人制度加强政府采购专业知识培训加强政府采购从业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制定政府采购行业自律条例。

第三、合理选择政府采购的方式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采购单一来源采购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认定的其他采购方式；进一步规范对供应商的管理对供应商进行条件和资格审查建立供应商信用评价体系对供应商的监督检查要注重规范。

第四、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明确政府采购预算编制应遵循的原则明确界定政府采购预算对象范围规定政府采购预算编制程序规范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方法规范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机构的行为；改革预算会计制度，全面实施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现行预算会计核算制度，使之与政府采购相适应实行采购资金财政统一集中收付管理：设立一个帐户实行两个分离强化三个控制建立四项制度；建立政府采购发展量化指标体系政府采购发展速度指标政府采购工作绩效指标政府采购公开透明指标政府采购配合工作指标。

参考文献：

[1]《2001-2005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统计分析报告》中国政府采购网

[2]《对政府采购工作的几点建议》 翟湘 《商业会计》2006年02期

[3]《财政部关于实施促进自主创新政府采购政策的若干意见》 [J]《中国政府采购》2006年07期

[4]《完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国际新趋势》[J] 徐焕东《中国政府采购》2006年07期

[5]《我国政府采购市场的健全与完善研究》[M] 刘赛红 张汉江

第五篇：浅析我国CBD投资软环境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

浅析我国CBD投资软环境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

摘要：CBD是人类社会由商品经济发展到社会化生产高度分工时代的产物，是支持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因此，我国政府十分重视CBD的发展，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并已取得一定成效，逐步形成了“国际化优势明显、区位条件优越、基础设施完善、服务体系规范、人才资源丰富”五大优势，但相对于CBD较为完善的投资硬环境而言，投资软环境的发展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投资软环境制度的不断丰富和完善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从多学科角度加以综合规范。本文主要从法学的角度，试图对我国CBD投资软环境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得出CBD的投资软环境在管理路径、知识产权保护、社会诚信体系、行政效率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就构建和完善我国CBD投资软环境法律制度提出建议。

关键词：投资软环境 法治路径 知识产权 社会诚信 行政效率

投资环境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其由环境硬件和环境软件共同组成，两者是促进投资发展的两翼，缺一不可。从国内外中央商务区（CBD）发展的历程及现状来看，决定CBD市场竞争力的是投资、科技、人力资本等，是硬环境和软环境综合实力的竞争。如果说硬环境是促进CBD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要素，那么软环境就是实现CBD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性要素。近年来，在CBD的建设过程中，政府是优化CBD发展结构，引领CBD实现良好发展方式的主导力量。在CBD建设的早期，政府主要是对基础设施加大投资力度，当CBD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硬环境已经基本可以满足发展的需要时，真正可以提高其竞争实力的投资软环境的建设应当成为政府新的实现目标。从近年来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取向来看，投资商们越来越重视投资软环境的建设，如政策的透明度、政府的高效服务、市场环境等等。因此，在CBD的发展建设过程中，政府应进一步转变职能，在不断完善硬环境的基础上，还要不断优化CBD的投资软环境，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其中完善投资软环境的法律制度建设是提升CBD竞争力的关键，从而也能更好提高投资硬环境的利用效率和作用发挥，才能更好实现CBD区域经济的引领作用。

一、我国现行CBD投资软环境制度的缺陷

1、法治管理路径规范不健全 依法行政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重大战略的内在要求。当前我国政府对CBD的经济管理更多的是体现在对具体事项的审批上，而不是对发展CBD经济政策的把握和规范CBD经济秩序上。当前我国CBD的政府管理路径较为混乱。例如，北京和上海的CBD管理仅仅靠的是地方政府规章和相关红头文件，而广州的CBD管理没有任何政府规章可循，仅仅是政府部门一些零碎的规范，由此可以看出，规范CBD管理路径的法规缺失和政府规章效力的低下成为制约CBD投资软环境发展的一大障碍，而这也显然与法治的趋势相悖。

2、知识产权保护不足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于促进科技创新、经济发展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国政府也认识到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习发达国家立法和国际法的经验，积极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和积极参加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组织活动，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了明显进展，但是仍未完全杜绝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发生，特别是对于专有技术、商标品牌的侵害。一项调查研究，大约40%的外商认为进入中国市场的最大风险是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CBD作为城市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吸引外商投资占外商对城市或国家投资的很大比重，因此CBD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相对其他区域更加迫切，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更加明显。

3、社会诚信体系不健全 目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变得越来越浮躁，以经济利益为中心，人们之间越来越缺乏基本的信任，社会出现严重的信用危机。从而一些人趁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诚信体系建设的不健全之际，肆意扰乱公共秩序，破坏市场经济环境。特别是近年来，诸如商业欺诈、资信虚假、税汇欺诈、债务拖欠、中介无序等违法犯罪行为大量存在。社会中的诚信丧失现象，严重降低企业经营交易效率，增加企业经营交易成本，成为抑制市场经济体系健康发展的毒瘤。政府必须尽快完善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降低投资于CBD企业的信用风险，增大CBD乃至整个国家招商引资的吸引力。

4、政府行政效率低下

行政效率是决定国家投资软环境和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新加坡高效、廉洁的政府系统使其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经济竞争力排行榜前列。相比之下，我国行政效率低下，在外商眼中，尤其是海关、商检部门负面评价最多。此外，在行政服务方面，政府工作人员的思想没能及时转变，缺乏为人民服务意识，故意刁难办事人员、行政审批程序繁琐、行政不透明、监管不到位等都会导致企业经营风险的增加，最后都会导致CBD内的企业流失现象，降低CBD整体的竞争力。政府是CBD发展的主导力量，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对CBD整体的竞争力下降具有直接影响。

二、我国CBD投资软环境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1、规范法治管理路径

依法行政要求政府必须通过法律的路径对CBD进行管理。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各地CBD管理模式各异，要想通过全国人大制定具有全国适用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有些不切实际，至少目前来看条件尚未成熟。因此，各CBD所在地的人大必须结合地方发展特色尽快制定地方性法规，实现对CBD管理的法治化。各地方性法规虽细节规定不同，但大抵都可以包括以下方面，第一，明确CBD的管理主体及其权利、义务、职责，做到责权一致；第二，建立CBD管理的程序问题，即管理主体管理的时间、空间、步骤等；第三，规定被管理主体的权利救济程序，即受到管理主体的不法侵害而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途径。

2、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毫不夸张的说，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CBD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将成为很难实现的目标。政府应当参照国际保护知识产权高要求，遵守我国已缔结国际公约的规则，积极制定和完善相关国内法律法规，依法保护CBD内企业、科技人员等的知识产权，鼓励他们发明专利、申请商标、积极创作等，保护市场主体的商业秘密，鼓励外商以知识产权智力成果的方式投资CBD。可以从如下方面加大保护力度，首先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应最大限度发挥民法、行政法和刑法等部门法的调整作用，使各部门法作为整体共同保护知识产权；然后地方性法规授权的CBD行政管理主体应加强行政执法，打击侵权行为；最后增加知识产权法院的数量，至少在CBD所在城市应该有知识产权法院。

3、加快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立法

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有利于人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行为，增加人们不诚信的成本，使人们自觉遵守市场交易秩序和法律法规，从而有利于促进CBD经济发展，增加交易效率。健全社会诚信体系的立法设计可以考虑以下方面，第一，信用共享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信用共享制度也是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核心，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诚信意识具有基础性作用；第二，信用中介制度的建立及完善，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会催生新的信用产业，市场对个人及企业信用数据及结果的需求会加大，因此有必要加强信用产业的第三方中介机构的管理规制；第三，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考虑单独立法，内容涵盖诚信的定义，信用数据采集机制，中介机构的规制，失信的惩罚等制度。

4、完善行政法相关制度，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前述分析的现象严重阻碍了CBD的发展。所以我们应该尽快完善相关行政法制度，转变政府行政职能，不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增强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营造一流的投资环境。为尽快完善行政法律制度，修改不合时宜的旧法，建议从以下方面考虑，第一，精简行政审批制度，合理处置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凡是市场能够自己解决的，政府都要放开，实现行政审批制度的规范化、法制化；第二，规范审批程序，明确审批的标准、需要审批的事项、政府的职权及责任、审批的时限等，接受社会监督并建立政府工作人员责任追究制度；第三，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动组织机构创新，使政府组织结构更适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营造科学、规范、透明、高效的投资环境。

参考文献：

[1]周瑜、何莉莎.一个影响世界的地方：服务经济时代的CBD[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2]蒋三庚.中央商务区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8.[3]王守论.城市投资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分析[J].鲁东大学学报, 2011, 28(3): 73-78 [4]黄雪文.嘉兴市台商投资软环境建设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 2012.[5]陈斌.我国中央商务区（CBD）管理法制化研究[D].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