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构建罪犯工伤救济制度的构想
监狱工伤救济制度的构想
08级警管一班陈艳伟*** 摘要： 监狱对罪犯执行刑罚是一种刑事司法行为，罪犯在劳教期间所受的伤不但不应适用社会上劳动保险和有关医疗事故处理的规定，而且罪犯原本就无工伤。罪犯与监狱的主体不平等性及劳动改造的本质目的，罪犯的劳教过程不是从工行为，所以罪犯在劳教过程中就不存在工伤问题。但做为国家对于罪犯在正常的劳教过程中所受的伤国家也不能视而不见，这是由罪犯的人身权、健康权、生存权受保护所决定的，因而罪犯在劳教过程中所受的伤应给予救济与补偿。
关键词：工伤平等 救济与补偿 劳动改造
最近几年来，对于罪犯工伤的问题的争论颇多，我们对罪犯工伤问题的认识也不清楚，对罪犯与监狱工伤、医疗纠纷案件，法律关系的性质及现行法律规定尚有模糊认识。一些新闻媒体甚至国家级法律专业性报刊在进行法律宣传时，对此类问题的咨询和解释亦不乏偏颇和错误之处。要正确认识罪犯工伤问题，就有必要对罪犯是否有工伤问题做一个正确而深入的分析。并且要正确解决罪犯在劳动改造期间受伤，对罪犯给以适当的救济与补偿。
一、罪犯无工伤
罪犯在劳教过程中受伤得不到上社会上的劳动者同等的工伤待遇这是不争的事实。许多人都在为罪犯能获得与社会上的工伤而奋斗。但我认为罪犯本来就没有工伤的问题。
（一）、主体的不平等无性
工伤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两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劳动法律关系，是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的可以引起劳动法律关系的事实。罪犯在劳教期间发生的受伤事件与社会上的一般工伤事件一样，是发生在一定生产过程中，并且监狱还给予罪犯一定的工作报酬。但是，罪犯与监狱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而罪犯与监狱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罪犯与监狱的法律关系，既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亦非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劳动法律关系，也不是行政管理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
（二）、劳动关系的非自愿性
工伤是指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或法定的特殊情况下发生的意外事故。罪犯在监狱中的劳动改造，改造并非从工行为。既然本质上没从工的实事，那么工伤更是无从谈起。
（三）、劳动改造的本质目的目前让罪犯参加劳动改造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做法，让其在劳动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法制观，形成大众的是非荣辱观才是祛除犯罪思想的正确途径。可见，之所以给予其劳动改造其目的在于惩罚和教育。使一个已经由于种种原因而走上邪路的人回归正途。这是法的目的，也是大众的期望。
劳动改造的过程中是让罪犯学习一门技术为的过程，是为罪犯提供日后谋生的办法，这是劳动改造之根本用意。虽然，国家给劳教者一定的报酬，但这是国家出于人道主义补偿出发而给予的，这是社会中的工作的本质是截然不同的。所以，罪犯在改造的过程中不能以从
工性质来论。
二、对于罪犯应有救济与补偿
罪犯无工伤，但不能因为罪犯没工伤的问题就对于其受伤不予以救济、保护与补偿了。对罪犯这一特殊群体给予救济与补偿才能更好的体现法益。这也是人道主义与社会道德的要求。对于罪犯在劳动改造过程所受的伤应予以救济与补偿。
（一）、现实中的补偿与救济
虽然，我监狱法第七十三条“罪犯在劳动中致伤致残或者死亡的由监狱参照国家劳动保险的有关规定处理”，只是要求参照国家劳动保险的有关规定处理。何谓参照？参照即参考，参照的规定不同于可以直接援引用于判决的法律依据。既是参照，并不必然依照，既可选择适用，亦可选择不适用。因此，不能因为监狱法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将该类案件认定为劳动法律关系，虽在法律上把罪犯在劳教期间受伤害定为劳动法律关系，其实质是对罪犯的补偿措施。
在必要的时候法院应该成为罪犯权利救济机关。这样可以避免监狱成为一个独立的封闭的专权的部门，从而使其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以实现法的价值和实效。目前，在德国，罪犯有权申请法院对刑罚执行措施作出裁决，当然，这只限于执行机关的具体行为进行；对监狱的一般规定，犯人无权要求裁决。
虽然我国《罪犯工伤补偿办法（试行）》及《国家赔偿法》提及罪犯工伤，但各法条之根本用意是对罪犯在劳动改选时所受到的伤进行救济与补偿。各法定性于救济与补偿，其中不少的方法是对照《劳动法》的工伤。什么一系列的所谓罪犯工伤问题都要用“补偿”来限定，正是由于补偿是本质，只是以工伤为参照（参照即参考，参照的规定不同于可以直接援引用于判决的法律依据。既是参照，并不必然依照，既可选择适用，亦可选择不适用）而不是工伤为根本性质。我国对罪犯在劳动改造过程中受的伤既是人道主义的帮助，也是法意的实施。但是，当前我国对于罪犯权利的保障和救济与补偿仍然存在缺陷，因而对罪犯的救济与补偿法制建设还有发展与完善。
（二）、罪犯司法救济途径的建立与完善
监狱执行机关、监督机关、劳动鉴定部门的关系或是师出同门或是相依相伴，那么罪犯作为一个孤立群体并处弱势地位，其权利遭受损害或公力救济难以实现并不是不可能的。罪犯的权利应不应该救济、由谁来救济、怎么救济。对于罪犯的权利当然是需要救济的，因为罪犯我国监狱法第7条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和检举以及未被剥夺和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同时还规定：“罪犯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服从管理接受教育，参加劳动。”这从法律上规定了罪犯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因而对于罪犯的权利受损当然要予以保护，但介于罪犯的特殊性，因此对罪犯的保护不能以社会上的一般方式。因此，对于罪犯的救济与补偿应建立专门法律机制，以特别法来调整这一特殊的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稳定社会秩序。最终还是要实现对罪犯对上特殊社会群体的合法权益的专门保护与特别保护。
对于罪犯的救济应从司法领域与以救济，因而要建立完善的机制。使罪犯能从司法途径获得救济与补偿。当罪犯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在监狱内受到侵犯而又不构成刑事案件时，他们像被刑事拘留、逮捕等其他刑事司法行为相对人一样，按目前法律规定享受不到诉权，只能向人民检察院反映或按《国家赔偿法》寻求国家刑事赔偿。然而国家刑事赔偿中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最终解决和确定刑事赔偿问题的最终决定程序，只是一种非讼特别程序，并不能因此说明罪犯有权寻求国家刑事偿而享有诉权。
给予刑事司法行为相对人包括罪犯以诉讼权利，以便其人身权和财产权受到侵犯时，能够平等而充分地寻求诉讼救济，能够享受到国家审判权对国民给予保护的合法权益，应该尽快列入国家司法建设议程。
在实现中罪犯劳教期间受伤的补偿与社会上的一般受伤补偿相关太大，难道是罪犯的生存权与健康权较之普通公民的生存权和健康权弱，这当然不是。虽然罪犯主体具有特殊性，但在特殊性的前提下不能与一般性的相差太大，那样不利于法意的实现与现实的稳定。《工伤保险条例》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予以十余万赔偿，监狱方则依据司法部颁发的《罪犯工伤补偿办法（试行）》在最大同情之下给补偿四万元。因此，在日后的补偿问题上应予以适当的考虑，在主体的特殊的前提下适当缩小罪犯补偿与一般公民的补偿。
补偿制度的建立离不开罪犯的无工伤性，在罪犯的补偿时从全面的把握罪犯补偿与普通补偿的差别，正确区分主体的差异性及主体的权利义务。
结束语
罪犯在劳教期间所受伤是事实存在的，其与社会上一般的工伤问题有相似，但其确与一般意义上的工伤是决然不相同的。从罪犯的主体特殊及罪犯与监狱的地位关系上来看，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具有自愿性、协商一致性以及主体的不平等性。罪犯与监狱因劳动改造而形成的劳动关系不同于《劳动法》上的劳动关系，因而罪犯无工伤的问题，但是社会的公平性及人道主义和法益的体现，对罪犯在劳教期间的劳动受伤应予以相应的救济与补偿。参考文献：
1.黎建飞，《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9月第一版。
2.柳经纬、李茂年，《医疗合同的特别规制》 2003年中国民商法网。
3.2005年4月中国法律网《犯人监狱受伤问题》。
4.刘自力，《罪犯与监狱工伤医疗纠纷法律探析》 2003年中国民商法网。
第二篇：罪犯分类的思路和构想
2014年罪犯分类问题研究征文
罪犯分类的思路和构想
摘要：随着当前新疆整体形势的严峻性，监狱如何发挥出其应有的职能作用，加强对罪犯的分类管理和教育迫在眉睫，不仅是优化监狱行刑资源的需要，防止罪犯深度感染的需要，同时也是提高罪犯教育改造的针对性和规范监狱设施的需要，是新形势下监狱行刑模式的时代抉择。通过罪犯的分类管理可以有效解决当前押犯矛盾、警力不足、监管设施缺陷等问题，更好的服务于监管安全。
关键词：时代背景
罪犯分类
价值分析
一、设置罪犯分类管理的时代背景
近年来，新疆暴力恐怖案件多发高发，成为影响新疆稳定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危害，乌鲁木齐“5·22”案件的发生，再次说明当前新疆反恐斗争形势极其严峻复杂，也再次验证了中央关于新疆反恐维稳形势的判断。同时整个监狱系统面临着“危安犯”关押人数逐年上升的局面，监狱如何行之有效的做好对“危安犯”的收押、教育工作迫在眉睫。
（一）罪犯分类概念
罪犯分类，是指根据管理和改造罪犯的需要，以罪犯的某些属性为标准，对罪犯进行划分、归类，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分配关押、分类管理、分类施教、分类处遇的一项监狱工作制度。罪犯分类制度是现代监狱管理制度的基石。深化罪犯分类工作，对于提高罪犯管理的科学性和改造工作的针对性、有效利用监狱资源和维护罪犯合法权益很有意义，是推进监狱工作科学化的必然要求。
（二）设置罪犯分类收押设想
当前整个监狱系统面临着设施老化，不能满足于目前的监管设施要求，如何取长补短化薄弱为优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就如何设置分类管理、收押谈谈个人观点：
根据每个监狱有自身的优点及不足，如何才能更大限度的发挥出各自的作用，就要针对监所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类管理。比如，某监狱划分为5个监区，在这5个监区里面基础设施及民警的执法能力各不相同，面对目前的“危安犯”如何收押？可以把5个监区划分为：高度戒备监区、中度戒备监区、一般监区、入监监区及出监监区。把基础设施完备，工作经验丰富的民警分配到高度戒备监区；把基础实施较完备，民警工作年限在10年以上，分配到中度戒备监区；把基础实施一般，民警工作年限在10年以下，分配到一般监区。其目的就是将一少部分罪重刑长、危险性高的罪犯进行集中在高度戒备监区，分类施教，防止其危险性的发生及其他罪犯的不良影响。
由于我国监狱尚未建立不同等级警戒管理制度，因此，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分类管理、收押标准，所有监狱在监管改造设施的安全警戒程度、技术装备、警力备置以及管理方式等方面没有明显的极差区别。为实现对“危安犯”、长刑期、重刑犯等高危罪犯的有效监管，罪犯分类收押成为监狱行刑模式的时代抉择。
二、设置分类监区的价值分析
设置分类监区，把高危罪犯进行集中关押，实施分类管理、分类矫治，是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举措，行刑效益显而易见。
（一）实现监狱资源优化配置，有效降低行刑成本。在坚持行刑正义的前提下，追求行刑的效益是监狱行刑活动的基本价值之一。通过设置分类监区，将罪犯等级进行划分对号入座，可以有效缓解一般监狱在狱政设施、特殊管控、个案矫治等方面的资金和人力资源投资，将有限监狱行刑资源用于真正具有高度人身危险性、迫切需要矫正的高危罪犯，既有利于监狱经费的集中使用，又有利于监管秩序的安全稳定，从而最大限度的降低监狱行刑成本。
（二）最大限度的防止罪犯间的感染。
按照我们以往的分类关押设计，对于1个“危安犯”要2-3名普通刑事犯进行管控，这样不仅达不到教育的目的，同时其他普通刑事犯也有可能受到感染的危险。通过关押等级的划分，使罪犯传染的情况可以有效避免，方便于集中管理教育。设置分类监区进行集中关押，恰恰可以解决当前的矛盾。
（三）有利于提高监管改造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强化监狱安全稳定。
从监狱整体角度出发，设置分类监区后，不同监区就可针对性的开展工作，把罪犯的危险程度同监区相连接，设置不同的等级警戒和监管措施。而分类监区则根据不同的情况集中优势警力，对高危罪犯采取针对性较强的重点控制、重点排查和重点防范，从软件和硬件上堵塞监管安全上的隐患和漏洞。在罪犯教育手段上，根据不同的监区采取针对性较强的集中教育，切实提高对罪犯的教育水平，从源头上保障监狱的安全稳定。
（四）有利于规范监狱设施，指导监狱整体布局工作。分类监区的实施，代表着对“危安犯”罪犯的管理、教育工作更上一个台阶。各监所的实际情况各不相同，有利于资源的互补，优势的互换，集中一点进行打击，促进监狱整体工作向前发展。
三、设置分类监区的现实可行性
在监狱系统按照戒备等级设置分类监区，从形式上看，好似新生事物，但从操作上看，可行性很强。
（一）监狱信息化建设，为分类监区的设置提供技术支持。
分类监区，是将传统的监狱执法、管理、教育手段和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是对现代化文明监狱的补充和发展。面对相对集中地高危罪犯，完全依靠民警的能力还是有些牵强，肯定行不通，也不可能。只有凭借数字化、智能化、集成化的多媒体安防监控系统、智能高效的办公自动化系统和发达的通讯网络高度集成，才能满足监狱安全防范能力，确保监狱安全稳定，为分类监区的实施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提供有力的保障。
（三）监狱警察素质的提高，为高度戒备监区提供人才支持。
设置高度戒备监区，对于监狱警察的知识、能力和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几乎所有的监管技术和教育矫治技能都由监管人员主导运行和调整完善，必须具备扎实的跨行专业知识。近几年来，随着监狱系统面向全国的招人，极大的促进了监狱警察的素质，根据不同岗位的要求，持续开展多层次、多角度的技能培训，警察队伍中，专业化水平越来越高，从而为分类监区的实施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
四、分类监区的运行模式
完善罪犯分类制度已经纳入到我国监狱工作的规划当中。“罪犯分类合理科学”成为推进监狱工作“三化”建设的目标之一。司法部要求“从入监开始，就要通过心理测试等手段，综合分析罪犯的犯罪类型、刑种刑期、犯罪原因、恶习程度、人格类型、人身危险性以及性别、年龄、文化、职业等因素，科学制定罪犯的个别改造方案和分阶段实施的具体改造目标”。《全国监狱工作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规定，要“认真研究探索罪犯危险性评估的手段、方法，建立主要以罪犯危险程度为标准的罪犯分类管理制度，不断完善对危害国家安全罪犯、‘法轮功’罪犯、涉黑涉毒罪犯及危顽犯等重要罪犯的管理手段、管理办法。“”适应现实工作的需要，尽快出台有关罪犯分类，外国籍罪犯管理等方面的法规制度。”
结合我国监狱罪犯分类工作的现状和发展规划，本人提出我国监狱罪犯分类制度的总体设想：罪犯以按性别、年龄、国籍分类为基础分类，以按罪犯危险性、难改性（改造需要）、犯罪类型分类为主要分类；监狱以按押犯性别、年龄、管辖关系分类为基础分类，以按警戒度、功能分类为主要分类；省（区、市）监狱管理局（刑罚执行处）负责罪犯的初次分类，设置新收犯监狱后由新收犯监狱负责罪犯初次分类，根据罪犯的年龄、性别、刑种刑期、危险性、犯罪类型等将罪犯分配关押到不同类型的监狱；监狱入监监区配备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专业人士，负责罪犯调查和入监教育，或者成立罪犯分类委员会，根据罪犯的特长、犯罪类型、危险性、矫正需要等对罪犯进行再分类，确定罪犯的处遇级别、服刑监区、劳动岗位，根据罪犯的改造表现和危险性的变化进行调整分类和分配关押，超出本监狱的戒备等级和处遇级别的提请省局向其他监狱调犯；每个监狱的监区分为三个连续的处遇级别。
（一）罪犯以按性别、年龄、国籍分类为基础分类，以按罪犯危险性、难改性（改造需要）、犯罪类型分类为主要分类，即把罪犯分为男犯、女犯、成年犯、未成年犯、外籍犯、本籍犯，危险犯、顽固犯、邪教犯、职务犯、涉黑犯、危安犯等。监狱工作的目标有两个，一是确保监狱安全稳定，二是提高罪犯改造质量。按罪犯的危险性进行分类，最能体现维护监管安全的目标；按罪犯的难改性、改造需要进行分类，最能体现提高改造质量的目标。《全国监狱工作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要求“建立主要以罪犯危险程度为标准的罪犯分类管理制度，不断完善对危害国家安全罪犯、‘法轮功’罪犯、涉黑涉毒罪犯及危顽犯等重要罪犯的管理手段、管理办法。”其精神实质也是主张按罪犯危险性、难改性和犯罪类型进行罪犯分类。将具有不同危险性的罪犯关押到不同警戒度的监狱，有利于突出工作重点，预防罪犯脱逃、行凶、自杀自残等危险行为，有利于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按犯罪类型分类，有利于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实施分管分教。
（二）监狱以按押犯性别、年龄、管辖关系分类为基础分类，以按警戒度、功能分类为主要分类，即把监狱分为男犯监狱、女犯监狱、未成年犯管教所，部属、省属、市属监狱，高、中、低度戒备监狱，新收犯监狱，出监监狱，老病残犯监狱等。按警戒度、功能分类，有助于维护监狱安全稳定、提高监狱资源配置的科学性，如高度戒备监狱实行较高的建设标准和装备标准，配备更多的警力，以确保安全；低度戒备监狱实行较低的建设标准，以节约资源，警力配备以提高改造质量为主要目标。新收犯危险性较高，新收犯监狱应设为高度戒备监狱，配备更多懂心理学、擅长进行罪犯测验和教育的干警。出监监狱设为中低度戒备监狱，配备更多的职业技师、社会适应训练技师，以便进行出监教育、解决安置就业问题等。病犯监狱设为较高警戒度的监狱，主要职能在于为罪犯治疗重大、疑难疾病，应该配备更多优秀医护人员和更齐全先进的医疗器械、药物。关押职务犯、涉黑犯、邪教犯、危安犯等类型罪犯的监狱设为较高警戒度的监狱，配备具有相应特长的矫正师。女犯和未成年犯的身危险性相对较低，因此女监和未成年犯管教所应该设为中低度戒备监狱。考虑到目前市属监狱的关押条件和安全等级，应该中低度戒备监狱。
（三）实行动态的分配关押与分级处遇
对罪犯施行动态的分配关押和分级处遇，有利于形成激励机制，促进罪犯积极改造，有利于贯彻“首要标准”，提高改造质量，也有利于提高监狱资源的利用效率，将人力、物力调剂到更需要的地方。监狱根据罪犯的改造表现和危险性的变化进行调整分类和分配关押，对积极改造的罪犯给以较高级别的处遇，对消极改造的罪犯给以较低级别的处遇。将危险性显著增加的罪犯分配到更高警戒度的监狱，将危险性显著降低的罪犯分配到更低警戒度的监狱，在本监狱内部不能再调整处遇级别的，转押到更高或更低警戒度和处遇级别范围的监狱。将临近出监的罪犯分配到出监监狱，将患有重大、疑难疾病的罪犯分配到病犯监狱。
五、完善罪犯分类制度应注意的几个关键问题
（一）做好监狱分类
监狱分类与罪犯分类互为依托，监狱分类是罪犯分类的必然要求。我国监狱分类目前存在的问题有：一是《监狱建设标准》过于笼统，对监狱只有按关押规模的分类（分为大、中、小三类），没有体现罪犯分类和分级处遇的理念，没有根据戒备等级、监狱功能制定不同的建设标准和技术、设施、装备标准。二是监狱行政隶属关系不统一，既有省属监狱，又有部属、市属监狱。各地经济社会条件的差异性造成市属监狱的经济条件和运行状况差异较大，市属监狱与省属监狱在管理水平和改造质量上的差距较大。三是按功能进行监狱分类不规范。按功能进行监狱分类是监狱工作科学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只有部分省（区、市）设有新收犯监狱、出监监狱、老病残监狱（监狱中心医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推进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建设的意见》要求，“对监狱进行科学分类。按照警戒程度，实行高、中、低度不同戒备等级；按照功能划分，建立新收罪犯、即将刑满释放罪犯、老残病罪犯的监狱（监区）。对于不同警戒程度和类型的监狱，要配备相应的狱政设施、技术装备和确定监狱人民警察比例。“”建立与完善监狱与罪犯分类制度”是全国监狱工作“十一五”的主要目标之一。《全国监狱工作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要求“制定监狱戒备等级标准，把监狱划分为高度戒备、中度戒备、低度戒备等级监狱，在警力、设施、装备等方面实现安全防范资源的合理配置，增强管理的针对性、有效性。加强罪犯收押监狱（监区）的建设，为罪犯分类和按戒备等级关押打下坚实基础。”“组织实施全国监狱系统特殊病犯监区建设规划”“按照监狱戒备等级分类，制定相应的监狱技术装备标准”。因此，要尽快修订《监狱建设标准》，按照不同的戒备等级和不同的功能设置不同的监狱建设标准和监狱技术装备标准。为了显示刑罚的统一性、严肃性，监狱应该在一个较大的行政区域范围内统筹安排，就目前来看，以省为单位统筹较为适宜。因此，应该逐步撤并市属监狱，市属监狱转为省属监狱。要加强新收犯监狱和老病残犯监狱建设，力争每个省（区、市）都设有专门的新收犯监狱和老病残犯监狱（或者监狱中心医院）。
（二）完善罪犯分级处遇制度
罪犯分级处遇是罪犯分类工作的组成部分之一，是罪犯分类工作的自然延伸和必然要求。1989年，司法部劳改局在总结部分监狱分类工作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横向分类、纵向分级，分级处遇、分类施教”的原则，开始实行分级处遇制度。大部分省份根据部局的规定也先后制定了罪犯分级处遇实施办法。我国罪犯分级处遇工作目前存在的问题有：一是分级处遇制度流于形式，甚至形同虚设，没有发挥分级处遇制度应有的作用。二是分级处遇的内容不确定，处遇奖惩的范围和幅度太小，仅体现在会见、共餐等有限的几个方面。三是处遇没有拉开档次，级别之间的差别不明显，激励作用不明显。四是没有实现动态管理，一个罪犯从始至终的处遇也没有多少变化，对罪犯的激励作用有限。五是表扬、记功用的过多过滥，准予离监探亲几乎没有使用，物质奖励用的也很少。推进和深化罪犯分级处遇工作是推进监狱工作科学化建设的要求，已经进入到我国监狱工作的规划。《司法部关于进一步推进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建设的意见》要求“探索对罪犯的开放、半开放处遇方法。进一步丰富分级处遇内容，完善分级处遇制度。“”根据分级处遇制度的需要，逐步建立罪犯在不同戒备等级监狱（监区）动态服刑的制度。”《全国监狱工作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规定要“进一步规范罪犯处遇制度，完善罪犯通信、会见、生活娱乐、离监探亲等规定，充分发挥处遇的激励约束作用，切实避免处遇的随意性。”因此，要切实贯彻落实上述意见与规划纲要，完善罪犯分级处遇制度，为深化罪犯分类工作做好必要的配套和准备工作。首先要拓宽处遇奖惩的范围，拉开处遇级差，除了在会见次数、时间，亲情电话次数，共餐次数、时间，外出参观，特许离监方面体现差别待遇，还要在自带、接收物品的数量、种类，劳动时间、岗位、报酬，监狱娱乐健身设施的使用，借阅图书报刊的数量、种类，活动的范围，住宿条件，监控设施，互监制度，技能培训，就业安置等方方面面体现处遇的差别。其次要实行动态管理，对积极改造的罪犯要提高其处遇级别，消极改造的要降低其处遇级别，以激励罪犯积极改造。
（三）建设罪犯分类工作的专业队伍
国外的罪犯分类机构一般都配备有足够的各方面的专家，包括医生、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犯罪学家、处遇部代表、保安部代表等，组成罪犯分类委员会。分类委员会除负担一定的调查分类任务外，还负责向监狱附设的分类机构提供专业指导，帮助培训分类工作人员，提供其他援助。我国的罪犯分类工作存在从事罪犯调查分类的人员少、专业性不强等问题。因此深化罪犯分类工作，在完善罪犯分类机构的同时，要加强罪犯分类队伍建设，吸纳专业人员进入分类队伍，加强罪犯分类业务培训，提高分类工作的专业化水平。
（四）增强监狱政策的协调性和灵活性
罪犯之间的差异性，进行罪犯分类和监狱分类是监狱行刑个别化的具体体现。上级机关在制定政策时要注意增强政策的协调性和灵活性，区分不同类型的罪犯、不同类型的监狱，充分考虑罪犯的差异性，避免搞“一刀切”，避免出现“一个监狱生病所有监狱吃药”、“一类罪犯生病所有罪犯吃药”的现象。
第三篇：救灾救济制度
救灾救济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基层单位救灾款物的管理使用工作，保障灾民基本生活权益，维护灾区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根据民政部、财政部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基层单位向灾民发放救灾款物和县级民政部门采购救灾物资用于解决灾民生活困难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救灾款、物包括：
(一)中央特大自然灾害救济补助费；
(二)地方各级政府列支的自然灾害救济事业费；
(三)中央和地方各级民政部门接收和下拨的救灾捐赠款、物；
(四)依法成立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事业单位接收并交由民政部门分配、发放的捐助款、物；
(五)其它用于灾民生活救济方面的款、物。
第四条 救灾款、物管理、使用必须遵循专款专用、重点使用的原则。救灾款、物发放使用必须坚持公开、公正，重点是重灾区和重灾户，特别是保障自救能力较差灾民的基本生活。不得平均分配，不得截留、挪用，不得实行有偿使用，不得用于非自然灾害救济，不得擅自扩大使用范围。
第五条 救灾款、物使用的范围是：
(一)解决灾民无力克服的衣、食、住、医等生活困难；
(二)紧急抢救、转移和安置灾民；
(三)灾民倒、危房恢复重建及一般损坏房屋的修缮；
(四)加工及储运救灾物资；
(五)定向捐赠款、物按照捐赠人意愿使用。
第六条 财政部门应在本级预算中安排必要的救灾装备、科研及业务经费。
第二章 救灾款、物的管理
第七条 镇人民政府应建立救灾款专户储存制度，保证救灾资金专帐管理、专款专用、封闭运行。应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救灾款、物的发放应做到手续完备，帐目清楚、准确，帐款、物相符。
第八条 民政部门应在查灾核实的基础上，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灾情实际，提出救灾款物分配意见，财政部门确定后，由财政部门和民政部门联合下文拨付。救灾应急资金在接到上级拨款5日内落实到灾民手中；新灾救济资金和冬春荒困难灾民救济资金应在接到上级拨款15日内落实到灾民手中。
民政经办机构应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灾情实际，提出救灾款、物分配意见，经乡镇(街道办事处)人民政府研究后，及时下拨。
第九条 镇人民政府在安排救灾款时，应将分配使用情况同时报上一级民政、财政部门备案。对于滞留时间较长的救灾款，上级民政、财政部门视情节予以追回或在下次安排救灾款时予以扣减。
第十条 民政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储备必要的救灾物资，以应急需。
第十一条 民政部门可利用地方预算的自然灾害救济事业费加工采购救灾物资。所加工采购的救灾物资主要用于解决灾民生活困难的必需品。确实需要时，也可用上级下拨的救灾应急资金采购灾民必须得救灾应急物资。镇不得用上级下拨的救灾资金加工和采购救灾物资。
第三章 救济对象的核定
第十二条 救济对象的核定，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把关，保证重点。灾情发生后，县(市、区)、乡镇(街道办事处)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应及时组织人员逐村逐户摸底调查，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分类排队，将家庭最困难、最需要救济的灾民优先列入范围。
第十三条 灾民救济对象核定程序：
(一)灾民自愿申请；
(二)村民小组初评后提名；
(三)灾民所在村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进行民主评议；
(四)村民委员会审查，并张榜公布后上报乡镇（街道办事处）；
(五)镇(人民政府审核上报县民部门；
(六)市民政局审批。
第四章 救灾款物的发放
第十四条 镇人民政府应编制《灾民救济花名册》，上报市民政部门审批后，按《灾民救济花名册》下发“灾民救助卡”。《灾民救济花名册》和“灾民救助卡”应注明灾民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家庭人口、救济款物补助标准、救济时段，联系电话等内容。“
第十五条 灾民领取救灾款、物时，应到乡镇(街道办事处)人民政府开取“三联单”，凭“灾民救助卡”和“三联单”到乡镇(街道办事处)人民政府或指定的银行(信用社)、粮店等领取粮款。灾民领取救灾款、物时，应在《灾民救助花名册》上签字。灾民领取救灾款、物，原则上应由本人领取，对无能力领取救灾款物的老弱病残人员，被救助灾民可委托他人或由村委会指定人员代领，代领人员必须签字盖章，并将款物及时送达救济对象。
第十六条 救灾款、物必须全额发放到灾民手中，镇、村不得用于抵扣税、费和借款。
第五章 监督与处罚
第十七条 基层民政部门应加强对救灾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的检查，并主动接受财政、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任何单位或个人均有权利对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检举或控告。
第十八条 挪用、侵占或者贪污救灾款、物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其退还所用、所得款、物。对直接责任人员，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有关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基层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暗箱操作，优亲厚友，致使救灾款、物造成失盗、浪费、冒领等重大损失的，由所在单位依照有关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四篇：浅谈国外家庭暴力救济制度
浅谈国外家庭暴力救济制度
如今，家庭暴力已然成为一个跨越了意识形态、国界、阶级、种族的全球性问题，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在国外的许多国家，防治家庭暴力已经积累了许多成熟的理论和制度，并在立法司法实践中得到检验。目前，我国还没有反对家庭暴力的专项立法，反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制度和社会实践都尚不完善，这些成熟的制度经验无疑对推动我国家庭暴力立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设立民事保护令制度
在美国，启动民事保护令是家庭暴力受害者在遭遇家庭暴力时最常使用的保护途径之一。所谓民事保护令，是法院为保护特定人，使其免受家庭暴力的侵害而发布的强制性的禁止家庭暴力加害人为某些特定行为的命令或判决。民事保护令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家暴受害人进行救济：一是禁止保护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或其他指定的家庭和家族成员实施暴力或威胁实施暴力；二是禁止被申请人采用电话、跟踪、骚扰及其他一切可以和申请人通讯的手段与申请人接触；三是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的住所；四是被申请人不得接近申请人或其他指定的家庭成员的住所、学校、工作场所以及他们其他一切常去的地方；五是司法官员得帮助申请人恢复对汽车等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防止相对人转移财产；六是允许申请人为未成年受害人实施暂时监护。
民事保护令制度，包括“暂时保护令”和“保护令”等。这种保护令的有效期一般为1至2年。它准许妇女可先不提出离婚请求，而单独向法院申请民事保令。家暴受害妇女可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保护令上规定的保护：一是打电话找警察，丈夫违反保护令的规定，警察可以将丈夫逮捕，甚至可由警察局起诉丈夫违反保护令，对丈夫进行定罪。二是丈夫严重违反保护令的，妇女可以直接到法院自诉，要求法庭判丈夫“藐视法庭”罪。同时，美国的许多州的州法律也赋予了申请人向原授权法院申请撤销已申请的民事保护令的权利。
二、确定强制司法干预制度
以往加拿大警方也认为家庭暴力是家庭内部的事情，不太愿意介入家庭争端。但自1981年以来，加拿大政府开始给积极给警察和法官提供指导性文件，鼓励警方干预家庭暴力问题。许多省份甚至作出硬性规定，必须对家庭暴力案件作出反应，并要求警官无论是否得到受害者的合作，都要对家庭暴力案件进行调查，提交报告，必要时还要作出指控。如今在加拿大许多省颁布的《家庭暴力法》和《紧急状态下保护令》都规定，妇女在受到暴力威胁时，随时可打电话向警察求救，即使未获得当事人允许，警察也可以破门而入并带走施暴者，限定施暴者一段时间内不得回家，直到警方认为解除暴力威胁为止。暴力行为严重的，将被提起刑事控诉。
而在挪威，随着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等方面的法律改革陆续展开，其确立了无条件司法干预原则。根据挪威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对配偶、儿童或其他亲密关系者的暴力侵害案件实行“无条件司法干预”的公诉原则。即便受暴妇女撤销了先前的指控，警察和公诉机关在没有被害人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向施暴者提起诉讼，以最大化地保护受害者。
三、引入“受虐妇女综合症”
“受虐妇女综合症”从一个社会心理学的名词转化为一个法律概念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它在法律上被用来指长期受丈夫或男友暴力虐待的女性表现出的一种特殊的行为模式。如今该理论已被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多个国家的司法领域广泛采纳。“受虐妇女综合症”鉴定已如同指纹鉴定、DNA鉴定等在司法实践中被大量运用，成为受虐杀夫或受丈夫胁迫犯罪而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罚的证据，不少被迫杀夫的受虐妇女因此得以无罪释放、减轻或从轻处罚。
而美国在司法领域引入“受虐妇女综合症”后，更于2002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率先推出《受虐妇女综合症法》。该法律规定，对那些曾经遭受家庭暴力而杀害丈夫生命的女犯人，可以以“受虐妇女综合症”为由，申请一次听证会，出示以前遭受毒打证据，谋求自我辩护，以重新确定法院当年对其量刑是否合理。
四、成立家庭暴力专审法庭
由于家庭暴力日益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大问题，近年来专门审理家庭暴力案件的专门法庭在美国各州法院逐渐设立，以便更有效地帮助家庭暴力受害者。家庭暴力专审法庭主要审理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中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家庭暴力专审法庭的法官们都经过专门训练，具备教育学、心理学等知识，能够深入了解家庭暴力双方的心理及他们的意愿，更好地审理家庭暴力事件。同时，法官们的职责也并不局限于法庭，他们还经常到学校讲演，对公众进行关于制止家庭暴力的教育，并积极与律师、医生、教育工作者、心理专家、牧师、记者等建立治理家庭暴力的协作性社会系统，为受虐妇女和儿童提供公开的避护场所。
五、设立家庭暴力注册薄
家庭暴力事件的发生往往有着循环性，司法的干预有时只能治标不治本。而英国政府管理家庭暴力有一个“奇招”，就是设立“家庭暴力注册簿”。他们将虐待妻子的人统统记录在案，以便警方和他们日后的配偶核实、查阅其过去的劣迹。根据英国政府规定，因家庭暴力被处以6个月监禁者将被登记在“家庭暴力登记簿”上7年，而被处以两年半或以上监禁者，将被终生注册在案。“家庭暴力登记簿”一式多份，分别发送到警察局、社会服务行业以及一些社会福利机构等相关机构的手中。一些要求雇员诚信度较高的用人单位在招聘员工时，比如警察局或社区服务部门，将被获准查阅“家庭暴力登记簿”。这个“家庭暴力登记册”为后来的追求者和家暴者自身都提供了警示作用。
六、建立受暴妇女临时庇护机构
解决家庭暴力问题，仅仅有司法途径是不够的。建立妇女庇护所是国际上通用的防止家庭暴力对妇女造成伤害的有效手段。70年代初，英国妇女救助联合会在伦敦首创了“妇女庇护所”，为在家中遭受暴力的妇女提供安全的食宿、精神的支持以及法律和福利权益的帮助，并开展妇女援助全国帮助热线。1985年，香港社会福利会成立了一个妇女避难所性质的“和谐之家”，专门为受虐待的妇女提供庇护服务。
在美国，受虐妇女庇护所更是在全国城乡普遍建立。美国的“妇女庇护所”是一种非营利性的服务组织，为受虐妇女提供吃、穿、用、看病等各项帮助，受虐妇女甚至可以将未成年的孩子带来一起生活。受虐妇女在庇护所一般可以暂时居住6到8周。在美国，许多法学院还设有“法律诊所”，免费代理贫困妇女儿童受暴力侵害的法庭上诉。在这些诊所里，除了法学院一些自愿参与的老师和学生，还有心理学专家、社会工作者对受虐妇女的情感交流进行支持，并传授反家暴技巧、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代理法庭辩护。
第五篇：我国罪犯人权的救济措施及自我保护途径
我国罪犯人权的救济措施及自我保护途径
俞达祥
2006年03月23日13:06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人皆生而自由；在尊严及权利上均各平等”。这是《世界人权宣言》的核心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充分显示了中国对人权保障的高度重视。这一规定不仅适用于普通公民，同时也从根本上维护在监狱、看守所等监管场所被羁押罪犯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
一、我国罪犯人权保护的特点及内在要求
在我国，罪犯是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用保护普通公民的人权方式来保护罪犯人权，是不科学也是不实际的。要从根本上解决罪犯人权保护问题，首先要分析研究罪犯人权保护的特点和内在要求。笔者认为，我国罪犯人权保护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罪犯人权保护具有主体的特殊性。监管场所在押的罪犯，曾在社会上违反法律，他们被限制人身自由，是他们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和自由应当付出的代价；但同时他们面对的是强大的国家机器，又成为弱势群体，他们又希望自己的人权受到保护。第二，罪犯的人权保护与普通公民相比具有不完整性。由于罪犯所处的特殊地位，他们作为普通公民应享受的权利，有些被依照法律的规定剥夺了，有些虽然在法律上没有被剥夺，但由于罪犯人身自由受到一定范围的制约，而人身自由，是公民享受其他一切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与之相关的权利实际上也受到了制约。第三，罪犯享有的人权具有间接性。普通公民可以完全自由地通过自身的行为，直接使自己的权利得到实现，而罪犯只能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法律程序，通过监管单位和监管人员、驻所检察官的允许和帮助，才能使有些权利得到实现，其中包括辩护权、上诉权、申诉权等。尤其在我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普通公民的生存与发展权还没有得到完全保障，让罪犯比普通公民享受更多的权利，显然不适合国情。但罪犯作为基本公民的一部分，他们的人权理应得到有效保护。为了适应这一内在要求，我们为罪犯人权保护设立了一系列特别的救济措施，为罪犯人权受到侵犯时实现自我保护铺平了道路。
二、我国罪犯人权受到侵犯时的救济措施
1.通过立法赋予罪犯人权保障。在政治权利方面，除了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以外，罪犯享有我国公民同等的政治权利。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罪犯在诉讼活动中的十二个方面的权利。监狱法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不受侵犯；罪犯的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剥夺或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在生存与发展权方面，刑事诉讼法专门设立了死刑复核程序，对被判处死刑和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法院复核，防止定性不准确，量刑不当，或者程序不合法等问题发生。监狱法规定，监狱应当根据监狱生产和罪犯释放后就业的需要，对罪犯进行职业技术教育，经考核合格的，由劳动部门发给相应的技术等级证书，监狱鼓励罪犯自学，经考试合格，由有关部门发给相应的证书，有的地方在监区设立国家自学考试考场，为罪犯自学成才创造条件。这些规定，不仅保障了罪犯的生命权，同时也为罪犯出狱后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关于劳动权，监狱法规定，监狱根据罪犯个人情况，合理组织劳动，使其矫正恶习，养成劳动习惯，学会生产技能，并为释放后就业创造条件；监狱对罪犯的劳动时间，参照国家有关劳动工时规定执行，罪犯有法定节日和休息日休息的权利；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并执行国
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在民事权利方面，我国法律对罪犯的财产、婚姻、通信、生活卫生等方面都有相应的规定。监狱法规定，监狱人民警察不得索要、收受、侵占罪犯及其亲属的财物，不得侮辱罪犯的人格；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有条件的与他人通信，会见亲人、监护人，等等。
2.规范监管单位执法行为，通过公正执法为罪犯提供人权保障。为了确保罪犯在监管场所人权得到有效保护，国家通过制定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法规、规章，用各种制度规范监管单位的执法行为。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司法部2003年制定的《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的规定》等。各省、市、自治区还结合各地实际制定了一整套规定。这些规定使监管工作进一步公开、公正、公平，确保罪犯的人权得以保护。
3.设立法律监督机关的派出机关监督罪犯人权保障。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明确“检察官是刑事司中重要一环，担负着调查和起诉犯罪、法律监督方面的重要职能，在保护人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执行是否合法实行法律监督；监狱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监狱执行刑法的活动是否合法，依法实行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规定，看守所的监管活动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因此，在我国的人权保障机制中，检察监督保障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检察机关恢复二十多年来，各级检察机关对监管场所的检察监督不断加强，并使之走向规范化。突出表现在：一是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通过对刑事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管改造场所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纠正超期羁押等违法行为，切实保护在押罪犯的合法权益；二是充分发挥在押罪犯及其亲属自身的自我保护，自我救济作用，使在押罪犯在自己受到错误裁判时，提出申诉，对监管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检举控告；三是通过派驻检察院、检察室的检察官，督促监管场所疏通投诉渠道，为他们解决涉法、涉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人权保护要求，为罪犯的人权提供厂可靠保障机制。四是加强对监管场所的安全检察，严厉打击发生在被监管人员之间的刑事犯罪、监管人员虐待被监管人员犯罪、监管人员职务犯罪，有效保障被监管人员的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等权利。
三、罪犯人权受到侵犯时实现自我保护的途径
有了保障罪犯人权不受侵犯的措施，并不能确保侵犯罪犯人权的情况绝对不再发生。由于我国的法制建设仍处在一个不断健全和完善的过程之中，对罪犯的人权保护也基本与此同步：我国立法机关一方面通过立法，使整个执法活动逐步做到有法可依；另一方面通过党的领导机关不断加强对司法机关干警的教育，如2005年在全国政法机关开展的“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就是针对执法不规范给群众合法权益造成的侵害，包括对罪犯人权造成的侵害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专项整改，进一步完善制度，把执法行为全部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由于执法大环境在不断改善，罪犯在人权受到侵犯时的自我保护途径是基本畅通的。
一是通过监管警察的帮助实现自我保护。由于罪犯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他们情况各不相同，有的是在监狱外曾无恶不作，品行恶劣，被监管以后仍不思悔改，在监舍内成为牢头狱霸，胡作非为，给其他罪犯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同一监舍内的其他罪犯遇到这种情况，或者罪犯有新的情况需要交代，有新的证据需要清律师辩护、申诉，或者需要控告、检举，而又长期处于无人会见、家人长期不与其联络时，可以要求与监狱、看守所人
民警察个别谈话，提出有关人权保护要求。这种谈话可以是例行的，也可以是特别约定的。目前，我国监管部门已为畅通这一渠道制定了许多规章。如司法部2003年发布的《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中对罪犯入监教育、个别教育规定了具体的谈话制度，不仅使罪犯入监就了解自己的权利义务，而且知道什么情况下可以得到个别谈话的机会。这样，监舍内不正常的秩序等都可以得到及时反映，使监管单位可以随时采取行效措施消除侵犯人权的隐患，使罪犯应该得到的帮助及时得到实现。
二是通过驻监所检察官的监督实现自我保护。为了确保监管场所执法的公正性，避免侵犯罪犯人权现象的发生，各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等法律的规定，向各级监狱、看守所、少年管教所派驻检察院或检察室。在规范化的建设中.这些驻监所检察机关发挥的作用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全面，驻监所检察官的执法水平越来越高，经验越来越丰富。他们通过罪犯入监所时的个别谈话，告诉罪犯的权利义务，为方便罪犯举报和投诉，在监所设立了举报箱，每周定期接待罪犯家属的来访和控告，定期进行安全检查，消除可能对罪犯造成人生安全的隐患，在监所设立检务公开栏，向罪犯和亲属公开投诉、举报的方法和途径等等：罪犯在监所内受到执法人员侵害，或者执法人员“不作为”造成了人生安全受到威胁，以及应该享受的优待、奖励得不到落实，都可以通过驻监所检察官的监督得以实现。驻所检察官对罪犯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认为监管执法人员确有违法或“不作为”行为，首先通过口头提出整改建议，对严重的侵犯罪犯人权的行为，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要求监管单位认真查处，如果监管单位仍不能纠正，驻所检察官还可以通过同级或上级人民检察院要求党委政法委及人大常委会进行执法监督，确保罪犯人权在监所内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
三是通过罪犯自身的行为实现自我保护。罪犯在服刑期间接受改造的自身行为，是考察罪犯表现的基本内容。同时罪犯自觉遵守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坚决和自觉地执行基本规范、生活规范、学习规范、劳动规范、文明礼貌规范，达到自觉接受刑罚，尽快使自己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又是罪犯人权实现有效自我保护的重要途径。在监管改造过程中，监管单位认真执行部门和行业规章，并根据这些规章制定了一系列的内部奖惩制度，狱政公开制度，罪犯自觉地遵守这些制度，往往会得到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优待。（俞达祥，现在安徽省滁州市人民检察院任职）
——摘自2006年第2期《人民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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