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汤成奇任职期间腐败问题的案例讨论报告
关于汤成奇任职期间腐败问题的案例讨论报告
一、案例概述
汤成奇,男,汉族,1960年11月生,江西南昌人,198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8月参加工作,在职大学学历,曾任江西省南昌市委常委,南昌县委书记(兼)。原南昌市委常委、南昌县委书记汤成奇涉嫌受贿3901万余元、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玩忽职守、滥用职权,造成国家损失2.8亿多元,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据检察机关指控,1991年至2009年,汤成奇在担任江西省南昌市郊区蛟桥镇镇长助理、党委副书记、南昌市郊区湖坊乡党委副书记、书记、南昌市郊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南昌市副市长、南昌市委常委、南昌县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同案犯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总计3901万余元,其中650万元未遂。据此,检察机关认为,汤成奇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应当以受贿罪、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除汤成奇的妻子熊丽舜因与丈夫共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85万余元同庭受审外,原南昌市青山湖区湖坊镇镇长、党委书记张晓华,原南昌市公安局桑海分局局长罗辉、原南昌市丰和建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许国文也同庭受审,三人利用自己或汤成奇职务上的便利,分别涉嫌收受贿赂3848万余元、2480万元和2350万元。
二、个人思考
(一)权力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以权谋私
腐败现象特别是以权谋私问题,与领导干部有关,特别是与领导素质有关。因此,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是保持为政清廉的关键所在,首先无视责任,则职权就可成为个别领导干部谋私的条件领导干部,即在公务活动中负责组织、决策、指挥和管理的人员,其基本特征就是职权兼而有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职责和权力的运用,对一个单位或部门的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的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职务,都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是人民的公仆,然而,如果政治素质不高,职务就可能成为谋私的“阵地”。其次是掌握权力。权力是履行责任必备的条件,也是领导干部最显著的特征。权力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力量,其影响作用不可估量。如运用得当,会推动工作进展,大则可推动历史进程,如果用不当,必然会产生极其有害的后果,以权谋私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佐证。再次是负有责任。责任是约束权力的关键因素,是领导干部三个特征的核心。明确责任,就可以正确使用权力,无视责任,就可能滥用职权。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应该把向党负责和向人民负责的一致性作为自己
(二)权力腐败的主客体趋势向的法人化与集团化
权力腐败的主客体趋向法人化与集团化这种现象被称为“公贿”现象,它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腐败现象。所谓公贿,就是用公款,公物集体行贿。其最大“魅力”在于权力腐败双方都姓“公”,双方或是上下级关系,或是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这种腐败行为具有行为的集体性,目的的为公性,财物的公有性和法人犯罪等特点。由于公贿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企业行为,甚至是政府行为,所以许多人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恰恰在这种不以为然中,行业特权普遍化,法人犯罪现象猛增,靠权吃权现象愈演愈烈,政府官员的整体形象受到了损害。
公职人员的腐败已经从个人作战向联合结伙作案发展,最后形成区域性的集体腐败,例如,厦门特大集体走私案涉案人员之多,作案活动猖獗,令人震惊,当今权利主体集体腐败的现象愈演愈烈,不仅严重危害了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也给这类犯罪的查处带来了新的困难,这类犯罪的隐蔽性和调查审理的阻力也不断加大。腐败群体之间相互包庇保护,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链条。如果不能很好的遏制群体性腐败的蔓延,将危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蓬勃发展
(三)权利腐败的范围扩大程度加深
腐败现象从一般的行政管理部门蔓延到党政机关,司法机关,组织人才部门等要害部门;腐败现象从对生活资料到侵占发展到对生产资料,生产要素的侵占,从资金的积累发展到私人的资本积累;腐败行为从个人行为发展成为一种群体意识,社会心理,舆论以至理论形态。
近两年来查处的辽宁人大副主任宋勇收受房地产商巨额贿赂案、铁道部原政治部主任何洪达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中核集团总经理康日新严重违纪腐败案、公安部原部长助理违法违纪案,均展示权力腐败主体职务呈越来越高的趋势。其年龄也已始向两极分化,临退休之前冒险捞一把的“59”岁现象,以及正值当年,思想过度开放的30岁左右的少壮派犯罪,其比重都呈不断增大的趋势。尤其是“少壮派”犯罪主体起步早、胆子大、作案手段更加狡猾,已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近些年来,权利腐败逐渐从经济领域扩散到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且规模、手段不断更新。从过去单一的买官卖官、贪污受贿发展为权钱交易、蚕食社保基金等新的贪污腐败,给人民群众的权益和公共利益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吏治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而吏治的腐败又集中体现在买官卖官方面。因为权力腐败的存在不仅破坏了政治领域的公正原则,继而破坏了市场领域的公平原则
三、讨论总结
通过对本案例的讨论,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权力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以权谋私、权力腐败的主要内容为寻租和造租、权力腐败的主客体趋势向的法人化与集团化、权力腐败的范围正不断扩大程度、权力腐败的正不断加深、权力腐败的新形势不断涌现。
这些贪官不是一不小心掉进万丈深渊的,他们是知法犯法。置人民于水火之中,制度是有的,只是当官的人没有好好履行而已。每个政府机构都有相当不错的一个制度纲要,他们
却口头上说一套,实际又干另一套,结果就是一贪成性,渐而泛滥,这样一来,中国的贪官就越来越多了。大有大贪,小有小贪。
对权力腐败进行制约必须要靠权力制约机制、道德制约机制和权利制约机制。由于腐败的本质是没有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从而违背人民意志的行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就必须保证权力按照人民的意志来行使,其根本出路就在于提高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化水平,把《宪法》规定的公民各项民主权利,通过各种具体法律的形式加以保证。
第二篇:关于王德才任职期间腐败问题的案例讨论报告
关于王德才任职期间腐败问题的案例讨论报告
一、案例概述
山东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德州市财政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王德才职务犯罪案作出一审宣判,以被告人王德才犯受贿罪、贪污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据调查,王德才受贿价值高达1128万、贪污35万,这也是德州市历史上涉案标的金额最大的职务犯罪案件。
法庭审理查明,自1998年至2010年4月,被告人王德才利用担任德州市财政局副局长、德州市城市经营建设投资总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索要他人贿赂801.31万元人民币、13.1万美元、价值207.77万元房产一套、1.1万元的字画一幅、24.6万元的轿车一辆、7980元的座便器一台,共计收受、索要他人贿赂1035.58万元人民币、13.1万美元,合计人民币1128.47万元。
另外,自2007年至2010年,被告人王德才还利用职务便利,通过在德州某宾馆虚开会议发票、虚增工程维修费,从德州市财政局及市投资总公司转入该宾馆40.994万元,然后在此宾馆报销费用39.25万元,其中因公费用4.12万元,个人费用35.13万元,王德才将该款非法占为己有。
二、讨论综述
本小组对这一案例的讨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权力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以权谋私
以权谋私完整地说是以公权谋取私利,即腐败者视手中的权力为资本,或进行权钱交易、贪污受贿、徇私枉法、以权承包、以权入股,或安插、重用亲信,任人唯亲。本案中王德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和职务为少数房地产企业和一些县市区财政部门和有关单位争取不合法利益,同时也为自己从中谋取私利,受贿贪污价值让人触目惊心。
(二)权力腐败的主要内容为寻租和造租
“寻租”是我国目前腐败行为的现实特征之一,目的是保证寻租者能按自己的意愿进行生产或防止他人的侵犯。使再造的权力可以直接投入到市场进行交易,以获取更多的“租金”。在本案中少数房地产企业和一些县市区财政部门和有关单位就千方百计寻求权力干预为自己获得更大利益,而王德才就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再造一定的权力,使再造的权力直接投入到市场进行交易,使寻租者和权力所有者双方都各得其所“互惠互利”从而使权力商品化、腐败合法化、不正之风制度化,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危害性。
(三)权力腐败的主客体趋向法人化和集团化
权力腐败的主客体趋向法人化与集团化这种现象被称为“公贿”现象,它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腐败现象。所谓公贿,就是用公款、公物集体行贿。在本案中王德才利用自己的权力和职务之便,利用公款这权力腐败双方谋取各自和利益,从而非法得到赃款、赃物并贪污35万元之多,使政府官员的整体形象都受到了损害。
三、思考与启示
司法公正、行政廉明是国富民安的最基本保障,“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各行业的领导人物以及行政机关的公务人员是国家建设的最重要的栋梁力量,而腐败则是导致栋梁腐朽的最终来源,因而在杜绝腐败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对于广大公务人员以及行业高官来说,树立清正廉明的思想是首要之道,从主观上将为百姓干好事干实事作为自己的最终奋斗目标,同时要严格恪守法律的职业道德规定以及业务规范,避免以权谋私的现象,这样才可以从根本上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
其次,对于广大百姓来说,通过正当途径获取属于自己的利益是行权的正确方式,不要通过贿赂等途径助长腐败之风,为腐败的发展推波助澜。
最后,对于国家相关部门而言,如何加大腐败的惩处力度,加强行政运作的透明度以及保障体系的完善,是目前应当重点考虑的议题。
第三篇:关于许宗衡在任职期间腐败问题的案例讨论报告
关于许宗衡在任职期间腐败问题的案例讨论报告
一、案例概述
2001年至2009年,许宗衡利用担任中共深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市委副书记、深圳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市长的职务便利,为深圳市顺嘉高新建材有限公司、深圳市龙岗区区委原书记余伟良等九个单位或个人在变更土地规划、承揽工程、职务升迁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3318万余元,案发后,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许宗衡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为受贿罪。许宗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鉴于许宗衡在案发后主动交代了有关部门尚不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具有坦白情节,认罪态度较好,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上述判决。二:讨论综述
本小组对这一案例的讨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权力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以权谋私
无论发生在哪个层次、哪个领域、以哪种手段为凭借的权力腐败行为,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以权谋私的腐败形式,这是我国权力腐败的突出特征之一。任何权力都有可能被滥用,任何政府都可能腐化,所以分权、制衡和正当程序原理就是极为有效的防腐剂。不管恶意腐化还是善意的滥用自由衡量权,都应受到控制。法治主义对权力滥用的治理,是依靠法的支配原理,行政程序法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权力的过分崇尚和追求。从古到今,人们一直崇尚权力,如社会上的一些人绞尽脑汁的追逐权力,跑官、要官、买官;对当权者讨好巴结,表现出极大的羡慕;对通过不正当途径窃取权力者不觉的可耻反而认为是“有头脑、有能耐”等等。
(二):权力腐败的主要内容为寻租和造租
“寻租”是我国目前腐败行为的现实特征之一,“它是经济主体为了垄断性地使用某种 市场紧缺资源所寻求的政府庇护,目的是保证寻租者能按自己的意愿进行生产或防止他人的 侵犯。” 通过权力的介入,寻租和权力所有者双方各得其所,“互惠互利”。其结果必然导致权力 的滥用,产生权力腐败。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在于寻租,更具破坏性的是有人不断“造租”。许多造租方案打着改革开放、搞活市场、转变职能的旗号出台,其实质就是权力商品化、腐 败合法化、不正之风制度化。因此。其危害性更大。我国腐败的控制现状一是腐败总量巨大,影响严重,社会承受能力受到严峻考验。
(三)权力腐败的主客体趋势向的法人化与集团
从制度运作上看,表现为体制内的结构化,官僚群体形成为一个本身具有特殊利益诉求 的集团。从交往上看,表现为行为模式的结构化,行为具有固定的程序和规律。上述案件中,许宗衡利用担任中共深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市委副书记、深圳市人民 政府常务副市长、市长的职务便利,为深圳市顺嘉高新建材有限公司、深圳市龙岗区区委原 书记余伟良等九个单位或个人在变更土地规划、承揽工程、职务升迁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 多次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3318 万余元。致国家以及民众的利益于不顾,严重的败坏了社会风气。
(四)权力腐败的范围扩大程度加深
行政权力本来是人们为获取“公共物品”而设置的,但是当其异化以后,它即在为公众 提供“公共物品”的幌子下,大肆为掌握和行使其权力的人提供“私人物品”。掌握和行使 权力的人运用权力为他们自己谋取金钱、财物,甚至美色。行政权力的异化,原因在于行政 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种腐朽思想,投射在社会价值观上,就逐渐演变成为“有利 可图,又为何不图”的投机想法。以这种观念为指导原则,一些不
法之徒利用自己在社会上 的优势地位或职位,抓紧哪怕一刻的时机,捞取大量的不义之财,最后受难的还是老百姓。
(五)权力腐败的新形势不断涌现
权力腐败的新形势不断涌现 由于以往的隐蔽向半公开、公开发展,并往往穿着“合法”的外衣,腐败分子巧妙地利 用党的现行制度,为其权力腐败服务,腐败类型从单一的权钱交易发展到复合的权钱、权色、权权交易,高官腐败行为不断涌现。从上述角度出发,可以说,权力腐败发生变异的危害极大:一是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在群 众中的威信,制造干群矛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的根基;二是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 落实,由于腐败分子从中作梗,许多正确的方针政策不是走形就是变调,即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三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则和内在要求,吞噬劳动者辛勤创造的劳 动成果,干扰政府的经济政策,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四是给人们思想观念带来巨大的毒害,污染社会风气,防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五是断送一个人的政治生命。
三、思考与启示
这些贪官不是一不小心掉进万丈深渊的,他们是知法犯法!置人们于水火之中,制度是有的,只是当官的人没有好好履行而已。每个政府机构都有相当不错的一个制度纲要,他们却是口头上说一套,实际又干另一套,结果就是一贪成性,渐而泛滥,这样一来,中国的贪官就越来越多了!大有大贪,小有小贪。国之悲乎!当我第一时间在网络上知道这个报道,第一感觉非常吃惊!同时感觉似乎这也正常!中国官场令我等普通百姓痛心疾首,恨到心碎!我作为中国人一小份子,真心希望祖国的民主社会早日实现。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要加快脚步!我只能默默祝福!在今日之中国,如果企业或个人想要办一件诸如转户口、升官职、打官司、减刑假释、租用土地、谋求贷款、公司上市、进口配额、税收减免、优惠政策、招标投标、政府订单、行业特许之类的事情,少不了就得“密切联系领导、慷慨打点关系”,不付出额外的代价而顺利办成这些事情的,几乎快要成为天下奇闻了。而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需要 “有关部门”和“有关领导”审查、批准、同意、许可、批复、指示、研究、决定、讨论、通过的事情多如牛毛,只要“有关部门”愿意,就可以用政府的名义在几乎任何一件事情上设置关卡、横 生枝节,掌权者于是自己创造出一个使自己至高无上的管理机制,绝大多数的个人和小企业如果想要从事经济活动,就无法避开与腐败的官员打交道。如何在官员群体中建立“关系”、如何打通向实权部门和决策官员行贿的渠道,已经成了人们经济活动的第一门功课,这一课,连台商 港商和外商也是必修的。事实正是这样无情,公仆们可以让很多好人一事无成,也可以让很多坏人畅行无阻,而在现行体制下想要对公仆们的非法行为进行阻止,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困难重重的。现行体制为贪官和奸商提供的保护甚至多于提供给合法企业和公民的保护,常常是拒绝行贿将一事无成,而控诉腐败甚至要付出安全、自由和生命的代价。在湛江、厦门、沈阳、石家 庄等地,我们就看到了集团性的官员腐败浪潮,相反,检举和揭露腐败的律师、记者和退休官员却在坐牢。在很大的程度上,腐败已经不仅仅是贪官的个人行为,众多的行政管理部门 不仅以胡乱收费为管理的手段,而且以巧立名目敲诈勒索为管理的目的: 交通警依罚款数目 评先进,派出所用抓卖淫嫖娼补充办公经费,乡镇政府与制假贩假者利益共享,党政领导靠 土地批租填充小金库,在很多地方,这些已经成了正大光明的“合法”行径!
第四篇:关于李春城权力腐败问题的案例讨论报告
关于李春城权力腐败问题的案例讨论报告
一、案例概述
2014年4月29日,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检查。在接受调查16个多月后,李春城案开始进入司法程序。李春城生于1956年4月,辽宁海城人,197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4月参加工作,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工程系微特电机及控制电器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助理研究员。曾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常委、太平区委书记,四川省成都市副市长,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四川省委副书记、省委民工委书记等职。李春城是中共十八大后首位被调查的省部级高官。中共十六大、十七大代表,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经查,李春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妻、女收受他人所送巨额财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弟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滥用职权进行封建迷信活动,造成国家财政资金巨额损失;腐化堕落。其中李春城之妻系原成都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曲松枝。其女名为李金诺、其弟名为李春明。中央纪委上述定性,恐将三人卷入司法进程之中。李春城因封建迷信造成国家损失,已为当地政界熟知。包括涉嫌选用所谓“大师”,重新设计建造成都市天府广场地面工程;耗费巨资和收受资金搬迁祖坟、大摆道场等事项。
李春城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违法,其中受贿、滥用职权问题已涉嫌犯罪。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李春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涉案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二、个人思考
本案例主要体现了权力腐败的以下特征: 第一,权力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以权谋私,即腐败者视手中的权力为资本,或进行权钱交易、贪污受贿、徇私枉法、以权承包、以权入股,或安插、重用亲信,任人唯亲。李春城案是典型的权利腐败中的以权谋私。李春城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第二,权力腐败的主要内容为寻租和造租。寻租”是我国目前腐败行为的现实特征之一,“它是经济主体这了垄断性地使用某种市场紧缺资源所寻求的政府庇护,目的是保证寻租者能按自己的意愿进行生产或防止他人的侵犯。”所谓造租就是权力所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再造出一定的权力,使再造的权力可以直接投入到市场进行交易,以获取更多的“租金”。李春城利用手中的权力,作为寻租的工具,收受巨额财产。我国目前仍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育的初级阶段,由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双重体制并存,使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仍有广泛的干预,寻租活动由此大量产生。
第三,权力腐败的范围扩大程度加深。行政权力本来是人们为获取“公共物品”而设置的,但是当其异化以后,它即在为公众提供“公共物品”的幌子下,大肆为掌握和行使其权力的人提供“私人物品”。掌
握和行使权力的人运用权力为他们自己谋取金钱、财物,甚至美色。行政权力的异化,原因在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种腐朽思想,投射在社会价值观上,就逐渐演变成为“有利可图,又为何不图”的投机想法。以这种观念为指导原则,一些不法之徒利用自己在社会上的优势地位或职位,抓紧哪怕一刻的时机,捞取大量的不义之财,最后受难的还是老百姓。
三、讨论总结
通过对本案例的讨论,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权力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以权谋私、权力腐败的主要内容为寻租和造租、权力腐败的主客体趋势向的法人化与集团化、权力腐败的范围正不断扩大程度、权力腐败的正不断加深、权力腐败的新形势不断涌现。
法纪是每位公民、每位领导者都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规范,违纪违法者必会受到追究。李春城等人对党纪国法明知故犯,明明知道有纪律、有规定、不能做的事情也在干,千方百计摆脱纪律和法规的约束。他们忽视了国家法律的存在,为了个人以及小集团的私利,滥用职权,致国家以及民众的利益于不顾,严重的败坏了社会的风气。他们的行为危及和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实施,又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动摇着我国社会的政治基础。他们的行为对党、国家与社会的发展都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第五篇:关于陆贤惠在职期间腐败问题的案例讨论报告
关于陆贤惠在职期间腐败问题的案例讨论报告
一、案例概述
3月24日,原崇明县港沿镇的副镇长陆贤惠贪污、受贿上诉案,在上海市二中院、崇明法院两地,以远程审理的形式宣判。据崇明县法院一审认定,陆贤惠利用担任崇明县港沿镇副镇长、港沿经济小区主任的职务便利,以支付相关单位奖励费等为由,套取现金共计196万余元。
3月24日,原崇明县港沿镇的副镇长陆贤惠贪污、受贿上诉案,在上海市二中院、崇明法院两地,以远程审理的形式宣判。法院终审驳回陆贤惠的上诉,维持原判。
据崇明县法院一审认定,陆贤惠利用担任崇明县港沿镇副镇长、港沿经济小区主任的职务便利,以支付相关单位奖励费等为由,套取现金共计196万余元。此外,他为多家公司虚开发票,收取好处费51万余元。上述行为分别构成贪污罪、受贿罪,依法应予惩处。鉴于其在家属帮助下退出40余万元,一审法院判决其犯贪污罪获刑13年,受贿罪获刑11年,决定执行18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没收70万元财产。
一审判决后,陆贤惠提出上诉。他对自己的贪污行为没有否认,但认为定罪数额与实际不符,请求二审法院从轻判处。二中院审理后认为,陆贤惠侵吞196万余元有司法鉴定书、经济小区财务账户等为证。至于受贿的51万元部分,为其为企业虚开发票,将差价占为己有,多出的部分应被认定为受贿罪。为此,法院作出如上终审判决。
二、讨论综述
本小组对这一案例的讨论主要围绕以下五个方面展开:
第一,权利腐败都是特权惹的祸。腐败的基本轨迹是:执掌公共权力的人在错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引下,通过改变公共权力的作用方向和运行规则,使之成为特权,谋取不正当的私利。这就告诉我们,反腐败必须反特权。不反特权,反腐败就是隔靴搔痒,无济于事。
第二,权力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以权谋私。陆贤惠的贪污、受贿反映了他在行政管理中把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陆贤惠利用担任崇明县港沿镇副镇长、港沿经济小区主任的职务便利,以支付相关单位奖励费等为由,套取现金共
计196万余元。
第三,权力腐败的范围扩大、程度加深。陆贤惠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利用职务之便为多家公司虚开发票,收取好处费51万余元。
第四,权力腐败的新形式不断涌现。这种现象由以往的隐蔽向半公开、公开发展,并往往穿上“合法”的外衣,腐败分子巧妙地利用贸易制度、银行制度中的缺陷或漏洞,为其权力腐败服务。陆贤惠正是抓住这些制度中缺陷和漏洞,利用担任崇明县港沿镇副镇长、港沿经济小区主任的职务便利,以支付相关单位奖励费等为由,套取现金共计196万余元。
第五,权力腐败的行为的最后结果仍是难逃法网。希望所有官员引以为戒。二中院审理后认为,陆贤惠侵吞196万余元有司法鉴定书、经济小区财务账户等为证。受贿的51万元,为其为企业虚开发票,将差价占为己有,多出的部分应被认定为受贿罪。为此,法院判决陆贤惠犯贪污罪获刑13年,受贿罪获刑11年,决定执行18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没收70万元财产。
三、思考与启示
通过对本案例的讨论,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权利腐败都是特权惹的祸,在本案例中,陆贤惠的“家长制”是对特权腐败最鲜明的诠释,港沿镇的经济工作,陆贤惠一手遮天,这其中就是缺少了外在监督的制约,对于陆贤惠的监督仅仅表现于内在的自我监督、自我约束。作为党的领导干部,能做到自我监督,脚踏实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那自然是党和国家、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然而,在当今物质化严重倾斜的社会,某些领导干部心理的失衡,往往会导致贪念的产生,进而演变为腐败。究其内在原因,还是缺乏健全的监督管理体系,因此当前预防腐败的良药在于建立健全系统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杜绝领导干部权利放大,领导干部权利得不到监督的恶性现象。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的讲话中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要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意识。胡总书记的讲话,更强调了制度对于特权的监督及破解,领导干部在法律和制度面前都是平等而没有特权的,但更需要我们有一系列健全的法律及制度来实现对于领导干部的监督和对于违法乱纪行为的惩处。问君哪能清如许,唯有织密监督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