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以来实施财政政策的背景及效应分析

第一篇：1998年以来实施财政政策的背景及效应分析

1998年以来实施财政政策的背景及效应分析

1997年中国面临着国内外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经济增速下滑的严峻局面，1998年中国政府果断提出并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并持续到2004年。7年间，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拉动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带动了投资的快速增加，夯实了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了西部大开发步伐。“200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部分行业和地区投资出现增长过快的苗头，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越来越明显，煤电油运供求紧张。粮食连续多年减产，粮价攀升带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压力逐渐加重。”[1]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于2005年将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至此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正式淡出。从2005年到2008年上半年，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财政政策的着力点从扩大需求和拉动经济增长转为加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和结构调整，这一时期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良好。但是，从2007年起我国通货膨胀压力逐渐加大，之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因素混合推动物价明显上涨。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经济剧烈波动并深度调整，国内连续出现特大自然灾害，三季度以后外部冲击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相当明显，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呈下行趋势。为此，2009年中央决定再次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防止经济过快下滑和出现大的波动。

财政政策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总体来说其政策目标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一致的,但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下,财政政策的类型和目标是不同的。财政政策的总体效应则是财政政策实施效果与预期的政策目标的比较,看其结果怎么样。但在对政策效应具体分析时,必须重视政策成本这一指标,因为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财政支出和税收两大手段来进行的,政策的实施势必会影响财政收入和国家债务水平。“以日本为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克服经济衰退执行了以扩大政府公共支出为主要手段的财政政策,尽管政策效应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政府持续性的扩大公共支出几乎没有增加任何产出,对经济稳定所起的作用极小,而且还导致公共债务的大幅增长,使政府背上深重的债务负担。”[2]这一点上,与我国许多地方为片面追求所谓的GDP高增长,不惜大量举债搞市政工程或建设项目,不考虑项目的经济效益,最后形成财政风险的情况相似(在我国现有的对政府官员考核机制不真正改变下,恐怕各级部门都偏向以不断扩大公共支出为手段的财政政策)。事实证明,只有财政政策的净收益大于成本,才能说财政政策效应良好。

第二篇：2008年以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

2008年以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自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开始，由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而导致的金融风暴，造成美国近30家金融企业倒闭，4000多家金融企业陷入财政危机，并且很快影响到了实体经济领域[1]。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高度关联性使得在美国这一世界经济大国爆发的次贷危机迅速蔓延到欧盟、日本、英国等国家和地区，最终引发了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已经达到了70%的高水平，面对危机也在劫难逃。受金融危机影响不断加深，从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各项宏观数据急转直下，其中，进出口总值下降，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持续回落，股市财富大幅缩水，失业人数大幅增加，CPI和PPI双双进入负值，一系列最有代表性的指标足以显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国内经济所造成的巨大冲击。

一、应对危机：我国的财政政策由稳健走向积极

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市场机制自动熨平经济波动的功能失灵，而政府作为公共管理者是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公共风险的最后承担者，对金融危机负有兜底责任。于是市场把应对融危机的期望寄托在各国政府身上，期望政府及时伸出“看得见的手”有效地稳定市场并刺激经济。于是世界各国纷纷出台配套的救助性措施来应对脆弱的经济系统，政府的财政政策再次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8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显示，我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00670亿元，比上年增长9.0%，其中一季度增长10.6%，二季度增长10.1%，三季度增长9.0%，四季度增长6.8%。而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2009年一季度GDP增长率仅为6.1%（增长主要是靠国家兴建基础设施拉动）。从上可以看出，从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我国经济明显进入了下滑通道，同时国家财政收入增速逐步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面对复杂的国内经济形势，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2008年11月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果断启动作为反周期逆风操作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并进一步提出了关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新政”，其内容主要有：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等。为了实施“十项新政”，保证经济较快的增长，政府史无前例的出台了..30年来规模最大的财政刺激计划，到2010年底投资总额约4万亿元。会议决定，2008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2009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历来是为确保经济稳定运行的短期性政策，“十项新政”的出台预示着我国从2004年以来实施的稳健财政政策转型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也是自1998年以来我国又一次启动了积极财政政策。

2008年12月8日—10日，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了积极财政政策最权威的风向标。会议提出了2009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主要有：(1)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其中包括较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实行结构性减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继续加大对“三农”、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节能减排、自主创新、先进装备制造业、服务业、中小企业、重大改革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和救助力度等。(2)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好形势，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民持续增收。(3)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4)深化改革开放，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5)着力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切实维护社会稳定。最权威的风向标的定调，明确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为2009年工作的首要任务，同时为有效扩大内需促进增长、重振市场信心注入一支强心剂。

二、“四两拨千斤”：新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预测

通过对比当前时期新积极财政政策与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发现，需求约束是长期以来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财政政策无论如何转型在本质上都是一种需求调节政策，通过财政拉动内需的实质没有改变。但更深一步的研究发现，这两个阶段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却存在着很大差异。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是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通过投资拉动内需以确保经济持续增长。而当前时期的财政政策则注重刺激消费需求的导向，同时在两大着力点是增加基础建设和民生工程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期望通过增加投资和扩大消费这“双重动力”的合力来拉动总需求、刺激国民经济增长。可见，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并不是上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简单的延续，因此发挥新财政政策“四两拨千斤”的杠杆功能将会产生可以预见的积极效应。

(一)从综合效应上看，新积极财政政策加强了宏观经济系统面对外部冲击的稳定性，政府的财政收支及其变动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当今世界经济虽有周期性的波动，但是同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相比，波动幅度大为减小，持续时间也大为缩短，这与财政制度与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节有很大关系[2]。财政政策作为经济运行中的自动稳定器能有效的熨平经济波动，而政府有意识的实行反周期的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将会加强宏观经济系统面对金融危机冲击的稳定性。面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严重短期困难，党中央、国务院准确把握经济大势，采取正确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出手之快、出拳之重、措施之准、工作之实，让人惊叹。随着积极财政政策一揽子计划的逐步落实，我国有效地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稳定了经济金融大局，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系列积极的变化。2009年一季度的统计数据显示，重要的先行经济指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连续4个月从低位回升，并在今 3月份一举突破50点关口，达到52.4；同时，工业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上升，今年3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同比达到8．3％，比1-2月份上升4．5个百分点，已经回到了2008年 10月份的增长水平。制造业进入扩张状态表明工业的存货调整正在逐步完成，正在产生新的增长动能，而工业增长速度明显回升，则为整个经济企稳回暖提供了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支撑。在新积极财政政策等经济刺激计划的作用下，我国宏观经济系统抵挡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企稳回暖的态势已初步形成。

(二)新积极财政政策将会形成新一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

虽然美联储主席伯南克3月中旬表示，他已经觉察到复苏的“(reeshooot)初绿萌芽”。但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问题远未解决，至今未有见底的迹象，据世界银行预测，2009年全世界经济将延续下行态势。在外部经济环境依旧严峻的形势下，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极为有限，而新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投资计划将成为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研究表明资本对于亚洲新兴工业化学术探讨经济增长的贡献为68%一85%，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大部分来自有形资本的投入，有形资本的增长占中国经济增长的90%以上[3]。随着4万亿投资计划的逐步落实，将会形成新一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况且地方政府在“软预算约束”下申报了18万亿配套项目的投资计划，这场投资拉动增长的局面将在地方政府的投资下得以延续。

(三)新积极财政政策将促进“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学有所助”的民生工程，抑制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相背离。

公共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此新积极财政政策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09年中央预算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等方面的民生支出达到7285亿元，比上年增加1653亿元，增长29.4%。“民生脉动最关睛”，中央财政在民生领域大幅度的增加支出，是政府坚持以人为本，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提高生活水平，重点关心弱势群体的体现。新积极财政政策在民生领域的作为，将有效的促进“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学有所助”，使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抑制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相背离，既能够改善群众的生活和居住条件，同时也是拉动需求很重要的一个措施。

(四)新积极财政政策将夯实未来十年经济发展的基础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高投入、低产出、高污染的粗放经营模式付出了惨重的环境、资源和社会代价。而且伴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能源、基础原材料、交通等基础设施提出更高的要求，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等关系民生的公共服务产生了更加紧迫的需求[4]。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推动了一大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上马或加快建设，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学术探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实现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增加资源等要素投入，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既可以有效地刺激需求、支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又可以为未来10年我国经济发展新的机遇期打下更为扎实的基础。

三、避免矫枉过正：新财政政策实施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转型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给危机中的我国经济带来了一线曙光，经济企稳回暖的迹象也增加了战胜危机、顺利实现经济“软着陆”的信心。但是任何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都应适可而止，超越需求的“越位管理”将会把经济带向相反的困境。当前确保经济增长速度、扩大经济规模固然重要，但是从长远来看优化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的问题迫在眉睫。如今实施的逆周期财政政策使我国保增长、扩内需的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这无疑会拉动短期内经济建设，抑制经济下滑的趋势。但如何避免矫枉过正，从而有效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增长方式的转型，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引起注意：

(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充分尊重和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

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处于基础性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市场力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市场经济中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推动着生产者和消费者做出各自的决策，引导资源向着最有效率的方面配置，确保经济自觉地按照市场规律运行。然而市场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特点使得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和调节成为必要，因此我们不能因为金融危机带来的消极后果而怀疑甚至否定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地位，不能因为宏观调控的显著效果而重走计划经济的路子，作为政府宏观调控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仅需要、而且必须遵循这一原则。

(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要合理利用政府投资乘数效应

当前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低下一直是制约政府投资乘数发挥效用的重要因素，从而也限制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理论上，一元钱的政府支出通过乘数效应可以产生大于一元钱的国民收入，在不考虑税率变动的情况下，凯恩斯主义政府购买乘数=1/(1-边际消费倾向)。可以看出，政府购买乘数的大小直接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的高低。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失业等风险的存在，使得居民对于未来的收支预期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况且金融危机的出现造成了劳动收入减少甚至出现大量劳动力失业，增加了居民的预期性储蓄倾向，也必然降低社会总消费倾向。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在于企业和消费者，要调动两者的消费积极性，必须在增加财政投入的同时，合理运用一系列财政政策手段，如对企业减税、对居民消费实行补贴等降低生产和消费成本的措施，增强投资和消费的信心，确保政府投资乘数效应发挥应有的效果。

(三)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要正确处理“条条”与“块块”的关系

继中央政府推出4万亿元经济刺激方案后，地方政府雄心勃勃的18亿投资计划已经出台。据了解，这个数据目前还仅为地方政府的意向，最终是否能实施还决定于中央政府对具体项目的审批。然而，地方政府对民生需求的把握有着天然优势，在财政投入项目的选择和资金管理上，地方政府“块块”管理往往比中央部门“条条”管理更为有效。但是，地方政府的自主愿望与中央财政资金投入的方向往往并不一致，如何进行项目的取舍成为提高投资效率的关键。这就需要中央政府严格科学的对项目进行评估，建立项目负责人制度，提高项目审批与运作的透明度，对投资项目进行严格监管，使财政资金的使用满足本地区最迫切的民生需求，避免造成严重的资金浪费。

(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容忽视“挤出效应”..“挤出效应”是指当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引起私人消费或投资减少的效果。对“挤出效应”的发生机制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财政支出扩张会引起利率上升，利率上升会使私人储蓄增加从而抑制私人消费，同时更重要的是，由于私人投资与利率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利率的上升还会抑制私人投资。另一种解释是：政府向公众借款引起政府和私人部门在借贷资金需求上的竞争，减少了对私人部门的资金供应。但是无论哪种解释，财政扩张都引起收入和货币需求的增加，在货币供给不变的条件下，必然会造成利率上升，近而减少物品和劳务的需求’挤出投资。由于我国没有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所以一般认为财政扩张不会提升利率水平，进而也就不会产生挤出效应。但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由积极财政政策产生的“挤出效应”逐渐呈现显著化倾向，因此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挤出效应”不容忽视。

(五)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注意政策的时滞性

积极财政政策旨在熨平经济波动，支持经济增长，但由于政策时滞的存在，可能会造成经济在更长时间内的不稳定，从而导致政府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比市场机制更严重的低效率。由稳健的财政政策向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转型，面临两方面的不确定性，第一，积极财政政策下投资乘数大小难以准确的确定；第二，政策必须预测通过财政政策作用总需求水平达到预定目标需要多长时间。而在这一段时间里总需求特别是投资可能发生戏剧性变化从而导致决策失误。因此我们不能学术探讨苛求新一轮财政政策在短时间内就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相反，要根据危机爆发后经济形势的变化，相机抉择和适时调整财政政策，促进经济恢复。

四、小结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外患内忧”的严峻形势，我国财政政策主动选择从稳健向积极转型，转型后的积极财政政策并不是上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简单的延续，而是通过增加投资和扩大消费这“双重动力”的合力来拉动总需求、刺激国民经济增长。新积极财政政策必将在加强宏观经济系统的稳定性、拉动经济增长、改善民生工程、夯实未来经济发展基础等方面显现出积极的效应，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要发挥市场机制，要合理利用政府投资乘数效应，要正确处理“条条”与“块块”的关系，要重视政策的“挤出效应”并考虑到政策时滞性的存在。当前我国经济虽有企稳回暖迹象，但是在全球经济形势依旧严峻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过于乐观，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的有效发挥还必须得到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其他综合经济政策的支持，只有打好宏观调控的“组合拳”才会在世界经济春色难觅时，发现中国经济复苏的曙光。

参考文献：

[1]川何伟．中、东欧危机成亚洲金融危机“翻版”[N]。东亚经贸新闻，2009-03-04（18）.[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刘遵义，汪同三．东亚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展望[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10):88-96． [4]刘立峰．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浅析[J]．宏观经济管理,2009,(1):19-21

第三篇：2010年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报告背景资料分析

2010年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报告

2010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复苏形势总体较为明朗，然而连续实施了近七个季度的经济刺激政策，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其负面因素也开始抬头，主要表现是财政风险的迅速积聚。尽管各国都认识到了重整财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在经济增长和财政安全之间的抉择异常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分析上半年世界经济的运行，在经济增长、金融风险财政化、政策选择、中国作用等四个方面做出了基本判断。2010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总体增长态势未变，部分指标增速回落，但这种回落在当前环境下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良性的。与去年同期相比，我国财政状况进一步得到改善，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了较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支减收的效果明显。本文的最后，在当前的环境和发展阶段下，对公共财政的性质进行重新定位与解读，以此作为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的依据和取向，并提出未来政策建议。

世界经济复苏与财政风险

2010年上半年，世界经济的总体特征是经济复苏与财政风险积聚。欧洲部分国家仍深陷债务危机的泥沼，复杂化了世界经济发展以及危机本身发展的进程，但从经济运行的主要指标来看，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仍是复苏。目前世界经济已经恢复增长这一判断基本得到普遍认可，但对经济持续复苏没有充分把握，因为扩张性的反危机政策从实施到现在，积累了较大的财政风险，对世界经济的持续复苏造成威胁。所以在财政安全和经济增长的双重压力下，世界各国都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基本上做到了有进有退、松紧搭配，但内容和侧重点各有不同。美国等发达国家更担忧经济衰退，面对刺激政策退出较为谨慎；发展中国家更担忧宽松政策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刺激政策退出已经渐入日程；欧盟部分国家由于深陷债务危机被迫收紧财政政策，同时保持货币政策宽松以支持增长；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成效显著，总体上保持了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短期财政风险不突出的良好发展态势，并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推动力量。

基本判断之一：世界经济初放晴———已经恢复增长

各国官方统计资料显示：美国经济已经连续五个季度保持增长；日本已连续四个季度实现增长，经济步入复苏轨道；欧洲尽管身陷债务危机，但总体来看，并未脱离世界经济恢复增长的大趋势，据二季度经济学家调查报告显示，西欧经济学家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评估连续三个季度回升，欧盟委员会也调高了增长预期，欧盟企业经理人和广大消费者对总体经济变化态势也持乐观态度；亚洲继续扮演着全球经济复苏领跑者的角色，与第一季度相比，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经济学家信心指数强劲回升，创6年来新高。在亚洲国家中，中国的经济形势变化更为超前，在经历了加速增长的过程之后，部分指标增幅回落，既实现了复苏，又平抑了通货膨胀预期，经济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成为平稳着陆的佼佼者。

基本判断之二：经济复苏又遇阴霾———金融风险财政化

经济危机和反危机政策带来的一些现实问题是世界经济持续复苏的掣肘，尤其是目前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金融风险财政化的困扰，在发达国家表现为财政赤字和债务风险，在发展中国家表现为通货膨胀。美国的财政风险主要体现在赤字和债务风险，赤字率和国债负担率分别为10.6%和90%。奥巴马已经认识到，国家要长期保持经济复苏，还必须负起财政责任。日本的财政问题几乎已经走到了财政危机的边缘，目前的国债负担率为189%，预计2015年这一比率将达250%。菅直人说：“以现在的情况来看，不晓得日本的财政还能够支持多久。”欧盟当前面临的首要经济问题也是各成员国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而产生的高额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希腊债务危机将世界关注的焦点引向欧盟国家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据悉，自2008年以来，欧盟成员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总额增长了3倍，2010年财政赤字占G D P的比重将达到7.25%。目前，欧盟27国中已经有20国出现赤字超标的现象。韦伯说：“除了减少财政赤字外，别无选择。”反危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增长的同时，也带来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这在亚洲表现更为突出。亚洲开发银行预测，2010年亚洲地区的通货膨胀率将由2009年的1.5%上升至4%。

从理论上看，金融风险财政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是由财政宏观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决定的。当金融危机足以动摇整个社会的基本运行时，财政就要实施宏观调控，成为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在实际中，虽然金融风险财政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金融危机转化为财政危机的结果却并不必然出现。这一方面取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金融风险的程度。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只要金融危机的范围和破坏力度还在金融调控的能力之内，金融风险与财政的关联就还是间接的。然而，在这场全球性的大规模金融危机中，市场机制的调节能力已经不能够独立引导经济走出危机，而财政救助措施成为先锋和主导力量，金融风险财政化成为现实，并且正由过程向结果过渡。

基本判断之三：驱散迷雾的法宝———政策持续、政策退出与政策协调

后危机时期，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是两难选择———经济增长和财政安全。如果持续刺激政策，将难以保证财政安全，也可能进一步诱发通货膨胀；如果启动刺激政策退出程序，则整个经济刺激计划难以收效，甚至牺牲经济增长，发生“二次探底”。我们认为，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推动经济持续复苏是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但必须考虑财政安全，财政政策酌情收紧或不再出台新的宽松措施，同时，为了不影响经济复苏，货币政策应保持宽松；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对政策的敏感度较强，经济复苏的过程较短，但也同时诱发了通货膨胀，为了防止其转为恶性，只能将安全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收紧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但同时必须考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保持相对宽松的财政政策。因此，后危机时期，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视情况有弹性地退出，由于遇到的问题不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松紧方向也应有所不同。目前各国的实际做法虽然还没有完全走上这一轨道，但已初露端倪。美国一方面坚持刺激政策持续，另一方面有重整财政的行动目标，地方政府已经启动了紧缩政策。日本巨额财政赤字和通货紧缩并列为经济复苏的首要难题，其宏观经济政策只能走结构性调控之路：刺激政策持续和退出并进，一边紧缩财政，一边放松银根，做好政策的协调配合。欧盟集中全力治理财政风险，为了保持复苏势头，宽松的货币政策须持续。威胁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的是通货膨胀以及高通货膨胀预期，以亚太地区为首，掀起了一轮刺激政策退出的浪潮，收紧的主要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暂时保持连续。

目前来看，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刺激政策都不应该绝对地退出和持续，应该是科学地“有退有进”，对症下药，同时保持本国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搭建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机制，发挥最大化的政策合力。在后危机时代，摆在各国面前的一个艰巨使命就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只有齐心协力营造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才能无后顾之忧地实现本国复兴。从经验来看，宏观经济政策的国内协调已经成为常态，但国际协调机制还没有搭建起来，直接原因是各国利益分散并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从实际来看，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是一个初步的政策国际协调平台，但是一开始就期望实现多边协调不大现实，难以达成有效一致。此次多伦多峰会各国达成的预算赤字减半目标也未必真正能实现。因此，相对于国际协调来说，地区协调更容易实现，相对于多边协调来说，双边协调更容易实现，所以，可以从地区和双边协调开始，逐渐向国际协调推进。

基本判断之四：经济复苏迷雾中的曙光———中国的推动

目前，中国的经济政策较好地保持了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世界经济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复苏迷雾中的曙光。

从全球视野中看，中国既没有陷入发达国家的经济低迷和债务危机，也暂时摆脱了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的困扰。而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还是来自于内部，可以通过自身的改革来逐渐解决。面对“全球失衡”的现实和全球“再平衡增长”的需求，中国作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一员，有能力也愿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吸纳、整合、发展、创造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早日实现“再平衡”和世界和谐做出贡献。在多伦多峰会上，中方提出四点期待：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巩固世界经济复苏势头；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首尔峰会前完成份额改革目标，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给予发展问题更多关注，为将于9月举行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提供政治支持；继续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说明中国正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尽可能地发挥推动作用。如果这些期待都能实现，世界经济必将稳步向前发展，实现平衡增长将指日可待。

中国经济宏观形势与财政收支状况分析

2010年上半年，我国共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 D P)17284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1.1%，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3.7个百分点。中国宏观经济总体增长态势未变，增速回落但符合预期；物价水平结构性下降，通货膨胀压力缓解转为温和可控；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力度回稳，房地产投资仍保持快速增长；居民收入继续稳步提高，就业形势和消费结构均有进一步改善；进出口创月度历史新高，贸易顺差下降，一般贸易增长迅速且出现逆差；货币供应量、信贷增速回落，人民币汇率创新高，汇改尚未出现不利影响；农业生产稳定且夏粮略有减产，工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且增幅回落，尤其是一些高耗能行业，生产增速回落。应该看到，经济运行中的部分指标回落在当前环境下是良性的，说明我国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前提下，增强了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有效地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平抑了通货膨胀预期，巩固了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势头。

第二季度，财政各项指标显示，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了较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支减收的效果明显，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保持了反向变动趋势，财政收入逐月减少，财政支出逐月增加，较好地满足了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稳定等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要求。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半年我国财政状况进一步得到改善，全国财政收入累计43349.7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9373.65亿元，增长27.6%。全国财政支出累计33811.3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4908.8亿元，增长17%。财政收支均有大幅提高，说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良好，财政资金充裕，财政能力得以提高，相关改革得以稳步推进。整体来看，我国财政收入仍然处于恢复性增长阶段，其中营业税、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关税、车辆购置税等有较快增长。在二季度财政支出逐月增加的大趋势下，5月其同比增幅显著提高，6月月度环比增幅在上升趋势的基础上骤然提高，这和季节性防灾、减灾、抗灾因素相关性较大。中国财政政策取向与调整建议

在对危机中发挥巨大作用的财政政策进行反思后，我们发现，财政政策是一把双刃剑，用得恰到好处，可以挽救国家于危机；用得过度，也可以让国家陷入危机，甚至导致国家破产。如何让财政政策全面发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正面力量，而不是偏离预定轨道，加大公共管理的成本，甚至起反作用？应该根据时代特征和内在需求对公共财政的属性和职能进行深入思考和完善性的界定。下一阶段，中国必须吸取国际上的教训，未雨绸缪，防范财政风险。同时，应把握时机，在明确目标的前提下，对财政政策进行调整。对外，全方位巩固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积极推动财政外交，在国际上尽力争取中国的利益；对内，除以调整结构为重点外，还须抓住改革的机遇，以改革方向引领财政政策，从提高财政能力的角度，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

完善公共财政属性和职能的界定，准确把握财政政策调整方向

公共财政的基本属性是公共性，这是在所有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环境中，公共财政的共性。然而，在现实中，公共财政的公共性常常会被误读，致使公共财政往往以问题为导向，被简单化为“救火队员”，成为解决问题的工具，而忽略了公共财政本身。公共财政也是社会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本身也会遇到各种问题，如果过度使用却又忽视了它的健康发展，就会发现，“火”有“救火队员”来救，而一旦“救火队员”病了，将无人能医。因此，必须从基础性的问题入手，在当前的环境和发展阶段中，对公共财政的性质进行重新定位与解读，并以此作为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的依据和取向。

在公共性这一基本属性的统领下，现阶段公共财政的性质还可以细分为包罗性、政治性、工具性、应急性、开放性、完整性、透明性、可持续性，并分别对财政政策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第一，公共财政具有包罗性，覆盖范围广，财政政策应该做到对公共财政可发挥作用的领域全覆盖，不能有所缺失。第二，公共财政具有政治性，是履行政府职能的载体和物质条件，财政政策应该与国家政治方向、整体战略、改革内容保持一致。第三，公共财政具有工具性，是国家进行公共管理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并通过财政政策的具体工具行使财政职能，财政政策的安排要使这些工具发挥最大合力，不留短边。第四，公共财政具有应急性，必须迅速解决各种突发事件和危机，这需要财政政策灵活，决策机制顺畅，有资金和政策上的准备。第五，公共财政具有开放性，财政政策应立足于外交的高度，与世界各国一起提供国际性的公共产品，同时还要处理好国际税收、国际贷款和援助、财政标准和管理方法国际化、政策国际协调等问题。第六，公共财政是一个体系，具有完整性，要求财政政策的各个组成部分都要完整，均衡发展，同时，不能忽略事后的绩效跟踪。第七，公共财政具有透明性，公共财政的载体是公共资源，公共资源的流向和每个环节的使用都应该透明，这就要求财政政策决策、执行、结果等各个环节也公开透明，从而提高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防止滥用和浪费。第八，公共财政具有可持续性，一方面财政自身运行应具有可持续性，另一方面财政运行的目标应该是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财政政策应及时排除风险，保证自身的可持续，同时还要以结构调整为导向实施“绿色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调整结构，防范和治理失衡

经历了此次金融危机，“全球失衡”一词再次受到热捧，治理失衡要依靠政策进行结构调整，而以财政政策治理经济结构失衡，要提高针对性。

对于产业结构失衡，一是建立城乡统一税制，将涉农税收纳入系统管理，加快农业税收政策的制定和调整，通过税式支出对涉农税收优惠进行规范，同时优化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方向，提高资金效率。二是保持财政政策对服务业发展合理的支持力度，推动服务业资源配置优化，包括加大公共产品的投入，提高服务质量，规范税费征收，引导服务业发展中的环境生态保护。三是发挥财政政策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作用，包括推动技术进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大教育投入，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以税收调节加大高污染、高消耗产品和企业的成本，例如资源税、燃油税等。

对于供求结构失衡，我们认为，目前我国供求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消费需求不足与部分投资需求过剩并存，外部需求挤压内部需求。财政政策作为需求管理最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应在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之间实现平衡。一是大力刺激消费需求，支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均等化转移支付拨款，实施财政能力取向的收入政策、均等化取向的支出政策、绩效取向的预算政策、公平效率兼顾的国债政策。二是以财政政策影响投资结构，支持基础领域的投资，抑制房地产领域的投资，带动并引导民间投资。三是调节外资产业、行业和地区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继续调整出口退税政策，进一步加大对资源性和高污染、高能耗产品出口的抑制。

以欧债为戒，控制债务和赤字

财政政策一方面要治理经济结构的失衡，另一方面也要治理自身的结构失衡。财政结构失衡主要指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较高的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目前，欧洲债务危机加大了世界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对相关国家的破坏性影响巨大，我国必须引以为戒，严格控制债务和赤字。2009年中国累计国债余额占G D P比重20%左右，距离60%的国际警戒线还有一定距离。但是，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并没有被计算进去，而这部分债务规模却大得令人咂舌。为此，第一，我国必须调整预算政策，在保证积极财政政策连续性的前提下，降低赤字规模。第二，清查地方债务，规范地方政府借债制度，增强债务透明度，进一步将地方政府债务公开化和显性化。第三，继续推进省以下分税制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和主体税种，保障地方政府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减少直至放弃以融资平台的方式融资。

把握时机，积极推动财政外交

目前，中国经受住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且表现出色，凭借充足的资金、良好的信誉、强劲的国际合作力，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与日俱增。世界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中国应该把握时机，积极推动财政外交。第一，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援助和投资，在国际事务中争取他们的支持。第二，加强与发达国家的财金交流与合作，借助国际力量解决中国的困难和问题。第三，积极探索与其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思路和方案，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营造有利的经济发展环境。第四，通过财政外交在国际社会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加大中国在制定国际经济规则中的分量，积极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第五，通过财政外交宣传中国，使世界了解中国，为国际经济合作打造更为宽松的环境，这方面还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加大财政投入。

提高财政能力，为各项改革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并举，财政政策也应既促开放也促改革。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改革需要资金和政策，这就为财政政策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第一，支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动个人所得税综合计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尤其是农民和困难群体的收入，落实最低工资制度。第二，支持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尤其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的改革。第三，支持义务教育改革，落实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资金支持。第四，支持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与消费领域的改革以及财政领域自身的改革，如税制改革、财政体制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等等。

总之，中国经济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有出色的表现，宏观经济政策在发挥内动力的同时，也体现了政府在推动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复苏方面的努力。尽管中国经济上行的压力依然较大，负面的影响因素仍然不少，但下一阶段仍应立足本国，放眼全球，在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中可以且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在发挥政策正的外溢效应的同时，也会为本国经济发展去除瓶颈。

文章来源：经济参考报

第四篇：我国取消农业税的政策背景与效应分析

我国取消农业税的政策背景与效应

熊皛白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中国南京 210000）

摘要：文章运用历史和文献分析方法，在简要概括新中国成立前农业税制度演变基础上，进一步回顾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税政策变迁，进而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尤其“三农”发展的视角，重点分析了我国取消农业税的政策背景，并进一步评估了我国取消农业税的政策效应，以期对我国农业政策设计和研究有所启示。

关 键 词：农业税 政策背景 政策效应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history and references to summariz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tax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 as foundation of reviewing and general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taxe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Based on the visual angl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ic society especially “three agriculture”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abolishment of agricultural taxes and evaluates the political efficiency of abolishing agricultural taxes.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hoped to be inspiration of design and study on Chinese agriculture policy.Key words: agricultural tax;political background;political efficiency

一、引言

农业税作为国家以法律形式实施的重要农业政策工具，不仅直接关系到国家财政收入，而且，对农业生产、农民收入和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可以清楚地发现，在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政府根据不同目标，选择实施不同的农业税，其经济社会效应差异明显。合理的农业税，轻则带来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兴旺，重则带来经济繁荣、国家强盛。失败的农业税，轻则导致农业萎缩、农民生怨、农村衰败，重则导致政府更替，乃至改朝换代。农业税的重要性，不仅使农业税政策在农业政策，甚至在整个国家经济政策中，占据非常特殊的重要地位，历来是各国政府农业政策的重点和难点，而且，也使得农业税政策始终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

然而，既有农业税政策及其研究主要集中在课税主体、对象，以及标准和征收方式等税收要素选择上，鲜有涉及是否实施或取消农业税这一根本性的政策选择问题。因为，农业税自产生以来，从未出现过被取消的现象。但这一从未出现过的现象，2005年12月29日下午3时零4分，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以162票赞成，1票弃权，0票反对，表决通过的《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使之成为客观事实。在中国具有2600多年历史的农业税，2006年1月1日正式终结，取消农业税成为中国农业税政策的最后形式。在免征农业税已经5年的今天，分析我国取消农业税的政策背景与效应，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文以下部分将运用历史和文献分析方法，在回顾我国农业税演变历程基础上，重点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尤其“三农”发展的视角，分析我国取消农业税的政策背景，并进一步评估其政策效应，以期为我国农业政策研究贡献微薄之力。

二、新中国成立前的农业税历史回顾

农业税（古有“田赋”等不同称呼）是人类最古老的税收之一，在我国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夏代。据史料记载，夏朝建立后，即征收贡赋1，其主要对象就是农产品2。殷商在井田制基础上通过“助法”3建立的田赋制度已经开始具备农业税的雏形4，故田赋又称579为“助”。西周对“野人”6继续实行“助法”，对“国人”则实行“彻法”8，故田赋也称为 “彻”。春秋时期，授田制废除，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贡、助之法难以为继。据（（左传》记载：周定王十三年（公元前594年，宣公15巧年）鲁宣公实行“履亩而税”的“初税亩”，标志着我国成熟的农业税收制度正式诞生。因此，我国的农业税制度至少已经具有2600多年的历史。

秦汉时期农业税以土地税（古称“田租”）形式征收，课征范围主要是谷粟和“刍覃”(秸秆)11。曹魏时期则分为对郡县编户12征收的“田租”和“户调”13，以及对屯田客14征收的“租赋”15两种。西晋则将两汉的“田租”与“户调”合并，按户征收农业税。北魏、北齐和北周农业税承袭了晋的“租调制度”，但常赋不断加重，北周尤甚。但北周区别对待丰年、中年、下年的征收方法，是对农业税的重大改进。隋朝继续实施租调制，但租、调皆轻于前代，而摇役却十分沉重。虽曾有减轻摇役的规定，但实际上经常性的滥用民力直接致使隋亡。唐朝建立后

17181920很快在均田制基础上制定了“租庸调制”。安史之乱以后，租庸调制无法继续，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改为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21，这是中国农业税史，也是赋役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制度改革。五代时期一直沿用“两税法”，只是纳税期限有所变化。宋太祖统一中原后，曾一度普减田赋，按土地数量及肥瘠情况分五等，夏税钱，秋税米。宋朝发明了沿纳

22、支移

23、折变

24、和买

25、和籴

26、预催

27、预借28等新的农业税形式，整顿了唐代农业税制度，其中王安石变法调整徭役征调制，将徭役转化为税收，是农业税制度的进步。宋真宗（998年）以后，由于战乱，国库空虚，财用匮乏，故苛政逐渐增多，以致屡次预借粮草，赋税成倍增加。由于赋税过重而无人肯种田，造成国力空虚，金兵突起，北宋灭亡。辽朝的农业税主要分为对部民、对农户和对属国属部的征收三部分29。金代农业税对女真族征收“牛头税”，对中原则继续征收“两税”。元代农业税在北方课征“税粮”和“科差”，但宋朝以来的农业税变革，均没有在根本上触动唐代的“两税法”。

明初农业税仍实行两税法32。明中叶后，政府掌握的税田额数大幅减少，致使“黄册”33和“鱼鳞图册”34名不副实，农业税征派就失去依据。对此，不少人进行了多种富有成效改革与尝试，其中首辅张居正主持推行于全国的“一条鞭法”35影响最大。清代前期农业税（时称“田赋”）仍遵行一条鞭法，按明朝历年间则例，地赋和丁赋分别课征，后以顺治年间编成的《赋役全书》为依据主要征于民田36。但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地银和丁银分别征收的弊端日益突出；由于人口增长快于土地面积的增加，土地又不断集中到大地主手里，农民不断丧失土地，又要承担沉重的丁赋，所以无地农民被迫逃隐，既影响了国家税收，又造成社会不稳。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针对“户口日增，地未加广”的情况，规定固定丁银数量，此后所生人丁，不再征赋，并于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将固定的丁银首先在广东摊入田亩征收后，再逐渐推行于全国，地税从此称为“地丁”37，从而在农业税历史上产生了清朝“摊丁入亩”的赋税改革38。清后期，盐税、商税等迅速增长，田赋不仅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且连原额都难以维持。道光以后，田赋和漕粮正额没有大的变化，而田赋附加和漕粮改折（由征收实物改为折征货币）却越来越难重，致使农民揭竿而起，清朝开始进入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的命运。清朝末年，西方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清朝政府被打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割地赔款，为了筹措巨额赔款，在农业税外，又增加了无数的苛捐杂税。

1912—1927年的北洋政府时期，农业税承袭清代的地丁、漕粮、租课土地税、附加四大类，另有差杂徭、杂税。由于军阀各自为政，财政制度混乱不堪；苛捐杂税日益繁多，仅

3116

1922-1928年田赋税率就提高了20%-53%，农民负担明显加重。1927—1948年的国民党政府时期，农业税包括田赋、附加和预征；实行三征：田赋征实、粮食征购和征借。特别田赋附加和三征，超过正税几倍，农民不堪重负。民国时期，田赋名目繁多，将地粮、地租、军饷租和随粮租代征费等统归田赋。民国3年(1914)，田赋改征银元。民国6年，田赋划归地方公款收入之列，加征田赋附加——随粮租代征费(俗称随粮代征)等。此种附加，岁无定额，往往比正税还多。民国时期的《田赋史》记载了浙江田赋特重的情景：“以农夫蚕农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不得已而逃荒。”

历史上农业税（田赋）的轻重随着周期性的改朝换代而变迁。王朝建立初期，总是实行轻税政策，鼓励农耕发展农业生产；当王朝政权稳定，机构渐膨胀，腐败现象丛生的时候，每搞一次税费改革，就催生一次杂派的高潮，老百姓又会背上沉重的税赋，从而不断地进行着周而复始的循环，这也称“黄宗羲定律”。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税变迁历程

（一）改革开放前的农业税政策演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阶段，实行向剥削者征发和筹款，以及保护贫困农民的累进税和免税政策；在抗日战争期间，实行减租减息，农村各阶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合理负担的农业税政策，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都要缴纳农业税，其征缴额度平均不超过农业收入的20%；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区在土地改革前，农业税实行比抗日战争期间更高的累进税率，征收的重点是地主和富农；土地改革后，规定农民缴纳的农业税最高不得超过地区平均农业总收入的20%。这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行的“阶级而别”的农业税政策，虽然，具有明显的税费一体特征，但其有力地打击和限制了封建剥削势力，对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支持新民主主义革命发挥了巨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业税政策。当时由于工商业比较落后，虽然农业税收入在税收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但实际上全国农业税政策处于分割和不统一状态。在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老解放区，继续沿用解放战争时期各自制定的农业税政策，规定最高税率不超过全区平均农业总收入的20%；而新解放区的农业税政策，土地改革前的按1950年3月26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统一国家公粮收支、保管、调度的决定》，规定“征收国家公粮的税则和税率，统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各级地方人民政府不得自定或者修改”。同年9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发布《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实行差额较大的农业税全额累进税制征收。土地改革在全国完成后，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的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已经不再适应新的形势。为此，1958年6月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同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税平均税率的规定》，规定农业税采用地区差别比例税率，以常年产量作为计算标准，全国平均税率为常年产量的15.5%，实行增产不增税。至此，新中国统一的农业税收体系正式建立，结束了建国初期税制混乱的局面。1961年6月23日，为应对三年自然灾害，中共中央批转中共财政部党组报送的《关于调整农业税负担的报告》，明确规定：从1961年起大幅度调减农业税征收额，并长期实行稳定农业税负担、增产不增税的政策。此后，随着农作物实际产量不断增加，到1978年农村改革前，全国平均税率始终为2.5%左右。这一阶段国家对农业实行了“轻税政策”。但由于所筹集到的公共资源非常有限，使制度内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从而使乡镇统筹资金制度得到了快速发展。此外，“剪刀差”和公社内物资和劳动的“一平二调”等巨大隐形负担，使得中国农业为工业和城市倾斜发展战略做出了贡献。

（二）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税政策变迁

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41，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初步形成，农村经济进入了一个崭新发展时期。此间，伴随农地制度的变革和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以及农业、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乡镇企业的兴起和迅速发展，农业税政策虽然仍以1958年指定的农业税条例为依据，但也作了一定的调整。1983年11月12日，为了平衡农村各种作物的税收负担，根据农业税条例的有关规定，国务院发布《关于对农林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若干规定》，全面开征了农林特产税和耕地占用税，及时调整和完善了契税政策。1985年，中国粮食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国务院决定改变过去农业税实交粮食即“征实”的办法，改为折征代金，实现由实物税向货币税的转变，完善了农业税。这期间农业税的纳税主体也由生产队转变为农户家庭，实行户交户结的纳税方式。

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伴随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经济制度沿市场经济方向的变迁速度加快，农业税调节机制弱化，三提五统

42、两工

43、集资摊派等导致农民税外负担沉重，严重阻碍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客观上要求对农村税费制度进行彻底改革。在此背景下，以减轻农民负担为目标的农村税费制度变迁和1978年开始的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由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逐步转变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1994年1月30日，为了配合工商税制改革，完善农业特产税收制度，国务院发布《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将农林特产农业税与产品税、工商统一税中的农、林、牧、水产品税目(不包括改征屠宰税的生猪、菜牛、菜羊)合并，改为征收农业特产农业税(简称农业特产税)。与此同时，由于农民负担不断加大，农业税征收难度加大，以减轻农民税费负担为内容的税费改革在农村基层悄然开始44，随后，全国的几个农业大省出现了自发性的效仿者45，并在经历了从“并税”46到“征实”47后，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在1998年召开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上，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被列为农村改革的重点。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48，确定了以“减轻、规范、稳定”49六字方针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以“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为主要内容，并进行配套改革的总体思路。为了探索建立规范的农村税费制度、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有效办法，2000年1月，国务院第57次总理办公会议原则议定农业税税率为7%，农业税附加的上限为农业税率的20%。同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作出了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的规定。以此为标志，农村税费改革由基层的自发实践，逐渐演变成为由党中央、国务院推行的全面性改革。

2000年4月23日，国务院批准了安徽省上报的农村税费改革方案，改革随即在安徽全省推开。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的推行，与此相关的各种矛盾逐渐暴露，尤其是干群矛盾越来越尖锐，乡镇干部的利益直接受到了冲击。为了暂时缓解矛盾，进一步探讨解决农村税费改革涉及的有关问题，2001年4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2001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暂缓扩大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试点。除已经开始试点的外，全国不再扩大试点范围。在一些政策性文件上，原来“加快推进”的提法也变成了“稳步实施”。在经过一年的反复权衡之后，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做好2002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文件将试点省份分为两类：一类51由中央财政向其分配专用于农村税费改革的转移支付资金；另一类是浙江、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不享受中央转移支付资金、自费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至此，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在摸索渐进中逐步走向全国。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和200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要求，在2002年全国20个省（市、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国务院于2003年3月27日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决定2003年在进一步总结经验，完善政策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要求切实做到“三个确保”52。由此，农村税费改

革工作由上而下，在全国全面推进。根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同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逐步取消农业特产税的通知》，这标志着在我国实行了20多年的农业特产税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为保证农村税费改革的顺利进行，各试点地区还实施了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主要是乡镇机构改革、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政府公共支出改革、税收征管方式改革等；同时，为了弥补因农村税费改革给县乡财政造成的资金缺口，财政加大了转移支付力度。2004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或免征农业税。200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5年以内取消农业税的目标，会议批准了上述报告。2005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全国大范围、大幅度减免农业税，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免征农业税。2006年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会议批准了上述报告。截至2005年4月，共有26个省市区相继宣布全面取消农业税。2005年全国农业税收入为65.8亿元，仅占全国税收收入的0.2%。2005年12月29日下午3时零4分，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以162票赞成，1票弃权，0票反对，表决通过了《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同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以予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在中国具有2600多年历史的农业税正式终结，取消农业税成为中国农业税政策的最后形式。

四、我国取消农业税的政策背景分析

（一）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农业税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战后百废待兴的局面，为迅速实现强国富民理想，选择了模仿苏联模式，以赶超为目标，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实行政治上的集权制度、经济上的计划控制、产权上的国家垄断、战略上向工业和城市倾斜的经济发展战略。为实现这战略，必然在税收上推行城乡二元税制结构。20世纪50年代，为了解决资本相对稀缺与发展重工业的目标之间的矛盾，政府则利用农业税和工农产品“剪刀差”获取农业剩余，使农业剩余从农业和农村流入城市和工业。据统计，在1950-1978年的29年中，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民手中取走了大约5100亿元，加上同期农业税收总额978亿元，抵消各项支农支出1577亿元，政府通过农村税费制度提取农业剩余4500亿元，平均每年155亿元。在1979——1994年的16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民手中取走了大约15000亿元收入，加上同期农业税收总额1755亿元，抵消各项支农支出3769亿元，政府通过农村税费制度提取农业剩余12986亿元，平均每年811亿元。经过几十年实行过度提取农业剩余为工业提供资本积累的政策，我国现在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我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改变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实行工农业协调发展战略的时期。

但1978年以来，虽然农业生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但是工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影响了农业产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拉大了工农业的增长速度的差距。工农业发展失调最终会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改变发展战略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加强农业基础，促进农业发展。为此，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逐步进行结构性调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日益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82-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5年出台关于农村问题的一号文件，2004-2005年又再度连续出台针对农村问题的一号文件。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进一步加大农村改革力度。因此，取消农业税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关心和重视，体现了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所带来的对“三农”从获取剩余支持工业和城市发展，到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全面解决长期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三农”问题的战略转变。

（二）农业税所比重降低，国家已经有能力取消农业税

农业时人类最古老的产业。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小农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长期占居主体地位，农业税也长期是国家财政的最主要来源。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保证国家政权稳定和推进工业化建设，农业税在相当长时期内，也一直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据统计，建国初期，农业税的收入占国家税收的39%。从1949年至2000年的52年间，农民给国家缴纳了7000多亿公斤粮食。

而2001年我国农、牧业税为285.8亿元，耕地占用税、农业特产税和契税为195.9亿元，农业各税合计为481.7亿元。农业各税只占2001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5.6%。2002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总额为7332亿元，如果地方政府不征收这一部分的税收，改由中央政府以专项转移支付来补贴地方政府因而减少的税收，则中央政府要增加的转移支付也才6.6%，如果只免除耕地占用税、农业特产税和契税，中央政府要增加的转移支付只有2.7%。2003年，中国GDP总量突破11.67万亿人民币，比2002年增长9.1％，财政实现2万亿收入，人均GDP达到1090美元。农业在GDP构成份额中已经降到14％以下，城镇化水平上升到40％以上，劳动力就业结构尽管存在偏差，但如果把2003年农村外出务工的9820万劳动力计算在非农劳动力份额中，则就业结构偏差将由30％左右降为15％左右。2005年，中国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关系大约是13：46：41。这意味着农业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已由主体地位转变为次要地位，农业税收已不是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据资料显示，2004年，农业税收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只占到0.92%；2005年，占总人口70%的农民创造的农业总产值，占中国全年GDP的比例只有13.2%，全国农业税收入为65.8亿元，仅占全国税收收入的0.2%。而2005年，中央政府向各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是664亿元。在这个基础上，全面废除农业税，中央政府最多只要再支出15个亿左右。对2005年财政收入达到3万亿元的中央政府而言，这完全是能够承受的。

（三）农业税征收成本高，制约农民增收扩大城乡差距

首先，农业税征收成本过高。农业税征收对象是规模狭小、高度分散、数量庞大的农户，征收机关在征收农业税之前，必须对计税面积、税负水平逐户核实，征收过程中，还要发动宣传、逐户上门征收，要作好困难户的税收减免、“钉子户”的说服教育等工作，征收机关往往力不从心。甚至在农业税征收季节,农村基层干部都要参加征收工作，派驻各村，会同全体村组干部，广泛宣传，逐户催缴。据江苏某镇的调查，2001年，全镇共有缴税农户14000户，只有约30%的农户主动缴纳农业税，其余需要上门收取，即使如此，全镇仍然有10%的农户拖欠近50万元的农业税。为解决农业税征收困难，征收机关不得不增加税收人员，为此又需要增加税费，从而使征收难度加大，进入恶性循环。农业税征收难度加大又进一步导致基层政治不稳定，维稳成本继续加大。因为农业税征收的数量大，任务重，难度大，乡镇政府为了完成税收任务，在征收税费过程中往往采取一些过激行为，甚至导致诸如致死人命的恶性案件的发生，造成基层干群关系的紧张和政治不稳定。

其次，农业税制约农民增收目标的实现。由于农业税为地方税种，农业税与地方财政收入息息相关，尤其是基层政府的一个重要税收来源。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一些地方极力开拓农业税源，有的甚至想方设法从农民那里多征税，即使在二、三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农业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很小，地方政府也不愿意主动放弃这部分财政收入，从而制约农民收入增长。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制度安排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大趋势下,农业税收制度的不适应性甚至弊端日益显现,需要进行改革,因为，在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大背景下，我国农业税收体制，不仅不能为促进农民增收提供制度保证，反而成了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体制障碍，必须从根本上予以取消，以减轻农民负担。

再次，农业税扩大了城乡发展差距。尽管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2/3，但长期以来政府用于农村的财政支出仅占总支出的10%－15%，2000年农村人口人均税费比率为3%，但实际比率为5%，而城镇人口实际上均税率为0.58%。农业税是最终形成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统计显示，2001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为6860元人民币，农民收入为2366元，城乡差距为3：1。但实际差距应该为，甚至6：1。因为，农民收入中扣除占40%的实物性收入，用于购买商品、服务的货币只有1800多元，平均每月150元左右，而这其中的20%（即30元）还要用于第二年扩大生产，用于购买种子、农药、化肥、柴油等，即每月能真正用于商品性消费的货币收入只有120元，而城市居民货币收入平均每月接近600元，城乡差距为5：1。此外，城市居民收入中还有一部分没有纳入统计范围，如各种各样的隐性福利、住房、教育、卫生，甚至是用电都比农民有更多的优惠。如将城市居民的隐性福利、优惠折算成收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达到6：1。按照到2020年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测评，届时我国人均GDP可达到3000美元。根据GDP增长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计算，届时农民人均收入只可能增加1．5倍左右，约6000元，这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的消费结构接近。因此，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应不超过2.5：１或3：1，农民收入才能达到6000元，进而最终实现城乡、区域、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但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缩小城乡差距，那么，即使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广大农村也无法达到全面小康标准。

（四）农业税设计不合理，未能充分体现公共财政要求

首先，征收农业税不是世界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从世界各国的税收制度看，各国税种设立基本相同，一般包括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商品税(包括增值税、关税、营业税、消费税等)、财产税(包括地产税、遗产税等)、社会保障税等基本税种，农业税并不作为独立税种设立。农民作为纳税人，应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按其经济活动属性分别在相应的税种承担平等的税负。西欧发达国家农业的产品税同样增值税征收53，并对采取优惠政策54。日本农业税的主要形式是土地税。土地税按土地的法定价格征收货币税，税率曾为地价的3%，后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大幅度降低。土地税只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租地农民只交地租不交土地税。在美国，农业赋税也是纳入与其它产业一样的统一的税种制度下征收的，同样不设立单独的农业税。

其次，我国农业税征收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第一，2005年以前我国税法规定，城市居民月收入800元以上才征收个人所得税，按此标准，我国绝大部分农民根本没有达到纳税的起点标准。2000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2253元，月平均只有188元，却要承担至少4%的税费负担。第二，城市居民从事工商业的增值税起征点是月销售额600-2000元，折合年销售额7200-24000元，一般小农户年收入很难以达到这一起征点，所以不必考虑增值税问题。2000年农村人口人均税费比率为3.0%，但实际比率在5%，而城镇人口实际人均税率为0.58%，二者相比，显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农村税费制度有“打贫济富”特征，长此以往，会导致马太效应，城乡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因此，取消农业税是建立现代公共财政制度的内在要求，把农民的税负纳入统一的税制体系后，还必须统一城乡税负，保证农民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

（四）WTO下征收农业税，不利于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

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日本、欧盟等）为了提高本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对农产品的生产环节除了不征税以外，还按世贸组织的《农业协议》中的“绿箱”政策或“蓝箱”政策和规则，对农民实行各种各样的直接补贴。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粮、棉价格于水平低国际市场价格，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然而，随着2001年我国加入WTO，我国粮

食成本平均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当时已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从而对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的主产区带来不利影响。我国由于受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和水源及土地资源少等因素的制约，我国的农产品本来就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劣势，如果再征农业税，就等于自己抬高农产品价格，必然削弱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为国际市场上低价农产品进入我国市场打开了方便之门，使得在加入WTO谈判中曾千方百计争取的对农业更多的保护空间，因向农民收取大量税费而消失。

五、我国取消农业税的政策效应评估

（一）取消农业税政策的正面效应

1、减轻了农民负担、增加了农民收入、缩小了城乡差别，扩大了内需，调整了经济发展战略。据统计，2006年取消农业税，农民不仅直接减轻了原有300多亿元的农业税负担，而且减轻了700多亿元的“三提五统”和农村教育集资等负担，还减少了约250亿元的各种不合理收费，共减轻农民负担约1250亿元，每个农民减负120元左右，增加了农民可支配收入，扩大了农村有效需求，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农村人口是我国目前数量最多、潜力最大的消费群体，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有利于扩大内需，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在 “三农”问题突出的背景下，取消农业税，不仅可以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新中国成立后，农民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牺牲。改革开放初期，农民曾经率先尝到了改革的实惠，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民生活水平却相对降低了，长此以往，必将影响城乡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取消农业税对稳定农村社会，具有积极作用。

2、有力地支持了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社会公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加快现代化建设，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也在农村。农民的平均税赋水平大大高于城镇居民，城乡税负不均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一种突出表现。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所以，取消农业税为建立新型的农村税费制度扫清了障碍，可以根据城乡一体化的原则建立城乡居民统一的税费负担制度，可以真正把社会公正放到至关重要的地位，对城乡居民一视同仁，改变“穷人替富人纳税”的不合理状况，使农村的公共物品供给真正成为政府的责任，尤以中央政府的责任为最大，从而有利于保证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公民享受到大体相同的公共服务。

3、促进了农民增加农业投入，提高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家庭承包经营体制以后，农户因受收入水平、家庭分散经营的限制和对土地承包权未来不稳定性的预期，也不愿或无力对农业进行投入。致使我国农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抵御自然灾害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下降。取消农业税，增强了农民对农业的未来预期，使农民拥有较多的资金，投入到农业的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之中，进一步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

4、提高了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取消农业税前，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征收农业税的国家，而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农业实行保护政策，世界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美国对农业的补贴额很高。欧盟每年对农业补贴300多亿美元。美国2001年通过了高达2000亿美元的农业补贴计划。加入世贸组织后，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发达国家实力雄厚的农业补贴，为了增强我国农业的竞争力，更需要加强对农业和农民的支持和保护，取消农业税，实行无税农业，可以起到对农业的补贴、扶植和支持作用，增强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取消农业税政策的负面效应

1、部分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一度有所下降。取消农业税后，由于法制型、服务型政府管理体制建设的滞后性和农村基层干部的适应需要一定的时间，致使部分农村基层干部在

农业税取消后，一时职能转变难以到位，农村基层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低，社会管理能力弱，农村自然灾害、公共安全等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基层政府间事权划分不清晰，政府职能缺位和越位的问题并存。部分农村基层干部积极性受到影响，无心农村公共服务。

2、农村乡村两级基层财政压力总体加大，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要求提高。农业税是地方收地方用，曾是我国大部分乡村基层组织正常运转的主要收入来源，尤其是农业主产区，农业税仍然是基层政府的重要财力保障。据统计，2005年以前农业税收入一般占乡镇财政预算收入的60%以上。取消农业税一是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不足或一时难以到位的情况下，一段时间乡镇财政收入减少，尤其是给贫困和欠发达地区带来了财政困难。二是地方财政管理体制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取消农业税后，地方财源基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特别是乡镇财政不再同农民争吃“一碗饭”，而是要“分灶吃饭”。因此，乡镇财政一度要重新确定收支范围、基数调整等财政体制。国家虽然加大了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但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不到位，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中央采取了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政策措施，推进地方财政管理方式变革。但由于没有能触及到财权与事权划分等深层次问题，治标不治本。一些地方不顾实际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搞城市建设和标志性工程，没有将财力真正向基层倾向，乡村经费保障水平低，乡村运转普遍困难。

3、农村公共服务和公益事业发展一度受到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和公益事业发展都是以包括农业税在内的农村税费作为资金保障。取消农业税造成了乡镇财政收入减少，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履行社会公共职能，直接影响到农村公益、教育事业发展。缺乏足够的财政资金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就无法新建和管理维护、农村合作医疗保健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就难以实施等；农村义务教育虽然由县、乡财政拨付，但县、乡财政缺口较大，拖欠教师工资的事时有发生，而县、乡拨付费用也难以及时到位。另外，许多县、乡为适应农村结构调整，引导农民致富，多次为农民举办各类职业技术培训班，向农民传授种植、养殖、栽培等多种生产技术，深受农民欢迎。农业税取消后，资金来源中断，使得各类培训班无法继续，农民生产技能无法进一步提高，不利于农业长期高效发展。

但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随着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特别是党和政府各项惠农政策的不断落实，取消农业税的负面效应将逐步缓解，积极效应将进一步扩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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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税粮有丁税和地税两种不同形式。工匠、僧、道、也里可温（基督教徒和教士）、答失蛮（伊斯兰教教士）、儒户等纳地税。绝大部分地区的民户和官吏、商贾都按成丁数缴纳丁税。31赋税名目之一。包括丝料、包银、俸钞三项。32不同是分夏税和秋粮两次缴纳。夏税不超过八月，秋粮不超过次年二月，主要缴纳米、麦，还有丝绢和钱钞。用米、麦缴纳的称本色，用丝绢和钱钞折缴的称折色。33 明朝为征调赋役而编制的户籍册，因上交户部的一份为黄色封面而得名。由于是国家征收赋役的根据，又称“赋役黄册”。34为征派赋役和保护封建土地所有权而编制的土地登记簿册。册中将田地山塘挨次排列、丘段连缀地绘制在一起，标明所有人、四至，因其形似鱼鳞而被称为“鱼鳞图册”，亦称“鱼鳞册”、“鱼鳞图 ”、“鱼鳞图籍”、“鱼鳞簿”。35在大规模清丈全国土地的基础上进行的农业税征收政策。其要点是：一是以州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额，各州县原有的赋役总数不减少。二是先将田赋和摇役分别合并，再各折算成银,最后将赋银与役银合并征收。三是取消力役，由政府雇人应役，役银由人丁和田地分担。四是征收和解运由官府负责。是继唐代两税法之后，我国赋役史上又一次重大的制度改革，它为清代实施摊丁入亩准备了条件。36田赋按亩派征，根据土地类别和肥瘠高下分别规定不同科则。以征银为主，也征收一定的米、麦、豆、草等实物。征收分上下两期，上期自二月至五月，称为上忙，下期自八月至十一月，称为下忙，每期各完税一半。槽粮是一项特殊的田赋，征于山东、河南、江苏等八省，供京师王公百官棒米及八旗兵丁口粮等项需要，岁额四百万石。其中三百三十万石输京仓，为正兑，七十万石输通州仓，为改兑。槽粮以粮米计，实际征收时有部分折收银两，称折征；还有将原定本色改收其他实物的，称改征。37地丁完全按田亩征收，不论豪绅富户还是一般农民，田多则赋多，无田则无税，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摊丁入亩规定地丁银数以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丁册为常额，固定丁银(335万余两)。38摊丁入亩，不仅是明朝一条鞭法以来赋役内容的继续简化，更重要的是全国赋役制度的一次再统一，不仅有利于国家财税制度的贯彻，而且促进了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这项改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摊丁入地改革相当艰难，从雍正元年(1723年)全国正式推行最后到光绪29年(1883年)前后搞了150多年。

39北京大学哲学教授，著名农民问题研究专家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在论文《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中总结出来的历史上的中国农业税改革的某种规律：历史上的历次农业税费改革，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每次农业税费改革后，由于农民种粮食却要等生产的产品卖了之后用货币交税，中间受商人的一层剥削，加上不分土地好坏都统一征税。因此，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而且一次比一次重。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我国古代研究赋税制度最深入、最系统的学者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黄宗羲认为赋税制度有“三害”。曰：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 401950年全国农业税收入约19.1亿元，约占全国税收的39%。411979年9月28日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42是指村级三项提留和五项乡统筹。村提留是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按规定从农民生产收入中提取的用于村一级维持或扩大再生产、兴办公益事业和日常管理开支费用的总称。包括三项，即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乡统筹费，是指乡（镇）合作经济组织依法向所属单位（包括乡镇、村办企业、联户企业）和农户收取的，用于乡村两级办学（即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助事业的款项。43农村劳动积累工、义务工是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主要劳务来源。441992年，农民负担问题比较突出的安徽涡阳县新兴镇自发进行了改革，即按照全镇全年的支出总额确定农民的税费总额，税费一并征收，分摊到亩，每亩地30元。45如安徽的阜阳、河北魏县、贵州的循潭、湖南的怀化也先后开始试点。46将各种杂费合并到农业税中统一征收。47以既定税率征收上来的税费实际上是粮食实物，政府通过卖粮获取现金。481998年 11月 20日，国务院成立由财政部长项怀诚牵头的农村税费改革三人小组，开始税费改革的筹备工作。49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制度上规范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在减轻和规范的基础上，使农民的税赋水平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不变。50即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51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52确保农民负担得到明显减轻、不反弹；确保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不受影响。53增值税的基本税率法国为18.6%，英国为17.5%，德国为15%，荷兰为17.5%，卢森堡为15%，比利时为19.5%，意大利为19%，西班牙为16%，希腊为18%，葡萄牙为17%，丹麦为25%，瑞典为25%，爱尔兰为21%，挪威为23%。可以看出，即使按照增加值征收，除几个高福利国家外，西欧主要国家的农业税税率大都在20%以内。

54如法国、荷兰、希腊和比利时等国对农业实施一定程度的免税，德国、挪威、卢森堡等国对农业采行特别税率，这使农业实际负担的税率大大低于增值税的基本税率，如法国为7%，德国为6.5%，意大利为2%(谷物)，卢森堡为5%，荷兰为4%，奥地利和比利时为6%。

第五篇：延迟退休背景及利弊分析

延迟退休背景及利弊分析

摘 要：2016年2月28日，人社部研究所所长金维刚表示延迟退休方案将在明年正式出台。出台后会有五年左右的过渡期，到2022年正式实施。该消息一经发布，便在社会中引起了密切的关注与讨论，本文将从就业以及养老金的缴纳与支付等视角对延迟退休的背景及利弊影响进行分析。

关键词：延迟退休；背景；利弊分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医疗技术进步，我国的人均寿命已由建国初的40.5岁增至目前的75.5岁，老年人口的数量与日俱增，加之计划生育的影响，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加重。由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养老金压力加快了延迟退休方案的制定步伐，日前人社部研究所所长已经表示延迟退休方案将在明年正式出台，延迟退休已经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改革问题之一。

一、延迟退休的背景

（一）人口老龄化严重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中国13.67亿人口中，60岁及以上的老人2.22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6.1%；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44亿人，占比10.5%。按照国际上通常说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处于人口老龄化。按照这个标准看，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的门槛，处于老龄化逐步加深的阶段。

（二）养老金缺口巨大

2014年一份名为《现行统账结合模式下隐形债务预测与测算》的报告称，以2012年为基准，社会统筹账户的隐形债务为83.6万亿元，个人账户的隐形债务为2.6万亿元，合计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账结合制度下的隐形债务为86.2万亿元，占2012年GDP的比率为16.6%。实际上，我国的养老金长期以来都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拓宽资金的来源已经迫在眉睫。然而在当前经济发展不景气、养老金收益率较低的情况下，延迟退休年龄自然就成弥补养老金收支缺口的一剂“灵丹妙药”。

（三）劳动力年龄人口开始下降

我国规定男子16岁～60周岁，女子为16岁～55周岁，这部分人口被视为劳动年龄人口。近年来随着计划生育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于2011年达到顶峰后便开始走“下坡路”。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劳动力年龄人口总量已从2011年的9.4亿减少至2015年的9.1亿，且依然有继续减少的趋势，预计在2030年以后劳动力的供给将出现严重不足。

（四）延迟退休已成国际潮流

我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女职工50岁，女干部55岁，男60岁）的规定于1978年5月2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原则批准，至今已将近40年。

目前世界上大多国家都在推行延迟退休，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已经普遍达到了65岁，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最低退休年龄也以达到了60岁。考虑到我国目前的人均寿命延长的国情以及国际上普遍延迟退休年龄的潮流，我国政府应该加快出台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

二、延迟退休的影响

（一）有利影响

1.减缓养老金支付压力

据《201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7620亿元，比上年增长11.7%，其中征缴收入21100亿元，比上年增长9.5%。全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23326亿元，比上年增长17.7%。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35645亿元。从账面上看，养老金并无缺口，而且还“绰绰有余”，这明显与学界对养老缺口的担忧形成巨大反差。不过据业内人士分析之所以会出现养老保险基金结余规模不断扩大的现象，是因为《社会保险法》出台实施以后，全国各地的社保部门扩大了对养老金的征缴范围并加大了征缴力度，同时国家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出台了允许部分人群一次性补缴的措施，这才导致基金征缴收入剧增。

实行延迟退休一方面可延长劳动者养老基金的缴费年数，另一方面也可推迟劳动者领取养老金的时间，从而增加养老金的积累量。按照“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测算与管理”课题组的测算，若退休年龄每推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就可增收40亿元，减支达160亿元，合算起来仅一年便可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大大减轻养老金的支付压力。

2.应对劳动力人口减少现状

在我国劳动力人口开始减少的背景下，保留现有岗位上的劳动者就成为了缓解劳动力短缺的重要方法。延迟退休既可增加劳动者在岗位上的工作年限，也能发挥“老人”在工作岗位上的经验和技术优势。因此不仅能有效应对劳动力减少的现状，而且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

3.提高劳动者退休后的养老金收入

目前我国人民领取养老金的条件为：一是达到领取养老金的法定年龄，二是缴费年限满15年，且这两个需要同事满足。根据现行基本养老保险政策规定的月基本养老金计算公式：月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帐户养老金组成。其中：

基础养老金=（全省上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2×本人缴费年限×1%=全省上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1+本人平均缴费指数）÷2×缴费年限×1%

个人账户养老金=退休时个人账户储存款÷本人退休年龄相对应的计发月数。计发月数略等于（人口平均寿命-退休年龄）X12。

由公式可以看出，基础养老金与缴费工资的高低以及缴费年限的长短挂钩，缴费年限越长，计算基础养老金这一部分的比例也就越大，并且计算比例没有封顶。个人帐户养老金部分，个人帐户养老金的计发月数是以社会的平均预期寿命为依据，按照退休年龄的时间来分别对待，退休年龄越晚对应地计发月数就越小，个人帐户养老金就越多。

经过以上分析可得出：延迟退休不仅能增加基础养老金的收入，也能增加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收入，进而使劳动者能够在退休后领取更多的养老金。

（二）不利影响

1.挤占劳动岗位，增加年轻人就业压力

工会界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的大会书面发言透露，目前中国每年退休的人数约有700万人，延迟退休也就意味每年相应期间或减少约700万个就业岗位，而我国每年新增的劳动力达到2400多万个。虽然年轻人与老年人存在很小的岗位竞争和替代，但是对工作岗位的挤占都是从上级往下级的，需要一个中间层次的接续，而且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总量大于需求总量。因此，延迟退休仍然给年轻人的就业带来不小的压力。

2.加重企业养老金的缴费负担

在许多企业中，劳动者的工资会与工龄挂钩，所以临退休员工的工资会普遍比同岗位的新员工高出很多，相对应地，企业为这些员工缴纳的养老金数额也比同岗位的新员工大。延迟退休会使“老员工”延长自己工作的时间，企业也要依法为其缴纳更大数额的养老金，这无疑加重了企业的缴费负担。

3.损害不同层级劳动者的利益

对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低的劳动者而言，因为他们工作压力大，长时间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对身体损伤也大，到了60岁的退休年龄身体就很难负担起工作的强度。因此，这些劳动者都渴望着能早点退休领取自己的养老金，避免自己的身体再受到伤害。

对普通的低收入劳动者而言，他们不会因为延迟退休而获得较高的收入，自己在岗的工资与退休后的养老金相差不多。所以与延迟退休在岗位上辛苦工作相比他们更乐意选择提前退休拿着养老金惬意地生活或者找一份相对轻松的兼职工作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对高收入劳动者而言，虽然延迟退休会使其获得更高的收入，但他们在工作期间就已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由延迟退休所增加的收入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大，他们需要的是退休后的闲暇时间或是单位返聘给自己带来的成就感。

总之，延迟退休的实行已经不可逆转，它符合我国的发展状况与国际潮流。政府应当早做打算，权衡利弊，充分听取民意，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努力将延迟退休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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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苏春红，李齐云.延迟退休年龄效应分析与中国渐进式推进策略研究[J]理论学刊，2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