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形势下中国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的应有理念（共）
新形势下中国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的应有理念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部署，十六届三中全会将其具体化为“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实施这一战略部署的目标、指导思想、原则和具体措施等作了全面规划和具体设计。《决定》深刻指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要健全国家宏观调控，转变政府职能，要完善经济法律制度，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证。而财税法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财税调控与经济法律制度的结合点，作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制度保障，在新的形势下，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进程中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那么，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变革过程中，我们进行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究竟应具备什么样的理念呢？笔者认为：
一、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应统筹兼顾、全面考量、整体设计
这既是贯彻“五个统筹”的需要，也是财税工作内在规律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也存在着突出的问题，如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农民增收缓慢、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生产力的发展还面临着许多体制性障碍，其中当然也包括财税体制方面的障碍。譬如，在城乡分割方面，地方财政尤其是乡镇财政困窘、农村财税制度不合理无疑是重要成因之一；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方面，也暴露出税收区域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方面的严重不足；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方面，我们现行的财政比较热衷于“政绩工程”搞经济建设，投资盲目、资金浪费惊人，而社会管理、教科文卫等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资金则严重短缺，财政的“越位”、“缺位”、“错位”现象同时存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耕地锐减、原煤等能源过度耗费、水资源严重短缺、二氧化硫排放世界第一、珍稀动植物品种数量的减少，都或多或少地与我国房地产等资源税制保护的力度和广度不够、绿色环保税制依然阙如有关；在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方面，内外税制不统一、出口退税机制不畅等问题仍然未能解决。而就财政工作的内在规律而言，财税法作为调整财政收入、支出及管理等行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直接关系到经济资源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在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之间的配置；关系到经济利益在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各经济个体（包括企业、家庭和个人）间的再分配；关系到经济的发展（如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周期的调整）、社会的稳定（如地区差距、城乡差别、贫富分化的调节）和国家政权的维护（如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支出的确保）。其涉及面之广、影响力之大、矛盾集中度之深，是任何其他法律制度的变革所无法比拟的。因此，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无论是中央与地方间事权、财权、财力的划分，税种的兴废、主体税种（税制结构）的选择、税率结构的确定，还是具体税收征纳制度、国债发行制度、预算支出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出口退税制度、农村费税制度的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业，都涉及到方方面面利益的调整，都是在多方面“作战”，必须慎之又慎，统筹兼顾、全面考量、整体设计。否则，就有可能激化矛盾，影响社会安定，阻碍经济发展。也正是因为我们的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还面临着如此众多而又盘根错节的问题，故我们称之为“启动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以期全盘
规划，也诚不为过。
二、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立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的一切工作要以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出发点、着力点与归宿点，使人民的生活品质得到更快的提高，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反观我国财政发展的历程，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财政本质上是生产性财政、建设性财政，政企不分、政府包办经济是其特色。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片面地理解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政策方针，我们政府的工作、我们财政预算支出的着力点，不是提供好公共服务、加强社会管理、搞好社会保障，以此为经济个体的经济运行营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法律制度环境，而是继续“越位”热衷于经济建设，忙于上项目，搞达标工程、形象工程，没能把财政的“一要吃饭二才是建设”的位置摆正。如此一来，建设性财政连年超支，经常性财政也入不敷出，其结果是：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盛行，资源浪费、贪污受贿比比皆是，政务支出、教科文卫等公共支出严重不足，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的扭曲和束缚。在税制建设方面，直接作用于生产流转过程的流转税比重过大（超过70%），而调节收入差异、平衡社会财富的所得税、财产税则明显不足（不足30%）。由于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生产流转领域，所以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视点，更多地是关注当地经济“盘子”的大小，而对纳税人尤其是个人纳税人的服务则明显不足。为经济而经济，政府职能与市场功能严重错位，一方面妨碍了市场对资源基础性配置作用的充分发挥，另一方面也漠视了人本身的最切身需求，忽视了贫富差别的调节，忽视了社会与经济的同步、协调发展，致使人民群众从改革开放中得到的实益与我国GDP的快速增长很不相称，也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与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因此，这种状况必须通过颁布《财政收支基本法》、修改《预算法》、完善税收法制，建立健全以经常性支出为主的公共财政体制予以改变。
三、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应以立法为主导，并与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配套实施
这既是“依法治国”的逻辑必然，也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一系列深层次的财税问题的必由之路。财政本质上是公共经济、政府经济，财政工作、财税法制建设实质是政府“公权力”全面介入“私人经济个体”的经济生活，它对私人经济的交易秩序、对私人的经济福利影响非常巨大。正因为如此，西方现代社会的宪政过程、西方社会“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过程实际上是与“民主财政”、“法治财政”相伴而行的。人们通过“契约”（立法），以对个人财产权的让渡（纳税）换取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因之，政府的存在不是为其自身的存在而存在，而是为纳税人服务，为增进纳税人福利而存在。这种观念深入人心，其逻辑的结果就是政府的事权、政府的支出范围要依人民的公共需要而定，政府的收入要经由纳税人（或其代表）的同意始可征收，而其“同意”的方式即是立法机构的立法。因此，现代西方国家，无论是成文法国家，还是判例法国家，在事关财政收入、支出及相关管理事项上，无一不是以法律定之。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80年代的财政“大包干”体制的确立和两步“利改税”的推行，还是1994年的“分税制”和全面工商税制改革，都是在行政主导下，主要是以国务院的《条例》、《通知》、《决定》等形式下发实施的。据初步统计，迄今为止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的财税法律和决定只有20多件（其中正式的法律仅8部），而国务院制定的财税法规与法规性文件有200多件，财政部、税务总局等制定的财税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更多达3000多件，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地方性财税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其结果是财政法
律体系不健全、财税法律制度总体立法层次不高、透明度差、法律规定之间矛盾冲突之处甚多，由此而带来财税法律权威性差，财税法纪松弛，税外收费、乱收税（费）现象严重，财政资金随意流用、浪费惊人等弊病。这种行政主导下的财税改革，虽有人大常委会的空白授权，能收方便快捷之效，但其弊病也非常明显，突出表现在政府尤其是财政、税务部门的权力过于集中（集财税立法、执法、用财、监督于一身），缺少民主监督与权威法律保障，极易产生权力膨胀、权力寻租、财政腐败，诸多政府高官的腐败问题也多与其能随意掌控政府财政、财力有关。而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行政体制、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的财权与事权不相称、财力与服务不对应，精心设计规划的财税改革措施有不少未能如期出台，有的即使强力推行也业绩不佳。如分税制、如农村税费改革、如出口退税等都曾出现过强烈反弹，显然表明在财税改革问题上，没有行政体制、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没有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间事权、财权、财力的明确划分，不通过高位阶的立法从制度上予以保障，是很难理顺中央与地方、理顺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的。
四、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应突出重点，量力而行，积极稳妥地分步实施
财税问题盘根错节，财税体制的改革与财税法制的变革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再调整，它与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政治的稳定、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直接关联，所以应当统筹兼顾、全面规划设计，但在具体实施步骤上则必须突出重点、量力而行、分步实施。
所谓“突出重点”，是指在众多的财税问题中，应抓住最主要的环节，着力解决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财税矛盾，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最突出的财税问题。前者如财政分税制立法的完善、预算法的修改、增值税制的转型、出口退税机制的完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统一、产权市场、资本市场税制的改革、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的确立，后者如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社会保障税制的建立、农村费税制度的改革等，都是应当特别予以关切的财税法制问题。所谓“量力而行”，是指要把握好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变革的力度，把改革的力度和各方面所能承受的程度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国家的财税宏观调节保持在合理的“度”的范围之内，避免对经济、社会、政治和居民个人产生剧烈的冲击。所谓“分步实施”，是指要切实把握好各个具体财税制度变革措施的出台背景、时机，分轻重、别缓急、讲程序，有条不紊地渐进改革。
总之，突出重点，强调的是财税改革与发展的必要性、迫切性，量力而行关注的是财税改革的现实可行性，而分步实施则强调对改革时机的把握。这一理念归根到底是要我们把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的必要性与现实可行性有机地结合起来，适时、适度地加以改革，而不能在目前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也是极其脆弱）的阶段，再推行一揽子的整体改革，否则，将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震动。
五、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既要面向国际，但更要立足于中国国情，要实现科学性、缜密性与现实的可操作性的有机结合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金融一体化、制度趋同化的进程加快。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互连网的广泛使用、交通业的日益发达，现今社会的人才、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越来越易，也越来越频繁。国际税收竞争、公共服务品质好坏的竞争的客观存在，迫使我们在有关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方面不能不面向国际，广泛借鉴和吸取他人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以使我国的财税体制与制度
符合世贸组织的要求，符合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要求。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是在经济加速转轨，制度亟待转型，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地区发展等方面都极不平衡的情况下进行财税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尤其农民众多）、资源贫乏、财税法治观念淡薄与文化素质的落后是我国的特色。在此约束条件之下，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移植，惟有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充分发挥财税、法律专家的理论指导与智力支持作用，把财税体制、财税制度应有的科学性、缜密性与现实的可行性、可操作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真正建立健全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需要的财税体制与财税法律制度，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第二篇：中国财税体制改革
中国财税体制改革(2009-10-22 02:09:26)
标签：杂谈财政就是一种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分配体系，我国这样一个财政分配体系大致的演变轨迹是在建国之前，革命根据地就有我们财政，从适应战时要求供给型的财政，在建国之后一五时期转入生产建设的财政，改革开放以后在八十年代中央书记处提出财政转型的问题，当时提到概念转为经营管理型财政，意图非常积极的，希望财政能够摆脱传统体制下简单给计划部门做出纳的角色，而正面的发挥自己的分配功能，做好统筹协调的管理。在八十年代这样具体的要求在工作里面如何处理好并没有得到比较现实的解决方案，到了九十年代提出了振兴财政，是针对着财政方面积累的大量矛盾和问题，以及财政年年赤字的困难，一直到1998年在整个财政转型的方面，树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要建立公共财政框架，这跟市场经济新体制是相配套的财政转型基本导向和大思路。
财政在传统体制下六十年代后稳定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体制安排。改革开放以后，在推动了农村区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和沿海特区进行政策倾斜的实验同时，自上而下的宏观层面的改革要提到就是实行分灶吃饭，当时国民经济不可能进行停车检修大爆炸式的改革办法，只能从分配角度实行分权，中央向地方放权拉开一个后续一系列改革可能去探索，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空间，分灶吃饭在运行十几年以后，个人形式的包干制不能适应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的要求，替代的思路就是在1994年实行的财税配套改革，走上了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中国税制从改革开放之后，从改革开放前分化改革，到多层次复合税。
中央和省以下分税制有四级，不仅欠发达地区，即使发达地区也很难形成税基的制度安排相对清晰的情况。一般演变成一地一率，讨价还价，复杂易变，五花八门的分层制包干制，越到基层越倾向包干制办法处理体制问题。在1994年以后省以下分税分级不能到位的情况下，县乡两级财政困难越来越引起各方面关注，基层财政的困难是中国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间，制度有效供给不足，在理财系统里面特定环节上集中反映。分税制是增强事权财权的呼应性，处理政府企业，中央和地方两大基本关系，但是省一下没有取得分税制的进展，造成基层任何一件事情做不到位都可能一票否决，而财权重心是上移的，中央要提高比重是有它的道理，省和市在地方地方高端也是提高手中财权，自然而然，县乡两级所掌握的财力在整个财力的份额越来越降低的，这样出现了事权和财权不相适应的困难，但是就事论事的说环节财政困难，现在看来没有出路，不可能简单的在转移支付方面增加一些力度，在管理方面提高水平，就可以使县乡财政办法解决，治标的办法前几年一直在采用，但是更重要寻求一个治本之路，研究上提出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要顺应市场经济进一步的完善，在中国把财政层级扁平化，省以下四个层级能不能通过乡财县管，和省管县的改革试验，实行扁平化与实制性分税的前景。从原来没有出路可能转为柳暗花明、豁然开朗，这样扁平化实验地方上有很多令人鼓舞的进展，比如乡财县管，这在安徽农村税费改革最早起动的省份，以后根据实际情况，在全省推行乡财县管，这实际的逻辑就不再把乡镇作为财政的实体层级建设，而把乡镇财政看成县管的下级单位。另外省管县，浙江有很多省管县的经验。我们得到的信息，比如湖北于振生同志在那有高度的改革思路，被称为湖北新政，他是在乡财县管，省管县两个层面同时推行，现在湖北除了武汉郊区和恩施自治州特殊，其他都按两个层级来搭建财政体制，探索省以下财政体制的改革。
第三篇：叶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应以史为鉴
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应以史为鉴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人 叶檀、马贤明
日前新华社邀请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详细解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披露了中央对于如何推进财税改革的考虑和部署。楼继伟明确提出：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国家财税制度是立国根基，国家性质与财税制度密切相关，彪柄史册的美国独立战争也不过用实际行动捍卫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利益主张而已。
历史教训：王安石、张居正变法失败
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变法大都与财税体制改革有关，改革的失败也与财税体制的恶化密切相关。北宋王安石变法、明朝后期张居正变法，均以惨败告终，技术性改良而非体制上的根本突破，加上失去约束力的王朝财政机制，决定了封建时代的财税体制改革只能在爱民与害民之间打转，不可能跳出“黄宗羲定律”的窠臼，以合法税收的方式使“子民”变“公民”。
朝廷介入市场是财税改革的大忌。王安石变法违背爱民初衷，为了让宋神宗实现收复契丹与西夏所占国土的雄心，王安石成为财政总管大力充实国库，目标是强兵富民，希望官民同时获益。王安石让朝廷参与到农民与商家的具体交易之中，如“青苗法”在农民青黄不接时由政府以20％的利率贷款给农民（这一利率低于市场利率），农民以地里的青苗为贷款抵押。结果失控，官家垄断借贷市场，地方官员以高利贷盘剥农民，农民没有活路。腐败蔓延到各地，酷吏贪官把新政当作贪腐良机，朝廷失去了对财政的掌控权。改革的善意异化为各地官员对百姓的严苛剥夺。
明神宗时首辅张居正改革，以集权方式推行一条鞭法，在全国丈量土地，把原来的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起来，折成银两，分摊到田亩上，类似于清代雍正朝实行的摊丁入亩。田赋、徭役和杂税合为一条后，一律征银，目标是增加收入简化税费服役，降低征收成本。张居正身后改革被全部推翻，子孙流离。
明代末期财政脆弱，如沙滩城堡不堪一击，为了军事战争税费多如牛毛，一条靴法之外又附加了层层叠叠的税费，朝廷财政纪律形同虚设。加上全民贪腐、权贵横行、饥民流亡，王朝未亡财政先亡。
支持改革的两位皇帝谥号，一位叫宋神宗，一位叫明神宗，显示其后代对这两位先皇颇不以为然，他们鼎力支持的改革被否定。
两个相隔500年的财政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共通的，具有约束力的公共财政制度，法治税收意识如天方夜谭，改革过程成为贪腐官员将公共资源私人化的过程，即使改革者拥有权威、即使改革初期受到追捧，仍然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这是以封建王朝权威为依托、进行财政技术改良者的宿命。
当下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不应该成为历史“变法”的延续，而应该成为根本制度的转型。
朱鎔基时代：倒逼出来的分税制改革
分税制改革是争议最大的财税体制改革，以目前显现的负面效应否认分税制改革的成果，并不客观，但过于拔高分税制改革的意义，认为是中国现代财政体制改革的里程碑，同样离题。
分税制改革是解决困难的改革，目标是建立中央财政的统筹力量以推进改革，同时建立中央与地方政府正确的激励体制。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国外向型经济模式奠基，制造业产业链逐步形成，政府各部委等退出经商。
但是，分税制不是建立基础财税体制的根本性改革，当时的历史条件也不允许根本性改革。
分税制改革首先是救急，1990年代初期中央财政力量薄弱从数据可以窥见一斑：中央财政占GDP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从1980年29%和40%下降到1992年的12%和15%。而在分税制改革之后，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改革当年的11%增长至2013年的22.7%，同期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则由3%增长至10.57%，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例由1993年的22.0%提高至2013年的46.59%，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大大增强。
二十年前，王绍光和胡鞍钢合著《国家能力报告》一书，国家能力被分拆为四种具体能力：汲取财政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以及强制能力。其中汲取财政能力是最重要的能力，该能力由两个指标反映：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二十年后，《21世纪经济报道》再次采访胡鞍钢先生，胡先生称分税制改革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制度创新，是中国制度建设方面比较成功的案例，是一个里程碑性质的改革。首次建立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政关系的制度，同时也是首次建立政府与企业之间规范的、统一的、透明的税收关系的制度。中央调控能力增强、基础设施增加、转移支付地区贫富差距缩小、以税收“养（政）府、养军”都与分税制改革相关。
如果说当初的分税制改革增强了中央财政的实力，“集中力量好办事”，并且通过系列改革解决了国企三角债、银行业面临破产等一系列难题，目前分税制出现明显的负面效应：地方债上升、土地财政依赖、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权事权划分不公、转移支付效率低下等新难题层出不穷。
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增加，财政效率下降寻租现象增加;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按照分税制的设计，1994年的税收返还（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占当年转移支付的70%，由于这部分的增长速度远小于财政收入增速，中央财政占比越来越大;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土地财政，政府官员异化为房地产企业高管，地方负债上升大多数用土地作抵押，土地的插管直通民间资金池，成为中国大规模投资的核心动力。所有这些迹象显示中国财政正在酝酿大病，再不进行根本性改革，将病入膏肓。
胡鞍钢先生在采访中表示，他主要考虑的是中央的控制力量、对地方、对军队的掌控等因素，却缺乏公共财政学者所必须具备的预算硬约束、财政使用效率、税收合法合意等基本的观念。胡鞍钢先生更象一个政治家，与其说当年的财税改革是财政体制改革，不如说是一场激烈的政治博弈。《朱鎔基讲话实录》第一卷首次公开发表了朱镕基1993年9月9日到16日在海南和广东与地方领导人就分税制对两省财政收入的影响等地方顾虑的问题发表的讲话，公开了9月18日朱镕基就分税制问题写给江泽民和李鹏以及政治局常委的信，9月25日在新疆发表的关于分税制对西部经济的影响的讲话，在地方政府的抵触中强力推进的线索清晰可见。
分税制改革对应的是不那么现代的政府构架，严重扭曲了政府角色，如果不进行根本性改革，不建立公共财政根基，任何经济改革的努力都会被强大的习惯势力拉回到原点。
习近平时代：现代财税体制改革 1994年分税制改革完成了历史使命，将退出历史舞台，新的根本性的财税体制改革将取代分税制。
6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7月2日和7月3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分别发表文章对政治局审议通过财税改革方案进行政策解读，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被赋予建立现代社会基础制度的重任，财长楼继伟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是要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财政制度，经过20年的发展，现在我们的税制有了很多的变化，强化了公共财政的职能，财税与老百姓关系越来越密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不是政策上修修补补，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立足全局、着眼长远，进行制度创新和系统性重构。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既然是“一次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制度创新和系统性重构”，目标对应的是建立现代法治社会所必须的财政体制，奠定受到严格约束的公共财政体制，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三大任务，有序有力有效推进。按照部署，改革时间进程大体如下：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要取得决定性进展；税制改革在立法、推进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要基本达成共识；2016年基本完成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各项改革基本到位；现代财政制度基本建立。今明两年是重新厘定边界的关键年份。
令人担忧的是，“现代财政”的提法取代了“公共财政”，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撰文深表忧虑，“现代财政”有可能悄无声息地切断从1998年开始社会各界建立“公共财政”的艰辛努力。公共财政的实际要义不在于“市场失效”这一经济逻辑起因，而在于其“预算法治”和“民主财政”的政治实质内涵。
软预算与软决算是财政制度不健全的表现，没有约束的财政是家天下的财政，现代公共财政体制才能让政府摆脱企业色彩，回归公共服务提供商的守夜人本位。建立相关的法律体系，建立人大的硬约束才能避免预算法成空。目前某些地方预算失衡，政府可以大规模借债将负债通过通胀的方式转嫁给国民，而地方政府实际执政者大笔一挥，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工程也进入了某些情妇的钱囊。无立法机构约束由官员主导的财政体制，与宋神宗、明神宗时代的财政从本质上来说没有区别，都是失范的原始财政体制，打着为民谋利的名义攫民之财，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税收法治原则同样重要，公民须向国家纳税，并通过一定程序行使监督权，需要纳什么税、纳多少税由作为民意代表的立法机构决定，税收机关凭借法律让度的行政权力随意征税，税收征收与使用严格分开。中国目前做不到彻底的税收法治，但立法机构可以向行政机构收回税收征收权，严格行使自己的权力，不再成为橡皮图章。一些敏感税收问题，比如房产税该不该征收、如何征收，比如遗产税是否要征收，征收的起点是多少，都需要立法机构各方利益的博弈与权衡，诉诸于立法后才能征收，否则就是非法侵犯公民产权。
税法与预算法进入法治轨道，地方政府大手大脚会受到抑制，招商引资、税收优惠、对民企关门打狗等一系列违法违规的怪象将受到制约;中央政府各部委的转移支付，也绝不会象阔人家的败家子那么痛快，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将在财政、事权匹配的基础上公开进行。从守夜人的角色出发，中央与地方财政不再为自身利益进行博弈，而是从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角度进行博弈。
税收法治原则是建立现代公民社会的基础，中国要建立现代财政体制，对应的是建立税收法治社会，而不是重建涓滴归公的“大财权”。希望此轮财税体制改革成为中国的“光荣革命”，最乐观的估计是，中国的税收与财政因此步法治轨道，进入制衡轨道，最终实现无公民权力者不纳税的终极目标。
第四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纪实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纪实
2011-12-3 19:47:00 中国经济导报
当前我国财政货币政策调控机制不断完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金融司
内容提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壮大，财政支出结构不断优化，现代金融组织体系和市场运行机制建立，财政货币政策调控机制不断完善。为完成“十二五”时期的战略目标，必须继续深化财税金融领域的改革，发挥财税金融体制和政策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推动作用。
财税体制改革的进展和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财税体制改革的进展
1.改革开放到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
（1）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管理体制
1980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基本内容是：按行政隶属关系，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范围，地方以收定支，包干使用，自求平衡。
1985年，在实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和两步“利改税”改革的基础上，国务院决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这种财政管理体制，在形式上向分税制有所靠拢，但实质上仍是包干制。
198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地方实行财政包干办法的决定》，各地方开始实行六种新的包干体制。此后，财政包干体制一直执行到1993年。
（2）围绕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进税制改革
1978~1982年是我国税制建设的恢复时期和税制改革的准备时期。1980年和1981年两年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三部税法颁布，初步形成了涉外税收制度。
1982年以来，围绕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和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除实施“利改税”外，积极推进税制改革，包括：把原来的工商税，按性质划分为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盐税；开征个人收入调节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等；实行支持和鼓励横向经济联合的税收政策；改革关税制度，实行关税互惠条款等。至1993年，我国形成了由七大类37个税种构成的复合税制体系。
（3）完善财政管理制度
1979年起，进行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无偿拨款改为贷款的试点工作。1981年发行国库券，成为恢复与发展国债制度的开端，并尝试在财政经济运行的调节中使用财政赤字工具。
1982年以来，进一步改革财政管理制度。一是改革预算管理制度。推行“拨改贷”、经费包干等新的管理制度。建立预算收支的约束机制，增强财政分配的透明度。1990年着手试编1991的复式预算（草案），加强对财政资金的管理和监管。二是加强国有资产管理。1988年，国务院成立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有步骤地开展清产核资工作，积极建立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指标体系和管理制度。三是完善会计管理制度。《会计法》、《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分行业的企业财务、会计制度开始实行。四是改进国债发行方式，开放国债流通市场。
2.1994年以来的财政体制改革
1994年以来，财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和深入，初步形成了以分税制为主体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
（1）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支出责任，明确中央与地方的收入范围
中央财政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所需经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所需支出及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支出。地方财政主要承担本地区政权机关运转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支出。
按税种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税收收入。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必需的税种划为中央税；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税种划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将地域性强、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
（2）稳步推进税制改革，调整完善税收体系
1994年进行税制改革，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和合理分权为基本原则，建立了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新流转税制。对部分产品开征消费税，统一了内资企业所得税，简化并统一个人所得税制；实行了资源税、土地增值税等其他工商税制改革，以农业特产税为重点的农业税制改革，进一步改革完善了税收征管制度。改革后，我国税种由原来的37个减少至23个，初步实现了税制简化、规范和统一，形成了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其他税种相配合，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调节的税收制度。
近年来陆续进行了必要的税制调整。一是流转税制调整。增值税：2004年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等率先进行增值税转型试点，2006年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至中部部分老工业城市，2009年起全国正式推开。消费税：2006年大规模调整消费税税目和税率，强化了税收对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调节作用。二是所得税制改革。2006年以来多次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减除标准，目前已提高到3500元/月。2008年起，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三是道路和车辆税费改革。2000年用车辆购置税取代车辆购置费；2009年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
（3）实行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建立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为照顾地方既得利益，分税制改革后实施了具有转移支付性质的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制度。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数额以1993年为基期，基数部分全额返还地方。1994年以后实行增量按比例返还。
1995年实施中央对地方的过渡期转移支付，并开始引入标准财政收支概念。2002年将过渡期转移支付制度改为财力性（2009年又改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2002年实行所得税收入分享机制改革，除少数特殊行业或企业外，对其他企业所得税和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实行中央与地方增量分成、比例分享。
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要求，为配合实施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目标和推动重大改革，实行中央对地方的专项转移支付。
各省参照中央做法，初步建立了省对县市的转移支付制度。
（4）农村税费改革进展顺利，公共财政覆盖范围不断扩大
为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村经济发展，2000年开始在安徽等地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2年试点范围扩大到河南、河北等16个省区，2004年起除烟叶产品外，取消了农业特产税，2006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农村税费改革进入以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的新阶段。近年来，一些地方还根据本地区实际，对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开展了“乡财县管”、“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和“扩权强县”试点。
（5）推进预算管理体制改革
一是实行政府收支分类改革。从2006年起施行新的收支分类方法，主要是按照功能分类设置财政支出科目。二是先后推行了部门预算制度、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等。三是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2007年起试行编制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2010年起预算草案随国家预算报全国人大审批。2010年起试编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改革开放以来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成就
1.形成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和“双主体”复合税制
1978~1994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各级财政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困难。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收入呈持续稳定增长态势。1994~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7.39%，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94年的10.8%上升至2010年的20.71%。
“双主体”复合税制已经形成。1994年，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营业税三税合计占全部税收收入的67.6%，2010年下降到52.3%，下降了15.3个百分点。1994年所得税占全国税收收入比重为13.8%，2010年上升到24.15%，比1994年提高了10.35个百分点。
2.中央财政宏观调控能力不断增强
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大幅上升，改变了中央财政能力下降的局面。中央财政本级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93年的22.0%提高到2010年的58.04%，上升了36.04个百分点，近年来基本稳定在52%以上，为中央政府提高宏观调控能力、丰富调控手段创造了条件。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不断扩大，中央财政对地方尤其是不发达地区的财力补助不断加大，促进了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均等化。2010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总额（不含税收返还）27347.72亿元，为1995年的53.8倍。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达到4759.79亿元，是1995年21亿元的226.7倍。
地区间人均财力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扭转。2000年，西部与东、中、东北地区人均财政支出之比为1?1.45?0.75?1.49，2010年这一比例缩小为1?1.04?0.73?1.15。
3.公共财政管理体系初步建立
公共服务职能得到强化。教育、医疗、社保占全国财政支出比重稳步上升。2010年，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达到14.0%、5.35%、10.16%，比1998年提高1.6个、1.55个、7.16个百分点。
农民负担明显减轻，财政支农支出大幅增加。与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农村税费改革使全国8亿农民每年减轻负担约1250亿元，人均减负约140元。各级财政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2009年，仅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7253亿元，比2006年翻了一番。
金融体制改革的进展和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体制改革的进展
1.改革开放~1994年的金融体制改革
（1）建立专业金融机构，多元化金融机构初步发展
1979年恢复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1984年初工商银行正式成立，四家专业银行构成了一个分工明确的国家专业银行体系。
1986年，国家放开商业银行准入。中信实业银行（1987）、招商银行（1987）、深圳发展银行（1987）、中国光大银行（1992）等一批股份制商业银行成立并迅速发展，中国银行业机构的多元化、竞争性格局逐步形成。此外，外资金融机构也逐步进入中国。
这一期间，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呈现了快速发展的态势。
（2）人民银行开始履行中央银行职能
1984年工商银行成立后，人民银行成为专门从事金融管理、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政府管理机构，初步解决了人民银行“政企不分、一身二任”的弊端，“大一统”金融体系走向终结，中央银行制度初步确立。
（3）探索建立各类金融市场
同业拆借市场。1986年在广州等5个城市试点开放和发展同业拆借试点，然后在全国铺开。1990年人民银行制定了《同业拆借管理试行办法》。由于1992年~1993年非法集资与违规拆借现象愈演愈烈，1993年人民银行发布一系列规定，进一步规范与整顿同业拆借市场秩序。
债券市场。1981年，我国政府开始发行国库券，揭开了中国国债市场恢复和起步的序幕。此后，又陆续发行了财政债券、国家建设债券、特种国债、保值公债等多种形式的国债。1988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沈阳、上海等7个城市开办了国库券转让业务试点。随后，试点扩大到北京、天津等54个城市。1984年，企业开始通过发行债券募集资金。1993年出台的《企业债券管理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企业债券管理体制进行了规定。
股票市场。1984年，股份有限公司开始在中国出现，“股票”这一新生事物进入中国经济金融领域。1986年，开始办理股票柜台交易。1987年1月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出台了《证券柜台交易暂行规定》。党的十三大后，国有大中型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拉开序幕，大批国有大中型企业开始股份制改造和发行股票。1990年底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成立，中国股票交易市场步入规范发展阶段。1991年深圳和上海交易所先后发布了深证综指和上证综指。这一阶段，对股票发行上市采取“规模控制+实质审批”的计划管理模式。
外汇市场。1979年，我国开始对出口企业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允许留成外汇相互调剂。1985年，第一个外汇调剂中心在深圳成立，形成了企事业单位之间外汇余缺调剂的市场。
2.1994年以来的金融体制改革
（1）完善监管体系，建立分业监管制度
1994年，人民银行加快了改革步伐和职能转换。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实施，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地位，确立了中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发展和监管思路。2003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案）》，调整了人民银行职能，进一步明确了其宏观调控部门的定位。
1998年开始，金融监管职能逐步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成立于1992年的国务院证券委于1998年撤销，职能划归证监会。证监会对证券期货市场进行集中统一的监督管理。1998年，保监会成立。2003年4月，银监会成立，标志着中国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最终确立。
（2）加强和改善金融宏观调控
不断调整和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一是逐步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中国人民银行法》确立了币值稳定在货币政策目标中的首要地位。1994年货币供应量和新增人民币贷款成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1998年取消贷款规模控制，货币供应量和同业拆借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的目标。二是丰富货币政策工具。再贷款、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逐步发挥作用，但信贷计划仍然在货币政策工具中起主导作用。随着货币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间接调控机制的逐步健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一些新的数量型、价格型和审慎型调控工具不断丰富和完善。三是积极稳妥地丰富宏观审慎工具。灵活运用信贷政策、差别存款准备金率、住房抵押贷款按揭比例等手段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平稳增长。2011年，还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以引导信贷结构。
（3）推进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
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设立，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开，中国金融机构体系改革进入了以市场化为基础的商业化改革新阶段。1995年颁布的《商业银行法》，确立了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平等地位和商业银行性质。为推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国家先后发行特别国债注入资本金、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2002年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新一轮商业银行改革拉开帷幕。2003年以来，经过汇金注资、引进战略投资者等环节，中国银行（2005）、建设银行（2006）、工商银行（2007）和农业银行（2010）先后在内地和香港公开上市。
股份制商业银行强化公司治理建设，通过引进合格境外投资者，进一步完善资本结构。交通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先后完成股份制改革，在内地或（和）香港成功上市。
2007年底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政策性银行商业化转型的改革思路。2007年底，汇金向国家开发银行注资200亿美元，并正式启动改革进程。2008年底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挂牌。进出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也在研究制定改革方案。
1996年开始，监管部门按照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原则，对证券公司进行了清理和规范。1999年《证券法》实施后，对证券公司实行分类管理。2003年8月起，我国对证券公司实施了综合治理，稳妥处置了高风险和严重违规的券商。2004年、2005年开展创新试点类和规范类证券公司评审工作。2007年8月评审结束，标志着我国证券公司高风险的综合治理阶段结束。
证券交易所成立后，中国的基金业开始起步。但基金发展过程中的不规范和其他问题逐步暴露，多数基金的资产状况趋于恶化。1997年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颁布了《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为我国基金业和基金公司的规范发展奠定了基础。2004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正式实施。在此基础上，证券监管部门制定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了对基金公司的管理。
1993年底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保险业改革的基本思路。1995年通过的《保险法》，标志着中国的保险体制改革在法制化、规范化轨道上迈出关键性一步。1996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改制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各全国性和地方性保险公司相继成立，推动了保险竞争格局的形成。2003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和中国再保险公司三家国有保险公司改制工作基本完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正式更名为中国人保控股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重组为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底，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随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在纽约和香港两地同步上市。
1995年，信托投资公司开始同其所属银行脱钩。1999年，人民银行开始对信托投资公司进行全面清理整顿，同时起草了《信托投资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等配套文件。到2000年，全国信托投资公司的清理整顿工作完成。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颁布，中国信托业运行有法可依。
（4）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同业拆借市场。1996年，人民银行以原有的外汇交易系统为平台构建了全国统一拆借市场。1996年放开拆借利率上限。1998年以后，逐步扩大市场参与主体范围。2002年成员准入由审批制改为核准制。2007年1月，人民银行推出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成为人民币的基准利率。2007年7月，人民银行颁布新的《同业拆借管理办法》，全面调整了同业拆借市场的有关规定。
债券市场。1996年起，三家政策性银行开始发行政策性金融债。为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1998年以后，国债发行规模显著扩大。2004年允许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债券补充附属资本。2007年，证监会发布《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对境内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规定。2008年，企业债券发行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将先核定规模、后核准发行两个环节简化为直接核准发行一个环节。2008年人民银行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开始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由发改委、人民银行和证监会分别实施监管的债券得到迅速发展。
股票市场。1999年7月，《证券法》实施，中国的证券发行发生了制度性变化。从发行管理体制看，审批制被核准制替代。2000年《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核准程序》正式颁布，2001年证监会正式取消了审批制和招标制，代以“核准+通道”的发行模式。2005年开始实行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中国股市存在的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分置问题。到2007年初，经过64批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基本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2009年10月30日，28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创业板市场顺利推出。
外汇市场。1994年，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建立了银行间外汇市场，实行结售汇制度。外汇市场的交易品种从仅有美元和港元，增加到日元、欧元等8个，并引入远期外汇交易。从外汇制度看，做市商制度、双向交易、询价交易等制度先后被引入。2005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此后，银行间外汇市场形成的汇率成为人民币的基准汇率。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成就
1.金融总量不断增长
（1）货币存量增加，经济货币化程度不断提升
1978年，中国经济流通中现金（M0）为212.0亿元，狭义货币（M1）为580.4亿元，广义货币（M2）为1159.1亿元。改革开放以后，货币总量持续增长。到2010年，M0余额为44628.17亿元，M1的余额为266621.54亿元，M2的余额为725851.79亿元，分别增长了209.5倍、458.4倍和625.2倍。整个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也不断提高。M2占GDP的比例从1978年的31.80%上升至2010年的180.91%。
（2）金融资产总量急剧扩张
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快速增长。从1983年的不到4000亿元人民币（均为国有专业银行所拥有）增长到了2010年842803.85亿元，其中，4家全国性大型银行金融资产总额为203793.20亿元，占比仅为24.18%。
沪深两个交易所成立后，以股票、债券为主的中国金融资产规模经历了跨越式的发展。1992年，境内上市公司总共53家，总市值1048亿元。2010年，境内上市公司数量（含A股、B股和H股）达2063家，总市值和流通市值分别达265423亿元和193110亿元，已跻身世界前列。债券市场近年来迅速发展壮大。截至2010年12月31日，债券市场国债余额59627.85亿元，企业债余额14443.36亿元，金融债余额57038.66亿元，短期融资券余额6655.35亿元，公司债余额1641.40亿元，中期票据余额13606.12亿元。2010年全年债券市场交易总额达676872.18亿元。
2.金融机构体系趋于完善
金融机构体系从“大一统”的中国人民银行体系逐渐演化为人民银行为中央银行，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合作金融组织、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等多层次、多类型、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截至2010年末，境内银行机构（含外资）共有3769家，保险公司146家，证券投资基金704只。创业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也在迅速发展。各类型金融机构在功能定位、服务区域上实现了协调互补。
3.金融市场不断壮大
30多年来，中国的金融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完善到逐步走向完善。金融市场打破了信贷资金完全按照指令性集中和分配的传统做法，成为资金融通和金融资源配置的主要场所。各类金融市场功能分工更为细化，形成了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黄金、产权在内的全国性金融市场体系，部分产品的交易规模已居世界前列。
继续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
为完成“十二五”时期的战略目标，必须继续深化财税金融领域的改革，发挥财税金融体制和政策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推动作用。
加快财税体制改革
1.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
一是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二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增加一般性特别是均衡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此外，还要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特别是提高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保障。
2.改革完善税收制度。
一是利用当前财政收入形势良好的有利时机，加快推进资源税、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制度改革，着手研究开征环境税的实施方案，强化税收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调节收入分配和引导合理消费的功能。二是推进增值税扩围改革，从制度上解决货物与劳务税政不统一问题。三是完善房地产税制。在总结上海、重庆房产税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推进房地产税改革，完善财产税制度，既为培育地方支柱税源创造条件，又为建立对居民存量财富进行税收调节的机制打下基础。
3.完善预算管理制度。
健全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与公共财政预算之间的有机衔接机制。特别是要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要扩大编制覆盖范围，进一步提高权益收取比例，逐步将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纳入公共预算，并增加用于民生事业的支出规模和比例。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1.深化金融机构改革。
继续深化国家控股的大型金融机构改革。推动国家开发银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加快向现代商业银行转型。积极推进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健运行。继续加强对证券期货公司的净资本管理。加快保险业改革，完善企业内控、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四位一体”的风险管控体系，加强保险业偿付能力监管。深化保险资金运用管理体制改革，稳步提高资金运作水平。推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逐步实现市场化转型，充分发挥其处置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职能。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
2.加快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设。
深化股票发审制度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适应创业企业特点的创业板发行上市制度。扩大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试点，加快发展场外交易市场。探索建立国际板市场，推进股票市场的国际化进程。完善债券发行管理体制，探索建立适合债券特点的发行审核机制。优化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结构，提高机构投资者比重，推进债券品种创新，有效扩大债券市场规模。研究推出商品期权和商品指数期货，完善期货市场品种体系。大力发展期货机构投资者，促进大宗商品定价中心建设。稳步发展金融衍生品，建立股指期货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创业投资政策扶持政策，促进各类创业投资企业发展，引导其更好地支持中小企业的创新创业活动。积极推进银行间外汇市场和人民币外汇衍生品市场建设。适应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进程的需要，稳步推进外汇市场管理体制改革。加强黄金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统一的黄金市场交割标准。
3.完善金融调控机制。
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健全货币政策调控目标体系。建立健全科学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提高货币政策决策的科学化和透明度。改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环境，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在金融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评估体系和处置机制。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促进金融机构完善风险定价机制，提高微观主体的风险定价能力和利率敏感性。完善利率调控框架，逐步理顺中央银行利率、市场利率及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间的关系，建立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间接调控市场利率、市场利率引导金融机构利率定价、金融机构利率引导企业居民的投资和消费行为的利率传导机制。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化程度。积极推动人民币跨境贸易和投资的支付、清算和使用。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的限制，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改进外汇储备经营管理。
4.加强金融监管。
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实现对市场系统性风险的全方位、多角度防范和监测。完善地方政府金融管理体制。制定跨行业、跨市场金融监管规则，逐步建立起以功能监管为主的金融监管体系。加强包括会计准则、信息披露标准、评级体系和征信体系等在内的金融监管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和安全，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评估体系和监测预警体系、完善风险识别和处置机制。
第五篇：财税体制改革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国税工作的几点思考
财税体制改革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国税工作的几点思考
作者 oO啵菜Oo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伴随《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尘埃落定，预示着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轰轰烈烈地深入展开。财税体制改革“组合拳”就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调控重点与目标，按照既定的路线图、时间表和任务书快速有效出击。比如，2012年开始的“营改增”，营改增看似仅仅涉及两个税种，即增值税扩大范围和营业税退出，实际上牵动了整个财税体制。从改革的角度来看，营改增是拉开整个财税改革大幕的抓手，将带动整个财税体制改革。历经四次审议修改的新预算法，也自2015年1月起施行。结合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环境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任务来看。这显然不是一次单纯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和税收制度体系完善，而是在巩固深化1994年分税制改革成 果基础上的重大理论突破和实践创新。
改革新形势下对财政、国地税部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对于国税部门来说，如何在改革新形势下开展工作、更好地发挥税收职能作用是一个现实而关键的课题。在此，笔者做了如下几点思考：
一、组织收入工作更加注重收入计划与引导近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税收征管力度的不断加大，税收收入始终保持了相对较高的增幅，收入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但从目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看，世界经济发展乏力，欧洲债务危机影响深远，不确定不稳定因素逐年增多，国内出口贸易减少，刺激内需消费效果不佳，加上原材料及人工成本上升，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增长拉动因素逐步减弱。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环境下，笔者认为应该更加突出加强税收收入的科学计划与引导，这也是贯彻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深入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增强税收收入计划的科学性。制定税收计划时要紧密结合经济形势的变化，科学预测税源，根据税收收入的增长与GDP增长的相关关系，将GDP指标作参考，运用弹性系数法，来更加科学合理地编制税收计划指标。
坚持依法治税，恪守“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坚 决不收过头税，坚决防止和制止越权减免税”的组织收入原则，按照征管法规定的权限、程序和条件，坚决落实税收优惠政策，落实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要求，引导纳税人依法用足用好各项优惠政策，积极扶持相关产业发展。
二、税收征管工作更加注重专业化、团队化管理模式优化
当前，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方案已被纳入中央“十二五”规划，以提升产业链竞争力为核心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是中央继2009年增值税转型改革之后，又一重大的结构性减税举措，它必将对各地方经济产生深远影响。2015年9月，国税局、地税局同步上线“金税三期核心征管系统”，顺应改革对征管业务进一步进行整合和规范,，实现业务流程化、税源管理扁平化。这也同时给我们税务部门提出了新的要求，税收征管工作作为实现税收职能的主要方式，必将面临深层次的调整。
在征管改革调整中，我们应该更加突出专业化、团队化管理模式。目前存在主要问题一是基层局人员短缺、人员年龄结构偏大、业务素质能力参差不齐等因素，面向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专业评估、管理队伍急需充实“复合型”人才，人才短缺导致重点税源 管理比较薄弱。二是基层局个别岗位设置有待优化，人力资源整合有待加强，以基层负责审批审核的货物劳务科为例，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推进，货物劳务科负责的业务种类在不断减少，但受执法标准不明确、人力资源分工不合理等因素的影响，效率开始有所下降，急需加强规范和整合。
故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应该注重建立健全专业化、团队化管理模式，按业务整合划分科技信息管税团队、税收政策管理团队、一级稽查团队、行政运行支持团队、综合服务保障团队等子团队，将对口科室归并各子团队，并进一步整合人力资源，积极推行团队化管理。按照总局要求，在按照纳税人规模、行业，兼顾国际税收、出口退税等特定业务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别纳税人按照纳税服务、税收风险分析、纳税评估、税务稽查、税务审计等涉税事项实行管理，同时将管理职责在不同层级、部门和岗位间进行科学分解、合理分工，并相应设置专业化的机构，配备专业化管理人员。
三、纳税服务工作更加注重服务实效性 纳税服务与税收征管是税收工作的核心业务。近年来，各级税收机关都提高了对纳税服务工作的重视程度，在提高纳税服务质量方面作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去年开展的以“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为主题的系列活动，提高了全局干部，特别是基层一线办税窗口人员的服务意识，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尽管如此，目前的纳税服务工作与纳税人的切身需求和建设完善的现代化纳税服务体系相比较，还有不小的差距。一是分类咨询服务工作还需要强化，纳税人对税收政策了解和执行等沟通的渠道不畅通，纳税服务协调机制发挥不到位，对纳税人需求的跟踪、分析、处理、反馈机制调整尚不能有序衔接。二是纳税服务的信息化程度有待加强，硬件设施相对缺乏和落后，严重影响着纳税服务效率。
在下一步的纳税服务工作中，笔者认为应该更加突出增强纳税服务的实效性。一是加强税法宣传的实效性，优化宣传渠道、注重分类宣传，提高税法透明度，推进专业化咨询服务，帮助纳税人更准确地理解税收权利和义务。二是加强信息化建设，在调配硬件设备时更加向基层倾斜，同时依托信息技术，加强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提高纳税服务和税收管理的综合效能。是是拓展纳税服务资源。坚持鼓励、引导、规范、监督、优化涉税中介机构，加强与财政、公安、工商、银行以及社区组织、行业协会等部门和组织的 交流与合作，实现横向联动，为纳税人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
四、干部队伍建设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理念的落实
“十八大”报告关于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论述中进一步凸显了“以人为本”的重要性。近年来，随着税收征管工作法制化、信息化、精细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人才需求呈现出多样化、专业化的趋势，在此情况下，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加强国税部门干部队伍建设，已成为国税部门职能有效发挥的决定性要素。
当前，我们的干部队伍建设激励模式还有待完善，对“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也没有充分落实，在激发干部工作热情、调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上还有所欠缺。一是教育培训精细化程度不高，行政岗位或者年龄偏大干部接受培训机会相对较少，尤其是实际操作能力方面有针对性的培训少。二是干部配置不合理。人员年龄结构不合理，干部年龄结构呈现倒金字塔型，平均年龄偏大。受限于多种因素，干部轮训机制并没有得到彻底执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力度不够。三是激励机制不够完善。晋升机会较少，特别是基层局受自身级别限制，年轻干部晋升机会明显不足，对年轻干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严重影 响了其工作热情和工作积极性。
因此，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应该坚持以人为本，将干部的培养与开发、使用与配置以及管理与评价三个环节有效结合起来，优化国税部门干部管理体系。一是完善系统的干部培养与开发体系。根据对培训需求和干部个人需求的分析，建立完善干部教育培训档案，为每名干部制定详细的培训目标，并对干部参与培训的效果进行后续跟踪，即时更新干部教育培训档案。二是完善科学的干部使用与配置体系。要形成人才流动的长效机制，干部定期进行轮岗交流，提高工作效率。要注意老、中、青合理搭配、专业与特长相结合，通过优化组合，充分发挥人才的效用，形成科学的、合理的、优势互补的人才梯队。三是完善合理的干部管理与评价体系。进一步完善绩效考核，对公务员的德能勤绩进行动态管理，激励干部干事创业的工作热情。完善竞争上岗激励，为干部搭建了展示才能的舞台，提供追求和实现更高层次需求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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