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层维稳中重视发挥好司法调解的作用

第一篇：在基层维稳中重视发挥好司法调解的作用

在基层维稳中重视发挥好司法调解的作用

基层维稳工作能否及时、有效解决矛盾，化解纠纷，不仅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发挥好司法调解的作用，正确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特点和规律，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研究和解决的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课题。

一、司法调解的现实意义及其工作现状

司法调解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在预防与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司法调解的现实意义

在案件中运用司法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有利于在更大范围、更广大的领域内维护社会稳定。

司法调解有利于促进人民内部团结，维护家庭和邻里关系的安定，有效地防止“民转刑”案件的发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构建和谐村镇、和谐邻里、和谐家庭作为重要切入点。通过司法调解的方式结案，有利于彻底消除矛盾。

司法调解更能体现当事人平等主体的地位，更能体现体现公平、公正的职能作用，体现司法公开、透明的特点，发挥平等协商、平等对话的功能，创造出和谐的气氛。

司法调解有着悠久的历史，更适合于中国国情。中国的传统文化崇尚和解，倡导“和为贵”，在我国社会具有深厚的伦理基础和文化底蕴。司法调解，让群众参

与解决问题的方式，更符合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

（二）司法调解的工作现状

司法调解，在实践工作中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因基层工作的复杂多变性，仍存在着许多的问题与不足：

1.调解目的缺乏人性化。调解工作时，工作人员考虑的更多的是如何减免繁琐程序，如何将纠纷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减少到最小，如何让当事人在心理上寻求到倾刻间的平衡点，而未从人的情感因素出发，让人们能够真正做到互谅互让，和谐相处。

2.调解方法过于单一化。做调解工作未掌握多方面的技巧，不能懂得分析当事人的心理，适时抓住有利时机，巧妙运用语言技巧，没有借助社会各方力量来化解矛盾。

3.调解工作缺少专职力量，职责任务重叠现象严重。镇司法所肩负着社会矛盾纠纷排查与具体落实的职责，但目前司法所人员偏少，任务繁重，工作容易顾此失彼，不利于工作开展，给基层调解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4.人民调解队伍的法律素质不适应新形势需要，业务指导需要进一步加强。随着近年来社会矛盾纠纷日益复杂化，过去传统的调解方法已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调解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和调解技巧才能胜任人民调解工作，人员法律素质有待提高。

5.调解组织网络发展还不均衡。行业性调解组织需要进一步加强，大部分企事业单位的调解组也流于形式。、基层维稳工作离不开司法调解

（一）面对当今社会发展挑战需要司法调解

当前，我国正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又处在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期、刑事犯罪高发期、对敌斗争复杂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结构调整的加速，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变革的加快，使我们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正确应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需要加强司法调解力度，有效化解地此些社会矛盾。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司法调解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就要让全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与实现。司法调解就是解决矛盾、化解冲突的重要手段，是体现公平与正义的重要保障。

（三）当前基层维稳工作现状需要司法调解

当前基层维稳工作存在的问题很多，若处理不好，将会激化矛盾、产生冲突、造成严重危害。如信访无序威胁稳定。信访内容趋于复杂化，反映的问题绝大多数都很现实，都涉及到个人或集体的切身利益，不达目的，不肯罢休。联名信、匿名信、越级上访、集体群众访的规模越来越大，来访人员言行超常，情绪激烈；如别有用心者潜在威胁。有少数人别有用心，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正确的处理决定或裁判不满，虽经信访部门耐心说服教育，仍然重复上访，找领导纠缠，无理取闹。运用司法调解，可以把讲理与讲法结合起来，让当事人能够接受调解结果，自动履行程度高，对于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纠纷、促进和谐社会构建，具有其他方式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当前基层维稳工作现状急需司法来调解。

在基层维稳中落实推进司法调解

针对基层调解与维稳工作中存在问题和困难，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加以解决，使司法调解工作真正成为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

（一）改进调解方法，完善司法调解体系

为更好地发挥司法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必须更新调解观念，不断改进调解方法，创新调解机制。

1.提高和谐意识，为司法调解创造良好氛围。搞好社会宣传工作，使和谐理念深入人心，促进司法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要搞好司法调解工作，关键在于工作人

员，应站在以和为贵的立场，注意处理好人际关系，以案结事了、胜败皆服、定纷止争为目标，使纠纷当事人心悦诚服，矛盾得到彻底的化解。

2.加强内部体制建设，为司法调解提供有力保障。在健全法律法规的同时，应当加强基层司法所的内部制度建设，采取适当的考核措施，督促司法调解工作的开展。

3.开展联合调解，为司法调解注入新鲜血液。应当改变过去司法调解方式单一的状况，激活调解资源，发挥农村村民委员会、交警队、派出所等与当事人联系密切的单位和部门在解决纠纷方面的重要作用，充分利用社会力量解决社会纠纷。

（二）实现司法调解与基层维稳相结合要继续积极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与维稳机制，不断激活与整合现有的优势资源，不断规范基层化解矛盾的步骤和程序，切实提高基层为群众化解矛盾、解疑释惑、排忧解难的能力，切实做好源头治理、落实前端防范，努力把矛盾纠纷和治安隐患化解在基层。

1.创新工作机制。积极探索服务司法调解与基层维稳相结合的工作格局，构建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委牵头协调、司法行政机关配合组织实施，各职能部门配合联动，全社会齐抓共管，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加强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种调解手段相互衔接配合的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

2.优化队伍结构。建立一支专兼职相结合调解维稳队伍，探索形式招聘具有一定法律知识和调解经验的人员作为专职调解协管员，缓解司法所的工作压力，确保各村人民调解工作有专人负责落实。

3.强化业务培训。强化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是提高调解队伍整体素质的有效途径，采取岗位培训、示范培训、讲座交流等形式加强业务培训，不断提高调解队伍的法律素质、政策水平和调解技巧。

4.拓宽调解领域。继续抓好基层调解组织网络的延伸覆盖，通过纵向到横向延伸，进一步健全调解组织网络。大力推进企事业单位和行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建设，继续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完善调解组织网络体系，最大限度地扩大人民调解网络的覆盖面。

5.丰富调解组织形式。大力加强调解组织网络建设，形成镇司法所、综治办，镇直相关单位，各村委会三级调解组织网络，建立区域性、行业性的人民调解组织。

6.加强督导求实效。要加强对矛盾的日常监督，对上访的矛盾进行评查或抽查，对评查结果进行通报，对评查中发现确有问题的，要依法予以纠正。要通过多种渠道，强化对各种社会矛盾排查，热点难点问题专题排查，重大矛盾纠纷随时排查，做到早排查、早发现、早处置。对工作疏忽大意、隐瞒不报造成重大后果的，分析原因，分清责任，依规依纪追究相关人员和领导的责任。

第二篇：浅谈基层党组织在维稳中的作用

浅谈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维稳中的作用

——以新疆“四知四清四掌握”工作机制为例

摘要：“四知四清四掌握”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基层党建的基本工作机制，着眼于早发现、早控制、早处置，是从根本上改变基层组织情况不明、信息不灵、掌控能力不强、处置措施不力等被动局面的有力措施，是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基层党组织；维稳；四知四清四掌握

2008年8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下发了《关于加强社区党建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在城市街道社区全面推行“四知四清四掌握”工作机制。12月，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电视电话会议，对此项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在2009年的自治区组织工作会议上，自治区党委将2009年确定为社区党建工作落实年，将推行“四知四清四掌握”工作机制作为落实社区党建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3月19日，自治区召开了全区基层办主任例会，“四知四清四掌握”工作机制开始由城市街道社区向全区推广，自此进入全面深入推进阶段。

“７·５”事件以来的实践证明，新疆自治区党委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四知四清四掌握”工作机制的推行在确保新疆社会大局稳定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批示：“新疆自治区党委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很有特点，很有成效，他们的经验可以在各省推广。”

一、“四知四清四掌握”工作机制的内涵

“四知四清四掌握”的基本内容包括：“四知”，即对居民家庭做到知道辖区住户的每个家庭基本情况及其社会关系；知道每个家庭经济状况；知道每个家庭成员的政治表现；知道每个家庭成员遵纪守法情况。“四清”，即对辖区人口做到对辖区居民就业情况清；对重点人员情况清；对流动人口现状清；对贫困群体状况清。“四掌握”，即对辖区情况做到掌握辖区基本情况及社情动态；掌握辖区宗 1 教管理情况；掌握辖区居民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掌握辖区各类积极分子发挥作用情况。

二、推行“四知四清四掌握”工作机制的必要性

推行“四知四清四掌握”工作机制，是提高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强化基层基础管理服务功能、筑牢维护稳定第一道防线的根本性措施，也是增强社区党组织群众工作能力、搭建服务群众第一平台的重要手段。稳定始终是新疆的大局，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是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团结带领各族群众坚决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社会稳定，积极消除影响稳定的各种矛盾和隐患，始终是基层党组织最重要的政治责任。

推行“四知四清四掌握”工作机制，有利于基层党组织及时了解掌握各种信息，把影响稳定的各种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把各种矛盾纠纷化解在最基层，是基层党组织掌控社会复杂局面、履行维护稳定职责的有效抓手，对于筑牢城市基层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自治区街道社区党组织书记、主任培训班上，王乐泉书记对落实“四知四清四掌握”工作机制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如果真正落实了，维护城市稳定就有了很好的基础”。

推行“四知四清四掌握”工作机制，有利于及时了解掌握居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服务群众始终是基层党建工作的根本，也是基层党组织的一项重要职责，认真做好体现群众意愿、关系居民切身利益的各项工作；有利于及时了解掌握困难群众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积极开展助贫济困等工作，为弱势群体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有利于针对居民群众的思想实际和精神文化需求，积极开展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体活动，不断提高文化生活水平。

三、“四知四清四掌握”工作机制的运行

（一）核心是为民服务

“四知四清四掌握”工作机制的核心就是为民服务。知信息、清现状、掌握问题的过程就是及时了解民众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及时掌握民众所思、所想、所盼，最终目的是为了帮助民众解决困难、提供服务。实现党组织的执政方式的转变，党员干部的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化，改变了以往社区工作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的状态，党员干部不再仅仅是“喊喊口号”、“发发文件”，做着一方的“地方官”，而是实实在在地了解民情，真真正正的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父 2 母官”。这一工作机制的实施，使得党员干部主动“放低姿态”，从办公室走入民众家里，走入民众的生活当中，切切实实地感受民众需求。民众需要什么，党员干部都能第一手地掌握资料和信息，结合民众的实际需要开展工作，真正做到了为民服务。

（二）重点是防患于未然

“四知四清四掌握”工作机制的重点是防患于未然。这一机制着眼于早发现、早控制、早处置，将矛盾与危机遏制在萌芽时期，及时疏通，将其社会危害性降到最低，尤其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矛盾冲突较为严重的地区。这一机制从根本上改变基层党组织情况不明、信息不灵、掌控能力不强、处置措施不力等被动局面的有效措施，是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这一工作机制的落实，使党员对周围群众的生活、思想动态更加关注，尤其是对于弱势群体以及特殊人员的关心，一旦出现异常情况，能够第一时间掌握动向，为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一己之能，加强了党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三）调动了党员的积极性，使党群关系更加和谐

“四知四清四掌握”工作机制充分调动了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以往的党员组织生活就是听听报告、学习文件或者集体活动之类的，组织生活方式比较单一，党员如何在日常发挥作用并没有受到重视。“四知四清四掌握”工作机制要求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入户走访，广泛与民众接触。在调查与交谈的过程中，党群之间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渠道，在帮助民众解决困难的过程中，民众对党员的信任感也增强了，一个政党也好，一个党员干部也好，与人民群众贴不贴心，与人民群众的心贴得紧不紧，关键在于是不是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心之官则思”，心不为民所动，亲就无从谈起，就没有了对民的热爱，也就不会去老百姓家里“揭锅盖，摸被褥，看粮袋”。党员与群众一条心，党群关系也就更加和谐了。

第三篇：如何发挥律师在维权维稳中的作用

如何发挥律师在维权维稳中的作用

四川孟鸣律师事务所 吴治江

一、公民维权与政府维稳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的必然现象。

市场经济其实是就法治经济，随着改革的深化、城镇化的推进，利益冲突和权力冲突现象必然加剧。城镇一拆迁，钉子户站起来了；企业一改制，员工下岗问题出来了；地方一引资，工厂环境污染出事了；工地一开工，农民工安全起火了；看病虽然不贵了，人命和健康涨价了。同时随着经济建设的上行，老虎也多起来了，跑路的也多了。

以上种种，不一而足。经济的发展，崇尚的是自由，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个体价值，维权自然就多起来了；经济的建设，崇尚的是秩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不长瘤，经济可持续，维稳就开始了。所以，维权和维稳是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的必然现象，也是目前社会亟待解决的课题。

二、盲目维权和以稳为功是社会矛盾的累积渠道。

之所以说，维权和维稳是社会亟待解决的课题，是因为当下社会盲目维权和以稳为功的现象特别突出，致使诸多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结果是全民上火，愤青增多，不信毒不死同学，灭不了他全家。

以上现象，归根而言，是新中国法治建设曾一度停滞，公民普遍缺少法律意识，连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障；随着社会发展和普法的展开，公民开始有了法律意识，懂得维权了，但又缺少法律常识，不尊重法律规则，以个人利益为大，胡搅蛮缠，盲目维权。这种重私权的现象，必然导致公权的平衡，即公共利益对私人利益的平衡。维稳，就是维持公序良俗和公共利益。于是，政府出手了，“维稳办”、“法制办”、“综治办”“突发事件处置办”“信访办”就设立了。机构虽新，但思路仍老，延续着旧有的“左”的思维，把整体社会的“稳定压倒一切”，理解为集团利益和地方利益的“稳定压倒一切”，以稳为功，扬汤止沸，打、压、骗、买，平安了事，实在不行就去半路抓回来。结果培养了“会哭的娃有奶吃”公民的思维，哭的娃越来越多了，奶水不够了，却想不起办法，于是感叹：这个爹不好当啊。

三、尊重纠纷规律，社会矛盾的调剂离不开律师的参与。

政府是爹妈，吃住全仰他。哭的娃一多，爹妈确实难当，根本原因是爹妈没有尊重规律，不明就里地想用奶解决哭声，也就是没有尊重纠纷规律。什么是纠纷规律呢？考究文字，不难发现，纠纷是丝线的两种存在方式，纠就是拧弄，纷就是分开。尊重纠纷规律，就是要考量关联利益，捆绑全局，同时也要考虑个体利益，分开考量各方诉求。这么一说，尊重纠纷规律，其实就是引入诉讼。诉讼并不只是打官司。言之以斥即为诉，言之以公即为讼，只要符合这种特征，就是诉讼。

对诉讼最熟悉的自然是律师，对法理的深刻理解，自然知道公言在哪，可以让公民知道何处是黄线，否则就是闯黄灯，弄不好会出安全事故；对法律规章的熟悉，可以让公民知道何处可以有效维权，斑马线才是生命线，斥言诉请能够实现。

同时，律师特有的身份，可以有效地调剂纠纷心理，调剂社会矛盾。纠纷的产生，与其说是利益的冲突，不如说是心理不平衡的产物。关注纠纷心理，有效利用这种心理，可以更好地化解矛盾。律师不是官，是自由职业者，这让公民有了“自己人”的感觉，感觉律师言之才为公。同时，律师因其天职和理性，让官员们感觉言之不太斥，马虎不得。这样一来，律师左手牵着维权，右手牵着维稳，都是自家事，握手言和，矛盾就化了。

四、律师如何发挥在维权维稳中的作用。

那么律师如何发挥牵手的作用，处理好维权和维稳关系，发挥社会调解作用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点入手：

1、维稳接访。

就纠纷心理而言，律师维稳接访有助化解社会矛盾。当事人走不通了，才来信访，火气正大。维稳接访，就是泄火退烧。律师天天和各种纠纷的当事人见面，懂得“共情”和理性引导。让其接待信访者，引导当事人选择便捷、有效、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不仅可以防治盲目上访、避免矛盾激化，而且可以抑制越维越不稳现象，缓解社会信访压力。

2、政府顾问。

让政府各职能部门引进法律顾问，可以预防政府出错，避免口号式的法治，让政府行为纳入“活法”的轨道上来。诸多政府部门，仅仅关注自身职能相关的规章制度，但并不了解其他可能的法律法理，引进律师顾问，既可以防治踢皮球产生的不利后果，也可以防治政府拍脑袋办事的行为，树立政府公信力，让百姓放心，相信公断。

3、调处化解，定纷止争。

让律师参与调处化解，可以更好地定纷止争。公有理婆有理，媳妇说出大道理。律师经常参加诉讼的经验和身份，让律师在调处化解时，其话语有准法官的味道，可以让当事人在调解时不得不反思后果，参考律师意见；让政府部门不得不思考，当事人的斥言是否有理可据，当事人的火是否压得，当事人的口是否满足得。比如，2013年，东坡区政法委维稳办在几起维稳事件中，邀请调处或电话咨询四川孟鸣律师事务所吴治江律师，起到了良好作用。

4、信息反馈。

让律师进行调处维稳的信息反馈，可以更好地建立社会矛盾长效化解机制。律师每天在接受当事人的咨询，熟悉当事人的苦水和怒气在哪里，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也熟悉如何引导他们进入诉讼轨道。律师特有的“共情”特征和律师特有的法律思维，让其在收集调处信息反馈上，有更建设性的意见。

第四篇：发挥好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

●对党的基层组织来说，最好的载体和抓手就是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服务上来，实现民心在基层聚集、资源在基层整合、问题在基层解决、服务在基层拓展

●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期盼，高举民主和法治的旗帜，通过民主和法治建设，调动各方面力量有序参与到基层治理中来，最大程度凝聚各方共识，关切各方利益，整合和调动各方资源，形成基层治理的合力

总书记多次强调，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越繁重，我们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同样有一个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要把基层作为切入点和重点，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把基层党建的好做法、好经验制度化，使基层治理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

正确认识和把握基层治理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六个方面进行了全面部署。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举措。总书记指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大量任务在基层，推动党和国家各项政策落地的责任主体在基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也在基层。”国家层面的各项治理决策和部署，如果离开了基层的探索和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现在改革进入深水区，许多问题和矛盾交织在一起，改革的统筹性、耦合性大大增强，许多举措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解决这个问题，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又要鼓励基层大胆探索，把二者结合好是必然选择。

始终坚持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和作用。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以及利益诉求的多样化，给基层治理带来了许多新问题、新挑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正确处理基层党组织和新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在群众的组织形式由过去的“单位人”为主变为现在的“社会人”为主的条件下，发挥好党组织的作用。我国社会治理的新格局新体制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和积极稳妥地推进新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的建设，鼓励它们发挥好在社会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中的特殊优势。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发挥好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切实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一贯追求。对党的基层组织来说，最好的载体和抓手就是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服务上来，实现民心在基层聚集、资源在基层整合、问题在基层解决、服务在基层拓展。要不断扩大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局，做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组织、就有党员的作用，就有党组织的服务。要进一步明确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和服务要求。农村党组织要围绕推动科学发展、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维护农村稳定搞好服务；国有企业党组织要围绕生产经营和职工队伍建设搞好服务；街道、社区党组织要围绕建设文明和谐社区搞好服务；机关党组织要围绕服务中心、建设队伍搞好服务；高校党组织要围绕立德树人、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搞好服务；事业单位党组织要围绕深化分类改革、促进事业发展搞好服务；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要围绕促进生产经营、维护各方合法权益搞好服务；各种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要围绕凝聚群众、激发活力、促进发展搞好服务。要从执政党的基层党组织的角度来认识和把握基层党组织的服务。我们党是政治组织，应当履行政治组织的职能，发挥政治引领作用。要把党组织的政治作用与服务作用统一起来。既要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又要教育引导群众，用党的理论武装群众，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群众，不断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带领群众前进。要创新服务载体，提升服务质量。通过考核评价，促使基层党组织更好地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

坚定不移地发展基层民主、加强法治，整合资源力量，形成治理合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民主和法治。民主和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基层治理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从我国国情出发，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必须坚持基层党组织领导，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发展民主和法治，基层最重要，基层也最紧迫。依靠民主和法治的方法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已经成为最重要、最有效、最为群众认可的方法。所以，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期盼，高举民主和法治的旗帜，通过民主和法治建设，调动各方面力量有序参与到基层治理中来，最大程度凝聚各方共识，关切各方利益，整合和调动各方资源，形成基层治理的合力。

关心、爱护、支持基层干部，提高基层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人、关键在用干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基层干部的作用至关重要。基层干部是基层组织的主心骨和带头人，是党在基层的执政骨干，是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的领导者、推动者和实践者。基层干部生活在群众中，对群众最熟悉、最了解，面对的矛盾和困难也最直接，承受着巨大的责任和压力。而许多基层干部长期收入偏低，工作生活环境亟待改善。不少基层干部的素质和能力与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不相适应，与群众的期望有差距。因此，对基层干部，一要关心爱护支持，二要严格教育管理。要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帮助他们提高素质和能力，引导他们热爱基层、扎根基层，树立在基层建功立业的自觉意识，提高基层干部履行岗位职责的能力，提高他们做好群众工作、化解矛盾纠纷、处置突发事件、促进社会和谐的本领。要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制定和落实激励关怀基层干部的政策措施。加大从基层一线选拔培养干部的力度，提高基层干部的待遇保障，让基层干部留下来有干头、走出去有通道，激发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动力和活力。

第五篇：民事调解在促进司法和谐中发挥的作用

民事调解在促进司法和谐中发挥的作用

[ 王丹 ]

随着“构建和谐社会”重大举措的提出，调解结案也成为法院青睐的结案方式，而调解也就成了“司法和谐”的代名词，各级法院均采取各种有效的方式，实现调解效益最大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整体原因

1.调解需要一定的时间，在不断加强审判流程管理、强化审限管理的同时，工作效率的提高越来越受到重视，调解的工作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2.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与警力相对紧缺的矛盾进一步突出，使法官应接不暇，没有时间过多地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从而忽视了调解工作，甚至流于程序，客观上造成调解不能,从而降低调解结案率。

3.调解需要当事人对法官的信任，而目前法院的司法权威和法官的社会公信力与社会及当事人的期望值有较大的差距，对法院及法官还有一种不太信任的态度，怕调解使自己吃亏。

4.案件承办人员对司法政策的理解不够全面，除部分案件应当先调解外，认为其它案件调解并非必经程序，或认为调解过多有损法院形象，更体现不出法律的权威性或说强制性的一面。

5.“人情”的干预，导致部分法官不当行使调解的权利，也影响了当事人自由处分权的行使。

6.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经济进一步发展，诉讼的目的不再主要是经济利益，很大程度上打官司是“打个名气、掰个输赢”，当事人不愿调解。

个体(具体案件)原因

1.债务及经济纠纷案件调解率较高，但调解率浮动幅度较大。原因是债务案件是一种既期、短期利益，责任明确，争议不大，只是暂时给付不能，相对来说调解结案较容易，案件调解率也较高，但从调解率浮动幅度较大，主要原因是前几年金融机构贷款纠纷案件大量积累，为及时追回贷款，化解金融风险，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大量纠纷涌向向法院，有时占当年法院此类案件的绝大部分，此类案件基本都能调解结案，从而使当年案件调解率大幅度上升；从2003年以后，此类案件诉讼高峰期结束，即使有也仅占此类案件的极少部分，也导致了案件调解率和案件数量的大幅度降低。

2.离婚、相邻案件调解率较低且较稳定。其原因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婚姻观念不断冲击着我国传统的婚姻观念，人们对婚姻观念有较大的转变，其权利意识进一步增强，婚姻自由越来越成为追求的目标，人性化得到充分体现，从而导致离婚案件的增加。再加上妇女地位的提高，人身、财产的独立性得到空前增强，对男子的依附性大大减弱，这也成为离婚的“催化剂”。在案件诉讼过程中，双方对离婚与否绝大多数能达成共识，但财产分割、孩子抚养就成为争议的焦点，从而导致调解不能，直接的反映就是调解率较低且稳定；相邻案件的双方当事人主要是隔壁两邻，有的还是亲属关系，其所争议的标的是具有长期性，甚至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所以当事人在处分自己的权利时非常谨慎，出现“宁伤感情也不损后代利益”局面，故造成案件调解的难度增大，案件调解率较低的原因。

3.侵权赔偿纠纷案件的调解率居中且基本稳定。侵权赔偿案件特别是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既涉及到财产权更涉及到人身权，产生纠纷的原因是平时积怨的结果，“百尺之冰，非一日之寒”，在诉讼过程中分歧较大，不容易调解结案，打官司的目的不仅是财产利益更是精神（心理）利益，甚至是打官司是“打个名气、掰个输赢、讨个说法”，判决效果更好，当事人根本不愿调解，故此类案件调解率较低。

4.其它案件（主要是特殊侵权等新类型案件）的调解率不稳定，波动幅度较大。随着我国法制进程的不断推进，法院受理案件范围越来越广，新类型案件层出不穷，且越来越专业化，每年所出现的新类型案件没有一定的规律性，具有较大的偶然性，且不同的案件的调解方法也有较大的差异性，甚至部分案件（特别程序）依法根本就不适用调解，调解率波动幅度较大就成了势在必然。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在调解工作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过于强调调解率，以调解结案作为评定工作和法官能力发主要指标。这就会使一些案件承办人员为了调解结案，出现强制调解的情况，如在审判实践中出现的“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劝压调”、“以诱压调”等，甚至因法院内部审限及畏难情绪也会出现而对当事人采取强迫调解的现象；强调调解结案只是一种结案方式，辩证看待调解工作虽然能够产生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它并不是一个终极目标，审判活动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公正和效率，不能为了完成调解结案的指标而久调不决，拖延时间；也不能违法调解，压制当事人，给当事人留下“和稀泥”的印象，让当事人心有不甘；二是忽视调解工作，使调解成为走形式。调解本来就是当事人之间一个互让互谅的过程，为使纠纷解决，必定有双方在利益上有所让步，而法官一旦把握不好审判者和调解者的双重身份，要求让步的一方当事人会理解为司法的不公，对调解失去信心，表现为不积极，敷衍了事，这也打击了法官主持调解的积极性，使审判中的调解程序走走过场，很难调解结案，诉讼效率低。

调解立法规范存在的问题与思考和对策

（一）调解立法规范存在的不足

１．法律规定调解必须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弊多利少。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应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而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当事人选择调解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高效率，如果所有案件都要求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前提下进行调解，调解的优势就会丧失，还不如判决更简便、快捷。可见，一味要求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既不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耗时、费力，又浪费法院的审判资源。

２．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过于简单，审判实践中难以操作。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设专章规定了调解，但内容简单，过于原则，缺乏法官和当事人必须遵守的程序和规范。这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随意性很大，何时调解、如何调解，均由法官决定，没有程序性的约束；另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不敢大胆适用。

３．“调审合一”影响司法公正。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程序未作独立、专门的规定，实行的是“调审合一”的调解模式。这种模式对降低诉讼成本、避免严格程序带来的对抗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但是，随着司法改革的进一步

深化，它在审判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日益突出，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常常身兼调解者和审判者双重身份，势必造成法官在身份上的冲突，一旦调解不成，容易使当事人对法院的公正和判决的正义产生怀疑，有损司法权威。４．调解中的职权主义色彩过重。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虽然起步较早，但传统审判方式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反映在调解上就是法官的职权主义特别突出。首先，法官对运用调解方式还是判决方式结案，拥有较大的选择权，有些能调解结案的案件，法官却将调解走了过场；有些案件应当及时判决，法官却在开庭后反复调解，久调不决。其次，调解中法官多是扮演“主宰者”角色，忽视当事人尤其是债权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甚至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

５．赋予当事人反悔权的规定有待完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书送达前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反悔，而无需任何理由。因此，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并无任何约束力。这对调解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和遵守调解协议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导致了审判资源的浪费，助长了当事人在调解中随意言行、不负责任的倾向。

6．审限对调解的影响应引起重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３个月内审结。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来讲，因法官在同一时间段内审理的案件数量太多，导致实际分配到每一个案件上的绝对时间是不到３个月的，并且有些案件在调解过程中需要进行“冷处理”，因法律及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期限是否可以延长，导致有些本来可以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最后却采用了判决方式解决。

7．检察机关等部门的不当监督对调解的影响不容忽视。在现行诉讼机制下，法官在调解中多是扮演“主宰者”角色，调解时法官难免要提出调解方案或就当事人的责任大小发表意见，且为了调解法官又不得不与当事人庭下接触。在当事人达不成调解协议的情况下，有时检察机关等部门会以行为不当为由质询法官，并对案件审理过程进行监督，这必然会给法官造成心理压力，使法官不敢和不愿做调解工作。

8．“送达”已成为制约法院审判效率的重要原因。由于人口的流动性在不断加大，而公民的法律协助意识又比较淡薄，使法院很难将诉讼文书或法律文书递交给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签收，造成案件审理期间的延长和当事人诉讼成本的增加，特别是调解书是在送达后才能生效，不能及时送达将有损当事人的权益。

二）对策与思考

１．确立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国家干预为辅的调解制度。首先，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在没有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当事人依法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自由处分的结果，法院应当认可。其次，全面落实调解的自愿原则。在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是否调解的选择权在当事人，是否再次调解的选择权也在当事人，法院不得在事先未告知当事人进行调解的情况下通知其到庭进行调解，调解方案应当由当事人首先提出等。再次，调解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2．重新架构调解与判决的关系，有条件的可以实行调解前置、推行调审分离。将调解放在庭前准备阶段，使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诉讼阶段。这一方面可以及时解决部分民事纠纷，减少进入审判程序案件的数量，化解法官的工作压力；另一方面，当事人在庭前准备阶段较为宽松的氛围下，通过对自己各种权益的衡量，更易于接受调解这一和平解决纠纷的方式，这也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历史传统。推行调审分离，将法院内部的法官进行重新定位和分工，一部分法官专司调解，可以有效地防止法官以拖压调、以判压调等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现象的发生，同时也可以避免现行诉讼机制下法官为了调解不得不与当事人庭下接触的尴尬。完善和发展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调解与判决并重原则，注意防止和克服重判轻调的现象，宜调则调，当判则判。但判决前，六类民事案件最高院明确规定应当先调解。

3．取消当事人的反悔权。最高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受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并经法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而民事诉讼法规定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法院应当及时判决。对于调解书效力的问题不能实行双重标准，应当将这一规定扩大适用于普通程序。有条件的法院还可以采用当场制作并送达的方式解决调解书的效力问题。

4．简化调解书的制作。法律及司法解释对调解结案的案件法律文书如何简化没有明确规定。尽管最高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涉及

了该问题（即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需要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情形下，制作法律文书时对认定事实或者裁判理由部分可以适当简化），但也有其局限性。因为对调解书的简化作列举式规定不合理，应作原则性规定，使法官面对具体情况时可以灵活掌握。有条件的法院可以采用格式调解书，当场制作并送达。

随着“构建和谐社会”重大举措的提出，调解结案也成为法院青睐的结案方式，而调解也就成了“司法和谐”的代名词，各级法院均采取各种有效的方式，实现调解效益最大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