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如何发挥律师在诉讼调解中的作用[5篇材料]

第一篇：浅析如何发挥律师在诉讼调解中的作用

律师作为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调解，既可以起到正面作用，促使案件当事人尽快达成和解协议，案结事了，既节约了司法资源又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但是律师的负面作用也不容忽视。因此，如何引导和发挥律师在诉讼调解中的作用是法官在当前新形势下必须研究的课题，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转变思想观念，高度重视律师在诉讼调

解中的作用

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官认识不到律师在诉讼调解中的作用，不注重与律师沟通，无法与律师达成共识，律师参与调解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得不到应有的发挥，个别律师甚至起反面作用。当法官苦口婆心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促使双方当事人调解意见达成一致时，却因一方代理律师不同意调解，导致调解“流产”，法官的心血被白白地浪费了。有时候，律师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案件调解成功与否。

二、准确地把握律师的心态，主动与律师进行沟通

律师作为当事人的代理人，总是希望自己的意见得到法官的重视及认可，在诉讼调解中也是一样。律师总是希望法官接受自己的观点，并想努力说服法官接受其观点。法官要准确把握律师的这一心态，积极地加以引导，主动地与律师进行沟通，交换意见，力争在程序、实体上达成共识，调动律师参与调解的积极性。然后由律师就诉讼成本、证据利弊、案件结果等主动向当事人表明，让当事人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三、利用调解省时、省力的功效，充分发挥律师的积极性

调解的省时、省力的功效，可以使律师用较少的时间和精力办理所代理的案件，特别是那些庭审前就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律师就不用出庭、写代理词了。这样，可以使律师在相同的时间办更多的案件，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四、利用律师的特殊地位，充分发挥律师的主动性

尽管律师是民事案件一方当事人的代理人，但他与当事人并不完全同一。律师毕竟是法律工作者，应以追求法律和正义的实现为目标。在每个案件中，作为一方代理人的律师，对案件的判决结果有合理的预见，当认为自己所代理的一方理由和证据并不十分充分时，会主动做当事人的工作，耐心解释法律，说服当事人自愿接受公正的调解。

五、对律师错误的诉讼导向，要及时进行说服教育

由于个别律师职业道德水平不高或业务能力差，在诉讼调解中往往会给当事人作出错误诉讼导向，导致当事人提出苛刻的调解条件或无理缠诉。针对这一情况，法官要及早发现，对律师的错误诉讼导向要及时进行说服教育，帮助律师认识到这样做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而且也损害律师的职业形象，希望其及时纠正错误。

六、依法为律师参与诉讼调解提供保障

在诉讼调解中，律师往往会受到另一方当事人语言或人身上的攻击。对此，法官要及时制止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轻者给予说服教育，重者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地保护律师职业时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不受侵犯。

第二篇：如何发挥结对律师在公益法律服务中的作用

如何发挥结对律师在公益法律服务中的作用

摘要：何为公益法律服务，是指法律工作者，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为了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无偿地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帮助他们维护自身权益，在社会上营造良好的社会公共文明。海珠区开展的司法所与律师事务所结对工作，是一项非常有社会实际意义的工作，特别是随着新型城市化发展，结对律师在公益法律服务中的作用日益突显，结对律师的公益法律服务作用更加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与称赞。笔者将通过这两年的所所结对工作情况来阐述如何发挥结对律师在公益法律服务中的作用。

关键词：结对律师 公益法律服务 作用

自海珠区开展司法所与律师事务所结对以来，双方在公益法律服务上联系越来越密切，公益法律服务的形式越来越多，公益法律服务业务范围越来越广，如纠纷调解、法制宣传、法律咨询、代书与诉讼等，结对律师的专业知识水平与服务态度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和赞赏。但是，目前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结对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务的工作机制不完善。一是目前大多数情况，都是司法所有工作需要时才请结对律师参与到实际工作中，显得结对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务是一种被动状态，而不是主动参与。二是结对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 务工作缺乏考核机制，没有完善的工作考核机制很难对结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务工作进行评价。三是缺乏定期工作会议制度。司法所与律师的联系在部分是一种工作及时需要，没有建立定期的工作会议机制，结对律师往往对司法所的工作内容及自身的工作职责不清楚，可能导致在处理公益法律问题时经常是一种补救性工作建议或者措施。

二、部分结对律师在思想认识上不足，工作积极性不高，可能会出现公益法律服务工作不到位。少部分律师认为公益法律服务只是有时间时才去做的，如果自己工作多，无暇顾及。另外，公益法律服务是无偿的或者只有少部分的补贴，而结对律师往往是讲经济效益的，会出现工作积极性不高，工作热情不够，工作不到位。

三、对结对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务宣传不够，导致部分律师不清楚自己与司法所结对后具体的工作内容。虽然，结对律师会参与到司法所组织的普法宣传、法律咨询、纠纷调解，但仍然对结对的工作内容与形式不清楚，出现与司法所工作不合拍的情况。

虽然，结对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务工作存在一些问题，但结对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务工作的作用日益增强，如何发挥结对律师在新型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公益法律服务作用，笔者认为要做好以下三点：

一、重视发挥结对律师的主体作用，鼓励结对律师积极 参加法律援助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4条对律师在公诉人出庭公诉案件中的三种情况应给予法律上的援助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律师法》第42条规定：“律师、律师事务所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从而更为明确地界定了律师在法律援助中的重要地位。《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律师应当履行法律援助义务，肯定了律师是法律援助的主要提供者，提供法律援助是律师必须改造的一项法定义务。

结对律师与司法所在工作上有一定的联系，对结对的司法所工作较为了解，对司法所所在的街道也较为熟悉，提供法律援助有一定的优势，能更好的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援助。要提高结对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积极性，应该不断完善结对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的激励机制。目前，广州市对结对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的案件的补贴不高，民事诉讼为每宗案件补贴1500元，刑事诉讼案件每宗案件补贴1000元，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结对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积极性。有结对律师抱怨，办一个法律援助案件，自己要倒贴不少钱。为此，要提高结对律师经办法援案件的积极性，必须提高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补贴，这样才能调动律师的积极性，才能把法律援助案件办的更好。

另外，可以表彰先进来调动结对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积 极性，如评选法律援助先进律师、法律援助先进律师事务所等，并对获得先进的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进行一定的物质奖励，以此来提高广大结对律师的积极性，让结对律师把法律案件办得更好，上受援人更满意。

二、重视发挥结对律师的专业作用，积极组织律师参与纠纷调解。海珠区正处于经济的高速发展期，难免会出现种种纠纷矛盾。司法所在调解各娄类纠纷矛盾中，及时邀请结对律师参与调处。结对律师从专业的角度为司法所的调处工作提供建议，为当事人的诉求进行法律分析，对于合理的诉求，要进行正确的引导；对于不合理的诉讼，进行耐心的解释，并找出相关的法律规定，让纠纷当事人心服口服。由于结对律师站在专业的角度，同时也以中间人的立场为纠纷双方提供解决建议，更能获得纠纷双方的信任，有利于纠纷的圆满解决。

2011年5月，辖内某水厂两员工王某与雷某因工作上的小事发生冲突，导致王某左手中指骨折，王某被送至医院治疗。雷某共花了20000多元为王某治疗，王某出院后，要求雷某赔偿各项损失20000多元。雷某觉得已经为王某出了治疗费了，不肯再出任何赔偿费用。双方到司法所申请调解，司法所先后三次组织了双方调解，但双方都对司法所的调解持怀疑态度。最后，为让双方彻底打消心中的疑惑，司法所请结对律师为双方详细讲解相关法律法规，并向双方讲解法 院在实际审判中的一些做法，对受害方的诉求进行了法律分析，支持合理的部分，排除不合理的部分。经过结对律师耐心细致的解释，双方最终达成了协议，纠纷得以顺利解决。

三、重视结对律师的法律解答全面性，积极组织律师参与普法宣传活动。司法所组织开展的各种形式的普法宣传活动，可以提高广大社区群众的法律意识。结对律师积极参与普法宣传活动，现场解决群众的各种法律问题，这种解答不仅免费，而且更专业更直接更全面，群众非常喜欢。有结对律师参与宣传的普法活动，群众都特别多，群众都争先恐后地向律师咨询自己所遇到的法律问题，而每次解答完毕，群众都非常满意。结对律师参与普法宣传活动，既是一种有效的普法宣传形式，又是一种提高律师知名度的宣传活动，结对律师经常会在解答群众法律咨询的过程中接到些案件，对结对律师来说，也是一种业务上激励。因此，这是一种双赢的普法模式。律师参与法律宣传活动，更能拉近与群众的距离，获得群众认可。

第三篇：如何发挥律师在维权维稳中的作用

如何发挥律师在维权维稳中的作用

四川孟鸣律师事务所 吴治江

一、公民维权与政府维稳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的必然现象。

市场经济其实是就法治经济，随着改革的深化、城镇化的推进，利益冲突和权力冲突现象必然加剧。城镇一拆迁，钉子户站起来了；企业一改制，员工下岗问题出来了；地方一引资，工厂环境污染出事了；工地一开工，农民工安全起火了；看病虽然不贵了，人命和健康涨价了。同时随着经济建设的上行，老虎也多起来了，跑路的也多了。

以上种种，不一而足。经济的发展，崇尚的是自由，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个体价值，维权自然就多起来了；经济的建设，崇尚的是秩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不长瘤，经济可持续，维稳就开始了。所以，维权和维稳是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的必然现象，也是目前社会亟待解决的课题。

二、盲目维权和以稳为功是社会矛盾的累积渠道。

之所以说，维权和维稳是社会亟待解决的课题，是因为当下社会盲目维权和以稳为功的现象特别突出，致使诸多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结果是全民上火，愤青增多，不信毒不死同学，灭不了他全家。

以上现象，归根而言，是新中国法治建设曾一度停滞，公民普遍缺少法律意识，连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障；随着社会发展和普法的展开，公民开始有了法律意识，懂得维权了，但又缺少法律常识，不尊重法律规则，以个人利益为大，胡搅蛮缠，盲目维权。这种重私权的现象，必然导致公权的平衡，即公共利益对私人利益的平衡。维稳，就是维持公序良俗和公共利益。于是，政府出手了，“维稳办”、“法制办”、“综治办”“突发事件处置办”“信访办”就设立了。机构虽新，但思路仍老，延续着旧有的“左”的思维，把整体社会的“稳定压倒一切”，理解为集团利益和地方利益的“稳定压倒一切”，以稳为功，扬汤止沸，打、压、骗、买，平安了事，实在不行就去半路抓回来。结果培养了“会哭的娃有奶吃”公民的思维，哭的娃越来越多了，奶水不够了，却想不起办法，于是感叹：这个爹不好当啊。

三、尊重纠纷规律，社会矛盾的调剂离不开律师的参与。

政府是爹妈，吃住全仰他。哭的娃一多，爹妈确实难当，根本原因是爹妈没有尊重规律，不明就里地想用奶解决哭声，也就是没有尊重纠纷规律。什么是纠纷规律呢？考究文字，不难发现，纠纷是丝线的两种存在方式，纠就是拧弄，纷就是分开。尊重纠纷规律，就是要考量关联利益，捆绑全局，同时也要考虑个体利益，分开考量各方诉求。这么一说，尊重纠纷规律，其实就是引入诉讼。诉讼并不只是打官司。言之以斥即为诉，言之以公即为讼，只要符合这种特征，就是诉讼。

对诉讼最熟悉的自然是律师，对法理的深刻理解，自然知道公言在哪，可以让公民知道何处是黄线，否则就是闯黄灯，弄不好会出安全事故；对法律规章的熟悉，可以让公民知道何处可以有效维权，斑马线才是生命线，斥言诉请能够实现。

同时，律师特有的身份，可以有效地调剂纠纷心理，调剂社会矛盾。纠纷的产生，与其说是利益的冲突，不如说是心理不平衡的产物。关注纠纷心理，有效利用这种心理，可以更好地化解矛盾。律师不是官，是自由职业者，这让公民有了“自己人”的感觉，感觉律师言之才为公。同时，律师因其天职和理性，让官员们感觉言之不太斥，马虎不得。这样一来，律师左手牵着维权，右手牵着维稳，都是自家事，握手言和，矛盾就化了。

四、律师如何发挥在维权维稳中的作用。

那么律师如何发挥牵手的作用，处理好维权和维稳关系，发挥社会调解作用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点入手：

1、维稳接访。

就纠纷心理而言，律师维稳接访有助化解社会矛盾。当事人走不通了，才来信访，火气正大。维稳接访，就是泄火退烧。律师天天和各种纠纷的当事人见面，懂得“共情”和理性引导。让其接待信访者，引导当事人选择便捷、有效、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不仅可以防治盲目上访、避免矛盾激化，而且可以抑制越维越不稳现象，缓解社会信访压力。

2、政府顾问。

让政府各职能部门引进法律顾问，可以预防政府出错，避免口号式的法治，让政府行为纳入“活法”的轨道上来。诸多政府部门，仅仅关注自身职能相关的规章制度，但并不了解其他可能的法律法理，引进律师顾问，既可以防治踢皮球产生的不利后果，也可以防治政府拍脑袋办事的行为，树立政府公信力，让百姓放心，相信公断。

3、调处化解，定纷止争。

让律师参与调处化解，可以更好地定纷止争。公有理婆有理，媳妇说出大道理。律师经常参加诉讼的经验和身份，让律师在调处化解时，其话语有准法官的味道，可以让当事人在调解时不得不反思后果，参考律师意见；让政府部门不得不思考，当事人的斥言是否有理可据，当事人的火是否压得，当事人的口是否满足得。比如，2013年，东坡区政法委维稳办在几起维稳事件中，邀请调处或电话咨询四川孟鸣律师事务所吴治江律师，起到了良好作用。

4、信息反馈。

让律师进行调处维稳的信息反馈，可以更好地建立社会矛盾长效化解机制。律师每天在接受当事人的咨询，熟悉当事人的苦水和怒气在哪里，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也熟悉如何引导他们进入诉讼轨道。律师特有的“共情”特征和律师特有的法律思维，让其在收集调处信息反馈上，有更建设性的意见。

第四篇：民事调解在促进司法和谐中发挥的作用

民事调解在促进司法和谐中发挥的作用

[ 王丹 ]

随着“构建和谐社会”重大举措的提出，调解结案也成为法院青睐的结案方式，而调解也就成了“司法和谐”的代名词，各级法院均采取各种有效的方式，实现调解效益最大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整体原因

1.调解需要一定的时间，在不断加强审判流程管理、强化审限管理的同时，工作效率的提高越来越受到重视，调解的工作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2.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与警力相对紧缺的矛盾进一步突出，使法官应接不暇，没有时间过多地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从而忽视了调解工作，甚至流于程序，客观上造成调解不能,从而降低调解结案率。

3.调解需要当事人对法官的信任，而目前法院的司法权威和法官的社会公信力与社会及当事人的期望值有较大的差距，对法院及法官还有一种不太信任的态度，怕调解使自己吃亏。

4.案件承办人员对司法政策的理解不够全面，除部分案件应当先调解外，认为其它案件调解并非必经程序，或认为调解过多有损法院形象，更体现不出法律的权威性或说强制性的一面。

5.“人情”的干预，导致部分法官不当行使调解的权利，也影响了当事人自由处分权的行使。

6.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经济进一步发展，诉讼的目的不再主要是经济利益，很大程度上打官司是“打个名气、掰个输赢”，当事人不愿调解。

个体(具体案件)原因

1.债务及经济纠纷案件调解率较高，但调解率浮动幅度较大。原因是债务案件是一种既期、短期利益，责任明确，争议不大，只是暂时给付不能，相对来说调解结案较容易，案件调解率也较高，但从调解率浮动幅度较大，主要原因是前几年金融机构贷款纠纷案件大量积累，为及时追回贷款，化解金融风险，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大量纠纷涌向向法院，有时占当年法院此类案件的绝大部分，此类案件基本都能调解结案，从而使当年案件调解率大幅度上升；从2003年以后，此类案件诉讼高峰期结束，即使有也仅占此类案件的极少部分，也导致了案件调解率和案件数量的大幅度降低。

2.离婚、相邻案件调解率较低且较稳定。其原因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婚姻观念不断冲击着我国传统的婚姻观念，人们对婚姻观念有较大的转变，其权利意识进一步增强，婚姻自由越来越成为追求的目标，人性化得到充分体现，从而导致离婚案件的增加。再加上妇女地位的提高，人身、财产的独立性得到空前增强，对男子的依附性大大减弱，这也成为离婚的“催化剂”。在案件诉讼过程中，双方对离婚与否绝大多数能达成共识，但财产分割、孩子抚养就成为争议的焦点，从而导致调解不能，直接的反映就是调解率较低且稳定；相邻案件的双方当事人主要是隔壁两邻，有的还是亲属关系，其所争议的标的是具有长期性，甚至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所以当事人在处分自己的权利时非常谨慎，出现“宁伤感情也不损后代利益”局面，故造成案件调解的难度增大，案件调解率较低的原因。

3.侵权赔偿纠纷案件的调解率居中且基本稳定。侵权赔偿案件特别是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既涉及到财产权更涉及到人身权，产生纠纷的原因是平时积怨的结果，“百尺之冰，非一日之寒”，在诉讼过程中分歧较大，不容易调解结案，打官司的目的不仅是财产利益更是精神（心理）利益，甚至是打官司是“打个名气、掰个输赢、讨个说法”，判决效果更好，当事人根本不愿调解，故此类案件调解率较低。

4.其它案件（主要是特殊侵权等新类型案件）的调解率不稳定，波动幅度较大。随着我国法制进程的不断推进，法院受理案件范围越来越广，新类型案件层出不穷，且越来越专业化，每年所出现的新类型案件没有一定的规律性，具有较大的偶然性，且不同的案件的调解方法也有较大的差异性，甚至部分案件（特别程序）依法根本就不适用调解，调解率波动幅度较大就成了势在必然。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在调解工作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过于强调调解率，以调解结案作为评定工作和法官能力发主要指标。这就会使一些案件承办人员为了调解结案，出现强制调解的情况，如在审判实践中出现的“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劝压调”、“以诱压调”等，甚至因法院内部审限及畏难情绪也会出现而对当事人采取强迫调解的现象；强调调解结案只是一种结案方式，辩证看待调解工作虽然能够产生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它并不是一个终极目标，审判活动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公正和效率，不能为了完成调解结案的指标而久调不决，拖延时间；也不能违法调解，压制当事人，给当事人留下“和稀泥”的印象，让当事人心有不甘；二是忽视调解工作，使调解成为走形式。调解本来就是当事人之间一个互让互谅的过程，为使纠纷解决，必定有双方在利益上有所让步，而法官一旦把握不好审判者和调解者的双重身份，要求让步的一方当事人会理解为司法的不公，对调解失去信心，表现为不积极，敷衍了事，这也打击了法官主持调解的积极性，使审判中的调解程序走走过场，很难调解结案，诉讼效率低。

调解立法规范存在的问题与思考和对策

（一）调解立法规范存在的不足

１．法律规定调解必须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弊多利少。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应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而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当事人选择调解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高效率，如果所有案件都要求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前提下进行调解，调解的优势就会丧失，还不如判决更简便、快捷。可见，一味要求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既不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耗时、费力，又浪费法院的审判资源。

２．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过于简单，审判实践中难以操作。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设专章规定了调解，但内容简单，过于原则，缺乏法官和当事人必须遵守的程序和规范。这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随意性很大，何时调解、如何调解，均由法官决定，没有程序性的约束；另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不敢大胆适用。

３．“调审合一”影响司法公正。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程序未作独立、专门的规定，实行的是“调审合一”的调解模式。这种模式对降低诉讼成本、避免严格程序带来的对抗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但是，随着司法改革的进一步

深化，它在审判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日益突出，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常常身兼调解者和审判者双重身份，势必造成法官在身份上的冲突，一旦调解不成，容易使当事人对法院的公正和判决的正义产生怀疑，有损司法权威。４．调解中的职权主义色彩过重。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虽然起步较早，但传统审判方式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反映在调解上就是法官的职权主义特别突出。首先，法官对运用调解方式还是判决方式结案，拥有较大的选择权，有些能调解结案的案件，法官却将调解走了过场；有些案件应当及时判决，法官却在开庭后反复调解，久调不决。其次，调解中法官多是扮演“主宰者”角色，忽视当事人尤其是债权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甚至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

５．赋予当事人反悔权的规定有待完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书送达前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反悔，而无需任何理由。因此，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并无任何约束力。这对调解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和遵守调解协议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导致了审判资源的浪费，助长了当事人在调解中随意言行、不负责任的倾向。

6．审限对调解的影响应引起重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３个月内审结。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来讲，因法官在同一时间段内审理的案件数量太多，导致实际分配到每一个案件上的绝对时间是不到３个月的，并且有些案件在调解过程中需要进行“冷处理”，因法律及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期限是否可以延长，导致有些本来可以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最后却采用了判决方式解决。

7．检察机关等部门的不当监督对调解的影响不容忽视。在现行诉讼机制下，法官在调解中多是扮演“主宰者”角色，调解时法官难免要提出调解方案或就当事人的责任大小发表意见，且为了调解法官又不得不与当事人庭下接触。在当事人达不成调解协议的情况下，有时检察机关等部门会以行为不当为由质询法官，并对案件审理过程进行监督，这必然会给法官造成心理压力，使法官不敢和不愿做调解工作。

8．“送达”已成为制约法院审判效率的重要原因。由于人口的流动性在不断加大，而公民的法律协助意识又比较淡薄，使法院很难将诉讼文书或法律文书递交给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签收，造成案件审理期间的延长和当事人诉讼成本的增加，特别是调解书是在送达后才能生效，不能及时送达将有损当事人的权益。

二）对策与思考

１．确立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国家干预为辅的调解制度。首先，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在没有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当事人依法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自由处分的结果，法院应当认可。其次，全面落实调解的自愿原则。在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是否调解的选择权在当事人，是否再次调解的选择权也在当事人，法院不得在事先未告知当事人进行调解的情况下通知其到庭进行调解，调解方案应当由当事人首先提出等。再次，调解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2．重新架构调解与判决的关系，有条件的可以实行调解前置、推行调审分离。将调解放在庭前准备阶段，使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诉讼阶段。这一方面可以及时解决部分民事纠纷，减少进入审判程序案件的数量，化解法官的工作压力；另一方面，当事人在庭前准备阶段较为宽松的氛围下，通过对自己各种权益的衡量，更易于接受调解这一和平解决纠纷的方式，这也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历史传统。推行调审分离，将法院内部的法官进行重新定位和分工，一部分法官专司调解，可以有效地防止法官以拖压调、以判压调等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现象的发生，同时也可以避免现行诉讼机制下法官为了调解不得不与当事人庭下接触的尴尬。完善和发展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调解与判决并重原则，注意防止和克服重判轻调的现象，宜调则调，当判则判。但判决前，六类民事案件最高院明确规定应当先调解。

3．取消当事人的反悔权。最高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受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并经法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而民事诉讼法规定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法院应当及时判决。对于调解书效力的问题不能实行双重标准，应当将这一规定扩大适用于普通程序。有条件的法院还可以采用当场制作并送达的方式解决调解书的效力问题。

4．简化调解书的制作。法律及司法解释对调解结案的案件法律文书如何简化没有明确规定。尽管最高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涉及

了该问题（即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需要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情形下，制作法律文书时对认定事实或者裁判理由部分可以适当简化），但也有其局限性。因为对调解书的简化作列举式规定不合理，应作原则性规定，使法官面对具体情况时可以灵活掌握。有条件的法院可以采用格式调解书，当场制作并送达。

随着“构建和谐社会”重大举措的提出，调解结案也成为法院青睐的结案方式，而调解也就成了“司法和谐”的代名词，各级法院均采取各种有效的方式，实现调解效益最大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第五篇：单玉成：如何发挥律师在防范冤假错案中的作用

如何发挥律师在防范冤假错案、促进司法公正

中的重要作用

——构建法官与律师良性互动关系、共同促进司法公正座谈会讲稿

尊敬的张坚院长、洪禹候厅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作为一名普通律师，能够参加今天这次会议，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在此，我要从刑事辩护律师的视角，展开我今天的话题，敬请各位领导和专家指导、指正。

一、法官与律师应当相互接受各自不同的职业伦理与价值观，相互包容、理解、尊重，共建良好的工作沟通氛围。法官与律师在工作中很难相互理解。律师经常会报怨法官过度折衷，法官通常会指责律师不顾大局，首要因素，是不同的职业伦理与价值观之间的相互排斥。

法官代表国家，应当严格保持中立，在诉讼中要考虑案件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平衡个案公正与一般公正，诉讼目标多元化；律师维护私权，只能代表一方利益。律师只能关注自己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积极追求个案公正，无暇顾及其他。职责差异导致的立场不同，易生分歧。犹如步行时看不惯开车的，开车时看不惯步行的，是立场的局限性所致。这种情形不利于辩、审沟通，不利于发挥律师在防止冤假错案中的作用。

解决这个问题，法官与律师首先要正确理解刑事诉讼中角色多元化形成的职业伦理的多元化、价值观的多元化。

刑事诉讼制度将法官设置为中立方，却将辩护律师设置为对抗国家公权力的角色，通过辩护律师帮助被告人对公诉方的防御而形成控辩平衡，从而能使法官兼听则明，发挥纠错功能。如果律师完全保持中立，完全丧失其价值，对刑事诉讼制度产生的严重损害和法官不能保持中立一样。

患病者可以得到有效医治，犯罪者可以得到有效辩护，两者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相似。因此，律师维护当事人一方权益，不仅有利于司法公正，还有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因而，法官不应当用自己保持中立的职业伦理来评价律师的道德水平；当然，律师也不能以自己维护一方当事人利益的职业伦理，来衡量法官的公平公正。

只有接受各自不同的立场并再换位思考，律师尝试以法官的视角去审视辩护、法官尝试用律师的角色去分析审判，双方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才能保障良好的辩、审沟通，有效发挥律师防止错案的作用。

二、强化听取律师辩护意见的制度建设，有利于法院集思广益、净化律师工作风气，发挥律师防止冤假错案的重要作用。发挥律师防止冤假错案的作用，前提是律师的意见能够在案件审判的各个环节得到发表。因此，应当保障审理案件的各个环节均能全面掌握律师的意见。本人作如下制度设想：

1、要求审判人员除在审判工作中认真、全面听取律师的意见之外，在判决书中应当尽可能全面展现律师意见，除为了控制篇幅的文字性删减外，不得曲解、隐瞒律师意见的本来面目。对律师的意见无论同意与否，均应阐明理由。

2、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时，应当全面展示律师提供的意见，包括律师提交的书面辩护词及质证意见，保障审判委员会能够保持信息对称，全面了解控辩审三方的意见，避免受片面之辞的误导。

3、在重大案件的申诉、反映等方面，可以建立律师协会与法院的绿色通道，由律师协会专业委员会对于申诉案件作初步审查并认为确实存在问题之后，联系法院信访或者相关业务部门进入审判监督程序。

4、如果是因为审判人员漠视律师的正确意见而导致错案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错案发生后，如果出现在判决书中曲解或隐瞒律师意见的、向审判委员会汇报案件时未提供律师意见的等情况的，均应当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设立这样的制度，不仅有利法院审理案件时集思广益，还可以通过辩护意见的曝光，揭露律师中滥竽充数之徒，净化律师工作风气，扭转律师行业中“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进一步有效发挥律师防止冤假错案的作用。

三、真正确立审判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核心、中立地位，保障刑事案件的公正审理和裁决，是律师发挥重要作用的坚实基础。

现行法律框架内，检察机关是犯罪的指控方，也是法律监督机关，又行使着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在刑事诉讼中实际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审判机关的权力明显受到检察机关的过度制约，控、审两方地位失衡。目前来看，法院的定罪率接近百分之百，纠错功能几乎完全丧失，这也是审判机关目前尚不具备刑事诉讼核心地位的客观表现。这一问题在基层的表现尤其突出。

审判机关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权威性，辩护必然形同虚设。这也是容易酿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因此，应当重新分配公检法机关的权责，强化审判机关的核心地位，切实避免侦查引导起诉、起诉引导审判的错误现象。目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目标，显然是完全正确的。

此外，审判机关本应保持中立，却被赋予了打击犯罪的职责，角色定位错误。这是受到多年以来的“严打思想”的影响，也与公检法机关的利益高度统一，相互制约不足、配合有余有关。实践中，公检法机关联合办案、成立专案组的情况仍然屡见不鲜，刑事诉讼活动成为“行政治罪模式”，难以保障案件质量。为确保司法公正，应当区别审判机关与侦查机关、公诉机关的职责，强调其中立地位。

丧失中立地位的审判机关，不具备独立存在的价值。同时，律师的辩护将毫无意义，完全不可能具有防止冤假错案的可能。因此，律师更应当维护审判机关的权威、支持审判机关的中立地位。

四、司法机关彻底废除违背客观规律的案件考评标准，是律师有效发挥防止冤假错作用案的前提条件。

违背客观规律的考评标准是冤假错案的生成制度，而公、检、法机关的考核会对其他机关产生巨大的制约。

法院将案件发回率、改判率等数据作为考核对象，导致基层法院攀比情况严重。一旦发生可能影响考核的错案，下级法院甚至不惜运用职务关系影响上级法院相关部门，以免案件发回或者改判而影响考核。这种情况显然会对二审的纠错机能产生妨害，也必然限制律师发挥防止错案的作用。

冤假错案不完全是在法院阶段形成，检察机关批捕部门对于批捕案件起诉率的考核，会促使公诉部门将一些颇有争议的案件被起诉至法院，而公诉部门对无罪率的考核，又导致公诉机关极度排斥法院的无罪判决，在公诉机关的制约下各地法院形成了长期以来几近于零的无罪判决率，明显违背了正常的认知标准，律师的无罪辩护几乎是徒劳。多数案件从侦查到终审判决的高度一致，严重违背认识规律及刑事诉讼多环节逐步查明事实的制度目标。

更有甚者，信访都作为司法机关办理案件的考核目标，导致我们的诉讼偏离了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的目标，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以完成考核任务为目标。此种情况下，律师刑事辩护的纠错功能显然难以发挥，高声的辩解无法唤醒装睡的人。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去年年底决定取消对全国各高级法院考核排名，但目前来看基层及中级法院仍然受到各种考核的约束，检察机关的相应考核仍然存在，均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判决。因此，取消司法机关不合理的考核标准，仍是律师有效发挥防止冤假错案的作用的前提条件，任重道远。

以上意见系本人工作实践中的认识，难免有粗浅、偏颇之处，敬请各位领导和专家批评斧正。

谢谢！

安徽省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安徽润天律师事务所主任

单玉成 律师 二0一四年四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