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对世界的“绿色贡献
经过20年努力，中国减少了世界最多的绝对贫困人口。按国家原贫困线（人均年收入从440元到785元），贫困人口到2007年减少至1479万人；按新的贫困线（人均年收入2300元），从2010年的1.2238亿人减少至2013年的8249万人；按国际贫困线（人均每日消费支出低于1美元），从1990年的4.99亿人下降至2010年的8640万人，对世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DG）作出了巨大贡献。
贫困的本质是人的基本发展权利被剥夺。因此贫困不只是收入贫困，还有多种类型的贫困。
20年之后，尽管中国还需继续消除8600多万贫困人口，但是还面临大量的“生态贫困人口”，即生活在那些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自然资源承载能力不足的生态脆弱地区的人们，他们是因不能满足基本生活和生产的条件而被剥夺的贫困人口。保守估计，全国生态贫困人口有2亿人，相当于现有收入贫困人口的两倍之多，并且有重叠之处。
此外，我们也可以把那些饱受雾霾污染的人口界定为“污染贫困人口”，即一年内相当天数处在雾霾污染下或不能满足基本环境质量标准而被剥夺良好空气享有权的“贫困”人口，尽管他们不一定是收入贫困人口。保守估计，相当于全国城市人口的1/4到1/3之间，这是新的贫困人口，是一场直接或间接危及健康的看不见的战争。因此，诚如李克强总理所言：“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这是中国政府的政治承诺。
从深层次看，中国社会内部生产力基本矛盾始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这突出反映在人口、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这一基本矛盾上。这也决定了它们始终是中国在长期的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和限制因素之一。
进入21世纪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最大工业生产国、世界最大贸易体，与此同时也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世界最大发电量生产国和消费国、世界最大主要污染物排放国。因此向污染宣战，也就成为中国政府最大的任务之一，也是最艰巨的硬任务。
李克强总理宣布了“向污染宣战”的2014年行动目标和计划：以雾霾频发的特大城市和区域为重点，以细颗粒物（PM2.5）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治理为突破口，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淘汰燃煤小锅炉5万台，推进燃煤电厂脱硫改造1500万千瓦、脱硝改造1.3亿千瓦、除尘改造1.8亿千瓦„„
这是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最严格、最严厉、最大规模的治污行动，也是世界上发动人民、依靠人民、参与人口最多的“人民战争”。从这个意义上看，如同中国向贫困宣战，对世界减贫作出了最大贡献一样，中国向污染宣战，也将对世界减排作出最大的贡献。我把它称之为“中国绿色贡献”。
第二篇：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贡献
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贡献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中华民族在上个世纪那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承受过巨大牺牲，并为最终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的抗战不仅是一场中华民族自身谋求独立和解放的战争，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4年的长期抗战中，中国军民牵制并消灭了日本军国势力的大量兵力，削弱了它的经济实力，对欧洲和太平洋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5年9月日本正式投降期间，民国共消灭100万日军，中共共消灭日、伪共30余万。民国死伤490万军队，中共死伤20余万军队。日军、伪军共死伤150余万人。中国直接损失达5000亿人民币。百姓死亡近3000万。日本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百姓近10万。至于中国人民在日军铁蹄的蹂躏下，受摧残、受侮辱的悲惨情景，无法用数字表达。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悍然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中国人民就打响了反法西斯的第一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局部战争不断扩大，从“七七事变”全面侵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完全是按照《田中奏折》所确定的侵略计划实施的。它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构成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同时也是亚太地区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因此，“九一八事变”不是中日两国间的一般军事冲突，而是日本企图实现其独占中国，进而称霸亚洲和全世界的第一步。习惯所称“八年抗战”，不仅事关现代史的真实，而且也关系到义勇军、抗联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和贡献，毛泽东在1945年就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控告罪状书中，追究日本入侵中国所犯罪行也从1931年起到1945年止。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不仅标志着中国抗战胜利，也宣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结束。这样，在抗击德、意、日法西斯的战争中，中国坚持了14年之久，英国6年，苏联4年2个月，美国3年9个月。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国家中战争爆发最早，抗战持续时间最长，战事结束最晚的国家。据日本资料统计，“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原有陆军17个师团（不含台湾军及非步兵师团）。战争发动后，日本迅速扩军，增编了7个师团，合计24个师团（不含台湾军及非步兵师团）。其中部署于国内2个师团，朝鲜1个师团，部署于中国东北5个师团，华北、华中16个师团。总计投入侵华战争21个师团，占其陆军总兵力的87％以上④。1938年初，开始调整侵华日军的部署，进行了“徐州作战”。日军占领徐州，并打通了津浦铁路，企图通过攻占武汉、广州，摧毁国民党的统治中枢，迫蒋投降，以结束侵略中国的战争。为此，日本又增设了10个师团，总计兵力达到34个师团。除1个师团（近卫师团）留在本土，1个师团侵占朝鲜外，其馀全部投入中国战场，占陆军总兵力的94％以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区是盟军四大对日作战区之一，成为东方反法西斯的主战场。日本学者藤原彰在其所著《日本近现代史》中承认，“在对英美开战后，日本陆军主要战场在客观上仍然是中国大陆。”可见，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任何阶段，中国战场始终牵制和消耗着日本陆军的绝对主力。中国的抗日战争直接影响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进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双方投入兵力400余万人，战火遍及中国10多个省区，面积约60余万平方公里。抗日战争成为当时世界基本矛盾在亚洲全面激化的最高形态。首先强烈谴责日本法西斯侵华行径，同情和支援中国抗战的是苏联等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各阶层进步人士和劳动人民。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于1937年8月21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更是对中国抗战的有力支持。随后，苏联又向中国政府提供4笔贷款，并直接派遣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并肩对日作战。朝鲜、苏联、印度、加拿大、美国等10余国志愿援华友人陆续来到中国战场，投入到抗日斗争的洪流中。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各国人民通过捐款、捐物和拒购、拒运日货等手段，支援中国抗战。美、英、法在1938年后为防日本“南进”，逐渐改变抗日战争之初的两面政策，也以贷款形式给予中国抗战一定的援助。
对于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的贡献，二战中的风云人物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等都曾经给予高度的评价。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它方面来作战，他们马上可以打下澳大利亚，打下印度。英国首相丘吉尔说，如果日本进军西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而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苏联大元帅斯大林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第三篇：鲁迅对中国小说的贡献
浅析鲁迅对中国小说的贡献
内容摘要：鲁迅是现代中国最具创造性和独立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的思想和文学作品都体现了社会变革时期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鲁迅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伟大文学巨匠，作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的作家 , 先生以其深髓的眼光和犀利的笔触对他关联的那个时代做了素描、以其独特的感情体察时代，对中国文学进行大胆改革和创新，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其杂文创作的成就最高，受到广泛的推崇，在“黑暗”时期赢得了“投枪”和“七首”的美誉。也使先生成为无畏的“战士”。而鲁迅先生对中国小说的贡献也极为巨大。先生创作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小说”,为中国小说走向世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以自己独特的小说创作实践，实现了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转变。
关键词：鲁迅
小说
艺术
现代化
贡献
现实主义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这位被毛泽东誉为中国现代史上伟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历史巨人，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七十三年了，而在先生短暂的创作生涯中，他不仅留给我们丰硕的文学作品，而且也为厉世留下了价值无从估量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着国家，民族的振兴而做着不解的努力。
作为新文学的开山祖和奠基人，鲁迅的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首先显示“五四”革命实绩的当推他的小说。从数量上看，《呐喊》和《彷徨》两个集子计二十五篇作品，加上三十年代结集出版的《故
事新编》，总计不过三十三篇。可是这些作品中极为厚重的现实主义涵盖和对中国特定历史时期“国民灵魂”的深透开掘，摇撼呐喊以及他拓荒式的构建和开创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的新纪元，使他在文学史上占到了永久的地位。没有鲁迅的《呐喊》、《彷徨》，就没有中国小说现代化征途上所跨出的第一阶段最坚实的步伐,鲁迅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划时代意义正在这里。鲁迅先生终其一生，在文学创作中杂文的成就最高，“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其杂文不仅具有“史诗”的价值，而且已超越了过去所谓的“史诗”。透过对历史人物栩栩如生的勾勒。映现出了历史发展的某些侧影。它们凝聚着鲁迅对历史的深刻理解与反思。然而，先生对中国文学贡献最大的却还是其小说的创作。它们不仅真实地刻画了鲁迅先生执着求索的心灵轨迹，反映了他对于历史选择的杰出思考，而且“文起百代之衰”，为新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石，树立了典范。
鲁迅先生自一九一八年五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开始，此后”便一发不可收”从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连续写了十五篇小说，于一九二三年编为短篇小说集《呐喊》（一九三零年印刷时抽出《不周山》一篇）；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所作小说十一篇，收入一九二六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彷徨》；一九三六年一月又出版了历史题材的短篇小说集《故事新编》，除把《呐喊》中《不周山》改名为《补天》收入外，另收入小说七篇。终其一生，虽未有长篇小说问世，但我们仍能看出鲁迅先生是一位高产的作家。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探讨鲁迅先生对中国小说的贡献。
一、鲁迅先生小说创作中所塑造的人物艺术形象及其所反映深刻历史主题。
从《呐喊》到《彷徨》，鲁迅先生用其塑造的一个个典型人物反映了在历史转折关头一个先驱者对于历史的深刻感悟，他第一个获得了对封建礼教和愚昧封建文化最为深刻和实质的认识。一九一八年五
月，先生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描绘了一个恐怖的吃人世界，深刻揭露了在“仁义道德”薄纱掩盖下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这几个字。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没有神奇出众的英雄。“那里面有的，只是些极普通，极平凡的人，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自己。” 【注1】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中的揭露和呐喊，构成了领挈其后所有作品主题的总纲，在狂人身后，孔乙己、祥林嫂、阿Q、魏连殳、子君等众多被食者的形象相继走出，历史的吃人本质在这里复原了一个斑驳陆离而有血肉丰盈的悲惨世界。他的小说“取材于病态社会中的不幸人们”，【注2】在狂人身上，作者博大的历史眼光已无暇顾及而且也不可能顾及他的个性特征，急于表达的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激愤之情才是其最直接的目的。《狂人日记》不仅奠定了整个新文学运动的基石，实际上也是新文学革命的艺术宣言，“实为文学革命之急先锋”。【 注3】由于自身生活经验的积累核对历史的深刻感悟，鲁迅在《呐喊》、《彷徨》中接触到了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两大问题：农民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正是在这两大问题上，先生敏锐地感悟到了文化启蒙者与作为国民多数的农民之间无法在预期目的上进行沟通的新的历史悲剧。在《彷徨》中，鲁迅以较多的笔墨揭示了启蒙者本身的悲剧及其痛苦的求索。如《在酒楼上》里的吕伟甫和《孤独者》里的魏连殳，先前都曾是反抗日世界的干将，但曾几何时，一个重返故道，一个则以对生命的自戕而告终。在面对连自己也不能不受其支配的历史运行怪圈时，他们体验了深刻的孤独，感受了先行者的悲哀。而在《孔乙己》中，有一个细节是孔乙己极高兴及自豪的告诉“我”，“回”字有四种写法，这表现出孔乙己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悲剧意义。语形是汉字书法的居所，就语言的意义而言，它却是最边缘性的，改变不了语言本身，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固有自己的一套语言和文字，并守住其意义，从而似乎就拥有自己的话语特权，当孔乙己为自己知道“回”字有多种写法而沾沾自喜时，象征其生存意义的无根状态和悲剧命运已昭然若揭。
在《阿Q正传》这部不朽的作品中，鲁迅所刻划的阿Q及其 种种弱点，应当永远是我们的警钟。哪怕是在今天，只要我们良知未泯，并有一双睁开的眼睛，就会看到贪官污吏、地痞无赖、江湖骗子、封建迷信、无知等鲁迅为之作战的社会丑恶现象仍是那么多——身穿破衣的阿Q在农村在街头走动，身穿名牌西装的阿Q在办公室在豪宅里享福；无论贫富贵贱、平民高官、文盲或大学毕业，都那么敬畏神佛，跪拜着妄图给自己带来好运。甚至乎以为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求神拜佛就可以得到宽恕，并且可以继续心安理得地去干„„总之，阿Q这个人物即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又概括了人类普遍弱点之一种，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既不存在却又处处存在，从而能使人们自警。众所周知，国民性问题一直是鲁迅所痛心疾首思考的问题，并以此为轴心建构了他极富有历史启示的小说世界。在他的小说中，尽管对赵太爷、鲁四老爷、四铭先生和七大人等食人谱系中的成员施行了分寸
得当的挞伐，并不惜揭露出他们潜意识中的卑鄙来公开展览；但更多地还是着眼于对愚弱国民的严峻剖析。尤为残酷的现实是象祥林嫂、阿Q等被人吞噬的对象都无时不在自食，更有柳妈一类的人在被食时同时也在食人。鲁迅通过这些普通平凡的人事，让读者重新打量自己所熟悉的、甚至是因为司空见惯而已经有些麻木的生活，从而发现和体味那“一切的永久的悲哀”。【注4】
总之，鲁迅用一个个塑造出的鲜活人物形象表达出一个先驱者对时代的深刻理解，对国民性的深刻感悟，而其一篇篇的作品也成为了中国现代小说中的艺术精品。
二、鲁迅先生对于小说艺术形式的突破与创新。
鲁迅借鉴西方文学形式转化传统文学手法，经过自己不断创新和实验，开创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形式，在他看来“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文艺的”【 注5】因此，他主张“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 注6】大胆吸收异域的文学营养是鲁迅小说的艺术经验，他吸收了西方文学表现心理的多种手法，如对梦境、潜意识和变态心理的描写。如《狂人日记》有成篇的大段心理描写，表现出“狂人”复杂的心理感受；《阿Q正传》也大量表现了阿Q心理的潜意识与显意识，如对革命成功的想象性满足，从自卑到自尊的心理转化，而精神胜利法则是以主观想象和虚构的胜利法则是以主观想象和虚构的胜利来代替现实中客观存在的失败；小说《肥皂》、《白光》、《伤逝》等都大量使用了心理
描写手法，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与心灵的深度。另外鲁迅还吸收了西方文学的象征和隐喻技巧，并且形成了自己的象征意象系统。如《狂人日记》中的“月亮”与“夜”，《药》里的“药”，以及其作品中的“**”、“祝福”、“示众”和“离婚”等都有着象征的意义。
而《故事新编》是鲁迅创作的一部寓言小说也是一部不像小说的小说。鲁迅从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中取材加以演绎，“新编”而成，它以反时空，反逻辑，反理性的创作方法大胆地进行小说的文体实验，把杂文笔法，戏剧程式，故事演义混在一起，把历史人物与现实场景、英雄事业与世俗生活、客体对象与自我感受融汇为历史、文化意义的解构，对现实、生命的复杂体验，因此，有了《故事新编》，中国就有了另一种历史，有了另一种文化，有了真正的中国现代派小说和寓言小说。
鲁迅说过：“在中国，小说不算是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注7】因此，正是出于对历史使命的特定理解，鲁迅选择了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一扫传统文学中“瞒”和“骗”的陈腐之风，主张“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由此开创并引导了现代文学中现实主义文**流。同样还是出于对历史使命的特定理解，鲁迅还冲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局囿，吸收融汇其他创作方法和文学观念。使现实主义获得了更丰富深刻的表现力和穿透力，这是鲁迅的一大贡献，茅盾曾称赞鲁迅先生：“在中国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
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欣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 注8】而当代作家叶文玲也曾说：“我个人感觉，中年以上的中国作家，是在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滋养下成长起来的，而鲁迅先生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代宗师。他的著作、思想为人以及斗争精神影响了中国的一代作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中国现代小说格局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是在他们那个时代，也在我们这个时代。
三、鲁迅先生对中国小说语言的创造性贡献。
鲁迅先生对中国文学的又一重要贡献就是在小说中运用现代形式，实现了白话文的写作，从而确立了现代小说在文学殿堂中的显赫地位。鲁迅先生一方面自觉地借鉴西方近现代化小说表现形式和中国文学传统手法，并通过自己的感悟，独特的个人创造，建立起中国现代化小说的新形式。另一方面，作为现代汉语写作范式的创建人，鲁迅先生在小说写作种寻求汉语的新生。使语言熔议论、叙述、描写、感觉、想象、梦幻等于一炉，使汉语写作尽量表现人物心灵的多层面。这种影响力是深远的，当代许多作家们致力于在汉语写作中追求中国文学的自觉与成熟，他们一方面注意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语感，一方面留意中国古代文学的创造性成就，并在写作中重视汉语作为母语的自豪感，以充满自信的汉语写作与世界文学平等对话，使中国作家不断成长的同时，也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文学。
鲁迅小说的语言也有创造性和实验性，除了成功的实现了在小说
中的白话文写作外，他也对语言有着“洁癖”，追求语言的节俭，含蓄和凝练，善于巧妙的运用动词和副词，甚至是标点，可以说，鲁迅作品表达的含蓄、节制、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所蕴含的表达的可能性与中国人的生活最为贴近，构成了鲁迅作品的哲学诗性内涵，独特的文体形式，也构成了鲁迅的文学创造精神，当然，在表达情感的繁复与痛苦时，他也不吝啬使用语言的冗长与重复。含蓄凝练是鲁迅小说的主流。复杂、冗长的笔墨也时有所见，二者交替、混合，各显其长。
四、鲁迅对中国小说贡献的原因。
在陈腐的传统文学观念尚未完全打破时，鲁迅先生第一个做起小说并且一发不可收，固然有着其对文学本体意义上的革命意识，但更主要的目的却是用它来参与社会的变革，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几十年是一个呼唤伟大的时代，从清政府的卖国求荣到外国殖民主义的欺压，从戊戌变法的失败到辛亥革命成果的最终被窃取，一幕幕破坏社会进步的触目惊心的现象，使鲁迅等一批先驱者们感悟到新文化启蒙的重要社会革命价值，改变未觉悟者们的精神，乃是革命的“第一要素”。故鲁迅说：“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认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先生创作小说抱着“为人生，而且要改变这人生”的主张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用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注9】所以，先生始终关注“病态社会”里有“精神痛苦”的人们。表现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苦痛和麻木的灵魂，由此可见，鲁迅先生创作小说的缘由与中国历史上的众多文学家是有着很大不同的。作家对于个人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对于忧国忧民的鲁迅来说心中挂念的根本不是什么医学家、文学家或作家之类的头衔，他痛恨国人“东亚病夫”的现状，就决定学医，但当他认识到国人麻木的灵魂更急需医治时，当他意识到医师虽能救一个个病体，而文学却能唤醒和救治一代人的灵魂，他抉择时何曾犹豫？有几个自称“大家”的，能这样无私地服从社会需要吗？在当时，一针见血的杂文或短篇小说就像“投枪”和“七首”一样，更能省时，更有效率，更入木三分地剖析专制落后的时弊，更旗帜鲜明地表达传播先进的思想，此时以他的性格怎可能因唯恐别人说不够“作家”格 而去选择长篇？因此，鲁迅所深切关心的本来就是整个民族的历史命运，他在小说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文化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性的行动和期待，必然蕴含着浓重的历史意识，容纳着时代的风云变幻，在一个小小的茶馆里，即可见出难以排解的重大历史矛盾，从一个新近裹了脚的农村小女子的蹒跚而行，仿佛可以听见历史沉重的叹息；而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花环，却又分明可以看到无望中的希望。
正是生活的沉淀以及对历史的深刻感悟和对民族的极其关注，造就了鲁迅思想的伟大、深远，也是其所有贡献的最基本缘由。
以上，我试着从四个不同方面浅析了鲁迅先生对中国小说的贡献。我们能深深地感到先生对中国小说、对中国文学、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和影响，不仅仅只是这些。他在小说中对人物的塑造，形成写“人物第一”的创作原则，以及他的哲学思想在小说创作中的运用，仍是
当代作家学习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
在新文学运动中，鲁迅先生是先驱者；在当代，鲁迅先生仍然是我们民族的“楷模”，我们民族的骄傲，我们要禀承先生的意志，使我们的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壮大，鲁迅先生在《热风》中写到“愿中国青年„„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会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光，此后如责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着人类，连我都在内”。先生的意思很明显，他只希望文章与时弊早日消亡，人人都做应该做的事，“不必等候炬火”去“发一分光，发一分热。”这就是我们今天再读鲁迅、写鲁迅、谈鲁迅的最主要的目的。
鲁迅步入文坛，就是以小说显示其光辉业绩的，一般读者接触鲁迅作品并对它产生感情，也往往是首先被他小说的思想魅力和艺术魅力所吸引。鲁迅作品的意义在现实读者的不断阅读和解释中被创造出来。鲁迅思想及其传述思想情感的语言符号是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独特性与丰富性的证明。阅读鲁迅小说不仅需要对其进行语言的和历史的意义还原，更需要有对其精神灵魂的探索，并在探索中实现思想的熏陶和生命的自觉，要在真实理解鲁迅的前提下，能大胆而真诚地直面自我的现实和人生，在理解鲁迅的实质中实现阅读的意义，读鲁迅的小说即读自我和现实，在阅读人生和现实中阅读鲁迅的小说，又在阅读中理解自我和现实。接近鲁迅思想和文学的最便捷而恰当的方式就
是读他的作品，在他的作品里体验吃人的痛苦，理解他那真实而丰富的灵魂。
注释
1,4 张定璜 《鲁迅先生》原载《现代评论》1925.(1)2,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3.许寿裳《鲁迅先生年谱》 5 鲁迅《论睁了眼看》 6,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
7, 鲁迅 《鲁迅书信》致董永舒，1933年8月13日 8, 茅盾
《读<呐喊>》 9, 鲁迅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参考文献： 《鲁迅作品手册》四川省鲁迅研究学会编著 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年9月 《鲁迅小说 散文集》 同心出版社 2000年9月 3《鲁迅全集》
鲁 迅
1981年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4《鲁迅选集小说散文卷》
孔范今选注
1990年版
山东文学出版社
5《鲁迅研究月刊》1997、2000年版
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辑出版
6《被亵渎的鲁迅》
孙郁
1994年版
群言出版社 7《中国现代文学史》唐
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 8《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年4月
9《从<药>看鲁迅对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贡献》 马树春
广西又将民族师专学报第15卷第2期
第四篇：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
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
(2014-05-07 15:22:36)转载转载 ▼
标签： 分类： 历史与地理
原文地址：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作者： 1，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
中国此前也许有太医院之类的东西，但那与现代的医院概念相差甚远。外国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医药活动。利马窦开创了传教与医疗并重的传教路线，法国传教士张诚曾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马礼逊也曾澳门开办西医诊所。但最早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医院，对中国的近代医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
伯驾（Peter Parker）1804年生于马萨诸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34年被美部会派遣来华，成为基督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医生。1835年11月4日，他在广州新豆栏街7号的丰泰洋行内租屋开设“广州眼科医局”（Canton Ophthalimic Hospital），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教会医院，西医自此正式传入中国。
1837年，伯驾在医局内向关韬等3名中国人传授西医知识，使关韬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医学医”。从这个意义上讲，伯驾又是第一个向中国人传授现代医学的外国医生。
后来的一些教会医院在中国非常有名气，协和医院，湘雅医院，齐鲁医院等至今仍然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虽然它们的名称可能已经改了。
据说：西安市以眼科、妇科而闻名的第四人民医院（四院）就是传道士所办。
2，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
中国古代也有藏书楼，但是其功用是储藏，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大相径庭。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早最著名的是西什库教堂北堂图书馆。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机构和教会大学中创建了一座座令中国的藏书家瞠目结舌的明显居于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其阅览规则，图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图书在民众中的流通状况和藏书利用程度与当时大清帝国的古代藏书楼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对于开启民智起了巨大的作用。
3，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
中国以前不是完全没有女子教育，但限于富裕人家的家庭内部，且内容狭隘。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
4，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中国的所谓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学、国子监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现了。然而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十九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传教士开办的。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
和医院一样,中国的基督教大学保留到今天的,仍然是当今中国最好的大学。
5，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东学西渐
大部分人知道传教士对于西学东渐的贡献，但是未必知道中国的论语，四书五经等翻译成外语，介绍给全世界的也是传教士。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中学西传的主要方式主要是：直接携带中国文献回欧洲；选择翻译汉语典籍；著述评介中国文化学人的思想；以报告、书信、日记方式记述日常见闻；编着中英对照字典；编辑出版西方报刊等。1682年，柏应理带走中国书籍400余册。1694年，白晋代走300多卷中国典籍赠送给路易十四。其中有影响的典籍包括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还包括明《永乐大典》和清《古今图书集成》。汉语典籍最早的西译是《明心宝鉴》于1590年在菲律宾译成西班牙文，译者就是多明我会会士高毋羡（Juan Cobo,?–1529）。“明心宝鉴”是童蒙读物，内容主要是训诲幼童的格言。文献不具有经典性，具有随意性，没有目的性，但确是开先河的。但到了耶稣会士时期，就具有了目的性选择性。翻译中国学术经典，是耶稣会传教士入华传教“适应性”策略之一。早在利玛窦之前，罗明坚就进行了西译汉语经典的尝试。1578年，他辗转来到广东肇庆，用拉丁语试译了《大学》的部分章节和《孟子》。译着虽然影响不大，但有开创之功，成为利氏等人的先行者。1661— 1662年间，郭纳爵、殷铎泽、柏应理等人，陆续将《大学》、《中庸》、《论语》译成拉丁文，在法国出版。正是由于传教士们的努力,中国的文化才被全世界所了解。
6，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盲校和盲文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传教士穆威廉（Hill Murray）在北京成立启明瞽目院（Hill 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解放后改名为北京盲校），这是我国第一所盲校。有位中国盲教员（据说是山东人，叫朱德光；另一种说法是一们姓沈的盲教员和外国传教士合作），将盲字排出北京话的全部音节四百一十多个，人们称它为“康熙盲字”（也称北京盲字“或协和盲字”）。这是最早的汉语盲文的开端.一八九八年，女传教士岳艾美（国藉不详）在福州成立盲校。她以拼音方法制字过一套拼写闽南话的“福州盲字”。这种方言盲文有字母三十多个，每个音节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点符。一九一一年前后，她又加以改进，字母增加到五十三个，声调符号七个，每个音节由声、韵、调三个点符级成。一九二０年前后，她还提出过一些简写的方法，简写词的前后都有空格，可以说是我国盲文有分词形式的先声。
7，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
最早国外留学的女子有四位，分别是金雅妹、何金英、康爱德、石美玉。
这四位近代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从小接受教会启蒙教育，受传教士的培养、训练；她们出国留学的方式同出一辙：都是由传教士带出国门，并且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女学成为她们出国留学的中转站；四位女留学生前往留学的国家都是美国，在美国她们均学习医学；留学期间，她们刻苦学习，孜孜不倦，成绩优秀，享有赞誉；归国后，她们成为职业妇女，将自己的毕生奉献给医学事业。这四位女留学生兢兢业业，成就卓著，既治病救人，又传播医学，并且培养了中国早期的医学工作者。梁启超说：“吾虽未识康女士，度其才力智慧，必吾以悬绝于常人，使其不丧父母，不伶仃无以自养，不遇吴格矩，不适美国，不入墨尔斯根大学，则至今必蚩蚩然愦愦然戢戢然与常女无异，乌知有学，乌知有天下，呜呼，海内二万万之女子，皆此类矣。”梁启超通过赞扬康爱德才智超人，从而肯定了女子上学读书的必要性，同时也为中国众多的女子得不到良好的教育而感到痛惜。
当然，最早的男留学生也是传教士带出去的，但是考虑到中国的文化背景，女留学生的出现，对于中国文化的冲击力更大，影响更深，因此单列。
8，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汉英、英汉字典
1815 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为了翻译工作，编写了中国第一部英语学习字典《华英字典》。《华英字典》是世界上第一本英汉－汉英对照的字典，篇幅大内容丰，有丰富的例句及解释，并收录大量成语、俗语。1844年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英华韵府历阶》及1847年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英汉字典》都把它当作参照基础。
9，传教士和中国最早的聋哑学校和手语
中国的聋哑人用手语进行表达一直是随意的，不规范，不统一。我国最早创建规范的手语并建立最早的聋哑学校的是西方传教士。
1887年(清光绪13年)，美国传教士梅里士在山东登州(今蓬莱)创办聋哑学校，并搜集中国聋人手势，同时将手指字母传入中国。这是我国手语应用和聋人教育的开端。
10，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
麻风病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以前的中国许多地方发现了麻风病人就要被烧死，圣经中基督曾经多次治愈了麻风病人，成为传教士们的榜样。1921年，美国传教士爱伯特和意大利传教士法德路等在昆明市创建云南省麻风病院，以后伯格理在云南，在以后其他传教士在中国其他地方向及建立了麻风病院，给他些被家人，邻居抛弃的可怜人带来希望。
11，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现代天文学和历法
传教士中很多人精通天文历算，其中最杰出者为汤若望和南怀仁。汤若望在明末参与修订历法，编纂成《崇祯历书》，并制作天文仪器。清初汤若望、南怀仁相继主持钦天监，汤若望增订《崇祯历书》，康熙赐名《西洋历法新书》，后收入四库全书改名《新法算书》。他还著有《新法表异》、《历法西传》和《新法历引》等，制作了浑天仪、日晷、星球仪、地平仪、望远镜和地屏。南怀仁于1669年改造观象台，制成新仪6种：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纪限仪、象限仪、天体仪和地平仪，并将各仪器的制法及用法绘制成图，予以解释，名为《灵台仪象志》。他又把汤若望所遗《百年恒表》相继推至数千年，名为《康熙永年历》。
12，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几何原本
在数学方面，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为欧洲数学传入中国之始。他们还编译有《测量法义》、《对数表》、《测量异同》和《勾股义》等。利玛窦与李之藻合编《圜容较义》等。汤若望撰《割圆八线表》，介绍平面三角，邓玉函撰《大测》，介绍弧三角学。穆尼阁以对数表授薛凤祚，薛氏译有《天步真原》。
13，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世界地图和现代地理学
在地理学方面，传教士介绍西方地圆学说和世界舆图的测绘，矫正了中国人天圆地方的观念，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利玛窦曾绘成名为《山海舆地图》的世界地图，向士大夫们展示，并把所携《万国图志》作为贡品献给朝廷。他在《天主实义》和《乾坤体义》等书中介绍了地圆说，并把西方经纬度线测绘技术介绍到中国，开中国以科学方法测绘地图的先河。艾儒略著有《职方外纪》，记述海外风土，利类思等著有《西方要纪》，介绍西方国土、风俗人物，物产及海程远近。1708年康熙令白晋主持对全国实地勘测，中西学者合作，历时11年，测绘完成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此图至今仍为全国各种地图的重要根据。
14，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汉语拼音
古代没有拼音,就使用反切,就是用两个认识会念的字,取第一个的声母,取第二个的韵母,拼合起来就行了。另外就是直音法。《说文解字》中对汉字的读音常常说“读若某”或者“某声”，就是这种情况。例如《说文》中的“材，才声”，意思是说“材”这个字的读音应该读成“才”。
利玛窦根据拉丁文发明的二十六个声母和四十四个韵母的拼音方案，然后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由于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成的，所以人称“利、金方案”。“利、金方案”的出现对当时中国的音韵学者有很大的启发。
明末学者方以智开始思考中国的拼音文字问题：“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字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前清学者杨选杞看了《西儒耳目资》大受启发：“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利、金方案”促进了中国传统的音韵学研究方法的革新，为反切法开辟了一条“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简易途径。这两个方案是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写的，适合于拼写北京音。它“引起了汉字可以用字母注音或拼音的感想，逐渐演进，形成二百年后制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的潮流”。
15，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反鸦片运动
大家也许都知道林则徐的戒烟运动,但是他那一把火并没有把吸烟的危害阐述明白.鸦片开始时并部像今天这样臭名昭著，当年它是作为镇痛剂被发明出来的。中国人甚至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福寿膏”。许多人包括传教士在内对它的危害并没有明确的认识。
然而，面对烟毒在中国流布越来越严重，“煎膏日夜烟熏天”，“杀人不下亿万干”的情势，传教士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作调查、统计，发表论述鸦片危害、敦劝戒烟的文章，出版专门性宣传书籍。在华新教传教士的全国大会，也把禁烟作为主要议题之一。教中人士还组织起戒烟团体，如北京的“戒烟大会”、广州的“劝戒鸦片公会”等，都有些影响力。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新教全国大会，通过的关于戒烟的议案中，有一条即建议在全国设立禁烟总会，各地设分会，对禁烟组织的发展颇有促进作用。他们还利用教会医疗机构对烟毒患者施行戒治，不少教会医院、诊所特设此一门诊业务，甚至有专设医院。像英国新教人士德贞（J?Dudgeon）在北京从事这项医务，成效就颇突出。有些传教士还努力促使本国禁运鸦片，以断绝祸源。19世纪70年代，英国国内人士组织“反鸦片贸易协会”，德贞、李提摩太等人积极声援支持、此时已回到英国的理雅各，更直接作为发起人之一。在一次大会上，他慷慨陈词，反对鸦片贸易，认为这是一项罪恶的交易，它使成千上万中国人受害，也不利于英、中之间正常贸易的发展，呼吁鸦片贸易者“停止作恶，学习行善”。传教士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最终促使英国政府通过决议使鸦片贸易非法化。
16，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现代农业
人们都知道基督教在中国建立的著名的医学院，但是是很少有人知道曾经还有两所当时很著名的农学院，金陵和岭南农学院.这两所基督教农学院把美国农学院的教学科研推广体制引入中国，为中国农业高等教育的发展,人才培养，作物改良及科技推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梅里士和倪唯斯是两位美国传教士，曾经将美国大花生引入山东，成为20世纪山东重要的经济出口作物。倪唯斯还把美国欧洲日本等地的苹果梨香蕉等与中国的本地产品进行嫁接，创造出新的品种。著名的烟台苹果就是这位传教士的杰作，可惜，我们很少知道著名的烟台苹果是怎么来的。
第五篇：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贡献
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贡献
荣维木
2014年08月04日10:08 来源：《求是》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参战国、战胜国。但对于中国来说，两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却大相径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是，中国虽然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了巴黎和会，却无法顺理成章地从战败的德国手中收回山东主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是，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的身份，收复了被日本霸占的全部大陆国土和台湾、澎湖列岛，并且在战争进行期间，废除了与一切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两次战争的结局为何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别？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起着决定作用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一、中国率先举起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旗帜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急于扩张的法西斯国家挑起的，因此，任何反抗侵略的行动都具有反法西斯主义的性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附属列强被卷入战争的情况不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是最早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也是率先高举武力反抗法西斯侵略旗帜的国家。因此，中国的抗日行动一开始就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和组成部分。1939年德国对于波兰的入侵开启了法西斯国家对欧洲的侵略战争，而1931年日本对于中国东北的入侵则是法西斯国家开启了对亚洲的侵略。尽管九一八事变不像德国入侵波兰那样立即引起其他国家对法西斯势力的直接对抗，但世界局势的变化却由此开端，即法西斯侵略开始对人类和平产生巨大威胁。这也正如战后苏联检察官克伦斯基在远东军事法庭所说：“如果我们可以指出一定的日期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段血腥时期的开端的话，1931年9月18日恐怕是最有根据的。”（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50页）九一八事变虽然引起了世界关注，但是由西方国家操纵的国际联盟并没有采取任何制裁日本的行动。这种情况助长了法西斯国家的嚣张气焰。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1936年德国进军莱茵非武装区。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遥相呼应，瓜分世界的野心日益膨胀。在英美等国尚对法西斯国家采取绥靖政策的时候，中国人民却高举起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旗帜。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立即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浪潮，东北人民纷纷参加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等，毅然加入保卫中华民族的抗日武装斗争。虽然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实行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中国全民族一致对外的局面暂未形成，但是为了团结全国人民挽救民族于危亡，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各党派、各军队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随着日本的步步紧逼，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终于，以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契机，中国形成了全民族一致对外的局面。事态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人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参见《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选录》，北京大学法律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59页）中国很快就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
二、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以1937年卢沟桥事变为开端，中国的全面抗战率先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中国的英勇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中国人民在正面、敌后战场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的4年时间里，中国是在敌强我弱和没有充分外援的艰难条件下，以百折不挠的精神独自抗击着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在抗日正面战场，中国军队在全部战争时期举行过22次重大战役，其中有14次战役发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在战役中，中国军队以重大牺牲为代价不断消耗和歼灭日军的有生力量。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歼灭日军4万余人，使日本三个月内征服中国的美梦成为泡影；1938年徐州会战，仅台儿庄一役即消灭日军万余人；同年武汉会战，中国军队毙伤日军3.5万人，迫使日本改变战略为对华长期作战。在抗日敌后战场，1937年八路军出师首战告捷，平型关一仗消灭日军1000余人；1940年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大小战斗1800余次，消灭日军2万余人。另外，在长江南北广大地区活跃着新四军；在广东和海南岛活跃着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这些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大量牵制和消耗了日军。据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所资料载，投入侵华战争的日本陆军兵力，1937年占总兵力的88%；1938年占总兵力的94%；1939年占总兵力的83%；1940年占总兵力的78%。中国的抗战阻止了日本的“北进”战略计划。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日本就追随西方国家出兵苏联所辖的远东地区。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日本的用兵纲领里，就有“北进”内容，这对苏联的远东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而这个威胁的严重程度如何，又与中国的抗战有着直接关联。尤其是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面临着德、日法西斯东西夹击的极大可能。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抗战牵制日军的战略作用充分地显示出来。为了维护“治安”，日军不得不向华北派遣更多的部队。因此，在德国入侵苏联要求日本配合的时候，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表示：“日本现在中国使用的兵力很大，北进对苏开战实际上办不到”。日本最后决定：“帝国政府将继续努力解决中国事变„„暂不介入德苏战争。”去除了日本的威胁，苏联才敢把远东地区的大量兵力调往西线与德军作战。苏联元帅崔可夫中肯地评价说：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中国的抗战延缓了日本的“南进”战略计划。“南进”是日本对外扩张的另一个指向，即与欧美国家争夺资源丰厚的东南亚地区。日本早在1936年制订《国策基准》时，就已经明确提出了这个计划。1939年欧战爆发，法国、荷兰很快投降，英美等国无暇东顾，于是日本认为南洋几成“真空地带”，正是完成“南进”的天赐良机。但是，日本却没有立即采取“南进”的行动，直到德国法西斯以闪电方式入侵苏联时，日本仍然表现出了对“南进”的犹豫。究其原因，是日本的多数兵力被牢牢地束缚在中国战场，不敢贸然开辟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场对于日军的战略牵制作用，任何尊重历史的人都予以肯定。如时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也十分看重中国战场牵制日军的巨大作用，他说：“中国一崩溃，至少可以使日本15个师团，也许会有20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攻印度，就确实可能了。”（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四卷上部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66页）而事实是，中国自始至终都没有“崩溃”，仍然以顽强不屈的精神，独自抵抗着日本的侵略，这使得丘吉尔不能不承认，在同日本人交战的军队中，中国军队算是最成功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继续牵制着日本陆军主要兵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用于东南亚战场的陆军兵力只有10个师团，不及侵华兵力的20%；战争结束时日军向中国战区投降的兵力128万余人，这个数目超过了在东南亚及太平洋各岛的日军总和，约占日军投降兵力总数的50%。中国军队积极配合盟军作战。1942年日军进攻缅甸，应英国请求中国派出远征军入缅作战。为了营救被日军包围的英军，中国远征军曾与兵力4倍于己的日军作战，并成功地解救了包括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在内的7000名英军。中国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做出的上述贡献，是以中华民族的重大牺牲为代价的。在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伤亡和损失超出了任何一个参战的国家。
三、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对战后世界格局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为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了榜样。近代以来，中国是一个屡遭外侮并丧失了完整独立主权的国家。多少年来，无论是晚清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的国民政府，都曾为修改和废除被迫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努力过。但是，这些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抗日战争的爆发以及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不屈精神，才使这种局面彻底改变。中国不仅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并且由于中国对正义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使得美英等国不能不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43年，西方国家不得不宣布废除历史上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重新与中国签订了新条约。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件大事，在世界近代史上也是一件大事。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为世界其他弱小国家和民族争取独立与解放指明了方向，树立了榜样。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为国际新秩序的形成做出了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反法西斯国家为争取人类和平而与法西斯侵略国家的决战，战争目标是消灭侵略者，建立以维护和平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中国不仅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新的国际秩序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1942年1月1日，中国作为四大领衔国之一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这是中国首次以大国身份参与签署有关国际事务的重要文件，它初步确立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地位。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明确宣示要将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1945年6月，董必武等人代表中国第一个在旧金山通过的《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同年10月联合国成立，中国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参与创建联合国的过程中一直主张消灭战后的殖民主义，提出保证联合国会员国的政治独立及领土完整等原则，这对战后以和平为中心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为进步力量的上升创造了条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终诞生打下了坚实基础。抗日战争是不分党派的中华民族一致对外的民族解放战争。日本的全面侵略使得中华民族整体和民族成员的利益高度一致。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实现。从军事方面来看，敌强我弱和敌小我大使得中国必然出现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有了对敌作战的广阔空间。在英勇的对敌作战中，在广泛的人民动员中，共产党的力量尤其是武装力量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在战略上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产党的力量是通过对敌斗争壮大的，而不是“坐大”的，是消灭敌人和广泛动员人民参加民族解放战争的结果。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在打败侵略者的进程中得到壮大，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原主编）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