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对中国葡萄酒发展的三个贡献

第一篇：传教士对中国葡萄酒发展的三个贡献

传教士对中国葡萄酒发展的三个贡献

宗教与葡萄酒渊源深厚

让中国认识葡萄酒，并成为上层社会的时尚

开创养生葡萄酒宗派 在京创办欧洲标准的葡萄酒坊

宗教与葡萄酒渊源深厚

葡萄酒与基督教有着很紧密的联系，有人统计过，圣经中至少有521次提到葡萄园及葡萄酒。根据《新约圣经》的记载，耶稣在纪念逾越节的晚上和门徒共进最后晚餐。席间，他将葡萄酒和面包分给大家，说道：“拿去喝吧，这是我为众人所流的血，也是上帝和人立约的血。”基督宗教在举行宗教仪式的时候，必然要用到葡萄酒，信徒们通过品尝葡萄酒来纪念与回味耶稣基督为人类流血担罪。中世纪之后的欧洲，上等的葡萄酒产自教堂的领土，修士是葡萄酒酿造大师，欧洲传统意义上最好的葡萄酒都在修道院的地下酒窖里。而天主教的修士，对葡萄酒的崇拜尤甚，中世纪欧洲天主教“西多会”修士为了得到酿造葡萄美酒的葡萄良种，宁愿趴在葡萄园里仔细品咂土壤的味道，他们沉迷于对葡萄品种的研究与改良，他们培育了欧洲最好的葡萄品种。在葡萄酒的酿造技术上，“西多会”的修士也是欧洲传统酿酒灵性的源泉。

也许，这与天主教注重华贵精致的宗教仪式有关。无论什么样的环境，天主教的教士都保持极为尊贵华丽的教仪，这也许就是自利玛窦开始，持续跨越近三百年，天主教耶稣会始终与清代皇室和上层社会交往的原因之一。

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将欧洲葡萄酒带向世界各地，中国也不例外，修士们通过葡萄美酒，把自己的信仰之心表达出来。

让中国认识葡萄酒，并成为上层社会的时尚 西洋葡萄酒进入中国，是天主教传教士的功劳，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教士对发展葡萄酒做出了贡献。贡献之一是将西洋酒带进中国，成为上层社会消费的时尚；其二是洋御医罗怀中在西洋葡萄酒基础上，结合中医药创新出养生葡萄酒新品类；其三，清末，传教士在北京开办葡萄酒坊，开始在中国建厂，并严格按照西方葡萄酒的标准实施葡萄种植与葡萄酒生产。

至于天主教传教士具体什么时间，将第一瓶西洋葡萄酒带进中国的，似乎考据意义不大，但是，在康熙年间，西洋葡萄酒倒是在宫廷和达官贵人上层社会，弄出很大的动静来。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一月二十五日，在清廷一些大臣指责传教士的时候，康熙帝那天发下一道上谕，表扬了西洋人南怀仁、安文思、徐日升、利类思等的为清廷效力，上谕中说这些西洋传教士劝康熙进葡萄酒：“西洋上品葡萄酒乃大补之物，高年饮此，如婴童服人乳之力。谆谆泣陈，求朕进此，必然有益。朕鉴其诚，即准所奏，每日进葡萄酒几次，甚觉有益，饮膳亦加，每日竟进数次。朕体已经大安，伊等爱君之心，不可不晓谕朕意。”这个上谕解脱了受非难的传教士们，但也是康熙皇帝切身体验到西洋葡萄酒的好处才下的，此前，一位叫罗德先的传教士已经建议康熙皇帝服用葡萄酒治好了他的心悸症。葡萄酒在康熙的心中确立了“滋补上品”的地位，由此，清朝历代帝王都把西洋葡萄酒专门储备在御药房做补品之用。康熙年间，如同来华传教士带给古老中国很多新奇的西洋技术一样，传教士带来的西洋葡萄美酒，大获盛誉，西洋葡萄酒与西洋传教士，成为清廷的座上嘉宾，都获得了至高的荣耀和完美的认可。

康熙痴迷葡萄酒，还曾颁发谕旨全国征酒，当时的传教士们和华东华南诸省官吏心领神会，闻风而动，唯恐贻误了这此取悦至高皇上的机会，以致康熙四十八年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仅江浙的传教士和官吏就向康熙皇帝进献了100多瓶，史载“雇包程骡子，星夜送来，不可误了时刻”，西洋葡萄酒成为当时上层社会的新宠和绝对的奢侈品，以致于在晚清的御药房里还储备着康熙时候进来的葡萄酒。而那是广州的“十三行”，则承担了最重要的贸易进口的职责。

开创养生葡萄酒宗派

葡萄酒在皇家宫廷和上层社会的眼中是“滋补上品”，而不是一般的酒品。

雍正年代的洋御医罗怀中（Giuseppe Da Costa，意大利天主教修士，1679-1747），以其在华近20年的阅历和胆略，用西洋葡萄酒调配中草药，创造性的发明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植物配方养生葡萄酒。他在太医院御药房多年，接受了中医药文化，他融汇了天主教修士对葡萄酒的热爱与品鉴力，他以自己训练有素的医生和药剂师的科学实验能力，于雍正十一年（1733）向雍正皇帝进献了三款植物配方养生葡萄酒以及配方，分别是：“罗斯马丽诺葡萄药酒”、“肉桂葡萄药酒”和“桃仁葡萄药酒”。

罗怀中创制中药植物养生葡萄酒，被解读为“拯救传教活动和拯救雍正虚亏的身体”，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首先是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在雍正年间，受到前所未有的制约，罗怀中希望能博取皇上的好感，以获得更为宽松的传教空间；二是雍正帝当年痴迷炼丹以“养生续命”，罗怀中从“养生”入题，可谓对雍正帝的心理解读的很深；三是，罗怀中在中国行医已经近20年，长期的御药房行走，对中医药有了深切的认识，从内心认同了“上医治未病”和中药的养生功效；还有一种观点，作为受过西方严谨的训练的医生和药剂师，是很清楚雍正帝服食丹药的危害，具有“普世观念”的罗怀中也在为他的皇帝日趋孱弱的身体担忧，他很希望用自己的发明创造，来减轻丹药对雍正身体的危害。

总之，传教士罗怀中，创制了植物配方葡萄酒，开养生葡萄酒一脉之宗，打开了西洋葡萄酒在华发展的新大门，将葡萄酒的养生功效与中医药文化圆融在一起，成为极富中国文化基因和意蕴的葡萄酒新门类。

今天，深受财富新贵、精英们喜爱的“百利生”杞红葡萄酒，是百利生人与280年前罗怀中伟大灵魂精神对话的成果。它继承了罗怀中创制植物配方养生葡萄酒的历史荣耀，传承了“百草利生，大美圆融”的法脉意蕴，利用诸多现代生物科技技术，秉承“中西合璧、美善为尚”和“御酒品质，皇家尊享”的品质理念，走出融合中医药养生文化精粹的独特葡萄酒发展之路。

百利生养生干红葡萄酒，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是第一个保健养生功能型葡萄酒，也是高端精品养生葡萄酒的新奇葩。百利生，在罗怀中修士精神力量的感召下，通过卓越的创造力，实现了葡萄酒与中医药的完美融合，也是百利生人为社会“奉献健康，缔造精品”做出的一个贡献。

在京创办欧洲标准的葡萄酒坊

清朝末年，国力式微，传教活动反倒是风起云涌。在北京府城门外，有一片传教士墓地，因建在一名获罪滕姓太监的私产上，而被称作“滕公栅栏传教士墓地”，这里安葬着自明末利玛窦以来的数十位天主教教士，这些传教士学识渊博，都是受过近二十年教育培养的全才，通晓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农工织造，军工民建„„为传播先进科技、修历书、传算法、铸铁炮„„在很多领域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宫廷画师郎世宁与洋御医罗怀中也葬于此地，这里是天主教会非常重要的场所。1900年义和团运动捣毁了墓地，1901年《辛丑条约》后，清廷赔银一万两重修墓地，1903年清庭在墓地旁修建教堂，这座教堂就是“马尾沟教堂”（法国圣母天主教堂），清廷并立有“悔过碑”一块，云“朝廷为已亡诸教士雪辱涤耻„„”之语等等。今天，这片传教士墓地静静的隐身于北京市委党校校园一清幽处，很多欧洲国家的来华元首、政要、外交使节、外国留学生和学者教授常来此拜谒。

《辛丑条约》后的滕公栅栏传教士墓地由法国人管理，因为教堂举行宗教仪式需要使用葡萄酒，于是法国的修士，从法国引进了葡萄秧，在滕公栅栏墓地周边开辟了葡萄园，至今在附近的展览路西侧还留有“葡萄园”地名。西洋传教士的墓地滕公栅栏，成为北京葡萄酒的发源地。1910年（清宣统二年），法国修士沈蕴璞在“马尾沟教堂”建立了葡萄酒坊，延请法国技师，采用法国工艺，生产葡萄酒，这是当时北京的第一家葡萄酒厂。

天主教会创办葡萄酒坊的时间，比1892年南洋富商张弼士在适宜葡萄种植的烟台投资张裕葡萄酒公司，晚了18年，但是，他们共同的特征，都是生产纯正葡萄酒，严格按照西方葡萄酒标准发展葡萄酒业，应该说，这是在中国生产葡萄酒最早的两家。张裕葡萄酒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商品展上夺得四项奖章的时候，教会葡萄酒坊所产葡萄酒则名动京城，名贵价高，华贵霸气，深受京城的传教士欢迎，且已经能够供应全京城教堂弥撒、祭祀和教徒圣餐所用。

1946年，这家酒窖注册为“北京上义洋酒厂”，以黑山扈教堂的“楼头”作为商标。当时北京的六和饭店、各国使馆以及全国的天主教堂、天津、青岛、上海等各大商埠和饭店以及上等阶层人士都纷纷购买“楼头牌”葡萄酒。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葡萄酒厂仅存6家(张裕、北京上义洋酒厂、吉林通化、长白山、山东青岛和山西清徐),总产量仅为84.3吨，而北京上义洋酒厂产量为20吨，占四分之一之重。

解放后，1956年，“北京上义洋酒厂”实行公私合营，1959年收归国有，改名为“北京葡萄酒厂”。

第二篇：浅谈中国葡萄酒

南京林业大学《酒水知识》课程论文 2011-2012学年第1学期

葡萄美酒夜光杯

——浅谈中国葡萄酒

班级：旅游管理一班

学号：N090705105 姓名：顾泽鹏 中国独特的酒文化，用“源远流长”来形容是最贴切不过了。在中国现存的先秦古书中，不涉及酒的书是很少的。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都有“酒”字。而翻开史籍，在记载着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的变化沿革和天文地理、礼乐制度、科学技术的重大事件的同时，也记载着数不清的关于酒的故事。从商纣的酒池肉林，到秦末的鸿门宴，从三国的煮酒论英雄，到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酒无不与政治、军事、经济、社交礼仪密切相连。而我国的五十六个民族，如女真族的酒宴、幺佬族的重阳酒、傣族的咂酒之俗、布依族的酒歌等等也都与酒有着不解之缘。同时，写酒的文章更是数不胜数，什么“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什么“半醒半醉游三日，红白花开山雨中”、“寻芳不觉醉流霞，倚树沉眠日已斜，”什么“劝君金屈卮，满酌不须辞”、“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等等，都是做流传百世的绝妙诗句。

但是说到我国的葡萄酒文化，却是有点遗憾。在很多人眼中，葡萄酒是舶来品，代表的是浓重的西洋文化，是品位和情调的象征。我国传统的豪饮十大碗的气势与葡萄酒专家的眼中的葡萄酒文化简直是格格不入。然而，实际上最早有葡萄酒的国家可能还是中国，葡萄酒专家李华教授说：“大量的古籍表明，中国是全世界葡萄的起源中心，所以也很有可能是葡萄酒的起源国家。早在我国文化巨著《诗经》中，就有葡萄酒的记载。回过头看中国历史，大凡强盛的时期就有盛行的葡萄酒的文化。”虽然我国古代有着很灿烂的葡萄酒文化，可是遗憾的是，它却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进步。直到1983年中国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诞生了我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并在国际品酒会荣获最高奖项，才改写了中国没有真正葡萄酒的历史。

曾几何时葡萄酒庄似乎只是法国人的专利，而今我们看到一座座以法式奥式为蓝本的酒庄在我国建成。在法国酒庄不仅是一种享乐，还是一种崇敬。当年拿破仑的军队路过酒庄时要行礼致敬。而今中国也把酒庄的建设当作城市发展的重要一环。有一种说法，称第一空间为家庭，第二空间为工作之外，第三空间为咖啡馆、酒吧、书店等，第四空间则为酒庄。第四空间酒庄的特点一是离城市不远，两三小时车程可到达；二是它有现代建筑和大自然的美态；三是它提供了今天城市人群假日旅游的需求。酒庄文化在中国的繁衍，使东方文化里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美境，变为“采葡到酒庄，悠然景色间”的现实。而今人对葡萄酒认识的根本变化就在于葡萄酒象征人们对高质量生活的向往。

随着国外葡萄酒不断递增式的涌入和中西方葡萄酒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更加催化成熟了中国葡萄酒市场。尤其在经过近10年的发展后，中国俨然开始了葡萄酒大业的鼎盛时期。

在我国葡萄酒发展保持良好发展的同时，一批葡萄酒企业也纷纷打响了自己的品牌。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目前，在我国的500多家葡萄酒企业中，已经形成了以张裕、王朝、长城等为龙头的一线葡萄酒品牌。几大品牌占据了国内葡萄酒市场的大部分份额，集中度进一步增大，近期内这种态势仍将保持。目前，国内 葡萄酒品牌张裕、长城、王朝的葡萄酒产量，占全国葡萄酒总产量的50%左右。同时张裕、长城和王朝的销量占50%的市场份额。利润总额更是占到行业的67%。王朝、张裕、长城三家国产品牌通过超市等多渠道的扩张，已在国内消费者心目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但是，中国葡萄酒发展的问题还是显而易见的，且不谈酿造葡萄品种单一的问题，这与我国的地理环境有关，现在中国葡萄酒的品质问题尤其需要得到重视。

国内葡萄酒市场存在竞争环境不规范的现状。为争夺中低端市场份额，国内酒商营销手法滥用，导致国内葡萄酒市场鱼龙混杂，不利于国内葡萄酒品牌的长期健康发展。

1.傍“名牌产区”

中国属于葡萄酒新世界，由于中国市场的逐步开放，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日益紧密，目前中国市场的瓶装酒几乎囊括了来自世界各个主要葡萄酒生产国的产品。但是由于国家标准、市场监管以及消费环境的不成熟，也为不少企业“浑水摸鱼”创造了条件。为数不少缺乏必要生产条件的企业从国外进口散酒，国内贴牌灌装。然后打着进口酒的旗号来销售。“傍上”了国际著名产区。美其名曰“法国酒”、“美国酒”、“意大利酒”等。另外一些企业利用自己身处国内知名产区(如烟台产区、昌黎产区、天津产区等)的身份。生产出所谓的“优良产区酒“来刺激消费。

2.傍“名牌商标”

中国葡萄酒市场目前已经拥有了五枚“中国驰名商标”，他们分别是张裕、王朝、通化、长城和威龙。再加上其它国家各级授予企业的名牌称号，为数众多。

在所有的名牌“被傍”案件中。以中国葡萄酒市场上第一集团的三大品牌张裕、长城和王朝最为普遍。长城葡萄酒品牌被仿制得淋漓尽致。长城葡萄酒品牌持有者为世界500强之一的中粮集团。真正的长城葡萄酒均来自沙城、华夏和烟台三个产区。但是，市场却存在着各种“长城”，“金色长城”、“绿色长城”、“长城家园”、“新长城”等等。对于商标持有人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

更有甚者一家企业会同时“傍上”所有的名牌商标。南京一家名字叫做华夏葡萄酒有限公司的企业生产了类似我国三大红酒品牌的红酒，称为“香港张裕”、“香港长城”和“香港王朝”。这些企业通过傍“名牌商标”。利用有些消费者对于名牌商标在识别或者认知上的“空隙”。自己获得不当利润的同时，却侵犯了名牌商标持有人和消费者的权益。

3.傍“名牌概念”

鉴于消费环境的不成熟，葡萄酒企业经常用“概念营销”的手法来培育和引导市场，从概念演变来看就分别有年份酒、庄园酒、酒庄酒、老树葡萄、树龄、橡木桶干红、陈酿、窖藏、窖酿、单品种酒、产区酒和小产区酒等等。“概念营销”在成功启动市场的同时，也为其他企业傍“名牌概念”提供了土壤，市场上“假年份”、“假产区”、“假陈酿”和“假酒庄”等“假概念”的盛行。更为“名牌概念”的消费信任埋下了更大的隐患。与傍“名牌”风气一起盛行的还有酒庄的浮夸风。从张裕卡斯特、北京爱斐堡、中粮君顶、桑干等酒庄的拔地而起，我们真实地感受到了中国葡萄酒产业饥渴的现状。渴望高端，渴望升级，渴望与世界接轨，渴望更高层次的竞争。在大佬们的带领下，全国各地酒庄如春草般兴建起来。这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要拿出来批判呢？

一批无中生有。本来什么都没有，葡萄园是别人的，酒是收来的或者贴牌的，竟凭空冒出个酒庄；本来只有几亩地，凭空设计出个效果图就当真的宣传；本来只是一个品牌名称，背后却凭空竖起一个酒堡„„消费者不知道，当事者能凭空画出一个酒庄，纵使有千万条理由，亦难服众；

二批生拉硬扯。编造历史，嫁接文化，有渊源尚可，关键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硬是往自己头上安。大家很熟悉的“很久很久以前，一个法国传教士„„”，现在很熟悉的某某年代，某某第一，某某人物，一个刚刚建好的房子竟然承载了千年历史，悠久的传说。堂而皇之的笑谈，以假乱真的虚构，以为这样可以紧跟法国，走向国际。殊不知，历史是创造的，不是编造的，酒庄文化是需要时间积累和世代相传的文明，与其不断的编故事，不如从现在开始踏踏实实做事，时间长了自然就成了故事。

三批挂羊头卖狗肉。自己的葡萄园、自己的葡萄，酒庄里酿造、储藏、灌装，一瓶名副其实的酒庄酒是这样诞生的。但是现下很多酒庄除了有自己的建筑物外，其他一无所有。葡萄园是别人的，葡萄是收购的，酿造是代加工的，更别说储藏灌装了。还有的买来国外的原酒充当酒庄酒，还信誓旦旦说是自己的，态度之坚决，之肯定，有时候连他自己都信以为真。这样的酒庄不仅仅是小企业，还有一些名企业，大品牌。

四批暴利欺诈。中国人常说物以稀为贵，所以我们会把拉菲炒得很高，令欧洲人咋舌。那是因为人家有几百年文化和长期的品牌积淀，并且真的稀有。而我们勉强算得上的酒庄，充其量最长不过20年，品牌积淀更是稀薄，如此就敢与拉菲媲美，不是质量，不是稀有，而是价格。40欧元，已经是法国列级酒庄相当高贵的价格了，而在中国随便一款伪酒庄都比它高，如果是勉强符合酒庄标准的企业，价格更是一飞冲天。动辄几大百，上千元上万元，凭什么？中国富人的钱来的容易，花的也放心，不求最好的，只买最贵的。

历史是品牌的骨架，态度是品牌的灵魂。与世界葡萄酒强国相比，我们恰恰缺这两点。

中国葡萄酒首席权威李华即将出版的专著《中国葡萄酒》，也试图通过对产区的科学梳理科学分析和科学评定，找到中国葡萄酒的风格。他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河南庐阳出土的陶罐里面装的是葡萄酒，把人类主动酿造葡萄酒的历史提到了九千年前，远早于西方国家人类主动酿造葡萄酒的六千年历史，证明中国人是最早主动酿造葡萄酒。中国葡萄酒本身就具备着“中国属性”。

摆在国产酒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成为法国标准体系下充其量是最好的赝品，二是找到中国风格，以中国属性征服世界。作为当前葡萄酒消费量增长最强劲的市场之一和亚洲葡萄酒市场最主要的消费国，中国有着极具光明的未来。置身于国际化的竞争环境中，中国酒业市场已真正成为全球化竞争的市场。但是，葡萄酒行业未来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将是经济持续增长下消费人群的增加和人均消费量的增长。众多业内人士看好国内葡萄酒市场，也是基于国内一直增长的经济速度和消费升级态势。但仍要注意的是，中国市场依然是一个潜在性市场，而不是一个现实的市场。未来的中国葡萄酒行业在经过一段经济繁荣和过度扩张之后，将在环球经济情况和国内消费理性回归的前提下，平稳地回落到适度的增长区间。

参考文献：

[1] 作者：李华

书名：《中国葡萄酒》 出版地：陕西咸阳

出版社：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8月1日

第三篇：2014年中国葡萄酒市场发展问题

2014年中国葡萄酒市场发展问题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网讯：

内容提要：国产葡萄酒的困局表面看是限制“三公消费”导致的高端产品滞销问题或产品性价比无法和国际接轨的问题，深层次原因在于体制问题和产业政策问题。

国产葡萄酒行业受进口葡萄酒以及限制“三公消费”等影响，进入了寒冬，自2013年以来国产葡萄酒的产量以及销量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导致国产葡萄酒下滑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怎样从根本上改变国产葡萄酒的现状引人深思。

2013年，国产葡萄酒行业的产量和销售额均出现了整体负增长，一些国内的葡萄酒上市企业要么业绩下滑，要么利润缩水，要么领导层人事更替，困境前所未有。业内预计，2014年这一局面难以有根本性改变。

国产葡萄酒的困局表面看是限制“三公消费”导致的高端产品滞销问题或产品性价比无法和国际接轨的问题，深层次原因在于体制问题和产业政策问题。

地权是最大瓶颈

中国土地制度制约了酒庄酒的发展。因为农民只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无所有权，同时投资酒庄的企业缺乏长期经营的意愿。而葡萄酒的生产，特别是酒庄酒的生产需要时间积累，进行长期投资。国外一些成功的酒庄，有的已经经营近百年甚至几百年，有恒产则有恒志。中国农民虽然拥有土地经营权，但是还不能作为股权投资到酒庄里，只有政府有这个权力。因此，地权问题是制约中国葡萄酒发展的最大瓶颈。

税收导致成本高企

在欧盟等葡萄酒发达国家，葡萄酒被视为农副产品，虽然酒庄集农业（种植）、工业（酿造、灌装）、商业（销售）功能于一身，却能够享受政府给予的农业税收的优惠政策。但是在中国，酒庄被认为是轻工业，其工业环节和商业环节的税收较高，农业的优惠税收政策不能覆盖葡萄酒生产的全过程，因此造成了成本过高，不能与进口酒相抗衡的结果。想想那些漂洋过海进口到中国的低于1欧元的西班牙酒、意大利酒吧，中国低端酒在现有税收政策下根本不具有成本优势。

逐利资本求短期回报

有的人投资葡萄酒行业的动机不纯，很多抱着短期回本甚至盈利的心态。而在中国葡萄酒酿造行业，老老实实做酒短期根本无法盈利。因此，更多的资本进入了葡萄酒国际贸易领域，这个领域投资回报率要高于在国内自建酒庄，回报

周期也短。有的资本进入葡萄酒酿造行业，=根本不是为酒而来，目的在地产。打个比方，要在北京郊区花几千万造一个庄园大宅，政府无法批准。但是，如果以建酒庄生产葡萄酒兼带开展酒庄游名义申请，客观上能造福一方农民，带动一方经济，政府则有可能批准。建酒庄附带有城堡甚至酒店，不就达成了建庄园大宅的目的吗？

葡萄酒是富裕经济条件下的产物，欧洲历史上建立酒庄的人往往都是贵族，在自己的领地上建一个酒庄，生产的葡萄酒主要是自己家族消费。在中国当下，建立酒庄也应该抱此心态，应该不求短期回报，建立酒庄酿造的酒自己的朋友圈子就可以消化，对品质有坚持。在这样的动机下，经过长期积累，或许能产出好酒。

第四篇：中国葡萄酒品牌生存发展情况分析.

一、品牌格局 中国的葡萄种植面积世界第一，酿酒葡萄面积也居前列。2005年，酿酒葡萄栽培总面积约46.6千公顷，结果园面积约34.3千公顷，总产量约48万吨左右。根据国家葡萄、葡萄酒发展规划，到2010年全国酿酒葡萄种植面积将达66.67千公顷，2015年将达100千公顷。2005年我国葡萄酒产量43.4万千升，销售收入首次突破100亿元大关，达到102.3亿元；2006年葡萄酒总产量达49.51万千升，销售收入129.5亿；2007年产量为66.51万千升，销售收入达到146.8亿元。年增长率均处于世界最高水平。2007年，在世界葡萄酒行业1000亿美元的销售总额中，中国的消费总量首次占到了较大比重，目前，法国和意大利是世界上最大的葡萄酒消费国，分别占有世界葡萄酒市场12.7% 和12.6%的份额。其后是美国(11.1%、德国(10.3%、英国(5.4%、阿根廷、西班牙、俄罗斯、罗马尼亚和中国（2.2%）。此外，企业规模和数量不断扩大，品牌数量逐年增加。中国葡萄酒从第一个工业化酒厂开始到现在已有100多年历史，近20年发展最为迅猛。据统计，我国现已有葡萄酒生产企业500多家，形成了以张裕、长城、王朝、威龙为龙头的一线品牌企业；以云南红、华东、龙徽、北京丰收、甘肃莫高、宁夏贺兰山、东北通化股份、长白山、新疆新天等为主的二线品牌企业，他们在产能、技术、设备等方面都已趋于成熟；另有众多的葡萄酒企业也基本上具备了国际质量标准，并通过了认证，构成了山东的烟台、蓬莱、河北的昌黎、怀来、东北的通化、西北的甘肃、宁夏、新疆、黄河古道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的品牌集群。而从事葡萄酒销售的企业更多，其中包括进口葡萄酒代理经销企业，产销双方共同培育市场。从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型企业到小规模精细化生产企业，从全国代理到区域经销到终端销售，已形成了完整而庞大的产业体系。

二、品牌发展战略

1、概念营销的理性回归

纵观中国葡萄酒行业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营销诉求历程，概念营销可以说是贯穿其中的主线之一，如果按照时间顺序来划分，我们大体可以将葡萄酒的营销概念诉求分为10个大类，它们分别是健康时尚概念、年份概念、品种概念、产区概念、陈酿概念、酒庄概念、树龄概念、分级概念、冰酒概念和期酒概念等。伴随着一轮又一轮的概念营销，带来了两方面的结果，第一，消费市场在葡萄酒各种概念的宣讲过程中也逐渐对于葡萄酒消费文化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知识框架；第二，不

规范的生产工艺和营销操作手法，也带来了媒体对于真假概念的轰炸和消费市场对于一些葡萄酒品牌的质疑。

2008 ，对于整个葡萄酒行业健康发展来说的一个利好消息就是葡萄酒新国标（GB15037-2006）（2006年12月11日，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发布）已经于200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与原先的标准（GB/T15037-1994）相比，新国标最大的不同就是由推荐性标准改为强制性标准，并且还给先前市场上出现的种种经过概念营销葡萄酒做出了一次更为清晰和严格的界定和规范。

如果说从目前的技术手段还难以使市场上的葡萄酒“假”概念产品在短时间之内彻底消失，那么新国标对于各种葡萄酒概念产品在质量方面的限制和界定至少可以被看作是国家主管部门对于中国葡萄酒行业的一次善意引导，并且我们相信这也必然带来人们从技术层面对于概念产品进行“打假”做出更深层次的探索和尝试。因此，概念营销作为一种有效的营销手段，并不会在葡萄酒领域消失，只是会敦促葡萄酒企业在进行概念营销的过程中，遵循更为规范的操作策略，而最终将促使中国葡萄酒行业此起彼伏的概念营销回到它的原点，实现理性回归。

2、“单品牌＋多产区”新模式

在中国10大酿酒葡萄产区中，究竟谁优谁劣的争论虽然在前期也出现过，但是随着东部的葡萄酒大品牌张裕、长城和王朝等近年来在西部产区的“跑马圈地”，说明一方面葡萄酒企业在追求更好质量的酿酒葡萄，另一方面，也在寻求自身产品结构的多样化。另外，中国市场从国外进口葡萄散酒，然后以国内自有品牌进行灌装再推介入市的事实也由来已久，不过在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那就是虽然还是以国内自有品牌的产品形式出现在市场上，但是有的品牌开始标注为国外产区酒，例如张裕牌的澳大利亚希拉干红，长城牌的澳大利亚低醇干红和五粮液旗下来自世界各地产区的“国邑”品牌葡萄酒等等。

从中国葡萄酒市场的行业规模和竞争层次来看，像啤酒行业那样，出现一个集团品牌在全国范围之内并购地方性啤酒品牌或者一些规模较大二线品牌的现象在短时间之内并不会出现。但是，就单一葡萄酒品牌来讲，在各个酿酒葡萄产区，进行原料收购并就地加工为成品酒灌装出厂的事例应该会越来越多。张裕的“4 1”战略架构就是其中比较明确的证明，我们在此所讨论的“单品牌 多产区”还要远远超出这个范畴，那就是要求国内葡萄酒在收购国外原酒或者在国内进行跨区域原酒采购的过程中，要突出原酒的原产地域，然后

以多样化的产品形式出现在市场上来。例如在葡萄酒新国标（GB15037-2006）中，对于产地酒就有如下的规定：产地葡萄酒是指用所标注的产地葡萄酿制的酒所占比例

不低于酒含量的80%（体积分数）。另外，消费市场的成熟将会是促使葡萄酒品牌正确对待国外或者国内酿酒葡萄原料产区的最直接动力。因此，“单品牌 多产区”的品牌营销新模式会顺理成章出现在市场上。

3、葡酒体验营销的兴起

在面对市场上的消费者时，采取从上而下的“强势”营销沟通手法一直是中国国内葡萄酒品牌的惯用策略。如果说在一个不成熟的市场上这类营销策略能够立竿见影的话，那么在一个成长中逐渐成熟的消费环境里它可能会大打折扣。幸好，市场的进化迫使国内葡萄酒企业在对待消费者方面，营销态度逐渐由“冷眼看待”转变为“悉心呵护”。当然，这些营销活动也是率先由诸如张裕和长城等大品牌发起。近年来，葡萄酒采用小众营销策略对于重度消费群体的特别关注，葡萄酒工业旅游在各个产区获得主管部门的重视和该产区内大型葡萄酒企业的大力度投入，产区行业主管机构对于葡萄酒旅游带的切入和规划等等现象表明，行业和企业都更加关注消费者对于葡萄酒品牌文化和葡萄酒消费文化的体验。

被誉为市场营销之父的菲利普?科特勒认为：“体验营销正是通过让顾客体验产品、确认价值、促成信赖后自动贴近该产品，成为忠诚的客户”。先前主要由国外葡萄酒行业机构或者单个品牌企业在中国市场开展的类似于“品酒推介会”等之类的体验消费活动也逐渐被国内品牌所采用，但是从目前来看，深度和广度还是不能够达到在更为广泛的范围之内去培养品牌意见领袖和扩大葡萄酒消费文化传播的营销目标，我们只能够交给市场竞争本身来完成这一任务，但相信消费者不会等得太久。除此之外，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近几年来，以多品牌模式运营的国外葡萄酒专卖店和以单品牌模式运营的国内葡萄酒专卖店在市场上纷纷涌现，并且从投资者身份和市场布局两方面来看，已经形成了较大的规模，并且在未来的几年之内将会有更大规模的增长。葡萄酒体验营销的目的在于加强葡萄酒企业的品牌识别和引导和扩大消费者对于葡萄酒文化的理解和鉴赏。在国外葡萄酒企业的竞争压力之下，相信会有更多的国内葡萄酒品牌进入到体验营销的行列。

葡萄酒企业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营销策略，其实其本质都是相同的，那就是用最小的成本去俘获更多的销售收入和商业利润，只

不过在营销策略的操作过程中，究竟与消费者进行怎样的营销信息沟通，往往取决于市场的竞争程度和消费者的成熟程度。

三、品牌发展趋势 趋势一：中国葡萄酒产业的国际化视角更加明显。

中国的葡

萄酒骨干企业在本土征战的同时，已经展开了伸向国际的触角。通过与外资联合或并购等方式，在拓展国内市场的同时为进军国际市场埋下伏笔。而面向世界的不仅是中国的葡萄酒，还有设备、包装等配套行业也已经成长起来，并开始向世界输出产品与技术。中国的葡萄酒产业必将在国际化的路上走得更远。

趋势二：中国葡萄酒文化推广进入快车道。

葡萄酒文化推广活动必将更加如火如荼，各类葡萄酒品鉴会、葡萄酒品评培训、葡萄酒主题旅游等，让中国消费者更多地认识、了解、热爱葡萄酒。更多的国外葡萄酒进入中国市场，必将给市场注入更多新的元素。而将纷繁复杂的中国菜式与品类繁多的葡萄酒做出完美的搭配，使美酒与美食相得益彰，将会是中国葡萄酒文化推广的重要任务。

趋势三：葡萄酒品种差异化发展更加明显。

随着消费者对葡萄酒认识的加深，企业对于发展的不断思考与实践，“差异化”主题的不断强化，日趋成熟的中国葡萄酒行业在葡萄品种栽培与葡萄酒酒种类的差异化发展上步伐加快，骨干企业的特色品种不断呈现。

趋势四：葡萄酒产区产业集群发展初具规模。

通过政府机构和民间联合组织，组织产区内的葡萄酒企业互通有无、协助工作、组团宣传的集群发展模式，多个产区已经初具规模，形成产区优势，而这一发展模式今后还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和更深入的发展。

趋势五：高档葡萄酒由高价回归高端。

高端市场已经成为本土葡萄酒品牌的必争之地。而随着经营与消费的理性，众多的中国葡萄酒企业在做实质量基础上，对其产品进行更深层价值的挖掘，从精神层面打动消费者，让高档酒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端。而只停留在概念阶段的产品，注定是要被市场淘汰。

趋势六：东部经营优势与西部原料优势不断融合。

西部地区高品质的葡萄原料得到重视，但是多数葡萄酒骨干企业集中在东部地区，葡萄酒消费也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和一线城市。随着中国葡萄酒市场的成熟，这种优势的融合成为必然。

趋势七：葡萄酒运营商更加专业化。

随着中国葡萄酒市场的发展，对葡萄酒经销商的需求量增大，准入门槛也会提高。我们将会看到专业化的葡萄酒运营商会越来越多，葡萄酒品牌店、形象店由东南向西部逐渐铺展。

趋势

八：中国葡萄酒品牌依旧是中国市场的主流品牌。国产葡萄酒与进口葡萄酒的竞争将更加激烈，进口葡萄酒的增长促进了中国葡萄酒业的发展，但中国葡萄酒企业的不断成熟与发展，以及对地域文

化的熟悉与影响，始终是国内葡萄酒市场的主流品牌

第五篇：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

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

(2014-05-07 15:22:36)转载转载 ▼

标签： 分类： 历史与地理

原文地址：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作者： 1，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

中国此前也许有太医院之类的东西，但那与现代的医院概念相差甚远。外国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医药活动。利马窦开创了传教与医疗并重的传教路线，法国传教士张诚曾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马礼逊也曾澳门开办西医诊所。但最早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医院，对中国的近代医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

伯驾（Peter Parker）1804年生于马萨诸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34年被美部会派遣来华，成为基督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医生。1835年11月4日，他在广州新豆栏街7号的丰泰洋行内租屋开设“广州眼科医局”（Canton Ophthalimic Hospital），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教会医院，西医自此正式传入中国。

1837年，伯驾在医局内向关韬等3名中国人传授西医知识，使关韬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医学医”。从这个意义上讲，伯驾又是第一个向中国人传授现代医学的外国医生。

后来的一些教会医院在中国非常有名气，协和医院，湘雅医院，齐鲁医院等至今仍然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虽然它们的名称可能已经改了。

据说：西安市以眼科、妇科而闻名的第四人民医院（四院）就是传道士所办。

2，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

中国古代也有藏书楼，但是其功用是储藏，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大相径庭。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早最著名的是西什库教堂北堂图书馆。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机构和教会大学中创建了一座座令中国的藏书家瞠目结舌的明显居于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其阅览规则，图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图书在民众中的流通状况和藏书利用程度与当时大清帝国的古代藏书楼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对于开启民智起了巨大的作用。

3，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

中国以前不是完全没有女子教育，但限于富裕人家的家庭内部，且内容狭隘。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

4，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中国的所谓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学、国子监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现了。然而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十九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传教士开办的。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

和医院一样,中国的基督教大学保留到今天的,仍然是当今中国最好的大学。

5，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东学西渐

大部分人知道传教士对于西学东渐的贡献，但是未必知道中国的论语，四书五经等翻译成外语，介绍给全世界的也是传教士。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中学西传的主要方式主要是：直接携带中国文献回欧洲；选择翻译汉语典籍；著述评介中国文化学人的思想；以报告、书信、日记方式记述日常见闻；编着中英对照字典；编辑出版西方报刊等。1682年，柏应理带走中国书籍400余册。1694年，白晋代走300多卷中国典籍赠送给路易十四。其中有影响的典籍包括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还包括明《永乐大典》和清《古今图书集成》。汉语典籍最早的西译是《明心宝鉴》于1590年在菲律宾译成西班牙文，译者就是多明我会会士高毋羡（Juan Cobo,?–1529）。“明心宝鉴”是童蒙读物，内容主要是训诲幼童的格言。文献不具有经典性，具有随意性，没有目的性，但确是开先河的。但到了耶稣会士时期，就具有了目的性选择性。翻译中国学术经典，是耶稣会传教士入华传教“适应性”策略之一。早在利玛窦之前，罗明坚就进行了西译汉语经典的尝试。1578年，他辗转来到广东肇庆，用拉丁语试译了《大学》的部分章节和《孟子》。译着虽然影响不大，但有开创之功，成为利氏等人的先行者。1661— 1662年间，郭纳爵、殷铎泽、柏应理等人，陆续将《大学》、《中庸》、《论语》译成拉丁文，在法国出版。正是由于传教士们的努力,中国的文化才被全世界所了解。

6，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盲校和盲文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传教士穆威廉（Hill Murray）在北京成立启明瞽目院（Hill 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解放后改名为北京盲校），这是我国第一所盲校。有位中国盲教员（据说是山东人，叫朱德光；另一种说法是一们姓沈的盲教员和外国传教士合作），将盲字排出北京话的全部音节四百一十多个，人们称它为“康熙盲字”（也称北京盲字“或协和盲字”）。这是最早的汉语盲文的开端.一八九八年，女传教士岳艾美（国藉不详）在福州成立盲校。她以拼音方法制字过一套拼写闽南话的“福州盲字”。这种方言盲文有字母三十多个，每个音节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点符。一九一一年前后，她又加以改进，字母增加到五十三个，声调符号七个，每个音节由声、韵、调三个点符级成。一九二０年前后，她还提出过一些简写的方法，简写词的前后都有空格，可以说是我国盲文有分词形式的先声。

7，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

最早国外留学的女子有四位，分别是金雅妹、何金英、康爱德、石美玉。

这四位近代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从小接受教会启蒙教育，受传教士的培养、训练；她们出国留学的方式同出一辙：都是由传教士带出国门，并且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女学成为她们出国留学的中转站；四位女留学生前往留学的国家都是美国，在美国她们均学习医学；留学期间，她们刻苦学习，孜孜不倦，成绩优秀，享有赞誉；归国后，她们成为职业妇女，将自己的毕生奉献给医学事业。这四位女留学生兢兢业业，成就卓著，既治病救人，又传播医学，并且培养了中国早期的医学工作者。梁启超说：“吾虽未识康女士，度其才力智慧，必吾以悬绝于常人，使其不丧父母，不伶仃无以自养，不遇吴格矩，不适美国，不入墨尔斯根大学，则至今必蚩蚩然愦愦然戢戢然与常女无异，乌知有学，乌知有天下，呜呼，海内二万万之女子，皆此类矣。”梁启超通过赞扬康爱德才智超人，从而肯定了女子上学读书的必要性，同时也为中国众多的女子得不到良好的教育而感到痛惜。

当然，最早的男留学生也是传教士带出去的，但是考虑到中国的文化背景，女留学生的出现，对于中国文化的冲击力更大，影响更深，因此单列。

8，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汉英、英汉字典

1815 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为了翻译工作，编写了中国第一部英语学习字典《华英字典》。《华英字典》是世界上第一本英汉－汉英对照的字典，篇幅大内容丰，有丰富的例句及解释，并收录大量成语、俗语。1844年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英华韵府历阶》及1847年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英汉字典》都把它当作参照基础。

9，传教士和中国最早的聋哑学校和手语

中国的聋哑人用手语进行表达一直是随意的，不规范，不统一。我国最早创建规范的手语并建立最早的聋哑学校的是西方传教士。

1887年(清光绪13年)，美国传教士梅里士在山东登州(今蓬莱)创办聋哑学校，并搜集中国聋人手势，同时将手指字母传入中国。这是我国手语应用和聋人教育的开端。

10，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

麻风病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以前的中国许多地方发现了麻风病人就要被烧死，圣经中基督曾经多次治愈了麻风病人，成为传教士们的榜样。1921年，美国传教士爱伯特和意大利传教士法德路等在昆明市创建云南省麻风病院，以后伯格理在云南，在以后其他传教士在中国其他地方向及建立了麻风病院，给他些被家人，邻居抛弃的可怜人带来希望。

11，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现代天文学和历法

传教士中很多人精通天文历算，其中最杰出者为汤若望和南怀仁。汤若望在明末参与修订历法，编纂成《崇祯历书》，并制作天文仪器。清初汤若望、南怀仁相继主持钦天监，汤若望增订《崇祯历书》，康熙赐名《西洋历法新书》，后收入四库全书改名《新法算书》。他还著有《新法表异》、《历法西传》和《新法历引》等，制作了浑天仪、日晷、星球仪、地平仪、望远镜和地屏。南怀仁于1669年改造观象台，制成新仪6种：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纪限仪、象限仪、天体仪和地平仪，并将各仪器的制法及用法绘制成图，予以解释，名为《灵台仪象志》。他又把汤若望所遗《百年恒表》相继推至数千年，名为《康熙永年历》。

12，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几何原本

在数学方面，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为欧洲数学传入中国之始。他们还编译有《测量法义》、《对数表》、《测量异同》和《勾股义》等。利玛窦与李之藻合编《圜容较义》等。汤若望撰《割圆八线表》，介绍平面三角，邓玉函撰《大测》，介绍弧三角学。穆尼阁以对数表授薛凤祚，薛氏译有《天步真原》。

13，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世界地图和现代地理学

在地理学方面，传教士介绍西方地圆学说和世界舆图的测绘，矫正了中国人天圆地方的观念，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利玛窦曾绘成名为《山海舆地图》的世界地图，向士大夫们展示，并把所携《万国图志》作为贡品献给朝廷。他在《天主实义》和《乾坤体义》等书中介绍了地圆说，并把西方经纬度线测绘技术介绍到中国，开中国以科学方法测绘地图的先河。艾儒略著有《职方外纪》，记述海外风土，利类思等著有《西方要纪》，介绍西方国土、风俗人物，物产及海程远近。1708年康熙令白晋主持对全国实地勘测，中西学者合作，历时11年，测绘完成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此图至今仍为全国各种地图的重要根据。

14，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汉语拼音

古代没有拼音,就使用反切,就是用两个认识会念的字,取第一个的声母,取第二个的韵母,拼合起来就行了。另外就是直音法。《说文解字》中对汉字的读音常常说“读若某”或者“某声”，就是这种情况。例如《说文》中的“材，才声”，意思是说“材”这个字的读音应该读成“才”。

利玛窦根据拉丁文发明的二十六个声母和四十四个韵母的拼音方案，然后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由于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成的，所以人称“利、金方案”。“利、金方案”的出现对当时中国的音韵学者有很大的启发。

明末学者方以智开始思考中国的拼音文字问题：“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字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前清学者杨选杞看了《西儒耳目资》大受启发：“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利、金方案”促进了中国传统的音韵学研究方法的革新，为反切法开辟了一条“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简易途径。这两个方案是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写的，适合于拼写北京音。它“引起了汉字可以用字母注音或拼音的感想，逐渐演进，形成二百年后制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的潮流”。

15，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反鸦片运动

大家也许都知道林则徐的戒烟运动,但是他那一把火并没有把吸烟的危害阐述明白.鸦片开始时并部像今天这样臭名昭著，当年它是作为镇痛剂被发明出来的。中国人甚至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福寿膏”。许多人包括传教士在内对它的危害并没有明确的认识。

然而，面对烟毒在中国流布越来越严重，“煎膏日夜烟熏天”，“杀人不下亿万干”的情势，传教士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作调查、统计，发表论述鸦片危害、敦劝戒烟的文章，出版专门性宣传书籍。在华新教传教士的全国大会，也把禁烟作为主要议题之一。教中人士还组织起戒烟团体，如北京的“戒烟大会”、广州的“劝戒鸦片公会”等，都有些影响力。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新教全国大会，通过的关于戒烟的议案中，有一条即建议在全国设立禁烟总会，各地设分会，对禁烟组织的发展颇有促进作用。他们还利用教会医疗机构对烟毒患者施行戒治，不少教会医院、诊所特设此一门诊业务，甚至有专设医院。像英国新教人士德贞（J?Dudgeon）在北京从事这项医务，成效就颇突出。有些传教士还努力促使本国禁运鸦片，以断绝祸源。19世纪70年代，英国国内人士组织“反鸦片贸易协会”，德贞、李提摩太等人积极声援支持、此时已回到英国的理雅各，更直接作为发起人之一。在一次大会上，他慷慨陈词，反对鸦片贸易，认为这是一项罪恶的交易，它使成千上万中国人受害，也不利于英、中之间正常贸易的发展，呼吁鸦片贸易者“停止作恶，学习行善”。传教士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最终促使英国政府通过决议使鸦片贸易非法化。

16，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现代农业

人们都知道基督教在中国建立的著名的医学院，但是是很少有人知道曾经还有两所当时很著名的农学院，金陵和岭南农学院.这两所基督教农学院把美国农学院的教学科研推广体制引入中国，为中国农业高等教育的发展,人才培养，作物改良及科技推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梅里士和倪唯斯是两位美国传教士，曾经将美国大花生引入山东，成为20世纪山东重要的经济出口作物。倪唯斯还把美国欧洲日本等地的苹果梨香蕉等与中国的本地产品进行嫁接，创造出新的品种。著名的烟台苹果就是这位传教士的杰作，可惜，我们很少知道著名的烟台苹果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