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贫富差距拉大的思考与浅析[五篇范例]

第一篇：对贫富差距拉大的思考与浅析

对贫富差距拉大的思考与浅析

班别：物本103姓名：麦北梅学号：1001402316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一个贫富差距明显偏大的国家。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主要有政策性、体制、法制、市场、社会保障等因素的缺陷或不健全，解决的对策应着重在加大扶贫力度、加强法制建设、提高农民收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入手。

关键词：贫富差距拉大出现的原因解决对策

引言：当前，我国贫富差距拉大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并已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针对这一问题的特点、产生的原因及其带来的主要危害，本文从国家政策、体制和制度、以及法制不健全等七个方面，阐述了通过缩小我国贫富差距，以便更好地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防止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的几点对策。

一、贫富差距拉大的特点：

我国贫富差距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1985年的模式确立以后，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当前我国贫富差距拉大表现出如下特点。

（一）贫困人口呈相对上升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农村贫困人口比重下降；但同时城镇贫困人口却相对增加。城镇居民贫富相对较高，农村贫富相对较低，城镇在职人员收入相对较高，也较稳定，失业、下岗人员难以及时获得足够的社会保障金。流动人口将加剧城市贫困现象发生，促使城市贫富差距的拉大。基于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统计数据测算，中国目前城市合理贫困人口数大约为5000万人，是目前低保标准和受保人数的2倍左右，甚至还有上升的趋势。

（二）财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

金融资产收入差距悬殊，富裕阶层占剧绝大多数的金融资产收入，而贫困、温饱阶层仅占极小部分，并且差距还在拉大。工资和薪水收入差距拉大，不同行业和不同职业间的收入差距巨大，具有垄断地位的行业，如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等部门，贫富偏高，而非垄断性行业贫富相对较低。演艺界贫富偏高，科教文化界贫富仍偏低。经营性收入与一般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非法收入仍然存在，许多人靠非法收人在短时间内致富，使得收人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福利与公共产品的分配也存在明显的不公平，税收特别是个人收入所得税调节不合理，分配格局不合理。

（三）东西部差距明显

国家支持、自身努力和开展对外合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步伐明显加快，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明显增强，正进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整个地区经济和社会呈现增长较快、效益较好、价格平稳、活力增强的良好发展态势。尽管西部经济

发展取得了初步成绩，但是西部地区和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还是很大的，许多问题和矛盾依然存在的，如基础设施落后；生态环境建设任务十分繁重；产业结构不合理及三农问题等。

（四）城乡贫富差距拉大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收入相对差正在扩大。除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外，农村还存在着其他另人费神的问题，如农民土地资源不能自由流转；农民素质不高；农村资本投入不足；农村市场发育程度不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落后，这些因素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的脱贫，加剧了城乡差距的拉大。

（五）沿海城市与内地城市的贫富差距拉大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欣院长在“公共财政改革与中国和谐发展国际研讨会上说： “以前我们认为收入分配不均是由城乡贫富差距造成的，但在2002之后，我们发现，由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以及农村中的富人和穷人涌进城市，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成为整体贫富差距的主要源泉，尤其是沿海城市与内地城市的差距。当沿海城市飞奔在经济发展的潮流中时，内地城市却象得了病的老人缓慢的行走着。

二、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

（一）必然性分析

1、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是形成贫富差距的基本原因，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过程，也是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不同的劳动者，不同的地域，由于自己条件和能力的不一样，决定了他们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不同，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贫富差距。

2、经济体制改革是产生贫富差距的另一必然因素，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得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从而进一步导致拥有经济资源主体的多样化，社会财富占有结果的差异化，分配制度的改革同样使得人们的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和收入水平的差异化。

3、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指导的改革是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这是中国长期以来反对平均主义的总结，这一改革背景，注定了中国贫富差距的拉大。

4、经济全球化正在加剧中国的贫富差距，这是不可避免的。跨国公司付给其中国分支的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很高的工资，据相关统计，这相对于本国普通工人收入的50倍。

（二）政策性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使部分地区、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政策上实施倾斜，这是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开始，我国实行由东向西的发展战略，投资的重点首先转向经济效益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同时在财政、税收、引进外资、外贸、金融等方面对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经济特区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造成东、中、西部地区贫富差距拉大的事实。

（三）体制和制度的原因

目前我国贫富还不能实施有效监控，对高收人调节不足。改革和管理措施不配套，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企业严重亏损，职工收入下降，某些人利用职权中饱私囊，加剧了贫富差距。

（四）法制不健全造成分配失调

在当前法制不很健全的情况下，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完善，与分配相关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一些人在此问题上钻法律空子。许多经济活动没有建立在完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这就使得“钱权交易”等现象严重存在，特别是某些掌握特权的人，通过钱权交易、非法经营、偷税骗税、走私贩毒以及“炒批文”、“炒贷款”、“炒产权”等途径，在短期间内就聚敛了巨额财富。

（五）企业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不平等

垄断性行业收入过高，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伴随着体制改革和价格放开而产生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绝大多数企业被推向市场，但仍有些行业享受着垄断特权。行政大包干、财政分灶吃饭等改革措施的实行，使本来属于国有的财产变成企业和个人获得高额收入的源泉。市场缺乏规范，造成竞争失衡。目前市场严重不规范，竞争不是靠实力、技术、质量、信誉，而是靠权力、金钱、人情，在这种情况下，这就造成这类企业不公平竞争，势必影响这类企业职工的收入水平，从而拉大收入的差距。

（六）失业人数的增加和杯水车薪的社会救济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失业人口迅速增加。一方面是失业人数迅速增加，另一方面，我国原来的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从2010年的数据来说，庞大的失业人口与保险基金的积累的数额来看，就知道即使是为这5000多万人提供最起码的生活保障，也是社会保险目前所无法承受的，这势必加剧贫富差距。

（七）近年来出现的新因素

1、明显因素

进入21世纪之后，除了非法的“黑色的收入”和介于合法与违法之间的“灰色收入”，如稿酬、兼职收入、专利转让费等外，一种新的财富分配机制开始出现，这就是群体间的财富掠夺。用工企业每年通过压低工资和社会保障，在资本市场上，前几年股市低迷时期，中小股民的损失。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在城市拆迁中实现的财富掠夺更是无法计算。这些现象都有趣的说明了一条定理，那就是“马太效应”，势必造成富的更富，穷的更穷。

2、隐性因素

医疗、教育、住房的费用大幅度提高。近几年中，中国每年医疗费用的上涨幅度达14%，医疗费用的大幅度上涨，大大加重了贫困群体的经济负担。在过去十几年时间里，我国大学收取的费用几乎上涨了100倍。加上房价的飞涨，人们将医疗、教育、住房称之为新的“三座大山”。实际上上述三个领域价格的飞涨，本身就是财富再分配的过程。支出的大量增加，成为一部分居民致贫的直接原因。

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也是不可忽视。

三、危害及对策：

（一）贫富差距拉大的主要危害：

1、贫富差距拉大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具有“连带效应”，会产生一系列的循环反应，如投资信心及投资总量的减少使社会就业岗位增加受限，进而使大量贫困、失业和待业的低收入者通过就业提高收入的途径受阻等。

2、贫富差距拉大关系到是否走向和谐社会目标，例如，现阶段各种因“仇富”和对社会不满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

3、贫富差距拉大关系到改革的性质与社会前进的方向，阻碍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贫富差距拉大趋势如不加以遏制，任其发展，势必导致两极分化，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

（二）解决对策

贫富差距正在拉大的事实已经不容怀疑，上文已经对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以及可能产生的危害进行分析，关键是，如何避免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如何采取措施，缩小贫富差距。笔者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立足当前、着眼未来，把治标与治本有机结合起来，从体制、机制、管理、手段等各个方面入手，形成有机的统一体，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第一，要正视贫富差距拉大的事实，认识贫富差距拉大的危害。并且要找出贫富差距拉大的症结，寻求解决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的突破口。官方出面，找出贫富差距拉大的症结，寻求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否则，解决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成为贫富差距拉大的“遮羞布”。

第二，加大扶持力度，促进中西部经济的更快发展。继续推进进行西部大开发，并加大开发的力度。中国目前的贫困人口，虽然分布在全国各地，但绝大部分集中于中、西北部与西南部，特别是中西部贫困状况显著，全国592个贫困县，90%集中在中西部。因此，消除贫富差距拉大，防止两极分化，首先必须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第三，打破垄断行业的垄断地位，使其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垄断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大障碍，要加快对这些行业进行体制改革，打破他们的垄断地位，使他们改变自身优势，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在竞争中获得公平合理的收入。

第四，增加农业投入，减轻农民负担，全面提高农民的收入。在我国低收入人口中，农民占的比例相当大，因此，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全面提高农民的收入，是防止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环节。没有农民的富裕，就没有共同富裕可言。

第五，采取措施，转变政府职能，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尽可能打破行业垄断，进一步推进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杜绝寻租、设租等腐败行为的根源；严禁党政军有关机关经商。

第六，加强法制建设，强化管理监督，坚决取缔非法收入。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增加领导干部拒腐防变能力；要健全法制，严格管理，严格执法；要逐步强化个人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约束机制。

第七，要健全税收机制，调节过高收入，让个人所得税成为贫富调节器。要提高收入的透明度，扩大征税范围；要改进和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要加强税法宣传，提高公民的纳税意识，提高依法纳税的自觉性。

第八，要建立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对低收入阶层的社会扶持。要尽快建立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为主要内容，与我国现阶段经济承受能力相适应、覆盖城镇所有就业人员、能够保障劳动者基本要求的社会保险体系。

四、结语：

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已经到了不可不重视、不能不解决的时刻，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以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和谐。在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贫富差距拉大必然会阻碍我们的进程，相信在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下，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会得到缓解。从而确保经济发展又好又快，实现共同富裕和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1] 谭浩俊《如何避免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东方网，2009

[2] 吴妙英《对我国当前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及解决对策的思考》学术论文范文网，2010

[3] 荆媛媛、郭晓光《我国城乡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甘肃农业 2006年第6期(总

第239期)

[4] 徐滇庆、李昕《看懂中国贫富差距》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09出版)

[5] 刘志英《社会保障与贫富差距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6-09出版)

第二篇：对当前贫富差距现象的分析与思考

对当前贫富差距现象的分析与思考

[摘要]贫富问题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永恒话题，也是全球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的问题。社会上存在贫富差距是一种常态，在某种程度甚至是社会前进的动力。然而如果贫富差距过大，就会危及社会稳定损害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失范现象肆意蔓延，从而最终破坏社会的健康发展。目前中国已变成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因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遏制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成为中国当前的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关键词]贫富差距现象思考措施

一、贫富差距的含义

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占有社会财富的差距。它表现为一定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指数 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这个指数在零和一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亦然。贫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部分。前者主要属于经济问题；后者用个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养、知识产权、社会知名度等来表示，通过一定时期各种社会关系诸如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状况等的综合反映，主要属于社会问题。

二、对当前贫富差距现象的分析

当前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行业之间和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财富和收入差距上,造成这些差距的原因和制约因素是多方面的,也是复杂的。因此,研究现阶段的贫富差距问题,根据现实状况制定合理的对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保证我社会主义现代化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从细的方面分析贫富差距体现在权利上的差距，知识上的差距，还有收入上的差距。从宪法上讲，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可是这些并没有落实到具体的每一个人身上。当然，这本身就是一个制度上的难题。可是，公民在把权力交给人大，交给政府代替实行的时候，人民大众的权力就落在了极少数人的手中。让代表们去执行权力在理论上说无可厚非。可是，某些代表却在利用大众的权力谋自己的利益。而宪法所赋予民众的监督权也没有很好的落实。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小农意识，以及对达官显贵们在心底深处的那一丝惧意，使百姓们只能委曲求全。在农村，这种现象非常普遍。老百姓根本就没有真正懂得“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含义，那些官员们也没有真正懂得什么叫“国家公仆”，什么叫“为人民服务”。老百姓不敢真正去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力。因为他们懂得一个词 “官官相护”或者叫“民不与官斗”。官员将权力“私有化”，是有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的基石。而这导致了贫富差距。

知识上的差距也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一个原因。当然，造成知识差距的原因还是在贫富差距。所以，这两个事件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中国，相对于农村来讲，城市在教育、医疗、交通等等各个方面都有无法比拟的优势。

改革之初，邓小平曾经指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改革过程中必然存在先富后富问题，也就是贫富差距问题，但这种贫富差距是以辛勤劳动、合法经营为前提的，它有利于提高效率，是通往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为党的政策所鼓励和允许。应当承认，在先富起来的群体中，多数人是依靠党的富民政策，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发家致富的，对这部分人，我们应给予充分的肯定、支持和鼓励，并以他们为榜样，带动全体人民共同致富。合理合法的致富确实起到了标示作用，广大人民对此也是认可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贫富差距确实有不合理不合法的因素。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很不成熟，与此相关的体制、法律法规和管理机制还很不完善，各种经济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市场运行机制尚不规范。一些人在改革初期钻政策空子大捞一把；一些人借工作之便贪污受贿；一些人偷税漏税，把巨额国税转化为个人所有；一些人制造假冒伪劣商品坑骗人民群众而从中牟取暴利。此外，有些行业因行业垄断，缺乏竞争，服务低劣，但收入偏高，与其他行业形成了不合理的行业收入差距。

总体来分析我国目前各行业间的平均利润率水平差别过大是社会贫富差距问题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现有的已经形成的平均利润率最终又是和我国的市场化进程息息相关。通过对比马克思关于平均利润率问题的理论，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平均利润率是一种不完全的平均利润率。

三、对当前贫富差距的思考

从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现状来看，虽说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尚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但如果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甚至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第一，极端的贫富两极分化，势必引起社会动荡。中国人自古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历史上，多次的政权更迭，都是社会矛盾尖锐化上升到一定程度导致。故而贫富不均现象若听之任之，势必是国家发展的祸根。第二，贫富不均产生原因很复杂，但其中重要一点即近年私有经济的迅速发展。不容否认，私有经济一定程度刺激生产者加大生产强度，提高生产者生产积极性，但是，随着生产规模扩大，生产者本身与雇佣工人之间，多少会存在资本主义所谓“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而国家难以从中进行干预。所以不能准确把握贫富不均这一问题，对社会影响决不只停留在简单的表面现象上。

第三，邓小平所指“富裕”，是个宽泛概念。满足温饱，是富裕，腰缠万贯，有车有房，也是富裕。具体而言，富裕无止境。而“先富带动后富”，如何带动？依靠法律还是任其发展？我们肯定先富所带动的巨大社会效益，那遏制先富过快是否等同遏制经济发展？又怎样保证贫富差距不再加大？都是一时难以定论，都需深入思考的话题。

第四，课本所提“注重社会公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等做法，都属国家宏观动作，具体到个人，能否真正落实，还须时间证明。人对自身环境的满足程度与自己的生活预想总有差距。“人心不足”的心理状态，能成为上进的力量，也能成为对社会不公的谴责。国家责任所在，即是弱化缓和这些矛盾，这不仅需要国家不断加大对经济的监管力度，也更需要大众个人的不断努力。

四 缩小贫富差距的措施

现在我国所面临的现状就是社会的贫富差距在不断地被拉大，因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遏制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尽快构建一个完备的社会保障安全网已成为当前中国的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首先，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促进就业机构的调整。从目前来看，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消除城乡之间在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财政和金融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管理，引导农村富足劳动力有序转移。为此，应大力实行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彻底消除城乡壁垒，疏通人口城镇化的渠道。同时，要优先发展金融业、电信业、保险业等与农村工业发展有较大关联的第三产业，为小城镇建设服务。

其次，贯彻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生产力。一是理顺收入分配体制，缩小居民个人收入差距。二是加快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加快城市化进程，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要加快对传统农业的根本改造，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改造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用社会化的生产组织方式推进农业产业化。三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快西部地区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工作。

再者，完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保持社会稳定。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和医疗制度，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制度，以促进农村的稳定和发展。

最后，加强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差距。一是利用税收杠杆调节个人收入。主要是征收个人所得税；征收居民财产征税，在原有房产税、车辆使用税、契税的基础上，增加不动产税、土地税；征收商品税，纳税人可将税赋转嫁给商品的购买者，直至最终消费者，尤其是个人高消费者；征收遗产税。二是改革工资制度，缩小收入差距。三是制订扶贫性质的区域经济政策，实行城乡平衡发展战略。支持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保持城乡收入差距的合理界限，为城乡居民提供追求自身发展的同等机会和条件。

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就此问题我们必须进行深入思考，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遏制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构建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

参考文献：

[1]高佳，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探析

[2]刘佳，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扩大 17年间增加12倍 北京商报

[3]郭爱娣，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4]朱光磊，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5]李中华，透视现阶段贫富差距的拉大

[6]吴忠民.客观看待中国贫富差距问题.中国经济时报，

第三篇：孙立平：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特征与原因

孙立平：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特征与原因.txt人生重要的不是所站的位置，而是所朝的方向。不要用自己的需求去衡量别人的给予，否则永远是抱怨。孙立平：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特征与原因

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中，我国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框架，并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推动下，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在同时，理应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种种利益均衡机制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结果就是社会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以及由于利益格局失衡引致的各种社会矛盾的大量出现。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不断加剧。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不仅已经开始构成当今中国社会诸多社会问题的基本背景，而且通过抑制需求，开始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瓶颈。正因为如此，调整利益格局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贫富差距为何越拉越大：从收入到消费

在中国改革的最初阶段上，曾经存在过一个短期的“平等化效应”。首先，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在改革中最早受益，社会中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和生活得到改善，其中农民和城市中无正式职业者状况的改善最为明显。其次，是社会中的边缘地带出现了兴旺的气象和发展的生机，农村显现出活力和生计，小城镇出现了繁荣。这样的变化是市场经济取向改革的必然结果。因为在此前的再分配体制中，社会财富主要是集中在国家手中，与之相伴随的是社会财富和资源的极度“匮乏”。而在从社会边缘开始发端，以市场为基本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会具有一种财富增长和资源扩散的效应。

在总体平等化效应之下，局部性的收入差距甚至贫富分化开始出现。这种差距和分化主要表现在：为了强化激励机制，在企业内部实行有差别的工资和奖金制度；在新的就业政策和经济体制框架下，允许城市居民进行个体经营，部分本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通过从事个体经营成为最早的致富者，同时与一般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拉大；三是早期“官倒”的出现，一些人利用价格的“双轨制”谋取暴利。但总起来说，当时出现的初步贫富分化，主要是体现在侠义的收入上。当时一份调查报告表明，社会舆论对收入差距的不满主要是针对脑体倒挂，个体、私营业主收入过高，承包、承租者和一般职工收入差距过大，地区之间利益分配不公平等问题。但总起来说，当时贫富分化的程度还相当有限。

从80年代中期开始，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进入相当缓慢阶段，城乡收入差距开始拉大，同时国有资产开始流失，直至后来出现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并由此导致社会利益格局开始明显失衡。

国有资产的流失始于生产资料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双轨制。尽管从今天的眼光看，双轨制可能也不失为撬动旧体制的杠杆，但由此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也是不容否认的。这种国有资产的流失，主要是以“价差、汇差、利差、税差”的形式实现的。据有的学者计算，在80年代，通过“价差”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1987年为2000亿元以上，1988年在3569亿元以上。进入90年代之后，特别是90年代中期之后，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进入更为实质性的阶段。最初是所谓的“圈地运动”。在1987年到1992年的“开发热”中，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以极低的价格将土地批给房地产开发商。然后由这些拿到廉价土地的“开发商”在市场上多次转手，谋取暴利。与此同时，随着企业改制的进行，过去几十年里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开始被瓜分。这个数字有多大，是难以统计和计算的。在最近几年中，国有企业改制、资本运作、行贿受贿，是将国有资产非法地转移到个人手中的主要形式。此外，腐败也在财富的聚敛上扮演更为实质性的角色。

进入21世纪之后，一种新的财富分配机制开始出现，这就是群体间的财富掠夺。据经济学家钟伟计算，用工企业每年通过压低工资和社会保障而多获得4400亿的利润；实际两个百分点的负利率，至少意味着存款人每年至少损失600亿利息收入；在资本市场上，前几年股市低迷时期，中小股民的损失至少在1.5万亿以上；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20多年中全部级差地租约2万亿，而这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最近几年中实现的。在城市拆迁中实现的财富掠夺更是无法计算。

除了这种明显的掠夺之外，事实上还存在一种隐性掠夺。这主要包括：一是在前几年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相当一部分人失去基本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比原来明显缩小了，至今各种社会保障覆盖面勉强达到城市人口的一半左右。二是医疗、教育、住房的费用大幅度提高。近几年中，中国每年医疗费用的上涨幅度达14%，医疗费用的大幅度上涨，大大加重了贫困群体的经济负担。在过去十几年时间里，我国大学收取的费用几乎上涨了100倍。加上房价的飞涨，人们将医疗、教育、住房称之为新的“三座大山”。实际上上述三个领域价格的飞涨，本身就是财富再分配的过程。几年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就“中国城市贫困问题”进行深入调研时发现，如果采用人均收入作为贫困指标，则全国城市贫困人口为1470万人；但如换成人均支出指标，则贫困人口总数立即增至3710万人。这说明，支出的大量增加，成为一部分居民致贫的直接原因。

蹩脚的再分配

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市场中的首次分配和由国家实施的再分配，是分配国民财富的两个主要手段。在市场机制使得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再分配机制应当在缓解贫富差距上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过去的若干年间，在我国居民收入和财富占有差距不断拉大的同时，再分配却没有能够有效地起到缓解再分配的作用。甚至在某些再分配环节上，本来应当起缓解贫富分化作用的再分配项目，反倒起了加剧贫富差距的作用。

首先是我国财政支出中用于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过小。有专家指出，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突出特征是，一是行政经费投入多，社会保障投入少。1990-2001年，行政管理费用年均增速为29.2%，12年间增长了7.3倍，而一些特困群体的社保资金却难以全部到位；二是城市建设投入多，农村建设投入少；三是工业投入多，农业投入少；四是公务员工资增加多，农民增收少。周天勇研究员的研究结果表明，在2004年，我国用于行政公务支出的比例为37．6％，美国为12．5％；我国用于经济建设支出的比例为11．6％，美国为5．0％；我国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总量为25％，美国为75％；用于其他支出的，我国和美国分别为25．8％和7．5％。有学者指出，前几年我国用于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ＧＤＰ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比非洲贫困国家还低。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削弱了国家对其它社会经济活动的调控，造成公共产品的短缺和基本社会保障的缺乏，使得在市场造成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再分配难以起到缓解贫富差距的作用。

即使是有限的投入有时起到的作用是加剧社会的贫富差距，而不是缩小这种差距。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产品的分配，都是与城乡二元结构及其与此相关的户籍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结果是本来收入就远远高于农村居民的城市居民享受到较多的社会保障和公共产品，而本来收入就大大低于城市居民的农村居民却很少甚至在某些方面完全不能享受社会保障和公共产品，要自己承担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等福利成本。根据有关数据，2001年，全国小学的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平均是95元，农村为28元，城镇是农村的3.39倍。初中的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平均是146元，农村为45元，城镇是农村的3.24倍。而城镇人口的收入本来是农村的数倍。福利和公共产品分配不公的结果是使得本来就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正如人们经常提及的，近年来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在三倍以上，但如果将福利和公共产品等因素计算进去，两者之间的差距将会扩大到6倍左右。

即使是在城市内部，社会福利与公共产品的分配也存在明显的不公平，有限的公共服务资源被少数人占有，比如医疗。据《2005年世界卫生报告》，在各国卫生总费用中，欧洲发达国家政府负担80％~90％，美国政府负担45.6％，泰国政府负担56.3％。众多穷国如印度、古巴、朝鲜(专题，图库)、苏丹、瓦努阿图、缅甸、布隆迪，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在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政府只负担17％的医疗费用，位列全世界倒数第四位。而据一份医疗卫生的调查报告，这只有17％的由政府负担的医疗费用，又有80%是为850万以党政军干部为主体的群体服务的。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各级干部请长期病假，其中有40万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500多亿元。

税收特别是个人收入所得税是调节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杠杆。在有的国家中，人们在税前收入的差距可能会很大，但经过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调节，这种差距会大大缩小。如在美国，仅累进所得税一项，就使最低收入者群体和最高收入者群体的收入差距，税后比税前缩小了好几倍。但在我国，个人收入所得税不但不能有效缓解贫富差距，有时甚至起反向的调节作用。我们可以以2001年的税收调节为例，看看税收是如何扩大而不是缩小了贫富差距的。我们先看城乡之间。按有关统计数据，2001年我国个税收入近996亿元。此外，当时农民的税费负担还没有取消。农民交纳的各种“费”，无论是从征收依据（不超过纯收入的5%）还是从用途来看，实际上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变相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农民上缴的各类款项，当在2000亿元以上，人均达200元以上。如果将农民负担看作为变相个人收入所得税，当年中国实际个人收入所得税总数当为3000亿元，其中农民缴纳的大约占60%，而农民的全部纯收入只占城乡居民全部收入的33%。如果不考虑农民交纳的税费，城市居民的收入相当于农村居民的2.89倍。如果考虑到农民交纳的税费的因素，则扩大到3.17倍。

而在城市内部，情况同样是如此，几年前的一些调查表明，在个人收入所得税中，工资、薪金项目占４０％以上，工薪阶层成了实际的纳税主体。另外的一些零星调查更表明，在有的地方的个税中工薪阶层缴纳的占到了60%甚至70%以上。而工薪阶层工资性收入只占全部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3%左右。这无疑也会扩大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还有数据显示，尽管人数不足20%的富人们占有80%的金融资产或储蓄，但其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却仅占总量的不到10%。在广东，高收入人群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仅占总额的2.33%。从上面的数字可以看出，个税征收上“逆向调节”的现象是明显存在的。

调控为何不起作用

应当说，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各级政府在调节利益格局，扶助贫困群体，抑制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上，做了很多工作。但即便如此，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说明，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进行利益关系的调整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事情。其艰巨性的原因在于，目前我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非规范化的状态，能够用诸如个人收入所得税等常规性手段进行有效调控的收入和财富分配过程已经比较有限。从这个意义上说，贫富差距已经有处于不可治理状态的迹象。

笔者曾经对2002年的国民收入分配情况进行过一个大体的估算，我们可以以此为例来看看在这一年里，我们共创造了多少财富，这些财富是通过何种渠道，以何种方式进行分配的？这些财富都分给了谁？政府有关部门能不能监控这个分配过程？如果将折旧等因素忽略掉，可以粗略地说，这一年我们这个社会创造了10万亿的财富。下面我们就看看这10万亿是如何在社会的各个部分中进行分配的。大体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块是企业的利润，大约1万亿；第二块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大约2万亿，其中预算内收入为1.5万亿；第三块是城镇居民的收入，2002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03元，如果城镇人口按4.8亿人（2001年的数字）计算，2002年城市居民的全部可支配收入将近3.7万亿。第四块是农村居民获得的收入，2002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如果农村人口按8亿人计算，2002年农村全部居民的纯收入将近2万亿。这四块加起来共8.7万亿。也就是说，还有1.3万亿找不到主儿，其中包括折旧、非货币化的部分、计算的误差等。应当承认，上述的计算是非常粗略的，当中有重复计算，有误差等，但大体还是看得出来我国国民分配的大致格局。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共10万亿的财富分配中，首先有1.3万亿找不到主儿。但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而是在城市居民3.7万亿的收入中。这一块比重是最大的，而同时又是最模糊的。因此需要对这块财富的分配加以认真的分析。在这一块中，有一个部分是“工资总额”，按照统计部门的标准，“工资总额合计”是指国有、集体和其它所有经济单位的职工工资总额合计，包括工资、奖金、津贴等。在2002年，工资总额约1.2万亿。3.7万亿去掉1.2万亿，还有2.5万亿。这2.5万亿包括城市中的个体职业者的收入，包括股息、利息、租金等收入。但我们知道，这几块加在一起，远达不到2.5万亿。也就是说，城市居民的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处于灰色状态，不过我们尚没有办法知道确切的数字或比例。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城市居民收入中，除了工资总额部分是处在国家的监控之下外，其余的2.5万亿，即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二，是处在国家的监控之外的。除此之外，我国每年还有相当数量的存量资产介入了分配，其中最主要的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在强征农民土地上获得的级差地租。如果将这个因素考虑在内，每年以不规范的方式分配的财富比例是相当大的。

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高度非规范化，给调节社会中的利益关系造成了一系列的困难。首先，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税收无法实现对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有效调控，有时甚至起相反的作用。因为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征收必须建立在收入分配规范化的基础上，也就是至少有关部门要知道谁的收入是多少，收入的项目是什么。但在我国，由于收入分配的非规范化，除了工薪阶层的工资性收入之外，有关部门对上述数据很难掌握。近年来，随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推进，收入分配规范化有所进展，但这种进展也仍然主要体现在工资性收入上。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问题是需要引起警惕的，即中产阶层有可能成为调节利益关系的牺牲品。因为相对来说，以工资收入为主的中产阶层的收入规范化程度是最高的，其个人收入所得税也是最容易征收的。近年来各级政府陆续出台了一些调节贫富差距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的初衷本来是调节贫富差距的，甚至是为了实现“提低、扩中、调高”的目标的，但在实践中却很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即富人群体因为收入高度非规范化而脱避调控时，中产阶层却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而我们知道，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者群体的存在，是防止社会走向两极分化的前提。

其次，政府难以分辨富人和穷人，再分配的调节措施难以准确落实到人头。比如，在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时，由于政府无法确切辨认穷人和富人，就只能将落实低保对象的任务交给居民委员会。但居民委员会也无法掌握居民确切的收入状况，于是就出现了养宠物不能享受低保、使用手机不能享受低保等荒唐但却无可奈何的标准。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分配也是如此，近些年许多地方都出现该买到房的买不到，不该买到的却买到了，甚至出现高价倒卖房号的现象。在北京市，有的房号就可以卖到十几万元。还有的地方，廉租房建成了，但粥少僧多，迟迟无法分配。其实，说是因为少僧多，实际还是无法确切掌握谁是最困难的人，谁最应该得到廉租房。上述问题，其实都是与收入分配的高度非规范化相联系的。

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

去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有媒体指出，这意味着调整利益关系，缩小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共识。舆论认为，在这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将涉及扩大社会保障面、抑制垄断滋生的不公、运用税收调控手段等多方面的措施，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促进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但同时需要看到，在利益关系调整上，政策很重要，机制更根本。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在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因素是什么？对于导致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人们已经进行了许多的讨论，比如，收入分配制度的问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问题，贪污腐败的问题，瓜分国有资产的问题等等。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不同的因素会共同加剧着社会的不平等？这些因素为什么会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对贫富分化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些制度或因素本身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地追溯一下，就可以发现，在这种种因素背后的，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因此可以说，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

其实，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的背后，往往都无例外地存在这个因素。农民负担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顽症，与农民在利益追求能力上的弱势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征地和拆迁中发生的严重不公，是与利益被损害者缺少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与直接关系的；劳工权益屡屡被侵犯，上百万民工辛劳一年后领不到工资，原因也在于他们缺少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利益追逐渠道。

争取利益能力差异的制度背景是权利失衡。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建立起一种相对平衡的、有制度保障的利益表达机制。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实际上是构建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建立在利益主体分化基础上的博弈经济，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良性博弈。在这样的体制中，利益表达是博弈的基础。需要看到，利益的多元化以及在利益多元化基础上形成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并不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现象。在一般情况下，利益的表达和博弈是一种比较温和的社会互动方式，是正常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进一步说，即使某些严重利益冲突导致了社会的冲突，实质上导致冲突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表达，而是利益对立的本身，甚至有时恰恰是因为缺乏有效的表达渠道。在有关利益表达的讨论中，人们更多强调的是利益表达对于弱势群体的重要性，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不全面。实际上，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利益表达不仅对于弱势群体，就对于其他群体包括强势群体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不错，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显得更为突出，这是因为他们既无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也无非制度化的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方式。比较而言，在整个社会缺少规范化的利益追求方式的环境下，强势群体有着用各种方式为自己争取利益的优势。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非规范化的，而且，强势群体在使用这些方式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时候，其所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大的。

第四篇：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和解决措施

一、原因：

除了自然历史、地理因素、贸易因素、教育因素（中国的对外贸易多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则较少），具体的还有：

1．“先富与共富”政策的实施，政策没有得到完整的落实，先富起来的人没有带动其他人实现共同富裕。（政策因素）

2、之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的执行，公平问题没有得到重视。

3、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健全，非法收入的存在。

4、税收制度的不合理：对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

5、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6、不平等竞争的存在（个别的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益或高额利润。）

二、措施：

要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对收入差距的程度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控，调节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建立规范有序的收入分配机制，把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适当范围内，以达到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1、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逐步实现“以人为本”。

2、完善税收制度，强化国家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

3、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处理好“先富”与“共富”、效率与公平、反对平均主义与防止收入悬殊的关系。调整收入分配制度，从体制上缩小行业、部门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4、建立对贫困群体的社会帮扶救助网络体系。

其他对策或建议：

1、落实“先富”帮带“后富”的政策的实施。

2、加大贫困落后地区的教育力度、投资力度。

3、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更加注重公平

初次分配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兼顾效率与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4、打破行业垄断，整顿不合理收入，健全经济运行机制。

5、取缔非法收入，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的税收制度。

6、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7、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8、统筹区域发展。

第五篇：贫富差距思考

贫富差距思考

将眼睛仅仅盯在收入工资上，要想说清楚中国的贫富格局，能够解决的问题很有限。要将中国贫富问题说清楚，至少要考虑到这样四个环节：首先是当年创造财富的分配状况，其次是财富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转移，再次是个人存量财富的变化，最后是个人或群体之间的财富转移。

这些年我们讨论贫富问题，更多的是用收入分配的概念，但我觉得现在以收入分配的概念来说明当前中国贫富问题，能解释的已经很有限。要将中国贫富问题说清楚，至少要考虑到这样四个环节：首先是当年创造财富的分配状况，其次是财富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转移，再次是个人存量财富的变化，最后是个人或群体之间的财富转移。

[b]当年创造财富的分配状况[/b]

一年里创造的财富，大体可以用G D P表示，2010年中国的G D P近40万亿，也就是说2010年新创造的财富大约是40万亿。这40万亿的财富是怎么分配的？理论上来说是在三家之间分———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但问题首先就出在这三家分的时候。

最近这些年在分配上有些明显的趋势，比如企业拿的越来越多。企业利润已从几年前的19.0%上升到31.3%.可能的原因之一，是近些年来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大大增加。财政部日前发布数据显示，全国国有企业2010年实现利润19870.6亿元，同比增长37.9%，其中化工、电力、有色金属、交通等行业利润增长超过一倍。但更重要的是，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快速增长，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83080亿元，比上年增长21.3%.政府和企业拿的越来越多，劳动者拿的就只能越来越少。2002年之前，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 D P的比重基本在50%以上，2003年下降到49.6%，2007年进一步下降到39.7%.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有指标调整的原因，但尽管如此，劳动者的收入现在只占当年创造财富的40%.而且，就是劳动者拿到的很有限的这一块，还有相当部分是垄断部门的职工拿走的。一个说法是中国的行业收入差距达到15倍。另一个说法是占全国职工总数8%的垄断部门职工所有的工资、奖金、津贴加上福利，相当于全国工资总额的55%.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问题在哪儿了。

在当年的收入分配上，创造财富的分配上，接着的问题是什么呢？政府拿的多，这不见得就是问题，一些西方福利国家政府拿的也不少，但是有一点，它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在公共服务、公共福利、公共保障等等方面。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用来进行直接投资和维持庞大行政机构的运转，用来进行再分配的部分很有限。

政府拿的多之后，这钱用得还有问题，这是当年财富分配和使用当中的第二点。但是还没有完，在这个环节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当年创造的财富当中，有相当的一部分可以说分得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稀里糊涂给分没了。

经济学家王小鲁先生的研究表明，2008年中国G D P是30万亿元，而隐性收入总计有9.3万亿元人民币，其中63%的部分集中在10%的家庭。而这一年中国的灰色收入金额有5.4万亿元，也就是说在这30万亿元当中，接近20%，5.4万亿元分得不清不楚、，给分丢了。这些灰色收入主要来自制度不健全导致的腐败、寻租行为、公共资金流失、和垄断性收入的不合理分配。

王小鲁等人据此推算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按城镇居民家庭10%分组，2008年城镇最高收入家庭与最低收入家庭的实际人均收入分别是5350元和13.9万元，差

距是26倍，而按统计数据计算只有9倍。用城镇最高收入20%的家庭和农村最低收入20%的家庭来近似地代表全国最高和最低收入10%家庭，那么全国最高10%家庭的人均收入是9.7万元，而最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是1500元，两者在2008年相差65倍，而按统计数据计算只有23倍。由此可见，灰色收入对于拉大我国国民收入差距，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b]财富在政府和个人之间是如何转移的？[/b]

第二个环节需要考虑的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财富转移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双向的，一方面是个人财富会通过一些途径转移到国家的手里，反过来转移到国家形成的公共财富又有一部分会流到个人的手里。将个人的财富转移到政府的手里，有明的、有暗的，其中最明显的环节有三个，税收、社保缴费、出让土地的收入。从中我们能看出，政府从社会中抽取的资源过多。

首先是税负的增加，这是我们都会明显感受到的，尤其在最近的这几年，政府所有的调控到最后几乎都变成了一个字，那就是钱，如果说两个字那就是收钱，还有一个理由，“理顺税制”，说要理顺税制很多税种要出台，你有房子要收房产税，开车要收环境税，你要社会保障要收一点社会保障税。税负的增长是一个明显的趋势，几年前我就说过，税负的加重将会成为中国社会矛盾新的焦点。

第二个是社保缴费。根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研究，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这一比例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按照世界银行2009年最新测算的实际承受税率，中国的社会保险缴费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是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香港和台湾）的4.6倍。

再有则是出让土地的收入。严格来说出让土地的收入不能看做是个人财富向政府的转移。根据国土资源部发布数据，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总价款为1.59万亿元，同比增加63.4%.2010年中国卖地收入2.7万亿，增幅超70%.虽然土地收入不能完全看做是民间财富向国家的转移，但至少其中农民在土地上的损失是具有这种性质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暗的途径。一是物价，现在国有垄断企业无论提供的是商品还是服务，价格都非常高，人们在消费这些商品和服务时是多花了钱的，通过这样的途径，个人的财富直接转移到了国有垄断企业那里去，这等于间接向政府或向国家的转移。

还有一个是人们不太容易发现的出口和外汇管理体制，以及由这种体制造成的财富缩水所导致的财富转移。按照我国目前的外汇管理制度，人们在出口获得美元之后，是要把美元卖给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再按照汇率印发人民币。有人将其称之为中国经济的陷阱，即经济增长越快，出口越多，中国的外汇储备就越多，印的钞票也越来越多。换言之，中国的经济越发展，通货膨胀会越严重。这样就使民间财富以贬值的方式流入政府手中。

财富到了政府的手里，形成了公共财富，还要通过各种途径向个人转移。这个转移有正当的途径，有不正当的途径。正当的途径就是所谓的再分配。政府提供公共福利、公共服务，提供社会保障等等。总体上中国政府再分配的比重比较小，再分配的职能也还是有限。但近些年来，各级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上的投入不断加大，也意味着通过这种方式国家财富向个人的转移在明显增加，这对于缓解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失衡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但与此相伴随的是更大的政府公共财富向个人不正当的转移，这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有资料显示，国有资产改制破产过程中，通过低估漏估、低价转让，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入个人腰包。此外还有矿产资源领域发生的国有资产流失。

第三个就是不正当的福利和三公消费，这实际上也是国家财富向个人转移的过程。

[b]个人财富存量的变化[/b]

改革开放30年我们正在从一个无产的社会变成一个有产的社会。财富的变动可以说对整个现在中国的贫富格局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现在有的财富价值变动，对于现在的贫富格局的影响很可能超过工资收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因素。

现在中国有产的究竟有多少呢？如果以住房来表示，现在中国居民拥有的住房总的价值大约在100多万亿。这100多万亿按照有的学者提出的3/4和1/4在城乡之间进行划分的话，城市居民大约拥有的75万亿元住房，农村居民拥有的是25万亿元。在研究中国目前贫富格局的时候，我们应当对这个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近些年来，随着房价的大幅上涨，由此实现的财富升值是相当可观的。

我在2009年曾提出过在我国存在一个“以房地产为主要载体的财富形成过程”的问题。而这种财富形成和升值过程对整个社会的贫富格局有着重大影响。

比如说刚刚过去的2010年，2010年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城市居民。这是1998年之后这12年中的头一次，假如说就从收入的意义来说，过去这一年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是有所缩小的，但我们能够据此说这一年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贫富差距也是缩小了吗？这一年城乡贫富差距其实是在急剧拉大，别的都不说，城市居民拥有的这75万亿元的房子，按照去年统计局的说法，7 0个城市平均房价涨了9.99%，也就是说城市居民这一年通过财富增值的就有六七百亿，远远大于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的那一点。从收入的角度，这一年可以说城乡差距缩小，但是从财富的角度是大大扩大了，这个因素考虑进来和不考虑进来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朋友说这算什么财富，房子还不是房子，都是纸面上的财富。我个人不完全同意这个说法，这当中肯定有泡沫，有物价的因素，甚至有人为的炒作因素，这都是不容否认的。但是我认为现在的房价上升不完全是因为这些，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当中其实隐含着财富的转移过程。

更形象一些来说，假如说一个人在这里以3000块钱一平方米的价格买了一套房子，两个人同时在这里买了房子，过了一段时间地铁修过来，在那个地方有一站，3000一下子变成了6000，那个也涨了一点，变成了4000，多出来的部分是从哪儿来的呢？不能完全是看做泡沫或者是物价的因素，实际上地铁这部分的一部分财富转移渗透到这里了。现在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超常发展时期，另外从分配的角度来说，这个社会在整体分配的盘子里，直接分到个人人头上的比较少，政府拿的多，政府拿的多的部分，相当一部分也要投入城市建设、基础设施中，转移过来的财富、渗透过来的财富量就很大，对于现在的贫富格局影响也就很大。

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因素，但是也要注意，这样的一个财富转移和渗透的过程，其实也是非常不公平、非常不平等的。

[b]财富在不同群体或个人间是如何转移的？[/b]

刚才说了分也分了、转也转了、征也征了，这个时候你口袋里的还不就是你的，还得有一个掏腰包的过程，就看谁掏谁的。这个掏腰包的过程，是指财富还有一个在个人和群体之间进行转移的过程。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北师大的经济学家钟伟，他在2004年时曾经进行过一个研究，虽然他不是正面来研究这个问题的，但是涉及到这个问题，他计算了四种方式的掏腰包。

第一种是企业老板掏劳动者的腰包、掏工人的腰包，指以压低工资、少给社会保障的方式获得超额的利润，当时他说工人的工资和社保偏离正常的状态大约每个月有200块钱，打工者当时是1.85亿，计算下来老板和企业大约是掏了工人4400亿元的腰包。

第二，通过银行存贷款的方式实现的掏腰包。银行的存贷款，实质是富人、企业向一般的老百姓、穷人借钱的过程。这在中国有掏腰包的意思，不是说不还，问题是出在

利率上，就是说你借了钱，你得付给人家利息，但问题是我们这是负利率，正常情况下是两个点的负利率，简单来说就意味着你年初时将这100块钱存到银行里，到第二年初了，银行将这个本给你了，同时给你3块钱的利息，但是这103元已经相当于你存进去时的98元了，也就是说借钱的人少向被借的人支付了利息，这就相当于掏腰包了。按照当时钟伟的计算，这个大约一年有600亿元，但是考虑到现在存贷款的规模，考虑到今年和去年的物价，通过这个实现的掏腰包，也就是说借钱的人向被借钱的人掏腰包应该是在1000亿元以上。

第三是中小股民的损失。2004年时还是一个熊市，根据他的计算当时中小股民在股市上的损失是1500亿元。

第四是在土地转让的过程中，钟伟计算是3300亿元，上面提到耕地变成商业地，100万中政府拿40万，我们将之算在第二个环节里，但开发商拿的40万，就属于掏腰包的过程。

按照今天的情况来看，至少有另外几种是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首先是资本市场特别是股市中实现的财富转移。这主要涉及两个环节。一是直接融资。按照道理说，个人在股市中的投资应当是属于投资的范畴，应算在个人财富的变动当中。但中国的情况有些特殊。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股市融资额达到3.7万亿元，而给予公众投资者的分红却不到4000亿元。但在同时，由公司上市造就了824个亿万富翁。二是个人或机构在股市交易中的盈亏。2010年全年中国股市蒸发了上万亿元财富，年跌幅达14.31%，投资者70%亏损。由此实现的财富转移是一个无法计算的数字。

另一个因素就是通过价格实现的财富转移。“移动通讯与中国社会”课题组对居民使用手机的状况的调查显示，手机资费已经占到居民收入的5.43%，而在年收入不到10000元的手机人口中，占到了10.31%.世界银行在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认定，受高通行费的影响，中国成为了全球物流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据统计，在中国，全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 D P比重的21.3%左右，而发达国家则是10%左右。由此可见，由垄断造成的财富转移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

再有是行贿受贿。类似的财富转移渠道是广泛存在的，比如提成、回扣有许多就属于这一种。人情往来中实现的财富转移也值得重视。这方面既缺少相关的统计数据，也缺少系统的调查数据。但推断应当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这当中有一部分会互相抵消，但我们知道，在不同地位人们人情往来中，远不是对等的关系。

全球化背景下，掏腰包不仅仅是在国内掏的，国与国之间还得掏，但问题是我们中国肯定是被掏的。被掏至少有这么三种方式值得我们注意。首先是资产直接向海外转移，通过移民的方式也好，留学的方式也好，或者人不出去直接将财产转出去的方式也好，我们每年大量的财富转移到海外，这个现在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第二是出口的补贴退税。出口补贴退税实际上是财富向国外转移的过程，为了保证出口，价格就得低，就要大量补贴退税，造成了国外很多商品比国内便宜得多，这等于用我们公共财政补贴了国外消费者。现在每年对出口的补贴和退税有多少呢？5000亿，美国差不多占1/3.还有就是海外上市公司的分红。像中石油，中石油在海外上市时融资29亿美元，在最初的四年当中分红高达119亿美元，相当于融资的四倍。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一千亿美元，合计六七千亿元人民币。而中国全部上市公司在18年里给全体股民的分红总额才刚刚超过2000亿人民币。

将眼睛仅仅盯在收入工资上，要想说清楚中国的贫富格局问题，其实解决不了问题，能够解决的问题很有限。通过这四个环节的分析，可以看出来贫富格局究竟是怎样形成 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环节出现问题。现在我们要调整利益关系，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应当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环节上做文章，可能看得清楚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