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理性外交与中越关系（五篇材料）

第一篇：中国理性外交与中越关系

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自古以来,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两国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近代,在抗击外来殖民统治的斗争中,两国人民互相支持,共同奋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中越两国于1950年元月18日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地缘上，中越是邻国；在意识形态上，又同属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对中越来说，意识形态已不再是国际交往的依据，两国都开始抛弃冷战思维，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友好往来。目前，两国的多边、全方位外交已卓有成效。然而，仍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冷战思维依然存在，不仅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近年来频繁发生的俄美间谍案就是例证，也发生在西方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苏东剧变以来，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只是手段变得隐蔽而多样。因此，两国在国内加强思想教育、制度建设、纪律建设以及干部管理的同时，也要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

就当前的中越说，两国不存在重大意识形态分歧，都已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束缚，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进程中，探索着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但在有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两国的理论认识有同有异。对于差异，两国通过扩大政界、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相互学习与借鉴，深化了对不同国情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放眼未来，社会主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两国也将面对各种新环境与新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与应对方式，两国不可采取论战的方式，应继续本着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精神，加强合作，才真正符合双边发展大局。

对越关系是中国实现睦邻战略极其重要的一环。从地缘位置上，越南几乎涵盖了南海的整个西海岸，是中国通向印度洋，远航中亚、非洲和欧洲的必经之地；从地缘经济上，越南是东盟国家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国家，与中国的云南和广西建立了密切的经贸关系，中越贸易连年跃升；从地缘安全上，越南是东南亚的军事强国，具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和国家抱负，它还是东盟的成员国，中国与越南关系也直接影响中国与东盟的友好与合作。所以，对越关系直接关系着中国实现发展的和平周边环境。从当前的现实来看，自实现关系正常化以来，中越关系一直在稳定向前发展。1999年，双方确立了“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十六字方针后，两国关系发展进入快车道。两国最高层领导人之间进行了频繁的互访，发表了公报、声明等多个政治文件。随着关系的深化，2004年双方完成了北部湾划界，2009年双方最终完成了陆地边界的勘定工作，勘界议定书于今年正式生效，这样双方完成了除南海岛屿以外的所有边界勘定和划界工作。另外，中越经贸关系发展非常迅速。根据2008年的统计，当年的双边贸易额是194.6亿美元，相比前一年增长了28.8%。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28.2亿美元，与前一年同比增长49.5%，全年有望实现250亿美元的贸易额。双方在投资、工程承包等方面的贸易额非常巨大，中越关系的发展为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从未来一段时间看，维持一个稳定、良好的中越关系对突破中国和平崛起的瓶颈具有战略意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凸显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及西方的战略界对华决策的思路已经出现了调整，一方面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与其说是共治，不如说是转嫁危机。另一方面，开始利用领土争端以及新疆西藏台湾等问题，来牵制中国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与中国存有领土争端、又曾经发生过冲突的越南，其破坏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利用价值被西方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而且，越南也是与中国存有岛屿争端最多的国家，东盟国家也都在观察中国如何处理与越南的关系，也都在以此来判断兴起的中国如何对待它们。因此，处理好对越关系事关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局是否能维持下去，事关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能否实现。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发展中越关系的有利因素要大大超过存在的问题,因此两国关系正常化10多年来,尽管时而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但中越关系仍然而且今后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会继续沿着两党总书记提出的16字方针继续稳定往前发展。而且双方对相互关系的发展是越来越务实,努力从双边关系的长远友好、互利双赢和共同发展出发,处理好相关的事务。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大背景下,越南学者提出要发挥越南和中国南方省份的桥梁作用,促进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同时促进自己的发展。“在东盟国家与中国关系中,相比较其他东盟国家,越南有如下优势:一是,越南位于印度支那地区,与中国最近,又有相当好的基础设施,便于适应东盟与中国之间贸易、经营关系的各项交流需求;二是,越南处于贯穿泛亚交通线路、东—西走廊和湄公河次区域各线路的中心地带;三是,越南与中国有长期相互了解的关系,作为东盟成员的越南应当在东盟中发挥作用。为此,越南应与中国为建设泛亚交通线路展开各项活动。要开通南宁可以直达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7国的公路和铁路。河内—南宁的货物运输将很便利,对东盟各国与中国华南地区之间将得到互补和加强。”

还有越南学者提出要很好地利用一年一度在中国南宁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由于地理上接近,文化上有许多相同点,加上交通便利和经济互补等方面的原因,越南参加博览会十分便利。从中越边境到南宁约170公里,从河内到南宁也大约只有300多公里,坐汽车、火车只需几个小时。这给越南的企业和游客参加博览会创造了便利的条件,节省了时间和费用。南宁博览会不仅是进行商品销售、增强越南企业出口的地方,同时也是让越南企业扩大宣传、进行企业产品和企业本身形象广告的地方,参加博览会的各方可以发展联营合作关系和吸引投资。

第二篇：能源外交与世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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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外交与世界格局

石泽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课程前言

田桐：学术前沿，思想对话，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2013年1月由多位从事能源经济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的专家合力撰写的《中国能源安全的国际环境》一书出版，那么这本书呢当中也指出中国现在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那么中国在和其他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同时，也应该在能源事务当中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发展能源外交，能源经贸关系就是维护能源安全的关键，那么现在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以及地缘政治关系的再调整，令世界能源格局发生着重大的变化，那么这些变化的趋势是什么？中国又有哪些应对的外交策略呢？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石泽先生来为我们阐述《能源外交与世界格局》。

解说：石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1994年至2000年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欧亚学会常务理事，1996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0到2010年曾先后担任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俄罗斯使馆政务参赞，目前任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部聘请专家，主持完成亚行《新疆对外发展战略》及发改委能源局《大国能源外交》等多项目国家和部级研究课题，主要著作有译审《俄罗斯能源外交》、《俄罗斯石油：过去、现在与未来》。

田桐：石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世纪大讲堂》。石泽：谢谢主持人。

田桐：那我们现在今天谈的这个问题是当下非常敏感，也是非常热的一个话题，我们知道习近平他当选（国家主席）之后所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俄罗斯，那么有人说这就是一次所谓的能源出访，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石泽：我觉得习近平主席这次首次出访吧，担任国家主席以后首次出访，访问俄罗斯还有这个非洲，出席金砖国家的首脑会晤，这个本身就说明了这个中国同俄罗斯的关系，同加强同金砖国家的关系，它的这个重要地位，那么我倒是觉得如果我们谈到中俄关系的话，我觉得它是一种全方位的关系，涵盖到各个领域，而且习主席这次首次出访就选中俄罗斯，我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觉得这个对俄罗斯的重视程度还体现在这是一次中俄在新的时期，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开篇之旅，就是为两国关系今后的进一步发展确定方向和制定下一步行动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这次在访问当中呢签署了很多关于能源方面的协定，如果我们说，这个能源在中俄关系以及未来发展当中的这个重要基础和它的重要意义来讲，这次访问也不是不可以称之为一次能源之旅。这个金砖国家的情况和俄罗斯也比较相似，像这个印度，这个和中国一样都是一个能源需求国，俄罗斯呢是一个能源出口国，所以这个金砖国家本身的经济结构它就有一种互补性，一个是出口，一个是进口，所以它这个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所以这次是习主席的首次访问我想已经为我们国家在这个外交开辟了一个新的，这个就是一个重要的方向，确定了一个重要的基调。

田桐：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一提到外交就会很多词投入到我们的这个脑海里面，尤其是能源外交，比如说能源外交。

石泽：对。田桐：外交策略。石泽：对。

田桐：能源战略等等，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石泽：我觉得这个能源外交它是这样的一个次序，在它的最顶部的是国家的发展和安全战略，然后在它的左侧是国家的能源战略，在它的下侧又是外交战略，最后底下是能源外交，所以这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它的安全战略确定了国家今后的能源战略，同时也确定了国家的外交战略，那么这个能源外交呢它是为能源安全服务的，同时也是为我们的外交政策（服务），一个重要的领域，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觉得随着现在能源在国际地位的提高，而且所在国所有的一些国家对能源的重视度和关注度都在增加，所以对能源外交的这个重视也在进一步地加强。

田桐：那么我们国家现在能源外交都有哪一些的作为？

石泽：我觉得现在从我们这个国家的能源外交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能源外交，而且能源外交在我们国家的外交实践当中它也得到了更多的贯彻和运用，这个从能源外交本身来讲我觉得它是一种政府和这个政府的外事部门和它这个外贸部门加上企业，包括我们现在的民营企业，它组成的一种对外的经济活动，从原则上讲能源外交它属于经济外交的一个范畴，但是这个我觉得从这个它外交的能源外交的形式来讲呢我觉得它又有这个多种形式，你包括我们的外交谈判，签订这个外交协定，签署关于能源开发或者油气管线的这些协定，包括我们的贸易，这都属于这个能源外交的一个范围，但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是从能源外交的方式来讲，我觉得可以把它大致地分为两个范畴，一个就是常规的能源外交方式，一个是特殊的能源外交方式，常规的外交方式就是包括我们的我们国家围绕着获取能源，保证能源安全的外交活动，同时还有些民间外交，公共外交，包括我们的双边多边和国际组织的这种外交活动，都可以把它划归到这个能源外交的这个常规形式。另外一个能源外交它还有一种特殊的形式，你包括像禁运，制裁甚至动武，这就是一种非常规的，而且是一种特殊的能源外交形式，它的目的也是为了获取能源和保证它的能源安全，所以在这个能源的外交的方式方面我觉得它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它基本上涵盖到我们对外活动的很多领域。

田桐：那么您刚才说到的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情况。石泽：对。

田桐：那么其实能源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课题了，世界上的能源外交都现在存在着哪些特点呢？放大一下来看。

石泽：我觉得这个就是从当前的世界能源外交我觉得它从地缘政治这个角度讲，它有三个很突出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能源和国家安全紧密的结合起来，你不管是能源的进口国还是能源的出口国，或者是能源的这个过境国，就是我们修管线有一个过境国，它都把维护自己的能源利益作为维系国家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它对国家安全的意义在提升，第二个意义我就觉得能源和国际政治的这个作用它也在紧密地互动，你比方说我们刚才讲到能源外交它是属于一种经济外交的范畴，但是作为石油这个商品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稀缺性和它在这个各个经济发展当中的这种血脉的作用使这个能源维护能源利益的它远远地超出了这个一般的经济范畴，所以这个，而且我们现在可以知道这个能源这个有的国家把它作为一种武器，在和平时代能源武器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军事手段，第三个我就觉得能源对地缘政治的这个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能源现在直接影响到你的对外政策，包括你的国际关系，你在世界所处的地位，所以这个从能源地缘政治的角度讲，我觉得能源外交它现在的这三个特点是越来越明显了。

田桐：好的，感谢石老师，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您带给我们今天的演讲。

一、当前能源外交关注的热点地区和热点问题

（一）热点地区

石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能源外交与世界格局》，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讲当前能源外交关注的热点和热点问题，我觉得这个如果我们说到当前能源外交的热点问题它不外乎就是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两个方面，一个是热点，一个是热点地区，这个热点地区我想现在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是它有四大热点地区。

1、中东海湾地区

第一个热点地区就是中东海湾地区，中东海湾地区以它拥有的这个全球三分之二的石油储量，五分之二的天然气储量，和它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了这些热点当中的热点中的热点，我们可以回顾历史，这个围绕着中东能源的争夺，始终是近代史，包括我们现代史的一条主线。我们先看这个近期以来这些年的伊朗核问题、伊拉克内乱、巴以冲突，包括教派矛盾等一些棘手的问题这个都反映在中东。这个中东它的这个油气资源的去向，和它的产量直接关系到全球的这个经济命脉和全球的政治形势，所以这个各方、各力量中心都把相当大的精力放在中东地区，可以说这个中东地区是全球在政治上最复杂，经济上最敏感，争夺最激烈和最动荡不安的地区。

2、中亚里海地区

第二个地区呢我想是中亚和里海地区，这个是苏联解体以后出现的一个地区，这个中亚里海地区处在欧亚大陆的这个结合部，它的中心位置，这个地方也是同样拥有大量，它是一个能源的富集区，而且和这个中东地区不同的是中亚和里海地区的能源现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所以这个大家知道在全球现在没有开发的能源储地已经是不多的，中亚和里海之所以受到各方的关注就是它的能源没有被开发，每一个国家，一些大的力量中心都想在这个地区占有它的份额，所以在这个地区呢争夺得也非常激烈。这个欧盟，有它的中亚战略，美国有它的这个战略，包括这个俄罗斯在这个地区也有它的战略。中亚里海地区的能源开发现在面临着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中亚和里海地区的领土领海没有划分，因为它在前苏联时期它是一个统一体，现在苏联解体以后，沿岸的五个国家都想占一份，但是在法律谈判上到现在没有解决，再一个就是它的法律地位问题没有解决，这个所以里海的能源开发问题我觉得今后也是一个未知因素。

3、非洲地区

第三个呢我想讲的是热点地区是非洲地区，非洲特别是北非和西非的油气储量非常高，而且它的油质比较好，勘探的成功率比较高，它的石油、天然气探明储量分别占到了世界的百分之十和百分之八，而且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在最近这些年来，非洲的发展和非洲的能源开发这个是非常快，而且一些主要的一些力量中心都聚焦到了非洲地区，所以这个 4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非洲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与传统的产油国相比，西非地区这些资源国它表现出了良好的投资前景，政策还比较宽松，所以呢吸引了很多外资来开发，在今后这个随着非洲经济的好转和能源开发形势的增加，以后我觉得非洲这个热土，这个能源热土将会更多吸引世界各国的眼球。

4、拉美地区

第四个就是拉美地区，这个可以说又是一个还没有被全面开发的油气富集区，长期以来这个拉美是被美国视为后院，但是呢这些年来以委内瑞拉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强调国家在民族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对外实行民族主义，维护国家主权，所以这个拉美在这些年来，而且还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随着石油开采技术的完善和提高，拉美的这个能源的潜力在逐渐地释放，你包括像这个拉美加拿大的这个油砂，委内瑞拉的稠和它的重油，以及这个巴西深海的石油和它的岩下石油，这个储量都是相当大的。所以拉美的这个今后在这个全球的能源我觉得越来越多的这个吸引大家的注意。

（二）热点问题

还有第二个大的热点，我先讲一下热点问题，或者是在大家的这个开发当中（的热点问题）。热点问题大概是有这样几个热点问题，一个呢就是构建国际能源安全体系，保障能源安全，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能源的一个热点问题，第二个就是这个修改和制定国际能源的规则问题，这个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当前大家要讨论的，这个其中也包括我们国家今后要参与一些国际能源组织，提高中国在这些国际能源机构当中的话语权的问题，第三个就是我想这个涉及到的推动国际能源这个它的一个安全和能源体系的形成，一个新的能源体系，就是新的能源秩序，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现在这个国际能源秩序大概还是由一些发达国家和这个经合组织国家来主导的，这个是没有广泛地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所以我觉得这个在今后的这个制定游戏规则，制定新的能源规则和安全体系方面，这个能源体系方面是一个相当热的问题。第四点我想就是主要讲的就是还是要加强国际合作，因为能源它是一种人类的财富，这个各个国家必须要建立这样一个良好的合作氛围，奠定合作的基础，只有相互合作才能够互通有无，太能够弥补我们各个国家的不足，促进共同发展，所以这个我想是这个四个热点问题我也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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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能源格局的变化和发展趋势

（一）全球能源体系的四大变化

下面呢我想围绕着这个当前的能源形势问题，就是国际能源格局的变化和它的发展趋势，进入新世纪以后，尤其是在这个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受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能源安全问题这个非常凸现，国际油价的走势以及页岩气为代表的非常规能源的开发，主要是这个主要资源国和这个消费国政策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在此背景下呢全球的能源外交异常活跃，可以说世界能源大格局演变的序幕已经拉开，由此对地缘政治形势和国际格局的催化作用也引人注目，这个全球能源体系的变化我觉得它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从全球能源的供需关系来讲，从供需的格局来讲，过去的几年全球油气储量和它的产量都在持续地攀升，上游的投资和国际贸易都非常活跃，全球能源整个的供求关系趋缓，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原来能源是非常紧缺的，这些年由于西半球能源的发展非常规能源的开发，在供求关系上现在趋于一种大体的平衡，而且还相对的稳定，这是第一个变化。

第二个我就想讲一下这个从全球能源的结构来看，这个也是非常明显的，天然气的发展速度加速，天然气的发展我们可以说它进入了一个黄金期，天然气在整个能源当中比重它在扩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原来是石油一枝独秀，那么这些年来天然气的开发呢在各国被广泛地应用，因为天然气它是一种清洁能源，这个所以受到各国的重视，这个我们可以展望在未来的几十年内这个在油气结构方面大概就是油和气并举的这样一个局势将会越来越明显。

第三个我想讲这个从世界能源格局的供销关系来讲，出现了更为清楚的变化，就是我们所说的油气供应西移，需求东移的这样一个大趋势已经悄然成形，或者这样一个趋势呢已经越来越明显，它这个影响我觉得是非常深远的，我把这个整个全球能源这个供销这个格局的变化，我把它比作就是跟苏联解体和这个金融危机这样引起全球性变化的重大事件和它的影响我觉得可以相提并论，对美国能源就是对这个油气的生产西移这个重大变化我们现在在评论这个美国的发展，和下一步的西方世界的变化当中呢，我觉得这个是给西方给美国的发展打的一注强心剂，有可能美国的经济将会由于它的能源独立而出现一个重大的拐点，使美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一个新的积极的变化，我想这个油气生产的西移和它的需求东移，这是一个重大的趋势。

第四个我想在全球能源体系当中的重大变化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未来围绕着石油的核心矛盾，将会从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和经合组织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逐步地向新兴经济体与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之间的利益较量这个方面转移。因为从20世纪70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年代以来，我们知道油气的矛盾主要是在经合组织和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之间进行的，就是发达国家是用油的大户，而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呢是提供能源的主要的来源，所以它们两家在争夺这个利益方面，在价格，在产量在这些方面常年在进行角逐，那么今后呢随着亚太地区，东部地区的能源市场的扩大，消费的这个增加，今后呢很有可能就是形成一种这个有新兴力量国家，包括中国、印度这些在内同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今后在能源这个利益方面的一些角逐，这个刚才我讲到的世界能源格局的这四个大的变化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趋势。

（二）油气生产西移和消费东移的重要影响

1、全球油气生产西移、消费东移

我想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油气的生产西移和消费东移它的这个重要影响，为什么要叫它这个全球这个油气生产西移，消费东移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非常规油气的勘探开发和技术取得重大的突破，西半球，我们这个西半球指的就是美洲，也就是这个图，这个图这边是美洲，我这个箭头画的就是生产的西移，已经逐渐地向拉美的委内瑞拉、巴西、加拿大、美国这个方向去，而消费的东移呢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在这个亚太地区，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在这个亚太地区常年的它有这样一个变化，在从北非、中东，然后中亚、里海一直到俄罗斯这样长期形成一个能源的储藏带，世界能源的百分之七十出自这个地区，围绕着这个中心带它的西部就是欧洲、美国，它是作为主要的一个消费区。另外一个消费区呢就是在东部的亚太，所以我们有时候把它概括为一带两区，一带就是这个能源生产区、储藏区、出口区，两带就是一个欧洲美国的一个消费区，和亚太的这样一个消费区。可以我们现在讲这个目前在全球的能源生产方面，我刚才说的这个北非、中东、中亚、俄罗斯这样的一个生产带，这个长的一个储藏带还是占主要的这个地位，但是呢在近些年来刚才我讲了随着这个非常规能源的开发和技术的突破，慢慢地逐渐地已经往这个西部转移，能源生产和消费趋向的转移，这个在国际格局当中是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问题，这个意义非常深远。

我们可以说在历史上美国曾经最早在二十世纪初就是世界能源的主要产地，这个能源石油美国是最发达的，在一九零几年前后，宾夕法尼亚的石油、美孚石油、洛克菲勒集团这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所以这个石油原来是出自在美国和这个北美，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逐渐的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却成为一个能源的进口国，大量的能源依赖中东，那么随着这些年的变化，现在美国开发它的近海石油，搞它的页岩气开发，包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括它的新技术开发，新能源的开发逐渐地使美国的能源供给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所以这个美国的能源供应，据估计在2015年将要实现完全的能源独立，就是它的油和气不需要进口，而完全依靠自己自给能源，这个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另外美国有可能在2020年它的能源出口，包括它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要超过沙特阿拉伯，居世界第一。美国的这样一个强势的发展在能源（领域）里将会对世界格局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所以这个另一方面呢我们又看到在亚洲地区，亚太地区这个地区，随着新兴国家的发展，进入到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重要发展阶段，这些国家对这个能源的需求在成倍的增加，包括中国，我们的能源对外的依赖现在每年按照百分之三的比例在增加，去年我们的能源对外依存度，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八，如果按照这样一个速度来增加我们对外的依存度还会要提高，而印度的情况和中国也相似，所以随着这些新兴力量国家的发展，大量的能源是在亚太地区消化，而我们都知道美国是实现了能源的逐渐自给，而欧洲的经济情况又不好，对能源的消费也在减弱，所以说形成了这样一个油气的生产西移，它的消费东移这样一个总体的一个发展态势。

2、美国能源独立将造成的影响

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以后，尼克松总统第一次提出要实现美国的能源独立，而且当时提出的计划是在20世纪80年代，上世纪80年代实现美国的能源独立，但是这个当时大家呢都把它作为一个笑谈，这个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对外的能源依赖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度，那么现在这几年，从2009年开始我们就能感受到美国在能源独立方面的一些迹象，美国的能源独立将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呢？我觉得一个是美国在对外出口当中呢它的就是底气在增加，因为我不有求于外国的能源，我在行动上呢有更大的自由度，包括像中东地区，中东地区呢美国原来在这儿投入大量的军力、财力和人力，美国历任的国务卿出访地区最多的就是中东地区，因为这个地方是它的油脉，它必须要要控制中东，那么现在呢，它不需要进中东的石油了，那么造成什么影响呢？造成的影响就是中东的石油到什么地方去？美国不要我的油了，我的这么大比例的油到什么地方去？迫使中东国家在欧洲和亚太寻求新的能源市场，所以我就觉得这样造成一种什么后果呢？就是欧洲国家和亚太国家在选择能源的时候它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在选择石油或在石油定价方面呢它又这个立场有所加强，你包括像欧洲，它更多的是进口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和石油，几乎欧洲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天然气是进口于俄罗斯的，石油也大概占到百分之二十多，（百分之）二十三，那么现在如果美国不要中东的石油，不需要中东的石油，那中东国家的石油就有可能向欧洲（出口），这 8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样就同俄罗斯造成一种竞争关系。

另一方面我们看我们东面的亚太地区，亚太地区也会成为中东国家出口原油的一个重要方向，而不在于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仅在于这一点，而且它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在这个地区呢无形中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造成了俄罗斯在欧洲市场上面临着中东石油冲击，在亚洲市场上也面临着中东石油的挑战。而且俄罗斯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是在于它的开采成本比较高，它的油气产区自然条件比较恶化，设备也不一定先进，技术也比较落后，所以它成本很高，这样在竞争力方面俄罗斯并不具备优势。

3、对中国的影响

对我们中国的影响我觉得这个也是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对中国的影响我想那个我们现在是世界最大的一个，比较大吧，是个能源消费国，而且也是世界第二大的曾经有一度是第一大世界能源进口国，能源的比例，对外能源依赖的比例在逐渐增加，那么这样整个的一个能源格局的重大变化，包括我说的生产西移和消费东移这样一个浪潮当中，或者是我们在能源的技术革命的一种创新和发展当中，对中国到底是怎么看？我这个本人认为呢，对中国的利大于弊，既有风险也有挑战，对中国能源它的影响我觉得它的中长期的效应要大于短期。

（1）有利方面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能源发展对我们的好处在有利于方面有这么几点：一点呢就是它有益于我们在能源进口方面面临的压力趋缓，我们拥有更多的能源选择，除了原来在中东，在中亚，在非洲包括在亚洲一些地区，包括俄罗斯，我们现在还可以选择更多的地方，包括拉美，这个就可以推行我们能源多元化的战略，我们在选择这个能源方面我们有更多的来源，这是一个对我们有利的方面。

第二个就是美国的能源实现独立以后，它对外部能源的需求减弱，那么这些能源在国际市场上它的竞争呢也就相对的要缓和一些，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获取能源方面的压力比原来要减弱。另外一点就是我想到在这个能源方面对我们有利的就是现在这个国家，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新的这样一个能源的天然气的这种变化，这种剧变来改变我们的这个（能源结构），刺激我们来改变我们的能源结构。

美国的能源在短期内实现了它的能源独立，跟中国相比，我们也是一个能源需求大国，那么美国能够在经过多年的努力，经过这个政策的调整，经过技术因素的驱动，开发新的能 9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源，逐渐地由一个能源依赖国，对外的依赖国成为一个能源的实现能源独立。那么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们在这个能源发展战略上我觉得自力更生，立足于自我，这个并没有过时，所以对美国的这个能源发展，能源独立的这样一个事实，对中国的下一步的能源发展我觉得是它有正效应，促进我们中国更多地思考，如何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能源发展解决方案。

另外一点美国对我们的有利的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可以促进中美的能源合作，今后呢我想随着美国能源独立，和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两个国家在能源领域合作方面的潜力是非常大的，这也给我们开拓了一个新的合作领域，我就这个有利因素。

（2）不利方面

不利因素我就想我们一个是在环保方面，因为这个页岩气这些洁净能源的发展使这个发达国家对能源的一个是它的需求量在减弱，因为我们知道西方发达国家它的的城镇化已经进入到高峰期，它对能源的需求量是按照一个递减的次数，美国现在对能源的需求每年按照百分之零点五的比例在下滑，如果十年就是下降五个百分点，而我们的能源现在是往上走的，所以能源需求量很大，但是我们能源呢因为我们用的传统能源，洁净能源占的比例少，所以我们这个环境污染代价也很大，如果现在实现了这样一个独立以后，美国它使用了洁净能源呢就很有可能在这个环保方面对我们增加压力，尤其是在温室气体的排放方面给我们造成一些麻烦。

第二个呢还有一点就是消极方面我还想讲，就是美国的自由度提高之后，它可以集中精力来经营它的亚太战略，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个对中国在亚太的这个发展它是一种牵制因素。还有与此相关的就是我们国家在进口外部能源的同时，我们的风险在增加，不确定因素在增加，美国对中东的油气资源的需求减弱之后，美国就不可能像原来那样在中东地区投入大量的军事、物力和财力，而且在维护海洋通道问题上呢美国的责任也不像原来那么迫切，所以这个维护海洋安全，维护这个中东、北非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这样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对中国来讲，我们在获取这些不稳定地区的能源，获取尤其是在中东、北非地区能源的时候它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而且海洋通道问题对中国是非常现实。

三、中国能源外交如何应对

下面呢我就想讲一下第三个问题，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全球性变化的这个背景下，中国在能源方面，我们的能源外交应该做些什么，应该怎么应对，我们在这个通过这样一个全球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性的能源格局的一个变化，或者它的这样一种趋势，我们应当把能源外交放在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上，能源这个东西，尤其是石油大家都知道它是一种稀缺性的物质，石油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海里边儿走的，全部都离不开它，包括我们的工业，甚至我们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你想一下现在如果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没有能源，我们是一种什么状况。

那么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这个能源对中国来讲，我们无论如何要保证我们国家能源的供应，维护我们国内的能源安全，我觉得从能源外交的角度讲，它是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含义是通过国家的政治经济它的一些行动和对外活动和它的国家机构，国家的这个企业，或者一些个人它的活动，来维护国家的能源安全，这是它的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就是反过来，我们通过能源外交在能源领域取得的成果和合作来加固和推动两国的关系，因为你这个能源它是相互依存的，你包括进口国和出口国，它如果没有这个能源合作的这样一个连接的纽带，它的关系是不紧密的。

在这个中国的能源外交方面，我觉得一个方面是要明确我们国家的能源外交的重点和它的任务，我觉得这个能源外交的重点方向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要把维护国家能源战略的实施，实施提供可靠的外部政治保障，作为能源外交的基本任务，并且把保护我国企业在海外的经营活动和利益作为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这个我觉得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在发展我国能源外交，我们要建立适合我国特点的能源外交运行机制，能源涉及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大能源的这样一个管理机制，但是我们国家现在呢从这个能源的主管部门来讲它也就是能源局是隶属于国家发改委，而美国和俄罗斯和其他一些日本一些大国能源它都是一个国务院相当重要的部门，所以我们的能源管理机制直接涉及到我们的能源外交，所以要建立适合于中国特点的这个能源外交运行机制就要，我觉得就是要根据我们国家的国情，建立一个最高决策层，能源企业、外事单位和这个地方有关部门的包括一些研究机构这样的一个运行机制，发挥各方的这个作用。

第三个呢我想就是要实现我国能源的安全，就是要实现全面的来源的多样化，避免进口来源的单一性，我们不可能过度的依赖中东的石油，我们要在多个领地方向上来获取能源，而且在能源的类型上我们不光有常规能源，我们还有非常规的，新能源，再生能源包括风能、电能这些都需要。

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必须要加强国际合作，这个国际合作同这个出口国、进口国、过境国加强合作，而且要同国际组织、国际能源机构来加强合作，学习和它们开展这种合作以后谋求共赢，而且我们要通过合作呢在技术方面要获得突破，要从更好地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来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更好的来介入到这个全球能源秩序的建立和提高中国的话语权，来保证中国的这个能源安全。

这里边还想补充一个就是我们呢要，要转变我们能源的发展思路，对国内能源的重视度要加强，要节能，要开辟新的能源渠道，在我们的能源发展上要内外兼修，全面地根据国际市场和国内的情况来维护我们的能源安全，要增加国内独立能源的比重，才能应对当前这个形势的挑战。

四、现场提问

田桐：非常感谢石老师刚才精彩的演讲，那我们今天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很多是来自外交学院的，就会有一些非常专业的问题和您探讨，同学们有问题要问石老师的请举手。

现场观众：石老师您好，感谢您精彩的演讲，刚才您在演讲中也提到了，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能源进口国，而且我国能源的进口主要是依靠海上运输，大约百分之八十的原油进口要通过马六甲海峡，这样的话就形成了制约中国能源问题的“马六甲困境”，您认为我们怎么样能够冲出这样一个“马六甲困境”？谢谢您。

石泽：这位同学提的这个问题是个很严重又现实的问题，因为我们国家的油气资源刚才说到了有相当大的比例是经过马六甲海峡进来的，那么这个地区呢由于能源格局的变化，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未来这个地区的油道安全，包括这个地区的政治这个方面的安全，都是一个未知数，我觉得对中国的这个进口境外能源来讲，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马六甲这个问题，这个困局是的确存在的，关键是我们如何来防范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在同缅甸，同巴基斯坦，在这方面开展了合作，就是一个有利的摆脱就是陷入“马六甲困境”的这样一个具体的举措，我觉得这个对中国实现能源的这种安全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行动，同时我觉得我们要为了这个摆脱这个对境外能源的过分依赖，我们恐怕还要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在开发我们本土的能源和周边的能源。美国的能源这个独立它有两个方向性的转变，它一个是立足于本国内地，第二个是立足于周边，你看它在加拿大、墨西哥周边这些都是它周边地区，这个不经过第三国，或者很少经过第三国，这样就更好地保证它的这个能源安全，像我们国家现在和中亚的油气管道我想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行动，因为中亚和中国是直接相邻的，不经过第三国，而且我们更便于来维护我们这个，这个油气通道。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油气管道的方向也应该多元化，不应当就一个从这个油气当中从中东，然后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到波斯湾进入到中国，我们可以在北部、在西部，在东部都可以搞这种管线，这个我就觉得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油气网络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是一个非常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必须的，在这方面呢我想随着中国同国际能源合作的深入进行，我们经济的发展，我想我们在这个摆脱这个“马六甲困境”方面中国可能还有更多的举措，谢谢。

现场观众：石老师您好，非常感谢今天您能来讲座非常高兴，我想就您之前的讲座提个问题，就是在地缘政治上我国目前石油进口严重依赖局势不太稳定的中东和非洲，而且进口国家相对集中，突然断供的风险一直存在，那么这种现状在未来是否有改变的趋势呢？谢谢。

石泽：这同学提这问题是一个在能源安全方面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由于各种原因吧，我们国家在能源进口方面进口中东和北非的石油是非常多的，最近这些年呢由于阿拉伯之春，包括这个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干预，和一些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个地区的形势现在出现一个大的变化，利比亚事件呢我们就是一个大家都亲身经历过，但是我觉得这个为了这个防范这样一种危险，我刚才讲到了就是我们还是要加强我们的多元化，不能就是仅仅在过度地依赖中东的能源，还有很多的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生产西移，拉美地区现在大量的非常规能源这个都是我们可以今后发展的方向，所以在能源的多元化方面我们必须要加快步伐。另外一个就是在国内的节能开发面也要加快步伐，同时呢我们国家在维护我们的能源安全方面我们要动用外交，政治手段，但是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也要动用军事手段，这个是维护国家利益需要的，也是我们和平发展所需要的，我觉得这个，特别是在现在国际形势动荡，地区形势不安的情况下，我们应对维护我们的能源安全，能源利益应该采取多种综合性的手段。

田桐：能源是现在世界经济的命脉，这关乎到国家安全和全球稳定，那么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就认为能源一直贯穿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实际上二十一世纪以来呢，各国都对自我所需要的能源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而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当中的大国，对能源的需求也不得不根据经济的增长而不断地扩张，那么今天石老师的演讲为我们结合中国国情和地缘情况，针对中国能源外交做出几点建议。再一次感谢石老师，也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次再见！

第三篇：俄罗斯的能源外交与中俄能源合作

俄罗斯的能源外交与中俄能源合作

郑东生

俄罗斯是世界能源资源大国，也是能源生产和出口大国。俄罗斯能源外交对于全面振兴俄罗斯经济、提高俄罗斯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深刻剖析俄罗斯的能源外交，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中俄能源合作的前景。

名列前茅的世界油气大国

目前俄罗斯原油的原始探明储量为310亿吨，待探明和控制石油储量为235亿吨。天然气探明储量48万亿立方米，占全球探明储量的33%，居世界首位。据测算，按照俄罗斯政府2003年8月通过的能源发展战略，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尚未探明的潜在油气足够开采80年。俄北冰洋、太平洋大陆架和黑海海底还藏有丰富的油气资源。

俄油气产量分别占全球总产量的10%和23%。俄石油高峰产量为1987年的5.76亿吨，2003年产油量创苏联解体以来新高，达到4.2亿吨，其中约一半出口，超越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头号原油出口国。2004年原油产量达4.59亿吨，出口1.97亿吨，产量和出口量均仅次于沙特，居世界第二位。俄方准备在不久的将来把石油出口量提高到每年2.7亿至2.8亿吨。俄天然气高峰产量为1991年，达6430亿方，2004年产量为6330亿方，居世界首位。

随着国际油价持续走高、中东、拉美等传统产油国局势长期动荡、北欧和英国北海油源日渐枯竭，西方经济恢复性增长态势不断巩固，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经济逐渐振兴，世界主要经济体对能源的需求都在上升。美、欧、欧佩克等国家和组织纷纷要求俄扩大能源生产和出口，以稳定国际能源市场。俄成为各方争相聚焦和争夺的主要能源供应国，在世界能源市场的地位和作用显著上升。

俄大打能源外交牌

俄罗斯政府根据自身经济发展和整体外交需要，将对外能源合作和外交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积极开展能源外交。普京还专门任命一位对外能源合作特别代表并兼任外交部领导。目前看，俄高度重视能源外交的主要战略考虑是：

第一，通过扩大对外能源合作促进本国GDP翻番。能源产业一向是俄经济支柱之一，产值约占俄工业总产值的30%，为俄政府创造54%的年预算收人和45%的外汇收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左右。普京当局将大力发展优势能源产业确定为实现GDP翻番和加快经济振兴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二，希望通过对外能源合作大规模吸引外资。俄能源基础设施严重老化，今后3O年至少需要1500亿美元投资更新改造。俄东西伯利亚和远东潜在油气田勘探开发的成本较高，需要投人大量资金。普京当局希加快非能源行业发展、促进本国经济结构调整更急需大批投资。俄经济尚处在恢复增长阶段，自身投资能力有限，吸引外资的硬件和软件远不及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满足国外对俄的能源需求，以出口油气换取大批投资，激活经济外交，是俄能源外交的重要一环。

第三，谋求通过能源外交改善俄外部环境，提高国际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奉行遏制和削弱俄罗斯的政策，俄在政治、军事安全和国际事务中备受西方挤压，手中的外交资源有限。利用各方在能源合作方面有求于俄对他们打能源牌，用能源资源补充外交资源，调动各方改善和发展对俄 关系，这在俄能源外交中占有突出地位。俄承诺不会减少对欧盟的能源供应，是为稳定并进而提升俄欧关系。俄应美要求允诺到2010年将对美原油供应从现在占美进口总额的2%提升到11%，是为促美改善对俄关系。俄同意对长期依赖俄能源的部分独联体国家免征石油出口增值税，是为了拉拢日益离心的独联体小伙伴。俄决定开发东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油气资源并向亚太国家出口，则是为了拓展亚太外交，拉近与亚太国家的关系，增加其在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中的分量。总之，能源外交是俄营建有利的国际环境、扩大国际空间的 一张王牌。

俄能源外交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首先，从叶利钦时代的放任自由回归到政府主导。普京始终认为，必须由国家确定俄油气发展的优先方向，国家调控应是俄罗斯资源管理政策的核心。他强调：“俄罗斯经济今后一段时间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其组成部分的有计划增长的基础上，首先就是发挥矿产原料资源的潜力，并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保障。”针对大能源公司在上个世纪9O年代基本被私有化、西方借此向俄能源行业渗透企图予以控制、对外能源合作形不成整体外交效应的不利局面，普京当局以整治、肢解“尤科斯”公司为突破口，使大能 源公司相继臣服于俄当局。在此基础上，俄政府授意“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组建新的国际控股超级油气垄断企业，并与亲当局的“卢克”等石油公司统筹对外能源合作。

其次，竭力搞双向能源合作。在积极向其他国家出口油气的同时，俄鼓励本国大能源企业以不同方式打人其他国家的能源市场。一是合资开采他国油气资源。二是压独联体国家以战略企业股票对冲欠俄能源债务，从而控制独联体国家经济。三是带动俄对油气进口国的能源设备出口。四是支持俄能源企业进军他国能源销售市场，如“卢克”公司在美成功 收购1000多家加油站，在东南亚、中东和非洲一些国家的汽油销售市场也十分活跃。

第三，奉行多元化方针。俄以独联体传统能源市场为基点，向欧洲、北美、亚太乃至南美多方位辐射，竭力使能源外交具备全球规模。俄对外资进人俄能源市场也奉行多元化方针，在美、欧国家资本已占领俄部分市场的情况下，今后拟主要吸引中日韩和印度等亚太国家资本。

第四，对外资实行一定限制。普京当局认为，能源是国家的战略行业，应由国家来控制，各国无一例外，因而对外资进人俄能源行业实行“合理限制”。俄新出台和即将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显示，在对俄罗斯具有战略意义的地下资源项目中，外国投资方的股分比不得超过50%。重要的能源产地不容外资独家开发。国家垄断油气干线管道的决策权和经营权，外资只能投资参与修建。普京已经命令政府在2005年11月1日前将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政策写人相关法律。

当前影响和制约俄能源外交的主要瓶颈包括：一是结构性因素。比如，俄油气资源的开采成本较中东国家高很多，俄管道和港口等油气运输基础设施老化且运力不足，俄油气深加工能力薄弱等。这都制约了俄的能源生产和出口。特别是铺建新的油气管道解决出口通道严重不畅问题是当前俄能源外交面临的最主要任务。二是地缘政治因素。除了面向土耳其市场的“蓝流”天然气管道外，迄今俄所有的油气管道都通向独联体和欧盟国家。俄西南方向经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出口被士耳其以保护生态为由单方面限制俄油轮通行而萎缩，土方建议的巴库一找滩时又管道俄方出于安全和经济考虑不会使用。俄与中、美、日、韩、印度等国已经形成多边能源关系结构，要实现利益最大化，必须有高超的战略协调能力，否则将对俄的能源外交形成牵制。

目前俄正在积极筹建新的油气出口管道。一是拟修建经保加利亚黑海港口布尔加斯至希腊、摆脱土耳其限制的替代原油管道，俄与保加利亚和希腊三方已经签署了有关协议。二是新建到太平洋沿岸港口纳霍德卡和至中国大庆支线的远东原油管道以及通过中、日、韩的天然气管道。三是修建从西西伯利亚到巴伦支海港口，然后再通过油轮和气轮运往北美的油气出口管道。四是铺设经过波罗的海海底和德国至英国的天然气出口管道。俄试图实施这样一个连通四面八方的能源出口“路线图”，搞活全方位能源外交。

中俄能源合作前景明朗

多年来，中国积极致力于开拓俄罗斯能源市场。1992年10月，中石油公司在莫斯科就成立了办事处，开通了最早的中俄能源合作的窗口，负责联系和协调中俄能源合作事宜。1994年，中石油公司与“尤科斯”启动修建从俄远东到中国的原油管道工作，同年开始远东至中国的天然气管道谈判。2000年，中俄中断50年的原油贸易得以恢复，截止到2005年5月，中国共从俄罗斯进口原油1190万吨，贸易额30亿美元。2003年3月，中石油俄罗斯投资公司成立，全力以赴寻求对俄能源合作的机会。

但总的来看，中方在俄罗斯能源市场上进展不大。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原最主要的合作伙伴“尤科斯”官司缠身，屡遭俄政府打压。二是俄远东油气出口管道设计工作受到国内利益集团、当地政府、生态、地理以及美、日干扰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制约，至今仍有不确定因素。三是俄迄今为止修建的惟一一条只面向土耳其市场的“蓝流”天然气管道遭受重大损失，至今不能满负荷运营。俄方对修建面向一国市场的出口管道心有余悸。四是俄国内还有一些人对中国存有防范和疑虑心理，一方面担心中国“掠夺”俄资源，另一方面也担心俄中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

以“尤科斯”事件为标志，俄对国内能源生产、开发和出口体系的秩序整顿初步结束，俄对外，包括对华能源合作的内部机制性障碍已经消除。从90年代中期起，中俄能源合作历经多年磨合，相互了解、理解和认识不断加深，积累了丰富的合作经验和教训，为中俄两国扩大能源合作打好了基础。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稳步发展，我国领导人多年来大力做俄方工作，拉住、稳住了俄方对与中方开展能源合作的决心。中方主动提出投资120亿美元帮助俄罗斯搞基础设施建设，让俄方感觉到了中国的真诚合作愿望，打消了俄国内部分势力担忧我只攫取俄能源的顾虑，增强了俄方对两国能源合作的信心。

最近，俄方在我关切的几个 重大能源合作问题发出了强烈的积极信号。第一，俄决定优先向中国而不是日本供应石油。继俄政府2004年12月31日确定远东原油管道走向(即先将油管从泰舍特修到离中国边境最近的斯科沃罗季诺后，第二阶段再修建至太平洋的管线)后，普京在出席今年的八国集团峰会期间明确表示，连接西伯利亚油田和远东港口的输油管道建成后，俄罗斯将优先向中国而不是日本供应石油。到太平洋沿岸的石油管道建设将取决于东西伯利亚油田开发情况。管道一期工程将历时3年，最早将于今年开始动工。管道建成后，每年将向中国输送2O00万吨石油，另外1000万吨石油将通过火车输送到太平洋沿岸。此后，普京又于7月20日强调，建设从俄东西伯利亚至中国大庆的石油管道是俄最大的国民经济发展项目之一，其意义可以与当年的贝加尔一阿穆尔铁路干线(贝阿铁路)建设相媲美。第二，在“尤科斯”无力向我供油的情况下，俄政府克服困难，指示亲当局的“卢克”石油公司取而代之，作为中方新的铁路供油合作伙伴，今年1月中石油公司还与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签订了6年内经满洲里供应4840万吨的原油合同，总金额为150亿美元。这使得两国政府达成的在远东原油管道建成前通过铁路逐年扩大向中方供油有了保障。第三，在BP—秋明石油公司与中、韩两国的天然气合作项目——科维克金气田开发案陷人僵局后，俄国家控股的天然气垄断企业“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主动与中石油公司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天然气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俄方一系列举动表明，中俄能源合作的大门正在逐渐打开，两国开展大规模能源合作的前景进一步明朗。

中国应从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出发，高度重视对俄能源合作，充分调动和运用中俄关系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抓住当前两国能源合作的机遇，积极进取，全面布局，循序渐进，使两国能源合作不断取得突破。

(本文责任编挥：季仰舒)《当代世界》2005年第9期

第四篇：中国史学的理性之光

中国史学的理性之光

我们都知道，西方启蒙时代的理性史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中国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没有发展起如欧洲那样大规模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也就没有产生如西方那样典型的理性史学。但是，中国史学发展依然依稀可见微弱的理性之光，它大致经历了两个阶级。

第一阶段，从明代中期至明末清初，主要标志是怀疑主义思想和反封建思想的不断滋长。影响较大的史学家是李贽（１５２７－１６０２年）、王夫之（１６１９－１６９２年）、黄宗羲（１６１０－１６９５年）、顾炎武（１６１３－１６８２年）等。李贽从人类的“德性”本无区别的认识出发，认为人都应是平等的，“曷尝有所谓高下贵贱者哉”。这是明显的反封建等级的说教。他反对道学家提倡的禁欲主义，认为：“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他在史学方面的代表作《藏书》、《读藏书》，往往是以不同于传统的是非标准来评论历史人物，自认为“凡昔人之所以忻以为贵者，余多认为假，多认为迂腐而不才不切于用；其所鄙者，弃者、唾且骂者，余其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也。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都是明末清初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史学家。王夫之说，古代的分封制不可复行于后世，是因为“民力所不堪，势在必革”，而郡县制实行近两千年却不改变，是因为“令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王夫之虽然说不清楚“势”的含义，同西方的理性史学明确主张研究历史发展规律有相当距离，但他还是认识到了历史发展是有一种内在的因素在起作用。顾炎武治史，重实证、重考察，对后来乾嘉考据史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又是中国的实证主义史学的先驱。黄宗羲的历史思想具有更鲜明的早期启蒙思想的色彩。他的《明夷待访录》一书，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君权。黄宗羲反对学术上一切取证于“经”，提出“取证于心”，这是带有理性主义之光的思想。

第二阶段是清代后期，以龚自珍（１７９２－１８４１年）、魏源（１７９４－１８５７年）发端，主要代表人物有康有为（１８５５－１９２７年）、梁启超（１８７７－１９２９年）、夏曾佑（２８６３－１９２４年）、章太炎（１８６９－１９３６年）等，龚自珍认为，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与其始来者以致力改革，孰若自改造？”魏源同样重视历史变革的考察，他所编著的《海国图志》是第一部比较系统的介绍西方历史地理状况的专著。正如他自己所说，过去史著都是“以中土人谈西洋”，而他这部著作则是“以西洋人谈西洋”。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康有为除向清帝光绪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日本明治变政考》倡言实行新政外，又借用经今文学的“公羊三世说”来阐明君主立宪是历史进化的必然趋势。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破坏了长期以来儒家传统和封建正统观念对史学的束缚，阐明了“人类进化，皆有定位，自氏族而为部落，由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为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臣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国”的进化思想，他还用“一统之世”与“并争之世”这一范畴对东西方社会文化的发展作了综合比较，要求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都要适应世势的变化而改变。章太炎于二十世纪初最早提出用进化论观点揭示历史发展的过程，并提出要特别注意，从生产工具的制作、生活方式的变迁去认识历史发展的趋势与必然性。梁启超早年追随康有为的资产阶级改良活动，二十世纪初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响亮地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批评“中国之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他认为“新史学”应当叙述进化的现象，尤其是叙述人群进化的现象，并从中求得“公理公例”。他所说的“公理公例”，包含着对于历史的解释和探求其规律的思想。

严格说来，中国对于历史本质的理性主义的探究，从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虽然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却并没有完成它所应当承担的任务，很快被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代。

山东省肥城市一中 寇玉海

邮编：271600 电话：0538-3235850 E-mail: zk_yb@163.com

第五篇：中国地方政府职能的理性归位

中国地方政府职能的理性归位

摘要：推进科学发展背景下我国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型与优化，应在厘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定位的前提下，深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变迁及其对地方政府职能取向的影响;并结合我国改革与发展实际，调整和改革现有维系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制度体系，建立起协调、规范、互利的新型中央与地方关系，从而促使地方政府职能在顺应中央宏观发展目标基础上的理性归位。关键词：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地方政府职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地方政府基于地区利益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的发挥，地方政府作为“竞争主体”参与经济竞争有力地推动了区域内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与创新，促进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同时，由于地方政府作为“竞争主体”参与经济竞争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诸如职能错位、竞争机制不完善、地方利益追求与国家宏观发展目标不一致等方面的消极因素，已经并正在影响着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与总体经济竞争力的提升。由此，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职能定位及转型话题日益成了理论界与实际部门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研究与总结我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职能定位与转变更具紧迫性与现实意义。

论及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职能及转型，势必要研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不仅仅因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一国的经济与政治关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更为关键的是一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宏观发展战略的支持与配合，或者说需要地方的利益目标与中央的利益目标尽可能一致;只有地方的发展结果与国家的发展目标相一致，国家的经济与社会事业才能协调发展。正所谓：“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赖于两次分工：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分工，二是政府内部的分工。”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克服其利益目标与中央利益目标的不一致，促使其职能的转型与优化，必然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厘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能定位与利益关系、由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所引致的地方政府职能取向，并结合我国改革与发展实际，调整与改革现有维系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制度体系，建立起协调、规范、互利的新型中央与地方关系，促使地方政府职能在顺应中央宏观发展目标基础上的理性归位。这是在科学发展的背景下研究我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型与优化的一个重要认识前提。

在整个社会管理体系中，中央政府处于最高也是最核心的地位，它代表全体民众实施对经济社会的管理，其目的在于实现国家整体经济的增长与社会公众利益的最大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上应该是一致的，它与地方政府的最大区别在于中央政府的发展战略与政策措施是全局性的、维护的是国家整体利益，这就决定了它的职能定位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基础性、全局性的制度与条件。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政令的执行机关，既要贯彻中央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意图，同时也要体现与代表地方利益，因而它的职能定位是在执行中央政府宏观发展目标的基础上，为地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提供公共服务，它的职能的行使既是对中央政府职能的承接，也是对中央政府职能的延伸。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职能的履行情况，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地方政府过多地扮演了市场主体的角色，而诸如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则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诚然，地方政府职能的这一行为取向与我国的分权改革、政府官员的任命考核、政绩评价机制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应逐步从市场中退出，否则地方政府的职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越位”、“缺位”、“错位”等现象，造成经济资源的误配置和效率损失，同时地方的发展结果也不能与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正常衔接。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关系的演进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建立适应对外开放与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我国对传统的中央与地方职能定位进行了调整，实行了以简政放权为核心内容的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调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调整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1994年分税制施行之前。为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央认为，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要大胆放权，此后，中央逐步赋予了地方政府一定的相对独立的利益和经济管理

自主权，由地方政府决定和处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等一系列较为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利益的制度和做法，大大激发和增强了地方政府的经济活力和地方政府管理的自觉性，于是地方政府的利益主体地位日益凸出，使得地方政府担当了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任，地方财力大大增长，地方政府在国家经济管理中的地位逐步提高。“所以在转轨时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地方政府尽管没有合法的市场地位，却在相当程度上从传统的行政隶属关系中摆脱出来，成为事实上的经济主体”。放权让利改革战略与“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造成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即在地方财力大大增强的同时，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受到了损害，中央财政收入在全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逐年减少，“与地方财政实力相比，中央财政实力十分弱小，已经呈现了‘弱中央强地方’的基本格局。‘七五’期间(1986—1990年)，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约占全部财政收入的40%左右，而地方政府占60%”。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中央政府以财政实力为基础的宏观调控能力的走弱。

第二阶段是1994年至今。为了增加中央的财政实力并改善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中央政府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对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进行了重构，一个根本性的措施是在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从过去单纯的放权让利向按照各级政府的公共职能划分财政权限，应该说，“财政的公共财政化倾向开始体现”。在新的财税体制下，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被重新划分，在保证中央政府获得国家财政大头的前提下，地方政府获得了充分发展地方经济的自主权限，但同时地方政府承担的地方性事务增加了，地方政府除了要努力提供与发展像地方基础设施、教育、科技、卫生等方面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外，还要努力发展地方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事实上，全国很多地区的地方财政收人难以满足地方开支所需，地方政府逐步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为了应对与解决发展过程中的财政困境，大多地方政府陷入了追求地区利益最大化的“泥淖”，具体表现就是与市场化的根本要求相违背的地方保护主义的泛滥。

二、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博弈对地方政府职能的影响

从上述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关系的简要演进历程来看，改革后的行政性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动力，地方利益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中获得了较大增长，“中央与地方关系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即由过去以行政组织为主要基础的行政服从关系，转向了以相对经济实体为基础的对策

博弈关系”。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发生了这样大的转变，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行政性分权的改革使得地方政府获得了自己的财权与事权，有了比较独立的经济与社会利益，为了发展与维护地方经济与社会利益，地方政府及官员会倾向于在给定的条件下选择最有利于本地区发展的方案。布坎南对此有着精辟的分析，他说：“政治家和官僚的行动与经济学研究的其它人的行动并无不同”，“政府政策的制定者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他们也是从个人的角度看待问题，并按个人面临的诱因行事”。其结果必然导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基于利益关系的博弈。一旦地方政府基于利益关系与中央政府进行博弈，地方政府治理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便会与其“应然”意义上的职能以及公共利益导向产生程度不等的背离，一个比较典型的例证就是早在“九五”时期，中央政府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发展战略，但由于地方政府一味追求地方利益，时至今日，粗放式发展仍在各地区居于主导地位，经济发展方式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变。

以我国改革开放后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关系博弈对地方政府职能所产生的影响来进行分析，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化取向思路的指导下，自1979年开始，中央政府开始逐步打破中央高度集权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实施了旨在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的重构，主要的政策措施是逐步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采取“财政包干”的财政体制，赋予地方更大的财权与事权。这样一些做法改变了传统的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地方由于财政自主权的获得、地方财力的增长，开始拥有自己独立的经济社会利益。在这一新的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职能也发生了较之于传统计划体制下的根本转变。其主要表现是各级地方政府不再是执行计划指令的中介，而是日渐把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能之一，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个转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各地的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获得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受到了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同。客观地说，地方政府职能所发生的这个转变对于“文革”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它表明了这样一个理念：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实现社会进步是地方政府应有的重要职能。当然，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地方政府的这一职能在实践中也带来了无法克服的弊病，根源在于各地方政府在追求自身利益增长的同时客观上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形成，而经济发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与我国市场化改革所要求的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是迥然相背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地区间相互封锁、分割市场以及对本地企业实行行政保护等行为已经成为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的重大障碍，以致有人把中国经济称为‘诸侯经济’”。“诸侯经济”在发展实践中为打破市场割据平添了许多阻力，而且在“财政包干”体制下长期过分追求地区利益的发展也导致了中央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下降，使得全国性公共物

品与公共服务的提供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可见，由于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改革所引致的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在改革开放初期确实起到了调动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关系一定程度的形成，如20世纪80年代苏南乡镇企业的崛起和浙北地区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当然，地方保护主义在经济发展中的弊病也使得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那就是在财政实力上造成了“强地方弱中央”的局面，而且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强地方弱中央”的利益格局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给全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阻滞，于是又展开了新的一轮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博弈。

1994年新财税体制改革的实施按照各级政府所承担的公共职能划分财政权限，中央通过分税制重新掌控了财政收入的大头，在这一轮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博弈中，地方政府承担了绝大部分区域共享性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但其财政收入并没有得到明显的增加。中央则通过给予地方补助或财政转移支付来规范和控制地方政府的行为。以1994年新财税改革的实施为主要标志的新的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同样也对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能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为了应对和解决疲于应付的财政窘境，地方政府在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当作了自己的重要职能，实践中纷纷把能够做大GDP的产业作为区域发展的主导产业。二是在中央政府以财政实力为基础的宏观调控引导与控制下，地方政府的职能开始从聚焦经济转向社会领域，不得不将发展区域内的基础设施、教育、科教、文化、卫生等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作为自己的基本职能。三是在现有的干部任命与政绩考核体制没有实现根本变革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及其行政官僚为了基于自身利益的政绩最大化，过多地卷入了本应由市场来主导的地方经济发展，造成了经济发展中以市场分割和产业同构为主要特征的“行政区经济”，在发展实践中忽视了自身应该履行的职能，也就是通常所认为的职能行使上的“越位”与“缺位”现象。

总结上述改革开放后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变化对地方政府职能取向的影响后，我们发现，在1994年新财税体制实施前的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是“藏富于地方”的“强地方弱中央”，这种利益关系影响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发挥，制约了全国的协调发展。通过利益博弈，在1994年之后逐步形成的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是中央政府对国家财政的绝对控制，但这种利益关系状态又使得地方政府在追求地区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驱使下与中央政府展开了博弈，地方政府的职能或明或暗地与中央政府的宏观目标产生了差异与冲突。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陷入了“困境”，正是这种利益关系“困境”使得地方政府深陷于地方保护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发展实践表明，对于政府内部的分工，决定分权的合理程度仍然是一个难以把握的目标，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构建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并非一件易事。处于经济转型期的我国实现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科学化与合理化，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地方政府职能与中央政府的宏观发展目标趋于一致将是一个艰巨与复杂的现实任务。

三、调整、改革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促进地方政府职能理性归位

为了促进地方政府职能的优化，实现全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必须采取措施协调好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从而避免由于地方政府职能的偏差而引致全国的经济发展陷入“公地悲剧”之中。如何协调好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笔者以为，一个根本的原则是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对规范现有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制度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不是完全推翻现有的维系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制度体系。因为改革开放多年来特别是1994年新财税体制施行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总体上是稳定的，否则就无法解释这些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事实。理性的路径是对原有制度体系中不符合实践要求的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通过改革建立起协调、规范、互利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新型政府间利益关系，从而促进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具体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中央政府应有的宏观权威仍然要予以保持和强化。这是加强与改善中央经济宏观调控能力的重要基础，现行财税体制下中央政府占有财政收入大头的格局必须保持，中央政府运用给予地方财政补助的办法规范和控制地方政府行为的做法是有益的，它最起码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地方政府与中央宏观调控目标相异的非理性的诸如盲目投资、重复建设行为。在全局性的事务方面，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权威可以克服地方政府微观理性行为所导致的宏观不理性的后果，如中央政府通过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能够有效地规范地方政府的发展，推进中央政策在地方的有效实施。更为有意义的是，“在新世纪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将更大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政策上来，首先是因为财政体制的变革大大提高了国家的汲取能力，使得政府有可能将更多的资源投入社会政策领域”。

第二，现行的财税体制以及宏观政策的制定模式需要进一步改革。先看财税体制方面的弊端。吴敬琏在论及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时认为，“财政体制的缺陷使各级政府官员有动力和能力进行过度投资营建‘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把许多应当由中央政府掌握的事权和财权，例如实现九年义务教育的责任和财源，下放给地方政府的分散财政体系，使各级地方政府都要努力取得更多的收入来弥补日益增大的支出，同时，以生产型增殖税为主、在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之间按75：25的比例分成的税收体制使各级政府努力运用手中的资源配置权力集中力量经营产值大、税收多的简单加工业和重化工业的重大项目”。不难看出，现行财税体制存在的部分财权与事权配置上的不恰当，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成了各级地方政府在引导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非理性行为，而且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扭转的话，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会充满困难与阻力。

再看宏观政策的制定。中央政府宏观政策的制定以及宏观调控目标所具有的公共性不容置疑，但在宏观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不少地方政府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致使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产生上述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利益目标与中央政府的利益目标产生了差异和冲突。就中央政府宏观政策制定的角度来透视，要实现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利益取向一致化的目标，推进中央宏观政策制定的民主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有关全国性的公共政策制定要合理地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利益诉求。正如胡鞍钢指出的：“需要用决策参与权换取财权，扩大各地方参与中央决策的机会，使之能够对全社会资源分配具备表达本地区利益的发言权„„有助于地方领导人了解全国状况，增加合作的愿望。”“如果中央政府总是长期忽视甚至剥夺地方的话语权，或明或暗地排斥和阻碍地方政府进入中央政府政策制定过程，甚至要求全国地方政府完全退出参与宏观调控的分工体系，不仅不现实，而且因其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程度的降低，不利于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体制，更谈不上构建新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当然，中央政府在宏观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如果再吸收更多的社会主体如非政府组织、大众传媒、社会大众等主体的参与，相信宏观政策的实施势必会得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共识与呼应，全国协调发展的阻力将会日渐消除。

第三，明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的职责权限划分，使中央与地方关系进一步法制化，也是构建互利有序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催化地方政府职能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西方国家中央和地方关系不仅都建立在明确而广泛的宪法和法律基础之上，而且都努力通过法律化、制度化、程序化的手段来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和矛盾”。现行宪法虽然对于地方政府权力的运行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过于宽泛笼统和原则化，缺乏具体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因为我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长期以来主要是依靠政策性文件规范的”;中央与地方具体职权的划分不是分工式的，而是权力总数的分割;除中央专属的权力外，法律分别赋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几乎是一致和对等的，地方政府俨然是中央政府的翻版，地方政府之间也没有明确的权力分工。这种划分使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职责权限模糊不清，职能重叠多变，造成中央与地方权力和职能的错位，以及地方政府之间利益冲突的出现。一旦中央与地方或地方与地方之间出现矛盾与冲突，中央可以随意地干预地方的具体事务或者随意地收放权力，妨碍了地方政府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同时地方政府也常常出现某些越权和“变通”的行为，使中央的政令难以落实。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限划分由于缺乏法律规范而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不规范性和不稳定性，不利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良性发展。因此，在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权的基础上，使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规范化、法制化是未来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应该在法治基础上形成新型的权利义务关系，只有对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进行法律基础上的调控，才能保证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相对稳定性，提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调整的规范性，防止中央政府收权放权的盲目性、随意性和地方政府逾越冒犯的可能性”。此外，通过法定程序构建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权力运行的有效监督机制也是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促使地方政府职能理性化的一个重要举措，中央政府在向地方下放权力的同时，应该充分认识到监督机制对于控制地方政府职能的重要意义，要着力改变监督机制一直落后于权力改革步伐的现状，做到法律监督与行政监督双管齐下，尽快制定操作性强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加大对地方政府违规的惩罚力度，提高违规成本。第四，在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规范地方政府职能的过程中，仍要注意保护地方政府在其辖区内的合理权益，使其发展地方经济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能够始终得到充分发挥。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权是在特定的体制转轨环境中形成的，地方政府事实上已经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且地方政府与市场机制一起推动经济发展的现有格局在现阶段的转型期仍具有特定的效率意义，如改革开放后苏南政府在“苏南模式”的发展及其创新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正所谓“现存制度的可行性和成本以及技术能力共同决定了某一特定制度的影响力”，试图在一夜之间强行剥夺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权既不现实，也不理性。因为，“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是采取了一条代价低、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渐进道路，而东欧和前苏联由于选择了相反的改革方式，产生了巨大的摩擦和社会动荡，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了诸多困难和灾难”。因此，现阶段在强调规范地方政府职能的同时，也要注意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切实保护不同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地方合理自主权益，在对地方政府的权力运行进行监控的同时，要尽可能地给予必要的经济自主权，为地方政府积极性的发挥创造基本动力。另外，对一些发展公共服务存在困难的地区，中央政府可通过财政补助、人才支持等手段对这些地方政府给予必要的援助，使其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得以建立，从而使地方政府权力更健康地服务于经济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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