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某某诉某医院药物过敏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评析

第一篇：杨某某诉某医院药物过敏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评析

【关键词】先锋霉素，过敏，医疗纠纷

【中图分类号】d922．16；r593．

1【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9297(2004)01—0019—0

3在医疗纠纷诉讼中，有相当一部分案件属于药物过敏引发的损害。对于这类纠纷，可能涉及比较多责任争议主体，包括医

疗机构、药品经营机构、药

品生产厂家，还可以是患者自己承担

责任。涉及的法律关系也比较复杂。本文作者试就一个案例进

行刮析，首次采用“三分法”将综合医疗服务合同分为过敏药物

治疗原发疾病服务合同、药物过敏医学监护服务合同和药物不

良后果紧急临床医疗服务合同，分清了本案争议的合同法律事

实和适用法律。

案例介绍

2003年8月12日原告杨某某因人流手术就医被告某某服

务中心。18日下午原告又到该中心复查，被告医生给原告开具

先锋v等药处方。在注射药物前，被告护士为原告进行先锋v

皮肤试验，呈阴性后，为原告注射先锋v。原告随即感头痛、恶

心并伴有抽搐、呕吐。被告即采取抢救措施。经被告诊断原告

属过敏性休克、急性左心衰、肺水肿。为此，原告在被告处自8

月18日至9月18日住院。住院医疗费12884．40元，原告已付

5500元，余款未付，被告在原告出院通知中注明白付和挂账。

原告认为自8月18日至9月18日在被告处住院，在病情没

有痊愈的情况下，被告却将原告赶出医院。出院当时原告两腿

浮肿、麻木，并未痊愈。被告无视患者利益，事后又不负责任，严

重伤害了原告的身心健康。现诉请判令被告偿付住院费l6

896．73元，护理费1 500元、误工费3 000元、营养费1 500元、精

神抚慰金50 000元。

被告辩称，被告不存在母婴保健违法行为和相应的法律后

果，对药物过敏性休克、急性左心衰、肺水肿的诊疗无异议，先锋

v引起的药物过敏休克、急性左心衰、肺水肿是医疗意外，不是

医疗事故，被告不应承担责任。原告选择已使用多天的先锋v，并且经皮试阴性后使用，并及时发现过敏休克等症状，予以及时

抢救，避免死亡后果的发生，患者已康复出院，符合青霉素类药

物过敏防范原则，不存在青霉素类药物过敏防范违法行为；医疗

机构负有防范药物过敏发生和及时抢救的法定职责，应当履行

相应的问诊、进行皮试、用药后密切观察以及发生及时抢救的法

定义务。履行义务的就不存在药物医疗防范和救治的违法行

为，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完全履行义务并不等于药物过敏、过敏性休克、过敏性死亡的情形不发生，药物过敏损害结果的发

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和医学科学的自然规律。请求判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反诉称，反诉被告2003年8月18日至2003年9月8

日在反诉原告处住院，尚欠医疗费7 384．40元，诉请判令反诉被

告支付。

一审判决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在被告处就医时，因注射先锋、’．

致原告过敏性休克、急性左心衰、肺水肿，原、被告之间的医患关

系成立。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规定．不属于医疗事

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现原告无证据证实被告的行

为是医疗事故，被告不承担赔偿责任，对原告要求偿付住院费l6

896．73元、护理费l 500元、误工费3 000元、营养费1 500元、精

神抚慰金50 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反诉被告在住院期

间的医疗费用，反诉原告已付出医疗服务，反诉被告应予支付：

尚欠医疗费，反诉原告虽注明挂账，但挂账不等同免除，反诉被

告以反诉原告挂账不付医疗费．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

此，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第2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8条之规定，判决如下：(1)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反诉被告

应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给反诉医疗费用7348 40元；本诉

案件受埋费人民币2 697元，由原告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

币305元．由反诉被告负担。

分析与讨论

一、本案终止妊娠的孕期孕妇保健服务合同无纠纷

《母婴保健法》第1条“为保障母亲和婴儿健康，提高出生人

口素质”；第2条第1款“⋯ 使母亲和婴儿获得医疗保健服务”；

第l4条第1款“医疗保健机构应当为⋯ 孕产妇提供孕产期保健

服务”；第l9条“依照本法规定施行终止妊娠或者结扎手术，应

当经本

人同意，并签署意见”。本案中，起诉人2003年8月13日

接受人流手术，为预防术后感染，被起诉人医嘱静滴先锋霉素

v，起诉人自备药物院外执行医嘱5天。据此事实和法律规定，接受终止妊娠的起诉人和施行终止妊娠手术的被起诉人之间的协议是《母婴保健法》第l4条第1款和第l9条规定的为健康或

者视为健康的孕

妇提供终止妊娠的孕期保健服务合同，不是《母

婴保健法》其他条款规定的为母亲、产妇、新生儿或者胎儿提供的保健服务合同，也不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条规定的为

不健康或者视为不健康的患者提供的临床医疗服务合同。被起

诉人门诊医嘱没有违反先锋霉素v药物使用禁忌规定，不存在医嘱作为违法行为，无须承担法律责任，起诉人对此不持异议。

二、本案药物过敏不良后果之临床紧急医疗服务合同基本

无纠纷

· 20 ·

病历记载，药物过敏性休克等不良后果发生时，被起诉人立

即采取临床紧急医疗救治措施(以下简称“紧急救治”)，避免了

危害生命健康的后果发生，起诉人对此不持异议。

起诉人对被起诉人决定其出院有异议，是否应当出院，根据

相关法律和医疗制度，医师具有决定权，主要是根据患者的病情

来决定。从本案的情况来看，医院决定让其出院，应当提供患者

病情稳定可以出院的证据，而患者认为不具备出院条件，应当提

供相关的证据支持。但患方没有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三、本案药物过敏医学监护服务合同确有纠纷

众所周知，医疗机构使用过敏药物的，就负有履行药物过敏

医学监护服务合同约定或者相应医疗技术规范规定的药物过敏

监护职责。该合同纠纷常常是药物过敏综合医疗服务合同纠纷的核心，争议的法律事实是，药物过敏不良后果的发生是药物过

敏医疗意外还是药物过敏医疗侵权，这是两个不同法律性质与

民事责任的问题。前者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众所周知的事实和医学自然科学规律，无须争议与审判，后者争议的内容是

有无药物过敏医学监护不作为违法行为，应当予以审判，本案确

有此纠纷。

药物过敏医疗意外，是指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药物过敏

发生、发展、变化及其自然转归的事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3条第2款、第3款和第6款规定了3种不构成医疗事故之医

疗意外：“体质特殊而发生的医疗意外”、“在现有医学科学技术

条件下，发生无法预料或者不能防范的不良后果”和“因不可抗

力造成不良后果”；最高人民法院也在《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定》第4条第1款第8项、第9条第1款第1项和第2项规定了

“损害结果”和无须举证的“众所周知的事实”和“自然规律”。据

此，药物过敏医疗意外属于医学科学自然规律和众所周知的事

实，不是法定“损害结果”而是“结果”，它既非药物过敏医学监护

服务合同的内容，也非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内容，更不属于人民法

院审判的内容。

药物过敏医疗侵权，是指医疗机构违反药物过敏医学监护

服务合同约定或者卫生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诊疗操作规程的规定，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药物过敏医学监护或者“紧急救

治”义务，造成药物过敏不良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医

学监护不作为违法行为。

被起诉人是否有医疗监护不作为或者“紧急救治”不作为或

者作为医疗违法行为?如果有可构成医疗侵权而非医疗意外；

如果无则不构成医疗侵权而是医疗意外，这才是本案争议的焦

点问题。据8月18日门诊资料记载，起诉人院外静滴先锋霉素

v 5天后，凭被起诉人当日处方交费、取药、皮试阴性报告予以

滴注。药物过敏性休克发生时立即予以抢救，现已治愈出院。

我国《药典》并未规定使用先锋霉素v必须先做皮试，但被起诉

人先做皮试，后静脉滴注并且密切观察、及时施救，患者康复出

院，不存在药物过敏医学监护和“紧急救治”不作为医疗违法行

为，不构成医疗侵权。

四、依法认定药物过敏医疗意外与药物过敏医疗侵权

在我国，药物过敏医疗侵权纠纷案件每年有成千上万起，涉

嫌医疗事故罪的也不乏其例，这不仅给医疗机构、患者及其家属

带来诉累，也给卫生行政部门和审判机关增加了巨大的处理压

力，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有必要以青霉素为例说明过敏药

物的功与过，药物过敏医疗意外和医疗侵权之异同，药物过敏医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4年第1 1卷(第1期)

疗纠纷的处理原则，以利于依法处理：

(一)过敏药物青霉素的功与过

一个多世纪以来，青霉素的发明和应用使人类感染死亡率

从各类疾病死亡率排名首位降至低位，成为近代医学科学的重

大发现和世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史上的无可非议的里程碑，它

因此被誉为“抗生素”一点也不过分。若能及时获得青霉素，白

求恩大夫就不至于死于败血症。青霉素对保障生命健康具有极

其重大的意义，但也具有致命的药物副作用，可造成过敏性休克

死亡，尽管发生率极低。由于其功远远大于其过且功高无与伦

比，它才存在并且应用至今，这足以证明保障人类生命健康不能

没有它。

青霉素过敏的确可致命，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审判机关不能因此判决此药不得生产和使用或者皮试阴性后使

用不得发生致命的不良后果，检察机关也不能因此逮捕医务人

员。需要强调的是，药物过敏常在患者和医生毫无戒备的情况

下突然发生且来势凶猛，患者迅速进入休克状态，失去救治机

会，死亡率较高，这就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3条第2款规定的药物过敏医疗意外，但确有药物过敏医学监护或者“紧急救

治”不作为违法行为的除外。由此可见，药物过敏医疗纠纷案件

争议与审判的内容并不在于青霉素过敏本身，而在于医疗机构

是否存在药物过敏医学监护或者“紧急救治”不作为违法行为：

(二)医疗机构负有药物过敏医学监护和紧急救治之法定职

责

青霉素过敏医学监护之法定职责是：(1)应当询问有无药物

过敏史并予以记录；(2)应当履行相应的告知义务，如有头晕应

当及时告诉医务人员等并予以记录；(3)应当进行青霉素皮试并

予以记录。我国药典规定，使用青霉素必须先皮试，皮试阴性的才能使用，但有的国家药典并无此规定。例如：美国、非洲国家

因黑种人皮肤呈黑色而无法作皮试。(4)皮试过程中应当直线

近距离地密切观察并予以记录。此外，各药物科研机构和生产

企业应当尽力开发新品种，减少青霉素依赖，造福人类，本案使

用的先锋霉素v就是此类新药物。

青霉素过敏“紧急救治”职责，是指使用青霉素以后，医疗机

构应当密切观察，及时发现和抢救并予以记录，尽量避免过敏药

物直接损害后果的发生。

(三)药物过敏医疗意外和药物过敏医疗侵权的异同

药物过敏医疗意外和药物过敏医疗侵权的共同点是药物过

敏，前者是法律事件，后者是法律行为，区别在于：

在主观方面，前者既非故意，也非过失；后者存在主观过失．

有疏忽大意过失和过于自信过失之分，但临床上疏忽大意过失

多见。

在客观方面，就“因”而言，前者不存在医疗监护和“紧急救

治”不作为违法行为，后者存在。例如：依法应当履行询问、皮

试、密切观察、及时抢救和记录的义务，依法完全履行的不构成医疗侵权，不完全履行或者不履行的依法可以构成医疗侵权。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完全履行法定义务的也不等于不发生过敏

性休克死亡，这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就“果”而言，前者发生药物过敏性休克死亡的不属于医疗

损害结果，而是过敏药物直接损害结果或者结果；后者则属于医

疗损害结果，系医疗监护或者“紧急救治”不作为违法行为而未

能及时阻止或者避免药物过敏性休克死亡结果的发生，属于间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4年第11卷(第1期)

接损害结果。

就因果关系而言，前者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事实因果关系，后者是承担法律责任的法律因果关系。药物过敏事实因果关系的“因”是使用过敏药物行为，“果”是过敏性休克死亡等药物过

敏损害后果或者(体质特殊)结果，“关系”是“造成”或者“未造

成”，其文字表述是“使用过敏药物行为(未)造成结果”，因不存

在药物过敏监护和“紧急救治”不作为违法行为而不承担法律责

任。医疗事实因果关系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伊朗连头女在新

加坡接受头部分离手术失败，不开刀不死，开刀即死，这并非法

律因果关系，因不存在医疗违法行为，没有相应的法律诉讼．也

无法律责任承担可言，尽管受到部分世界舆论的批评。

药物过敏法律因果关系的“因”是医疗违法行为，“果”是损

害结果，其文字表述是“过敏药物监护违法行为(未)造成损害结

果”。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很难要求没有药物过敏监护和“紧急

救治”不作为违法行为的人，承担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

和民事法律责任，这是法治原则决定的。

(四)药物过敏医疗纠纷的处理思路

一是分清药物过敏发生各阶段医疗服务合同法律关系，确

定争议的合同法律关系事实和应当适用的法律，这是正确处理

药物过敏医疗纠纷的首要条件。过去，药物过敏医疗纠纷的处

理，没有分清相应医疗服务合同法律关系，致使案件案由和定性

不准、争议的事实错误或者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不能以理服人

和依法处理，应当予以纠正。本案有三个不同性质的合同法律

关系，即过敏药物治疗原发疾病医疗服务合同法律关系、药物过

敏不良后果之临床紧急医疗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和药物过敏医学

· 2l ·

监护服务合同法律关系。根据“三分法”可以确定，药物过敏监

护不作为违法行为之争议的法律事实，属于药物过敏医学监护

服务合同法律关系事实，故应当适用医疗侵权法律和相应司法

解释予以解决。

二是分清药物过敏医学监护服务合同争议的法律事实是医

疗意外还是医疗侵权，这是正确处理药物过敏医疗纠纷的必要

条件。过去，药物过敏医疗纠纷的处理，常常发生药物过敏医疗

意外与药物过敏医疗侵权相互混淆的错误认定情形，或以医学

科学技术替代法律的“医学科学技术万能论”为由一概以医疗意

外论处，或以法律代替医学科学技术的“法万能论”为由一概以

医疗侵权论处，这既有悖科学原则，也有悖法治原则，难以取信

于民，应当予以纠正。本案中，被起诉人坚持排除“争议”在先原

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说明其不存在药物过敏监护

不作为违法行为，排除医疗侵权争议在先，以药物过敏医疗意外

论处在后。

总之，人类迄今对医学的认识还是非常有限的，医护人员不

能由于对医疗事故的过分的担心而不敢继续探索医学未知领

域。因此，医护人员要有医德，尽量避免失败和伤亡；患者及其

家属在医护人员探索失败时，不应提出过分的法律要求和经济

赔偿要求。只有这样，医学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更多的生

命才能得到拯救。

(收稿：2003—11—30，修回：2004一叭一28)

第二篇：娄某某等诉浙江某某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民事判决书

娄某某等诉浙江某某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杭萧民初字第4809号

原告娄某某。

原告钟某甲。

原告钟某乙。

三原告委托代理人陶建华，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原告委托代理人钟某丙，系死者钟某某姐姐。

被告浙江某某医院。

委托代理人赵丽华，浙江天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娄某某、钟某甲、钟某乙诉被告浙江某某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0年1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茹华丽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同年11月30日，被告就其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提出鉴定申请，同年12月10日，本院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后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本案于2011年7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1年10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娄某某、钟某甲、钟某乙的委托代理人钟某丙、陶建华，被告浙江某某医院的委托代理人赵丽华两次庭审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娄某某、钟某甲、钟某乙诉称：2009年1月19日，钟某某因咳嗽、气急伴高烧而就诊于被告医院，诊断为冠心病、急性冠脉综合症、高血压病、高脂血症而被收治入院，经治疗后症状缓解，钟某某准备出院休养，但被告医院医师推荐钟某某进行冠状动脉造影。同年2月4日上午行冠动脉造影术，术中发现钟某某冠脉有三处狭窄，被告方医师提出必须进行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手术，但在手术过程中因医师对该项手术操作不熟练，导致手术失败。钟某某被送回病房后，又因护理不当而致动脉大量出血。2009年2月9日下午，被告医师在未做好术前准备，钟某某身体也未恢复的情况下，再次进行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手术，在手术过程中钟某某直接死于手术台上。原告认为，被告医院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在并不具备心血管介入治疗资质的情况下，违规开展该项手术，且手术医师责任心差，工作不负责任，术前未对患者做详细检查和准备以了解病情，错误地选择三根支架同时植入的手术方案，对手术风险估计不足，也未详细告知患者家属手术风险和可供选择的替代治疗方案，抢救措施不力。被告医院的过错，直接导致了钟某某死亡的严重后果。故原告诉请判令被告赔偿医药费17 216.78元、护理费1760元、交通住宿费3960元、住院伙食补贴770元、死亡赔偿金196 888元、丧葬费13 740元、精神损失费300 000元，共计534 334.78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浙江某某医院辩称：1.原告诉状所述入院时间、两次手术时间及钟某某死亡时间属实。2.被告对患者的治疗符合现行的医疗规范，手术的风险在术前均已规范告知，并征得患方同意的情况下实施手术。3.任何治疗行为都可能存在医疗风险，因此出现医疗风险不必然存在医疗不当，原告从结果推断被告医疗行为存在过错的推断是不科学的。钟某某在被告医院的整个医疗过程，符合现行医疗规范，不存在医疗过失。4.被告实施介入诊疗措施，未违反法律法规。被告是按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的标准建设，心内科按《浙江省综合性医院评审标准（三级医院）》标准开展心血管专科诊疗科目。在接到省卫生厅《转发卫生部的通知》（浙卫发[2007]254号）文件后，被告即于2007年9月向杭州市卫生局递交了申报材料，并在进一步规范了相关制度和操作常规后，医院在评审阶段继续开展心血管介入诊疗工作。2009年2月23日省卫生厅发出《关于公布通过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评价单位名单的通知》（浙卫发[2009]42号）文件后，被告停止开展此项诊疗活动。而钟某某事件发生在2009年2月9日，所以被告不存在非法执业。5.钟某某死亡后果是冠脉支架植入术后突发急性左心功能衰竭，心跳骤停造成。经过尸体解剖和司法鉴定，查明的基本事实是钟某某的死亡原因系自身疾病，特别是严重的冠心病、高血压，死因是手术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并发症，因此该损害后果是钟某某自身疾病所导致的。6.关于原告诉讼请求的合理性，被告认为医疗费是用于治疗钟某某自身疾病，并非被告的过失所导致的损害后果，护理费也全部是因治疗自身疾病所产生的，因此应自行承担。交通住宿费，住院期间患者自身疾病非常严重，而损害后果是在一天之中发生的，没有合理的交通住宿费发生。住院伙食补助费不予认可。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发生是因患者自身严重的疾病所导致的，与被告没有关联。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依据，也明显超过现行同类案件的基本标准。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请不合理，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依法驳回。

原告娄某某、钟某甲、钟某乙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上海市公安局户籍证明一份；2.常住人口登记表一份；证据1、2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及钟某某父母已亡故的事实。3.入院通知单证明件一份；4.住院病历复印件一份；证据3、4证明钟某某的住院治疗过程及被告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明显过错的事实。5.死亡证明一份，证明钟某某于2009年2月9日在被告处死亡的事实。6.卫生部卫医发（2007）222号文件复印件一份；7.浙江省卫生厅浙卫发（2009）42号文件复印件一份；证据6、7证明被告医院不具备心血管介入治疗的资格，对钟某某的治疗系违规操作的事实。8.证明一份，证明本医疗纠纷行政调解未果的事实。9.医疗费支出凭据六份，证明钟某某的医疗费支出情况。10.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证明钟某某生前系公司法定代表人。11.应被告申请向法庭提供浙江大学鉴定中心死因鉴定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12.浙江省卫生厅浙卫发（2007）254号文件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医院不具备开展心血管介入治疗的资质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10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对2009年1月19日的三份门诊收费收据关联性有异议，是争议发生之前的收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12的文件真实性有异议，仅是一份打印件，没有公章不符合公文的正常形式，从内容看，即使文件真实，也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对象。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述证据1－11，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确认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具有证据效力；证据12，虽系打印件，但其内容经核实与浙江省卫生厅浙卫发（2007）254号文件相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浙江某某医院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封存病历一组，证明被告的医疗行为符合临床规范；2.杭州市卫生局医政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被告于2007年9月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的申请的事实。

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确认是钟某乙封存的；对证据2认为已超过举证期限，且申报不代表获得准入资质。经审查，本院确认证据1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具有证据效力；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本院在庭审中出示了下列证据材料：1.经被告申请而由本院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所作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2.调查笔录、浙江省卫生厅浙卫发（2007）254号文件各一份。

经质证，原告对证据材料1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鉴定结论和鉴定内容有异议，认为鉴定结论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理由为：1.鉴定意见在分析说明中已明确认为被告的医疗行为存在诸多过错，被告理应承担全部责任，但鉴定结论却称这种不足或过失与患者死亡后果之间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仅存间接关系，负次要责任，其参与度建议30%左右，明显是袒护被告；2.鉴定意见中认为患者确切死因尚待明确，即死亡原因至今不明，并不是患者自身疾病，被告拒不提供原始手术光盘，应承担不利后果，但鉴定结论没有这样说明；3.鉴定结论不全面，对被告是否具备资质问题，手术医师是否走穴均未具体说明。对证据材料2原告没有异议。被告对鉴定意见书的三性没有异议，认为鉴定结论确定的参与度30%过高，但为化解争议，不提出重新鉴定；关于死因，认为在死因鉴定报告中已经明确，结论更为客观、科学；关于原始光盘，系因光盘毁坏的客观状况无法提供，认为不是原始病案，且原告所提供的U盘录像，已经将光盘的内容再现，并不影响鉴定；手术是院外知名专家医生直接操作，说明被告对手术非常重视，对手术方案的制订非常谨慎，不存在注意义务不到位等过失；关于介入治疗的资质问题，原告应当通过行政程序来确定，而不是想当然地推断，侵权责任的承担关键在于侵权行为本身是否有过错，与资质无关。对证据材料2被告没有异议。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述鉴定意见书系由本院委托司法鉴定形成，客观真实，程序合法，与本案有关联，确认具有证据效力；证据材料2，原、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根据以上所确认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患者钟某某，男，1936年8月24日出生，原杭州某某集团有限公司工人，于2009年1月19日凌晨由因咳嗽、气急伴高烧到被告医院急诊，以“冠心病”收入心内科住院，入院诊断为：1.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急性冠脉综合症，左房大，左室肥厚，心律失常，阵发性心房颤动，心功能4级；2.高血压病3级，脑梗塞；3.高血脂症；4.社区获得性肺炎；5.脂肪肝、肝囊肿；6.肾囊肿。钟某某入院后经治疗症状缓解，病情好转，医方建议行冠状动脉造影。经患方同意，被告于2009年2月4日上午为钟某某行“经皮冠状动脉造影术”，手术由心内科郭某副主任医师主持，造影发现冠脉三处狭窄，经与患者家属商量后决定行左冠左回旋支行药物支架植入术，但因股动脉扭曲等原因致手术失败，手术医师建议择期行第二次手术。钟某某被送回病房后，又因护理不当，介入的动脉大量出血。同年2月9日下午，被告再次为钟某某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手术由被告聘请院外专家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王某某主任主持，会同被告医院的郭某副主任医师、杨某主治医师施行，植入了三枚支架，手术经过顺利，但在手术结束，患者在手术台上观察约10分钟左右时，钟某某突发胸闷伴气急，随即意识丧失、呼吸、心跳骤停，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宣告临床死亡。钟某某的医疗费已付17 216.78元，其中12 000元为2009年2月4日预缴的住院费，其余均为之前支付的急诊费和预缴的住院费。

2009年2月11日，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钟某某的死因进行鉴定。鉴定机构经遗体解剖和组织切片检查，得出鉴定结论为：死者生前存在左冠状动脉前降支及回旋支动脉粥样硬化，管腔狭窄，其心脏左冠状动脉前降支及回旋支内支架位置正常，管腔扩张，未发现冠状动脉或心肌损伤出血等并发症。其术后突发呼吸心跳骤停可能与左前降支及左回旋支支架术后，附近血管发生痉挛闭塞，心肌严重缺血所致。本案诉讼中，被告申请医疗损害责任鉴定，经本院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得出鉴定结论为：1.患者钟某某进行冠脉介入治疗有手术指征。根据被告医院两次冠脉介入治疗手术记录，第一次经治医师的技术不熟练，手术未成功。第二次手术过程未发现有明显违背治疗原则的医疗行为。2.钟某某死亡原因主要系本身疾病较严重及手术过程中出现严重并发症所致。但被告医院存在对患者患严重冠心病、高血压病情况下行冠脉介入治疗的风险估计不足，在选择治疗方案及防范并发症上，未完全尽到注意义务，存在一定的不足或过失。但这种不足或过失与患者死亡后果之间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仅存间接关系，负次要责任，其参与度建议30%左右。

另查明，关于医疗机构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的准入资质相关事实是，2007年7月13日，卫生部发布卫医发【2007】222号《卫生部关于印发的通知》》，要求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按照《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管理规范》（以下简称《规范》）的要求，组织对医疗机构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进行评价，凡通过能力评价的，准予介入诊疗科目登记，并及时将名单向社会公告。同年8月20日，浙江省卫生厅发布浙卫发（2007）254号《转发卫生部的通知》，该通知规定：医疗机构开展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即经血管穿刺径路进入心腔内或血管内实施诊断或者治疗的技术（不包括以抢救为目的的临时起搏术、床旁血流动力学监测、主动脉内球囊反博术），应当按照《规范》（卫医发【2007】222号）的有关要求，经批准后方可实施。申请开展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的医疗机构，应为三级医院。未取得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科目登记的医疗机构不得开展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拟开展及已开展心血管疾病介入的医疗机构，应及时向主管卫生行政部门上报申报材料，各市卫生局将辖区内的申报材料收齐后在9月30日前统一上报省卫生厅。逾期不报的一律停止开展心血管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被告当时为二级医院，其亦于2007年9月提交了开展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的申请。并由浙江省卫生厅组织专家对临床应用能力进行评价并现场核实。2009年2月27日，浙江省卫生厅发布浙卫发（2009）42号《关于公布通过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评价单位名单的通知》，公布了第一批通过能力评价的医疗机构，被告医院未在此列。2010年9月9日，浙江省卫生厅发文公布了第二批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评价结果，被告的冠心病介入治疗项目和起搏器治疗项目通过临床应用能力评价。

再查明，钟某某父母已亡故，有妻子娄某某和儿子钟某甲、钟某乙。

本院认为：钟某某因冠心病等到被告医院急诊，经治疗病情已好转，但在被告建议下进行冠脉介入治疗，2009年2月4日的第一次手术因经治医师技术不熟练等故未成功，不久又于2月9日进行第二次手术，导致直接死在手术台上，结合鉴定报告的分析意见，被告无疑存在相当的过失。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即在于被告应承担的过错责任比例。被告的过失与不足，主要体现在对患者患严重冠心病、高血压病情况下行冠脉介入治疗的风险估计不足，在选择治疗方案及防范并发症上，未完全尽到注意义务。鉴定意见认为钟某某死亡原因主要系本身疾病及手术并发症所致，上述过失与死亡后果之间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仅存在间接因果关系，负次要责任，责任程度在30％左右。但本院认为，对钟某某介入治疗手术的启动，是在钟某某病情好转，介入治疗并非迫切需要的情况下，基于被告的建议而启动，且被告未充分考虑患者的身体状况，连续两次实施手术，一次植入三支支架，难免有追求经济利益之嫌。另外，对于原、被告争议的被告开展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的资质问题，被告在实施手术时确实未取得相应资质，但被告认为在其已提出开展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申请后的资质评审期进行介入治疗，是允许的，本院认为，虽然被告在为钟某某实施手术时浙江省卫生厅尚未公布第一批准入名单，但卫生部卫医发【2007】222号文件既已确立了准入制度，浙江省卫生厅浙卫发（2007）254号文件随即亦明确通知除以抢救为目的的部分手术外，开展心血管介入诊疗技术需经批准后方可实施，且申请开展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的医疗机构应为三级医院，被告申请时不符合三级医院的条件，实施手术时也非抢救目的，在第一批准入名单中也未通过临床应用能力评价，故本院认为被告为钟某某施行介入治疗是违规的。当然，根据鉴定意见，造成钟某某死亡后果的第二次手术在技术上未发现明显违背治疗原则的医疗行为，钟某某死亡原因主要系本身疾病较严重及手术过程中出现严重并发症所致。综合以上因素分析，本院认为鉴定意见建议的30％的责任比例偏低，本院酌情调整为被告承担90％的过错责任。

对于原告主张的各赔偿项目金额，本院审核如下：医疗费，原告为钟某某自身疾病花费的前期医疗费本院认为与被告责任无关，鉴于医患双方在2009年2月3日决定进行介入治疗，故对原告在2009年2月4日预缴的12 000元医疗费本院认为与介入治疗有关，予以支持，原告之前缴纳的医疗费5216.78元本院酌情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护理费、交通住宿费、住院伙食补贴包括整个治疗过程，与医疗费同理，本院对2009年2月3日之后的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予以支持，护理费酌情确定为56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酌情确定为105元，交通住宿费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且钟某某系住院患者，故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丧葬费13 740元、死亡赔偿金196 888元，符合相关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300 000元，金额偏高，本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情支持40 000元。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浙江某某医院向娄某某、钟某甲、钟某乙赔偿医疗费12 000元、护理费56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5元、丧葬费13 740元、死亡赔偿金196 888元，合计223 293元的90%，即200 963.70元，另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40 000元，共计240 963.7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娄某某、钟某甲、钟某乙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072元，由娄某某、钟某甲、钟某乙负担1687元，浙江某某医院负担138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上诉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上诉期满后的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为工商银行湖滨分理处，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2968）

审 判 长

茹 华 丽

人民陪审员

缪 岳 富

人民陪审员

徐 士 其

二○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陈 金 良

第三篇：王保富诉三信律师所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王保富诉三信律师所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原告：王保富，男，56岁，住北京市海淀区马甸西村。

被告：北京市三信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负责人：刘成，该事务所主任。

原告王保富因与被告北京市三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三信律师所)发生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诉称：经被告见证的原告父亲王守智生前所立的遗嘱，由于缺少两个以上见证人这一法定形式要件，在继承诉讼中被法院认定无效。原告作为继承诉讼中的败诉方，不仅不能按遗嘱继承得到父亲的遗产，还得按法定继承向其他继承人付出继承房屋的折价款。被告在见证原告父亲立遗嘱的过程中有过错，侵害了原告的遗嘱继承权利，给原告造成了财产损失，应当赔偿。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房屋折价款、遗嘱见证代理费、两审继承诉讼的代理费、诉讼费等损失共计134893.75元。

被告辩称：王守智委托被告代理的事项是见证签字，不是见证代书遗嘱。被告是根据王守智的委托，才指派了一名律师去见证王守智签字，已经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且在见证过程中没有过错。至于经被告见证签字的遗嘱，其内容和形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被告没有提示义务。王守智所立的遗嘱，是因代书人未签字而被认定无效。被告不是该遗嘱的代书人，不应该承担代书人的法律责任。综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2001年，原告王保富之父王守智与被告三信律师所签订了《非诉讼委托代理协议》书一份，约定：三信律师所接受王守智的委托，指派张合律师作为王守智的代理人;代理事项及权限为：代为见证;律师代理费用为6000元;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时间为2001年8月28日;协议上还有双方约定的其他权利义务。王守智在该协议书上签字，三信律师所在该协议书上加盖了公章，但该协议书未标注日期。同年9月10日，王守智又与三信律师所指派的律师张合签订了一份《代理非诉讼委托书》，内容为：因见证事由，需经律师协助办理，特委托三信律师所律师张合为代理人，代理权限为：代为见证。9月17日，三信律师所出具一份《见证书》，附王守智的遗嘱和三信律师所的见证各一份。王守智遗嘱的第一项为：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钟表眼镜公司宿舍11门1141号单元楼房中我的个人部分和我继承我妻遗产部分给我大儿子王保富继承。见证的内容为：兹有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钟表眼镜公司宿舍3楼4门2号的王守智老人于我们面前在前面的遗嘱上亲自签字，该签字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其签字行为真实有效。落款处有见证律师张合的签字和三信律师所的盖章。王守智于9月19日收到该《见证书》。

2002年12月9日，王守智去世。原告王保富于2003年1月起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要求按照王守智的遗嘱继承遗产。2003年6月3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认定：王守智所立遗嘱虽有本人、张合律师签字且加盖北京市三信律师事务所单位印章，但该遗嘱的形式与继承法律规定的自书、代书遗嘱必备条件不符，确认王守智所立遗嘱不符合遗嘱继承法定形式要件，判决王守智的遗产按法定继承处理。王保富因此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三信律师所赔偿经济损失。经核实确认，按法定继承，原告王保富所得遗产比按遗嘱继承少114318.45元。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非诉讼委托代理协议》、《代理非诉讼委托书》、《见证书》、三信律师所接待笔录、(2003)海民初字第3229号民事判决书、(2003)一中民终字第5122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证实。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

律师事务所是依靠聘请律师去为委托人提供服务，从而获取相应对价的机构。继承法律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律师与普通公民都有权利作代书遗嘱的见证人，但与普通公民相比，由律师作为见证人，律师就能以自己掌握的法律知识为立遗嘱人服务，使所立遗嘱符合法律要求，这正是立遗嘱人付出对价委托律师作为见证人的愿望所在。原告王保富的父亲王守智与被告三信律师所签订代理协议，其目的是通过律师提供法律服务，使自己所立的遗嘱产生法律效力。三信律师所明知王守智这一委托目的，应当指派两名以上的律师作为王守智立遗嘱时的见证人，或者向王守智告知仍需他人作为见证人，其所立遗嘱方能生效。但在双方签订的《非诉讼委托代理协议》书上，三信律师所仅注明委托事项及权限是“代为见证”。三信律师所不能以证据证明在签订协议时其已向王守智告知，代为见证的含义是指仅对王守智的签字行为负责，故应认定本案的代为见证含义是见证王守智所立的遗嘱。三信律师所称其只是为王守智的签字进行见证的抗辩理由，因证据不足，不能采纳。《非诉讼委托代理协议》的签约主体，是王守智和三信律师所，只有三信律师所才有权决定该所应当如何履行其与王守智签订的协议。张合只是三信律师所指派的律师，只能根据该所的指令办事，无权决定该所如何行动。三信律师所辩解，关于指派张合一人去作见证人的决定，是根据王守智对张合的委托作出的，这一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被告三信律师所在履行与王守智签订的《非诉讼委托代理协议》时，未尽代理人应尽的职责，给委托人及遗嘱受益人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赔偿范围仅限于原告王保富因遗嘱无效而被减少的继承份额。虽然三信律师所在履行协议过程中有过错，但考虑到王保富在本案选择的是侵权之诉而非合同之诉，况且王守智的继承人并非只有王保富一人，故对王保富关于三信律师所应当退还王守智向其交付的代理费之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三信律师所在代为见证王守智所立遗嘱过程中的过错，不必然导致王保富提起并坚持进行了两审继承诉讼，故对王保富关于三信律师所应当赔偿其在两审继承诉讼中付出的代理费和诉讼费之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

据此，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04年5月判决：

一、被告三信律师所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赔偿原告王保富经济损失114318.45元。

二、驳回原告王保富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208元，由原告王保富负担412元，由被告别三信律师所负担3796元。

判决后，三信律师所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理由是：根据王守智与我所签订的协议，我所只是为王守智在遗嘱上的签字提供见证，不是为王守智立遗嘱的行为见证，遗嘱早就由他人代王守智写好。在履行这一《非诉讼委托代理协议》的过程中，王守智没有财产损失，不享有违约赔偿请求权。王守智所立的遗嘱，由于不具备法定形式要件而被法院认定无效，这与我所见证其签字的行为无关。《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时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这就是说，从立遗嘱时起，被上诉人王保富就没有获得过依王守智的遗嘱继承财产的权利。现法院认定王保富按照法定继承获得王守智的遗产，这才是其应当享有的权利。王保富根本没有遭受过侵权损失，也就不享有侵权赔偿请求权。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王保富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王保富同意原判。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本案争议焦点为：(1)三信律师所“代为见证”的，究竟是王守智在遗嘱上签字的行为，还是王守智立遗嘱的行为?(2)三信律师所的见证行为是否侵犯王保富的民事权利，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执业机构。”第二十七条规定：“律师担任诉讼法律事务代理人或者非诉

讼法律事务代理人的，应当在受委托的权限内，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公民在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又想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要求时，通常向律师求助。律师是熟悉法律事务，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律师在担任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人时，应当在受委托的权限内，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王保富的父亲王守智委托上诉人三信律师所办理见证事宜，目的是通过熟悉法律事务的专业人员提供法律服务，使其所立遗嘱具有法律效力。作为专门从事法律服务的机构，三信律师所应当明知王守智的这一签约目的，有义务为王守智提供完善的法律服务，以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三信律师所不能以证据证明其与王守智约定的“代为见证”，只是见证签字者的身份和签字行为的真实性;也不能以证据证明在签约时，该所已向王守智明确告知其仅是对签字见证而非对遗嘱见证，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信律师所上诉主张其仅为王守智签字行为的真实性提供见证，没有证据支持，不予采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律师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王守智立遗嘱行为的本意，是要将遗嘱中所指的财产交由被上诉人王保富继承。由于上诉人三信律师所接受王守智的委托后，在“代为见证”王守智立遗嘱的过程中，没有给王守智提供完善的法律服务，以至王守智所立的遗嘱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为无效，王守智的遗愿不能实现。无效的民事行为自然是从行为开始时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但这只是说王保富不能依法获得遗嘱继承的权利，不是说王守智从来不想或者不能通过立遗嘱把自己的财产交由王保富继承，更不是说王保富根本就不能通过遗嘱继承的途径来取得王守智遗产。王保富现在不能按遗嘱来继承王守智遗产的根本原因，是三信律师所没有给王守智提供完善的法律服务，以至王守智立下了无效遗嘱。三信律师所履行自己职责中的过错，侵害了王保富依遗嘱继承王守智遗产的权利，由此给王保富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上诉人三信律师所赔偿被上诉人王保富因不能按遗嘱继承而遭受的财产损失，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应当维持。三信律师所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当驳回。据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2004年12月1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4208元，由上诉人三信律师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第四篇：陈某、刘某诉亳州保险公司道路交通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陈某、刘某诉亳州保险公司道路交通人身损害赔偿

纠纷案

广 东 省 徐 闻 县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0）徐法民一初字第823号

原告陈某，男。

原告刘某，女。

委托代理人林律师。

被告亳州市保险公司。

委托代理人赵心文，男，安徽智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郑某，男。

委托代理人庄律师。

原告陈某、刘某诉被告亳州市某公司、被告郑某道路交通事故人身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0年#月#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0年#月#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二原告委托代理人林律师、被告亳州市某公司委托代理人赵心文、被告郑某委托代理人庄律师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0年#月#日11时40分，被告郑某驾驶粤号大货车在G207线徐闻县国防加油站门口路段处，因未按规定倒车而与从南往北方向直行由陈某（二原告的儿子）驾驶的粤号摩托车相撞，造成陈某当场死亡，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了徐公交认定（2010）第###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被告郑某承担事

故的主要责任，陈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对此事故认定，原告方认为是错误的。因事故完全是被告郑某违章倒车造成的，陈某是正常行驶，没有任何违章行为，故被告郑某应承担全部责任，而陈某不应承担事故的责任。陈某的死亡，给二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及精神创伤。据有关法律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

1、被告亳州市某保险公司在郑某为粤号大货车投保的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的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由于交通事故致儿子陈某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112000元；

2、被告郑某除已支付的230000元外再赔偿223466元给原告；

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

被告亳州市保险公司辩称：

1、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合法有效的，且原告方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出书面复核申请，故该认定书应为合法证据；

2、本案中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是经公安交警部门组织原告陈某与被告郑某代理人郑某双方调解达成的协议，故它也是合法有效的；

3、本案中的涉案车辆如确定在我公司购买了保险，那我公司可按规定依法给予赔偿；

4、原告方提出的财产索赔请求因缺乏事实依据，故我方不予认可；

5、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我公司对本案的诉讼费用不予承担。

被告郑某辩称：

一、原告方诉请被告亳州保险公司赔偿其112000元没有理由，不应给予支持。因为：

1、交通事故发生后，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送达双方，且双方对该认定书均无异议，并都向交警大队提出调解申请；

2、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组织被告郑某儿子郑李凯及原告陈某进行调解，并达成了赔偿协议（郑某一次性赔偿

230000元给陈某家属作为死亡丧葬费及死亡赔偿金并一次性付清；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或代理人签名后生效，今后互不相关，了结此案）。在调

解达成协议的当天，被告郑某已付清给陈某230000元；

3、原告陈某已向徐闻县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请免除郑某的刑事责任。基于上述情况，二原告已完全处分了其民事赔偿权利，其已无权再向被告被告亳州保险公司追索赔偿；

二、两原告诉请被告郑某赔偿其223466元没有理由，不应给予支持。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认定的事实清楚，双方对该认定书均无异议，并就交通事故的赔偿问题达成了调解协议，且被告郑某已一次性付清调解书中所确认的赔偿金额230000元。二原告在无任何证据的前提下要推翻原事故认定，并向被告郑某索赔223466元，显属无理，不应给予支持。

经审理查明：2010年#月#日上午11时40分左右，被告郑某驾驶粤号大货车在G207线徐闻县国防加油部门口路段处与从南往北方向直行由陈某（二原告的儿子）驾驶的粤号摩托车相撞，造成陈某当场死亡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当天8时，徐闻县公安局拘留了被告郑某。至2010年#月#日，陈某的尸体被火化。至2010年#月#日，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对上述事故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郑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陈某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并于9月13日送达给双方的有关人员。在被告郑某于2010年9月13日向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提出调解申请后，原告方也于2010年9月14日向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提出调解申请。至2010年10月提出免除追究郑某的刑事责任的申请后，在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主持下，与被告郑某的代理人郑李凯就事故的赔偿问题达成了协议：

1、陈某的丧葬费20387.49元；

2、451881.49元；被告郑某一次性赔偿230000元给陈某家属作为死亡丧葬费及死亡赔偿金，并一次性付清；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或代理人签名后生效，今后互不相关，了结此案。上列调解协议签订后，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便当日分别向原告陈宏

瑞及被告郑某的代理人郑李凯送达了《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调解书》。在双方签收上列调解书后，被告郑某一次性付给了原告陈荣瑞赔偿款230000元。至2010年10月12日，被告郑某被释放。至2010年10月14日，二原告以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错误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

1、被告亳州保险公司在郑某为粤GJ2769号大货车投保的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的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由于交通事故致儿子陈某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112000元；

2、被告郑某除已支付的230000元外再赔偿223466元给原告；

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

另查，被告郑某驾驶的粤号大货车（发动机号为01312934）是向江西省宜春市胡某购买的。该车辆为胡某所有时的车牌号为贑（发动机号为

01312934）。之前，胡某又是向安徽省亳州市某物流公司购买的。该车为安徽省亳州市某物流公司所有时的车牌号为皖##（发动号为

01312934）。在转让的过程中，现为被告郑某所有的上述发动机号为01312934的货车已在亳州保险公司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有效期至2011年1月21日止。

上列事实，有被告郑某的五次询问笔录，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徐闻县公安局作出的《法医学尸体检验意见书》及原告方提供的《火化证书》、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原告陈某与被告郑某的代理人郑李凯达成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调解书》、原告某领取赔偿金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凭证》、原告陈某分别向徐闻县人民检察院及徐闻县公安局提出免除追究郑某的刑事责任的《申请书》、徐闻县公安局《释放通知书》、被告郑某为粤号大货车购买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为证。

本院认为，被告郑某驾驶粤号大货车在G207线徐闻县国防加油站门口路段处与从南往北方向直行由陈某（二原告的儿子）驾驶的粤号摩托车相撞，造成陈某当场死亡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坏是事实。原告陈某父、刘某作为死者陈某的父母，在上述交通事故发生至陈某死亡后，依法要求被告郑某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及相关费用，合理合法，应予支持。原告陈某父作为死者陈某的父亲及原告刘某的丈夫，在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送达后并未提出异议，且在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主持下与被告郑某的代理人郑李凯达成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尔后又领取了由被告郑某依上述调解书所确认的义务所支付的一次性赔偿金230000元。至此，原告陈某父作为原告刘某的丈夫，其上述一系列行为在法律上应视为表见代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其代理行为有效，其处分一切民事权利行为应视为二原告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原告陈某父在本案中处分一切民事权利行为应视为也受原告刘某的委托。原告刘某在庭审中主张对在陈某死亡后原告陈某父的代理行为不知情，显属无理，本院不予持。原告陈荣瑞在领取了一次性赔偿金后，就已经完全处分了二原告在本案中的民事索赔权利，其已无权再向被告被告亳州保险公司追索赔偿。二原告在不提出任何证据证实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所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存在责任认定错误及双方签订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调解书》显失公平的前提下，而诉至法院，主张判令被告亳州保险公司在郑某为粤号大货车投保的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的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由于交通事故致儿子陈某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112000元及被告郑某除已支付的230000元外再赔偿223466元给原告的请求，依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条“当事人在公安

交通管理部门主持调解时或自行协商达成的协议，是各方当事人为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后果签订的民事合同。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经审查该协议不具有无效、可撤销情形的，可依法认定有效，并据此作出判决。”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十一条“保险公司可以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也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之规定，显属无理，本院不予支持。

综之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予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责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某父、刘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330元全由二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团

审 判 员 龙 进 云

审 判 员 沈 堪 兴

二0一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五篇：王国富诉仝学刚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颁布日期】2006.06.19

【实施日期】2006.06.19

【失效日期】

【颁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

【文号】２００７年第３辑（总第６１辑）【时 效 性】有效 【分 类 号】1*** 【内容分类】民事

王国富诉仝学刚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要点提示】

自然人权利能力始于出生，胎儿本身不具有权利能力，法律不能为了保护胎儿的某种特殊的利益而改变权利能力制度，但是，我国民法有一个“延伸保护”的原则，为胎儿将来出生预留出合理的利益空间，待胎儿出生并成活后，便于依法保护胎儿的合法权益。

【案例索引】

一审：河南省内乡县人民法院〔２００６〕内法民初字第２７０号（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９日）

【案情】

原告：王国富。被告：仝学刚。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１日晚１１时左右，被告仝学刚雇佣司机尚建军驾驶一辆货车由南向北行驶至河南省内乡县金城宾馆门口时，将由西向东步行横穿公路的原告王国富撞伤。事故发生后，原告在医院住院１３０天，花费医疗费２６２３１．６７元。其伤情经内乡县人民医院诊断为：（１）闭合性颅脑损伤；（２）右上颌窦底部，右颧骨、右眼眶外侧壁，下壁多发骨折；（３）胸外伤伴多发助骨骨折，胸腔积液，双侧肺挫伤，右第１～１２肋、左第２～７肋骨骨折；（４）腰外伤伴第２、３横突骨折；（５）闭合性腹部损伤；（６）右锁骨粉碎性骨折；（７）右耻骨支骨折；经南阳溯源法医鉴定为：多发性肋骨骨折属八级伤残、右眼外伤后视力下降属十级伤残。

内乡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经对事故现场勘验，认定尚建军驾驶的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对路面情况观察不周，没有确保安全，应负主要责任；王国富横过公路没确保安全，应负次要责任。

原告在住院期间，由于被告仅支付医疗费６００元，因此原告诉诸河南省内乡县人民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被赡养人生活费、伤残鉴定费、精神抚慰金等费用。诉讼中，原告之妻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６日生下一男孩。为此，原告又请求追加被抚养人生活费１６３０２元，以上各项费用共计１５１２００．８６元。

被告认为：（１）根据内乡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认定书可以看出，其在该交通事故中无任何责任，所以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２）即使该赔偿，但事故发生时，原告的儿子尚未出生，不具有公民资格，不享有民事权利，所以原告要求追加被抚养人生活费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

【审判】

河南省内乡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被告仝学刚作为货车车主，也即雇主，与尚建军之间形成的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应当对雇员尚建军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于被告辩称

不赔偿被抚养人生活费的主张，因孩子出生以后，原告王国富对孩子进行抚养是其法定义务，因此，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孩子抚养费等各项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对诉请的合理数额依法应予支持。但原告在横穿公路时未能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对自身所造成的损害后果也应承担一定责任。原、被告之间的赔偿责任按３∶７划分为宜。原告请求的医疗费２６１３１元，系医疗机构出具的正规票据，应予支持。误工费为１５００元÷３０天×１４０天＝７０００元；护理费（７５＋５６）天×１５元＝１９６５元；营养费（７５＋５６）天×５元＝６５５元、残疾赔偿金８６６７．９７元×２０年×３０％＝５２００７元；被扶养人生活费：王光均为６０３８．０２元×９年×３０％＝１６３０２元、王铭志为６０３８．０２元×１８年÷２人×３０％＝１６３０２元；鉴定费６００元，以上共计１２０９６２元的７０％为８４６７３元、精神抚慰金根据原告的伤情酌定３０００元。被告支付原告医疗费６００元，应从总数额中扣除，即为８７０７３元。涉及原告二次手术费部分，因该费用未发生，原告可待费用发生后，另案处理。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仝学刚赔偿原告王国富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鉴定费和精神抚慰金共计８７０７３元。

判决书送达后，原、被告双方均未上诉，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被告已全部执行完毕。

【评析】

１．被告仝学刚在这起事故中并没有过错，为什么应承担赔偿责任？

一是这种赔偿责任出自我国法律规定的雇佣关系。所谓雇佣关系，指雇员依照雇主的授权或指示，利用雇主提供的条件，以自身的技能为雇主从事生产经营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主向雇员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

本案尚建军和被告仝学刚之间形成了雇佣劳动关系，并且原告的人身损害是因尚建军和被告仝学刚的雇佣关系引起，也即尚建军是在受被告仝学刚的雇佣活动中，驾驶车辆与原告王国富发生相碰撞的交通事故，因此，依据《解释》的规定，原告王国富在提起诉讼时有选择权，可以起诉雇主仝学刚，也可以起诉尚建军，或同时起诉仝学刚和尚建军，要求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同时，上述法律对仝学刚的利益也规定有救济的渠道，即仝学刚在赔偿了受害人以后，即取得了“追偿权”，可以向真正的交通事故责任人尚建军进行追偿，从而弥补自己的损失。

二是雇主对雇员的损害赔偿，我国采用的是无过错归责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也称无过失责任原则，是指没有过错造成他人损害的，依法律规定由与造成损害原因有关的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适用这一原则，主要不是根据行为人的过错，而是基于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根据行为人的活动及所管理的人或物的危险性质与所造成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由法律特别规定的承担责任情形。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我国民法对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承认。同时，《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从上述法律规定可见，雇员在从事雇佣劳动中受到损害或致人损害的，除不可抗力或雇员本身的故意是免责事由之外，不管雇主有无过错，雇主均应承担赔偿责任。而本案中，致原告伤残的原因，既非不可抗力，也非尚建军的故意，因此雇主仝学刚就没有法定的免责事由。同时，依据《解释》第九条的特别规定，作为雇主的仝学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２．胎儿享有怎样的民事权利？本案胎儿在其父发生交通事故后出生，为什么能获得抚养费赔偿？我国对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采用的是出生说，即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承担民事相应的民事责任。而关于胎儿享有怎样的民事权利，立法较少，尤其在胎儿的抚养权问题上，目前的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的规定。

但我国《继承法》第二十八条“遗产分割时，应该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的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中“遗腹子女可以申请供养亲属抚恤金”的规定，却体现了我国法律保护胎儿权利的立法精神，即上述法律法规为胎儿规定了“特留份”制度，也就是说，如果胎儿出生成活，这份遗产或抚恤金的所有权归这个孩子。同时，我国民法理论上还有一个“延伸保护”的原理，为胎儿在出生后行使权利提供了预留的合理空间，也体现了我国民法的“公平原则”和“有损即有救济”的裁判原则。因此，参照上述法律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要从人性化角度出发，本着为当事人着想，减少当事人的诉讼负担的原则，有必要对胎儿的“预留权”进行法律保护。本案中，虽然在交通事故发生时王国富的儿子还没出生，但是胎儿的出生具有必然性，即孩子出生并存活下来后，必然获得接受扶养的权利，抚养费问题应当得到妥善解决。即使在诉讼过程中，孩子还没有出生，那么这份赔偿也应预留，等到孩子出生并成活时再执行；而本案在诉讼过程中，孩子已经出生并成活，因而被告应该对孩子的抚养费进行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