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的邀请读后感2 （最终版）

第一篇：伦理学的邀请读后感2 （最终版）

本来是带着挑刺的心理去分析的，最后还是被它折服了，伦理学的邀请读后感2。这本书写得真是好。

最好的地方在于，它用最贴近我们最困惑之处的问题去开展论述。

如果说我还有什么真切的收获，那就是尊重他人的自由。联合Scanlon关于desire和reason的区分，可以这样考虑：假定我们真的需要一种伦理学去指导我们的行为——即做个好人，你需要的行为应当服从reason而不是desire，你是有自由去选择这两者的。

确实我可以去选择对什么人付出，并且往往，让我们决定选择“这一个”的，并不是reason，而可能是desire或者cause。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办法把恋爱行为和其他行为在模式上彻底区分开来：一切的行为都包含着desire和reason的选择，尽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天性使得desire的比重变得很大，但是如果我们还是坚持做一个好人，那么至少要在reason和desire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尊重对方的自由，也就是规定自己的言行。在当前的情况下，这当然是一种非常吃力且痛苦的工作，但是我明白我自己选择做一个好人，读后感《伦理学的邀请读后感2》。请我的良心原谅我难以自控的时刻。

正因为我们可以选择，也就是可以寻求自己需要的、更好的事物，所以我们才会面临选错的可能性。选择是获得幸福的权利，而尊重是保障他人可以自由选择的义务。这两者是在选择的先天性质中被规定的。也是“应当”所存之处。我多想可以不遵守这么强势的理智主义立场，但是问题是我很难反驳自己。虽然我知道自己在自己地盘自说自话不算什么，但我无法回避它的可能读者会有谁，因此我还必须遵守规则。

《伦理学的邀请》没有说过做好人很累。但是实际上，按它的立场，人都得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才行。它通过我们队事物的经验和博弈来处理“对”“错”的判断，所以人必须积极进取地与世界进行交流，但是没有告诉我们假如我们发现做好人真的很痛苦的时候该怎么办。我想这可能是这本书无法避免的一个严重的弊端。

好人是否幸福的问题，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使承认去做一个道德正确的人有一种内在的公正感，但是又有谁说这里的全部decisions比一个大情大性的人来得更有满足感？怎么证明好人的幸福感比起一切都值得追求？一个好人意味着放下武器，被自己的错误选择伤害之后，他还必须把自己放在理智的火炉上反复思考。他的困惑真的得到了解决？oh看来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要考虑。

第二篇：伦理学的邀请读后感

事为什么而做，人为什么而活？这个问题就是伦理学要回答的根本问题，伦理学的邀请读后感。

遗憾的是，忙碌的时候，有多少人会认真想这个问题。忙不就是生活的一个理由？

或者说在外部世界的挤压中，有多少人愿意想这个问题。改变自己能有多大的决定性？

依愿而行。这是书本给予的答案，读后感《伦理学的邀请读后感》。对与不对，无从判断。但一个人应该内心强大，应该听从内心的召唤。否则就会纠结。当然，这种召唤不是随意的，需要三思而行。

很多价值判断，越来越模糊。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我们还拥有自由，选择的自由。

没有人可以替我们自由，有些事必须做出选择，去做。

如果想得到一个东西，必须去争取，并愿意承担后果。这或许就是自由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

第三篇：《伦理学》读后感

黑格尔曾说，要成为一个哲学家，必须首先成为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实际上斯宾诺莎一生中甚至没有建立一个学派，其最艰深的著作《伦理学》也只有二百多页篇幅。但是之后的所有哲学都不同程度地受着他的影响。以至于在为纪念斯宾诺莎逝世二百周年的塑像募集资费时，收到从世界各地寄来的捐款，史无前例的人数之众，范围之广，令这座纪念碑真正地凝

合着无比宽广的爱和尊敬。巴鲁克-德-斯宾诺莎于1632年11月24日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在青年时期对《圣经》和犹太教教义的体验和研究中，斯宾诺莎水星冲冥王相位的特质开始初步体现：他精细敏锐的观察总能察觉出疑点并付诸思考。而水星天蝎的旺盛好奇心也驱使他涉足前人屡屡怯步的未知精神领域--他读的经典之作越多，发现的无法回答的问题也越多，于是对宗教的单纯信仰变成理性发出的疑问和迷惑。在这个阶段，早期接触的神学中给斯宾诺莎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摩西的“上帝与宇宙同一”的观点。

为了阅读更多的基督教思想家们关于命运和上帝这类问题的著作，斯宾诺莎开始学习拉丁文。其中艰辛自不必说，不过斯宾诺莎意志顽强，最终掌握了拉丁文并接触大批欧洲古代和中世纪的文化遗产。

其中对他的思想结构产生最终决定性影响的是笛卡尔，不过斯宾诺莎对这位近代主观唯心主义之父的兴趣并不在于引发大论争的关于“我思，故我在”的认识论漩涡，而就像海王空位的近似遁世的玄妙沉思一样，斯宾诺莎的这个空相位能够让他总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冷静分析一切知性。所以他关注的是笛卡尔体系中当时略微“冷门”的构想，即一切物质形式和一切精神形势之下，皆有均质的“实体”，斯宾诺莎从来喜欢迎接来自精神世界的挑战，这次更不例外，实际上，笛卡尔在此停下脚步，而斯宾诺莎从此走得更远。

年轻的斯宾诺莎获取的渊博知识令犹太教会长老认定这个晚辈有着异端思想，1656年7月中，犹太教会对斯宾诺莎残酷的处罚--终身革除教籍。1660年，斯宾诺莎迁到莱茵斯堡，他的第一部著作也在此处降生。

在《知性改进论》这部早期的作品中，斯宾诺莎深刻思考得出的结论是：人们要从物质当中获取长久幸福是不可能的，永恒的幸福只能从对知识的不断渴求和掌握中获得。那么关于如何知道我们追求的知识是正确、可靠的，斯宾诺莎的解答是，在做一切事情之前我们应该先想办法改进和澄清我们的知性。他又将知识的形式按优越程度区分为三种：

1.靠传闻或纯粹经验得来的知识

2.直接演绎，通过推理得到的知识

3.最上乘的，也就是来自推理和感觉两方面共同的知识

下一部著作《伦理学》中，斯宾诺莎将直觉知识称为对事物的“永恒状态和关系”的认识，直白一些讲，就是找出具体事物是否和这个事件本身背后的规律，通晓它们共性的永恒关系。

有关于《伦理学》，这样具有几何学形式的被极端压缩的著作的思想，在短短几百字的篇幅里是不可能被完全阐述的，更不必说分析。以至于不少人将这种自成一体的哲学几何斥为人造的棋局。

不过，斯宾诺莎令这部艰深的著作几乎涉及了所有的形而上学或者伦理学命题，这样包罗万象的学术珍品自然不是可以浏览以作消遣，而是供后世所有热爱哲学的人们仔细研究之用。毕竟，如果想要粗浅地了解一些“装点门面的知识”，只消在大百科全书里将有关斯宾诺莎一栏的文字读上两遍便已足够。

1677年2月20日，斯宾诺莎早逝，斯宾诺莎正像他自己在论永生时谈到的“人类的心灵不会随着肉体的消亡而完全消亡，它的某一部分仍将永存”，这就是用永恒的形式看待瞬间事物那一部分得出的令人安宁的结论，斯宾诺莎的一生有着犹太民族漂泊的投影，人类智慧纯度极高的结晶。他也无愧是在精神上最接近永恒的人。

“我所说的永恒的心灵不是想象和记忆，我们每个人都是永恒规律的一部分，作为整体的部分，我们都是永生。”至于天国的幸福，《伦理学》的最后一个命题写道：“幸福不是美德的报酬，而是美德本身”。在今天这个令人耳鸣目眩的纷杂物质社会，有多少人会不时令自己面对斯宾诺莎展现在世人面前的“终极的规律”、“永恒的上帝”？

第四篇：公共管理伦理学读后感

公共管理中德治的现实思考

——《公共管理伦理学》书评 刚刚拜读完张康之教授的巨著《公共管理伦理学》，自己起初对伦理学茫然无知，渐渐被张老师严密的思维、宏大的视角和深刻的阐述所深深吸引，尤其是公共管理中的德制的部分深深地吸引了我。虽然现在国家提倡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但是自己对什么是法治，什么是德治始终缺乏准确和深刻的认识。拜读了张老师的著作后感到深受启发，茅塞顿开。

张老师将社会治理行为模式分为三种：权治、法治和德治。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以权治为主，法治和德治只是辅助手段；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是以法治为主，在法制的规范下，也有着权治的内容，而德治是受到排斥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是德治的治理体系，它把法治与德治统一起来。公共管理是一种实现了法治与德治统一的社会治理模式。张老师分别就这三种治理行为模式展开论述，最后得出结论：今天人类社会对德制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而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恰恰属于德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最后，张老师谈到了德制建设问题，主要是从制度层面上提及，将作为治理手段的德治提升为德制。

总的来说，张老师从历史的演化来论述德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尤其是张老师的理论与目前我们国家的一些治国方略有某些相似之处，例如张老师论述的法治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德治和我们国家的以德治国基本方略，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与服务型政府。但我以前只是望文生义，缺乏理论思考。

由于本人理论水平有限，不能就德治的内涵做深刻的思辨性理解与阐述，只能就张老师的观点与现实联系起来做一些思考，这也是我读完这本书后的一些感悟，希望不会太过幼稚。

以德治为主的社会治理

张老师在论及法治时谈到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权力依然是社会治理的基础。但是这种权力是公共权力，需要制约，而法制正是出于权力制约的需要。而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属于德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它主要是德治与法治的统一。接着张老师又论述到公共管理是德治、法治与权治的统一，属于以德治为主的社会治理。

这一点恰恰与我们国家提倡的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起来的治国方略。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1 月10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制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

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江泽民同志的讲话主要是从二者的统一方面来论及二者的关系，但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孰轻孰重则需要我们继续探究。

可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的治国方略与张老师德治与法治统一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

关于法律与道德两者何者应成为治国的主要手段，学者有过讨论。但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以德治国为基础。例如郝铁川在《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撰文认为，（1）依法治国需以以德治国为基础。这首先是因为道德是立法的基础，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来源之一，先进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一，良好的道德规范是评价法律规范善恶的主要标准之一。其次是因为道德是执法的基础，法律规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否公正地、准确地把握立法宗旨，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证据采信方面的自由心证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再次是因为道德是守法的基础。大多数人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础；权利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如何将法定权利兑现成为现实权利取决于公民的自觉和自愿意识；与权利意识相对应的义务意识也与公民的自觉和自愿意识相关联。（2）以德治国需以依法治国为补充与保障。以德治国着力于通过提高人的内心觉悟和建设人的动机文明，来端正人的文明行为；依法治国则着力于通过约束人的外部行为和建设人的行为文明，来开掘人的内心文明。以德治国着力于建设个体文明，通过榜样的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群体文明水平的提高；依法治国则着力于建设群体文明，通过群体文明的提高，防范、震慑个体的越轨行为。以德治国着力于强调人的义务意识、责任意识，依法治国着力于维护人的权利，强调人的权利意识，两者相得益彰。

当然，这里所说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与张老师的法治和德治的概念可能会有些出入，但它们当中应该有某些内涵是相通的。德治高于法治，德治能够使整个社会治理处于一种治者与被治者的互动之中，联系到现实中和扩大基层民主、扩大民主监督以及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趋势恰好有异曲同工之妙。治者与被治者的治与被治的关系会逐渐淡化，道德不再是服从权威。正如张老师说的：他在接受那种体现着、凝聚着法律和道德的管理的时候，其实是在实现着自我治理；他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中既是主体又是客体。

服务型社会与服务型政府

张老师还论述到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属于德治与法治相统一的模式。只有在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德治与法治才获得了统一的基础。

张老师的见解不但在理论上很成熟，而且恰与时代特征吻合。目前我们国家正在推进建设服务型政府。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国家日渐重视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致力于公共服务，符合德治的要求，这是在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下党和国家做出的正确抉择。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应该也必须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大框架下来进行。可以说，建设服务型政府就是国家根据基本治国方略的要求而在操作层面对政府提出的要求。

当然，张老师指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不光包括服务型政府，而是一个广泛的社会合作体系，主要包括制度和个体两个层面，以制度为起点，扩展到个体，当然主要还是一种道德化的制度安排。我们国家建设服务型政府显然属于制度层面的建设，是一种按照道德要求建设的治理体系的一部分。

所谓服务型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中，把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并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公正执法为标志，并承担着相应责任的政府，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政府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服务型政府的主要特征是服务型政府是一个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是一个民主和负责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是一个法治和有效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是一个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是一个实现了合理分权的政府。

可见服务型政府的某些内涵如公民本位思想，政府是服务者、公共服务等思想体现了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德制和公共管理的要求。

当德治被作为一种制度来加以建设，才会成为一种稳定的持续的社会治理方式。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前国家提倡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但是效果总是不理想的原因。因为要想德治制度化，必须要在制度层面上建设德治，而不能单单从个体上也就是从公务员自身的道德修养上来建设。

总之，拜读完张老师的著作，使我对德治这种治理手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意识的觉醒，张老师所倡导的以德治为主的公共管理必将能够成为现实，成为一种全新的有效的治理模式。

第五篇：《尼各马可伦理学》读后感

《尼各马可伦理学》读后感

《尼各马可伦理学》读后感1

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选择”一节主要隶属于第三卷“行为”这一章中。虽然亚里士多德对“选择”这一章节的文字描述并不多，但是笔者看来“选择”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还是应予以其应得的地位与必要的重视。笔者认为亚里士多德大章篇幅的所描述的善、德性、勇敢、节制等美德品质都要落实到具体行为中来体现，而快乐与幸福也最终将归宿到人的现实生命与实践活动中。

由此看来，“行为”这一卷不可忽视。虽然亚里士多德强调沉思在合乎德性的活动中的作用，认为沉思是最完美的活动，完善的幸福是某种沉思。然而沉思固然重要且深得亚里士多德的青睐，但关乎选择所引发的一系列具体活动，不管是心理活动也好，还是身体力行的行为也罢，我们同样不可忽视。所以，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基于选择所体现的行为活动是笔者所关注的，而由此引发的“选择与意愿行为”、“选择与考虑”、“选择与责任”的关系也是笔者试图从《尼克马可伦理学》中对此加以捋清与说明的。

一、选择与意愿行为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首页便出现了“选择”一词，即“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的，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其译者在注释中说道：“选择的意义为自由选择的、有目的的活动。”由此我们可知，亚里士多德的选择概念同时包含着意图与能力以追求目的（善）的实践。但值得强调的是，在这种实践活动中，选择主要是对手段和方法的选择，即在行为的时刻、在可能的范围中，对最能实现目的的手段和使用这种手段方式的选择。这种选择，由于不是直接对于目的（正如希望是直接对于目的的，而选择并非如此），其所包含的目的性意图已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从属性的目的性意图。

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明确的说道：“选择显然是出于意愿的行为，但并非所有出于意愿的行为都是选择。”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愿意去做的事成为我们的选择，但选择并不完全等同于意愿行为。选择虽出于意愿，但又不能被自我意愿所奴役，因为选择仍需考虑到德性，德性意味着选择，好的选择同实践理性的德性——明智不可分离。因此，选择不能简单等同于欲望、怒气、希望以及某种意见。选择体现于有所取舍，正如孟子所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鱼与熊掌”、“生与义”都是我们出于意愿想要获得的，但是我们在两者之间必须要有所判断，有所抉择，有所割舍。哪种选项更符合我们的愿望，更合于我们内在的德性，我们便由衷的倾向于这种选项，并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诉诸于我们自身的行为，这便是一种体现于现实的选择活动。同时，亚里士多德也承认“选择包含了逻各斯和思想，它的意思就是先于别的而选取某一事物。”即选择就是包含了在先考虑的.意愿行为。

二、选择与考虑

选择不仅像知识与意见一样包含着逻各斯与理智，更重要的是包含着预先的考虑，所以，选择也是包含了在先考虑的意愿行为。首先，何为考虑？考虑即是考量、思虑。而亚里士多德在“考虑”一节中主要是对考虑的题材作出规定，即我们能够考虑的是对我们力所能及的事物的考虑，这是行为的始因。汉语里常说的“三思而后行”，其实这也体现出在先考虑对于自身行为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也说道：“考虑的对象也就是选择的对象，除非是选择的对象已经确定的……一个人如果已经把行为的始因归于自身，归于自身的那个主导的部分（逻各斯或理性），他也就不用再考虑该怎么做的问题了。因为，我们自身中作选择的也就是这个部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考虑其实是逻各斯或理性在我们思维中的外化形式，没有考虑其实也无逻各斯可言，我们的任何行为（包括选择）其实都离不开逻各斯的参与，我们的任何选择都要经过考虑的反复筛选，选择就是一种包含着在先考虑的意愿行为。

三、选择与责任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主要在第三卷的“德性、恶与能力”这一节中出现了“责任”或“负责”一词，即“私人与立法者都惩罚和报复做坏事的人——除非那个人的行为是被迫的或出于他不能负责的无知的。”“所以在身体的恶之中，受到谴责的是由我们自己的原因造成的恶，而不是我们不能对之负责任的那些恶。”由此可知，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谈论“选择与责任”的关系首先关乎选择的性质问题，即选择是否是真正的出于意愿，违反意愿的行为是被迫的或出于无知的，被迫选择就无所谓责任可言，而自我主动选择的就有责任需要承担。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无知”对于选择来说也是一种恶，“无知”在一定场合也要受到谴责，例如亚里士多德所举的“醉酒”之例，“如果一个人是应当对于他的无知负责任的，我们还要因这种无知本身而惩罚他。对于醉酒后肇事的人加倍刑量，因为肇事的始因在他自身：他无知的原因是他喝醉，而他本可以不喝醉。”所以无知在一定情况下也不能免去责任的担当，那种因疏忽的无知也是有罪的，我们也应当为之承担起我们的应有之责。

其实，涉及选择与责任的关系，我想我们更多要探讨的是选择与德性的关系，德性意味着以选择为条件或者做选择，按亚里士多德的看法，选择对于德性的获得，对于使活动完成得好至关重要。选择意味着在当下显得令我们愉悦而总体上有害的事物和本身有益于善的事物之间作出决定。在此意义下，选择常是一种困难的决定，但由此也凸显出“责任”之于“选择”的重要性。虽然我们可以出于自我意愿自觉能动的选择，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应在选择之前经过理性的思考，作出周全的考虑，作出合乎我们自身德性的选择，由此为善的目的所作出的选择，才能更好地承担起我们人之为人的责任。

在此，笔者只是围绕着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谈一谈对“选择”的浅显之见以及梳理一下《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中围绕着“选择”而展开的“选择与意愿行为”、“选择与考虑”、“选择与责任”之间的关系。文末关于“选择与责任”的梳理，由于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并没有详细论述“责任”这一概念，所以笔者只是略微联系“选择与德性”从而试图给以“选择与责任”更好的说明，但至于其联系是否合理，以及“责任”到底在何种维度下得以展开，基于笔者的能力也难以论述清楚，所以这也是笔者读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所留下的一个疑问。

《尼各马可伦理学》读后感2

浅析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

幸福这个话题，从古到今都是人们很感兴趣的一个话题，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的伦理学中，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古往今来不同的人对幸福具有不同的理解，但大多数都认为幸福是人生的潜在动力和最终目标。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时期也是整个西方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从他的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可以全面的了解他的幸福观和幸福体系。

先从总体上来说，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在他看来，幸福就是至善，幸福是终极的、自足的，我们是为了它本身而选取它，而永远不是因为其他别的什么。幸福是通过德性，通过学习和培养得到的，此外幸福也需要外在善的辅佐和合乎中道行为的才能得以实现。

一﹑幸福就是至善

最早提出“善”的概念的是苏格拉底。他提出“善是人生的最高目的”，同时从各个方面进行论述和探究。比如他说：“善是有秩序的安排；善是自由、自制、自主；美德是善的追求”等等。亚里士多德延用了这个“善”并作为他研究幸福的逻辑起点。

对善的理解是多种多样的，他认为“善”是一种目的，而善的意义和存在的理解也是很丰富的，比如豪宅、良机、财富或者是好的朋友和有德性的灵魂等等。所以善是具体的、多样的。

在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里，他主要研究的是人的善，即人的活动和目的。“善”与人的生活行为密切相关，行为的好坏决定了人的善与否，而善的行为品质本身就是幸福的一种显现，所以它与幸福是密切相关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善分为三种：外在的善(比如财富、好运、友爱)；身体的善(比如健康、强壮、敏捷)；灵魂的善(比如节制、勇敢、公正)。而“至善”就是三者的有机结合，就是善的顶点。因此，善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决定了亚里士多德以“善”来规定幸福的丰富性和完满性。人只有做到善，才有获得幸福的机会。

二﹑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

幸福并不是仅仅靠感性的观念而能被说服的，而只有善是不足以说明幸福的丰富内涵的，这是必须深入到现实的实践当中去感受的。因此亚里士多德又进一步把幸福理解为“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

首先，是理解“合乎德性”。亚里士多德说：“每个人只有在他固有的德性上才能完成的最好。”

他认为，在人的各种业绩中，没有一种能与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相比，而在这些活动中，人通过合乎德性而享有的幸福的生活，是最为持久的，也是最具荣耀和巩固的`。在他看来，德性分为两种：一种是理性的，理性的德性大多数是由后天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是需要经过思考和推理的。另一种是伦理的，伦理的德性大多数是由后天的风俗习惯熏陶而来的，它由人的行为活动所表现出来。他认为人只有最大限度的实现自己的理性，才能达到自满自足的快乐，认为只有行为高尚的人才能赢得生活中的美好和幸福。

其次，是要把德性和实践联系起来。因为我们只有在实践德性的现实活动中才能真正地体现出德性，只有在待人接物的行为活动中，才会成为公正的或不公正的人，成为勇敢的或怯懦的人，而只有这样一个人的品质才能从现实活动中得到反映。一个人优秀地完成了他的功能，养成并实践了良好的德性，也就是达到了人的善，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幸福的人了。所以，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实实在在的获得幸福。

幸福是属于现世的幸福，它与人的实践活动是密切相关的，它存在于人的生活经验和理性能力的行为之中。因此，幸福没有固定的模式，它是动态的和发展的。此外，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人类的一切德性实践，最终将使他趋向他自己的灵魂在沉思中获得完善”，而那些内在于沉思活动的善则是最高的善。

三、通往幸福的途径

首先，是公正。亚里士多德指出：“公正不是德性的一部分，而是整个的德性。”他说：“所谓公正，使一种所有人由之而做出公正的事情来表现出来的品质，使他们成为做公正事情的人，由于这种品质人们行为公正和想要做公正的事。”

在古希腊，公正是被看作是最主要的政治美德。柏拉图《理想国》中也把它视为是城邦伦理秩序的基本原则，亚里士多德就继承了希腊思想的这一传统，他也把公正看作是一种完全的美德。如果没有公正，人们也就没有获得幸福的保障，因此，公正对于幸福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保障。

其次，是快乐。在亚里士多德的观念中，幸福虽然不等同于快乐，但它也绝不会排斥快乐；而恰恰就是在快乐的生活之中才会获得幸福，它是一种现实的活动。当然，要获得快乐还需要现实的条件或手段来补充，否则任何事情都会很难做成，因此还要注意我们获得快乐所运用的方式。在此亚里士多德则强调把德性、理性与快乐相融合，这样才会有善的快乐，有理性的快乐，他认为属于善的快乐是高尚的，而属于恶的快乐是低级的。只有在人追求美好事物时所得的快乐才是本性上的快乐，这就是合乎德性的行为，做到了这一点，所得到的快乐才会让人感到幸福。

再次，是中道。“中道”是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的重要特征，也是其德性幸福观的一个重要原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性是关于感受和行为的，而在感受和行为中就存在着三种情况:过度、不及和中间。过度和不及都会产生失误，破坏道德规范或是不能把事做好，而适度或者中间则会获得良好的结果并受到称赞。因此，过度和不及都不是合乎德性的，只有中道才是合乎德性的。在幸福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要遵循中道原则，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更好的运用中道的理性培养善德，而获得幸福。

最后，就是德性和至善。首先是德性，由于幸福是通过德性而获得的，所以德性在使人获得幸福的过程中也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人若不具备德性条件，即使有再多的钱，有再高的荣誉也不会有真正的幸福。其次是至善，因为心灵的善就是幸福。但是幸福光靠内在是不行的，还需要有外在的辅助，所以人也必须具备外在的善，比如好的生活条件和高尚的朋友，这样好的生活才能有保障；还有身体的善，具备了身体的善，人才有机会和能力去享有幸福。当这三种善都具备了，才可能达到至善，得到真正的幸福。

四、总结

总的来说，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所理解的幸福就是中等的外部生活条件，而且有着高尚的思想和行为，过着节俭适中的生活。他追求的是一种人的全面的善，而把这种全面的善贯彻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就是一种全面的积极的幸福观。这种幸福首先要求人们要注重内心的德性修养，以德性的标准要求自己；然后要以实际行动来实践这种德性，以平和中道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外在的事物，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最后也要尽量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拥有协调和谐的人际关系，以保证必要的外在善的辅助。如果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做到如此，就能以坦然的心态面对人生，以豁达的心境对待得失，从而获得真正的人生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