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休谟正义论中自豪的地位

第一篇：大卫·休谟正义论中自豪的地位

作者：洛琳·贝瑟-琼斯

译者：李兴安

（李兴安系内蒙古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专著《英国刑法总论讲义》、《中国刑法导论》、论文集《现代社会的犯罪与刑罚》、《现代社会的犯罪与司法》、译著《净灵》均於2003年在芬兰出版发行。业余担任芬兰出版发行的《亚洲与比较法学》（英文为主体，中、英、日、俄、德、法等多语种刊物）杂志中、英文稿特约编辑。xinganli@sohu.com）

休谟对于正义起源的解释，就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提出的问题多于答案，很少有人同意导致正义公约确立的详细动因和情境，而多数认为休谟关于正义的效用的观念既是独一无二的，又是戏剧性的：正义公约不仅是由于人们害怕惩罚而勉强遵守的规则；而且，公约的创设代表着人们意向上的戏剧性的转变。本文拟探讨正义公约的一个基本上未被人们所认识的心理效用——使人们形成有理有据的自豪特别是声望上的自豪的能力。我认为，声望上的自豪一贯遵循正义的规则而获得，因此正义公约使之成为可能。我首先认为由于自豪产生于对他人的尊重，因此它不能完全先于社会而存在。特别地，声望上的自豪在正义公约之前肯定不能产生。接着我认为，由于正义公约使自豪产生所必备的社会互动成为可能，在社会上，人们形成获得独一无二的、声望基础上的自豪的欲望，只有通过巴正义公约当作不可违反而达成。获得声望基础上的自豪的欲望产生于自然发生的自豪的本能，但是依赖于公约，为人公所设定，其实现依赖于正义观念。

自豪：依赖于社会的情感

在休谟看来，自豪显然是依赖于社会的情感，其在行为人种的存在依赖于两种外部渊源。首要的和初始的原因在于行为人对于许多不同事物，包括声誉、声望、品德、美丽、财富的反映。休谟认为这些初始的渊源时自豪产生的重要成分，但是这些东西“在没有被他人的舆论和观点所赞成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T,316）。这些渊源必须存在以便使行为人从某种东西获得有理有据的自豪。如果缺少一种渊源，行为人经历的情感就是自豪之外的东西。比如，当其他人不赞成行为人对其设想的自豪的渊源的最初反映时，它就会陷入变成休谟称之为“对我们自己的优点过分傲慢的自负”的危险（T,596），这就是在我们对并不真正值得自豪的东西而自豪的时候出现的。

我称这种过分傲慢的自负为“误导的自豪”，因为它产生于行为人对自己不应该自豪的时候。“误导的自豪”——休谟也称之为“无理无据的自负”（T,596），可能产生于两个条件：首先，行为人最初对没有合理根据的事情感到自豪。这些事情于他无关，或者不是真正值得自豪的渊源。其次，不管处于什么原因，行为人未能具有他人赞成的这种原生反映。这种失败很重要，既是因为缺乏对他人的尊重，而缺乏产生自豪的必要成分，也因为他未能具有受他人赞成的原生反映，因此他未能认识到他在原生反映中所犯的错误。结果，他的反应产生了误导的自豪，即过分傲慢的自负，“恶劣而讨厌”（T,596），在那些考虑他的声望的人们中间引起了仇恨。

在前正义社会，财产是不稳定而稀少的，它们“暴露于他人的暴力，可能不经任何损失损失或者变更而被让渡；同时，有没有足够数量的财产满足每个人的欲望和需要”（T,488）.同时，情感也是不完全的，人们只有有限的仁慈意识；在我们观念的最初框架中，我们最强大的注意力陷于自己；次强的注意力延伸到我们的亲属和熟人；“只有最弱的注意力及于陌生人和无关的人”（T,488）。我认为，综合休谟描述的自然状态的这些特征，个人在自然状态中形成的所谓“自豪”将是误导的自豪。

在正义公约存在之前，财产是不安全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所有物”（T,50），因为没有规则规定和保护物品和物主之间的关系。因为物品的状态被标记为“极易改变”，在产生自豪时必备的关系中，没有什么财产于个人有关。特别地，行为人不能宣称什么财产属于他自己。没有正义公约，这样的所有观念简直是不存在的。因此，物质财富，在所有权产生之前，被排除在自豪的可能的渊源之外。当然，有其他渊源的自豪，比如品德和声望。然后，这些可能的渊源在前正义社会并不能产生，有至少两个原因。首先，这些基于声望的特点在前正义社会并不受到很高的重视，而最重要的事情是获得物质财富。而在前正义社会物质财富并不产生自豪，但是人们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保障这些财富的安全。自然残酷地给予我们“无休无止的欲望和需要”，但是获得我们所欲求所需要的方式却匮乏（T,484）。我们受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亲朋好友获得物品和财产”的欲望的驱使，这种欲望“贪得无厌，无休无止，普遍存在，对社会具有直接破坏性”（T,494）。休谟认为，只要我们在前正义社会，我们就不能满足我们的物质欲望和需要；但是我们会努力。主要考虑的将是获得物质财富而不是的性和声望。

声望特征不可能在前正义社会产生的第二个原因在于我们的情感具有自然和不完全的倾向，这种片面性导致我们与他人发生冲突，阻止我们在获得产生自豪的必备尊重的层面上与人们产生互动。

当他人赞成我们对自身价值的原生反映时，我们获得他人的尊重。这种“赞成”及其形成的尊重，是在一个个体与另外一个个体调和时产生的，感到与他观察到的人同样的快乐。但是，如下文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尊重在一个人的自豪是被误导的情况下，不会产生：

当我们认为优缺点的一个人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如果我们观察到他有任何特别的自豪和自负时；他具有自己的优点的强烈认识，控制了想象力，在我们自己的视野里也减弱了，以同样的方式，仿佛他真的具有所有美好的品质，他自由地归功于自己。我们的观点恰好在中间，为使之通过比较影响我们所必需。“如果他伴有信仰，并且这个人表现为具有同等优点，他对自己如此设想，它将会于在该人的优点似乎低于其自诩的场合发生矛盾”（T,595-596）。

似乎很清楚，休谟的观点是我们将只尊重那些产生的自豪感与产生自豪的原因相称的行为人。因此如果行为人对于只值得小的赞扬的特点感到强烈的自豪，那么，我们不是尊重行为人，而是责备他怀有误导的自豪和过分傲慢的自负。然而，当行为人的自豪有理有据时，他在其财产中得到的快乐会传导给来赞扬和尊重行为了的另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有理有据的自豪是品质，因为“没有什么比我们自己有价值更值得称赞，这种情况下我们才真正具有有价值的品质”（T,596）。另一方面，如果当行为人不具有有价值的品质而自己感到自豪时，会发生一些事情。他自己得到的快乐对别人而言，产生更多的痛苦，而不是快乐。发现他过分自负，“恶劣而讨厌”（T,596）。在误导的自豪的场合，比较的心理过程，而不是同情，引起注意，颠倒传达的感觉。从那些被他考虑的这个人所感觉到的当中，比较在旁观者产生矛盾的情感。

显然，无理无据的自豪产生对比，因此不能产生对那些考虑痛苦的行为人的尊重。应当认为，在前正义社会，行为人对其价值的原生反映最常产生对比，即使他的自豪感时有理有据的，因此，不能产生正确的自豪，建基于他人的尊重之上。休谟认为同情和对比效用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观察者自己的观念促成感觉的传达成为参照点的程度。

直接考察他人的快乐自然给我们快乐；因此当与我们自己的加以对比时，却产生痛苦。他的痛苦，本身考虑就是痛苦的；但是扩大我们自己的快乐的观念，就给我们带来快乐。（T,594）

无论什么时候，观察着自己的观念在其意识的前沿时，对比似乎就起作用。比如，当行为人经常考虑自己的物质地位时，当面对另一个人对他的物质地位的自豪感时，他自然地对他人感到否定，因为他不由得用他人的地位与自己的进行对比。

现在反观休谟前正义社会的第三个特性：人们有有限的仁慈和相应的自私。人们的情感天生时不完全的。一个人关心自己和接近他的人；他不关心那些在他家庭和朋友圈外的人们。平常经验和休谟的理论一样告诉我们，什么场合情感是不完全的，我们是从我们的局部观念而不是从全局观念看问题，对比在起作用。由于前正义社会我们的情感都是局部的，我们的任何经过对比布自然认同的人所获得的快乐都使观察者产生痛苦，而不是产生自豪的必要的尊重。

自豪，无论何种形式，都很少能在前正义社会完全产生。占有基础上的自豪，作为自豪的最普通和最明显的渊源，很少能恰当地讲自豪置于财产布安全的前正义社会。此外，人们对于物质财富的欲望和需要既会遮蔽也会干涉主要基于声望的可能的渊源的发展。因此自豪的明显渊源在自然状态严重减弱，使人难以保证对其价值的任何有理有据的原生反映的安全。更为严重的是，史前社会中，人们的情感是不完全的，因此一个人在其自己价值中发现的快乐将使他人产生不悦，而不是使他人产生尊重，他就永远不能真正保有自豪。然而，经由限制他的物质利益，并意识到他人赞成的需要，行为人可以满足其对自豪的渴望。我认为，这正是正义公约所能为的：通过缓解资源的匮乏，稳定所有物，把人门偏私的情感转化为公平无私的，正义公约使自豪的产生成为可能。还有，正义公约使人们可以聚焦于物质财富之外的事情，以发展稳定的声望特点，产生一种新的，依赖公约，基于声望的自豪的形式。

正义公约如何是自豪成为可能

正义公约的主要有形效果就是就是占有物的稳定化。但是，一旦财产被稳定化，就产生了额外的效果：人们开始生活于和谐之中，并体验这种存在的心理恩泽。人们以前偏私的情感“被限制于他们偏私和矛盾的动机”（T,489）。他们不只关心自己和那些接近他们的人；他们看到调节的需要，以及调节无私的观点的优势。他们首次经历了道德赞扬的情操，“只有当一般地考察声望，不考虑我们的特殊利益的时候，它才引起称之为伦理上善或者恶这样的感觉或者情操”（T,472）。这不大有形的结果——损害我们偏私的利益，发展一种对他人真正的尊重和关心——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使人们一起工作，克服物质匮乏。它迫使人们检讨他们的偏私，因此经由采用一种无私的观念寻求和维持与他人的心理和谐。

作为这些影响的结果，自豪的产社更为可能。首先，因为财产的存在和物质占有的稳定，人们现在对其财富保持着恰当的关系，而这是其成为自豪的渊源所必备的。其次，因为 人们不再被迫聚焦于获得物质财富，在一个新的层面意识到与他人互动的重要意义，意识到自豪的其他渊源的重要意义，发现声望的特点，具有完全的效果。最后，因为人们从偏私的观念转向无私的观念，对比不再频繁妨碍他们对别人的判断。当别人感到他的自豪是真正有价值的成就时，他人会赞成他的意见并尊重他—既是这个人是个敌人。对比偶然也可能显露，但是，在这种公约统治的社会，它不再是规范。

由于正义公约的创设，人们抑制偏私，意识到他们对他人的依赖和他人的意见对他们自己的心理的影响。这个意识使他们在新的视野上看待他们与他人的关系：他们彼此在新的信任和尊重的层面上互动。他们开始互相依存，遵守诺言，保持信用。重要的是，每个人都与他人保持在这个层面上：它成了声望和原则的问题。在此层面上产生影响，把正义规则当作不可违背，他们对自己的声望感到自豪——这是一种由周围的他人产生的回应。

正常人受其声望上的自豪的驱使，结果产生了“一种无论从任何利益或者经济优势的观点来看都太过强大而被抵消的对于背信和欺骗行为的反感”（E,283）。他要遵守诺言，不管这么做是多么的不便。他要偿还秘密借贷，哪怕是还给守财奴。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他既获得基于声望的自豪，也获得快乐：“心理的内在平和，正直的意识，对自己品德的圆满反省，这些都是快乐必备的条件，将受到每一个感到他们自己的重要意义的正直的人的爱护和追捧”（E,283）。他人赞同这种自豪，引为按照正义规则诚信行事也保障了他人将尊重我们：

没有比我们的名誉更接近我们，没有比我们与他人的财产有关的行为更能成为名誉的基础。因此，每个人，重视其声望，或者打算与人类和睦相处，必须为他自己规定不可违背的法，决不因任何诱惑而违反这些原则，这些对于一个正直和体面的人是至关

重要的（T,501）。

休谟对于正义、自豪和他人尊重的性质的理解，弄清除了在基于声望的自豪和正义公约之间存在重要的联系。正义公约使这种形式的自豪成为可能，成为个人福祉的重要依托。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自豪本身是由正义公约促成的，而在前正义社会几乎得不到保障。正义公约的这个重要影响给日益认为休谟的正义理论是独一无二和至关重要的意见提供了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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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正义论读书笔记

《正义论》读书笔记

——罗尔斯如何用其“两个正义原则”对功利主义进行批判

粟翔科学技术哲学311721

4关于罗尔斯正义论的思想渊源：尽管罗尔斯大力批判功利主义，但是依然有人指责罗尔斯的理论只不过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功利主义”。那么，罗尔斯的正义论和功利主义究竟有无渊源？今天大多数人包括罗尔斯自己对于他所提出的“公平的正义”正义两原则都是以批判功利主义为目的的，今天我们主要看一下罗尔斯是如何与功利主义进行交锋的。

17和18世纪, 契约论是主流的政治哲学理论，这一期间的伟大的思想家都是契约论的支持者，包括：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为代表的思想家。到了19世纪,哲学风气为之一变,功利主义开始一统天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作用于经济基础）。在1971年发表的正义论中,罗尔斯一再重申,他的主要理论对手是功利主义。罗尔斯对待功利主义的态度具有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种意义:

从消极的方面看(对功利主义而言),罗尔斯对功利主义提出了大量的、严厉的批评，使内在于功利主义中的各种问题突显出来,颠覆了其统治地位。在将第一个正义原则与功利主义进行对比时,罗尔斯指出,由于功利主义追求功利的最大化，所以,为了得到更大的功利总额或者平均功利,在原则上就会允许牺牲某些人的利益,甚至侵犯某些人的权利,剥夺某些人的自由。从积极的方面说,罗尔斯批判功利主义的目的不仅是把它扫地出门，而且还要把自己的正义理论当作功利主义的理论替代者。

但是,罗尔斯与功利主义的关系是复杂的,他既有与功利主义对立的一面,也有与其相近的一面，有些人甚至认为罗尔斯的正义论其实本质上还是功利主义。为了更好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着重注意罗尔斯对功利主义的批判，以及把他的理论与功利主义加以对比，以揭示其对立之处，最后再来讨论两者的共同点，其中包括两者共有的缺陷。

什么是功利主义？

罗尔斯把这种功利主义的主要思想表述为“：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制度如此安排, 以致使作为所有个人总和的满足达到最大净余额, 那么这个社会就是正

当地组织起来的, 从而也就是正义的。”

功利主义的观念简单明了, 它实际上只有一条原理，即最大幸福原理。按照约翰·密尔的解释, 最大幸福原理主张: 行为按照其有助于促进幸福的程度而是正确的, 按照其有助于产生不幸福的程度而是错误的。功利主义在解释个人行为方面符合人们的直觉, 因为人们确实倾向于追求自己的幸福, 并尽力达到幸福的最大化。为了达到幸福的最大化, 个人甚至可以暂时放弃自己的幸福甚至忍受痛苦: 一个人可以节衣缩食, 以积攒资金进行投资来获取更大的利益;或者在患病的时候, 为了维持生命而割掉某些器官。既然个人的原则是尽可能地提高自己的福利, 最大程度地满足自己的理性欲望, 那么社会的原则也应该是尽可能地提高群体的福利, 最大程度地实现其所有成员的理性欲望。

罗尔斯对功利主义的批评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比较简单, 后两种则相对复杂。这些批评的力量也是不同的。

首先, 功利主义会侵犯人的权利, 剥夺人的自由。对于功利主义, 正义的分配是能产生出最大满足的分配。因此,与满足的总和如何在不同的个人之间进行分配相比,它更关心一个人在人生的不同时期如何分配他的满足。也就是说,它关心的是每个人所得到的份额的大小,而不是份额的人际比较。功利主义的原则追求满足的最大净余额,而其他的一切东西,比如说权利、义务、机会、权力、财富等都是达到最大总额的手段。尽管功利主义者可能会说, 保护人的自由和权利有助于达到功利最大化,但是在原则上,功利主义会允许为了得到更大的功利总额而牺牲某些人的利益,甚至会为了更大的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自由和权利。这样, 用罗尔斯的话说,功利主义没有认真对待人们之间的区别。

其次, 功利主义是一种目的论。在罗尔斯看来, 道德哲学的最重要概念有两个, 一个是正当(right), 一个是善(good)。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区分不同道德理论的标准。所谓目的论,就是主张善优先于正当。这种主张包含两层意思: 第一, 善的界定是独立的, 无需参照正当来判断事物的善；第二，所谓正当，就是能够最大程度地增加善的东西。目的论有许多表现形式，快乐主义、至善主义和功利主义都属于目的论。功利主义把善当作最高目的来追求，并主张善优先于正当。什么是善？在功利主义者看来，善是理性欲望的满足。如果善是理性欲望的满足, 那么就会像斯宾诺莎所说的那样,“那贪婪的人, 认为金钱富足为最善„„那虚荣心重的人,所欲求的东西,无过于荣誉”。也就是说, 善作为目的是各种各样的, 因人而异的, 这意味着有些善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则并非十分重要, 不能一概而论。善作为目的是因人而异的,意味着人们关于善的看法是不一致的, 甚至是冲突的。如果有些善是微不足道的, 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它优先于正当。如果人们关于善的看法是冲突的, 那么就没有共同的善。

这样, 功利主义就需要一种最高的善来统一各种各样、因人而异的善, 需要一种支配性目的来统领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特殊目的。如果能够找到这样的支配性目的, 那么目的论就能够成立, 从而功利主义也就有了充分的根据。那么这种支配性目的是什么?

从客观的观点看, 最有可能充当支配性目的的东西是权力、名声或金钱。在任何时代, 都会有人热衷于追逐权力、声名和金钱,把它们当作最高的善。按照罗尔斯的说法,支配性目的优先于所追求的其他目标,增进这一目的具有绝对的优先性。我们会这样不顾一切地来追求权力、名声和金钱吗？我们不会。起码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不会。所以罗尔斯认为,把权力、声名和金钱当作客观的支配性目的是没有道理的,也是“非人道的”。

如果支配性目的不是权力或金钱这样的客观对象, 那么另一种可能的选择就是“幸福”。当功利主义者把功利主义定义为“最大幸福原理”的时候, 幸福就是被当作支配性目的了。什么是幸福?罗尔斯认为幸福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一个人所努力实现的合理计划的成功吧实施, 另一方面是他的精神状态, 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他的成功将持续下去。”在罗尔斯看来, 幸福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各种各样的目的, 而是把各种目的包含在内的人生计划的实现。我们不是在追求某个目标或对象的意义上追求幸福。幸福蕴含了目的，但它本身并不是目的。

如果功利主义者从外面(客观对象和幸福)找不到什么东西来充当支配性目的, 那么他们就会转向内部。这样, 快乐就被功利主义当作支配性目的的唯一候选者。罗尔斯承认快乐作为支配性目的具有明显的合理性: 第一, 快乐为人们的活动提供了统一的解释, 即虽然我们所追求的目的是各种各样的, 但这些目的的实现都导致快乐；第二，快乐为行为选择提供了精确的尺度，以用于功利主义所擅长的计算。在面临两种不同选择的时候，功利主义要选择能产生最大功利的方案, 而快乐的大小为此提供了衡量功利大小的标尺。但是, 快乐是各种各样的, 具有不同的强度, 持续的时间也有长短。

怎样衡量它们的大小呢? 短暂而强烈的快乐高于微弱而持久的快乐吗? 因为快乐是人的一种内在情感, 所以它们难以计算。这样, 快乐也无法充当所需要的支配性目的。以上论证表明: 根本就不存在支配性目的, 而如果没有支配性目的, 那么目的论本身就是错误的。

最后，功利主义的立场是有问题的。立场涉及论证的方法。假如我说某种社会安排是正义的，因为它符合我的最大利益, 那么我的这种论证没有什么说服力。相反, 如果我说某种社会安排是正义的, 因为它符合所有人的最大利益, 那么我的这种论证就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我自己的利益不能构成论证的一部分, 从我的利益出发也不是一种正确的道德立场。道德论证的力量存在于公正无私

(impartiality)之中。如何才能做到立场是公正无私的? 功利主义采取的方法是公正无私的观察者。

功利主义所设想的观察者是理性的、同情的和公正无私的, 从而能够超越自我, 在作出道德判断的时候采取普遍的观点。一方面, 功利主义的观察者在做道德判断时超然于外, 不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对别人的利益抱有同情的态度, 并具有自居力, 能够以设身处地的方式来考虑各方的利益。另一方面, 他又具有相关的知识和推理能力, 掌握了所有必要的信息, 能够计算出各种不同选择的满足净余额, 从而能够作出正确的决定（就这一点来说，罗尔斯在其陈述“差别原则”的时候也用相同的方法进行过论证，11-17节之间）。

罗尔斯认为，这个观察者的观点是通过把每一个人的欲望都当作自己的欲望而形成的，在其体验中包含了所有人的欲望及其满足。这样，在把所有欲望都合并为一个欲望体系的时候，古典功利主义便导致非个人性(impersonality)。由于这种功利主义者考虑的是每一个人的利益, 唯独不考虑自己的利益, 所以罗尔斯说古典功利主义是纯粹利他主义者的伦理学。罗尔斯也认为, 纯粹利他主义是不可能的。纯粹的利他主义者只考虑别人的利益, 因此, 只有在他知道别人想做什么(欲望)的时候, 才能决定自己做什么。如果所有人的行为都取决于别人的欲望, 那么显然任何人都不会做任何事情。功利主义的公正无私的观察者的问题不在于其公正无私，而在于观察者。罗尔斯主张, 我们不应该以观察者的态度来界定公正无私, 而应该以当事人的立场来界定公正无私。关键在于如何解释功利主义。罗尔斯的批评依赖于这种解释, 即功利主义者作为公正无私的观察者把所

有人的欲望合并成一个欲望体系。问题在于, 这是不是对功利主义唯一可能的解释? 显然不是。因为还存在休谟所提出的另外一种可能解释: 同情的观察者——仁爱。在休谟提供的解释中, 观察者同样是同情的, 同样也要推进别人的利益, 但仁爱之心就足够了, 而无需把别人的欲望想象成自己的欲望。但是罗尔斯认为, 仁爱也解决不了问题, 因为我们可能爱许多人, 而当这些人的要求相互冲突的时候, 仁爱就不知所措了。

第三篇：正义论读后感

正义论读后感

大学时代粗略读了《正义论》这本书，这本书很难懂，上学期我又看了次，慢慢的形成了一些想法。

这本书逻辑很清晰，逐步的阐述自己的理论。在第一编“理论”部分，罗尔斯主要从原初状态出发，为了让原则更加的简单而且易于推出，他还预设了无知之幕，由此，他论证了处于无知之幕状态下的人们会倾向于统一两个正义原则，第一原则即自由平等原则，第二原则即机会均等及差别原则。第二遍“制度”部分，罗尔斯主要是描述满足两个正义原则的社会基本结构并考察它们给个人所带来的义务和职责。应该说，这是理论应用于现实的制度和个人的部分。这也是使理论不至流于形而上的思考的重要一环。第三编“目的”部分，罗尔斯主要是对正义原则的一些补充说明，解决其稳定性以及和善的一致性的问题，这涉及到讨论什么是善，在选择善时所需要的合理选择原则及审慎合理性原则，正义感与善的一致以及它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正义感如何获得等等。在这里，我主要是想从教育公平角度阐述对其中的公平原则的一些想法。

一、最少受惠者与舆论权

教育的最少受惠者是谁？是农村的学生，农村的很多孩子享受不到教育的功能，有的家庭困难，甚至连教育的权利都难以充分享受。但是国家和社会对农村的重视和投入明显不足。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城市教育，城市里的人掌握了舆论权，他们对教育进行评价并推动教育改革，但这种改革是以他们的利益为基础的。不仅是教育，我们这种

过分的城市经济模式造成了舆论权利的过度倾斜，很多问题其实在农村也很严重，但得不到重视，而城市里却可以互相讨论，借由民主的方式推动政府进行试点改革。公平被舆论所玩弄，民主则充当帮凶。经济的初始不平等带来了教育水平的初始差异，教育水平的初始差异又拉大经济的差距，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就这么逐步脱节，而舆论长期以来只为经济发达地区服务，民主也只在富裕中流行，我们谈教育改革，谈教育的作用，谈教师培训，都会不自觉的出现城市中心论，根本不顾及农村的实际情况，现在想来，梁漱溟先生当年提出的农村教育方针是多么的高瞻远瞩。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一种困局，急切需要消费的支撑，但农村市场一直打不开，因为农村的经济状况一直得不到大幅提升，要提升经济状况，就得提前发展教育，教育要有前瞻性，要有思维，要有责任。

二、教育公平与人性

人性在处理实际问题中容易出现一种倾向，那就是成全看不见的错来规避看得见的错。拿幼儿园校车事件来说，国家将校车标准定的那么高，使得很多农村根本无法提供校车服务，孩子们上学很不安全，但这种不安全是潜在的，看不见的，因为农村里出了什么事也造不成多大的影响，城市可以借由这种趋势也提升自己的教育质量，城市居民可以借此来满足自己孩子的教育需求，政府便可以借由这种人性的规避趋势来逃脱责任。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倾向的不良影响，以防止道德的沦丧，更要防止一个愚民政府的构建。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便阐述了这种愚民政府的可怕之处，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

力量，以至于最后连思想本身都是罪，我们不能容忍这种状况在现在的社会出现。我们要不断宣传公平的理念，使其真正成为一种普适的价值观，而不是长期被规避；我们要剖析自己的心灵，使其站高点，看远点，认识到公平的内在要义。这不仅是我们自身的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所形成的种种不公平的困局，需要我们来解决。

综合上面两点，我感觉，发展乡村教育已经成了教育公平的必然选择。很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是要先富带后富，那么现在就是后富的年代了，是教育发挥其经济转移作用的年代了，否则，我们便只能继续一种困境，继续哄抢城市的稀缺教育资源而农村持续落后，造成以后的人才短缺和市场短缺，进而造成经济的衰退。所以，趁着还早，让我们来建造一个公平的教育环境吧。

三、教育公平与迁徙自由

人们在讨论工作问题时会引用一句话，“每个人都有迁徙的自由”，意思是说，我有选择工作地点的完全自由。这句话错了没有？没有，你很难说他错了，可是这句话对了没有？我们强调的自由迁徙倾向于往一线城市迁徙，希望一线城市不要有排外倾向，而且要享受与本地居民一样的教育资源，如果没提供，就是一种教育的不公平。但是，中国有多少一线城市，有多少教育资源良好的地方，如果大家都向好地方迁徙，直接后果就是原来的公平秩序被后来的迁徙者打破，造成资源的哄抢，所以教育越来越贵，越来越稀缺。所以说，这种行为又不能说对。为什么会有这个矛盾？

一是因为自由的内涵决定的，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指出，自由存在三个层次。一时运动物体外在阻碍的缺乏；而是自由人不受阻碍地做想做的事；自由人经过“斟酌”的选择行为。而我们却更多的将自由定义在第二层次，既不受阻碍地做想做的事，这种自由是容易以损害他人利益为代价的，我们只是在利用自由这个幌子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自由平等是安宁与和谐的原则，不是功利主义。

二是我们忽略了一个重要原因，教育公平与自由都是人们建设的，而不是供人们直接享受的。胡适有句话说的好，自由平等的国家是建设来的。同样，我们的教育公平也是建设来的，不是享受来的，我们之所以选择好地方，在于直接享受别人建设的成果，这是有损公平的。真正的教育公平需要我们这代人来建设，希望我们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四、教育公平与地域差别

大学招生都有自己的地域比例，北京的学校里有很多北京人，湖南的学校里有很多湖南人，大家都在争议这种地域比例的公平性，很多人都说，要打破地域比例，进行全国范围的公平筛选，我并不认同。一所大学首先的义务肯定是保障本地区的人才需要，一定的地域比例是必须的，而且是公平的，不公平的是我们的学校评级制度，如“985”，“211”，还有教育评价制度。国家运用财政来推行大型的教育工程建设，如“985”，这直接造成了教育的不公平，因为新中国的教育水平是参差不齐的，本身就需要财政力量来调整，而国家却走向求大求全的极端，更加的助长了这种参差不齐。国家习惯了集中力量办大事，而忽略了细节的调整。同时，国家过多的控制教育，使得教育失去活力，失去地域特色，最重要的是，国家掌控了教育评价的权利，教育本身是国家来推动，现在又由国家来评价，这种体制阻碍了教育的竞争和发展。看一下我们每年的学校排名就知道了，每年都是那几所学校排前面，好的一直好，不好的一直不好，大家怎么办，大家只能往好的地方挤，造成资源的哄抢，越抢越不公平。

综合以上两点，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应该勇于承担建设者的责任，说大了是为了国家，为了社会，说直白了也是为了我们之后能拥有一个和谐公平的生活环境。如果我们总是逃避责任，总是想着去享受别人的建设成果，总是利用民主自由这些理念来谋取自己的利益，总是一边评判教育的不公而又一边来推动这种不公平，那我们就将成为上一代的复制品，继续这种恶性循环。时代在进步，进步是因为我们在进步，我们在进步是因为我们的奋斗，我们的建设，如果我们不努力，我们就不会觉醒。而政府也应该放开教育的掌控权，特别是评价的权利，不要既当操作者又当评价者，要促成教育的竞争，让学校之间可以公平的竞争，而不是常年保持一种稳定的状态，这种稳定会直接损害教育的质量，损害地方对教育的态度。而一旦放开，教育便能充分发挥人才吸引的功能以及资源分配的作用，这样地方才会重视教育的投入，重视在自己的地域打造好的教育来吸引人才，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差别公平。当然，要实现这一点也需要我们的牺牲，很多地方之所以不重视教育投入，是因为越投入，流失越严重，好的学生都奔向外地，奔向国外，而且一去不复返，造成为别人做嫁衣的困局，如果我们能慷慨点，牺牲点，重视我们身上的义务，这样才能营造一个公平的环境。

说这么多，是希望我们这一代不要重复上一代的路子，不要去做复制品，而应该建设处公平和谐安宁的环境，为国家为社会，更为我们自己。希望我们都能认识到：

一、发展农村教育，建设二三线城市的教育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二、教育公平需要我们来建设，需要我们的牺牲。

三、自由民主这些都是和谐安宁的原则，不要搞成功利主义。

第四篇：《正义论》读后感

《正义论》读后感

法学0904班 0904000434 张蒙慧

当我们看到一个个新闻报道后，唯有高呼“社会不公平”来排解心中的抑郁之时；当我们举着社会主义大旗，将民主法治建设变成一句可耻的口号之时；当我们兴致勃勃的以为社会公平正义已然在向我们招手，却永远只是“镜中花，水中月”，难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之时，一声叹息也罢，两三句牢骚也行，至少我们还是一个有着社会性的人。何为社会性，我认为即一个社会组织下，个体能够以自己的价值观来参与社会事件，关注社会变化的愿望和想法。社会性付诸于个体身上得以实现是基于公民的一项权利，我们姑且认为它是一种参与权吧！当我们怀着这种社会性，去批判、去呼喊、去驳斥社会的不公平与非正义之时，我们却很少去思考何为正义？正义为何？罗尔斯在他的鸿篇巨著《正义论》中，向我们一一阐释正义到底是什么？

罗尔斯在开篇就以恢弘的气势向我们阐释了正义在一个社会中无可辩驳的首领地位。一言以蔽之，即存在就必须正义。正义，是基于每个个体的天然的不可侵犯性的权利，它不是那个英明神武的“哲学王”赐予我们的恩典，也不是民主政治体制下赋予我们的一项权利，它是基于每个个体的天然的不可侵犯性的权利，也即是天赋人权。即便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这不仅使我们这些饱受“集体利益高于一切”观念之苦，而又无力辩驳的人眼前一亮，顿时有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

在罗尔斯的论述中，功利主义所认为的在产生社会最大利益总额（或平均数）的前提下容许一部分人的平等自由的严重侵犯是正义的观点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他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之上认为，“作为公平的正义”不仅仅是原初契约的指导性原则，而是“原初契约的目标”。亦即，正义是我们人类共同体通向秩序终极目的。这一论断将正义置于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它不再是那双躲在幕后操作木偶的手，而是舞台上的主角。这无疑给那些追求正义的最大化的人们注射了一针强心剂。

而在接下来的论述中，他又将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向我们娓娓道来。让我们

在其中寻找到了评判正义与否的标准。

然而，在我看懂的那部分中，我感受最深刻的一句话是“允许我们默许一种有错误的理论的唯一前提是尚无一种较好的理论，同样，使我们忍受一种不正义只能是在需要用它来避免另一种更大的不正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句话带给我的震撼丝毫不亚于罗尔斯在开篇中的那段慷慨陈词。一直到读这本书之前，我对于民主制都是持怀疑态度的，在我的观念中，民主制是打着多数人利益的幌子对少数人合法权益的明抢。但是民主制照顾到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然而也正是由于它要照顾到多数人的利益，从而使之存在着效率低下和不能够真正抉择出最有效、最完美的方案的缺点。尽管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所在，然而如果我们因此抛弃民主制，那么有什么更好的制度能够替代，不，准确的说，应该是超越民主制呢？难道是柏拉图所认为的“哲学王”之制吗？然而，历尽古今中外的所有君主，谁人敢称“哲学王”？谁人能称“哲学王”？历史遗憾的向我们摊开双手，表示无奈，我们也只能无奈的摇摇头，因而在没有比民主制更正义的制度出现，而民主制有明显比其他制度更有效的情况下，我们选择它也是“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同时，这句话带给我的一个反思是，对于一些现象的存在，特别是从我的正义观出发认为不对的现象，我总是报以批评的态度，即只是抱怨其不合理而未曾评判其存在的原因以及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或建议。概而言之，就是未以批判的态度来看待社会问题。因而我们的周围充斥着大量的愤青，一腔热血以为自己是铁肩担道义，奈何难得惺惺相惜之盟友，他们以为是“众人皆醉我独醒”，怎奈众人视之幼稚之极。我不是指责愤青，恰恰相反，我希望我们都应有愤青的那股劲儿，都似游戏“愤怒的小鸟”中的小鸟般义无反顾的冲向我们的目标，即便是“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但前提是我们要把握好方向，否则即便是头破血流也是无济于事，最终也只是博得我们普通人的一些同情而已。借用我们环境法老师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的感情更深沉，我们的行动更专业。”

第五篇：正义论读后感

正义论读后心得

正义一词存在已久，也经常被提及而加以讨论。从词汇上的定义到落实于现实生活的 道德观念与相关实体制度，丝毫不见停止探究的一天。正如观念会随环境时空背景而有所 变异，对于正义的看法也会因时而异、因地制宜。

在讨论《正义论》之前，对于此书的著作年代背景不可不知。在作者John Rawls 写

作此书时，正是美国动荡不安的年代，从五十年代的韩战，到六十年代的古巴飞弹危机、越战、民权运动、黑人种族抗争、校园学生运动、贫困等等问题，都在此时爆发，致使「 正义」成为当代讨论的重要议题。作者于此书讨论了有关平等自由、公正机会、分配额、差别原则等问题，在在呼应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并以完整，但却带有抽象的理论，为这些 问题提供解决之道。作者强调，此书是以理想的社会正义原则来处理非理想社会问题，也 就是日常生活所面临的难题，以理想社会的正义理论为指导原则，提供处理现实生活时的 大方向。然而，我的鄙见是，《正义论》所提供的是一套针对理想社会而设计出来的正义 概念，并不涉及现实社会的制度与现况，理想与现实毕竟是迥异的，一如科学上所提供的 理论都是于理想状态下的假设，于实际操作上需要加以修正，但仍存有误差。所以，此书 中所提及的正义理论，是否可以应用于现实生活，仍旧值得商榷。也因此，此书曾被评为 乌托邦理论。除此之外，此书并非我想象中的纯粹讨论法制上的公平正义，而是广泛的讨 论社会问题，包含伦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方领域问题，而这些问题 是如此贴近生活，以致于此书非但广受学术界讨论，更为一般社会民众关心。

于此书中引起我注意的段落是──古典功利主义。功利主义一词常见于书刊与报章杂

志之中，然而什么是功利主义的基本定义呢？正是一个可以让社会中的个体追求最大的利 益，一个拥有能最大限度地增加满足的净余额的社会，才是真正组织完整的社会。而这样 的正义思想正可以体现在当今的经济状况上。在目前全球经济衰退的同时，政府如何建立 一个公平正义、让弱势族群也可以站在同样起跑点与他人竞争的社会，将是一大难题。资 本主义固然是好，但无可避免的是，现在M型化社会成长趋势越形严重，如何透过相关政 策与配套措施，让人民得以在公平正义的原则下获得最大利益，让社会正常运作，让社会 中的个体仍可以继续追求最大的利益，这是追求经济上的公平正义，也是功利主义社会的 最高宗旨。此外，社会上的弱势族群是否能在这样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自立更生，是否能够 透过本身的能力达成自己的理想抱负，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也是值得关切的问题。此类 的问题最常见于残障与智能障碍者的身上，由于自身的残缺，于职场上经常受到不平等的 对待与欺侮，损及本身的权利，但却由于资源不足、申诉管道的阻碍，以致于这样的不平等无法获得重视与处理。

因此社会的正义不只是除了法制上的公平，更包含了经济、政治、社会等等各个层面，而这些正义除了透过法条明文规定外，更可透过无形的道德伦理观念的建立来构筑。正 义不只是口号，更是个需要付诸实行的概念与想法，如此一来，社会方能更理想、更和平地运作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