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舆论》读书笔记

第一篇：《公共舆论》读书笔记

新闻学概论期中作业10300680061管俊彦经济学院

《公共舆论》读书笔记

《公共舆论》出版于1922年，此时的作者李普曼年仅33岁，但在这之前已经出版了《政治绪论》和《趋势与主宰》两部著作，并且经历了一战炮火的洗礼。作者在一战中曾任美国陆军部部长助理，这使得李普曼对战争中公众由于信息匮乏和个人成见导致公众舆论的模糊与脆弱，政府宣传机器遮蔽真相，误导公众以及报纸无法展现事物的真正面目等现象有了深刻的认识，在本书中表现为大量来自战争中的事例和蔓延全书的悲观色彩。

总的来说，本书论述了由于信息不全，个人成见等原因，个人无法认清真相，而领导者操纵、控制、利用舆论，报纸（媒体）由于自身局限性成为引导舆论的工具，最后作者提出他的解决方案。详细来看，全书可分为三节：第一节为书中第一至第四部分，主要论述复杂的外部世界和极其有限的认知范围等外部因素和个人头脑中的固有成见，价值观念以及兴趣，利益等内部因素导致了公众无法认清真相并做出理性决定。第二节为书中五六部分，论述了领导人如何通过模糊的词语，统一的象征制造统一意志乃至公共舆论，并且这样产生的舆论是与民主原则相背离的，通过操纵舆论同样可以制造民主的假象。第三节为书中第七八部分，作者在分析了报纸无力承担“舆论与法庭”的重任的原因并提出了看似完美的解决方案。

下面将具体分析这三节中的观点并进行梳理和反思。

一．个人舆论的局限

书中第一部分“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想象”首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个人头脑中的舆论并不等于真实，原因可分为外部的和内部的。

从外部来看，人们接受到的宣传已经收到国家审查与保密制度的过滤，这就使事实真相和对这一事实的舆论之间存在距离。信息和舆论的数量与质量也受到技术、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复杂影响，这都影响着观念的传播。通过社交圈紧密联系的社会人会形成这个圈子的公共意识，这种身份的暗示和等级体系的存在使公众舆论与其冲突的可能升高。而且人们对书面上外部世界和公共消息的注意力相当之低。最后，出于追求时效性和方便传播的目的，语言被简化缩略，在反复流通中会有太多的增添和丢失，以致面目全非。

作者认为，人们无法对超出自我经验范围的外部世界产生完整准确的认识，这时人们只能诉诸想象与虚拟。书中对舆论的定义是：“他人脑海中的图像——关于自身、别人、他们的需求、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当我们将多样性的事物归结为无生气，集合性的却不完整的名称时，其间充斥的就已经是自我意识关于外部世界想象中的图像了，即被接受的信息楔入人和环境之间的虚拟环境。这种虚拟环境已经不可能是对客观现实“倒影式”的反映，而是事实的碎片，媒介的观点，个人的想象的大杂烩。

从个人内部来说，认识取决于我们的观察习惯与地位。人们头脑中形成的对与世界的认识往往产生于情感、习惯和偏见，对特定事物持有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印象和成见。人们看到的是自己期待或想要看到的部分和侧面。我们按照已有的定义，现成的形式去理解，兴趣在我们所意识到得信息尚未经过我们思考之前就把某种性质强加给这些信息，这种先入为主的成见会在想象力中膨胀，倾向于熟悉的事物，从而导致对不符合起原则的观念的排斥，一旦这种兴趣和成见系统固定下来，我们对外部事物做出的判断将是片面而错误的。

二．被操纵的公共舆论

在论述了个体思想的非理性之后，作者在这一部分转而分析：“普通意志，公共舆论，公意是如何在众多分裂的个人和他们稍纵即逝的偶然意向中形成的。” 公众舆论似乎代表一种共识，那么这个共识在李普曼看来是领袖提出意见，一般民众对这一意见说是或否的过程，看似简单的过程，其实深刻揭示了现代民主社会的主要模式，就是少数人决策，代表大多数人意见。因此，公 1

共舆论是极易被操纵的。领导者用模糊不清的词语，中间色调，愚民政策来抹平争执，汇集舆论，将事实简化为想法，描述观念用来代替事实，作为共同感情的纽带。

所谓民主，公意，其核心在于象征。象征来源于一个囊括所有概念的意象，它拥有普遍的适用性，能被每个人个体化的理解。象征是一种工具，它有力量从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观念中抽取情感，使个人意志向公共象征的情感转移。于是象征成为少数寡头疏导控制甚至操纵舆论的工具。

以此为前提，作者动摇了民主理论的基础。民主理论理想中的是简单独立自给自足的乡村式社会，依赖的是每个个体拥有独立完整的对社会的智慧与经验，人人生而具有认识真理的能力，政治学的责任是创造投票和代议制政府。民主主义者将公共舆论限制在每个人直接确定的知识范畴内，实际上是把自主的个人行为设计为简单社会的前提。民主的谬误在于只关注民主的手段而非目的，关注民主表达的起源而非其过程和结果，况且在外在压力和个人成见的影响下，个体意见极易被少数寡头操纵。人们渴望自治并不是为了自治，而是为了得到自治带来的结果。源自正道的政治权利，良好的选举和代表机制不可能完全约束行使权力的过程。美国式的有限宪政民主或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建立在工厂代表原则和自愿奉献基础上的民主都是有悖于民主的真正内涵的，他们的最终结果——即使是以民主自居——也依然会成为在民主面纱下的实际上的专制。

三．舆论困境的对策

既然个人会因为复杂的外部环境，成见和兴趣做出非理性的判断，而少数寡头又会利用象征操纵舆论，我们应该怎样走出舆论面临的似乎无法逃脱的困境呢？

人们也许会将以报纸为代表的传媒当作拯救社会的摩西。但作者认为，报纸无法担此重任。报纸寻找自己的受众，寻找属于自己的重视读者。作为接触看不见环境的主要途径，报纸为我们勾画着外部世界，而在“公众——商品广告——报纸”的间接联系中，我们开始审视报纸的责任，作为 “第四权力”。新闻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它的宣告应当承担真相与民主的重量，而不是某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言。良好的连接起报纸和公众舆论，是一种渴望中的理想模式，那种被广告人过滤过的，被记者编辑掺杂了个人情感倾向的新闻，都影响着舆论的质量和能量。

因此，新闻与真相不是一回事，新闻的作用在于突出一个事件，而真相的作用则是解释隐蔽的事实。新闻不是对原材料的第一手报道，新闻描述的是引起读者兴趣的公开化阶段，是与读者切身利益相关的部分，在经过记者以自己直接经验为基础的格式化后，新闻中同样会充满偏见与谬误。另外，还要考虑经济上来自广告商，财团，读者的巨大压力。因此，新闻界十分脆弱，无法承担对人类生活进行解释的责任，更无法造就公共舆论。新闻应该成为制度的卫士，成为将黑暗曝光给大众的光。

那么什么才能解决有限个人困境从而形成公正有效的公共舆论？作者将这一重任交给了精通某一领域的专家。专家应与决策者保持距离，即将执行者与调查者分离，专家的任务是提供信息。政治和产业部门的专家作为在完全条件下工作的局外人为社会提供大量公正客观的数据材料，从而使舆论真正反映事实。

在分析完作者的观点之后，我想对书中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个人有限理性与公共舆论的产生提出一些看法。理性这个术语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人们在遇见真理尤其是道德真理的时候认识这种真理的能力，而不是一种依据明确的前提进行演绎推理的能力。传统的自然法理论认为，文明制度不是人为可以设计的产物。而培根，霍布斯以及以笛卡尔为代表的新理性主义宣称，所有有用的人类制度都是而且也应当是有意识理性能够可以创造的产物。那么究竟个人理性能否成为公共舆论的基础并作为国家制度的原则之来源呢？这就必须考虑个人理性如何转化为公共舆论。

我们承认，由于个人行动与自我知识，他人知识以及整个文明积累的知识的关系（即知识不是以一种整合形式存在而仅仅是个人掌握的不完全的分散知识），人的理性在社会活动中处于一种“理性不及”的状态。但从另一个方面出发我们会发现，极其复杂但又条理井然的社会生活形式

既不是设计，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未明确意识到其行为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通过“试错过程”，“赢者生存”，“积累性发展”的方式逐渐形成的“自发秩序”。

从公共舆论的角度看，作者在上世纪20年代提出的个人理性的局限性在当今社会中仍有其现实意义。但作者接下来便对“无知”的个体丧失了信心，转而诉诸所谓的“社会精英”。一方面是由于理性知识的局限，更重要的是作者身处90年前的战争时期，强大的政府具有绝对的领导权，而舆论媒体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喉舌。但是在媒体实力明显增强，网络等新媒介为公共舆论提供了表达交流的平台的当今社会，个人理性必将逐渐缩减“理性不及”的负面影响，通过“自发秩序”这只“看不见的手”，形成有利于社会利益的公共舆论。而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将是极其关键的中介，是看不见的“自发秩序”的有形外化。媒介将复杂的带有个人成见的有限理性转化为富有个人特征的以契约为基础的自发性公共舆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公共舆论将不再是那么的充满成见与操纵，而将成为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力量。

参考书目：

［1］《公共舆论》 李普曼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

［2］《新闻学概论》 李良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3］《李普曼传》 罗纳德·斯蒂尔新华出版社1989年

［4］《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古斯塔夫勒庞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

［5］《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哈耶克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社 1989年

参考文献：

［1］《 “拟态环境”与“刻板成见” 》 李艳东南传媒2010年第五期

［2］《谁使公众深陷在“舆论"之中》 邱凌新闻爱好者2008年12月

［3］《舆论: 悬在虚空的大地？》 黄旦新闻记者2005年11期

［4］《李普曼政论新闻中的冷战思想探究》林牧茵 新闻大学2010年第二期

［5］《媒介与公众：交流的无奈》 王金凤 青年记者2010年2月中

［6］《 “虚拟环境”与“刻扳成见” 》李娟新闻知识2008年8月

［7］《法、立法与法律中的理性问题》 熊琦法律教育网2005年1月

［8］《知与无知的知识观》 邓正来 剑虹评论网2006年5月

［9］《从哈耶克自发社会秩序理论看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工作论文》

第一期

第二篇：公众舆论读书笔记

《公众舆论》读书笔记

《公共舆论》作为传播学奠基之作，由传播学大师李普曼于1922年创作而成。《公众舆论》在传播学领域具有难以比拟的权威地位，它第一次对“公众舆论”这一概念做了全景式的描述，并对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和民主形象等问题做了精辟而深刻的探讨，回答了诸如舆论从何而来、如何形成、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谁是公众、何为公众舆论等一系列的问题，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对于本书的阅读其实是一件奇妙而心绪复杂的事情。这种经历就像是在水上泛舟漂流，在水流平缓之处，闪光的思想和绝妙的思辨如两岸风景，缓缓映入眼帘，可以被平和地接受和欣赏，并令人不禁在心里暗叹其妙。然而到了水流湍急，谷狭岸窄之处，流速陡然加快，暗礁碰撞，令人胸闷紧张，思维磕磕碰碰，抓头挠腮，直叹语句艰涩，角度转换突变，作者的思维实在不易跟上。

必须承认的是，笔者的确能力有限，阅读此书时多感吃力，只能对自己努力阅读之后所得的浅薄的、最主要的、宏观的认识加以介绍。

一、写作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政府为了取得胜利，利用宣传机器在国际国内大造舆论，进行大规模而强有力的战争宣传。大量的战争报道虚假而带有偏见，对受众认知世界产生很大影响，由此刺激了李普曼对于“拟态环境”的构思。在战前战后的参战和分赃中，出现了一系列有悖于传统道德约束的问题，却被媒体和当局巧妙地遮蔽了。在整个媒体参与营造的虚拟环境中，一方面，普通公众由于信息和资源的匮乏，无力认清事实真相，另一方面，精英阶层对整个局势进行强有力的控制，这一强一弱的对比在这个历史阶段被突出表现出来。本书即从民主政治如何施行的角度对舆论问题进行探讨，因而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很强的政治评论色彩。

二、本书脉络及作者主要观点

本书分为八个部分，分别为：导论----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对外部世界的研究、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民主的形象、报纸和有机化情报。

对于本书的脉络作者已在导论部分为我们讲解清楚。他认为，他人脑海中的图像——关于自身、关于别人、关于他们的需求、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就是他们的舆论。这些对人类群体或以群体名义行事的个人产生着影响的图像，就是大众的舆论。前五章先首先探讨的是这种内心的图像何以能够诱使人们在外部世界发生关系时频频误入歧途。

经过作者分析，妨碍的原因不外乎这些：人为的审查制度，社会交往受到的限制，每天能够关注公共事务的时间比较匮乏，由于不得不压缩成简短的消息而对事件造成的歪曲报道，用琐细的语汇表现复杂世界所面临的困难，以及最后面对那些似乎威胁人们既定生活方式的事实真相时所产生的忧虑。这些因素构成了外部限制。

除此之外还有内在的原因。这些残缺不全的外来消息还会受到日积月累的想象、偏见和成见的影响，形成一些门户之见，并认为这符合他所感到和构想的自身利益。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随后介绍这些受到内外因素共同影响的纷纭的众说如何结晶为舆论，公众舆论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部分告诉我们，正是由于这些内外因的存在，公众舆论是非理性的。

接下来是对传统的民主政治舆论的学说的分析。通过分析，作者发现，领导者通过制造同意、制造模糊概念、寻找共同情感等一系列手段，将公众的情绪和意见整合起来，形成了所谓的公众舆论，因此公众舆论是可以被操纵、可以被疏导、可以被利用的。而在公众之中走出来的领导者，并非是民主制度的坚定执行者。很多看似民主的、顺应民意的决定和决策，很多时候是通过暗地操纵、疏导公众舆论造成的。公众舆论在这种强势的控制之下不可能真正实现。而报纸被视为克服民主问题的万应灵药，报纸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反映着——因此也或多或少地调节着——舆论的强度及其不健全的组织。因此作者认为，舆论如果想要发出声音，就必须利用新闻界加以组织，而不是由新闻界加以组织。“政界和产业界的茫然无情，恰好给政治科学提供了充实自身和服务公众的巨大机会。”

三、本书重要理论

李普曼以其高屋建瓴式的分析，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些经典理论被广泛流传。

关键词一拟态环境

李普曼在本书开头介绍了这样一个故事，几个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住在一个大洋的岛屿上，平时他们共同生活、和谐相处。由于通信不便，战争的消息隔了6个星期才传过来。直到这时这些人才惊觉彼此间在事实上已成了敌人。但他们仍在按照头脑中那幅和平的景象生活相处，一如既往。由此，李普曼说“追溯以往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在认识我们仍然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环境时是多么迂回曲折。我们可以看到，它带给我们的消息时快时慢，但只要我们信以为真，我们似乎就会认为那就是环境本身。”偶然的事实，创造性的想象，情不自禁地信以为真，这三种因素会产生一种虚假的现实，导致人们做出激烈的本能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人对环境的调试是通过“虚构”这一媒介进行的。

所谓拟态环境，就是外部世界在我们头脑中的想象。它并不是真实环境，而是人的头脑的产物，是人们对真实环境做出反应时对真实环境形成的影像。它含有真实的成分，并不是完全虚假的环境，也不是对真实环境“镜子”式的完全再现。人们在行动的时候，往往将它当作真实的世界。

李普曼认为，拟态环境存在的意义在于，直接面对的现实环境实在是太庞大、太复杂了、太短暂了，我们并没有做好准备去应付如此奥妙、如此多样、有着如此频繁变化与组合的环境。虽然我们不得不在这个环境中活动，但又不得不在能够驾驭它之前使用比较简单的办法去对它进行重构。

因此，对舆论进行分析的起点，也应该是这里，应当是认识活动舞台、舞台形象和人那个舞台上自行产生的形象所做的反应之间的三角关系。因为正是由于人所处的世界环境的庞大复杂导致认识的困难，人们才会逐渐在脑海中为自己制作一幅视线所不及的那个世界的可靠图像。而这些关于自身、关于他人、关于他们的需求、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就是他们的舆论。

关键词二刻板印象（成见）

在本书中，“成见”对应的原版词汇是“stereotype”，应该翻译成“刻板印象”比较准确，指的是对特定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即，我们在看到世界之前就被告知它是什么模样，我们在亲身经历之前就可以对绝大多数事务进行想象。刻板印象可以

为人们认知事务节省力气、简化努力，提供简便的参考标准，同时也是我们传统的壁垒，在这个堡垒作用下我们各得其所，心安理得地坚持我们的立场，保护我们的社会地位。但必须认识到的是，成见的存在会阻碍着我们对新事物的接受。

作者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工作在这个世界的一隅，对与具有广泛影响的公众事件充其量只能了解某一个方面或某一片段，我们的见解是由别人的报道以及我们自己的想象拼合在一起的。我们留心的不是某个众所周知的类型所具有的特征，而是用我们头脑中已有的先入之见去填补剩下的画面。人们总是倾向于喜欢寻找或发现能够支持或否定其偏见的样板，然后把它当作某个阶级整体的样板，凡是属于这个类别样板的人都会表现出合乎成见的方式，人们总是对成见抱有轻信的态度。用这样的样板去认识外界，难免会造成信息接受上的阻碍。

成见会给我们的认识造成错觉，由于一开始就受到这种错觉的污染，公众舆论会更加令人困扰而丧失理性，因为所有的一切，包括“前景、背景以及行动的尺度，统统被成见所省略和冻结。”

李普曼的成见理论引发了许多颇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比如，传媒在进行报道时的立场问题、记者个人情感与客观报道问题、先入为主的报道方式问题，同时，也与话语霸权问问题、沉默的螺旋等理论相关联。

关键词三公众舆论

李普曼认为，公众舆论是非理性的，不可能的，无法通过公众舆论实现民主政治。他把公众舆论定义为： “在公众意见庞杂、非理性的情况下，作为领导者的人通过制造同意、制造模糊概念、寻找共同情感等一系列手段，将公众的情绪和意见整合起来，形成了所谓的公众舆论。”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公众自身发出声音的消极失望，以及对领导者控制舆论的判断。

他从公众本身的认识局限和意见领袖的强势两个方面对此做出了阐述。公众舆论本身的局限表现在内外两个方面。外部的阻碍有：人为的审查制度和保密，社会交往受到的限制，对公共事务时关注间的匮乏，由压缩而成的消息造成的歪曲报道，用琐细的语汇表现复杂世界所面临的困难和清晰度的下降等。除此之外，想象、偏见和成见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观念，从而导致公众舆论的非理性和不可统一性。

而另一方面，作为意见领袖的领导者通过制造同意、制造模糊概念、寻找共同情感等一系列手段，将公众的情绪和意见强有力地整合起来，并对公众舆论进行疏导和利用。李普曼认为，民主的实现事实上是由政治家运用模糊、有多种解读方式的具有煽动性的话语来操纵的。对于决策而言，重要的不是公众是否透彻理解这些话语，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选择而是公众是否能够用是与否的方式来达到政治家的目的。但是仅从表面来看，这种征得公众同意的做法，是对民主的尊重。

简单来说，公众认识的局限源于虚拟环境，而意见领袖对公众舆论的控制和操纵则源于其能够在不同的意见中制造同意。公众在虚拟环境中受到刺激，却在现实环境中作出反应；意见领袖通过对于不同意见的整合，让公众认为最终作出的决定确实是延续了自己原有的想法和意见，自己的利益最终得到了实现和保留。

因此，在以上这样一个“弱势”一个“强势”，一个“有能力”一个“无能力”的对比中，意见领袖的地位无形中占据了上风，所谓技术精英通过自己所具有的技术和智慧，能做出比普通公众更加理性和科学的决策，因此将公众的地位踩在了脚下，建构出了一幅“精英引导群氓”的图景。从这种程度上说，公众的确不能独立思考、思辨，其着眼点的局限性也就决定了其落脚点不可能顾全整个局面，最终必然被一种统一的、影响力巨大、包容性极强的公众舆论所吸收。而少数人一旦具有了够操纵公众舆论的技艺，就更加不能说公众舆论是理性的了。

关键词四精英治国

从李普曼对公众舆论的定义可以看出，公众舆论是由领导者通过一系列强效手段，将公众情绪和意见整合而成的，作为社会精英的领导人对公众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具有统治和领导技艺、具有制造同意的技艺的精英群体，可以整合公众庞杂多样的舆论，使之最终合为一股。通过这种技艺，能够掌控舆论，稳定形势，取得优势地位。

李普曼指出，普通公众难以把握事实真相、做出正确判断。他把普通公众看成是既不了解情况有无理智的“局外人”，而把那些受过特殊训练，能够通过专门的“情报机构”得到准确的情报，作出明知判断的少数人成为“局内人”。他认为只有这些少数“社会贤能”的局内人才可能在社会上发号施令，决定一切，并通过宣传来左右“局外人”。通过公众舆论是不可能实现民主政治的，必须实行精英治国。

关键词五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的研究最早也起始于李普曼的《公众舆论》，虽然书中没有使用议程设置这一名词，但是，他表达了这样的基本思想：媒体创造了我们头脑中的象征性的想像，这些想像有可能与我们经历的“外在”世界完全不同。他论证了大众媒体是现实世界的某个事件和我们头脑中对这个事件的想像之间的主要连接物。

他观察到，新闻界在告诉人们怎么想这方面不怎么成功，但是在告诉人们想什么方面却十分有效。大众媒介具有相对较少的直接效果，但是在设置公众议程方面具有强烈的间接效果。议程设置过程描绘了舆论在一个民主制中如何发挥作用，即通过它，某个新闻论题被大众传播、公众和政治精英赋予优先的关注，从而由媒体的议程设置上升到公众的议程设置，最后变为政策的议程设置，对民主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

四、我的观点——网络时代公众舆论很有可能实现

李普曼的《公众舆论》虽然是传播学经典，有着经久不衰的影响力,然而它毕竟是当时时代的作品，很难关照到新时期传播学的新发展及可能性。当代，网络时代的到来，深刻地改变了人类认识世界以及社会交往和交流的方式，在传播领域掀起巨大的影响狂潮，尤其是微博等新媒介的出现大大改变了以往的传受格局。我认为，在网络时代，公众舆论的实现是极有可能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网络促进全民参政议政，公众与公众事务的距离大大拉近

中国新闻体制下，与其说媒体更接近受众，不如说媒体更接近政府，以往传统媒体传播信息后较难得到受众的互动。而在网络时代，人人都可上网参与时事评论，人人都可以借助网络平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尤其是微博发明之后，这种互动就更加自由和方便。在这种参与式互动之中，公众与公众事务的距离被大大拉近，公众舆论越来越成为热点。

2、网络媒体具有强大的传播力，公众舆论的影响将会强势而广泛

网络作为第四媒体，其传播的广度和强势程度都超过传统媒体。网络上公众舆论一旦

形成，无疑会造成广泛的影响，引起广泛的关注，这样的影响将会胜过以往任何时代。

例如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网络舆论一边倒地要求合理解释、严厉调查以及对遇难者的哀悼痛心，这一切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网络民意和舆论压力，直指事件负责人做出解释和处理。

3、网路传播内容的日新月异，受众获得的信息量成爆炸式上升，这将变革公众的思维

方式，加快认知的更新，使原有成见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减弱

网络信息总是日新月异，更新速度极快，并以爆炸式的形态呈现给受众。这一切将促进受众接受量的急剧增长和对信息认知差异的接受能力的提高。人们不得不更新自己的信息库，去接受每天迎面而来的新信息，并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去适应这个迅猛发展，日新月异的世界。在此基础之上，原本对舆论形成产生阻碍作用的成见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从而使公众舆论实现的可能性增大。

4、微博等新媒体将会加强公众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促进公众舆论内部的团结

微博的出现使公众的交流提供了广阔、活跃的空间。通过转发、评论，陌生的社会公众直接也可以建立起交流关系，而有相同意见的人则很容易通过这种方式达成交流上的一致性和互动性。这样有利于公众舆论内部的团结。

5、微博等网路媒体对信息发布的快捷性，使公众很有可能先于媒体报道而知晓信息，媒体对公众的影响相对减少

在网络时代，特别是由于微博等新型民间信息发布渠道的兴起，使得信息的发布比以往任何时代读更加便捷、易获得，由于这些信息发布的主体多来自民间，而非专业的新闻传播媒介，因而人们经常可以获得比新闻媒体更快地知晓信息，这样与李普曼所认为的相反，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是降低了。

6、网络日益成为政府、社会、公众交流沟通的平台，公共舆论的声音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易于传达到决策层，使公众舆论达到效果

网络的迅猛发展与势不可挡，使得政府、社会团体、个人等纷纷利用该媒介，发表信息，提供公共舆论空间。当下网络成为政府、社会、公众共同交流沟通的平台，大量的舆论观点在其中碰撞交流，信息的流通日益通畅，舆情的上传下达成为可能。公众舆论的声音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易于传达到决策层，其观点和声音也易于被决策层接受和采纳，这些都使得公众舆论比以往更容易达到其传播效果。

综上，我认为，尽管网络媒体的发展前景尚不可一锤定音，但社会舆情与信息的透明化却是发展大势。网络时代的到来对公众舆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于公众舆论的形成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是网络环境毕竟不稳定，因其自由度太高，反而使安全性和规范性都亟待提高，网络媒体的发展也带来了很多的弊端，公众在利用网络发表意见形成舆论的时候应该加强自律，以更加成熟和负责的态度利用好这一交流和传播渠道，保证舆论质量。

第三篇：读书笔记：舆论与新闻

谁是我们的监督对象　－－读《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

闻法治》

大众传媒是否应该成为“群众喉舌”曾一度引起争论，自朱总理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视察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并为之题词后，似乎

鲜有议论了，但并非说这已不成为一个问题。

最近，由北京青年记者昝爱宗等推出的新著、民族出版社１１月

正式出版的《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以３２万字的篇幅介绍了新闻曝光、舆论监督等大众十分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及

现象。该书是近年来我国反映新闻舆论监督问题的一本重量级新书，《中国青年报》名记者、《大国寡民》作者卢跃刚作序，北大青年学

者、《火与冰》作者余杰鼎力推荐。该书集中了近年来大量出现的新

闻事件、内幕曝光、新闻官司及舆论监督深层次问题的理性分析和大

量建言，以“比新闻更生动的内幕，比内幕更深刻的见解”让人读来

饶有兴味，同时体会到“舆论监督的透明，新闻监督的可操作性”是

全社会和我们每一个现实中人都会碰到的现实。

所谓“第四种权力”是指新闻舆论对社会的监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它必将和其他三种权力：立法、行政、司法，特别是和人们的传统观念及社会腐败现象猛烈地碰撞。我们知道，舆论监督不仅仅

是曝光。１９９８年３月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新一届政府总理

朱槠基对中外记者说：我愿意回答你们提出的任何问题。同年１０月

７日，他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赠言：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

府镜鉴，改革尖兵。并对《焦点访谈》记者说：我也是你们的监督对

象。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给新闻界带来了向纵深发展的良

机。同时，舆论监督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但是，我国的新闻界

在走向法制化的同时面临着重重困难：新闻“权力”的异化，正义与

良知被遗弃，假新闻泛滥，有偿新闻屡禁不止，名记者成为稀有物种，新闻官司倍增……我们的新闻业怎样才能健康发展？

曾创下普利策新闻奖的约瑟夫·普利策如是说：“倘若一个国家

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掺望者。他要在一望

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

警告。”

在现代法制发达国家，新闻监督已成为一种谁也无法漠视、谁也

不敢小看的代表公众利益的监督力量。于是，在西方某些国家有“第四种权力”之说。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新闻监督起到的作用还很有限，发挥的能量也比较微弱。所以，我们必须面对的是，我们的新闻记者

怎样才能“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怎样才能按照普利策所说

“及时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

该书自誉为“比内幕更深刻的见解，比曝光更生动的主张”。作

者认为，新闻界要充分尊重采访对象，不去做鸡鸣狗盗之事，所谓正

义就是指光明正大，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要透明实在，要“铁肩担道

义”，相信自己是站在历史与现实与未来都贯穿的一条线上，经得起

历史与未来的考验。新闻记者是职业，就要有严格的职业道德守则，不能象一个家族一样实行“宗法”，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实行

“自扫门前雪”，实行“绝对的利己主义”，这样下去，新闻记者也

会做坏新闻，新闻也不会名副其实，新闻界就成了一些偷漏税的商业

企业一样坏了名声，失去正义的力量，毁灭了自身的价值。真实、正

义、公开、平等、理性是新闻从业人员的准则，充满激情、敞开良心、尊重自由、敢于牺牲和时刻保持清醒是新闻业健康发展的保证。

必须相信，新闻一定要走法治的道路，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其健康、正常地行使自身的舆论监督功能。

新闻的“春天”

《焦点访谈》与《南方周末》在中国新闻业的尴尬存在是对中国

新闻业一种最大的“嘲弄”。小小一个中央电视台的节目组，区区一

个南方报纸也算是“青天大老爷”。想必中国应该是“晴空朗朗”，遍地都是“青天”了。然而，正好相反，“嘲弄”处就在于中国基本

上是只有这两个“出气孔”而已。

想当年，解放前的名报、名刊、名记者们手中，“新闻”是一杆

红缨枪，被用来攻击专制、钳制腐败，屡试屡爽，堪称快哉！然而中

国新闻业在当日之后就有一直在走“下坡路”之嫌。在《中国青年报

报》记者卢跃刚先生的梳理下，中国的新闻历史却是两眼一抹黑的一

笔“糊涂帐”：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为“烽火村”吹吹打打？为什么王

保京“红旗”不倒？为什么“农民政治家”可以上下其手？为什么媒

介编年史令人恶心？一部《大国寡民》就是检讨中国新闻业的一面镜

子，镜子照出千奇百怪是不足为奇的。

在国外，新闻业也“操心”，人送它的绰号是“第四权力”，是

与立法、行政和司法共进退的意思。但人家也基本上只是检查一把制

度的“漏洞”，敲一敲制度的“边鼓”而已。因为立法、行政和司法

各行其是，其他的事情才归新闻业“收拾”。美国著名主持人爱德华

·默罗说：“只有独立的司法和自由的出版才是识别真正自由社会和

所有其他社会的标准。”国外，尤其是在美国，自从曾格案件在美

洲大陆上种下了自由报刊的种子之后，杰斐逊、宪法第一修正案、“光天化日法”、信息自由法、普利策和《纽约时报》等都为新闻业的“媒介信条”的成熟与坚定立下了汗马功劳：“媒介要为公众的知

情权服务！”这也是西方的一项“媒介神话”：勇敢的新闻界为了百

姓利益与盛世强权和腐败现象进行抗争成了一个迷人的神话，这个令

人消魂的童话在２０世纪的美国，几乎是每一个投身于新闻界的人们的“梦想与追求”——

在美国人眼中，以报纸为代表的媒介正成为社会的“第二政府”。

美国著名记者兼专栏作家李普曼称报纸为“民主的《圣经》，是一本

人们赖以决定自己行为举止的书。”南非的《兰德每日邮报》称：

“报纸可以阻止一个有敌意的政府要实行控制的企图，可以日益在一

个几乎是集权国家里鼓励一种自由的非种族主义的传统。”１８３０

年７月１６日，英国国王乔治四世逝世。《泰晤士报》发言直率的攻

击说：“从来没有一个人之死像这位国王那样那么不令人感到悲痛。”

从而为该报赢来了“雷公报”的称号。２０年代，墨索里尼政府走向

独裁之际，意大利《晚邮报》是对此进行攻击与反对的最后堡垒。１

８３８年，欧洲大战在际，《纽约时报》发表了流名史册的社论，社

论声称：“如果大规模的战争席卷欧洲，我们将作好充分准备，站在民主国家一方。”１９４０年１０月，欧洲战火蜂起，美国隔岸观火。

《华盛顿邮报》头版以“当你想到战争为时已晚”为题，不遗余力地

敦促政府向英国提供援助。１９６０年，日本《朝日新闻》对签署

《新日美安全条约》的岸信介政府猛烈攻击，赢得了“红色《朝日新

闻》”的荣誉性称号。不久，岸信介首相下台。６０年代，在美国是

麦卡锡主义的天下。法国《世界报》刊登了对美国表示忧伤的文章：

“联邦调查局总有一天要成为一种盖世太保。－－－由于对美国人自

己的担心，他们不是在自己周围树立起一块铁幕，一种美国的法西斯

主义吗？”

看一看这些大报充当“强项令”的历史，热血为之沸腾。学人谢

泳先生说中国２０世纪与西方交往，有三件事情完成了转型：其中之

一就是新闻业与新闻制度。可是系出名门，源于西方的中国新闻业的“小家碧玉”何在？毛泽东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也有人说，媒介

是纸老虎。看看这些个强大的“纸老虎”，我们只有惶惑？老实说，中国新闻业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正好落后一百年。当中国开始市场

化道路时，它就注定了要重走政党报纸到市场化商业报纸现代转型的路子。现在有了“市场支撑”的中国新闻业，应该有一点出息了。不

信请看《华盛顿邮报》老板格雷厄姆的话：“如果要对透露情报进行

什么限制，那就让法律制定者们来说吧，用不着我们来说。新闻人员

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他们在公共舞台上唯一的工作就是报道正在发

生的事件。当然，这种说法所依据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即，在任何社

会里，当一天结束的时候，对于事实真相一无所知总是有害的。”

老记者戴煌在数十年前的一份《万言书》中说出了真相：“翻开

我们的各种报纸刊物，再对照一下我们的内部材料和各种参考资料，我们就会有非常触目惊心的感觉，我们的光明与伟大被过分地宣扬了，而我们的黑暗与腐朽被偷偷地掩盖了起来。这是一种不相信人民的行

为。”

世界大报《纽约时报》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２６日开始推出了社论

版对页：争鸣之页。在争鸣之页上，每天收录有攻击之语，对五角大

楼，对中央情报局，对白宫，对国务院，对国会，对最高法院，对法

律制度，对天主教和其他宗教，对大学，对教育制度，对社会和种族

关系，对企业界，对婚姻，对两性关系，对艺术，对银行－－－－－

－

这样的做法，我们想都不敢去想。新闻传播业是西方人的优势，千万别想来想去就是一招比老祖宗的破烂玩意儿。也许，低下头来，老老实实地学着点，才是正道。

有人说读中国的其他报纸和《南方周末》，肯定会让人感到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一个是欣欣向荣的，有盼头的美妙世界；一个是

罪恶累累，尽是肮乱的世界。然而，一个是真实的，另一个也是真实的，这是为什么？

阅读《第四权力》一书，感觉象是在啃一只糟糕的鸡腿，这糟糕

来源于错误的喂养、错误的管理、错误的杀戮和错误的烹调。一切是

如此的糟糕。

第四篇：《中国舆论新闻史》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中国新闻舆论史》

本书作者林语堂，是我国现代文坛的巨子，影响中外。作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由主义者，政治上崇奉西方民主主义，非常赞赏孙中山的国民革命纲领，对中国共产党当时也持有好态度。1936年8月，他携眷赴美，并在那之后写下了这部书。本书由英文写成，是一部激励民众为新闻自由，为公民权利而战的论著。

从题目来看，这本书既是“新闻史”，又是“舆论史”。但实质上，本书是舆论史，而非新闻史。有关新闻史的内容总体上是为服务于舆论史而存在的。本书之所以特别看重新闻史，是因为“报刊业是公众的耳目喉舌”，和舆论史有特别密切的关系，也就是与新闻自由的关系。这本书一开头就明白的说：“泛泛谈论报业问题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我们能悬新闻自由之理想为鹄的，并以之为衡量新闻事业成败的标准，把新闻自由看做民主的真正基石：首先，它运用明智、公正的新闻选择、编辑、发布手段，向民众提供准确的消息；其次，它使社会舆论得以自由而不受限制地表达。”又说：“我所感兴趣的，是作为民意与专制斗争史的中国新闻史。”基于这种观念，本书中对中国古代报纸描述很少，因为它“主要刊登官员的任免、升迁消息，一般只在官员中流通。因此它远未能成为公众的‘耳目喉舌’，也不是舆论的载体。”所以在古代时期这部分，极大篇幅写的是舆论史，除一处有“邸报”一词外，全然不提古代报纸。另外也有很小篇幅写新闻史，主要是介绍中古代报纸发展概况方面的知识。

本书大体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也就是第一编，写的是我国古代时期的舆论发展过程。在古代舆论方面，作者所提到的古代歌谣，在秦汉甚至是更早之前就出现了，并一直沿用下来。比如诗经中的“国风”部分，兼具风工之音与讽喻教化之义，里面大多数是讽刺诗。而在民间，更多的则是口口相传的歌谣，用以批评统治者。而到了汉代，舆论和皇权之间第一次出现了有组织的对抗。在士人与腐败势力的殊死搏斗中，舆论得到了一次极为罕见，令人怜悯而崇敬运用，引发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太学生运动”。而汉朝之后公元3-4世纪的魏晋时期，公共批评进入了最低潮。到了南宋时期“太学生运动”又一次被发起。这次运动充分的验证了一句话：每逢国家存亡之秋，公共批评总会应时而起。同样也是在宋朝，随着政府势力的发展

“邸报”应运而生，这也是作者在古代时期所提到的唯一一份报纸。即使在古代，舆论与报刊之内在制约关系仍会存在并展现其固有关系。宋朝小报的出现，和当时舆论斗争有着密切关系。到了明朝，作者便主要写到了明朝的宦官、御史和东林党人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而明代邸报对东林党的斗争则有着重要的关系。至此，本书的古代部分便已经结束了。

后半部分，也就是第二编，讲的是现代报纸的发展过程及新闻舆论发展的的过程。从这一编可以看出，本书对于现代新闻事业的关注远远超过古代。这部分写得几乎都是新闻事业的活动。而这些新闻事业活动在总体上是为反映公众舆论与政府专制的斗争而出现的。传统中国的议政（政治批评）精神，在适当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会再度开花结果，作为当代新闻事业中真正的民主力量而出现。而中文报刊的发展，大概可以划分为3个时期：现代报刊的开创时期（1815-1895），辛亥革命的新闻事业（1895-1911），辛亥革命后的新闻事业（1912至今）。中国的所谓现代新闻事业，即其编辑与出版均以公众利益为目的的新闻事业，肇始于19世纪初，在早期传教士的努力下，得到很大发展。1895年，北洋水师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受高涨的爱国热潮的激发，中国报刊史上的新时代到来了，自此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这段时期，堪称中国新闻史上的黄金时代。然而在随后到来的民国时代，由于政府力量的日渐强大，当代的报业便又开始倒退。由此可见，政府越“强大”，报业就越弱小，反之亦然。·

本书生动流畅，平易近人笔锋常富感情，别具魅力。在本书中，作者常为古代那些身处官场逆境，只求自保的士人辩解。说他们也是人，“所以我们可以原谅他们只求自保；但因为是人，所以他们的玩世不恭，只不过是掩盖内心的痛苦罢了。”又称：“理解万岁——在没有宪法保护的情况下，仅仅对士人和批评家说一句‘不要怕，奋勇向前’，他们是不会对政治采取积极态度的，没有人会拿生命危险去冒犯政治者的。”讲的是古人，实际上是自己心态的表述。

同时，作者对国民党政府的舆论专制深恶痛绝，号召公众为争取新闻自由和公民权利不懈战斗。尤为发人深省的是，作者还把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并以之与国民党政府的舆论专制政策进行斗争，作为写作本书的用意所在。这不仅在多处时有流露，而且还坦率陈词，向读者明白讲清楚。如在“宋朝学生请愿”这部分中，作者宣称：“我们之所以对这一时期特别感兴趣，是因当时的政局、士人的运动和舆情，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今天的局面。这就是历史研究的价值，它教我们以史为鉴，从过去中看到现在。”在本书的结尾部分，作者还专作说明，强调他之所以写这部书，是非常“希望能有助于读者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当前的局势，理解舆论繁荣和衰败之因”，敦促“今天，我们必须为新闻自由的宪法原则而战”。语重情长，传达了自己的心声。

理论上，无论在什么时候、在哪个国家，舆论与当权者总是有冲突的。然而这一点并非总能为人所认识。任何讲现实、明事理的政治哲学，都要把承认如下事实作为原则：治理一个国家，不管他是民主制、有限君主制还是绝对君主制，在制人者和制于人者之间，总是有着潜在的敌意。双方的这种敌对状态如同在拔河：如果政府赢了，那人民肯定要输，反之亦然。若非如此，那么民主政治，连同他那一套既妨碍了自由，也妨碍了权威的繁琐程序的说辞，根本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绝对的君主政体，市政府只允许他自己拉住绳子的一端，而禁止人民去拉另一端的治理形式，其中的潜在的敌意并没有因此消失。因此，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拔河游戏中，总是有公共批评的，不管是哪种政体。而舆论是否影响或实际主导政府的决策，是民主政治的最根本性的试金石。

《中国舆论史》这部书是我国第一部舆论史，也是第一部关于言论出版自由斗争的史书。其写作体裁是历史，可使其立足点却在当代，着眼于史鉴作用。它把我国历代舆论斗争的历史，看做一个具有内在联系、前后相承的统一体。一方面讲明不同朝代所呈现的差异性，但更着意的是揭示这些差异的共同性，即所为同中见异，异中求同，把探求客观运行规律放在第一位。这种共性，即规律性的表述，方方面面，泛见于全书，还常将其化解为多样精辟的箴言，以昭示后人。虽然它的写作时间距今已有七八十年之久，其时代局限和作者个人思想局限在所难免。书中确实有某些偏颇不周的表现。但瑕不掩瑜，不影响本书的价值。

学生：李奕霖班级：新闻三班

学号：20110203313

第五篇：《公众舆论》读书笔记

读《公众舆论》的思考：拒绝与接受

读罢李普曼的《公众舆论》，他晦涩的语言让我陷入一种莫名的混沌之中。在该书的导言中，李普曼首先通过一战时大洋孤岛上英、法、德等国家的人们生活的情况等事例（类似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洞穴寓言”）鲜明地提出了他的观点，人们普遍生活在两个环境中，一个是我们日常所谓的“现实环境”，一是“虚拟环境”，虚拟环境实际上是人们根据“现实环境”而主观重构的，是保护自我的“堡垒”――就像导言的标题所记，外部世界就是“现实环境“我们头脑中的景象则可被称为“虚拟环境”；一般人固执地认为他头脑中的景象是与外部世界一致的，于是当他描述外部世界并发表观点的时候，他显得那么自信而且毫不让步。

书中许多事例和观点由于李普曼同我们的时间背景、文化价值体系的差异而显得生疏难解，但大段的论证及对事实的详细剖析仍犀利得触目惊心——真相的本质历久弥新，在以成见为主旨的一章中更深刻的勾起了作为“公众”的一部分的我的恐惧。

在《公众舆论》中，李普曼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一个事实：我们是非理性的。不要对自身的理性抱过多期望，因为有一种特质如同影子一般紧随我们身后。无论你是总统还是杂货部小店员，不论你在决定关乎世界格局的大事还是仅仅在选择晚餐需要用到的材料，你都带着它去作决定，去生活。这就是成见。

现在看看你的生活，从最基本的数字开始。你走过这世界上多少公里的路程？你认识70亿人中的几分之几？你读过图书馆几百万馆藏中的几本书？即便你是个职业旅行家，我相信你留下脚印的地方在地图上不过几个点大小。即便你是个社交家，你认识（不谈熟识了）的不过中国一个小城镇的人口数量。即便你是个勤勤恳恳的读书人，你读过的未必能排满一个书架。庞杂，复杂，短暂，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特性。有限是我们不可摆脱的命运，每一个“我”都微不足道。可在微不足道的我们自己看来，我们的存在却具有独一无二的真理。

“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再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这就是我们处理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方式。既然这个世界不可能被完全理解，不如按照我们的定义去理解!在李普曼看来，公认的典型、流行的样板和标准的见解都是造成成见的因素。并且，这些成见不仅难以克服，而且可以固化。一切道德准则都是固化了的成见。这种道德准则正如李普曼所言，包括范围极广。基督教的成见是上帝创世说，原罪救赎说，天堂地狱说。而不同教派又有不同的教义，不同的成见之间发生冲突造成宗教冲突。即使被柏拉图视为这个世界上唯一有意义的事情的哲学何不建立在自己的成见之上。柏拉图自身的思想大厦的最底层是对奴隶与奴隶主生而不同的规定。康德的哲学建立在先验理性基础之上。弗洛伊德学派从人的无意识出发。叔本华认定人生就是一场悲剧。儒家思想将这个世界定义为温柔友善。

李普曼在书中为我们剖析了“成见”——“它是对我们自尊心的保护，是投射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自身的意识、我们自身的价值观念、我们自身的立场和我们自身的权利。”

人的心理不希望不和谐。因此，本是稳定的内部系统受到外部系统的冲击时的直接反应就是回到和谐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你有三种选择：拒绝不同见解的冲击，做一个睁眼的瞎子；抛弃成见，彻底改变自我；修正自己的观点，部分接受新见解。作为一个社会人，自懂事之时便以被包括入某种特定的成见模式之中：我喜欢口香糖而不是水果软糖，我对酗酒没有好感并认定那是慢性自杀，会计专业会比考古专业更迅速地融入社会并攫取经济利益，我应当拥护社会主义而非西方资本主义，在人生的进程中，被灌输各种丰富意义的受众们将一幅幅具有标志性的画面塞入脑中，并不断在这些标准样板的影响下作出一项项判断。所有这一切，由自身决定的偏好，外部世界各种信息通过媒体、教育等途径施加的影响，以及身处某一团体为取得身份认同而取得的妥协，统统都是成见模式下形成的价值判断。一般而言，成见模式在相对固定的时间与空间下很难发生内生性的改变，但并不排除诸如年龄增长、地域迁徙及社会地位变化对成见的撼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成见是相对稳定的，并且根深蒂固地对日常生活的言行施加影响。回首经常引用的某位作家的话：任何理解都是曲解。在这样一针见血的事实面前，我不禁为抽象化的生命的苍白感到无奈，并且恐惧。

而这种恐惧往往并非针对成见的形成——事实上我们都无法阻止这一切，成长的过程本身就是成见形成的过程。可怕的是“我们运用成见时的那种轻信”，我们常常“喋喋不休地使用我们的法则去描绘世界”。当我们确定作出价值判断不会对我们本身，比如信誉、人身安全，构成某种威胁后（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被基于成见的某种情绪冲昏了头脑而疲于考虑这一点），大多数人乐于发表津津乐道的见解

——即使这种见解对所指向的对象有所伤害。令我记忆犹新的是播放央视“同性恋爱滋病”主题新闻调查的课后讨论，有一位同学下意识地用到了“同性恋患者”这个词语。事实上关于“艾滋病患者”这样的称呼也往往是带有偏见的，对于尚未发病的正确称法应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这样的习惯性“错误”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其源头即为我们（主流人群）对使用成见的轻信。在一个同性恋几乎没有合法权益可言、艾滋病依然受到大众歧视的社会中，非主流群体受到歧视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以社会主流价值观作为标准的公众受到过多的责备似乎是不合理的，那么责任就似乎更应归到负有引导公众舆论责任的传媒身上来了。在GOOGLE或百度上搜索“艾滋女结婚”这一词条，相关内容即达到六十万条之多，这的确反映了近年来媒体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度与日俱增，但这个标题却又让人感到不适：一种以强势人群自居的、以同情为伪装的、显而易见的偏见，诸如此类的报道还有“马加爵事件”，等等。在追求发行量、收势率和点击率的当下，刺激眼球的爆点成了诸多媒体竞相追逐的对象，然而在追求爆点的同时却往往忽略了新闻报道的基本要点，屏弃偏见的客观公正，更不要提再上一个层次的所谓“基于人道视角给予的人文关怀”。如何在新闻报道中控制成见的介入并对其加以矫正，以免形成一种畸形的论断对受众形成不公正的引导，似乎成了一个谁也回答不了的问题。而那节课上另一位同学的发言中（他指出该节目中对于同性恋如何感染艾滋病毒的途径描述含糊不清），我又发现了自身成见的一个盲点：由于事先对这一群体及问题的关注，使得我将这种了解和预判强加给了并不具备这种背景的大多数人，我的下意识中产生了一个成见引致的幻觉——“这一切应当已被大众广泛接受”——于是，如果换作我处理这一问题，恐怕也会有同样的惯性忽略，而大众对同性恋的认知水平却恰恰没有达到我的幻觉中的这一程度。因此，避免认知水平差异所带来的盲点，在新闻报道中也显得尤为重要。

于我本身而言，又不得不延伸性地想到一些更为现实的问题，已然选择了新闻作为学习的专业，一如滑入一条即定的轨道，几乎势必要在将来某一时刻踏入这一行业从事相关工作，势必主要针对某一阶级利益为某一社会群体服务，势必形成与之相关的成见作为报道的出发点，势必面对如何把持客观公正、平衡理性与感性这一命题，并且势必面对己身的良知道德与政治、资本权利的对抗„„在这一连串带有极大可能性的问题面前，在李普曼的引导下试图正视成见的我，不得不承认，我感到极度迷茫与困惑。

而恐惧的另一面来自于某些利用成见导致的可怕结果。李普曼在书中大量引证分析了一次世界大战中利用即有观念而散布的谣言，例如在《作为屏蔽的成见》中“比利时天主教士鼓动人民攻击孤立无援德国小分队”这样的例子。其结果便是“那些谎言激起了对所有天主教徒而不仅是对比利时天主教徒的仇恨”。李普曼对此解释简单而精妙，即“一个联想的过程”，通过成见的刺激加之人们本身具有的丰富想象力，“如果对一件事情产生了强烈憎恨，我们很容易就会把它同我们所强烈憎恨或恐惧的绝大多数其他事情联系起来”，于是仇恨被放大、冲突被升级。像这样典型的出于某些不可告人的缘由而策划的宣传活动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在宣传的加工蛊惑下，成见再一次成了不可救药的帮凶，而暴民政治则应运而生，那些真知灼见的声音被巨大的情绪化浪潮所淹没，连些微的泡沫都被人视而不见。希特勒基于“日耳曼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之口号实施的不可理喻的种族灭绝，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利用数百万懵懂青少年的蛊惑性讲演把社会推向崩溃边缘，八九年“**事件”对情绪激动的学生群体用谎言进行煽动的少数极端分子，以及所有人都记忆犹新的，零五年以抗议小泉屡次参拜靖国神社为起始最后演变为全国范围激烈的示威游行的“反日风潮”„„在政权、资本以及反社会反人类欲望驱使下指控与迫害对立群体、教唆挑拨普通民众的行为大多“成效显著”，在战争、革命中都是如此。成见影响下的身份认同，会驱使大众具有一种普遍的趋同性：当一部分人做出某种表态后，另一部分人也会跟着发生观念的转变，最后彻底倒向多数人的阵营。这就像引发核衰变的临界中子数量，只消少量变可引发连锁反应（chain reaction）。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也是民主社会传媒最大的隐患，即话语权一旦被资本、权力的拥有者所掌控或左右，难免会试图营建符合其价值利益的意识形态。

李普曼在书的最后则提到了解决“舆论”困境的方法，利用新闻界加以组织舆论，而不是由新闻界组织舆论；独立的专家团队提供足够清晰的事实记录；提高公众的教育水平，诉诸理性。虽然作者这里的方法带有强烈的理想色彩，但我们可以也许可以朝这方面不断努力，而新闻界非“舆论法庭”的提法也值得中国媒体进一步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