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建议新农村建设重路不能轻塘（合集5篇）

第一篇：基层建议新农村建设重路不能轻塘

基层建议新农村建设重路不能轻塘

新农村建设中，在搞好道路建设的同时，也要重视加强水利设施建设。入春以来，由于雨水稀少，农村的大塘小堰已经见底。在畈区，由于农村的抗旱能力薄弱，在育秧季节水渠供水稍有迟缓，直接影响了部分农民育秧，引发了不必要的矛盾。有的村里当家塘有不少，理论上可以蓄水抗旱，但由于多年未清淤，蓄水量已大大减少，大旱来临时，生活用水也很困难。一是由于税费改革后，两工的取消，水利设施的投入全靠财政。而政府的财力有限，每年冬修时只能将有限的财力投入到主干渠道的疏通上，无力再承担蓄水塘的清淤。二是一事一议是根据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大多村都投入到群众关注的热点道路建设之中。三是旱情并不是每年都发生，农民对挖塘蓄水认识的紧迫感不强，加上部分人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不高，当家塘的清淤因此多年被搁置，或也因筹资困难等原因而暂停。粮食的生产直接关系到农村的稳定，社会的稳定。因此，基层建议：各级政府应加大对农业设施建设重要性的宣传，加大对农业水利设施的资金投入，以保证农村能够做到旱涝保收，保障农村的稳定。

第二篇：弘扬荣辱观不能重宏大轻细微

三个月前，面对持刀当街行凶的歹徒，江西财经大学学生郭松松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当歹徒逃窜四散后，他带着背部的刀伤回到学校，对只身勇斗歹徒的义举只字不提……直到几天前，被救的丁女士费尽周折找到学校，这件见义勇为不留名的英雄事迹才迅速传遍校园．

郭松松见义勇为不留名的壮举，展示了当代大学生的风采，为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了生动的表率。在全社会学习胡锦涛同志提出的 “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之下，大力宣传郭松松的动人事迹，号召学习郭松松的良好品德，无疑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充分肯定郭松松正义行为和道德风范的同时，笔者以为事件中的另两个人的好风尚也该得到弘扬，他们也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忠实践行者。

一位是受害人丁女士，她是作为郭松松见义勇为的受益人，在自己痊愈康复后立即着手寻找“恩人”。几番周折找到江西财经大学，向郭松松送上了一面锦旗。她还准备了两千元钱，“想表达一下心中的感激”。她那句“谢天谢地，我终于找到他了”，直(本文来自文秘之音，更多精品免费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白地显示了她知恩图报、扬人善美的品德。这虽然做人应有的良知，但在世下亦已弥足珍贵，不少人受人帮助后不辞而别，给爱心善举以诛心之害。丁女士作为一家大公司的主管，做到了孔子所说的“富而好礼”，全体公民都应该学习。

另一位是送受害人去医院的的哥，丁女士仍在苦苦找寻之中，但他做好事不留名、不图报的义举，与郭松松一样让人感动不已。据丁女士回忆，“当时流了很多血，处在昏迷状态，醒来时已在医院里。”是一位好心的出租车司机送往了医院。很多出租车司机拒拉丁女士这种情况的人，一怕血弄脏了车子，二怕犯血光忌讳，三怕拿不到车费。见到被劫丁女士流血的情况，这位出租车司机毫不犹豫地将她送到了医院，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不畏“三怕”救人的行为，也是见义勇为、克己助人，同样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做人本分的背后是诚信，举手小善的底色是大德。这些统属于社会主义荣辱观之内，在世风不振、人心不古的现下，与郭松松见义勇为、不图名利的良好风尚一样值得褒扬。媒体新闻报道只着眼于后者一端，恰恰暴露了我们在公民道德建设过程中的偏执与粗疏：偏重于宏大，忽略了细微；偏重于外美，忽略了内善；偏重于表现，忽略了原色。事实上，没有细微，便没有宏大；没有内善，便没有外美；没有原色，便没有表现。单纯地褒扬郭松松，没有丁女士的知恩图报，忽略出租车司机的小善，所谓的“大善”、“大德”将是无水之鱼、无根之木，都将行而不远。

细加揣摩，便发现面前这件事内容丰富、情节生动、正气盈漾、德风劲盛，堪为公民读本中的生动一课。让我们挖掘事件中的每一点真、善、美，发现每一个人身上的闪光点，在细大不捐的拾遗中感动自己、砥励自己、鼓舞自己，以坚定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自己的人生添光增彩，为社会贡献一份友善与和谐。

第三篇：农村公益文体设施不能重建设轻管理

农村公益文体设施不能重建设轻管理

李四海

笔者在农村调查时发现，少数村镇花费很大力气新建的农村公益文体设施却未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如：有的“农家书屋”请人代管或兼管，长期关门闭锁；有的健身器材刚修建时光鲜亮丽，没过多久就破损残缺；新建的篮球架因遭损坏而无法正常使用；有的配备了崭新的乒乓球桌，可没有室内场地摆放，只能遭受风吹日晒；有的文化活动室长期闲置，实际利用率不高，甚至成了一种摆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主要有：一是当地领导，特别是村干部对其管理和使用工作重视不够、自觉性不高。二是对农村公益文体设施聘用专人管理和正常维护（含修理、补缺等）的资金缺乏，一些集体经济比较薄弱的村，在新建这些农村公益文体设施时就有不少负债，且又没有多少收入来源，加之村级各项刚性开支比较多，因而无力聘用专人做好正常管理和维护。此外，当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打工，乡村留守农民文化层次整体偏低、年龄偏高，对一些公益文体设施，农民无技术或无体力使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农村公益文体设施是提高农民群众生活质量和基本素质的重要物质条件。如何让这一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的公益性文体设施得以真正充分发挥作用，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笔者建议：一是各级党政领导，特别是村干部要从不断丰富广大农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提高农民群众生活质量、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搞好农村公益文体设施的管理和使用的重大意义，彻底摒弃作摆设、撑门面、应付上级检查等错误做法，从而切实做好对农村公益文体设施的管理和使用工作，让农村公益文体设施真正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二是要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各级财政投入为主体的原则，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并继续动员社会各界进行捐助，以确保农村公益文体设施管理、维护和使用所必要的资金。三是要选择文化基础好、责任心强、热心公益事业的村民担任农村公益文体设施的管理员，以确保公益文体设施能够长期保存完好和正常使用，发挥其长期效益。四是要充分利用农村公益文体设施的各种平台，大力开展“读书、讲书、用书”活动，开展乒乓球、跳绳、跑步等各种体育健身活动，开展灯会、歌舞、才艺表演等文化娱乐活动，让农民群众真正充分享受到参与文体活动带来的乐趣，以全面提高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质量，提高农民群众的科技文化素质，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第四篇：新农村建设中的道路不能重建轻管

新农村建设中的道路不能重建轻管

黄国春

乡村公路是农村重要的公益性基础设施，是广大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建设新农村的大背景下，乡村公路是农村群众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重要体现。但据临武政协今年组织的“三问”（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民情大调研情况表明，由于乡村公路建成后管理养护主体不明确、责任不落实，养护资金缺少稳定渠道等原因，导致不少新修的乡、村公路无人养护、无人管理，损坏严重，产生新的“行路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乡村公路养护资金筹措困难。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村没有能力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乡村道路养护；受“一事一议”政策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村民自筹资金难度加大，导致养护资金的来源渠道不宽，经费不足。

二是无专门养护人员进行管养。由于没有专门的乡村公路养护队伍，对公路管理和养护意识缺乏，出现管理脱节、养护滞后，而技术专业知识、专业机具也是一片空白，奖惩制度不完善，更不可能胜任沥青、混凝土、红砖、水泥、油路的养护。

三是乡村公路养护管理机制不健全。乡村公路面积广、质量低，普遍存在着通而不畅或处于晴通雨阻状态，有的地段、路基垮塌，车辆无法通行，还有个别路段因毁坏又种上了庄稼，还有沿线农民因缺乏公路法制意识，阻塞交通的现象时有发生。

为此基层呼吁：

一、理顺关系明确责任。将农民摆到乡村公路建、养、管的主体地位，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实行民路民建、民养、民管、民享；以村为单位设置专职的交通协管员，负责辖区内乡村公路规划和建、养、管工作。

二、建立资金保障机制。由县（市、区）财政从预算收入中提取适当比例的养护专项资金划拨到乡镇和村，统筹使用，也可以考虑打捆使用“三农”政策资金的办法来解决资金来源，提高以奖代补资金标准，减轻乡村负债压力。按公开、透明、有偿、足额的原则，对乡村公路进行养护，确保修好的路养好，建成的路好用。

三、组建队伍确保畅通。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农民养护工队伍，建议各乡镇街安排4-6名人员，由县（市、区）交通局组织一周左右的系统培训和现场实训，稳定专业从事农村公路建设工作队伍。提高养护工的养护作业操作技能，提高养护质量，对养护农民工进行技术培训，使他们掌握处理公路各类病害的技术技能，逐步提高乡村公路的抗灾能力。

四、加强公路管护力度，提高公路通行能力。交通主管部门要加强管护巡查力度，督促护栏、标示牌等安保设施安装、建设并保持完善，提高公路安全系数；适时开通农村公交，完善农村客运网络，切实解决农民出门难、行路难的问题。财政要提高对已硬（油）化的农村公路养护补助标准，使之全部纳入《农村公路管理养护暂行办法》实施养护。各乡、村、社要落实好公路养护措施，切实保证通行。

五、建立考评机制形成养护合力。结合实际逐步建立一整套乡村公路养护考核机制，做到养护效果与养护经费挂钩，与安排下建设项目挂钩，奖惩分明，树立公路养护标杆和旗帜，形成激励机制。

作者系临武县政协常委

第五篇：治理校园欺凌不能重教轻法

治理校园欺凌不能重教轻法

近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对一起校园欺凌案进行宣判，五名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的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这一判决表明，未成年人实施暴力伤害，同样不能逃避刑法的制裁。11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公布的《关于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同样把焦点对准校园暴力，多个议案呼吁有关部门抓紧制定反校园暴力法。面对频频发生的校园暴力事件，法律必须及时跟上。

我国目前并没有专门针对校园暴力的法律法规，一般发生校园暴力事件后，根据具体情节和造成的损害后果适用我国民法或刑法中的相关内容。但从实施效果来看，似乎并未对施暴的未成年人形成明显的威慑力。首先，刑法对承担刑事责任具有年龄的限定。对于没有达到责任年龄的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即便行为十分恶劣，也无法给予其大众所“想象”的惩罚。其次，我国刑法对违法犯罪行为，除了有性质的要求，往往还有程度的要求。对于校园暴力中常见的故意伤害、侮辱、威胁等欺凌行为，如果没有达到刑法所要求的“量”的标准，即便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也无法按照刑法给予刑事处罚。

除了立法中的问题，在司法领域也容易出现对施暴者重教育轻惩罚的现象。虽然我国司法对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遵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但在具体裁判时如果不全面考虑案情则容易走向极端。有的公安部门或法院在处理校园暴力事件时会认为实施暴力的学生年龄尚小，如果处理严重可能会影响其未来发展，而一律轻惩罚、重教育，导致现实中很多校园暴力事件的处理方式简单化为施暴学生家长给予受害者一定的金钱赔偿。施暴学生并没有承担更为严重的后果，很难深刻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从而很可能导致暴力行为的再次发生。

目前法律对于校园暴力行为的惩治存在一定真空地带。校园暴力方面法律的缺位导致施暴者的犯罪成本较低，实施暴力行为后得不到相应的惩治，从而使得国内校园暴力长期以来停留在道德层次，而没有上升为法律问题，形成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人人有责，一旦出了问题却人人无责”的局面。

校园暴力本身与一般的违法犯罪行为相比，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针对校园暴力行为，应当从预防、教育、惩戒、行为矫治等方面着手，制定专门性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一方面，立法应明确对校园暴力行为的界定和不同主体预防校园暴力的责任。建议根据校园暴力形态的发展逐步完善对校园暴力行为的法律界定。另外，立法应明确政府、行政部门、学校、教师、学生及家长在预防校园暴力的不同层面的具体责任，只有从法律上明确每个主体的责任，才能消除“出了问题人人无责”的局面。

另一方面，则应建立对不同程度校园暴力的惩戒机制，建立宽严相济的惩戒措施，对于已经触犯刑法、造成严重后果的暴力行为，必须依照法律对施暴者进行处罚；对于不构成犯罪、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暴力行为，可以采取严加管教、社区矫治等方法进行教育。对那些实施暴力行为，造成较大社会危害，但由于年龄问题不能追究刑事责任的孩子，法律应当设计新的制度和教育矫正措施，来加以惩戒。总之，应当通过法律上的惩戒机制给予施暴者以威慑力，让施暴者和其他旁观者意识到为暴力行为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从而减少和杜绝校园暴力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