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日记中的反省（五篇）

第一篇：蒋介石在日记中的反省

蒋介石在日记中反省:一生最大缺点是“擅自独断” 翻开蒋介石日记可以看到：

蒋介石的正确或不正确的反省，深刻地影响着此后一段时期台湾历史的发展进程。有些反省起了好作用，有些则仍如噩梦一样，仍纠缠着、牵累着历史的新一页。

蒋介石是一个爱反省的人。他的日记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就是他的反省记录。一周过了，有《本周反省录》；一月过了，有《本月反省录》；一年过了，也常有“本年反省录”一类的记载。

自然，丢掉大陆，对蒋介石来说，可谓创痛巨深。他有很多反省，也有许多自责，日记中常见“愧悔无地自容”、“几无面目见世人”等字样。他甚至有过“遁迹绝世，了此一生”的念头。但是，蒋性格顽强，《反省录》自称，所造罪孽，不能怨天尤人，只能待罪补过，以求自赎。（《民国38年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与此同时，他在台北开办革命实践研究院，调集干部学习，总结经验，多次发表演讲，其中也有大量反省、检讨的内容。

“近因”：“外交失败”、“军事崩溃”

1949年3月底，蒋介石在《上月反省录》中表示，要彻底检讨失败原因，拟成条目，以便反省与改革。条目自甲至寅，共13条之多（以下简称《反省十三条》），但写得很简略，多数条文只有一句话，1951、1952、1953这几年，蒋介石逐月审读1944年至1948年的日记，不时写下心得。1951年10月，他审阅1947年6、7两月的日记后，决定将这一段失败期间的日记秘密印刷，分赠部属，共同研讨过去的得失。同年12月25日，他要蒋经国研读自己1945年的日记，认为其经历教训，比之读任何历史为有益。1952年，蒋介石再次决定将1944年的日记先行付印，供干部研究。

研究蒋介石的《反省十三条》，综合考察蒋迁台前后的其他日记与文章，这一时期，蒋介石的反省大致可分为八个方面：

反省之一，是外交失败。蒋介石认为这是“最大之近因”。在蒋看来，世界上只有强权，毫无信义。苏联外交反复无常，毒辣残忍；美国有头无尾，轻诺寡信；英国阴险狡诈，唯利是图。自己不加区别，均以“信义”对之，焉能不败。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9年8月17日）1946年3月，苏联乘马歇尔返美述职之际，向国民政府提出，愿出面调解国共纠纷，在东北与中国经济合作。当时，蒋介石坚拒不理。迁台后，蒋介石检阅当年外交记录，认为此举殊为失策。当时应不顾美国，以自主精神与苏联谈判，解决问题。这样做，可使美国有所顾忌，而不敢轻易怠慢中国。他将此视为不能不反省的“最大之教训”。1951年，蒋介石检阅1945年11月日记，认为苏、美均是一丘之貉，如果仅据文字、语言及表面现象，即将某国视为诚意可信的友邦，将是“傻中之傻”。1952年11月，他阅读1944年7月以后的日记，认为外交只有强权，弱肉只有等待被吃。

马歇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和执行人，因此，蒋介石多次在日记中指责马歇尔“误美害华之罪”，称马歇尔为灭亡中国的“祸首”。1949年1月底，他在《本月反省录》中就认为，他的“革命剿匪”任务之所以失败，原因不在中共，不在“俄史”（编者注——“史”即“史大林”），而在于“美马”的“冥顽不灵”。他批评自己外交运用无方，过分相信美国，因此应该引咎自责。迁台后，他总结既往教训，觉得只剩下这“弹丸一片亁净土”了，自誓从此再也不能因幻想美援而接受美国人的“愚妄”要求了。

反省之二，是军事崩溃。1949年10月，蒋介石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中曾称：“我们今天失败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他列举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缺点共8条，军队的弱点与缺点达16种之多。12月12日，蒋介石演讲继称：“军队里面不仅精神丧失，而且纪律荡然”，“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于不顾”，“在还没有和敌人接触的时候，他心中早就有了一个腹案，就是怎样脱离战场，从那一条路逃到那一个偏僻安全的地点，苟全性命。”1950年1月，蒋介石演讲又称，认为军队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建立军队监察制度”，“政工人事不健全”，“政训工作亦完全失败”。

关于军事战略与指挥，《反省十三条》没有涉及。1951年8月7日，蒋在日记中谈到：1945年11月，蒋介石鉴于苏军阻挠，中国军队接收困难，曾主张东北问题暂时搁置，将开到东北的五个军调到华北，首先解决关内的中共军队，先安关内，再图华北，由近及远。但是，由于马歇尔出面调处，蒋介石相信外援，将大量精锐部队开入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陷入舍本逐末之误。

“总因”：“党内分裂”、“金融政策失败”

反省之三，是党内分裂，纪律扫地，组织松懈。蒋认为这是革命失败的“总因”。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陈诚为书记长。此后，三青团与陈立夫掌握的国民党系统的矛盾逐渐尖锐。1947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宣布党团合并，但双方的矛盾并未消除。蒋介石认为，陈立夫想借合并之机消灭三青团势力，并在国大代表等选举中把持包揽，扩大矛盾。1948年5月，蒋介石曾慨叹党内纠纷日甚一日，裂痕无法弥缝，自感此为生平“最大过失”。他设想今后或者停止各级党部活动，彻底改组；或者听任各派自动组党，分道扬镳。迁台后，他曾力主将国民党的性质定位为“革命政党”，而不是“纯粹民主政党”，甚至主张将县、市以下基层党部改为秘密组织。当时，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上有四百余人，人多，纠纷也多，蒋介石因此倾向于将国民党彻底解散、重新组党。1950年，蒋介石在《反省录》中声称，革命失败，其起因在于党务内部的分裂，以致影响到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及教育等各方面的纷乱与崩溃。9日，他列举改造国民党的理由，认为民国败亡，人民沉沦，主义不行，共匪叛乱，均应由本党负责。次日，他更直指“派系倾轧，人事纠纷”是革命失败的首因。2月2日，他在日记中表示，革命事业以党为基础，多年来，自己专力于军事与政治，将“党事”委之他人，结果在人事、组训等方面都毫无基础，以致败亡既速且惨，今后不能不“以党事为先”。

桂系是国民党的重要军事派系，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政治派系，蒋介石的第三次下野，和桂系的“逼宫”紧密相关。蒋介石迁台后，对桂系仍恨之入骨，称之为“广西子”。他批评李宗仁与白崇禧“害国害民”、“伪言伪行”，“无廉无耻”。1950年4月2日，蒋介石约白崇禧等聚餐，谈笑言欢之际，内心想的却是，彼虽表示归诚，但完全无法相信。1952年，他批阅1948年4月至5月之间的日记，认为桂系当时声势浩大，压倒一切，所造成的“党内斗争”形势，较之中共的“围攻”还要险恶。

1950年3月，蒋介石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时还曾谈到，由于组织不严，因此被中共渗透到内部，盗窃机密，制造谣言，“以致我们几百万部队，并未经过一个剧烈的战斗，就为敌人所瓦解”。

反省之四，是经济、金融政策的失败，蒋认为这是军事崩溃的“总因”。1950年3月，蒋介石检讨失败因素，认为“财政为第一”。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长期间，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曾按国际惯例，大量抛售国库中的黄金。蒋介石始终认为此举属于宋子文“误国”中的最大过错。1952年10月，他撰写讲稿，对于是否要如实记录此事，颇费踌躇，但最后仍然决定“实录”，其理由是：宋子文害国败党，私心自用的“罪过”太多，“以此为最”。到了1955年，他回忆过去，仍认为“误用宋子文一人”，结果是招致政治、经济、外交的全盘失败。

反省之五，是抗战胜利后，选择实行民主宪政的时期、制度，以及国民代表大会选举等，都动摇“剿匪之基本”，与“剿匪对共政策”背道而驰。他强烈感到，错学了美国民主。

抗战胜利后，美国介入中国内政，派马歇尔出使中国，调解国共纠纷。当时，马歇尔按照美国模式，要求国民党改变***制度，开放政权，成立联合政府。为了满足美国人的这些要求，蒋介石于1946年召开有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1947年、1948年相继召开“制宪国大”与“行宪国大”，通过《中华民国宪法》，选举总统与副总统。早在1948年5月，翁文灏因组阁与立法委员意见分歧，彼此攻击，蒋介石就判定“民主制度”危害国家。同年9月17日，立法院要求增加公教人员工资，他为此烦闷苦恼，感到中国“未及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以致党员如脱缰之马，不可收拾。1949年9月8日，蒋介石与人谈往事，觉得民主、宪政、国民大会等一套做法“到处束缚军政”，以致无法“剿匪”。他心有余愤地表示：“所谓民主与宪政，其害国之大，竟如此也，诚悔莫及矣。”在蒋看来，听美国人的话，实行“民主”与“联共”，是促使国民党政权崩溃的重要原因。

“一生大病”为“轻浮急躁”、“擅自独断”

反省之六，是本身的骄矜、愤懑，自恃、忙迫，不能澹敬虚心，全凭主观行事。蒋介石认为这也是失败的“总因”。1949年5月27日，蒋介石自我反省，认为一生大病是“轻浮躁急”。1951年12月8日，他反省自己，一生重视科学，却总不能实践“科学之精神”。1955年10月3日，他批评自己个性太强，凡大小政策，无不自信自决，以致无人进言，不能集思广益，折中至当。例证之一就是，西安事变中，自己误信中共“亦是国人与同胞”，“召其抗战”，擅自独断，而未能谋之于众，以致铸成大错。在他的《反省十三条》中，第九条为：不研究、不学术（作者注——应为“习”）、不注重客观，也可视为对自身的批评。

在用人问题上，蒋介石觉得自己过于“宽大”、“宽容”。1951年，他重校1933年的《事略稿本》，批评自己“对人不校”、“用人无方”。李济深、陈铭枢、白崇禧、李宗仁等“背党叛国”不止一次，但自己不问恩怨，不念旧恶，重用如故。这不仅是奖恶，而且是自杀，是“误国”，表示对“叛徒”应“杀无赦”。

蒋介石是基督徒，其虔诚，有时到了迷信的程度。1947年，他返乡扫墓，路过绍兴大禹陵，曾向大禹的“偶像”鞠躬，旋即后悔，谴责自己违反基督教“不拜偶像”的教义。他认为，此后三年内连续失败，即是天父对自己的惩罚。

反省之七，是干部制度不立，干部腐化自私。抗战胜利后，大批党政干部从内地到沦陷区，竞相以接收敌伪物资为名，疯狂地掠夺财富，特别是“票子、房子、车子、条子（金条）、女子”，当时有“五子登科”之称，惹得民怨沸腾，广泛流传“盼中央，想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一类歌谣。1949年5月19日，蒋介石反思当时的“接收”工作，批评党政干部皆为物质所诱，造成自私自利之恶习颓风，而其原因，则在于本人事前未有充分之准备，未对干部作严格之监督与准备。因此，“实由余应负其责”。次日，更进一步自认，干部误国，其原因在于本人管教不严，制度不立，以致抗战甫胜即败。1952年7月底，他反省为中共所败的原因，认为其一是军政与社会组织空虚，干部腐化，丧失志节，最后一年，几乎没有一个干部能够效命奋斗。

蒋介石《反省十三条》的最后一条是，未能“宣传”社会经济政策与民生主义。蒋认为这是“唯一之致命伤”。1949年2月3日，蒋介石回奉化，游览城乡，发觉当地乡村40年来毫无改革，痛感当政20年，党政机构守旧、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实行三民主义，“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因此，他在日记中表示，此后要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尚不算晚。3月9日，他开始设计土地制度的实施方案，在预定4月份的大事时，特别将拟订“实行民生主义之方案”列为内容之一。10月19日，蒋介石研究军队战胜的基本条件，列出的条目有：提高人民生活，实行减租减息，反对剥削，反对压迫专制，反对侵略，反对汉奸，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行民生主义而战。1950年1月3日，他决定开展“社会经济运动”，其内容为兵农合一、三七五减租，限期耕者有田。2月19日，他制订当年《大事表》，第17条为“社会性的民生主义政策”，其内容中有醒目的两句话：劳动有食、耕者有田。

蒋介石反省涉及的其他方面还有：无组织、无宣传、无监察、无赏罚；无秘密、无侦察；不科学、不前进；无策略、无轻重（无重点，无中心）等，不赘述。

反省有正确部分，也有错误或肤浅部分

蒋介石迁台前后的反省，有正确部分，也有错误或肤浅的部分。

《反省十三条》最后一条，检讨在大陆期间未能“宣传”社会经济政策和民生主义，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但说得太轻飘了。其实，不是未能“宣传”，而是未能实行的问题。国民党执政期间，没有解决“民生”，特别是广大贫苦农民的生存、温饱和获得土地的要求，才是失败的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还在1947年8月，蒋介石在研究英国、美国和苏联社会之后，曾写过一段《杂录》，中云：“我国为历史上最长于吸收之民族，具自新自强之美德。今日必须发扬此一美德。舍英、美之保守与强权政治，而采取其民主，矫正苏俄之专制，实现民生主义，以第三种力量树立于远东，尽我对世界之使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应该是比较正确的选择。可惜，他当时空有认识，而未能付诸实践。1949年9月13日，他在成都演讲称：“我们今天真正要造福于农民，就惟有彻底实现二五减租。这是我们实行民生主义的第一步，也是我们反共的最后、有效的武器。”这时候，大半个中国已经转手，蒋介石提出“造福农民”，幻想以二五减租作为反共的“最后、最有效的武器”，这真有点像俗话所说：“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了。不过，他的这一认识对他治台方略的形成还是有益的。

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另一原因是长期坚持***、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既违背世界潮流，又丧失民心，尤其是知识分子之心。结果是使国民党的躯体日渐腐朽，百病丛生而无药可治。但是，蒋介石却因战后国民大会选举及召开中出现的种种“乱象”，错误地视“民主”、“宪政”为祸国之道，觉得民主反而不如专制、独裁好，这就对历史作出错误总结了。

1949年6月1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他要用新精神，新制度、新行动来迎接新历史、新时代，新生命，新使命，奠定新基础，完成新任务。1950年元旦，他又以前人格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自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自勉。

但是，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人们在创造新一页历史的时候，不可能离开既往历史的影响，更离不开对既往历史的认识与科学总结。可以看到，蒋介石的上述正确或不正确的反省，都深刻地影响着此后一段时期台湾历史的发展进程。有些反省起了好作用，有些则仍如噩梦一样，仍纠缠着、牵累着历史的新一页。

第二篇：蒋介石反省失败原因

蒋介石反省失败原因：党员毁法乱纪军人吃喝嫖赌

1944年延安在全民族统一抗日的旗帜下，对盟军的胜利进行了大量正面的宣传，在文艺表演中也把蒋中正作为中国唯一合法的领袖，表示全民族都将紧围在他的身边，坚持抗战，直到胜利。（图片来源：凤„[详细]

核心提示：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50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再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由于国军的作战不力。他说：“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

1949年12月10日，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蒋介石匆匆离开成都官邸，乘机直抵台湾。至此，号称拥有800万军队和500万党员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彻底失败，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中国革命的胜利，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特别是在美国，一场政治风暴随之而起，从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以至各大媒体，都在质问“国民党是怎样倒下去的”。本来，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政权，是从未动摇的。单从1945年到1948年，美国就援助国民党540余架飞机，69个师的武器装备，希望国民党能够长期统治中国，以维护美国在中国以至在远东的利益。不料只经过了三年的战争，国民党竟兵败如山倒，不得不离开大陆，退守台湾一隅。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对华关系白皮书》，对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加以分析。但《纽约时报》评论说：“《白皮书》向人们透露的信息是，中国并不是被某个阴谋集团出卖的，而是国民党自己倒下去的。”

在台湾，蒋介石对自己的失败，更如骨鲠在喉，箭穿于心。蒋介石慨叹道：“我们的整个大陆都沦陷了，究竟我们大陆的这种悲剧，这种浩劫，是谁为之？孰令致之？”于是，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后，便根据他研究的“原因”，在阳明山举办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分批集训高级官员和高级将领，蒋介石亲自主持，亲自督导，发表了连篇累牍的“训词”。在这些“训词”及其他各种演讲中，对国民党的失败有痛切的指陈。

首先，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责任在于“国人”。他说：“抗战以后，我确信可以在两年之内，削平匪乱。不幸个人的主张，不能取信于国人。由此之故，在国内外种种阻力下，剿匪军事受到了挫折。”

其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50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他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过去在大陆，国民党是不能被批评的，因批评国民党而被逮捕、囚禁、暗杀的，不计其数，甚至连国民党内元老级的人物如胡展堂、李济深、邓演达等也在所难免。到台湾后，蒋介石自己批评起来了，虽然只是泛论，没有具体指出诸如搜刮民脂民膏的孔宋家族，残民害民的中统、军统特务，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上层官吏，但也算是一点进步。

再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由于国军的作战不力。他说：“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国民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扰民害民”。过去，对国军也是不可以批评的。早在1946年，蒋介石说：“共党在国内外大肆虚伪地宣传，说本党如何专制，政府如何腐败，政治如何黑暗，尤其侮辱我们国民革命军如何扰民，甚至说我们军官人人都营私舞弊。”到了台湾，他大讲特讲“军不成其为军”的种种表现，这至少证明过去人民对国民党部队的厌恶，并非共产党“虚伪地宣传”。

蒋介石把在大陆的失败还归咎于知识分子。他说：“我们在大陆的失败的最大症结，就是在学校教育。当时在校的青年和教授们，几乎大半都作了共党的外围，成为敌人的工具”；“一般知识阶级随风逐浪，道听途说，以共党所好好之，以共党所恶恶之，以共党之是为是，以共党之非为非，就是这样断送了我们的大陆”。他还说，“一些自命为自由民主主义的人们，直接间接帮助共党，在政府区域内开展反内战运动。政府为剿匪的动员，特别是征兵征粮，到处遭受这一运动的阻碍。”蒋介石这里所指的是1947年在国统区开展的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一运动给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因而蒋介石每提到这一运动，就发出切齿之声。

对于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还认为是由于美国支持不力。他说：“美国人对我们训政的必要，没有深刻的认识，加上共产党穿凿附会，恶意宣传，因此在美国人头脑中间，造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就是中国的政治是独裁的政治，国民党是独裁的政党。”在大陆时，蒋介石对美国使团人员虽多有不满，但不敢恶语相向。到了台湾以后，越想越气，便经常开骂。如称史迪威“不自量力”，称赫尔利为“无知之辈”。到台湾后，他不敢指名骂杜鲁门，只是大骂“国际姑息分子”。他说：“铲除共产党是自由世界的共同事业，但由于国际姑息分子的盲目短视，养虎贻患，遂造成今日之局面。”

当时来中国的美国使团，大多数人对中国确实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观察和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许多美方人员经过比较，特别是通过到延安及其他解放区观察，得出的结论是：“

一、中共虽代表少数，但颇强。

二、中共扩张其地区，系人民之拥护。

三、中共占领区人民之生活，较国统区为优。

四、中共之征兵与税收，亦较国统区公平。

五、中共受进步之中产阶级拥护，有越封锁线而逃入共区者。

六、中共之现行制度，较国民党民主。

七、中国之小政党愿托附中共，可以得到保护。”这些观点，当然也影响了美国的某些决策。但从根本上来讲，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是从不“姑息”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不是在美国“姑息”下发展壮大的。若干年后，杜鲁门在其《口述自传》中说：“蒋军从来不是良好的部队。我们把大约30．5亿元的军事装备，送给了这些所谓自由中国人士，结果，从北京到南京的战线上，蒋介石约500万军队，却败给了30万共军„„蒋介石实在无可救药，他们的腐败是与生俱来的，我决心不虚耗哪怕是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去挽救他。”

蒋介石在检讨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时，也表现了自责的精神。如在《如何纪念国父诞辰》的演讲中说：“在今日纪念国父86诞辰的时候，不仅主义未行，历史垂绝，就是整个的革命基础，都将要在我们手里毁灭了。不知道大家对此一残酷的现实，曾经检讨过没有﹖在我个人来说，至少我对总理、对主义、对国家以至对我们的民族、历史，都是一个最大的罪人。因此我每天无论怎样繁忙，总要抽出一段时间来，作为反省忏悔的工夫。”

蒋介石对国民党失败的检讨，不能说没有一点积极意义，比如他认为：“当政20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因而他亲自指导制订了国民党改造方案，并于1952年在台湾农村实行了减租减息，1954年实行了土改。这是国民党在大陆从未做到的。

但是，从总体上来讲，蒋介石的检讨，只是一种愤怒的宣泄，一种责任的推诿，一种自我洗刷与自我标榜，而不是理性的思考和历史的总结。不过，蒋介石说他的反共主张“未能取信于国人”，这倒是一句大实话。民心向背，连古代一些稍有远见的帝王，也常引为警惕，而自诩为现代政治家、军事家的蒋介石，竟弃民意于不顾，冒天下之大不韪，失败是必然的。

第三篇：蒋介石日记观后感

《历史关口 蒋介石日记 1931至1945》观后感

120516 12051177 魏屹坤

在反复斟酌后，我选择了《历史关口 蒋介石日记 1931至1945》这一部纪录片。蒋介石作为一名在中国近代史上无法绕过的人物，他的人生经历，政策决断以及其它的琐琐碎碎一直是大家都很关注的。但是由于有些信息无法公开，大家也都只能依靠猜测。这次胡佛档案馆公开的蒋介石日记无疑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蒋的绝好机会。

这部纪录片总共分为五集，总时长约为两个半小时。当然，在两个半小时内对蒋介石在1931至1945年间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活动是无法面面俱到地介绍的，所以纪录片就选取了几个特殊的历史瞬间来一窥蒋介石云谲波诡的一段人生历程。

一、不抵抗政策

日记是最私密的表达方式，蒋介石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坚持写日记，从1915-1972年没间断过，这些日记，对于中国对于蒋介石，都是历史关口。蒋介石的一生充满传奇和争议，他的日记聚敛和透析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等众多事件的幕后细节、真相以及重大历史疑问。

我们首先来看看蒋介石在对待日本人的问题上犯下的致命错误。说起不抵抗政策，人们会不自觉地联想到“九一八”，张学良，日本。在1931年的9月18日晚，蒋介石在去往江西的军舰上苦苦思索如何剿共，而东北军的张学良则和夫人一同来北平中和戏院观赏梅兰芳的京剧作品。历史总是喜欢和关键人物开玩笑，这两个日后背负着无数谴责与压力的人物，却没能亲身经历那个惨痛的黑夜。“九一八”事变的具体细节就不在叙述了，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在“九一八”后，这两位关键人物的表现。“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这是蒋介石在9月20日写下的日记，可见蒋还是有收回东北的计划。但是蒋是怎么做的呢？蒋介石采取的是外交策略。但是，一个已经下定决心吃掉你领土的国家又怎么会去理会国联的谴责呢？我认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蒋介石心中根深蒂固的西方民主思想，但是现在是在东方，投票或者请大家长来管是行不通的。或许这也是蒋介石与毛泽东在思想上的差异，或者说是谁对近代中国看得更透彻。还有一个感兴趣的话题是“不抵抗政策”是谁先下达的？引述张学良的一段话，“后人骂我啊，国人骂我啊，我说你骂我啊，“九一八事变”不抵抗啊，我是一点不服，不认这个账。我没有错啊。可是你要骂我是封疆大吏，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是，我承认”从张学良的这段话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张学良与蒋介石微妙的关系。但是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关于“不抵抗政策”这五个字很早就出现了。但总之，无论是谁下达的命令，一场持续了十四年的国殇开始了。

二、攘外还是安内

大家都知道蒋介石的一句名言“攘外必先安内”，我们不能说蒋这样做不对。假如在共产党的统治时期出现了国民党这样一个地方非法武装力量，那我想共产党人一定会二话不讲立即剿灭。那在当时蒋介石也是采取了这样一种措施，更何况日本侵占中国在即，谁能保证共产党不是和日本有什么秘密协定呢？我这样说并不是为蒋介石，为国民党开脱罪名，因为历史已经冷酷地证明了当时国民党的领导人所做出的错误决定给大半个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既然我们是在说

历史，那么就应该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上去看待整个问题。毕竟“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唯有深入历史人物，才能洗去小姑娘脸上的浓妆艳抹，还以素颜。

现在让我们回到历史关口，到底是剿匪为重，对日妥协；还是与日决战，放任共党？严肃的选择题摆在了蒋介石面前，蒋应该怎么做呢？当时国民政府已经与日本签订了许多的协定，步步退让，东三省沦陷，淞沪也即将失手，山海关已被攻破，共产党还在茫茫大山中曲折穿行。对蒋来说如此的“内忧外患”确是棘手。最后，蒋采取了对日拖延的手段，以免战局扩大；同时一面剿共，一面准备集结中央军精锐准备与日作战。率先展开的淞沪会战就将日本打了个措手不及，但是蒋介石的中央精锐部队也损失殆尽，中华民族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三、国共的第二次合作

大敌当前，日本对中国的华北地区的吞并之意已昭然若揭。华北地区物产丰富，是中国重要的资源储备地区，倘若华北丢了，那么中国就丢了。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仍然不顾眼前的危机而坚持剿共。从这一点我们也许可以看出蒋介石心中对“统一”的看法。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消灭异己永远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的。蒋调派张学良的关东军在陕西一带围剿红军。仗打到这个地步，张学良也会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日本人正在步步紧逼，而我军却在与中国人打得热火朝天。于是，张学良与杨虎城决定发动兵谏，迫蒋抗日！在1937年的7月7日，著名的“七七事变”爆发了。蒋介石被软禁在西安并与外界隔绝了联系。先不论蒋的处境，我们来看看张学良的微妙位置。自己的手下发动兵变抓了自己，张学良作为蒋的老部下，位置自然是十分尴尬。而且张的行动不仅在国民党，在共产党甚至在日本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应。国民党内部关于如何营救蒋介石吵得不可开交，共产党则是反复思考如何处理与蒋介石的关系，而日本人也在密切注视事态的进展。一场行动引发了三方的反应，这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大概也是不多见的。随后的历史也看到，在蒋介石无奈同意联共抗日后，张学良立即被软禁。直到蒋介石去世后，才得以恢复自由。可见张学良在民族危机前所做的巨大牺牲。我们可以想到，当时张对这种行动的后果一定是非常了解，他肯定知道蒋介石是不会放过他的，但他仍然这样做了，这也许就是一名军人的担当吧。

抗战结束后，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两党面前，就是谁来领导战后的中国。重庆谈判普遍认为是在拖延时间，但是我认为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重庆谈判前后，国民党做了许多“和平”的举动，共产党显然是被迷惑了，复原了大量的部队。这正是蒋介石愿意也是朝思暮想希望看到的。共产党的军队收缩了，而蒋介石的兵力却在悄然扩大。刚刚赶走侵略者的中国又将会有新的战火燃烧在大半个土地上。不可避免的内战终将爆发。

四、帝国之间

有一句很快老的话，但是在描述帝国之间的关系却十分精当---帝国与帝国之间，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有的只是永久的利益。这一句话在中国抗战后英美苏三国对华的态度上展现得酣畅淋漓。抗战已有四年，迁都重庆后，日军的无差别轰炸昼夜不断。重庆城内满目疮痍，饿殍遍地。面对破碎的山河，蒋介石心中是痛苦的，是想与日决一死战的，但也是无奈的，因为蒋清楚地知道现在的中国军队在经过几次大而惨烈的会战后，根本无力再发动大规模地进攻行动了。用四个字来形容蒋介石现在的策略，就是“苦撑待变”。期待国际形势的变化，但另他悲哀的是，国际形势并没有按照蒋的预测发展。正如我在本段开始所说的，“有的只是永久的利益”。当时在亚洲，只有中国还在坚持抗击日本。而苏联在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后，苏联撤回了所有对华援助。为什么呢，“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我们的古人真的是非常智慧，一眼就看穿了一些表面复杂的问题。与此同时，远在天边的美英两国更是撒手不管。这是，在美国寻求贷款的胡适说了一句十分著名的话“倘若美国再多卖给日本一滴石油，中国的将士就要多流一加仑的鲜血”，但这仍是无济于事。蒋介石对此异常失望。但是历史总会给人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对日，意，德宣战。这无疑给蒋介石打了一剂强心针，中、美、英三国结盟，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这也是蒋介石梦寐以求的对日作战的最好时机。他在日记中兴奋得写道“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随后世界反法西斯的进程就一泻万里地开始了。

最后的话

写到这里，我们的日记也要说完了。我选择蒋介石，因为他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人，但也是一个我们知之甚少的国民政府的领袖。我们从小就学习蒋的诸多缺点，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也应该更清楚地，洗去小姑娘脸上妆容地看看历史的真相，看看真正的蒋中正。虽然一部纪录片无法对蒋的一生，或许是一生中的几个小片段做详细的介绍，但是“管中窥豹”，我们也学到了不少新知识，对蒋介石也有了不一样的了解。

本文中引用《蒋介石日记》中的内容以加粗字体表示，再无其余参考资料。

第四篇：读蒋介石日记有感

读蒋介石日记有感

苏照龙6100511069

中国历朝历代都会有一些备受争议的名人，对于这些人从没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在中国近代就有两个备受争议的伟人，一是毛泽东，另一个是蒋介石。今天我就对蒋介石就我自己所掌握的资料来一次比较客观的评价。

古往今来伟人们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功过并存。蒋介石作为民国时期最高统帅也不例外。蒋介石生于 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逝世于 1975年 4月 5日，活了 88岁。他一生经历了近、现代中国的许多大事。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护法；孙中山逝世后，领导北伐、清党、剿共、抗日、内战，很长时期内担任中国党、政、军三方的最高领导人，位居“元首”。既和中国共产党有过两次合作，又两次分裂。1949年后退到台湾，既坚持反共复国，又坚持一个中国，在活过 88年以后去世。在部分人的口中、笔下，他被神化、美化为千古完人，光同日月，“高勋盛德”，“光华流泽”；但是，在另一部分人的口中、笔下，他则被鬼化、丑化为人民公敌、元凶首恶、民族败类、千古罪人。

两种情况，简单的捧和骂，都背离蒋介石的实际本性，下面我就据一些具体事件来分析一下蒋介石。

一、蒋介石早年思想

蒋介石生于晚晴的一个盐商之家，早年曾留学日本，思 1

想也比较开放，相比与常人视野比较宽敞，它曾极度反感中国的旧社会还有乡绅制度，后来归国参加革命，追随国父孙中山，决心推翻旧政权，坚决拥护孙中山，五四期间曾大量阅读有关共产阶级的图书文献，并认为共产党的理论和方法可取。1923年，正直国共合作期间，蒋介石曾担任访苏代表团团长访问苏联，在国民党和共产党问题上蒋介石认为共产党受苏联共党操控不可取，他坚持一个主义一个党，中国人民的路始终要国人自己走，大权不宜旁落于他国之手。

二、个人修养

蒋介石注重修身，这与他比较崇拜晚清重臣曾国藩、胡林翼等人有关，他曾节录曾国藩的“嘉言”作为自己的“借镜”。其内容有：“虑忘兴释，念尽境空”；“涵咏体察，潇洒澹定”；“韬光养晦，忍辱负重”；“以志帅气，以静制动”；可见蒋对曾推崇备至，蒋介石自行和写日记的好习惯也受曾国藩影响很大。蒋介石还好色，为了戒色他曾和自己做过数年的心理斗争并最终取得成功。

三、不抵抗之说

1937年七月七日抗战全面爆发，之后蒋介石邀集各界人士 158人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讨论《应战宣言》。该《宣言》空前坚决地声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可见蒋在当时全民抗战之决心。但是，由于当时牵涉的问题利益异常复杂，而且蒋介石对打败日本完全没有信心，所以对于这份宣言应否发表，何时发表蒋介石自己也犹豫不定。后来经过传播已经改变蒋介石当时的本意，最后竟变成蒋介石不抵抗之说。

四、国共和谈

这里的国共和谈也和大家所熟知的版本不一样。事实上蒋介石再三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和谈，毛泽东当时是不敢去的，后来是斯大林催促毛泽东前去赴会，毛没办法才去的。蒋介石也曾想过在重庆杀掉毛泽东，但碍于共产党军队众多而且还有苏联在背后支持所以没敢下手。

中国历史悠久，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每个特定历史时期总会有那些个力挽狂澜的人来拯救黎民于水火，然而这些大人物也会有很多人格缺陷，这是可以理解的。通过读书，我发现很多被遗弃的历史，正如读蒋介石日记，我了解到国民党和蒋介石并不是坏的无药可救，而共产党和毛泽东并不是好的一塌糊涂，所以我们要好好读书，为往圣继绝学，不辜负那些在抗战中英勇牺牲的人们。

总的来说，如果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没有国民党和蒋介石，中国也许已经灭亡了，所以我们没办法凭借只言片语来全面评价蒋介石这个人，我们只能根据史料和当时国内环境来一步步了解蒋介石、来还原真正的历史。

第五篇：揭秘日记中的蒋介石：三读手抄本圣经

自美国胡佛研究院所藏的蒋介石日记开放以来，海外及两岸三地的学者闻风而至，俨然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重镇之一，学者们在阅读了这些世所罕见的史 料后，更传出“民国史应该重写”、“建立新的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的积极评价。目前，蒋介石日记只开放到1945年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史档案已开放到 1952年，孔祥熙档案、蒋经国日记目前尚未开放，这些重要史料如果将来全部公开，不知还有多少“惊喜”值得期待。

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表示，中国目前已经成为有实力的大国，这批档案，彰显出近代中国领导人物的思想、行为及中国社会的转变，有助于西方真正地了解和认识中国，以及在此基础上用正确的态度对待中国的崛起并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南方周末记者经过长时间采访，谨将一些学者根据蒋介石日记所做的最新研究公之于众，以飨读者。

借了500条枪

2006年春天，蒋介石日记在胡佛研究院第一次对公众开放，郭岱君向前来查看日记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杨天石研究员请教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蒋如何由一个中高层军官，迅速崛起成为党、政、军领袖，这也是她对蒋介石日记能否对此提供解释的最大兴趣点之一。

蒋介石最初追随孙中山时，仅仅为广东陈炯明部队中的一个参谋长，其官阶、资历，均无法与许崇智、陈炯明等人相比，可在短短10年之内，就跃升为 国民党最高领袖与军事统帅，而且凌驾于国民政府内部的实力派胡汉民、汪精卫等人之上，除了政治手腕的运作，是否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

郭岱君、杨天石对蒋日记及相关史料的研究表明，这与蒋的特殊背景有关。蒋是同盟会中极少数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军人，无论谁主政，都要仰仗他军事上的长才。另外，蒋博得孙中山的信任，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孙对蒋有不可言传的特殊情结，而蒋早已是孙属意的接班人选。

1912年1月14日，蒋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除掉了孙中山最主要的政敌，多年后他在日记中记录：“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

当时，陶成章经常在公开或私下场合批评孙，孙无可奈何。陈英士密令蒋介石刺杀陶成章，陶获知消息后躲到

医院里装病，结果还是被蒋发现后杀掉，从而做了一件孙中山所不能做、更不能言的大事，因此蒋在日后日记中提到：“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可他定心有所感。”

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变，炮轰总统府，蒋介石接到孙中山电报后，不顾一切跑到“永丰舰”上相陪，孙说，有介石在，所以我就很放心了。1924年，孙中山任命蒋为黄埔军校第一任校长，开始培养嫡系部队。蒋屡次在演讲时称，“我是靠500条枪起家的”，诸多研究者对此一知半解，甚至一些黄埔学生都不知所以。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时军校根本没枪，他想办法找到一个开兵工厂的朋友，借了500条枪。那时廖仲恺与蒋几乎每天都在商量如何 筹款，有一次实在没有办法，就找汪精卫的太太借钱，然后特别言明利息加倍等等。蒋的特殊性还在于，他不是军阀，故而具有一般军阀所没有的心胸与眼界。在日记里他经常谈论中国形势，以及与日俄欧美的国际关系等等，与当时军阀 只关注自己地盘与势力的内斗相比，更具现代意识。另外，蒋还得到宋子文、孔祥熙的大力协助，尤其稳定了江浙地方财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这让其政治对手 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等无法与之抗衡。这些因素都是蒋能够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

到农村工作去

蒋介石早年是国民党左派，他学习俄文，也读了一些马列著作及有关共产主义的书籍。1923年9月，蒋率领孙中山派出的中国代表团赴苏联考察，日 记显示出他的思想此时发生变化，他看到苏联的优点，也看到苏联的问题，尤其是苏联对中国的野心。到了12月，他说，共产主义虽好，但是不适于今日之中国。但很可惜的是，由于1924年的日记遗失，完全了解该时期蒋思想转变的整个过程已不可能。郭岱君说，蒋还曾怀疑，是中共派人偷走了这本日记。

1926年3月，蒋发动“中山舰事件”，气走汪精卫，使他的权力更上层楼。对此他曾表示，其中秘密，须等其死后看他的日记。杨天石教授曾根据南 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蒋介石部分日记(毛思诚抄本)，写了《“中山舰”之谜》，解释这一事件。2006年，杨在胡佛公开的1927年蒋日记手稿中第一次 发现“欧阳葛来访”的记录，从而证实其对“中山舰”之谜的揭示是正确的。

1926年，国民党右派为了分化广州国民政府中的左派，造谣称汪精卫与苏联串通，要绑架蒋介石到苏联。欧阳葛将此谣言传给蒋介石，后欧阳自认有功，就写了有关中山舰事件的回忆录，蒋看后不快，将文章放入抽屉。其日记中所记“欧阳葛来访”即证明了确有此事。

蒋其实很了解国民党内的问题，他主张国民党官员应该多与农民接触，每人应到农村工作一段时间，再回到都市来。他也确实想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日记中多次提到“要解决耕者有其地”，主张“二五减租”等，可惜因为日本侵华，最后都未能实现。

提和谈，杀无赦

内地史学界对蒋的对日策略一直多有批评，特别是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清党剿共”及“不抵抗主义”主张，被贴上了“投降派”的标签。此次公开的蒋在抗战时期(1931—1945)的日记，揭示了他有关抗战的真实思想及其复杂性。早在北伐战争时期，蒋就有“三日亡国”之论，认为中日国力悬殊，一旦开战，中国沿海地区就会陷入日军之手。因此北伐军要刻意避开日军，绕道北上。根据杨天石先生的研究，日军于1928年出兵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对此蒋最早提出对日“不抵抗主义”。

日记同时显示，蒋的民族主义情绪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变得十分强烈，特别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的对日主张发生了重大转变，“中日必有一战”成为其主要观点。纵览其抗战时期的日记，不但“雪耻”二字的出现极为频密，而且对日每每以“倭寇”称之。

蒋氏抗战思想的复杂性在于，由于他认为中日军事财政等实力对比悬殊，虽然战争不可避免，但中国绝无可能短时间取胜，应该一方面争取国际支持和援 助，另一方面积聚力量，积极备战，因此，1930年代蒋设法通过多种渠道与日本军方、民间、国会议员、内阁等等各方维持联系，和谈也一直在进行。

“在日记里他一直强调，中国是弱国，根本没有能力抗日，所以只有拖，一直拖延最后决战的时候，好利用这个时间积极备战”，郭岱君说，“另外他期待日本与苏联能够开战，这样能够两面拉锯，减轻中国战场的巨大压力。”

“那些管道传递给蒋的信息是，日本内阁当时有两派，一派认为‘九一八’之后，满洲拿下来就好了，最多再侵占华北一部分；另一派主张继续扩大战 场，直至占领中国。甚至有消息说，日本内阁很可能会因为不同的政见而使入侵派下台。”郭岱君表示，这些连绵不断的消息，使蒋介石相信应该稳住阵脚，争取时 间，进行抗战的准备和动员。

但中日正式宣战后，蒋开始坚决反对和谈，他在1939年的一份批示中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谈与日本和谈之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刺客惊吓，美龄小产

蒋介石日记对蒋、宋、孔等家族关系，对他与宋美龄的夫妻关系等都有记录。比如孔祥熙比较内敛，性格温和，曾经得蒋信任；而宋子文是性格坚强，很有主见，经常被蒋骂为“飞扬跋扈”。

广为外界猜测的蒋氏夫妇关系也是日记中的一个看点。

蒋介石年轻时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好武尚斗，喜爱冒险。日记记载：他早年好斗好色，1927年与宋美龄结婚后，改掉了这一坏毛病，坚持写日记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修身养性。

蒋在日记中常以“三弟”、“三妹”、“爱妻”等蜜语称宋美龄。日记披露，宋美龄之所以未有子嗣，与早年小产有关。

1929年，宋美龄怀孕，日记记载，蒋极为欣喜。当时，蒋的领袖地位尚不稳固，数次险遇刺杀。有一个杀手买通了楼下的警卫，甚至已经潜入卧室准 备行刺。蒋当时睡得比较熟，宋美龄则因外面风传有暗杀行动，极度紧张，特别警醒。听到动静，立即把蒋摇醒，蒋于是大喝了一声。杀手胆小，枪掉在地上，人逃 走了。宋美龄因此受到惊吓小产，此后再未生育。蒋介石非常伤心，在日记中连续几天都写到此事，而且详述把宋送到别的地方静养等等。

抗战时战局凶险，蒋曾多次要求宋美龄避到安全地区，但宋坚持与蒋共患难，还曾经给友人写信表示，要与蒋共生死，蒋为此极为感动，多次在日记中写到“吾妻爱情甚笃”，“吾妻为余协助之功实更大”等等。

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

蒋介石日记在首次开放时，一本手抄本《圣经》首次曝光，其中多处有蒋的眉批，非常引人注目。

据代表蒋家审读日记的宋曹璃璇介绍，这本手抄本《圣经》，系由蒋的侍从秘书手抄，为翻译成中文的文言文版本，共6册，蒋氏不仅认真看了3遍，时有圈点、眉批，眉批后，还标有日期。“蒋公对此一丝不苟，他是把信仰当成guideline(指引)了。”

这本《圣经》曾经引起郭岱君极大的兴趣。蒋在世时，外界纷传他笃信基督教，但多为口耳相传，少见可靠证据。这本手抄本《圣经》的出现，以及日记对其个人信仰的记载，可以比较可靠地解释这个疑问。

另外坊间也有传闻认为，蒋出于与宋家联姻的政治目的，才承认自己信仰基督教。

此次公开的蒋氏日记显示，蒋在与宋美龄成婚之前，宋母倪太夫人确有要求蒋信奉基督；蒋当时表现得相当坦诚，他说我不能随口答应你，即使信奉基 督，也必须经过自己的研究，待仔细研读《圣经》后再决定，倪太夫人尊重他的态度。1930年，倪太夫人生命的弥留时刻，蒋其实还没有决定成为基督徒，但他 在日记中写道，因为岳母对他非常好，为了使老人在离世前得到一点安慰，所以他就在倪夫人去世前，说愿意受洗。

蒋氏的承诺后来确实兑现了，胡佛首次公开的手抄本《圣经》，以及他本人密密麻麻的眉批就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明。据日记记载，蒋将这本《圣经》前后通读了三遍，而且眉批中还对基督教的很多主张提出过疑问。

作为接触蒋氏日记最为频繁的人之一，郭岱君认为，蒋介石后来确实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在日记里言必称主，在抗战的时候遇到任何困难都进行祷 告；在最失败最困顿的时候，他都没有丧失信心，他都没有停止记录自己的言行，而且时刻勉励自己。从中也可以看出他极为强调精神力量的个性，比如抗战中国民 党在正面战场屡战屡败，他很痛心；衡阳会战，他本来寄予很大希望，最后还是以失望告终，他在日记中记述说，这次失败对他是一个勉励，一个教训；得意时，他 也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不要得意忘形，与儒家强调的修身观念非常相近。1944年下半年，抗日战场日益吃紧的关头，蒋在日记中表示，当时甚至想到自杀。他经常祷告，求主帮助他。他还许诺，如果主能够助自己渡过难关，他一定要建造一个巨大的铁十字架，放在衡山之巅，以示谢恩。

宋曹璃璇透露，受洗后，蒋氏言出必行，每天必早上读圣经，晚上进行祷告。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他在日记中曾多次说到在圣主面前祷告，称如果“神要 赋予我这个使命，那么为了中国的统一大业，不惜自己的生命”。他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跪祷。有一篇日记记载，说他有一天凌晨3点就起来跪祷，可此前因为脚 痛，医生已经建议他暂停。还有一段记录因为眼疾，朝课跟晚课不得不暂停。可见蒋对待个人信仰规定的仪式可谓中规中矩。

1975年，蒋介石去世，其秘书秦孝仪奉命撰写遗嘱，初稿中曾有“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总理信徒自居”词句，笃信基督教的宋 美龄，却指示秦孝仪在原稿中插入“耶稣基督”四字，变成了“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虽然此举引起朝野及史学界争议，但也反映出蒋对基督的信 仰。

(本报记者甄晓菲、新闻助理沈亦文等对本组专题文章有重要贡献。特别鸣谢：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郭岱君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