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后抛弃被害人如何定性探讨与研究

第一篇：交通肇事后抛弃被害人如何定性探讨与研究

交通肇事后抛弃被害人如何定性

[案情]

被告人王某(男，32岁)于2006年11月21日，驾驶夏利小车从汕头返回漳浦途中，由于技术不熟练，目测不准，采取措施不当，汽车右侧后视镜将骑自行车靠公路右侧同向行进的妇女谢某撞倒致伤。在围观群众的要求下，被告人王某从车上下来，将谢某抬入驾驶室内，驾驶小汽车准备送往医院抢救。在去医院的途中，被告人王某产生了抛弃被害人逃跑的念头，便将车开至便道上，将谢某抛至路旁排水沟内(此时谢某还活着)，然后驾车逃逸。被害人谢某因被抛弃，未能得到及时抢救而死亡。经法医鉴定：谢某因右肺挫裂伤，出血性休克而死亡。

[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被告人王某行为如何定罪存在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王某的行为应定交通肇事罪，其抛弃被害人逃避罪责的行为应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从重处罚;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王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一罪，其交通肇事行为被其抛弃被害人致使被害人死亡的(间接)故意杀人行为所吸收，应按(间接)故意杀人罪处断;第三种意见认为，被告人王某行为应认定为交通肇事罪和(间接)故意杀人罪。从犯罪构成上看，其具有两种故意和实施了两种犯罪行为，具有两种罪的犯罪构成，应按二罪予以数罪并罚。

[评析]

本案案情简单，但如何对本案被告人王某所犯罪行正确认定，却涉及到了多方面和深层次的刑法理论问题：即情节加重犯、吸收犯和一罪与数罪的构成及其认定。

一、被告人王某将谢某撞倒，致谢某右肺挫裂伤的行为是否构成了交通肇事罪。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交通肇事罪是指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其构成要件为：(1)侵犯的客体是水陆交通运输安全。(2)犯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既包括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又包括驾驶交通工具的非交通运输人员。(3)主观上出于过失。这是就行为人对造成严重后果的心理状态而言的，至于其违反交通法规 制度则往往是明知故犯。(4)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交通运输法规的行为，造成了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危害后果。从本案情况来看，被告人王某违反交通法规将被害人谢某撞倒，造成谢某右肺挫裂伤的严重后果，且主观上出于过失。王某行为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构成了交通肇事罪。

二、被告人王某将造成了重伤的被害人谢某抛弃致其死亡，是否属于交通肇事罪的情节加重犯。我国刑法理论上的情节加重犯是指实施一定的犯罪，且具有某种严重或者恶劣的情节，加重其罪质从而使其罪责加重的情形。根据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凡是具备四个基本要件的，就构成基本犯，在充足基本犯的犯罪构成的基础上，如果具有加重情节，就构成情节加重犯。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的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使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本条规定了交通肇事罪的三个量刑档次，第一档次规定了该罪的基本犯罪，第二、三个档次规定了该罪的情节加重犯，即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的情节以及因逃逸使人死亡的情节。可见，交通肇事的加重情节只能是在交通肇事罪这个范围内，在量上加重基本犯的危害程度。否则，如果交通肇事后行为人采取了不

属于交通肇事加重情节的行为，侵犯了另一客体，并且综合其主客观事实，又符合其他犯罪构成时，就不能以情节加重犯论处。

三、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了(间接)故意杀人罪。本案中被告人交通肇事后在去医院途中抛弃被害人以逃避罪责，而致人死亡的行为显然不能成为加重情节，而是构成了另一种性质的犯罪。因为被告人在实施肇事行为时主观上是过失，行为性质是肇事。而实施丢弃被害人谢某于路旁排水沟内以逃避罪责的行为，主观罪过已转变为故意;客观上实施以不作为(其不作为的法定义务来自于被告人先前的肇事行为)方式造成了重伤者谢某的死亡结果;侵害的客体已由公共安全变为特定的公民的人身权利。因此，在本案中，被告人负有抢救被害人谢某的特定义务而不履行这一义务，其明知被害人谢某受重伤后有死亡的危险性而放任这一结果的发生，应认定被告人王某在交通肇事罪外又犯了(间接)故意杀人罪。

四、被告人前后两个犯罪行为是否构成了吸收犯。根据刑法理论，吸收犯是指一个犯罪行为为另一个犯罪行为所吸收，因而失去独立存在的意义，而仅按吸收的罪处断的情况。吸收犯的特点在于这些存在着密切相关的数个犯罪行为，一般属于实施某种犯罪的同一过程，前行为可能是后行为发展的必经阶段，后行为可能是前行为发展的当然结果。本案中被告人王某所实施的交通肇事行为和间接故意杀人行为不属于实施某一犯罪的同一过程，二个犯罪行为不具有吸收关系，因此不能按吸收之罪即故意杀人罪一罪论处，而是应定为交通肇事罪与(间接)故意杀人罪二罪，实行两罪并罚。综上理由，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

第二篇：交通肇事移置被害人行为定性分析

、交通肇事移置被害人行为定性分析

孙 亚

交通肇事移置被害人行为(下称移置行为)，是指交通肇事后，行为人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现场隐藏或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重伤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对其法律适用作了规定，但司法实践中仍有不少争议，有些理论上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析。

一、移置行为的法律本质

从客观方面看，移置行为都要表现出诸如搬运、转移、隐藏、弃置等行为特征，反映出人体的运动，对外界事物起动态的变更或影响。例如将被害人隐藏在草丛中，剥夺了被害人获得外力救助的机会，其表现形式与作为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几乎无异。有论者据此认为移置行为是积极的作为。只要实施了转移、弃置行为的行为人均应承担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的法律责任。

笔者认为，移置行为的表面特征不能代替其法律内涵，移置行为的本质是行为人应当履行救助义务而以转移、弃置被害人的方式逃避义务的履行，其行为方式的实质是不作为。

刑法上的不作为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积极行为的特定的法律义务，并且能够实行而不实行的行为。不作为违反的是刑法的命令性规范，即当为而不为。分辨作为还是不作为要看到行为的本质，而不能仅仅只看行为的表面特征。通常情况下，不作为不是没有任何行为，而是没有履行义务所要求的行为。而且在实践中，不作为行为多数是以作为的手段来体现的。如遗弃罪，行为人可能将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或小孩带到外地或者无人处弃置，但带到他处这一手段本身并不是遗弃罪的行为本体，而只是不履行抚养义务的不作为行为的一种手段；再如偷税罪，其法定行为是不履行纳税义务的不缴或者少缴应缴税款的不作为，而不是纳税人采取的诸如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申报的行为手段。

移置行为也是这样。移置人实施搬运、转移、弃置等手段行为的目的并不在于对被害人的再加害，而在于逃避其应当履行的救助义务。《解释》规定移置行为的本质在于要求行为人履行救助被害人的法定义务，而不仅仅在于禁止移置这种手段行为。如没有救助义务的存在，单纯的移置行为只能成为应受道德谴责的行为而不能成为犯罪。如这样一则案例：洪某驾驶的士在大街上招客，何某将一大量失血并已昏迷的老人抱上车，说是自己撞伤的，要求洪某趋车前往医院抢救。当车行驶10分钟之后，何某要求停车，找借口离开。洪某等候30分钟后，见已到深夜，怀疑何某已逃逸，便将伤重老人弃于附近大街。第二天交警发现老人尸体，经法医鉴定是失血过多而死。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何某和洪某提起公诉，人民法院最后对何某作了故意杀人的有罪判决，宣布洪某无罪。本案中司机洪某无罪的理由乃在于其并无法定救助义务，其将伤重老人弃于大街上的行为即笔者所论的单纯移置行为，不能构成犯罪。

二、移置行为的义务来源

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焦点问题，我国通说认为有4类：（1）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2）职务或业务要求的义务；（3）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4）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在上述4类义务中，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仅限于第（1）类，即由法律规

定而由刑法予以认可的义务；其余三类义务皆针对不纯正不作为犯而言。一般认为，交通肇事逃逸致死构成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在于肇事者的先行行为。但该先行行为是否限于肇事行为，在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有学者认为，包括交通肇事在内的犯罪行为不能成为不作为犯罪中引起作为义务的先行行为。因为行为人犯罪后只有承担刑事责任的义务，而没有义务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如故意伤害罪中不能期待行为人承担救助伤者的义务，不能因为行为人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而追究不作为故意杀人的责任，而只承担故意伤害致死的责任。交通肇事逃逸也是一样。

笔者认为，从刑法133条规定看，“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逃逸者并不因其逃逸行为逃避了因其肇事行为而引起的救助义务而承担不作为故意杀人的责任，而只承担结果加重的责任，反映了立法者并没有将肇事行为作为引起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充要条件的立法意图。那么，移置行为成为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何在呢？

为研究方便，我们将移置行为分解成三个必要的组成部分：移置前行为——肇事行为，转移行为，弃置行为（隐藏或遗弃）。其中造成损害结果并引起法律评价的是弃置行为。分析三环节在犯罪构成中的作用，可以看出，单纯的弃置行为并不能独立构成犯罪，单纯的肇事行为和单纯的转移行为也不足以独立成为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只有将三者有机结合，同时具有肇事行为和转移行为，才能组成评价弃置行为不当性的引起不纯正不作为犯作为义务的先行行为。这是因为肇事者的救助义务因肇事行为而形成，但在肇事阶段因肇事责任的追究而变得不可期待。而转移行为使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形成事实上的依赖关系和绝对的排他性支配关系，使受害者的生命安全完全仰仗于肇事者的保护，从而使肇事环节不可期待的救助义务成为现实，从而成为评价弃置行为不当性的作为义务。

三、移置人的法律责任

当移置人为肇事者本人时，移置人承担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法律责任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是一罪还是数罪。《解释》规定的是一罪，依照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处罚。有学者主张将交通肇事罪一并定罪实行数罪并罚。笔者赞成一罪。理由是：移置行为并不是再加害行为，移置行为的本质是行为人以积极的行为逃避现实的可期待的救助义务，而行为人义务的来源在于其过失的肇事行为和故意的转移行为，肇事行为作为义务来源的重要组成已经法律评价，就不能再以交通肇事罪对其进行二次评价。

当移置人是肇事者以外的其他参与人，包括移置行为的实行人和教唆、指使人，其法律责任如何界定？能否成为不作为犯罪的共犯呢？

笔者认为，肇事者以外的其他行为人不能成为肇事者的共犯，也不能单独成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理由有三：（1）移置行为的作为义务来源于肇事行为与转移行为的结合。根据不作为犯的理论通说，先行行为必须是行为人本人的行为，他人不能成为先行行为的主体。无先行行为则无法律上的作为义务。（2）本文所讨论的移置行为仅指遗弃或隐藏的非实害行为，实践中将被害人抛于枯井或埋入深坑等实害行为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对弃置行为可能导致的死亡或重伤的结果发生，非肇事参与人虽有共同的间接故意，但弃置行为本身并非再加害行为，死亡或重伤结果的发生在于肇事者逃避了应当由其本人履行的救助义务，并阻断了被害人自救或获得他救的途径，但这种阻断本质上仍是不作为。不能一方面将肇事者的弃置行为认定为不作为，让其承担不作为犯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却将本无救助义务的非肇事者的相同行

为以作为犯看待，违反刑罚公平。（3）在“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疑问尚存之情形下，限定行为人的范围，从而事实上限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处罚范围，是刑法谦抑性的体现。

第三篇：浅析交通肇事的定性问题

浅析交通肇事的定性问题

陶琴

入世以来，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汽车生产消费大国，但同时也是首屈一指的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大国。酒后驾车便是危害公共安全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这些行为的直接后果是死亡、残疾、医疗支出的剧增、家庭的支离破碎、财产的毁灭，以及由此而产生接踵而至的诸多社会问题。在这类案件中,我国一般对饮酒肇事者以触犯《刑法》第133条交通肇事罪来定罪量刑，而在成都孙伟铭案中,出现了以《刑法》第115条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相关的司法解释出台后，理论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在交通肇事案件的认定和处罚方面仍存在不少争议。

一、背景

2008年12月14日中午，成都某技术公司员工孙伟铭无证驾驶自己的别克轿车前往成都市一酒楼为其亲戚祝寿，席间大量饮酒。餐毕，孙伟铭驾车将其父母送至成都火车北站搭乘火车，后又驾车返回成龙路，往成都龙泉驿区方向行驶。下午17时左右，孙伟铭因与一辆比亚迪轿车发生追尾，迅速驾车逃逸。车行至成都卓锦城路段时，孙伟铭驾车越过黄色双实线，先后撞向对面正常行驶的四辆轿车，直到其驾驶的别克轿车不能动弹为止。据了解，该事故共造成四人死亡、一人重伤、公私财产损失共计五万余元的严重后果。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孙伟铭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危害公共安全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区别

事后有媒体指出，孙伟铭案是国内首例因醉驾而获判无期的案件。醉驾交通肇事这个问题并不是刚刚出现，而是一直存在，只是因为孙伟铭等一系列案例被激活，得到人们的热议和正视，并进一步受到舆论的集中关注。可又为什么到这个时候，司法才以危害公共安全的罪名对这类案件作出裁定？这是体现了罪刑法定的原则，还是满足舆情的需要？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笔者想先从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交通肇事罪的概念入手，简要分析两个罪名的区别。

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主观上是故意实施危害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主观上是故意，行为对象是不特定的多数人，不

要求必须造成严重后果。刑法第115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根据以上两罪名概念的表述,可以看出在犯罪构成上有如下区别:

1．客体不同：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的客体表现为社会公共安全，即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交通肇事罪侵犯的客体表现为交通运输的安全,并且只有交通肇事并产生重大后果的才构成本罪。如果仅仅是交通肇事而没有造成重大后果的不构成本罪，同样也不是刑法上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不能构成本罪的客体。

2．客观方面不同：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以放火、决水、爆炸、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交通肇事罪表现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重大公私财产遭受损失的重大后果才构成本罪，即行为人的违规行为与发生的严重后果之间必须具备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3．主观方面不同：危害公共安全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犯罪故意。交通肇事罪表现为行为人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即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应当预见，由于疏忽大意而没预见，或者虽然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造成了严重后果。过失是就行为人对造成严重后果的心理状态而言的。如果行为人对违法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持积极追求或放任的态度，就不能认定为交通肇事罪，而应当按照有关刑法条文，如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故意毁坏财物等的规定处理。

4．处罚不同：危害公共安全罪最高量刑为死刑。交通肇事罪最高量刑为有期徒刑。犯危害公共安全罪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犯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犯交通肇事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显然，后者量刑要轻得多。

三、从案例看交通肇事的定性

在本案中，最高法院认为，根据中国刑法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行为人明知饮酒驾车违法、醉酒驾车会危害公共安全，却无视法律,醉酒驾车，特别是在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伤亡，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对持续发生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对此类醉酒驾车造成重大伤亡的，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符合刑法规定。并且，按最高法的解释，今后在类似案件中，统一法律适用的原则要落实。虽然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此案仍然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案例，甚至载入最高法院的案例公报中，并对今后类似案件的审判产生指导意义，确保同类案件统一处理。

但是笔者却认为该判决内容是有待商榷的。在本案判决中，检方认定孙伟铭对这起重大事故后果的发生系间接故意，笔者认为这个判定是有争议的。所谓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主观心度。放任，是指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虽然没有希望、积极地追求，但也没有阻止、反对，而是放任自流，听之任之，任凭、同意它的发生。如前所述，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危害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虽已预见但轻信可以避免，从而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主观心态。在这里，间接故意与自信过失显得特别容易混淆。过于自信的过失和间接故意犯罪的共同点表现在行为人都明知（或已经预见到）危害结果可能发生，但其区别则在于前者的心态是轻信可以避免，后者的心态则是放任其发生。其实对违反交通管理法规来说，行为人往往是明知故犯的。但是这种故意往往并不是刑法意义上犯罪的故意，而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故意。就本案而言，孙伟铭醉酒驾车应该是轻信自己可以避免危害后果的发生，其主观上只是对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存在故意，而非对他人伤亡的危害结果持主观故意，即并不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在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孙伟铭继续驾车冲撞行驶，造成多人伤亡，是因为饮酒后他对自己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有所减弱，并不是继续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故孙伟铭醉酒驾驶车辆对于重大事故结果的态度仍然应当界定为犯罪的过失,不能依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而只能以交通肇事罪惩处。但在本案中，孙伟铭另外有一个重要情节，就是无证驾驶。就该犯罪情节从主观上分析,其有放任对不特定人的健康、生命及财产安全造成危害后果的心态；从客观上看,其以驾驶车辆的危险方式剥夺了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和损害了他人的财产。因此,无证驾驶导致交通事故这一情节,无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考量,都符合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故笔者认为,孙伟铭案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并没有争议,只不过以此罪认定的基础事实是无证驾驶,而非醉酒驾驶。

酒驾行为固然可恶，民意中的公愤也可以理解，对于这样惨烈的后果,任何人都是不愿意见到的,可民意和道德斥责决不能任意改变法律的标准。当然，我们应该看到，我国现行《刑法》对于交通肇事罪的定罪量刑，已不适应当今社会和司法实践的现状，有些规定还存在模糊之处，确有需要修订和完善之处。但是在法律未修订之前，司法审判仍要以现行法律为依据。

最后，纵观我国的交通现状并结合其他国家的立法，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刑法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仅仅是惩罚于事后，缺乏事前预防的功能。在此建议我国立法部门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对于严重醉酒驾驶及其它危险驾驶的行为，直接就规定为犯罪，进行刑事处罚，将防范交通肇事的关口前移。如果因此造成了交通事故，则加重处罚。而目前我国对于这些行为最多只能进行行政处罚,而且并不能严格执法.长此以往，在不少人思想上形成一个极其缺乏人性的观念，即开车撞死人不过赔钱了事。交通肇事被戏称为“杀人成本最低”的犯罪方式。因此，在继孙伟铭案后的杭州飙车案、南京醉酒驾驶撞人案发生之后，立法机关更应该考虑对这些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纳入刑法惩处范围，加大量刑幅度，以进一步防范恶性交通肇事的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四篇：被害人社会救助保障体系研究

被害人社会救助保障体系研究

【摘要】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的保护一直以来都是以国家为视角，忽略了社会的救助作用。在社区矫正兴起以来，社会的帮扶作用日益得到重视。本文立足于社会角度，希望能够构建一个社会对被害人的救助保障体系。

【关键词】社会 被害人 精神抚慰。

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产生，各国对于被害人开始直接而全面的保护。首先，建立了国家补偿制度，对于那些因犯罪行为而受重伤或者死亡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予以金钱补偿；其次，建立了相应的被害人援助制度，从提供法律建议、心理慰藉、经济援助等方面保护被害人；再次，刑事诉讼当中也注重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增加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参与权。其中，对于被害人在受侵害后的社会救助与抚慰尚付阙如，亟待一套完备的体系帮助被害人更好的恢复。

一、社会对被害人救助的作用。

社会对被害人的救助主要体现在避免被害人受到“二次侵害”。二次侵害是指“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是第一次被害，犯罪之后由于社会的歧视、忽视以及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因为不当刑事司法行为所遭受的侵害是第二次被害。”i在现实生活中，被害人通常通过刑事诉讼程序惩治罪犯，获得经济赔偿，但其却不能因此得到彻底解脱，被害人常常会表现出强烈的自我封闭心理倾向，强迫自己与社会生活分离。精神病心理学家桑德拉·布鲁姆在其《避难所的建造》一书中指出：尚未治愈的精神创伤易于被激发。如果没有对精神创伤加以妥善的处置，在经历此创伤的人、家庭甚至其后代的生活中，这些精神创伤都会被激发ii。精神创伤不仅是被害人的核心经历，而且也是许多加害人的经历。许多暴力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先前经历了精神创伤而该创伤又没有加以妥善地对待，由此重新被激发。因此，恢复精神创伤对被害人来说是重要的。

国家对被害人的救助主要表现在职权性、物质补偿性、条件性。首先、国家的任何行为都是依职权所作出的，该行为具有合法性无疑但欠缺合理性。对于已经受到伤害的被害人更需要社会中有爱心的群体给予温和的、恰当的帮助与救济。其次，国家对被害人的抚慰与救济是以惩罚犯罪、给予被害人补偿金实现的，而对于被害人精神上的伤口却无法安抚，也无法帮助其更快的恢复与融入。在此，社会的功能则能更好的体现，特别是在帮助被害人弥补精神创伤、融入社会方面。最后，国家对任何救助行为都有严格的规定，符合一定条件和标准方能作出，也就是说，有很多被害人会因为救助标准的不合理而得不到救助。因为有的被害人虽然遭受的犯罪侵害较轻，但造成的伤害却很重，由于国家的严格规定，不能法外施恩。

因此，从上看出我们绝不能忽视社会对被害人恢复方面的作用，它是国家这个主体无法替代的，在救助方面具有人性化、温和化、全面化的特点。

二、构建被害人社会救助保障体系。

《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来，对犯罪人社区矫正已经陆续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社会的矫正与救助作用得到认可。建立对被害人的社会救助保障体系已经势在必行。这个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建立被害人服务机构。我国尚无被害人援助机构，考虑到我国目前庞大的被害人队伍，这类机构很有建立的必要。同时这些机构可以是政府机构，也可以是社会团体、民间组织iii。可以根据受侵害的犯罪种类不同，组建不同的服务机构，例如性犯罪被害人服务机构、未成年人被害人服务机构以及被拐卖妇女儿童亲属的服务机构等。

其次，提供特殊的医疗服务。由于社会中存在对犯罪事件的反感，使得无论是被害人还是犯罪人，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受歧视现象，因此被害人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同情和应有的治疗或在医药费用上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这样不但被害人的伤情得不到有效治疗，其心理还会受到进一步的创伤。因此，各级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对待被害人应比一般的病人要重视。

再次，提供有效的经济援助。被害人受害之后，由于突然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或因治疗身体遭受重大损伤而支付巨额医疗费，往往在经济上会遇到困难，虽然被害人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被告人赔偿和国家赔偿，但由于具有滞后性且数量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其要求，我们应通过保险赔偿、社会援助、社会捐助等途径对其给予适当的经济援助。这类经济援助是非常必要的，是社会救助对国家救助的必要补充。因为国家只有在判处被告人有罪后才能启动附带民事诉讼和国家赔偿，而在之前的一段诉讼关键时期却得不到物质补偿，这是很大的漏洞。

同时，应为被害人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应当在被害人受害之后及时向他们提供心理咨询服务，消除和缓解被害人所受的心理损害，被害人的亲友、邻居、同事、刑事司法人员、医疗人员和其他人员及新闻媒体应对被害人的被害经历表示理解与同情，不能对其进行歧视，而应向其提供感情上的支持。尽量发挥社区的矫正、修复功能，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修复被害人的损失。

最后，尊重被害人的人格。应对司法人员、医疗保健人员、自愿机构、社会服务机构及其其他有关人员进行培训，使他们认识到受害者心理健康的需要，对受害者不应抱有轻蔑甚至是指责的态度。对涉及被害人隐私的案件不应传播，并限制新闻媒体公开报道。通过法制宣传教育，动员社会力量为被害人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包括生活、就业等方面，以促进被害人人格尊严的恢复，使其重归社会。

应当指出的是，社会对被害人的保障体系并不能代替国家对被害人的救助制度，国家仍然是主导。只有国家以其强制力为保障，才能实现惩罚犯罪、追索赔偿金，即“矫正的正义”。而且社会救助体系应当形成与国家救助制度相配套的补充体系，互通有无、信息共享，从而营造一个包容、安宁、和谐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孙孝福著。《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运行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2]冯卫国著。《行刑社会化研究——开放社会中的刑罚趋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陈彬，李昌林。论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J].政法论坛，2008年4月。

注释。

1参见刘会平，《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研究》，硕士毕业论文，吉林大学，2009年10月。

2霍华德·泽赫。恢复性司法[A].狄小华，李志刚。刑事司法前沿问题——恢复性司法研究[C].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3参见孙孝福著：《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运行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第169页。论文关键词：社会救助

第五篇：关于非道路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定性问题

行为人在非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辆致人死亡如何定性，最高人民法院法释２０００３３号《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２款已有明确规定，即按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的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但是笔者认为，过失致人死亡罪与交通肇事罪是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犯罪，有着本质的区别，确定为过失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

罪处罚更符合法律原理和立法精神。

一、非道路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符合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特征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或过失地实施危害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行为。在非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即主要在乡村自行修建的道路、自然通车形成的道路、住宅楼群道路、机关团体单位的内部道路以及厂矿企事业的专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虽然不符合交通肇事罪规定的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的特征，但这些非道路同样是公众经常出入的地方。在这些非道路上行驶，违反交通法规，发生交通事故，同样会给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带来危险。因此非道路交通事故侵害的社会关系应该是公共安全。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在道路上因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应以危害公共安全罪下的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由此可以推断，在非道路上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应以危害公共安全罪下的其他罪名定罪处罚。由于我国刑法分则未规定在非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构成何罪，所以，可将这种犯罪归类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二、非道路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行为确定为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更科学笔者认为，对在非道路上因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确定为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比过失致人死亡罪更科学，主要有三点理由：首先，法释２０００３３号司法解释规定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表面上看似无不妥，但此罪侵害的客体是人的生命，与交通肇事致人死亡侵害公共安全这一客体比较是有本质区别的。这是因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重大社会危害性，其首先危害的是公共安全，在这种公共安全下才对特定人的生命产生侵害；而过失致人死亡罪，其首先危害的就是特定人的生命。其次，从刑法立法精神来看，在非道路上违反交通法规，发生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以及公私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均应构成同类犯罪，而法释２０００３３号司法解释却规定分别按重大责任事故、重大安全事故、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很显然，该司法解释规定了的三个罪，分别侵犯了两种不同的客体，即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安全事故罪侵犯客体是公共安全，而过失致人死亡罪侵犯的客体是人的生命。而在一般情形下，由相同的主观因素，实施相同的侵害行为，侵害同一社会秩序，只不过造成了多种后果，所以应定一罪为宜，而不宜在不同的客体分别定罪。第三，从处罚结果来看，司法实践中对非道路交通肇事致人死亡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其量刑幅度为：“处３年以上７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３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交通肇事罪中有“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情形的，其量刑幅度为：“处３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只有“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情形的，才“处３年以上７年以下有期徒刑”。从这两罪的量刑幅度看，对非道路交通肇事犯罪，如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很显然，前者的处罚重于后者。这对在非道路上交通肇事的肇事者来说在刑事责任的承担上是不公平的。但是，以过失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它的量刑幅度则和交通肇事罪基本一致，即“处３年以上７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３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最低刑种也是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