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侵权请求权与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研究与分析（共5则）

第一篇：略论侵权请求权与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研究与分析

略论侵权请求权与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

王轶

【摘要】诉讼时效制度的功能是维护不特定第三人与义务人财产状况有关的信赖利益，惟有存在保护不特定第三人此种信赖利益的必要时，方有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问题。基于此种认识，以权利人长期不行使特定类型请求权是否会产生保护不特定第三人信赖利益的必要为依据，对侵权请求权与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问题应具体分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83条、117条以及第134条第一款的规定，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和赔礼道歉都属于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2002年12月提交立法机关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八编“侵权责任法”以及2008年12月提交立法机关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都坚持了《民法通则》开创的立法体例，认可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的多样化。这就使得侵权请求权与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成为一个颇值关注的问题。考虑到诉讼时效制度的核心功能是：一旦权利人长期不行使特定类型的请求权，就会向不特定第三人呈现出似乎不存在对应着此种类型请求权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状态，不特定第三人会基于对此种状态的信赖而对义务人的财产状况产生错误认识并与义务人进行各种类型的民事交往，从而产生信赖利益。为保护不特定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对此种类型的请求权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权利人请求权的行使应受到期限限制。本文拟从这种认识出发，以权利人长期不行使特定类型请求权是否会产生保护不特定第三人信赖利益的必要为依据，运用类型化的思考方法，对侵权请求权与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问题予以简略分析。

一、在诸多类型的侵权请求权中，损害赔偿请求权适用范围广泛，居于较为重要的地位。

依学界通说，包括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在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属于债权请求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确认，债权请求权以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为原则，以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为例外。学界对于损害赔偿请求权若长期不行使会产生不特定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因此有保护不特定第三人信赖利益的必要存有共识，对损害赔偿请求权一般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并无争议。

但是，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侵权请求权属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中恢复原状请求权的具体存在形式，应当归为债权请求权的范畴，它们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民法学界尚存争议。有学者主张，这些类型的侵权请求权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考虑到诉讼时效制度的功能是维护不特定第三人与义务人财产状况有关的信赖利益，惟有存在保护不特定第三人此种信赖利益的必要时，方有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问题，而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请求权以恢复受害人人格上的利益为目标，即使请求权人未在一定期限内行使相应类型的请求权，也不会让不特定第三人对加害人的财产状况产生任何错误认识，不存在保护不特定第三人信赖利益的问题，因此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即使属于债权请求权，也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审判实践中，应将这些类型的债权请求权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四项“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来对待。

二、停止侵害请求权、排除妨碍请求权以及消除危险请求权应否适用诉讼时效，学界也存有争议。在传统民法上，侵权责任承担方式通常仅限于损害赔偿，停止侵害、排除妨碍以及消除危险并非侵权责任承担方式，而是物权请求权的具体类型。我国现行民事立法用侵权责任制度取代传统民法上的物权请求权制度，扩张了停止侵害、排除妨碍以及消除危险请求权的适用范围，使得它们可以对物权以外的其他绝对权如知识产权和人格权、对绝对权以外的相对权以及民事权利之外的民事利益一并发挥救济功能，但这并不能改变这三种类型请求权的法律性质，它们仍然属于不同于债权请求权的独立类型请求权。笔者认

为，从诉讼时效制度的功能出发来分析，这三种类型的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原因在于，这三种类型侵权请求权都是指向现实存在的妨害和危险，这种现实存在的妨害和危险一般就排除了向不特定第三人呈现此类请求权不存在状态的可能，不特定第三人也就无法产生相应的侵权请求权不存在的信赖，因此不存在保护不特定第三人信赖利益的问题，诉讼时效制度的核心功能对于这些类型的请求权也就不存在适用的可能性。

三、返还财产请求权与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关系略微复杂一些，需要区分其存在的具体背景逐一进行分析。

1.以登记作为公示方法的不动产物权。在我国《物权法》上，就不动产物权的登记而言，存在设权登记与宣示登记的区分。设权登记是指创设物权效力的登记，如我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第14条、139条等条文中的登记。此种登记如不践行，则当事人之间纵有物权变动的事实，在法律上也绝对不生效力。宣示登记是指将已经成立的物权变动昭示于人的登记，如我国《物权法》第31条中的登记。宣示登记并无创设物权的效力，不过非经宣示登记，当事人再为处分行为时，无法履行其在该处分行为中负担的移转物权于相对方的义务。此外，在我国《物权法》上，就登记的效力而言，还有登记成立要件主义和登记对抗要件主义之别。前者指未经登记手续的办理，当事人之间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我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第14条、139条等条文采此。后者指登记手续的办理仅是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而非物权变动法律效果发生的要件，我国《物权法》第129条、158条等条文采此。以设权登记 [4]为背景，就登记效力采公示成立(或生效)要件主义的不动产物权如不动产所有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而言，权利人享有的返还原物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原因在于，只要登记簿上仍然显示不动产的权属状况，就会排除向不特定第三人呈现权利不存在状态的可能，不特定第三人仅仅基于加害人对不动产的占有就相信加害人无须向任何人负担返还财产的义务缺乏正当依据，因此不存在保护不特定第三人信赖利益的必要。就登记效力采公示对抗要件主义的不动产物权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地役权而言，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人所享有的返还财产请求权也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因为在登记对抗要件主义下，法律保护交易关系中善意第三人对登记所公示的权利状态产生的消极信赖，这就意味着凡是登记簿上没有显示的权利变动，善意第三人均可相信其从未发生过，但任何人不得因民事主体对不动产的占有而相信该民事主体对不动产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地役权等。因此，不特定第三人相信占有不动产的民事主体无须向任何人负担返还财产的义务缺乏依据和理由，不存在保护不特定第三人信赖利益的问题。但在登记对抗要件主义下，未办理登记手续就已经取得特定类型不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若对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人所享有的返还财产请求权长期不行使，就会向不特定第三人呈现似乎当事人之间不存在返还财产请求权的表象，因此有保护不特定第三人信赖利益的必要，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其对其他占有不动产的人享有的返还财产请求权即使长期不行使，由于该占有人并非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并不会向不特定第三人呈现该占有人没有负担返还财产义务的状态，所以也不存在保护不特定第三人信赖利益的必要，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以宣示登记为背景，若不动产物权人已经办理了宣示登记，其享有的返还财产请求权自然不存在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问题。但在办理宣示登记手续之前，该不动产物权人对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人享有的返还财产请求权若长期不行使，就存在保护不特定第三人信赖利益的必要，应有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问题。如甲依据我国《物权法》

第28条规定，基于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取得登记在乙名下的房屋所有权，该房屋在法律文书生效后仍由乙占有，甲即取得对乙的返还原物请求权。甲一直未去办理宣示登记，也长期不向乙行使返还原物请求权，就会让不特定第三人产生甲乙之间不存在返还原物请求权的信赖，也会让不特定第三人对乙的财产状况和经济实力产生错误判断 [5]，因此存在保护不特定第三人信赖利益的必要，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不动产物权人对其他占有不动产的人享有的返还财产请求权即使长期不行使，由于该占有人并非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并不会向不特定第三人呈现该占有人没有负担返还财产义务的状态，不存在保护不特定第三人信赖利益的必要，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2.对以占有作为公示方法的动产物权如动产所有权、动产质权等而言，考虑到占有具有权利推定的功能，即法律推定占有动产的人对动产行使的权利是合法的，如果权利人长期不向无权占有动产者行使返还财产请求权，就会像一般的债权请求权一样向不特定第三人呈现此权利不存在的状态，不特定第三人会因此以为占有动产者无须向任何人负担返还财产的义务，此时就有保护不特定第三人信赖利益的必要，也就存在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必要性。

3.对以登记作为公示方法的动产物权如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的所有权等而言，由于其登记在公示效力上采公示对抗要件主义，物权变动仅由债权意思结合非公示方法的践行行为而完成，所以只有经过登记的物权变动才具有对抗任意第三人的效力，未登记的不能产生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此种登记对抗要件主义与混合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相对应。在混合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依据《物权法》第24条，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所有权的转移即使不采用登记的公示方法，也可基于生效的合同行为结合交付行为发生转移的法律效果，只不过“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6]，因而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所有人享有的返还财产请求权应否适用诉讼时效，应区分情形分别对待：登记簿上记载的所有权人所享有的返还财产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因为登记对抗要件主义下，法律保护交易关系中善意第三人对登记公示的权利状态所产生的消极信赖，这意味着凡是登记簿上没有显示的权利变动，善意第三人均可相信其从未发生，但任何第三人不能因民事主体占有船舶、航空器或机动车而相信其为所有权人。因此不特定第三人相信登记的所有权人与实际占有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的当事人之间不存在返还原物请求权，缺乏依据和理由，不存在保护不特定第三人信赖利益的问题。但就未办理登记手续就已经取得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所有权的权利人而言，其对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所享有的返还原物请求权若长期不行使，就会向不特定第三人呈现在当事人之间不存在返还原物请求权的表象，故有保护不特定第三人信赖利益的必要，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其对其他占有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的人所享有的返还原物请求权即使长期不行使，由于该占有人并非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并不会向不特定第三人呈现该占有人没有负担返还原物义务的状态，所以不存在保护不特定第三人信赖利益的必要，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第二篇：无效合同适用诉讼时效问题探析探讨与研究

无效合同适用诉讼时效问题探析

周新峰魏明星

摘要：司法实践中关于对因无效合同纠纷而引发的诉讼中是否应适用诉讼时效看法不一，主要存在着三种认识即：适用说、不适用说和适用除斥期间说。笔者认为在该类纠纷中无效合同其虽也是当事人间的协议，但因这种协议其内容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道德，故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从性质上讲其应并不是合同。因此在无效合同诉讼中不应有诉讼时效限制。但是由于无效合同引发的民事纠纷常会伴随财产返还或赔偿损失的法律后果，在这两种结果出现时则应区别对待，对出现这两种情形时应根据财产返还或赔偿损失的债权性质去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诉讼时效亦即消灭时效，是指对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的权利人使其丧失诉讼中胜诉权的一种法律制度。该制度是司法实践中债务人为对抗债权人要求其行使债务的请求而广泛使用的一种抗辩事由，在审判实践中尤其是民商事审判中有着非常广泛的适用，我国《民法通则》也于第135条对此进行了规定。但近年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在实践中常常会出现这样一些情况，如当事人一方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恶意与他人交易，后来由于情事变化不愿履行，便以合同无效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另外，还存在无效合同签订并履行，而且时隔久远的情形后，一方当事人又为经济利益而进行诉讼主张合同无效应返还财产等现象的出现，这些权利的行使从而引发诉讼时效在无效合同中能否适用问题。然而对于这些情况的出现，我国现行《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并未就合同无效是否适用诉讼时效予以明确规定，导致在审判实践上做法也不尽一致。有认为无效合同不适用诉讼时效的、也有人认为无效

合同适用诉讼时效的，同时也有人以为在该种情况下应适用除斥期间来进行认定。笔者以为：诉讼时效问题不应适用于无效合同，但在合同被宣告无效后，对由于无效合同而引发的后果而出现的财产返还或赔偿损失问题上则应适用时效的规定。故此笔者试就从无效合同和诉讼时效的法律属性上分析比较进行论述，意求抛砖引玉以求教于各们同仁。

一、无效合同的确认与时效的适用

无效合同是相对于有效合同而言的，又称绝对无效合同。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因其在内容上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法律效力的合同。是自始就确定的当然的绝对不能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具备合同有效要件的合同，除法律、行政法规特别规定外，成立后即发生法律效力。相反，不具备合同有效要件的合同，则不能于成立后就发生法律效力。不具备合同有效要件的合同因其所欠缺的合同有效要件的情况不同，其性质和后果也不完全相同。无效合同就是因其严重欠缺合同的合法性而不可能具备法律效力的合同。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了无效合同的几种情形：(1)一方以欺诈、胁近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确认合同无效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其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无效合同的性质而言，合同无效的确认是一个事实的确认，对合同无效的确认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以及有权机关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出。因为，无效合同在性质上并不是合同，而只是一个独立的范畴。我国《民法通则》区别了民事法律行为和民事行为的概念。民事行为包括了合法的和非法的行为;而民事法律行为是一特定的概念，它仅限于合法的民事行为，非法的民事行为，则是无效民事行为，这就从本质上区别了合法与非法的民事行为。由于民事法律行为的典型形式乃是合同，因此，无效合同和合同应作出严格区分。合同是当事人之间产生、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合法行为，而无效合同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但因其内容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道德而不能产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而且也不具

有合同所应有的拘束力，所以对无效合同来说，虽然已达成协议，但并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因而应与合同相区别。

一般认为，无效合同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无效合同的违法性。所谓违法性，是指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由于合同的违法性表明此类合同根本不符合国家意志，因此不能使合同发生法律效力。二是无效合同是自始就不发生效力的合同。所谓自始不发生效力，是指自成立时起就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在当事人间不产生合同中约定的债权债务。三是无效合同是确定的不发生效力的合同。这就是说，无效合同不仅自订立时起不发生效力，其后也不会因其他行为的补正而发生效力，其无效的后果是自始确定不变的，既非因当事人撤销合同而无效，也非因合同未被追认而无效。四是无效合同是当然的绝对不能发生效力的合同。所谓当然地绝对无效，是指无须经任何程序和无须任何人主张就是无效的。对于无效合同，任何人都可主张其无效，任何人也不能使其有效。五是无效合同的国家干预性，这种干预主要体现在，合同当事人就合同是否无效发生争议时，得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决，不能将无效合同无效的事实改变，而法院和仲裁机构不待当事人请求合同无效，便可以主动审查合同是否具有无效的因素，如发现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便应主动地依职权确认合同无效。即使当事人未主张合同无效，法院或仲裁机构也不能将无效合同作有效合同处理。

其次，合同无效和诉讼时效在制度功能上并不一致，二者的价值追求不同。确认合同无效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关系的合法状态。诉讼时效的规范功能在于维护新的事实状态。诉讼时效适用于债权的请求权。凡债权请求权，无论其发生原因及请求权内容为何，均得为消灭时效的客体，包括契约履行请求权及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请求权，缔约上过失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当得到返还请求权，及侵权行为为损害赔偿请求权等。从各国法律关于时效的规定来看，都不适用于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我国《民法通则》中对诉讼时效的规定，也没有包括无效的确认。

由于无效合同自始绝对确定的无效，因此，无效合同本身不适用于诉讼时效制度。无效合同的确认之诉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出。合同绝对无效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而绝对无效合同的认定不应适用时效是合法推定。在当事人一方请求履行合同义务时，相对方可行使抗辩权拒绝履行。

有观点认为，合同无效或者确认合同无效应当是有时间限制的。其理由在于合同履行多年之后，仍坚持将合同确认无效，既有悖于合同无效制度的初衷，也与稳定秩序的法律宗旨不相符，不利于当事人的生活安宁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对无效合同确认加以时间限制的目的在于维护既存且稳定的事实状态，不使其因某合同被确认无效而被破坏，限定的是否定既存事实状态的权利或权力。除斥期间的规范功能与对无效合同的确认加以时间限制的目的相吻合。故主张时间限制应归属于除斥期间。笔者以为，这种观点从合法性和合理性上讲都是站不住脚的。第一，除斥期间，是某种合法权利的预定存在期间，而合同无效在于纠正不法情形。第二，片面强调当事人交易关系的安定，实际上是允许不法状态的持续存在，这样就会大量出现规避法律的强行规定或禁止性规定的情况，这将有损公共秩序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正如王利明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认为确认合同无效应受时效的限制，则在一定的时间经过以后违法的合同将变成为合法的合同，违法的行为将变成合法的行为，违法的利益将变成为合法的利益，这显然是不符合立法的宗旨和目的的，也与法律秩序的形成是相矛盾的。

二、合同宣告无效后产生的请求权与诉讼时效的适用

我国合同法第56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效力。因此，合同被确认无效和被撤销以后，将溯及既往，自合同成立之日起就是无效的，而不是从确认合同无效之时起无效。尤其是对无效合同来说，因其在内容上具有不法性，故当事人即便在事后追认，也不能使这些合同生效。合同关系不再存在，原合同对当事人不再具有任何拘束力，当事人也不得基于原合同而主张权利或享受任何利益。但是，无效合同虽不能产生当事人所预期的法律效果，但也并不是不产生任何法律后果。无效合同的违法性决定了合同被有权机关宣告无效后产生如下法律后果：

第一、返还财产，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合同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以后，对已经交付给对方的财产，享有返还财产的请求权，对方当事人对于已经接受的财产负有返还的义务，包括单方返还和双方返还。第二、折价补偿，是在因无效合同所取得的对方当事人的财产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时，按照所取得的财产的价值进行折算，以金钱的方式对对方当事人进行补偿的责任形式。

第三、赔偿损失。根据《合同法》第58条之规定，当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如果由于一方或者双方的过错给对方造成损失，还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四、非民事性后果。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后，除发生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民事性法律后果外，在特殊情况下还发生非民事性后果。《合同法》第59条具体规定了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发生追缴财产的法律后果，即将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所取得的财产追缴回来，收归国家或返还给受损失的集体、第三人。收归国有不是一种民法救济手段，而是公法上的救济手段;一般称为非民法上的法律后果。依《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民法通则》第61条第2款“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的解释，应追缴财产包括双方当事人已经取得的财产和约定取得的财产，体现了法律对行为人故意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范的惩戒。

尽管绝对无效的合同的确认不应当适用时效，但合同在宣告无效以后，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相互返还或损害赔偿的请求权，这种请求应当适用时效的规定。也就是说一旦宣告无效，已经做出履行的一方，有权请求对方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对这种请求权，必须要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这是因为，一方面，请求赔偿损失，应当属于债的请求权的范畴，理所当然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另一方面，在合同宣告无效以后，享有返还原物、赔偿损失请求权的一方，也应当积极行使权利。因为一旦宣告合同无效，法律对现实中的财产关系就会进行重新调整，如果长时间不主张权利，则调整后的法律关系将处于稳定状态，经过较长时间再重新提出，就会破坏这种秩序。因此，在法院在判决中宣告合同无效，但并没有确定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的的情况下，当事人必须在确定的时间内提出。在一方主动提出宣告无效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要求返还原物、赔偿损失，则也应当在诉讼时效期限内提出请求。

(二)、是原合同当事人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时，产生非民事性后果，无论何时，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利益均应受保护，不受时效的限制。

此外，合同无效不影响解决争议条款的效力。我国《合同法》第57条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面的条款的效力。”该条款表明，合同中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具有相对独立性，不因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而失去其效力。

第三篇：NBA薪资制度的分析与研究

摘要：从nba新劳资协议的角度出发，分析nba劳资双反产生纠纷的原因以及最终达成的协议对薪资制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劳资协议下球员在收入分成上面做出了让步，但是获得了更加自由的操作空间，在对限制球队烧钱行为的同时鼓励球队进行投入，完善的薪资制度能够维持nba联盟平衡、稳定的发展。

关键词 nba 薪资制度

一、nba薪资制度的原理

nba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联盟。随着体育市场化、商业化、产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第四任总裁大卫?斯特恩把深埋在篮球产业中的商业价值充分的挖掘出来使得nba成为了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职业体育联盟。美国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自1998年开始每年都会对nba球队进行市值评估，2013年最新公布的榜单显示所有30支球队的总市值为152.71亿美元，其中排名第一的纽约尼克斯队总市值高达11亿美元。在所有运动员中，收入最高的是科比?布莱恩特（kobe bryant），其薪资和代言收入高达5，980万美元。科比在洛杉矶湖人队的工资是2，780万美元，高居所有nba球员之首。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可以被理解成为是一系列生产要素之间的一个契约。这个契约是在人力资本所有者和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共同缔结起来的。如果把nba中的每个球队都看成是一个企业的话，那么为球队提供资本的球队老板即是资本的拥有者，球员们相当于工人，他们可以拿到按合同所规定的工资，收益是确定的，不存在风险，球队的老板们承担着市场的风险，理所应当获得剩余价值的索取权。利润一般来说是不确定的，所以剩余索取者的收益是最难以得到保障的。在《福布斯》杂志的榜单上，共有22只nba球队的运营利润为正数，最高达8320万美元，最低为170万美元。也就是说仍然有8支球队“亏本”，其中亏损最多达1870万美元，最少也有50万美元。2011年球员作为劳方与老板组成的资方进行了新一轮的劳资谈判，围绕着利益分配的问题双方展开激烈辨斗，由于无法达成一致曾一度造成2011―2012赛季nba停摆。最后双方各退一步达成了新的劳资协议，使得nba能得以继续。

二、浅析新劳资协议

随着2011年nba劳资纠纷的落幕，平衡球员和老板利益分配的新劳资协议也应运而生。所谓劳资协议就是当员工代表或工会代表与单位行政部门或雇主之间，就劳动条件的改善和劳动关系的处理问题进行谈判，并达成一致时，双方达成的协议。新的劳资协议在许多地方都有新的规定。

在协议的长度方面，新的劳资协议为10年，其中在2017年双方都有权单方面决定跳出，相比2005年旧劳资协议的7年，2011年老板有权选择跳出，不仅增加了年限更使劳方有了更加灵活的应对措施。在双方分歧最大的收入分成方面，新劳资协议规定球员在这个赛季拿到51.15%。在接下来的赛季里面，除了作为基础的50% 收入以外，球员会得到（或者额外支付）联盟收入和预测收入之间差额的60.5%。球员总收入分别以49% 和51% 为上下限。另外，在球员收入的部分里面，占篮球相关收入的1%的资金由联盟保管并投入到球员退休基金里面去。相比2005年劳资协议的球员拿到57%的篮球相关收入，劳方在收入分成方面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正如之前所述，资方一方面需要承担市场的风险，一方面又要付给劳方工资所以理应拥有利润的索取权，既然双方能在这个点上达成一致，说明这51.15%是合理的。在球队总薪金方面，依然是实行软工资帽，最低总薪金由原来工资帽的75%变更为接下来的两个赛季里面，工资帽的85%，之后提升到90%。这一举措使得一些偏安一隅的小球队不得不加大投入，即提高了nba整体的竞争性也间接保障了球员合同的额度。在奢侈税方面，2005劳资协议规定，球队每高出奢侈税一美元，就要另外多付一美元。新劳资协议在处罚方面采用了逐级递增的方式，11/12 和12/13赛季，奢侈税不变。从那之后，奢侈税变成按每500万逐级递增。具体的税额是：比奢侈线高500万以内：该部分以1：1.5征税比奢侈税高1000万以内但是500万以上：该部分以 1：1.75征税高1500万以内但是1000万以上：该部分以1：2.5征税高出1500万：该部分以1：3.25征税。如果一支球队在过去5年里面4次超过税线，则另外多增1美元的线（也就是现在的奢侈税率变成了2.5，2.75，3.5 和4.25）。奢侈税收入的分配方面，新协议规定仅由奢侈税线下球队分得不超过奢侈税总收入的一半，剩余的部分由联盟所得。比旧协议的奢侈线下球队拿到奢侈税收入的1/30提高了小球队的奖励。财力雄厚的大老板在签下球员之前也要计算这价值不菲的奢侈税，这项举措能够进一步平衡球队之间的实力差距。在球员合同方面，新劳资协议缩短了球员最长合同年限，新秀球员和老将球员均由原来的最长续约5年缩短至4年，另外每队都可有一位新秀球员作为“顶薪指定球员”或者使用伯德条款签约的球员可以享受5年的最长续约。

三、新劳资协议对球队、球员薪资的影响

工资帽是nba薪资制度的核心内容，它规定了球队总工资的最高、最低限额，起到了限制某些球队不惜下重金打造豪华阵容的做法，起到了维持各个球队间实力平衡的作用。但是在一些特定情况下，nba允许球队总工资超过工资帽的限额，主要有伯德、早伯德、中产、老将、双年、新秀、底薪等特例条款。球队补强阵容的主要手段是签约球员和交易球员，在球员交易时，球队总薪金超过奢侈税的球队按照送出球员工资的125%+10万美元薪水匹配，球队总薪金在工资帽以下的球队（要求在交易完成后不超过奢侈线）则能够匹配送出球员的150%+10万美元或者送出球员的100%+500万美元薪水，另球队每赛季的交易最多付出或者收入300万美元。当一个球员在交易并被裁掉后，于当赛季将不能回原队。

一般来说，球队会和队中符合长远计划的球员提前敲定新合约，任何球员到了第五个赛季，只要满足下列条件之一：两次入选联盟最佳阵容；两次被票选为全明星先发球员；获得一次nba的mvp荣誉，既能得到一份起薪为工资帽30%的顶薪合约。这可以看做是对那些超级球星有利的规则，往往那些超级球星的合约都是价值不菲。多数球员在一份合约到期时会成为自由球员或受限制自由球员，自由球员可以和任意一只有薪金空间的球队签约。而受限制自由球员在得到报价后，母队匹配的时间由原来的7天改为3天，报价金额除了看其选秀顺位还要受是否是主力球员影响。虽然降低了球员合同长度和增长幅度，但是这样更有利于球队灵活操作，为后面续约的球员提供良好的薪金环境所以整体来说并没有使球员受到大的影响。为了避免一些所谓“垃圾合同”影响球队经营，新劳资协议规定每支球队可以裁掉一名球员，这名球员的薪水将不再像以往一样计算进球队薪水总额，这一举措让球队能甩掉那些饱受伤病侵袭却身背巨额合同的球员，极大的灵活了球队的操作空间，也打击了个别球员在获得高额合同后便“消极怠工”的不良行为。

四、nba薪金制度对cba的启示

我国cba联赛步入职业化的新时期，受关注程度达到新的高峰，高水平外援的加入使得竞技水平和观赏性大大提高，但是仍然暴露出了许多弊端。cba球队一般都有多个东家，管理较为混乱，各支球队广告招商由篮协统一管理，仅剩冠名权由球队支配，在各种内外部条件影响下全部cba17支球队中仅广东宏远一支球队实现营利，要改变现在的状况首先要引入先进管理模式。高水平的外援对球队的影响显而易见，各支球队纷纷陷入高新聘请nba球员的热潮。虽然篮协在2009年出台过一份《cba俱乐部球员和教练员工资总额控制暂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但是在各个球队的执行方面似乎成为了一纸空文，并未起到限制球员薪水的作用，虽然篮协规定了球员的工资标准，但是却没有对奖金加以硬性规定。为了使cba健康、持续的发展，主管部门必须借鉴好的管理经验来管理联赛和扼制各个球队滥发工资和奖金的现象，真正的做大、做好我们自己的联赛。

第四篇：债权人代位权与诉讼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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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代位权与诉讼时效

一、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能否发生债权人代位权

债权人代位权是债权的对外效力的体现，以保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为目的。债权人代位权的产生，以合法债权的存在为前提。如果是非法的债权，比如赌债或者买卖婚姻发生的价金债权，本身不合法，因而也不发生债权人代位权。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参见图1)，并不同于此等非法债权，只不过是丧失胜诉权，属于不完全债权，如果债务人(乙)自愿履行，债权人(甲)的受领并不构成不当得利。因而，此种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能否作为债权人代位权的基础权利呢?这一问题，值得探讨。

笔者以为，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原则上不能够作为债权人代位权的发生基础。当然，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限制。但问题的关键是，对于超过诉讼时效的债务，债务人可以拒绝履行，债权人也不能再请求强制执行。因而，债务人乙怠于行使其权利，纵然使其责任财产本能增加却没有增加，债权人甲也不能再代债务人乙之位行使其权利。原因在于，此时债务人乙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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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的多寡已经与甲没有关系了，甲如执意代位行使乙对次债务人丙的权利，即属于对于债务人(乙)事务的不法干涉。由此可以说，债权因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而成为不完全债权，这时该债权的效力即变得不完全，其效力缺失的部分不仅包括债权的执行力，而且包括债权的部分对外效力，债权人代位权便在其列。

反之，如果承认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债权可以作为债权人代位权的发生基础，则甲对于乙的债权虽然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但仍可以通过行使债权人代位权请求丙向甲清偿其对于乙的到期债务。根据法释〔1999〕19号第20条，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这里实际上是借助于合同法上的抵销制度，使债权人代位权发挥了简易的金钱债权回收功能;而且这种抵销是一种特殊的抵销，它无须由当事人主张抵销权，即当然地发生抵销的效果。这样，其结果就是债权人甲的债权虽然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但仍然可以作为主动债权发生抵销的效果，这与通常的法理，即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债权不得作为主动债权而主张抵销相矛盾，无异于强迫对方履行自然债务。因而，应当认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债权不可以再成为债权人代位权的发生基础。

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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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7号)。因而，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债权，如果债务人予以确认，则可以因此使该不完全债权转化成为完全债权(债权的执行力复活)，虽然该债权所附的担保权并不能当然地随之复活。债权的执行力复活的同时，其对外效力也一同复活。此时，该债权既然恢复为完全债权，自然可以成为债权人代位权的发生基础。以图1为例，如果债务人乙确认了其对于甲的债务，且乙除对于丙的1万元债权外，别无其他财产，加之乙怠于行使其债权，该债权行将超过诉讼时效，则甲仍然可以代位行使乙对于丙的权利。二、一部请求与时效中断

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在债权人行使债权人代位权场合，相关债权的诉讼时效是否中断?如果中断则又如何中断?这些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和探讨。以图2为例，债权人甲对债务人乙拥有1万元债权，债务人乙对次债务人丙拥有2万元债权。依据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二款前段，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这样，甲行使代位权时便只能向丙主张1万元，对于乙对丙的2万元债权而言，属于“一部请求”。以下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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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位权诉讼中，涉及到两项债权，即甲对乙的1万元债权和乙对丙的2万元债权。甲提起代位权诉讼，本身就属于对自己债权的主张，应当属于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之列，因而，可以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另外，甲代位乙向次债务人丙主张乙的债权，既为法律所允许，对于乙对丙的债权而言，也就属于一种权利行使行为，也应当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因而，原则上说，在代位权诉讼场合，所涉及到的两项债权的诉讼时效都可以发生中断的效果。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涉及到“一部请求”，相应的债权的诉讼时效如何中断?

就图2设例分析，债务人的债权额超过债权人的债权额，债权人所可代位行使的以其债权额为限(一部请求)，对于超过的部分，是否亦因代位权诉讼的提起而一并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呢?就时效中断的理论基础而言，学说上有“权利行使说”和“权利确定说”的争论，前者系自实体法的立场出发理解时效制度，后者则是自诉讼法的立场理解时效制度。就代位权诉讼中的一部请求，自实体法而言，属于仅就债权中的一部分主张权利;自诉讼法而言，一部请求已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讼请求(诉讼物)，因而，时效的中断宜认为仅就一部债权发生，并不当然及于剩余部分。惟在债权不可分割的场合，其诉讼请求系针对债权整体提出，始发生使整个债权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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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可能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参照图3，其中甲对乙的债权为1万元，乙对丙的债权仅为8千元。甲提起代位权诉讼时，也只能向丙请求8千元。这时，就乙对丙的债权而言，整个的债权的诉讼时效中断，且丙如果清偿其债务的话，乙对丙的债权也就归于消灭，不成问题。问题是甲对于乙的债权的诉讼时效，如何中断?笔者认为，尽管这时甲通过代位权诉讼最终可能只是使自己获得8千元，对于1万元债权而言只是实现了其中的一部分，但与一部请求尚有不同。其间的差别在于，这时甲并非对于自己1万元的债权部分主张，而是基于1万元的整体提起代位权诉讼，因而，其诉讼时效应当就其债权整体中断，不宜认为仅就债权的一部分(8千元)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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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身损害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研究与分析

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身损害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

郭健

关于交通事故造成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网上多有讨论。经常有当事人来咨询。我根据本人对法律条款的理解，结合交通事故各种情况的特点，总结出如下的计算办法，供当事人参考。交通事故造成人身损害的，诉讼时效的期间是1年。诉讼时效起算的时间是：

1、协商损害赔偿争议，但未达成协议的。

(1)自行协商，但未达成一致的，从达不成一致意见之日起计算;

(2)交警适用简易程序当场调解，但未达成一致的，从接到交警当场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之日起计算;

(3)交警适用一般程序调解，但未达成一致的，从接到交警制作的终结调解书之日起计算。

2、协商损害赔偿争议，达成一致，但一方到期不履行的，从协议书约定履行的时间届满之日起计算。

3、未协商损害赔偿争议的。

(1)未达到伤残的，从医疗终结时间届满之日起计算;

(2)达到伤残的，从伤残鉴定结论确定之日起计算;

(3)死亡的，从办案机关通知尸体火化时间届满之日起计算;

4、肇事逃逸的，从接到交通警察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之日或者从确定车辆所有人、实际支配人和肇事人之日起算。

5、未在事故现场报警，事后请求交警队处理，交警队决定不予受理的，从接到交警队送达的不予受理通知书之日起计算。

6、需要康复治疗、后续治疗的，从康复和后续治疗费实际发生之日起计算。

7、其他未列情形的，从接到相关的法律文书之日起计算。

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规定

1、《民法通则》

第136条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

第137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第139条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第140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

第196条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计算。

3、《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七十四条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4、《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九十四条当事人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有争议，各方当事人一致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的，应当在收到交通事故认定书之日起10日内提出书面调解申请。

对交通事故致死的，调解从办理丧葬事宜结束之日起开始;对交通事故致伤的，调解从治疗终结或者定残之日起开始;

第九十五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的期限为10日。调解达成协议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制作调解书送交各方当事人，调解书经各方当事人共同签字后生效;调解未达成协议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制作调解终结书送交各方当事人。

5、《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04号

第六十六条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当场制作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由各方当事人签字，分别送达各方当事人。

调解书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调解依据;

(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基本事实和损失情况;

(三)损害赔偿的项目和数额;

(四)各方的损害赔偿责任及比例;

(五)赔偿履行方式和期限;

(六)调解日期。

经调解各方当事人未达成协议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终止调解，制作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终结书送达各方当事人。

6、《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公安部公交管[2008]277号

第八十一条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在规定的期限内制作《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由参加调解的各方当事人签字，主持调解的交通警察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通事故处理专用章后，分别送达各方当事人。

经调解未达成协议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制作《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终结书》，由主持调解的交通警察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通事故处理专用章后，分别送达各方当事人。

经调解未达成协议的，交通警察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解决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

略论侵权请求权与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研究与分析（共5则）

第一篇：略论侵权请求权与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研究与分析

第二篇：无效合同适用诉讼时效问题探析探讨与研究

第三篇：NBA薪资制度的分析与研究

第四篇：债权人代位权与诉讼时效

第五篇：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身损害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研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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