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把握证人心理获取真实证据

第一篇：浅谈把握证人心理获取真实证据

文章标题：浅谈把握证人心理获取真实证据

在案件检查工作中，调查取证是关键。由于种种原因，取证难已成为查处党内违纪案件的“三难”之一。在证人与被检查人之间关系复杂，有的是上下级关系，证人怕冒犯领导，被打击报复穿“小鞋”；有的是朋友关系，证人怕撕破情面，得罪朋友，伤感情；有的是业务关系，证人怕“自设障碍”少业务；有的虽不沾

亲带故，但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明哲保身”。在多年的办案实践中，笔者认为，运用政策法规和心理学方法，根据证人的思想动态，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是取得真实可靠证据的保证。

一、摸准证人的心理特点，采用适当方法引导证人自觉作证

为了摸准证人的心理特点，首先要了解证人的性格、职业、家庭环境、社会地位、一贯表现以及与被检查人的关系等方面情况；其次是对证人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推测、摸准证人作证的动机，然后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取证方法，促使证人向组织部上讲真话，主动作证。例如：在查处某乡原宣传委员王某（化名，已婚）违反社会主义道德，与未婚女青年通奸一案中，一开始，找王某谈话，他矢口否认。后了解到该乡政府青年干部曾某（化名）是王某的好朋友，他们之间无话不说，不但工作经常在一起，连8小时以外和节假日也常常是一起度过。于是找到曾某，曾某开始沉默不语，我们认真分析了曾某的心理，一边是组织，一边是朋友，说还是不说，肯定会很矛盾。我们就同他一起学习党纪条规中关于案件知情人的责任和义务的章节，要他摆正位置，配合组织。曾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讲述了他所知道此事的事实真相。从曾某处，我们找到了突破口，查清了王某的错误事实。

二、分析证人的心理状态，采取相应对策，消除证人的心理障碍

在调查中，有的证人因怕得罪人和牵连自己而不愿陈述自己了解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一是要因人而异，采取单刀直入或旁敲侧击策略；二是要陈明利害，使其认识到自己既牵连了此案，就非讲清楚此问题不可，消除心理障碍。例如：在查处某单位负责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一胎案件中，发现其两个孩子凭一乡卫生院开具的双胞胎出生证上了户口，根据出生证上接产医生的签名，我找到了该医生。该医生说，她在乡医院工作时没有接过双胞胎，也没有出具过双胞胎出生证明。我让她签名对出生证上的签名笔迹后，她不得不承认是她签发的，但又不愿讲清开具出生证的全过程。我分析一定有其它原因，就给她讲办案的原则、方针，及她该承担的责任。她看到我们以诚相待，终于说出，她不认识超生夫妇，该证明是某领导让开的。一件超生案牵出了弄虚作假、失职渎职案，违纪者同时受到处理。

三、观察证人的心理变化，掌握攻心“火侯”，注意适时取证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取证环境变化，有的证人会出尔反尔，出现“翻口供”现象，遇到这种情况，取证人切忌暴躁训人，而应稳住阵脚，首先应选择僻静、庄严的谈话场所，找证人推心置腹的交谈；二是调整办案人员本身的心理素质，在掌握证人的心理前提下，努力做到与证人心理相容。例如：在查处某局长，利用发包工程接受包工头壹万元贿赂款案件中，包工头在第一次谈话中，证实送了壹万元给该局长，几天后他拿着一张该局长写的借款壹万元的借条找到办案人员称这壹万元是借款。我们分析他是受人旨意，一方面想为该局长开脱、逃避纪律追究，二方面想通过这张借据要回点钱。我们就耐心细致地给他讲政策、法律、讲作伪证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最后，他痛快地在谈话笔录上签了名并将假借条一并交组织存入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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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证据真实合法保证书

证据真实合法保证（承诺）书

本人就与一案，本人保证向代理人出示并由其用于证明本案有关事实的所有证据材料均系合法途径取得的真实证据，本人对该一切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愿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责任，均与代理人无关。

本人完全明晰该保证和承诺的内容和其具有的法律意义。

承诺人：

二0年月日

诉讼风险知情确认书

本人与等一案，代理人在本人委托授权前就本案的诉讼风险已向本人做了全面详细的说明，加之本人通过其他的法律咨询、媒体网络等途径，本人已充分知悉有关本案的一切诉讼风险，本人愿意对该诉讼风险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相应责任。

确认人：

二0年月日

法律服务费用按时足额支付承诺书

本人与等一案，本人郑重承诺：本人办理委托代理事项后，对于尚未支付的法律服务费和实际办案费用，本人在收到（包括款项进入本人或指定人的任何银行账户、领取现金支票转账支票等有价票据、或者其他可以提前款项的条件成就均视为收到）就本案所取得的费用后按双方约定的费用比例即时支付，收到部分款项的，按已收到部分先行支付，未收到的部分待实际收到后按相应费用比例及时（不应超过三日）支付，否则，本人即授权代理人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和方式直接扣取应付费用。另，本人预交的法律服务费用及实际办案经费，因本人原因终止委托代理法律关系的，本人不予索回。

上述承诺系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视为特别之授权。

承诺人：

二0年月日

第三篇：浅析证人证言的证据保全

浅析证人证言的证据保全

[摘 要]：在日趋成熟的法制社会中，程序上的公平正义日益凸显其重要意义，从而证据制度就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法律制度是否完备及法治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志。如何固定、利用证据材料，使其成功地应用到诉讼（仲裁）中或成为谈判的筹码，已成为律师、当事人工作的重点。我国三大诉讼法对证据的分类中，证人证言都是证据的重要种类之一，而且也是司法实践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在民事诉讼中，证人证言的地位和作用显得尤其重要，因为证人证言是通过主观对客观外界事物的直接反映并借助语言的形式再现案件事实的全部或一部分，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发挥直接证据的证明作用。笔者曾办理和参与办理数十件证人证言保全公证，全部被人民法院采信，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证据，现试以民事诉讼中关于证人证言的规定，来探讨如何办好保全证人证言公证，以期抛砖引玉。[英文摘要]：

[关 键 字]：证人证言，证据保全 [论文正文]：

证人证言，就是通过感官知而了解案件情况的人就自己了解的案件事实向司法或行政机关办案人员所做的口头或书面的陈述。《民事诉讼法》第70条第1款规定“凡是知道案情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该支持证人作证。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作证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最高人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56条明确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是指下列情形：“

（一）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

（二）特殊岗位确实无法离开的；

（三）路途遥远，交通不便难以出庭的；

（四）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无法出庭的；

（五）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前款情形，经人民法院许可，证人可以提交书面证言或者视听资料或者通过双向视听传输技术手段作证。”从以上规定看出，我国的民事诉讼中，证人以出庭作证为原则，以提交书面证言等为例外。众所周知，证人拒绝作证特别是拒绝出庭作证是我国当前民事诉讼实践中的一大难题。证人不出庭作证，证言就可能不被采纳，当事人就因此可能产生不利的法律后果，让自己合法权益的维护难上加难。《民事诉讼法》第67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根据这一规定，当事人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向法庭提供经公证的证人证言，这就降低了当事人提供证人证言的难度，同时也保障了司法程序获取证人证言效力。保全证人证言公证对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解决证人不出庭作证准确有着重要作用。笔者作为一名公证员，在公证实践中，注意到看出《公证法》及《公证程序规则》对如何保全证人证言缺乏系统、完善的规定，如果不能办好，致使经过公证的证人证言轻易地为相反证据推翻，不为法院及对方当事人等各方面的认可，将严重影响公证的形像和价值。如何做好证人证言的保全公证，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对申请人办证目的的审查

申请办理证人证言保全公证的目的通常有两种：一是因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二是事先固定证据而防止将来难以取得。对第一种目的我们应对照《规定》56条来审查。对于该规定中的“

（五）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应根据经验加以判断，如证人患重病住院，有死亡的可能，证人将出国或出差短期内已无法取得联系；证人遭受威逼、恐吓而不能出庭作证等等。对于第二种目的而申请办理的情况通常有：证人患间歇性精神病，以后可能会因发病而取证不能；证人是未成年人；证人是外地人，如不及时取得证据，以后可能无法找到证人等。

实践中还有一种情况，也常常会使当事人或律师申请办理证人证言保全公证，那就是当事人或律师利用公证的法律严肃性、证据效力对证人心理产生的作用，使一些容易受到利益关系影响的证人将来轻易不敢改变证言。在现实中，民事纠纷的发生，证人与纠纷双方当事人大都相识甚至很熟悉，一些证人可能出于亲戚、朋友或利益关系，不愿出来作证或即使作证，但以后又推翻自己的证言。针对这种情况，一些民事纠纷或律师往往会利用公证来固定证言。对这种目的而申办公证的，尽量不办。即使能够办理，应首先重点审查申请人是否有非法目的，是否对证人进行了诱导、胁迫，同时还要告知申请人及证人，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

二、证人资格的审查

证人资格主要有两个方面，即：证人身份的确认和有无作证能力的确认，证人身份是通过有效居民身份证、户口本、单位证明等证件的审查来确认的，冒充他人身份的可能性比较小，公证人员在对证人身份的确认上除了审查相关材料外，还应在证人证言的笔录中记载齐全，并应告之冒充他人作证的法律后果。

审查证人资格中最重要的是确认证人的作证能力。关于证人作证能力的确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第2款规定：“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但对“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解释标准却没有明文规定，通常以民事诉讼能力的标准作为判定依据，为弥补法律规定的缺陷，《规定》第53条第2款作出相应规定：“待证事实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证人。”这一司法解释的实践意义非常重大，充分尊重了客观事实，肯定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作证的资格，扩大了证人的范围，有利于法院查清事实，辨明是非。该司法解释中“待证事实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通常有这样几种：年幼的人，生理状况有缺陷的人，间歇性精神病患者或者患有一般精神疾病的人。

年幼的人能否充当证人，决定因素不是其年龄的大小，而是他自身的智力和健康状况、感知对象的复杂程度及对感知对象的熟悉程度等，对于一些简单的事物，年幼的人不仅能感觉到，而且也能正确表达。这主要依靠公证员的审查来确认，通过分析事件的性质、对象、发生环境、场所，观察他的理解能力，对问题能否提供清晰的回答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只要达到了能正确辨别和表达的程度，即使年幼，也可以作为证人。

生理状况有缺陷的人由于某些感知能力的缺陷，导致其根据缺失的感知能力作出的证言的证明力很少，但根据完好的感知能力作出的证言应当认定。例如盲人，由于视力的丧失辨别是非、正确表达的能力，而且在听觉方面，由于身体机能的补偿作用，他可能有更强的证明资格。《规定》第五十七条规定“证人为聋哑人的，可以其他表达方式作证”。这一规定也肯定了生理状况有缺陷的人具备证人的资格。

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在精神正常情况下，能够完全正确地反映和表达客观事物。患有一般精神疾病的人，象轻度痴呆病人、弱智者等，由于其大脑只是部分地丧失了正常的机能，能在一定程度上正确的反映和表达客观事物。只要待证事实与其智力状况或者精神状况相适应，也可作证人。精神状况可由县级以上医院医生出具证明来确认其作证能力。

当然，在审查证人资格时，还要确认证人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关联性”是我国证据学理论上所称证据“三性”的其中之一，就是说证人必须了解案中事实的一定情况，并且能够证明待证事实的一部或全部。公证确认的证人宜限于耳闻、目睹、触摸等靠感觉直接感知知情的人，对于靠传闻得知案情的人，因此证言具备不确立性，会影响公证的效力，不宜办理。

三、保全方式及应注意的问题

保全证人证言通常采用公证员询问证人的方式。由于公证员对案件事实及证明对象、目的等情况的了解，熟悉程度不如公证申请人（案件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律师），在询问中难完成询问的问题、询问方式带有主观性，稍有偏差，轻则不能达到当事人的期望，重则会对当事人的相对方（案件的另一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构成威胁，其结果将严重影响公证书的效力，为了保证证人证言保全公证的效力，顺利地保全证人证言，笔者认为可行的办法是：由当事人或代理人事先拟定一份询问的问题纲，交公证员审查，认为问题清楚、内容合法后，再由公证员按当事人（代理人）准备的问题逐一向证人发问，并由公证人员笔录。

实践中，应当事人或其代理人的不同要求，公证员还可以采用另外两种方式保全证人证言：

1、保全律师调查笔录的方式；

2、证人发表声明的形式。对于第一种形式，公证员实际处于一种现场监督的地位，由律师对证人发问，并记录整个证言，公证员保全的是律师询问的过程及相关内容，公证书的附件是以律师所作出的询问笔录。这种方式对于公证处来说，审查难度大，风险也大，不宜于采用。对于第二种形式，公证员审查的范围较小，只需审查证人资格，声明书的形式及签名属实。相对而言，公证处的风险系数最低，也正因此，大多当事人（代理人）不愿采用。

办好一件证人证言保全公证，在审查、办证过程中，我认为应作好以下几个具体工作：

1、对申请人办证目的、用途、所提供的证人情况、询问证人的内容（提纲）应进行审查。特别是告之申请人的风险，很多申请人以为通过公证的证人证言，除非对方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法院就可直接采信。其实，根据《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证人只有在符合第五十六条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免除出庭作证的义务。所以，申请人想通过公证证人证言从而达到证人出庭的目的是不可行的。即使符合五十六条规定的情况，由于我国法律对于证人出庭作证权利义务的保障及处罚原则缺乏行之有效的规定，导致法院对证人受主客观因素影响的证言效力（特别是书面证言）普遍存在信任危机，和其他证据材料相比，不注重对证人证言的采信。所以，证人证言保全并不能使当事人完全达到自己的期望。因而在办理保全证人证言公证时，一定要将这种风险告之申请人，这实际上也是降低公证处的风险。

2、在对证人提问之前，应在笔录中询问并记载证人身份情况与案件当事人的利害关系，有无受到威吓利诱，作证是否自愿，告之证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是确保证人证言效力的基础。

3、对申请人和证人的询问应分开单独进行，以免在程序上产生不合法的嫌疑，也避免相互串通作虚假陈述，对多个证人进行询问也应分开单独进行，以免证人之间相互影响，笔录应由公证人员询问、记录、交由证人签名，对未成年人进行询问时，应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其他监护人在场，这是确保证人证言取得程序合法的基础。

4、保全证人证言由两名公证人员办理，其中至少一名是公证员。若公证人员是本公证事项的当事人或当事人近亲属，与本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或与本公证事项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证的应当回避。

5、对年老、患病或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先天性精神病人进行询问，最好能在记录证人证言的同时，将证人作证的整个过程进行录音、摄像、并将书面证言及音像资料作为公证附件。

6、公证书除应具备要素式公证书的一般内容外，笔者认为还应记载对证人身份的确认情况，告之证人权利义务的法律责任情况，证人证言的形成过程等重点进行详细、清楚、完整的表述。【】保全证人证言公证书范例 来源：作者：

申请人：甲______（基本情况）

关系人：乙______（基本情况）

公证事项：保全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

证词内容

一、必备要素

1．申请人姓名或全称、申请日期及申请事项。

2．证人的基本情况及行为能力。

3．保全证人证言或当事人陈述的时间、地点。

4．保全的方式方法。包括：自书、他人代书、公证人员记录、录音、录像等方式，后四种方式的制作人等。

5．保全证据的关键过程：

（1）参与保全的人员。包括：承办公证人员及在场的见证人、翻译等的人数、姓名。

（2）告知证人（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3）公证人员保全过程中所做的主要工作。如就重要问题对何人进行了询问，对取得的证据履行了提示义务等。

（4）通过保全活动取得的证据数量、种类、形式。

（5）证人（当事人）对取得的证据予以确认的方式和过程。

6．公证员结论。应包括以下内容：

证人（当事人）的主体资格是否合法，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取得证据的数量、种类、日期，是否向证人宣读和经证人阅示，证人（当事人）在证据上的签名（或盖章或捺指印）是否属实等。

二、选择要素

1．申请保全证据的原因、用途。

2．办理该项公证的法律依据（公证法规或有关规章等）。

3．对所取得的证据的保全方式及存放地点。

4．公证书的正本和副本。

5．附件 公证书

申请人：甲，男（或女），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出生，身份证号码：______，现住______省______市______街______号。

关系人：乙，男（或女），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出生，身份证号码：______，现住______省______市______街______号。

公证事项：保全乙的证人证言

申请人甲因与______发生纠纷，准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于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向我处申请对证人乙的证言进行保全证据。

根据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本公证员与公证员张______于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______时分至______ 时______分，在______省______市______謃_____号对证人乙就______一事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证人证言》一份共___页，同时对证人乙的上述证言进行了录音，得到录音磁带一盘，已由公证员张______当场封存，并由乙签名予以确认。

兹证明证人乙在上述谈话过程中意思表示真实。与本公证书相粘连的《证人证言》（共___页）的复印件与原件内容相符，乙阅读了原件全文，其在原件上的签名属实；现保存于我处的录音磁带盘所记载的内容为乙亲口所述。

附件：《证人证言》的复印件共___页 公证书

（）______字第______号

申请人：甲，男(或女)，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出生，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现住______省______市____________街______号。

公证事项：保全甲的陈述

申请人甲因______需要，于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向我处申请对其本人有关__________________一事的陈述进行保全证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的规定，本公证员与公证员王______、拍摄人员赵______(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于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______时______分至______时______分，在______省______市______街______号对申请人甲的陈述进行了现场录像和记录，并制作了《谈话记录》一份共______页，得到录像磁带一盘，由本公证员当场封存，并由甲及拍摄人员赵______在封存处签名确认。

兹证明与本公证书相粘连的《谈话记录》(共______页)的复印件与原件内容相符，原件上所记载的内容为申请人甲亲口所述，并经其本人阅示，甲在该记录上的签名(或盖章或捺指印)属实。现保存于我处的录像磁带一盘为现场所拍摄。

附件：《谈话记录》复印件共______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______省______(县)公证处 公证员(签名)______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公证保全证人证言让他赢了官司

http://www.xiexiebang.com 2005年09月23日09:09 检察日报

本报海安9月22日电（丁培培）在民事诉讼中一方当事人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如果证人因故不能出庭作证怎么办？江苏省海安县法院近日一审审结的一起雇员受害赔偿纠纷案中采信了公证机关保全的证人证言，支持了原告毛某的诉讼请求。有专家提示，公证保全证人证言可以提高胜诉率。

2004年3月，毛某到被告鲁某处从事驾驶装载机工作。2004年12月1日晨，毛某驾驶装 载机工作的过程中不慎从装载机上跌落受伤，左肱骨下段骨折住院治疗。到2004年12月15日出院时，他已花费医疗费1．3万元。后来，他在医院建议下又休息了4个月，并进行了第二次手术。

今年2月4日，毛某向海安县法院起诉，要求鲁某给付其误工工资3930元并赔偿因伤造成的经济损失。同年3月30日，因证据不足，毛某向法院申请撤回诉讼。同年6月21日，他再次提起诉讼，并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申请证人到庭作证。但是，法院开庭审理时，他申请的证人未能到庭。毛某称，鲁某获知其向法院申请证人到庭作证后，威胁并阻止证人到庭作证。鉴于这种情况，他请海安县公证处分别对证人曹某、唐某就该案所作证人证言进行了公证，并向法庭提交了公证书。被告鲁某对毛某提供的公证书提出异议，认为公证书仍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到庭接受质询，如果证人没有到庭接受质询，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双方围绕着公证书的效力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法院经审理认为，毛某所提供的相关证据足以证明原、被告间存在雇佣关系；毛某身体受到伤害，有病历、证人证言及公安机关调查的材料等予以佐证；同时可以认定毛某身体受到伤害发生于从事雇佣活动期间。证人证言公证书系国家公证机关经过公证的书证，同时，该公证文书证明的内容为其他证据互为印证。被告鲁某虽然对该两份公证文书提出反驳，但未能提供反驳证据，故应对该公证文书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最后，法庭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判决鲁某赔偿毛某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合计人民币5．3万元。

专家提示

及时公证

保全证人证言

该案涉及到经过公证的证人证言的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二项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从这条规定中可以看出，公证证据优于其他证据。因而，该案中毛某在证人无法出庭的情况下申请公证证人证言的做法值得借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同时还规定，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这也就是说，公证证据一般情况下无须质证，除非有足以推翻公证证据的其他证据。

但是，证人证言具有特殊性，公证机关并不能预先确认证人证言内容的真实性，因此必须进行质证，才能有效地辨别真假或确认其可信程度。另外，证人证言只是证人对案件的某一环节的客观事实的认识，在缺乏左右印证、质证和证据链条串接的情况下，很难作为独立的证据单独使用。所以，质证及法官对整个案件证据的排列、对照、甄别、判断，是证人证言公证文书必须参与的程序。该案法官就是根据原告提供的所有证据综合起来认定了案件事实，并非一味认定公证之后的证人证言效力高于其他证据。

专家提示，为了防止证人因各种原因不能出庭作证给诉讼带来困难，民事案件当事人应注意对证人证言进行公证保全，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案件的胜诉率。

作者：丁培培

（来源：检察日报）

第四篇：把握民族心理

把握“探讨作品中蕴涵的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的深刻内涵

（1）民族心理：

民族心理是指一个民族的整个精神面貌。具体包括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以及民族心理倾向性，如动机、兴趣、理想、信念等。它受一定历史时代、生产力水平和文化背景等客观条件的制约。有的研究者指出，中华民族心理的主要内涵是：富于凝聚力；富于同化力；爱好自然，追求光明；主静，爱好和平；中庸、稳重；一统性；知足。

（2）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

（3）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忠，爱国爱民的坚贞；孝，生生不息的爱心；诚，求真务实的品质；礼，人际交往的规范；信，立身兴业的基石；义，人间正道的向往；廉，清白正气的根基；耻，人之为人的体现。

（4）中华民族人文精神：重要内涵：人的价值、人性的内涵与道德的修养、人格尊严与社会责任心、人的生死以及人的理想等。

核心：关于人的价值观念。

基本矛盾：人与自我的矛盾、人与社会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

人的价值：人的自我价值（人格）、人的社会价值（对社会作出贡献）、人的自然价值（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有益于自然生态的积极平衡）。

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和审美旨趣，当今社会的主流文化、荣辱观和核心价值观等。

进行扎实科学有效的课堂指导与训练

（1）教学原则：简练有效，切忌贪多求全。

（2）训练原则：结合今年各地高考真题，引导学生认真分析文本——问题——答案===自身，反思并总结自身的答题态度与答题方法。

（3）答题思路：抓准“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个重要要素的内在细微的关系与相互密切的联系来答题。（见附图）

（4）训练形势：多题一练、一题多练，当堂训练、当堂指导。

（5）语言表述要求：要显，不能含蓄、笼统；要简，不要罗嗦、繁琐；要通，不要有语病；要选好句式，用判断句、陈述句，不用省略句和问句。

第五篇：非法证据排除VS证人强制出庭（范文）

非法证据排除VS证人强制出庭 ——新刑诉法学习心得体会

非法证据排除VS证人强制出庭

——保护与打击的对抗

作者：余秀才[1]

摘要：

“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衍生出了沉默权及非法证据排除原则，人民主权原则要求公民发扬主人翁精神，积极协助司法机关查处犯罪，故产生证人强制到庭并强制发表证言的双重强制制度，还决定了此与古代的“连坐”在性质有根本区别。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本居于两者中间，但基于伦理、血缘、利益密切性及期待可能性等方面考虑，将之归于被告人一方，适用“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原则，不适用强制到庭，此亦决定了这与古代的“亲亲相隐”有根本区别。视听资料不在非法证据排除之列，使之成为利器的同时，也为侦查机关非法收集之留下空间。

全文共计8589字（含注释1451字）。

关键词：

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双重证明责任、双重强制制度、亲亲相隐

引言：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这是1996年全面修订刑诉法16年来的首次重大修订。此次修正在证据方面作了诸多重大调整，笔者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

1、明文规定了公诉机关和自诉原告负举证责任；

2、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且排除的范围由原来的言辞证据扩展到物证，书证，这实质上规定了公诉机关的“证据本身的有用性和取得程序的合法性”的双重证明责任；

3、明文规定证人强制出庭和强制发表证言，即证人作证的人身和思想的双重强制制度；

4、新增有关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为“窃听”、“窃摄”披上合法外衣。四者蕴含的立法思想的冲突引发了笔者的思考，也就引出了本文。

一、保护与打击的争议

所谓打击，即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从而有效打击犯罪。本文所称之保护，特指保护人权，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轻罪不被重判，有罪的人可以得到公正的审判。我国的刑事政策长期以来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与现代司法公正、人权保障和程序安定等原则相背离。从疑罪从有的有罪推定到疑罪从无的无罪推定，从罪刑人定到罪刑法定，保护观念的改变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保护与打击的对抗仍然是这次刑诉法修改的主题。保护与打击的争议古亦有之，两千多年前，我国伟大的思想家荀子就曾指出：“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有过，宁僭无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2]与秦国商鞅变法时颁布的“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牧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3]相比，完全是两个极端。世界各国历史以来也较多的是重打击、轻保护，以维护人吃人的不平等的阶级统治秩序。但随着西方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的出现与发展，法律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保障人权上。1776年托马斯·杰斐逊在其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明确地指出“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紧随其后，法国在1789年8月26日颁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二条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二战后，国际社会为避免德国、日本等法西斯国家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等践踏人权的历史重演，召开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在此基础上，于1966年12月16日又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从此，世界各国在人权保障方面达成普遍共识，人权保障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何更好地保障人权，也就成为了当今世界各国法律普遍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

在我国，其实早在1944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遗憾的是，受传统秩序本位思想的影响，我国一直提倡集体主义，将国家、集体和公共利益置于首位，从而忽略了对个人权益的保护。但这种思想逐步在转变，自1998年10月5日我国签署并加入上面提到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为顺应历史潮流，与国际接轨，实现该公约，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加强人权保护的政策调整和法律修改——首先2000年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提出了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002年党的十六大紧接着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最具标志性的是2004年第二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胡锦涛2007年更进一步提出了“人民利益至上”。

从“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如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可看出，自由无疑是人权最重要、最核心的权利，处于现代法律价值位阶的顶端。而刑诉法又是与自由具有最密切关系的法，故刑诉法可以说是对“尊重和保障人权”最具影响力的法，这决定了刑诉法确立该原则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否则尊重和保障人权只能是一句空话。此次修改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新刑诉法，虽然2004年修宪时就已确立之，但我国宪法一般不能直接用于司法裁判，故此次修订是对该原则的具体落实，使之由宪法理论进入了实际操作，标志着刑诉法的重心完成了由打击向保护的转移，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具里程碑性的意义。在此影响下，新刑诉法在证据方面作了诸多修改，笔者下面将进行具体分析。

二、非法证据排除的起源及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现状

刑诉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起源于美国，在1791年12月5日通过的《权利法案》中在宪法高度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的一系列原则，其第四条规定了反对非法搜查的内容，第五条规定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和审判必须经过法律的正当程序等内容[4]。这是历史上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最早立法，其所体现的保护人权，防止公权力滥用的价值取向对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有着深刻的影响。随后，美国通过一系列的司法审判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由宪法规定转变为刑事司法实践。在1914年的Weeks V U.S一案中，美国联邦法院在判决书中首次运用了这一规则，判决书写到：“如果信件和个人文件能像这样（指非法搜查和扣押）被没收和扣押并作为被控告犯罪的不利证据的话，第4修正案所宣称的保护公民免受这样搜查和扣押就没有任何价值„„使犯罪受到惩罚的法庭和官员们的努力工作，尽管应受到表扬，但不应该牺牲经过多少年艰辛奋斗而最终体现在基本法之中的重大原则为代价”[5]，最高法院明确宣布使用此类方法获得的证据是对被告宪法权利的蔑视。美国联邦法院虽然很早便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各州在很长时间内都是选择适用之，直到1961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Mappov案时作出裁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样适用于各州法院的诉讼。[6]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才终于在全国范围得到确立和适用。美国由于深受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的影响，采取了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不论其是言词证据还是实物证据，无论其是形式不合法还是获得手段不合法，一律排除。此规则到后来直接衍生出“毒树之果”理论，将由非法证据派生出来的证据也划为非法证据范畴予以排除。

“虽然受到英美法系程序正义观念的冲击和两大法系融合趋势的影响，但大陆法系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态度模糊不已，远不如美国坚决”。[7]德国刑事诉讼法对于非法取得的口供予以排除，但对于非法获得的言辞证据的效力问题却无明文规定，对于通过非法言词证据获得的其他证据是否采用，在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在实务中做法也不一致。法国也规定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方法取得证据，但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原则上认为其有效力。

三、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在我国的确立过程

虽然我国在1979年刑诉法第三十二条中就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对非法方法收集到的证据其效力如何、是否采用则无明文规定，1996年修正刑诉法时，亦是如此。直到1998年12月16日最高检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才正式确立了非法言辞证据的排除原则[8]，但据此收集到的其他证据则不在排除之列，即“毒树之果”理论在我国不成立，这无疑给侦查人员违法收集证据留有空间。

2012年3月修正的新刑诉法，在第四十九条明确规定举证责任由检察院和自诉人承担[9]的同时，在第五十条还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标志着我国对“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的正式肯定和确立，也是“疑罪从无”原则的具体和明确。根据这一原则，侦查人员当然不能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所以新刑诉法在明确规定言辞证据当然排除的同时，还规定了物证、书证亦可排除[10]，堵死侦查人员制造“毒树之果”空间，且进一步明确这些证据“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尽管新刑诉法仍未废除“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之规定，但亦未规定拒绝回答的法律责任，因为规定之是“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原则所不容许的，“无天平的宝剑是赤裸裸的暴力，无宝剑的天平则意味着法的软弱可欺”[11]，故笔者认为，我国现在表面上未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实际上“沉默权”已经确立，从而使“应当如实回答”变成了纸老虎。

四、证人（含鉴定人）强制到庭并强制发表证言之合法性

（一）证人的双重强制制度

新刑诉法规定了证人的强制出庭作证义务，否则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12]，同时还规定了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到庭或到庭后拒绝作证的，最高可处以十日拘留[13]。这些规定确立了证人的人身和思想的双重强制制度（以下简称双重强制制度）。关于鉴定人，虽未规定可双重强制，但规定了不出庭则鉴定意见失效的制度[14]。

（二）只许“法院放火”？

从上面的论述可看出，新刑诉法一方面规定了“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第五十四条），并且从第五十条的规定看，不仅侦查人员、检察人员，还包括审判人员均不得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但另一方面又规定了证人的双重强制制度。这看起来有些自相矛盾，而且有些只许“法院放火”的味道，究竟为何？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之。

1、非法方法仅限于收集证据阶段。仔细研读整个新刑诉法，可知非法证据仅指用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据此笔者将非法证据排除与证人双重强制制度之间的矛盾理解为：（1）适用双重强制制度的前提是在之前的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庭前准备阶段，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或审判人员曾合法地向证人收集过证言，证人曾发表过证言；（2）双重强制制度适用于庭审中的核实证据阶段，开庭时证人拒绝出庭或出庭后拒绝复述证言的始得适用之，如证人开庭时系第一次发表证言的，属收集与核实同步进行，因“收集”不适用强制手段，故应不得适用之。

2、双重强制制度的法理分析。笔者对双重强制制度适用条件的分析，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在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或审判人员调查时，证人曾发表过语言，但证人却拒绝在调查笔录、询问笔录等证言保存载体上签字确认，对这类证人，是否可适用双重强制制度？为解决之，引发了笔者的思考。

不错，公民是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但是否有协助、帮助证明他人有罪的义务呢？我国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秦国商鞅变法时就制定了“连坐”制度，此制度一直被我国封建历代王朝使用，直至清末，在沈家本等人倡导下，清政府才于1905年废除之。可见，古人不仅认为公众有协助、帮助证明他人有罪的义务，且如不证明的，还要受到与罪人相同的处罚。民国时引进西方法律文化，虽废除连坐制度，但与此相类似的“保甲”制度却一直在使用。建国后，连坐及保甲制度均被废止。至此，刑事责任自担原则在我国正式确立。但“连坐”的责任承担方式在民事方面，特别是公司企业的管理中却延续了下来，至今依然大量存在。我国1979年刑诉法和1996年刑诉法，虽然都规定了“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15]，但均未规定证人拒绝作证的法律后果，导致证拒不作证时对其无计可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认为证人有协助、帮助证明他人有罪的义务。

表面上看，今天的双重强制制度似乎是“连坐”制度的复辟，但笔者认为，今天证人协助、帮助证明他人有罪的义务，与当年连坐制度之下的协助义务，在性质上有着根本的区别。连坐是为了打压人民的反抗，维护不平等的阶级统治秩序，陷民众于人人自危的黑色恐怖之中。而今天的证人作证义务，应归结于人民主权原则——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主人，那依据主人翁精神的要求，每个人就都有义务维护国家、社会的稳定，站出来与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打击害群之马，声张正义。从此意义上说，拒不作证则相当于纵容犯罪，应为公众所不能容忍。故此次刑诉法修正时规定证人的双重强制制度在法理上并不违反非法证据排除的原理及传统。同时，基于这些分析，笔者认为，对于拒绝在询问笔录、调查笔录上签名的曾经发表过证言的证人，亦可适用双重强制制度。

3、庭审时更具有公开、透明性，合法性更易得到保障。以前刑诉中各机关活动的合法性监督主要由检察院行使，而检察院不仅是收集证据的侦查机关（自侦案件），又是担当追诉角色的公诉机关，同时还是批捕（对公安机关及检察院自侦部门进行监督）、抗诉（对法院进行监督）的法律监督机关，相当于既是运动员，又是教练员，同时还是裁判员。孟德斯鸠曾言：“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16]陈光中教授也说过：“国家专门机关在追诉、惩罚犯罪过程中，往往不自觉地超越权力、甚至滥用职权，从而侵犯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导致错追、错判，严重损害司法公正”。[17]有的甚至危及生命安全，如2009年发生在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的震惊全国的“躲猫猫事件”。致此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往的侦查阶段不够公开、透明，使国家专门机关行为的合法性无法得到有效的公众监督；针对之，此次刑诉法修改还特别将犯罪嫌疑人可委托辩护人的时间由原来的“审查起诉之日”提前到“第一次被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使辩护制度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排除了以往侦查阶段无辩护的真空。而庭审，处刑事诉讼的核心阶段，也是诉讼参与人最集中的阶段，哪怕是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其公开性、透明度也将强于刑事诉讼中的其他任何阶段，即便是法院审理的全过程中，庭审阶段也无疑是最公开、最透明的，故合法性更易得到保障。

综上，笔者认为，双重强制制度并非“只许法院放火”，而是打击犯罪的需要。

（三）例外规定的法理分析

新刑诉法在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的同时，还有“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的例外规定。原因何在？

我国在西汉时就确立了“亲亲得相首匿”[18]原则，此次修改，似乎是该原则再现。但笔者认为，亲亲相隐原则是基于朴素的伦理道德观念，是为了维护婚姻家庭及尊卑秩序的稳定，从法学上说属人治范畴。如此次修改系该原则的再现，则与当今世界“法治”普遍观念格格不入，不符合时代潮流和发展趋势，无异于历史的倒退，故笔者不敢苟同。其实，无论从伦理、心理还是从血缘上看，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都与其有极密切的关系，甚至实务中应由被告人承担的罚金或赔偿也往往由其配偶、父母、子女履行，故无论从物质利益还是精神利益上，他们均可视为是一个整体。在此情况下，强迫其配偶、父母、子女作证，无异于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故笔者认为，此修改应视为系“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原则的体现。

五、关于视听资料的思考

新刑事诉法虽然将证据的种类由原来七类更改为八类，但实际上仅将原来的“物证、书证”予以拆分，证据种类的实质内容并未改变。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属言辞证据，在修改前的高检规则中就属非法证据排除之列，此次修改仅为用法律形式予以固定；物证、书证更改为可有条件的排除；鉴定意见一般不存在非法形成之可能，但亦规定了鉴定人拒不出庭接受质证的予以排除；堪验、检查笔录的合法性问题一般指侦查机关的内、外部审批手续是否完备，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可“内部整合”，容易弥补，一般不存在非法形成之可能；唯视听资料，完成存在非法形成、收集之可能，可列入“毒树之果”之列，却不在非法证据排除之中，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视听资料中国家专门机关工作人员行为的公开性、透明性及合法性比其他证据更易得到保障。但这也带来诸多问题——

随着高科技的发发展，随着电影《窃听风云》的热播，视听资料的合法性越来越受到民众的关注，成为争议的焦点。针对之，此次刑诉法修正在第二编第二章第七节后增加一节——“第八节技术侦查措施”。这为窃听、窃摄披上合法的外衣暂且不说，最致命的问题是如果侦查机关违反规定非法窃听、窃摄所得的视听资料是否排除未予规定，更未规定侦查人员违规非法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责任，更严重的后果是使第三十八条“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之规定可能无法落到实处——监听的视听资料本属非法证据，但不排除，不仅可能被作为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证据使用，甚至可能被用于追究辩护律师的法律责任。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是证据的根本属性，其中合法性包括来源合法和形式合法，在民事中甚至还包括内容合法（如合同有效的前提是内容合法），故笔者认为，采取非法手段获取的视听资料也应当予以排除，这也算是此次刑诉法修改进步中的不足吧，只能期待下次予以完善。

结语：

此次新刑诉法修改中体现保护与打击的对抗的内容还很多，这本身就是刑诉法中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故这也将永远是刑诉法修订的主题。过多地限制司法机关的权力、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无疑会增加办案难度，使诸多犯罪因证据难以收集而无法及时得到查处、惩治，进而使人民不满，导致司法公信力下降，故限制权力为司法机关所不欲，同时也不能太过。

“刑事诉讼法，不仅是人民的大宪章，也是犯罪嫌疑人的大宪章”，不仅用来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用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故打击与保护是刑事诉讼法宝剑的两边剑刃，不仅立法时要舞好之，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冲突，司法裁判亦然，这就是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由来和理论渊源。以点带面之下，用保护与打击的主线理解、剖析新刑诉法修改内容，或许会容易些。

以上笔者愚见，奉予广大司法同仁同习、共享。

[1] 云南省元阳县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审判员。

[2] 战国·荀子：《荀子·致士》，意思是：奖赏不要过分，刑罚不要滥用。奖赏过分，那么好处就会施加到道德不良的小人；刑罚滥用，那么危害就会涉及到道德高尚的君子。如果不幸发生失误，那就宁可过分地奖赏也不要滥用刑罚；与其伤害好人，不如让邪恶的人得利。

[3] 西汉·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即一人犯罪，全家、邻里和其他有关人员连同受处罚。见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2版，第75页。

[4] 《权利法案》第四条规定：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依据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证，并详细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否则不得发出搜查和扣押状。第五条规定：除非根据大陪审团的报告或起诉书，任何人不受死罪或其他重罪的审判，但发生在陆、海军中或发生在战时或出现公共危险时服役的民兵中的案件除外；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的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

[5]汪海燕、胡常龙：《刑事证据基本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版，第260页。

[6]参见林世雄：《非法证据规则的比较与研究》，载《诉讼法理论与实践》（2003年 刑事诉讼法学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第495页。

[7]汪海燕、胡常龙：《刑事证据基本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版，第268页。

[8] 该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

[9] 新刑诉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

[10] 新刑诉法第五十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11] 德·鲁道夫·冯·耶林著，胡宝海译，《为权利而斗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1页。

[12]新刑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13]新刑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

[14]新刑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15] 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

[16] [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17]陈光中主编：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3版，第11页。

[18] 最早提出这一主张的是孔子，《论语·子路》载：“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西汉时正式确立该原则，见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2版，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