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课程论文须知[精选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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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博士生《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课程论文须知

博士生《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课程论文须知

一、基本要求

一般结合本专业特点和本人博士论文工作的实际,从科技哲学、方法论、发展战略的高度,对其中的自然观、科学思想、认识论、方法论、科学技术观及科技政策、科学技术与社会问题等作出理论总结和科学概括,写出一篇课程论文。有关规定摘要可参见《清华大学研究生工作手册》91页。

学生最晚应在毕业论文申请答辩前一个半月找课程论文指导教师讨论、确定选题、交论文提纲。提纲经认可后,至迟在答辩前一个月进入论文写作阶段。论文写完后交指导教师审阅,不合格者可继续修改。最后不迟于答辩前14天交出正式稿一式三份。指导教师将在一周内按百分制给出成绩。成绩不及格者不得参加答辩,不及格者成绩由指导教师与本所负责人共同评定。

二、一些说明

1·论文提纲要求在1000字左右,正式论文在5000—7000字之间。据以往经验,交提纲和出初稿的时间最好提前一点,以免届时来不及修改而影响论文质量。交提纲时请附上联系电话。论文完成时,请同时送上一份博士论文供参考,事后博士论文将退还学生。2·论文打印格式(节约纸张,不另附封面):

博士生《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课程论文

课程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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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学号:

课程论文指导教师:曾国屏

(交草稿时请附上联系方式:电话、手机、电子邮件地址)

正文题目

正文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的编写体例要求与学位论文的要求相同)

3·国内关于自然辩证法的专业期刊有:《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学研究》、《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系统辩证学学报》等,另外还有相关的自然辩证法书籍等,可到图书馆查阅。

4·欢迎加强联系,有关材料平时可放在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新斋楼一层大厅)曾国屏的信箱里,然后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联系。

曾国屏:sts001@tsinghua.edu.cn ;87568(个人办公室);73013(所办公室);81875(H)1

第二篇:学习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体会

学习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体会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产物。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所以正确理解和认识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下面我就学习这门课程谈两点看法:

一、这理论指导我们如何建设创新型国家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党中央、国务院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紧紧抓住科技进步和创新这个环节,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建设创新型国家,就是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就是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就是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

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激发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

二、这理论指导我们如何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建设必然要与全世界融为一体,要成为世界各国中一个强国,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和为贵的思想。这种思想主要存在于地域观念和血缘关系中,所以传统的封建思想是排外的,狭隘的。不能从全人类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存在与发展,更缺乏人类社会历史观念,也不能从社会历史规律把握社会的发展与改革的节奏。资本主义思想是一种竞争生存观,在空间一定,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只能通过人类的自相迫害,使一部分人失去一部分权利甚至生命以实现另一部分人的欲望。这种思想又将使我们失去民族的优秀传统。不可能保证十三亿中国人的和谐生存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产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又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中发展起来的,有了它的指导,我们能够在继承传统中辩证地学习汲取资本主义先进的文化科学成果。

十七大报告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这就把自主创新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战略性要求。作为一名博士研究生,认真学习和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指导意义,并且在实践中应用,指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篇: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课程论文

浅谈风景园林学与生态文明建设

摘要: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和民族前途的长远大计。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成为我们新的社会发展目标。而在生态文明建设中,风景园林学是其中重要的建设发展内容,是将人与自然、生态紧密联系的桥梁,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本文简要分析了风景园林学的学科内涵,探讨了风景园林学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以及发展现代风景园林学科,积极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风景园林学;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人居环境

党的十八大创造性地提出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模式:“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目前,进一步探索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学科“融入”的具体路径,在学科“融入”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作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主要学科,风景园林学是与建筑学、城乡规划学具有同等学科地位的人居环境建设“三位一体”学科之一,是改善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我国风景园林学从创立之初,就秉承“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把尊重自然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居环境优美健康,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成都的都江堰工程和川西林盘。前者是水利景观,后者是居住景观,但都反映出古人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中所表现的高度智慧,是古代美丽中国建设的典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现代风景园林学也与时俱进,尤其将生态学作为学科发展的重要支撑系统,对于改善人居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政策方针提出之后,风景园林学更受到政府、社会和百姓的重视,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探讨风景园林学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对于更好地使风景园林学为建设美丽中国服务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风景园林学学科内涵

风景园林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现代风景园林学英文名为Landscape Architecture,起源于美国,可追溯至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中文译名至今存在争议,在我国农林院校一般译为“风景园林学”,建筑院校一般译为“景观建筑学”,综合类院校一般译为“景观设计学”等。2011年风景园林学成为110个一级学科之一,2012年全国具有风景园林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的19所院校正式招收博士生。风景园林学是规划、设计、保护、建设和管理户外自然和人工场所的学科。其核心内容是土地的规划设计,根本使命是协调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2010年出版的《风景园林学科发展报告2009-2010》给风景园林的定义是:保护、规划、设计和可持续地管理人文与自然环境的应用型学科和行业。它综合运用科学、技术和艺术手段来保护、利用和再造自然,创造功能健全、生态友好、景观优美、文化丰富、具有防灾避险功能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从而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满足人对自然的需要,并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风景园林学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

查阅有关“生态文明”的资料得知,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明形态。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生态文明也有着

实体、精神、行为等若干层面的特征和要求。

从概念上看,尤其是为人类提供生存、生活和居住环境,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看,风景园林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和重要载体。风景园林是有生命的绿色基础设施,同时又在不同尺度上为人民提供美丽、生态、健康的生产、生活场所,保障人民的健康、安全、生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还体现出生态文明的精神意识,这都与生态文明的实体、精神、行为等方面相契合。

生态是风景园林学的重要特征和外在属性。在长达2 0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古典园林受到佛教、道教、哲学等影响,但始终具有朴素的生态思想,包括天人合一、因地制宜、尊重自然等,对自然进行合理开发利用,这些观念和思想都影响了造园理论和实践。如川西林盘指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川西的农村地区形成了星罗棋布的乡村院落,这些院落和周边高大乔木、竹林、河流及外围耕地等自然环境有机融合,形成一个个优美和谐、形如田间绿岛的农村居住环境形态,是具有几千年历史川西农居生活的实例,也是古代美丽家园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例。又如现代风景园林学积极吸收了西方工业革命后面对工业文明所导致的众多环境和生态问题所采取的一系列经验和教训,如“设计结合自然”、“生态系统设计”等,又如区域性生态规划、河湖环境治理、工业废弃地生态修复、采矿区生态修复等经验,是新时期探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促使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具体体现。可以说,生态已经是现代风景园林学的一条重要脉络和内在特征。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发展风景园林学就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需求,对于提高人们的生态保护思想也有重要作用。3 发展现代风景园林学科,积极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意义

3.1促进学科发展,发挥学科的优势

根据以上分析,风景园林学作为有生命的绿色基础设施,是生态文明空间的重要载体。通过风景园林师的努力,给我们提供了不同尺度的生态、美观、宜居的各种生产、生活场所。风景园林师既是一个引领者,也是美丽家园的建设者。风景园林师从规划设计、组织施工再到后期管理维护都是在认真履行建设美丽中国的使命。但是生态文明建设内涵丰富,与其他专业也有很大的密切关系,如环境保护行业、林业等,这就必然形成了激烈的竞争,从而客观上也为风景园林学科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动力。

3.2改善人居环境,全面建设美丽中国

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现代风景园林学科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学科理论基础上将生态学、景观美学、社会心理学作为学科的三大支撑系统,符合现代社会发展和大众需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践范围上,更是从小尺度的花园、街头绿地到中尺度的公园、居住区绿地、滨河绿地再到大尺度的国土绿化、风景名胜区资源保护等,几乎涵盖所有的城乡建设环境。很显然,只要认真科学的发展风景园林学科,对于全面建设美丽中国,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完全必要而且可行的。

3.3间接促进其他学科和行业发展,从而实现协同发展

现代风景园林学科是一个边缘和交叉学科,包括心理学、生态学、美学、土地学、环境学、文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其学科发展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也和其他学科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因此发展好风景园林学科,也会客观上促进对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从而实现各学科

之间协同发展,形成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良好局面。而这些相关学科和建设美丽中国,都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结语

总之,正如陈其兵老师所说,风景园林师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引领者和实践者。我们应勇于承担和勇于开拓,建设绿色基础设施,增强生态产品,提高生态承载力,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生态文明建设对于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更好地建设美丽中国,做好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社会、各行各业的共同努力。本文仅从风景园林学科角度探讨了其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密切联系,对于如何更好地将风景园林学学科融入到美丽中国建设实践中,在融入中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开展更多的风景园林理论和实践研究。

参考文献

[1]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2]杨锐.风景园林学的机遇与挑战[J].中国园林,2011(5).

[3]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4]陈其兵等.川西林盘景观资源保护与发展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1.

[5]王向荣,林箐.自然的含义[J].中国园林,2007(01).

[6]王向荣,林箐.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的理论和实践[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6.

[7]苏征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建设[J].世纪行,2008(01).

[8]荣开明.论生态文明建设的三个基本问题[J].武汉学刊,2010(06).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课程论文

姓名:xx专业:风景园林学 学号:

学院:xx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指导老师:教授等

第四篇: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课程论文(3000字)

论社会矛盾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不能因此而将和谐社会简单地理解为无差别无矛盾的社会。马克思曾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43页)。和谐社会的目标不是人为设计的,更不是固定不变的。从哲学意义上讲,和谐社会本身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因为没有立足于现实社会的矛盾,对其内涵的科学把握也同样需要建立在矛盾基础上。从矛盾视角来看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就是不断发现和解决那些不和谐的因素,使得矛盾的双方乃至多方在矛盾运动过程中达到平衡和统一,最终表现为双赢或多赢的动态的和谐状态。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深刻变革和调整,利益主体多样化和价值取向多样化日益凸现,人们的思想活动呈现多变性和反复性,由此构成了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社会矛盾的多发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如何正确认识转型期社会矛盾的类型和性质,正确把握其发展规律及特点,正确选择化解社会矛盾的路径和方法,从而取得最佳的社会效果,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是无差别和无矛盾的社会,如何从社会矛盾的角度去评判一个社会的和谐程度和水平?如果可以为和谐社会制定一个可操作的标准,那么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指标:其一是矛盾的表现形式;其二是解决矛盾的能力;其三是预测矛盾的能力。

其一是矛盾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指矛盾的性质和对抗程度。我们应防止出现对抗性的矛盾,要及时化解容易激化的矛盾,决不能积累矛盾和激化矛盾。

半个世纪前所界定的人民内部矛盾,已因各自的利益差别而逐步转为了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经济领域中,是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带来的多种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以及分配不公、失业与就业的矛盾。政治领域中,是党内矛盾、党政矛盾、政企矛盾、干群矛盾以及宗教民族方面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干群矛盾甚至成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思想文化领域中,是改革开放中构成的新观念、新思想与各种不适应改革开发的旧思想、旧观念之间的矛盾。至于这些矛盾表现出来的新特点,是群体性事件多;对抗性增强;利益性矛盾突出;发展趋势更加复杂多变;在群体、城乡、地区、行业等方面的差距中,贫富差距则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全局性矛盾。还有各社会阶层之间,如工农之间、先富阶层与贫困阶层之间、脑力与体力劳动者之间、干部阶层与其他阶层之间,也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矛盾。

如果从矛盾视角将我国当前社会与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加以对比,就会发现有以下几点不同。首先是矛盾表现形式不同。当前我国的社会矛盾表现为显性、易察觉;而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的矛盾是隐性的,不易发现的。其次是矛盾表现强度不同。当前社会的矛盾是比较强烈的,有时局部甚至表现为冲突式的矛盾;而后者的矛盾则是比较弱化的和缓和的。第三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在矛盾面前的地位和作用不同,这一点可以视为二者的本质区别。当前社会人们在矛盾面前,多是处于被动地位,即被动地去解决矛盾;而在未来的和谐社会中,人们更多的是处于主动地位,即能够掌握有效机制进行预测,控制和解决矛盾。

其二是解决矛盾的能力。即矛盾出现后应该有一套机制使矛盾合理、顺畅、尽快地得到解决。

我们党继承并发扬了党几代领导人善于发现矛盾、及时解决社会矛盾的优良传统,从当前社会的现实矛盾出发,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即构建一个“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解决社会发展矛盾的一个总的原则。

在化解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中,调解机制发挥重大作用。现在的矛盾化解主要分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类,各类调解机构和资源都发挥着重要的功能,针对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纠纷交叉性、复合性、相关性不断增强的特点,应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综合性强、权威性高、公信力大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调处机制,通过不断加强各类调解机构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减少相互抵触和消减现象,使之更为有效地发挥调解资源的功效。同时要特别重视社会调解资源的引入,确定社会调解机构的独立性和平等地位,使之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有效手段。其三是预测矛盾的能力。即在矛盾还没有显现时对其进行预测,从而做到防患于未然。

从实现和谐社会的进程来看,这一过程具有长期性,而且是需要不懈努力和奋斗才能推进的动态过程。社会运动是最高级的运动形式,社会矛盾则可视为最复杂的矛盾形式。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攻坚阶段,正值社会矛盾的易发期、多发期和高发期。因此,社会矛盾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构建和谐社会进程的长期性。正是由于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长期性的特点,我们要把握规律,由事后处置变为事前预防,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实效性。

首先要拓宽表达渠道。在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利益差别的环境中,每一种利益群体都需要足够的空间和渠道,表达意见,宣泄情绪,参与政府决策,捍卫自己的权益。因此,进一步拓宽表达渠道,让公民有表达意见的自由,有参与政府决策的权利,是疏解社会对立、化解矛盾的必要路径。当然,在拓宽表达渠道的同时,也要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党和政府则要建立规范的对话、协商和处理问题的反应机制。其次,是要建立“事前”预警机制。立足于“治早”、“治小”、“治好”,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情报信息网络,及时准确地掌握各种社会矛盾和不安定因素。通过认真细致地排查梳理,未雨绸缪,形成指挥统一、功能齐全、反应灵敏、处置有效的应急机制,牢牢把握处理社会矛盾的主动权。

综上所述,我们党提出的和谐社会,其和谐性体现在动态发展过程中。它是能够尽早地发现矛盾,尽快地解决矛盾和尽可能地预测矛盾的社会;一个有矛盾而能妥善解决、有差别而不对抗的社会;一个多质、多元的“和而不同”的社会;在处理人与社会(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进程中实现和谐发展的社会。用最简练的语言概括其本质特征,则可用“安”与“活”两个字,即“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其含义就是“安而不乱”,“安而不死”,“活而有序”。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应防止片面强调和谐而走向极端,使人们产生误解——尤其是对人民群众来说——认为和谐社会是完美的、没有矛盾可言的社会。这种误解一方面容易使人们期望过高从而失去信心;另一方面,可能使某些人陷入空想,从而忽视了实现和谐社会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党从实际出发,依靠全党上下同心同德和全国人民的齐心协力,通过长期奋斗和不懈努力完成实现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

第五篇: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课程论文2(3000字)

浅析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

对于具体的社会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马克思主义

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 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 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 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 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 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 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 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

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 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

解决社会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 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 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 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首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到

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 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唯名论认为个人对社会具有先在性,个人是先于社会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离开个人及其行为,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便不复存在,社会或集体仅是“个人的聚集”。因此,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个人主义”,即认为只有从个人行为角度,以个人为分析基点,才能对于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唯实论认为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生活形成社会,但社会不是“个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类”的,它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塑造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因而社会并不源于个人选择,相反,个人选择假定了社会的先在。因此,从社会唯实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即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群体、制度和社会为5J-"析基 点,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无论是“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它们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片面认识,因而都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哲学。“社会独特论”只看到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独特性,即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人文科学方法论而忽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反,“社会类似论”则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而忽视了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论而忽视人文科学方法论。“社会唯名论”只看

到了社会中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及其客观性、物质性、整体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忽视“方法论整体主义”。“社会唯实论”则看到了社会及其客观性、整体性、物质性,而忽视了社会由以构成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忽视“方法论个人主义”。

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不同于片面的“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社会唯名论”以及“社会唯实论”等社会哲学,它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既对立又统一,构成了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而社会同自然界对立统一的基础及其相互作用的根本途径就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劳动;人类社会是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双重关系的统一,实践是这种双重关系统一的基础,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历史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辩证关系,人的活动既改造着自然、社会和人本身,又要受到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制约,人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因而现实的社会既类似于自 然又不完全相同于自然,既超越个人的特性又基于个人及其活动,它是自然和精神、客观与主观、客体和主体、整体与个人相统一的完整而全面的过程,这一过程基于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以这种全面而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不仅能消除以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而形成的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在对立(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的之间的对立),而且能使得这些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融合起来。

总之,我们所要建构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史上一种真正独立、科学而完备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它来指导 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必将推动社会科学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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